社稷坛原址是辽、金时代的兴国寺，元代改称万寿兴国寺，明代始改建为社稷坛，清代沿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美军司令部就设在社稷坛。辛亥革命后，废除了祭祀社稷的制度。1914年将社稷坛改建为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
皇家祭坛：天坛
天坛是明代皇帝祭天和祈求丰年的地方，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皇帝都把祭祀天地作为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而祭祀建筑在帝王的都城建设中举足轻重，必定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最高的技术水平和最完美的艺术去建造。明朝营建的天坛，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祭祀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天坛共占地27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比北京故宫的面积还要大两倍多。它以严谨的规划布局，奇特的建筑结构，瑰丽的建筑装饰著称于世，是我国象征“天”的一座坛庙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的一颗明珠。
天坛包括圜丘和祈谷二坛。圜丘坛在南部，是后来于嘉靖九年(1530年)营造的，是祭祀天神的地方。四周绕以红色宫墙，上饰绿色琉璃瓦，俗称“子墙”。子墙四周各有一大门。北门叫成贞门，也称北天门；东门叫泰元门，也称东天门；西门叫广利门，也称西天门。南面正门叫昭亭门，也称南天门。祈谷坛在北部，是祈求丰收的地方。依照古人“天圆地方”的思想观念，天坛围墙平面南部为方形，象征地象，北部为圆形，象征天象，此墙俗称天地墙。
天坛的主体建筑均集中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圜丘”、“祈谷”两坛也在这条中轴线上，各个单体建筑之间用墙相隔，并由一座长360米，宽30米的石桥相连。
祈年殿除祈谷坛和圜丘坛之外，天坛还有两组与众不同的建筑群，即斋宫和神乐署。斋宫实际是座小皇宫，是专供皇帝举行祭祀礼前斋戒时居住的宫殿，也有城河围护。神乐署则是隶属于礼部太常寺，专门负责祭祀时进行礼乐演奏的官署。它是一个常设机构，拥有数百人的乐队和舞队，平时进行排练，祭祀时负责礼乐。署衙的位置在外坛西部，与斋宫隔墙相邻，是一组标准的衙署建筑。
天坛的主体建筑是祈年殿，祈年殿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每年皇帝都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祈祷五谷丰登。祈年殿呈圆形，直径32米，高38米，是三重檐亭式圆殿，宝顶鎏金，碧蓝琉璃瓦盖顶；殿内九龙藻井极其精致，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大殿结构十分独特，不用大梁和长檩，檐顶以柱和枋桷承重，中央的四根立柱高19.2米，代表一年中的四季，外围两排各有12根柱子，分别代表十二月和十二时辰。大殿建于高6米的三层汉白玉石台上，回音壁使大殿产生出高耸云端的巍峨气势。
天坛中有两件宝物：三音石和回音壁。
先说三音石。皇穹宇殿门外有一条由大长方石铺成的甬道，站在甬道第三块石板上，敞开殿门，并将全殿窗户紧闭，使殿门到殿内正中神龛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然后面对殿门说话，就可以听到非常洪亮的三声回声，而且站在殿外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由于这声音是在供奉“皇天上帝”的建筑里发出来的，并且回声很大，就有了“人间偶语，天闻若雷”的说法。这些石板也被称为“三才石”，取天、地、人三才之意。当然，人们必须站在人石上说话，为让“皇天上帝”听到，还必须打开殿门，而说话的回声便是“皇天上帝”的回答。
再说回音壁。回音壁其实就是皇穹宇的围墙。由于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墙面又很光滑整齐，对声波的折射十分规则。只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后，贴墙而立，一个人靠墙向北说话，声波就会沿着墙壁连续折射前进，传到一二百米的另一端，无论说话声音多小，对方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给人造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被称为“回音壁”。
朱元璋夫妇长眠的明孝陵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坐落在紫金山南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独龙阜北依钟山主峰，阜高150米，林壑幽深，紫气蒸腾，自古就有“发地多奇岭，千云非一状”之说。山南是开阔的平原和幽渺的前湖，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堪称风水宝地。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开始为自己筹建陵墓。洪武十五年(1382年)，皇后马氏去世，朱元璋就将马氏葬入正在修建中的陵墓，因为马皇后的谥号为“孝慈”，所以这座明代第一陵被称为“孝陵”。孝陵从洪武九年(1376年)开始筹建，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动用10万军工，前后历时38年之久。
相传，朱元璋死后，为了防止后人盗墓，曾于同一天从南京13个城门同时出殡，而且车马仪明孝陵仗完全相同，使人难辨真伪。当年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鹿鸣其间，气势非凡。
孝陵是我国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几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自最前面的下马坊至后部的方城，纵深达2.62公里，围绕孝陵的红墙，周长22.5公里，相当于京城城垣长度的三分之二，可见规模之宏大。明孝陵的朱红大门坐北朝南，正对梅花山，门额上书“明孝陵”三字。碑亭后原建有两御亭，西边叫宰牲亭，东边的称具服殿。
明孝陵总体布局分两部分：一是导引建筑的神道，二是陵寝主体建筑。沿神道依次有：下马坊、禁约碑、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碑亭、御桥、石像路、石望柱、武将、文臣、棂星门。过棂星门折向东北，便进入陵园的主体部分。这条正对独龙阜的南北轴线上依次有：金水桥、文武方门、孝陵门、孝陵殿、内红门、方城明楼、宝顶等建筑。
孝陵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将以前历代帝陵前的笔直神道改成一个弯曲的形状，颇出人意料。因此，自明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近年来有关神道弯曲的种种推测更是此起彼伏。流行的三种说法是，一朱元璋是农民出生的皇帝，做事随意，包括建自己的陵墓也别出心裁；二朱元璋要让孙权这条好汉给他的陵墓看大门，所以避开梅花山使神道变得弯弯曲曲；三朱元璋尊重自然，顺应山水形势，设计出了这座前无古人的陵寝布局。
明孝陵神道石像孝陵的神道以弯曲幽长有别于历代帝王陵前道路的宽阔直接，一直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并由此附会出很多传说。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取得“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崇仰天象，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
陵墓的神道从四方城开始。四方城内有立于龟趺座上的石碑一块，碑高8.78米。碑文由朱棣亲撰，明孝陵神道望柱计2746字，详述明太祖的功德。碑座、碑额雕琢瑰丽。神道由此向西经外金水桥，绕过梅花山再折向北，长约1800米。其中段为石象路，这段路上相向排列着12对石兽，分别是狮、骆驼、象和马等6种，每种两对，姿态是一对伏，一对立。后面是一对高大的华表，上雕云龙，气势非凡。折向北面的神道上分别列着4对身着盔甲或蟒袍的文臣武将。石人石兽的体型都很巨大，是明代石刻的艺术珍品。
孝陵的主体建筑，包括正门、中门、享殿、大石桥、方城和宝城。中门已毁，须弥座台基上有清代修建碑亭1座。享殿仅存台基，台基前后有阶石，台基上有大型柱础56个，推断当年的享殿应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后部宝城用巨石砌成，城南面中间有拱式隧道，上部明楼已毁，尚存四壁和柱础。孝陵的建制和布局基本沿用了唐宋的做法，但在坟丘形制上，陵寝的布局却有所变化，即改方坟为圆坟，外建圆形宝城，合上下宫为一处，并新设明楼等。
孝陵在清初保存尚好，但到了咸丰年间，清军攻打太平军时，孝陵遭到了严重破坏，享殿等建筑成为一片废墟。
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陪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的妃嫔达46人，宫女达12人。这些妃嫔都是在朱元璋死后被太监用绳索吊死的。由于明朝正史没有记载，殉葬妃嫔宫女葬在何处，成为数百年来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谜团。
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十三陵(1)
十三陵是明代十三个皇帝陵寝的总称，位于北京天寿山麓，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为盆地。在广阔的盆地上，埋葬着明代13个皇帝、23位皇后和众多的嫔妃、太子、公主等，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建造用时长达200多年(1409～1644年)，工程极为浩大。
十三陵陵区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各陵均依山面水。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是陵区第一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前。此后明朝营建的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等十一陵分别坐落在长陵两侧山下。陵区中部长达七公里的长陵神道(总神道)与各陵相通。崇祯帝朱由检的思陵是最后一陵，位于陵区西南隅。十三个皇帝的陵寝，建筑风格、整体十三陵石牌坊布局基本相同，均前方后圆，只有面积大小、筑饰繁简略有差异。其中，建筑最为雄伟的是长陵，结构最为精美的是永陵，规模最小的是思陵。
沿陵墓中轴线，分别有石牌坊(石牌坊是陵区最南端的建筑。该坊五门六柱十一楼，高14米，宽28.86米，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早的石坊)、大宫门(大宫门是陵墓区的正门。门分三洞，旁连40公里围墙。门前竖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碑楼(该楼为重檐顶四出陛，楼内存长陵的神功圣德碑，3000余字，明成祖陵长子仁宗朱高炽撰)、石象生(神路两侧有一组石雕群，24兽，12人，共18对，36个。包括狮子、獬豸、骆驼、麒麟、马、象各4匹，二卧二立。武臣、文臣、勋臣各4人)、棂星门(6根门柱形似华表，三门额坊中央雕有石刻火焰珠。棂星门北有7孔汉白玉神桥一座，通往长陵陵门)。
十三陵的神路尉为壮观。关于神道两侧的石人和石马，有两个传说。
对于石人和石兽身上的伤，当地有个传说：石人和石兽白天不动，晚上则到附近村里祸害百姓。百姓震怒，就把石人打得遍体鳞伤，伤了石人的元气。此后，无论白天黑夜，石人都在原位不能再动了。
对于12尊石人，4匹马的传说更耐人寻味。传说石人有12尊，但马只有4匹，不够每人一匹。由于谁都解决不了宣宗皇帝所要求的“十二石人要备十二匹马，而且不得在神路两旁立卧四匹以上的石马”这一难题，宣宗皇帝为此杀了很多人，最后一个中年人把皇帝带到神路旁指示天机。原来那两个武臣的后身，各有4匹浮雕石马，活脱逼真，与卧在神道上那4匹加起来，正好凑够12匹之数，没有违背“不得在神路两旁立卧四匹以上的石马”的要求。这汉子原本是参与雕刻石人的石匠，他认为12石人应有12石马，而且早就雕成了四明八暗的样式。后来，汉子为阻止皇帝滥杀无辜，才道破了天机。事后，他悄然返乡种地去了。
长陵是在朱棣亲自主持下修建的，于永乐七年(1409年)破土动工，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朱棣把死去的皇后徐氏的尸骨从南京迁葬长陵。宣德元年(1426年)，长陵最后竣工，历时15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于北伐蒙古之军中，与徐皇后合葬长陵。长陵稜恩殿长陵是十三陵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座陵墓。陵门内有三进院落，陵门至棱恩门为第一院落，第二院落便是过去皇帝谒陵时举行祭祀仪式的棱恩殿，面阔9间，进深5间，总面积1956．44平方米，内竖60根不加粉饰的楠本巨柱，高14米，直径1．17米，这座楠木巨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是我国古建筑中罕见的珍品，也是北京地区保存下来的最大而又完整的明代建筑。第三进院落从内红门至明楼，院内前部有二柱牌坊，依次为石五供、明楼和宝城。
昭陵是穆宗朱载垕和皇后李氏、陈氏、李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南2.5公里的大峪山下。这里依山傍水，环境优雅，占地面积3.5公顷。昭陵也是按前殿后寝格局修建的，前面是两进方形院落，长187.5米，宽95米。后面因地势修为纵向椭圆形的宝城，周长约440米。中轴线上的建筑从前至后依次有碑亭、石桥、陵恩门、棂星门、石五供、明楼、宝顶等。陵思殿前两侧对称地建有配殿和神帛炉。宝顶下面是玄宫(即地下宫殿)。与其他陵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进深8.1米，高6.75米形同新月的全封闭式月牙城，俗称哑巴院。据说建陵初期，修建陵墓的工匠、民工都要等陵建成后到此处被迫吃药，变成哑巴，以免泄露地宫秘密。
定陵地宫前殿定陵出土的金壶、金爵定陵位于长陵西南约一公里的大峪山下，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和他的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陵寝。定陵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历时6年竣工，役使军匠、工匠达3万余人，耗银800万两，占地18公顷。定陵地宫于1956年发掘，1958年完工，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地下宫殿距墓顶27米，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宽敞的殿堂组成，总面积1195平方米。地宫内全部是石结构，为拱券式无梁建筑，殿门均用汉白玉雕成。地宫前殿是空的，中殿放有三个汉白玉石雕宝座和三盏“长明灯”。左右配殿放有棺床，但没有棺椁。后殿是地宫最大的一个殿，地铺磨光花斑石，棺床上放置着帝后棺椁，皇帝居中，左右各一个皇后棺椁，周围放着26只朱漆木箱，内装随葬器物。
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十三陵(2)
长陵、定陵和昭陵是目前开放的三座陵墓。
献陵是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合葬陵，位于长陵西侧的黄山寺。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死，终年48岁，在位仅10个月。死前遗诏：“朕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献陵是明十三陵中除末代皇帝崇祯思陵外，最为简约的一座帝陵。史家在评价十三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
景陵是宣宗朱瞻基和皇后孙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左侧的黑山。朱瞻基是仁宗的长子，是明代前期的守成之君。景陵也是较为俭朴的一座帝陵。景陵自宣宗死时即动工，断断续续到天顺七年(1463年)才完工，历时达28年。
裕陵是英宗朱祁镇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2公里的石门山下。英宗在位期间，由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明王朝的衰败由英宗始。英宗一生虽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其临死之前却做了一件令后人称道的好事，废止了明代开国以来妃嫔、宫人殉葬的制度。裕陵始建于天顺八年(1464年)，蒯祥和陆祥两位技艺高超的技师督工，参加营建的工匠有8万余人。
茂陵是宪宗朱见深和皇后纪氏、王氏、邵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3公里的宝山下。茂陵是明朝第一个一帝三后的合并陵墓。每日用工数万人，历八月即成。
泰陵是孝宗朱祐樘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约3.5公里的史家山下。因孝宗生前好舞文弄墨，故史家山又称“笔架山”。泰陵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开始修建，同年十月葬孝宗。
康陵是武宗朱厚照和皇后夏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南约5公里的金岭山下。朱厚照的荒淫无道是明帝中较突出的一个。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死，终年31岁，同年五月葬康陵。
十三陵分布图永陵是世宗朱厚熜及皇后陈氏、方氏和杜氏的合葬寝陵，位于长陵东南1.2公里的阳翠山，是继长陵后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陵园。世宗在位45年，修建永陵竟用了12年的时间。
庆陵是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刘氏、王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约1.5公里的黄山陵下。庆陵的地上建筑自天启元年(1621年)动工，到天启六年(1626年)，历时6年。
德陵是熹宗朱由校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东约2.5公里的潭子峪。德陵是明朝营建的最后一座帝陵，始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用了近5年的时间方建成。
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墓，位于陵区西南约6公里的锦屏山下。思陵在明朝时仅是皇贵妃田氏之墓。崇祯帝自缢煤山后，葬入田氏墓中。清入中原后，才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与其他诸陵比，思陵规模不大。
明末清初，陵区内的部分建筑受到破坏，此后其他建筑也不断残损。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到五十二年(1785～1787年)对十三陵的主要建筑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修葺。民国建元后，北平市政府又于1935年修葺了长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对长、献、景、永、昭、定、思七陵和神道建筑进行修葺，发掘了定陵地下宫殿。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长、定、昭三陵和神道四处景点对外开放。
F0 6 明代的内阁
朱元璋废宰相(1)
大明天子之宝印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是辅佐专制君主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汉代名相陈平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上下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由于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领百官与皇帝对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现谋权篡位的严重后果。所以自从宰相制度设立以来，皇帝和宰相的斗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日益走向高度专制集权，宰相也日益成为皇帝直接统命百官、掌控天下的绊脚石。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个人专制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无论政事大小，都亲自处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宰相始终在威胁着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经过多年的考虑和谋划，他终于下决心废除宰相制度。
大明天子之宝印朱元璋即位后立了两个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由于当时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所以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之手。史称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很好，彼此意气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长看做是萧何、张良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到军资供应，李善长经常参与。明朝建立后，许多政策、法规、制度、礼节和仪制等，也都是由李亲自制定，或者由他牵头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然而，明朝建国以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从而导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朱元璋也对李越来越不满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为长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他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尽职而有愧于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家去了。李善长退休后，由于徐达仍然在进行北伐，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于是提拔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汪广洋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能力一般，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和他的旧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于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而汪广洋被降为右相。不久，汪广洋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到了广东，不久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于是胡惟庸大权独掌，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独断专行，趾高气扬，权倾一时。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来，同时他还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企图陷害徐达。后来朱元璋的重臣刘基(伯温)暴病而死，于是朝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言，这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决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结党谋反，朱元璋立即下令严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淮西集团被一网打尽。洪武二十六年，又大兴蓝玉党案，再次屠杀一万五千多人。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得一干二净。
另外一个丞相徐达也没有能够善终。洪武十八年，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几个丞相全部被杀。
胡惟庸、蓝玉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受到牵连的人很多是无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为了消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明代官吏常服这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寻找借口，他废除丞相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设置丞相就会“不旋踵而亡”，而是在于丞相权力过大，容易造成皇权的削弱。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为了使皇权兼并相权，以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早在1934年曾经撰文《胡惟庸党案考》，指出朱元璋兴胡蓝之狱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孙懦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朱元璋废宰相(2)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相沿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销声匿迹，君权、相权合二为一，使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最顶峰。从唐代中期以后君主集权和分割相权的总的趋势来看，明代最终废除宰相制度，也是宰相制度的必然归宿。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内阁的形成(1)
明《杏园雅集图卷》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大权独揽，他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政府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大小庶务，事必亲躬，每天批阅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件。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件事情，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开始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不久废除“四辅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侍从皇帝左右，随时备皇帝顾问，这就是“内阁”的前身。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场所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内廷，所以他们也明代大学士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官阶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在朝廷的地位并不高。上朝时，大学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书的后面。太祖时，内阁学士仅仅是皇帝的顾问，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问他们，让他们拿出意见，以供皇帝参考。从前批阅奏章是宰相的事，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只好亲自批阅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较勤政能够亲自处理政事，只是有时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拟旨，大学士只是充当秘书角色。
内阁刚刚设立的时候，它的权力根本无法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内阁大学士也不同于丞相。朱元璋对内阁做了严格规定：如内阁下面不得设置任何属僚，内阁大学士的官阶为五品，他们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无权干预其他部门的事务，不得参与签署诏令，更无权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下达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门奏事也不许报告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责仅是“详诸司奏启”，名称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可见内阁大学士纯粹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所以起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决策大权是被皇帝控制着的。洪武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使内阁的设立制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这时内阁的职权范围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朱棣虽然不敢违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议置丞相的规定，但又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挑选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而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加以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参与讨论国家的核心机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当政的22年中，内阁学士的品级依然很低，一直都没有超过正五品。
明《杏园雅集图卷》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的形成(2)
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还能亲自到内阁商议政事。但是后来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而是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有几个皇帝甚至长期不问政事，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从宪宗到熹宗，前后167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更不用说到内阁议事了。于是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就开始通过太监沟通。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就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有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也交给了太监，明英宗以后，宪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都大力压抑和控制着内阁，使明朝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巴结太监。因为内阁学士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只能通过给太监行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而这一切，恐怕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明称贤相，必首三杨”(1)
杨士奇像所谓“三杨”，指明朝前期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们都是历经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四朝(1403～1449)的宰辅重臣，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因居地、郡望不同，时人称杨士奇为“西杨”，杨溥为“南杨”，杨荣为“东杨”。在他们的合力辅佐下，明朝在洪武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出现了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大好局面，因此，《明史》有“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说法，可见，三人确实是居功至伟。
杨士奇(1365～1444)，明江西泰和人，名寓，号东里，字以行。年轻时曾在湖广一带做塾师多年，靠教书维持生活。杨溥像建文初年在王叔英的举荐下入翰林，充编纂官，参与了《太祖实录》的编修工作。永乐初与解缙等七人同时被朱棣选入内阁。仁宗即位后，以东宫旧臣的身份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仁、宣二帝时期及英宗初年，长期主持内阁。他知人善任，引荐于谦、周忱、况钟等人。为官清廉，为天下楷模。后来因为儿子杨稷犯罪受到牵连而被迫辞职，死后谥号文贞。著有《东里文集》、《文渊阁书目》，辑有《历代名臣奏议》、《三朝圣谕录》等。
杨溥(1372～1446)，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字弘济，建文进士，授以翰林编修。永乐年间侍奉太子，为洗马官。后来因为受太子遣使迎接皇帝迟到，为汉王陷害，关进监狱十年，在牢房中读书不辍。仁宗即位后，杨溥获释。主持修建弘文阁，宣宗登基，将杨溥召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共同掌管机务，并升为礼部尚书。英宗初年，获少保头衔，晋升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定，著有《水云录》、《文定集》等。
杨荣(1370～1440)，字勉仁，初名子荣，明福建建安(今福建省建瓯)人。建文元年(1399年)参加福建乡试考中第一，建文二年(1400年)礼部会试名列第三，殿试获二甲第二，赐进士杨荣像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1402年)成祖攻下南京后准备登基时，杨荣拦住他的马头对成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句话使朱棣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太祖陵)。因为此事，杨荣给成祖留下极好的印象，永乐初杨荣与解缙等七人同时被选为文渊阁大学士。由于他思维敏捷，足智多谋，深得朱棣赏识，多次随成祖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仁宗即位后，先后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宣宗时又加少傅，赠太师。正统五年(1440年)退休回家，死在返乡的路上，时年70岁。英宗赠封杨荣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并举行国祭，遣官护送灵柩还故里隆重埋葬。他著有《后北征记》、《杨文敏集》等。
三人皆于建文帝时期进入翰林院，前后侍奉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代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朱高炽嗣位，杨溥入内阁与杨荣、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开始了三杨共同辅政时期，仁宗勤于政事，修建弘文馆，与大臣们谈论经史，不知疲倦。三杨帮助仁宗制定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俨然一派和平景象，创下了明朝政治中的一段佳话。
三杨中杨士奇先后受到仁宗、宣宗、英宗三位皇帝的重用，他在文渊阁处理政事四十年，任职时间是明朝最长的。他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处，兢兢业业，关心民情，请求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逃民，惩治贪官污吏，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慧眼识人，善于选拔新人，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后来都成为明朝名臣。杨荣在文渊阁任职也长达三十八年，他机敏通达，善于观察，思维敏捷，多谋能断，深受成祖赏识。成祖性本威严，凡遇大臣议事未决，或至发怒，只要杨荣到了，成祖马上就会变怒为喜，议事就会有好的结果。成祖注重边政，杨荣以通晓边务为成祖所倚重，他曾五次随君出塞，两次巡边。重修太祖高庙实录，总裁仁宗、宣宗实录。成祖誉为岁寒松柏，仁宗赐银印，文称“绳衍纠缪”，给他凭借此印可以上疏密奏朝政好坏的权力。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却未恃宠骄矜，仍坚持他“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这二人各有长处，能够互为补充，取长补短，正如明宣宗朱瞻基所言：“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处处以国家大事为重，能够相互谅解，不以个人恩怨影响国家事务。据史书记载，杨荣有时不能廉洁奉公，曾经多次接受边关大将馈赠的良马。事情传到宣宗耳中，于是宣宗向杨士奇对证，杨士奇却大力称赞杨荣长于军务，是他和其他朝臣所不能相比的，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的小错误就抓住不放。宣宗听完则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不仅没有愤怒的表示，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他一样信任杨荣。后来杨荣听说了这件事，感觉自己非常对不起杨士奇，内心十分惭愧，从此二人尽释前嫌，视为知己。
杨溥不像他们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但是他操守很好，朝中大臣都很服气他。宣宗十分信任这几位阁臣，对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能够认真对待，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史书记载说：“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在三杨执掌内阁的时期里，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的“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的形成，三杨功不可没。
“明称贤相，必首三杨”(2)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去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拥立朱祁镇为帝，就是英宗。朱祁镇是宣宗朱瞻基长子，宣宗驾崩时，朱祁镇年仅9岁，于是朝臣有人欲立哀王为帝。在杨士奇、杨荣等人的力争下，朱祁镇终于继承皇位，以第二年为正统元年。三杨在这非常时期的正确做法使仁、宣时期“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的安定局面得以继续维持。同时，由于英宗的登基是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重臣努力的结果，所以英宗自然十分仰仗他们，于是三杨依然在朝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能够遵从宣宗遗嘱，在太皇太后的领导下尽心辅佐幼主，对稳定明王朝政局、保持良好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侍奉朱祁镇读书的太监王振因善于迎合朱祁镇的心理，深受朱祁镇赏识。朱祁镇即位后不久，升任他为司礼监太监。他倚仗英宗的宠信，多次私自作决定，干预朝政，压制百官。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正月末，太皇太后准备诛杀王振，英宗带着五位辅政大臣为其求情方免一死。此后，王振虽有收敛，但太皇太后及三杨死后，他便开始飞扬跋扈，开明朝宦官把持朝纲之先例。
三杨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而且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台阁体”就是明代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流派。“台阁体”的代表作家就是三杨，杨士奇的代表作是《东里文集》，杨荣的是《杨文敏集》，杨溥则有《文定集》，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因为成员多为台阁重臣，所以他们的诗文便被称为“台阁体”。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包容在内。“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现实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骋的气度，徒有华丽的形式而已。但是由于三杨及其成员的政治地位，使许多追逐功名利禄的士人拼命学习，得官之后也竞相摹仿传习，以致相沿成风，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
“纸糊阁老”万安(1)
万安(生卒年不详)，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循吉，四川眉州人。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万安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宪宗成化初年，万安升为礼部左侍郎。成化五年(1469年)被提拔进入内阁，参与处理国家政务，同时仍兼翰林学士。同年又升为詹事。万安有个朋友叫李泰，是宦官永昌的养子，年龄比万安小，但是万安却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所以两个人关系很好。他们官位相同，但是后来每当有了升迁的机会时，李泰必定要让给万安，所以后来万安的官职一直比必李泰高，到了选拔官员进入内阁的时候，李泰再次把机会让给了万安，并且很有把握地说：“你先进去，我不用担心我进不去。”由于这个缘故，万安才得以进入内阁，而李泰后来竟然暴病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