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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山东盐业生产状况
一、明代的山东盐业 明代，制盐行业由户部掌管。当时，全国共设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盐使司下设有分司，分司下设若干盐场。山东盐业的生产与管理也按照这个结构运行。《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曰滨乐；批验所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山东各盐场在官方督导下从事盐业生产，产量基本保持稳定。《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洪武二年十一月己丑条记载：“设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岁办大引盐一十四万二千五引有奇。”这是指明初山东的盐产情况。当时每引合400斤。进入弘治时期，改行小引，每引合200斤，但总产量未变。万历时期，据《山东盐法志》卷末《附编》记载，山东盐场引盐数额仍然保持在十五万左右，与明初相差不多。 明朝政府在山东海盐产地设有19个盐场，维持着元代盐场建置的基本格局。这19个盐场是：信阳、涛雒、石河、行村、登宁、西由、海沧、王家岗、官台、固堤、高家港、新镇、宁海、丰国、永阜、利国、丰民、富国、永利。 在山东各盐场中，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充足，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产业群体。《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八八卷引明人章潢《图书编》就说：“登莱濒海多盐徒”。盐民灶户主要聚集在各个盐场周围。顾炎武《肇域志•山东五》诸城条记载：“信阳镇依山负海，设有巡检司、盐课司。灶户多居之，煮盐捕鱼为生。”在明初时，山东沿海地区已拥有较多的灶丁数额。《明太祖实录》卷一三○洪武十三年四月庚辰条曾记载：“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奏：所辖一十九场，灶夫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丁。”众多劳动力的参与，使得山东沿海各盐场均保持着有效的生产能力。 制盐业在当时的山东沿海地区属于支柱产业，尤其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滨州河海区域，盐业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收入。隆庆年间曾任利津知县的贾光大有诗描述：“古城谁筑在荒陬，遗址犹存动客愁。草色连天迷望眼，潮头喷雪簸渔舟。乍经茅屋人民少，惯见沙洲狐兔游。空有盐花堆似玉，年年辛苦几时休。”①与贾光大同时期的兵备副使甄敬也写诗说：“村市依流曲复斜，上墙茅屋带烟霞。潮声夜动千门雪，盐蕊晴开万顷花。斥地经春无草木，商船入夏足鱼虾。观风暂驻皇华节，泛海难从博望槎。”②从这些诗咏中可以看到，滨海盐场在当地的经济环境与人文环境中都占有最醒目的位置。 ———————— ①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贾光大《均田至官灶城有感》。 ②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甄敬《公署即雨拟泛海未遂》。 明朝前期，沿海制盐业全部由官方一手经营。灶户按丁计课，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产额， 官方则给予工本米钞，完成盐课后的余盐也要交给国家，不能私自支配。灶户一入灶籍，不得解脱，官方于此控制相当严格。最初，官方对灶户比较优待。《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但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官方控制过死、灶户作业不自由的盐业体制弊端就充分显示出来，时而食盐积压，时而无盐可收。于是官方逐渐减少了实物盐的征收量，采用盐课折色或折银的办法来向灶户收取盐课。据《明会典》卷三十二《户部一九•盐法一》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题准对“山东信阳等场盐课，每二大引折阔白棉布一匹”，这在全国各大盐场中首开盐课折色之例；正统年间，盐课折色又扩大到官台等盐场；弘治年间，朝廷开始对涛雒、富国、高家港三盐场的盐课改折银两，“每一大引，折征银一钱五分”；正德三年(1508年)，折银范围又扩大到西由、信阳、登宁、行村、海沧、固堤、官台等八场。以银两代替实物盐的征课形式弱化了官方对制盐业的控制力度，增大了灶户对盐产品的支配权力，松动了食盐交易的禁锢枷锁，这就为以后民营制盐业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虽然盐课折银的征收手段活跃了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制盐业的发展，但是在商业贸易并不发达的山东沿海地区，这种折银的形式有时也会难为盐产品卖不出去的灶户。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艺文》所载明人甘一骥《盐河议》曾指出：“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灶丁改征折银，每引七分五厘，共征六千余两。舍其所产，征其所乏，而灶丁渐累渐逃，愈逃愈累，无复更生之望。” 有明一代，由于灶户负担过重，逃亡现象便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正统年间尤为严重。如《明英宗实录》卷一○二正统八年三月乙丑条记载：“户部奏：山东石河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八十三户，遗下盐拆布一千三百二匹有余。高家港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七十九户，遗下盐课三千五十六引有余。其见在灶户岁有课额，又当有司杂差，又令代纲逃户布课，比又蝗涝，人实不堪”。同书卷一○六正统八年七月乙亥条记载：“山东永利场盐课司奏：灶户因蝗旱灾伤，赋役烦重，挈家逃移”。又卷一三○正统十年七月己酉条记载，因灶户逃移，盐课积欠，朝廷不得不“免山东富国等场盐课司逃亡灶户盐五万二千二百六引”。灶户逃亡与盐课摊派，给盐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因而明中叶以后，官方拿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或改额盐为折银，或余盐开禁，或优商贩运，或给灶户增加私有财产，其基本意图都是为了保持盐业生产的稳定。 明朝嘉靖以后，山东沿海私自制盐及贩盐者增多，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据明人黄祯记述：“东方之患，盐人盗水，矿人盗山”，“盐之于人，譬水火也。官盐之法，害于私贩，民嗛其情，是故贩者假水火以剽窃，人所谓潢池之盗也。”当时，私自制盐及贩盐者来自四面八方，“或曰，盐徒者，东西南北人也，其散若飚，其合若乌，劻劻勷勷，出没无常，不为之所”①，他们与官府周旋，自取盐利，活跃在海滨地带。这些制盐及贩盐者游离于官营体制之外，给民营盐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氛围。 明代盐法实行开中政策，“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②。但山东沿海交通 不便，商销者少，食盐积压现象严重，《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六弘治十二年十一月甲申条曾记载：“山东运司盐课存积岁久，走卤消折，而涛雒等三场盐皆苦黑，商人不愿中纳。”为了解决食盐运输问题，有关方面一再考虑水运途径。明朝初年，凡是通向盐场的河道都得到开发利用。甘一骥《盐河议》记述：“国初，山东盐河有东、北二大支。其北一支属泺口、蒲台二批验所。为大清河，泺口上流自东平坎河口、东阿、平阴、长清、齐河而东入泺口，下流经齐东、蒲台、滨州、沾化、利津人海，以通宁海、永阜、丰国、永利、利国、富民、丰民、王家冈等场，运盐出入八场，过蒲台、泺口二关而达运河。”又“其东一支属乐安批验所， ———————— ①光绪十二年《日照县志》卷十《艺文》，黄祯《巨峰寨记》。 ②《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为小清河”。又“登莱等府，寿光、日照等县，各有支河人海，此盐河南一支属乐安批验所而通海沧、高家港十一场之盐利者也。”①河道的开发利用，的确方便了盐产品的外运。然而由于自然原因，成化以后，山东东部的河流大部分干涸，水运被迫停止，食盐运输受到阻碍。甘一骥又说：“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支河干涸，商旅不行，……乐安批验所裁革，而盐河南一支故道遂日就湮没，无复可寻矣。……顾十一场水利湮废，灶盐不售，所谓呴湿濡沫，乌在其能苏也。”当时，“灶河仅存者北一支大清河耳”，但也只是下流通航，上流湮塞。甘一骥又记述说：“大清河下流，齐东县间有浅处，尚无湮塞，蒲台而下，通行滨州、利津、沾化入海。大清河上流自坎河口筑，而盐舟不达于运河，至于山车三十里上船，而商人始告病矣。”为了保证运道畅通，朝廷决定疏通大清河，“以通宁海等八盐场之利”②，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有明一代，大清河始终是滨海地区盐产品外运的一条重要通道，基本保持着畅行趋势。 明代山东盐业开发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制盐技术的不断革新。几千年来历经煮盐、煎盐方式的传承与改进，沿海灶民一直在努力加大海盐生产的开发力度，提高制盐的技术含量。到明朝时，“淋卤”的工艺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汪砢玉《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记载了当时的淋卤程序和注意事项：“诘旦，仍出坑灰摊晒亭场中，至申，俟盐花浸入灰内，仍实灰于坑以取卤。……至于积灰，则又以年久为良，卤水清润，出盐尤多。然久旱则潮气下降，上燥而盐不生花，久雨则客水浸溢，亭场沾湿，晒灰反致销蚀，故以灰取卤，必雨暘时，若而后盐始丰。”其还记载了当时惯用的试卤方法：“其试卤必以石莲投之卤中，沉而下者为淡卤，浮而横侧者为半淡卤，煎之费菹薪。必浮而主于卤面者乃舀入盘煎之，顷刻而就。”看来，制卤是煎盐的前期步骤，其工序十分重要。 煎盐生产，劳动强度较大，旧时灶户为此颇费功力。《古今鹾略》所引《山东盐志》说：“煎盐之法，率以天时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岁春夏间，天气晴明，取地卤注盘中煎之。盘四角槽为一，织苇拦盘上，周涂以蜃泥，自子至亥 谓之一伏。火凡六干，烧盐六盘，盘百斤。”按煎盐之法使用时间最长，晒盐法普及之后，还有很多盐场保留着传统的煎盐工艺，尤其是那些离海滩较远或地形不宜开滩晒盐的地方，继续采用煎盐法。如日照信阳盐场，直到民国初年，仍有人使用盐锅煎卤，年产量还达5000余担。 滩晒之法始于明代中叶，据说是福建人传授的技术。汪砢玉《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这样记载：“海丰等场产盐，出白海水滩晒而成。被处有大口河一道，其源出于海，分为五派，列于海丰、深州海盈二场之间，河身通东南而远去。先年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今灶户高浮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小三段，次第浇水于段内晒之，浃辰则水干，盐结如冰。”章潢《图书编》卷九十一《长芦煎盐源委》也记载说：福建人在海丰场教“灶户高浮等”晒盐，一户试晒成功后，又有“五十六家见此法比刮土淋煎简便，各于沿河一带择方便滩地，亦挑修为池，照前晒盐，有占三五亩者或十余亩者，多至数十亩者，共占官地一十二顷八十亩。或一亩作一池，或三四亩作一池，共主滩池四百二十处。所晒盐斤，或上纳丁盐入官，或卖于商人添包。虽人力造作之工，实天地自然之利，但遇阴雨，其盐不结。”晒盐较煎盐而言，生产工序简化，成本降低，产量大又省工时，经济价值十分明显，故而此法逐渐从海丰场传向山东沿海各个盐场，但直到清朝时，晒盐工艺才在山东盐产区内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载：“海壖之场多晒盐，而场去斥卤远者多火盐。”按火盐，指用煎法获取海盐。 滩晒亦有多种制卤方式。在莱州、昌邑一带，或掘井晒盐，或纳潮晒盐，二者取卤方式不同，但晒盐工艺无异。盐区海潮濒繁涨落，滞留海水，蒸发浓缩，渗入地下，日久，卤水储量增大，盐民则在近海滩地掘井取卤，甚为便利。纳潮制卤则须整地开沟，引纳潮水，卤水饱和后方能灌池结晶。山东盐民根据不同的滩地条件而采用不同的手段制卤晒盐，显示出 ———————— ①②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艺文》，甘一骥《盐河议》。 自己的聪明才智。《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记载了当时的滩晒制卤工艺：“若夫晒盐之法，其取卤则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畚锸起碱鹻潮滩土晒干，寔土池中，注水取卤。如灰淋法，每灶各砌砖石为大晒池，旭日晴霁，挽坑井所积卤水，渗入池中曝之，自辰逮申，不烦铛鬻之力，即可扫盐以输官。” 山东有识之士，经常围绕着盐业生产、运销和官方政策而展开议论，指陈时弊者有之，献计献策者亦有之，各方高见伴随着盐滩灶火而流行于世。如明朝李开先就说：“山采海煎，雪凝玉屑，民之大命系之，军之命脉赖之。”“盐虽户曹之一事，而实户曹之重事也。括其大纲，为十有二：时开中以清本源，禁私贩以通官盐，便协支以宽法令，公权衡以杜奸欺，宽法纲以救商命，禁奸贪以杜侥幸，革夹带以正国体，比事例以补商本，通官盐以销引目，疏壅滞以便商情，兴废绝以清宿弊，比事例以苏商困。”他还特别强调：“盐法有一言可以蔽之者，宽商而已。……商犹农业，不夺农利，可使田也，不夺商利，可使盐也。夺其农利，彼不利我田，我田其自治耶?夺其商利，彼不利我盐，我盐其自食耶?是故利农者自利也，利商者亦自利也。在边陈陈相因，在部源源而来，国之利莫大焉。”①李开先的看法是改善流通领域，以商促销，加大盐利的周转。清人赵继范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计之人生，谷为要，次水火，又次盐”，绝不能“右商而仇民”，让商利过大而盐民之利太少，挫伤盐民生产的积极性②。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各抒己见，但目的都是为了山东盐业的发展。 文人墨客则从另一角度来审视盐业生产，他们往往通过盐滩灶火而倾泻才思，或对取之不尽的海盐资源百般感叹，或为辛苦劳作的盐民讴歌呼喊。明人王悦在《威海赋》就描述说：“盐之所产，于海之洼，潮波既退，男女如麻。区分畦列，刮土爬沙，漉水煎卤，烓灶参差。凝霜叠雪，积屯盈家，饮食贸易，资用无涯。”③诗家歌咏者更是意有所指，如明人李舜臣曾用“千村夜暖人皆足，万灶春回室已盈。好在三千勤管烓，莫随徐福海中行”④的诗歌来描绘渤海南岸盐区的勃勃生机；赵执信则以“去海三十里，北望空冥冥。斥田秋草白，古灶盐烟青”⑤的词句来形容胶州盐滩的开发景象；朱长春更以“溺溺秋沙水，溶溶海灶盐。鲑蔬经雨苦，稼穑带霜厌”⑥来表述河海区域的盐灶风貌。细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古老的盐业景象。 二、清代的山东盐业 制度，只允许专业灶户开滩制盐，其他民户不得染指盐灶，故素有“民不侵灶”之说。官方严格控制盐业生产，但在灶户和滩户(清代又称滩晒者为滩户)的管理上，却比前朝更为放松。尤其是滩户可以自主选择滩地和制盐方法，并可以在划定范围内扩大生产规模，占有某些生产资料。随着清王朝对灶户管理的松弛以及商品经济的冲击，乾隆以后，山东制盐灶户开始发展私有产业。到嘉庆末年，西由盐场私开的盐滩盐池数量已超过官方规划的数倍以上⑦；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富国盐场滩户已“私开野滩七十余副”，道光元年(1821年)时，私开野滩又达“一百余副”，“较去年更甚”⑧。私开的盐滩盐池往往游离于官方控制之外，成为私盐渊薮。然而这个时期，其他行业的人员仍然不能进入制盐领域。直到光绪二十年和二十九年，清朝政府两度驰放盐禁⑨，沿海地区各业居民才得以涌人盐滩灶地，从事盐业开发。 ———————— ①《李中麓闲居集》卷六《山东盐运司志序》，明刻本。 ②《世美堂文钞•苦盐者说》，载《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③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九《艺文》。 ④雍正十一年《乐安县志》卷二十《艺文》，《北海晴波》。 ⑤《因园集》卷四《再宿胶水客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⑥《朱太复文集》卷十三《海上秋日漫诗三十首》，明万历刻本。 ⑦同治《山东盐法续增备考》卷五《煎晒滩地•西由场灶户私添池地违例开晒奉饬照例改滩》。 ⑧同治《山东盐法续增备考》卷五《富国场私开滩池聚众侵害等情一案》。 ⑨民国二十五年《牟平县志》卷五《盐业》。 清代山东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员数量要多于明代，据嘉庆《山东盐法志》卷八《场灶•户籍》记载，康熙初年，山东盐场灶丁总数已达2．15万人，超过了明万历末年的数额。清初灶户的产业负担与明代相同，据民国《福山县志稿》卷四《盐法》记载：“各场灶籍户口有丁曰灶丁，每丁征银一钱四分七厘三毫零。又拨给灶户之地曰灶地，供刍薪者曰草荡地，供煎晒者曰滩池地，每亩征银六厘。又盐锅每面征银一钱二分。又有鱼盐课钞(明季设征，以供蕃府，今仍其名)、食盐折价(明时上下官司灶户皆供食盐，其后折价成例)，皆征之于灶户。”雍正以后，灶户负担开始减轻。雍正四年(1726年)清查灶地，摊丁入亩，灶丁原有的“丁银”有一半被摊入地亩征收，到乾隆二年(1737年)，灶丁的另一半丁银“全摊地亩”①，从此，官方彻底取消了灶丁的人头税，但从这以后，滩池征课提高，“每滩一亩，应征银一钱有奇，二亩为一池，应征银二钱有奇”②。总起来说，取消丁银，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有利于灶户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清朝初年仍然维持山东19场旧制，后来屡加裁并。《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山东旧有十九场，后裁为八，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康熙十六年(1677年)，始裁高家港、新镇并入王家冈，裁宁海、丰国并入永阜，裁利国并入富国，裁行村并入石河。两年后，又裁官台、固堤。雍正八年(1730年)，复设官台，以固堤并入；又裁海沧并入西由。道光十二年(1832年)，裁登宁并入西由，裁信阳并入涛雒。山东盐场几经裁并，保留八场，即永利、永阜、王家冈、富国、官台、西由、石河、涛雒。光绪年间，黄河大水冲毁永阜盐场，山东盐场剩有七场。 据《清稗类钞•矿场类•山东产盐区域调查记》资料表明，光绪末年，“山东盐场凡七处，沟滩二百九十七副，井滩一千三百三十一副，大小池一千二百二十六副，斗子五百十一副，产盐总额四万万斤。”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最终达到这种程度。 清代盐业最初实行“官督商销”的办法，政府利用盐商的运作而最终实现盐业利润。所谓官督商销，乃指盐商向官府缴课领取盐引后，到指定的地点买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去销售，官方绝不允许其它形式的自由贩运，也不允许越界行盐。诗家所云：“惟盐限疆域，只许商经营。他人不敢卖，卖者得恶名”③，即指此法。道光以后，改行票盐，实行“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的政策，“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④，但仍有区域限制。如光绪十七年《沾化县志》卷三《盐政)记载沾化票商行盐区域时就说：“沾化、阳信、海丰、惠民、滨州、商河、高苑、乐陵、德平、陵县十州县，皆向沾化赴坨取盐。部票二千张。” 然而，清代山东的食盐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富商大贾往往指染两淮、长芦盐场，一般不愿意到交通不便、成本较高的山东盐场行盐，故而山东盐场商运效果极差，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无商贩运的尴尬局面。《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五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已巳条记载说“山东商盐滞销”，乃因“东省商人赀本较微，且上年引地歉收，而行销地方，亦因旱成灾，商盐不能照常售卖，盐滞科缺”。《清宣宗实录》卷三十八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载：“莒州、日照二处，商力积疲，每致歇业。自嘉庆二十二年，派令向行沂水、蒙阴两县票地商人代运昌即刘宝簵，认充兼办。上年莒州盐务，又复误运歇业，其日照商伙，亦俱私自散归。……迄今莒州、日照二处，半载有余，无商接办。”《清宣宗实录》卷七十四道光四年十月五日则记载：“山东盐务废弛”，出现“无商行运情形”。为此，清政府曾经在山东盐场反复招商，但效果都不明显。上书又载：“盐政奏称：乐安等十三州县，于八月内始招有新商，距奏销之期，仅止一月，各商赶运期迫，不能依限解缴”。山东盐商不足的事实始终困扰着清朝官员，谁也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 ———————— ①嘉庆《山东盐法志》卷八《场灶•户籍》。 ②：光绪二十三年《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引《盐法志•场造门》。 ③《清诗铎》卷三谢元淮《鹾言二十首》，中华书局1960年圈点本。 ④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四《会同钦差覆奏体察淮北票盐情形折子》。 为了解决商盐滞销的问题，清政府破例允许山东盐场“穷民散卖”，将一部分盐票“给与民贩赴滩陆续买盐”，同时采取“筑包设商”①的形式来加快食盐销售。山东沿海盐场还有“旧制许贫人肩挑易米”②的特殊规定。由于允许民贩散卖，所以山东才会出现“昌潍以东不食官盐”③的现象。 尽管清政府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但各地食盐走私的行为还是屡禁不绝。《清宣宗实录》卷三十八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载：“莒州、日照等处，与江南海州、赣榆地界毗连，向为私枭出没之处。现在该州县引地，半年之久，无商办运，居民淡食堪虞，私枭即可借此日益充斥。”同书卷七十一道光四年闰七月二十一日记载：“山东武定、沂州二府滨海盐碱，未能归坨，时有枭匪纠众抢滩售卖，为害地方。……至滨州、高苑等县商人，均因误运革退，日久未佥新商，以致私枭阑人，殊与鹾政有碍。”私盐贩卖的增多，构筑了民间销售网络，不但给官引销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同时也弥补了商盐滞售的某些空缺。地方官府虽然重拳打击食盐走私行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官盐引票的出售仍然没有太大起色。《清宣宗实录》卷九十五道光六年二月一日记载：“盐务积弊已久，近年屡经严缉私枭，官引仍未畅销。如该御史所奏山东盐引，每引浮舂多至三五十斤至百余斤不等”。有清一代，官引销售与私盐贩运始终并存。 有关胶东沿海食盐销售的制度，光绪二十三年《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这样记载：“登属食盐情形，向系灶煎灶晒，**民销，课归地丁，额设引票，从无积滞。”民国《福山县志稿》卷四《盐法》也记载：“定例有商之地，灶煎商卖，无商之地，灶煎民卖，无票即为私盐。登州盐课摊入大粮，不设商，亦无领票之民，每年皆官为领票。地丁征税完，仍由官缴票价等项，各滩灶产准其自煎自晒，**民销，并无官价，随贵随贱，民灶两便。惟须各守疆界，不得搀越。仍不准豪民利徒无票行商。”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胶东地区食盐销售的环境相对宽松。 利津盐场盛于昔时。明朝时，利津共有永阜、丰国(在今利津汀河)、宁海(在今垦利县境)三大盐场，康熙十六年(1677年)将三大盐场合并为永阜场，场区东西跨度130里，当时共有滩池446副，其中内潮滩248副，井滩198副。场内设仁、义、礼、智、信五处盐坨，分列大清河两岸。清人刘学渤在《北海赋》中曾以“滩池弥望，星罗棋布，漉沙构白，澄波出素，灿如飞霞，峙如积璐，商市万金，税足国赋”④的语句来形容利津盐业的隆盛景象。道光进士张铨也以“盐滩四百冠山东，棋布星罗广斥中”、“今夕方池成雪海，明朝平地起冰山”的诗篇来描述利津风貌，向人们展示那种“一夜全收大海盐”、“盐坨万点乱山尖”⑤的盐场景观。 咸丰四年(1854年)，海潮把利津沿海大部分滩池冲毁，当年仅剩滩池160副。光绪二十年(1894年)黄河改道，永阜场盐滩全部淤没，利津沿海被迫停止盐业生产。此后一段时间，利津盐业处于萧条状态。 沾化沿海一带盐滩密布，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员很多，康熙五年出任沾化知县的孙锡蕃曾指出：“沾化属有利国、丰民、富国、永利四场课司，均系产盐之地。而县境接海，斥卤不毛，故沾人世业，灶七民三。盖地方产盐，人惟以盐为生计；……沾邑刚卤之地，仅以盐为命脉。”⑥从职业构成来讲，沾化灶户占有较大比例。 莱州盐业始终保持正常生产状态，其盐利滋润一方生民。清人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八就说：“山左掖县一带滨海之地，斥卤不毛，盐利最厚。”当地人采用滩晒方式制盐，成效十分显著。《乡园忆旧录》卷八又记载说：“平原广阔，周回筑短垣，留缺口以待海潮。潮入，以板闸水，深入垣等。炎天烈日，一日成盐。上面余水，开闸放之。或辟地成畦，于海滨掘 ———————— ①乾隆五年《莱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严有禧《上王制论昌邑盐政书》。 ②光绪十七年《沾化县志》卷十二《艺文》，孙锡蕃《条陈荒疲请宽积逋议》。 ③道光二十五年《胶州志》卷十六《盐法》。 ④民国《利津文征》卷五。 ⑤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永门竹枝词》咏盐组诗。 ⑥光绪十七年《沾化县志》卷十二《艺文》，《条陈荒疲请宽积逋议》。 沟与坑，积水、挹水入畦，土以渗之，风以掠之，日以暴之；积之如陵，望之如雪。然后包以芦席，载以舟车，是名盐滩。拥摊者富与千户侯等。”顾炎武诗“海右称名郡”、“漉海盐千斛”①，黄钺诗“居民自擅鱼盐利”②，都是对莱州盐业的现实吟咏。在诗人笔下，莱州盐场的生活景观中也处处散发着海盐气息，如宋书升《莱州词》这样描写：“黄茅十里晒盐场，矮屋人家坐晚凉。何物渔婆偏解事，鲍鱼风里说秦皇。”③ 莱州产盐始终以西由场为标识。雍正九年(1731年)时，西由场盐田达到328亩，海沧场则为62亩。到清末时，西由之盐还以其地产特色而被人称道，《山东产盐区域调查记》这样说：“西由场在掖县西由庄，沟产质轻色白，粒小味淡，井产质重色青，粒大味厚。又有一种粒小味淡色白者，曰莱盐。”④王士禄就说：“莱西由场盐最细白”，他还以“风土看真异”、“场盐玉雪侔”⑤的诗句来赞美西由食盐。 福山、牟平、文登、荣成四县盐场均属登宁场，道光十二年(1832年)，登宁场裁归西由场管辖。此后一段时间，登宁盐滩管理十分混乱。 官台场在寿光，王冈场在乐安(今广饶)，富国场在昌邑，构成渤海南岸的连片盐场。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官台盐场发展速度才开始加快，当时山东最大的盐场永阜场被黄河水冲毁，复滩无望，官台与王家冈两场之盐顿时供不应求。经运使丰伸泰提议，山东巡抚李秉衡题准，在官台与王家冈两个盐场大量辟滩。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官台场开辟新滩已达348副，年产量达1．7万吨。这时，官台场逐渐成为山东第一大盐场。 涛雒场位于日照沿海，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山东巡抚会同巡盐御史到涛雒场勘察盐田面积，经核实，全场共有灶地26355亩，草荡地31760亩。道光十二年(1832年)，裁信阳场并入涛雒，涛雒滩场更为广阔。 石河场设在胶州，康熙时将行村场并入石河场，胶州、即墨、莱阳、海阳之滩场均归其统辖，其滩地横跨二州，产业规模相当可观。据道光二十五年《胶州志》卷十六《盐法》记载：“石河场坐落胶州，距城二里，……胶州滩场十一副，盐锅四十三面；即墨县滩场十五副，草荡四处，盐锅九十三面；莱阳滩场二副，草荡四处，盐锅二十一面，海阳县滩场十二副，草荡二十四处，盐锅五十四面。”可见道光年间，石河场仍然采用晒盐和煎盐两种方式从事盐业生产。上书又记载了石河场的一些具体情况：全场共有灶丁688丁，配运额票10133张，每岁应配盐2279925斤。赵执信《因园集》卷四《再宿胶水客舍》所云：“斥田秋草白，古灶盐烟青”，描写的也正是石河场的景观。 清朝时，山东不少盐场还在使用煎盐方法制盐，康熙年间，晒盐工艺广为推行。与煎盐相比，晒盐生产的成本低，产量大而省工时，故而此法逐渐传遍山东沿海盐场。如乾隆二十三年《掖县志》卷八《拾遗》引《坚瓠集》云：“掖旧止煎煮盐锅，不足办税，因摊入地亩。康熙四十年，西山唐玉之倡为晒滩，一摊岁可得数千斤。初只二摊，今则沿海皆是。暮春初夏，堆累如山，视熬煮者工简利倍。”从煎晒转换情况来看，日照、莱州在康熙时改煎为晒，昌邑、寿光、沾化在雍正时改煎为晒。文登最晚，在道光时期才改煎为晒。光绪二十三年《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记载：“文登既隶西由场，……遂各弃起锈敝之锅，垦海滨晒盐之池。” 然而有清一代，煎盐劳作方式仍然散见于一些盐场灶地。民国25年《牟平县志》卷五《盐业》记载说：“山东古为煎盐一种，明之中叶，已有晒法，清嘉庆时，煎晒兼用者，尚有数场，嘉庆以后，煎锅渐废。”由于煎盐之法流传时间特别长，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难以当即取消，况且开滩晒盐需要一次性投入较大成本，并非所有灶户皆能一步到位，所以在晒盐法普及之后，传统的煎盐工艺依然保留下来。在阴雨季节，滩晒无法进行，很多灶户继续煎盐。如光绪二十三年《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记载：“西由场旧制：晴晒雨煎。”尤其是那些离海滩较远或地形不宜开滩晒盐的地方，继续采用煎盐法制盐。如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八记述说：“诸城一带则煮海为盐，味苦不如晒者。”而日照信阳盐场，到民国初年，仍有人使用盐锅煎卤，年产量还达5000余担。 在清代山东盐业生产中，煎盐与晒盐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生产工艺。道光二十五年《胶州志》卷十六《盐法》曾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 东海取盐之法二，负海近者晒以池，厥形颗，厥品中，是谓盬盐；其远而不宜池者，利用煎，煎以盘，厥形散，厥品上，是谓末盐。煎盐之法，临海置滩，潮汐时至弥漫四走，既退而碱留，则渗灰于上而吸其液，别于滩外阜处叠土逾尺，隆起于地而为牢，缭以细垣，视牢有半，厥形正方，穴其一面以为溜，下承以坎，聚灰牢中，淋以海水而为卤。厥民蓬跣，卤蚀肤剥，四时皴坼，常如严腊。卤成而试之，投以石莲，沈而下者淡，浮而横侧者半淡，淡则煎费菹薪，故必俟浮而立于卤面乃注盘而煎之。周盘四周，护以织苇，固以蜃泥，自子至亥为一伏水，可煎六盘，盘凡百斤，足充二引有奇。诘旦出牢申灰，更晒之，夙卤未销，得新益壮，映日浮花，散若轻雪。复纳诸牢，渍卤尤壮，故蓄灰之法以久而良，旱则燥盐沈不起，潦则水淫盐解易散。煎虽人事，亦非雨暘时罔克有功。 清代山东滩晒制盐工艺不断改进，滩晒产量明显提高，每副盐滩池可晒盐1250—1350公斤。董锦章《土山记盐补》曾就西由场的滩晒工艺与盐产品做了简要说明，有云： 掖西由场外，其晒盐者曰土山云。历代皆煮盐，国初始有晒者。有池有井。池，晒之所；井则蓄水以备汲入池者也。晒必别水，宜听以耳，揣以目，或判指于水，消息微茫，非尽人可能。后乃易以莲子，湖莲上，盆莲次之，以性善沉，遇卤屹立也。择数枚取试水。水有淡有咸，淡者轻，咸者重，未晒软，晒則老。老，出盐易而速；软，难而迟。过则竭，适中善。首夏风雨以时，戽水入池，一夜卤渐结。若大雨，池溢，投以莲子，判若泾渭。淡水净澈，俟莲子呈露，水乃可用，日试之，悉差数。三四日水渐老，加意调剂，操纵惟命。滩有蓄卤所，曰卤囤，三分其池为之，欲调水取诸此，当南风煦煦，午曦薰蒸，水上小波突起，下必有盐花，旋生旋灭，而盐告成。善者曰：盐沙坚而咸，大如鸡卵，色微青，此上品；次亦凝，较黑，味在咸淡之间；又次曰角盐，如面、如玉屑。合之刑肖*[鹿+瓦]皎同霜雪，淡而易败，斯下矣。 滩晒制盐，制卤环节十分重要。清朝时，盐民们使用了多种制卤方式。在莱州、昌邑一带，或掘井晒盐，或纳潮晒盐，二者取卤方式不同，但晒盐工艺无异。盐区海潮濒繁涨落，滞留海水，蒸发浓缩，渗入地下，日久，卤水储量增大，盐民则在近海滩地掘井取卤，甚为便利。纳潮制卤则须整地开沟，引纳潮水，卤水饱和后方能灌池结晶。山东盐民根据不同的滩地条件而采用不同的手段制卤晒盐，其聪明才智尽显无余。 总之，清代山东的盐业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技术含量不断增高，这是盐业劳动者长期努力的结果
清朝军队建制——水师
△水师 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至光绪间，南北洋铁舰制成，始别设专官以统率之。 其内河水师，天聪十年，自宁古塔征瓦尔喀，以地多岛屿，初造战船。 天命元年，以水师循乌勒简河征东海萨哈连部落。 顺治初，以京口、杭州水师分防海口。八年，始于沿江沿海各省，循明代旧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以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修造年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十年，以水师克舟山，增造战监，扩充兵额。十四年，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万人，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十六年，增设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十八年，设吉林水师营造斛船及划子船。 康熙八年，增设福建水师总兵官。十四年，改崇明总兵官为水师提督。十七年，设福建水师提督及参将以下各官。二十四年，裁京口右路水师，改左路水师为京口总兵官。二十六年，增设南台水师营，置参将以下各官。二十九年，更定修造战船之制，外海战船哨船，自新造之年为始，三年后，以次小修大修，更阅三年，或大修，或改造。内江战船哨船，则小修大修后，更阅三年，仍修治用之。三十四年，令督、抚、提、镇，凡修理战船银两，不得浮冒核减，致船料薄弱。五十二年，令趕缯等船，于船之首尾，刊捕盗各营镇船名，以次编列。五十三年，增设金州水师营于海岛内，选谙习水性者充之。五十六年，设松江水师营。 雍正二年，令沿海各督、抚出洋巡视。其战船向由地方官修造者，改归营员修造。是年，设乍浦水师营。三年，以满洲兵丁未习水战，增设天津水师营，以满洲、蒙古兵二千人隶之。四年，以福建水师常驻内地，不耐风浪，浙江水师尤甚，乃更改旧制，于本省洋面巡哨外，每年选派船弁，在闽、浙外洋更番巡历会哨，以靖海氛。五年，以杭州驻防旗兵抽练水师。江宁驻防旗兵，即以镇江原有战船，隶江宁将军，督率旗兵习水战。寻令旗兵四千人悉习水营事务。令江南、江西各水师营，于弓矢、鸟枪外，增练藤牌、大刀、钩镰枪、过船枪、钺、斧、标弹等武器。战船分大中小三等。增练排枪。湖广水师，每兵千人，增鸟枪四百杆。六年，令水师船厂附近省城者，凡战船造成，在城之督、抚、提、镇会同验看。是年，因浙江水师技艺生疏，乃于福建水师中，择精练之兵，赴浙江教练。寻定浙江战船用木之丈尺，及船身深广之制。奉天水师亦如之。七年，以旅顺水师不谙战务，拨福建水师营精卒赴奉天教练。是年，增浙江乍浦水师营。八年，拨江宁驻防兵八百人隶乍浦营。旋因各省水师营承修造船之员，逐层需索，迨交收后，复盗卖损毁，各营皆然，京口标兵尤甚，令督、抚严惩之。九年，以文武各员承修战船，每多贻误，弊窦丛生，乃严治各员，限期修竣，以除巧脱中饱之弊。 十年，令天津水师大小趕缯船所用梗木舵牙及藤篾等具，收存备用。各省战船设承修官，以董造船之役。由督、抚、提、镇委副将、参将，会同文职道、府，领价督修，委都司会同文职府佐，办料修造。隶将军标者，委参领等官办理。大修小修之年，各营呈报有司，题咨承修官，具册领价。江南、江西、湖广、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于届修两月前，领银备料。台湾、琼州于四月前备料。天津、山东于八月前备料。各营驾船赴厂，承修官即于次月兴工，如期修竣，违则惩之。其船名号各殊，大小异式，皆因地制宜。山东登州、胶州南北二汛海口趕缯船、双篷船，福建大号趕缯船及二三号船、双篷船，江西南湖营沙唬船，天津大小趕缯船，京口水师船，苏州、狼山、川沙、吴淞水师船，湖北、湖南、广东各水师船之船身大小，木板厚薄，咸遵定制，令道员会同副将等监视督造。广东外海内河战船亦如之。 十一年，定修造战船限期，直隶限四月，福建、台湾限十月，山东限六月，江西大修拆造限三月，小修限两月，江南限四月，湖广大修拆造限六月，小修限四月，浙江限四月，广东琼州限六月，其馀各厂均限四月。十二年，裁江苏太湖营参将，改设太湖协副将，兼辖浙江太湖营游击各官，定为内河水师营。十三年，议定天津、福建、浙江、广东各战船所需物料，或按年更新，或越年更新。 乾隆元年，议准江南各厂拆造及修理沙唬船、艍缯船，两淮厂拆造沙唬船、修造趕缯船，于部价外，加津贴银两有差。各厂同之。二年，令山东登、胶南北二汛额设双篷船、趕缯船，届修之年，亦增津贴银。三年，拨湖北武昌水师驻汉口，为汉阳水师营中军。议准广东各标营外海战船拆造，视修工大小，加津贴有差。四年，因沿海各省战船报部，有缺少至十之二三者，或侵蚀修船帑银，或赁与商人谋利。令督抚严惩。又谕浙江艍缯船拆修视江苏省之例，艄船视江苏省沙唬船之例，量加津贴。五年，复申禁沿海战船缺少赁用之弊。六年，以台湾远隔重洋，修造战船，仍循旧制。其福建各船厂，兴泉道之泉厂，与兴、泉、永三府协办，汀漳龙道之漳厂，与汀、漳、龙三府协办，盐法道承修之福建厂，与延、邵、建三府协办。七年，裁江苏黄浦营弁兵，改为提标水师右营。八年，加福建三船厂津贴银。十二年，加台湾船厂运费。十四年，令外海、内河水师战船、哨船修竣后，承修官以船身丈尺及器具报有司毋损。 十五年，以闽、浙海洋绵亘数千里，远达异域，所有外海商船，内洋贾舶，藉水师为巡护，尤恃两省总巡大员，督饬弁兵，保商靖盗。而旧法未尽周详，自二月出巡，至九月撤巡，为时太久。乃令各镇总兵官每阅两月会哨一次。其会哨之月，上汛则先巡北洋，后巡南洋。下汛则先巡南洋，后巡北洋。定海、崇明、黄岩、温州、海坛、金门、南澳各水师总兵官，南北会巡，指定地方，蝉递相联，后先上下，由督抚派员稽察。至台澎水师，仍循曩例。 十六年，令福建三江口营大小战船，按季整洗。十七年，令各省水师，除江南省沙唬船、巡快船，福建省艍船，轻便易使，广东虎门协营沙礁迂曲外，其沿海各省战船，一律制备头巾插花，借助风力，以资巡哨。巡船则仿民船，随时修整。五十四年，以外海、内河战船，旧例酌留一半为捕盗之用，其馀各船，次第届期改造，咸令展期三月，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各省，咸展期半年。五十五年，以搜捕海盗，战船拙滞，允水师将弁之请，仿民船改制战船，以期迅捷。五十八年，因广东海盗充斥，自南澳至琼、崖，千有馀里，水师战船，虽有大小百数十号，仅能分防本营洋面，不敷追捕，致商船报劫频闻。历年捕盗，俱赁用东莞米艇，而船只不多，民间苦累。乃筹款十五万两，制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艘，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艘，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艘，限三月造竣，按通省水师营，视海道远近，分布上下洋面，配兵巡缉，以佐旧船所不及。五十九年，以浙江定海县之舟山外有五奎山，外洋船只，皆于此寄泊，实为海滨要区，于定海镇标内，酌拨弁兵，更番戍守。六十年，以沿海战船过于累重，不便捕盗，每届修造，需费尤多，通饬各督抚，届修造之年，俱仿商船之式改造，以所节浮费，为外洋缉捕之用。 嘉庆二年，浙江战船俱仿民船改造。山东战船亦仿浙省行之。其馀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改小，仿民船改造，以利操防。五年，谕各省水师，向设统巡、总巡、分巡及专汛各员，出洋巡哨。奉行日久，有以千总等代巡之弊。嗣后令总兵官为统巡，副将、参将、游击为总巡，都司、守备为分巡，遇有事故，以次代巡，不得以微员擅代。山东水师，向未有统巡等职名，亦一律行之。九年，因各省师船向遵部颁定式，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多改雇商船，出洋捕盗。廷臣建议，战船改商船制度，以收实用。旋谕江苏省滨海之区，屡有盗劫，所有旧式战船，令疆臣仿广东、福建、浙江之例，即行改制。十一年，谕沿海疆吏，当乾隆五十五年，曾严饬统兵官实力训练舟师，乃日久玩生，弁兵于操驾事宜，全不练习，遇放洋之时，雇用舵工，名为舟师，不谙水务。嗣后通饬所辖各营，勒期训练，一切帆舵各技，务皆嫺习。其最优者，不次擢用，惰者惩之。二十一年，规复天津水师营汛，以闽、浙、两广、两江各省所裁水师，遵旧制募足额数，改隶天津水师，分营管辖。二十二年，增设天津水师总兵官，以专责成。 道光四年，谕福建疆臣，前以闽省战船迟重，驾驶不便，曾裁汰十五船，其馀俟拆修之年，令承修官仿同安梭船式，一律改造。嗣后闽洋米艇，缉捕仍不得力，其已改造之胜字六号米艇八艘无须裁汰外，所有届修之捷字六号十二艘，存营之胜字一号十号两艘，修竣之胜字三号一艘，悉行裁撤。十年，令直隶、浙江、福建统兵官，增拨哨船，梭巡南北洋面。是年，定水师人员一年试验之制，各统兵官随带出洋，亲加考验。又严定改用外海水师人员之制，其外省世职，及陆路呈改人员，有才具可用，或曾立功绩者，由督抚保题。十三年，整顿浙江省水师，增造阔船、舢板船。十五年，以各省水师废弛，惮于出巡，致盗案叠出，严饬水师提、镇实力训练缉捕。十八年，以各省战船每届修造之年，承办各员，冒领中饱，不能如式制造，或以旧代新，或操驾不勤，驯至朽腐，令统兵大臣核实办理。十九年，令督、抚、提、镇禁将弁扣索之弊，并甄汰劣员，如有呈改召募，不得瞻徇。 二十年，以各省战船修造草率，并有迟延积压各弊。福建船厂所修成字四号大船，甫经拆造，即致破坏。自道光六年至二十年，积压各船至三十艘之多。承修各员，悉予惩处。各厂应修之船，一律严催。其水师各船巡洋之馀，各提、镇大员，饬将弁操练燂洗，毋任久泊海壖。又因广东虎门海口为海防中路要区，以西境之香山，东境之大鹏，为左右两翼，嘉庆十五年，设水师提督，节制各路。香山副将所辖水师，兵力稍厚。大鹏参将所辖弁兵，仅九百馀人。道光十年，又分为二营，其所辖大屿山及尖沙嘴洋面，为夷船聚泊之所，乃择要建砲台二座，与水师相依护，以澄海副将改为大鹏协副将，移驻九龙山，增额设水师，兼守砲台，增造大号中号米艇四艘，快船二艘，在水师各协营，抽配弁兵，巡缉洋面。 二十一年，以外夷船坚砲利，旧设外海水师，强弱不敌，等于虚设，拟改水师为陆师，专防内地。寻以海盗滋扰，全恃水师缉捕，广东之虎门，为外海籓篱，尤藉舟师之力，乃定议缓裁。 二十二年，以海上用兵，专恃砲火，令各疆臣训练弁兵，一律以施放砲位有准，为弁兵去取。又以海上用兵二载，闽、粤、江、浙水师，迭致挫败，令四川、湖广等省，采购巨木，速制坚船，驶往闽、浙等省，防守海疆。寻因各省战船，如快蟹、拖风、捞缯、八桨等船，仅能用于江湖港汊，新造之船，亦止备内河巡缉，难于海上冲锋。惟潘仕成捐资新制之船，坚固適用，砲亦得力，并仿美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艘，又仿英吉利国中等兵船之式，调取各省工匠，改造大船。其例修师船，一律停造，以资挹注。并以船砲图说，饬江苏、福建、浙江三省督抚详勘，何者利用，由广东省制成，分运各省。又因湖北省所辖长江千馀里，旧设宜昌镇标，荆州、汉阳各水师营，战船不能载砲。广东匠役何礼贵曾为外洋造船，能造火轮及各式战船，饬赴湖北，择何项战船利于长江驾驶，即就海船之式，量为变通。裕泰拟造之开浪船，于海战未宜，罢之。 二十三年，饬沿海各提、镇，于每岁出洋及巡洋事毕，所经历情形，悉以上闻。三十年，因浙江省水师废弛，饬有司整治船砲，严禁奸民接济海盗，并令沿海将领，按时出洋会哨。又令山东疆臣，以三汛师船，四县水勇，合而为一，统以专员，往来策应，并于扼要岛屿，设置大砲。 咸丰元年，以长江辖境绵长，令张亮基等购置船砲，择要驻守。三年，调广东外海水师拖罟战船，及快蟹、大扒等船百艘，统以大员，由海道驶赴江宁，助剿粤寇。是年，江忠源疏请广制战船，以靖江面。旋令两广督臣，以广东拖罟船式咨行四川、湖广各督抚，或在本省，或在湖北宜昌一带，迅简工匠，造水师船百馀艘，每船载兵五十人，于三月内竣事。兼饬湖南、湖北二省，购船募兵，与长江下游艇船，协力防江。旋以所购民船不合用，乃收买江船之巨者，仿广东船式，安置砲位，与广东所募红单船，及赁用拖罟船，驶赴江南剿寇。又以广东内河及滨海各县，均有捐造缉捕快蟹船，道光间，江海捕盗，悉藉其力。船头藏巨砲，旁列子母砲，勇丁咸技艺精练，洵水战最长。令各船由海道至长江会师。是年，曾国籓试造师船于湖南，以规模过小，乃就广东之拖罟船、快蟹船二种，参酌其制，先造十艘，续增二、三十艘，以能载千斤之砲为度。至拖罟船，则由两湖督抚如式制造。 四年，令广东赁用之红单船二十三艘，并修治十九艘，凡四十二艘，统一武员，驶入长江。是年，以粤寇窜扰东南，水师不敷剿堵，下游惟广东红单、拖罟等船渐集瓜洲，上游惟曾国籓新造战船，自湖南顺流而下，已达武昌。其九江、安庆等处，尚无战舰，令张亮基、骆秉章购置江船及钓钩等船，裕瑞、夏廷樾在四川采购材料，与骆秉章商办。旋骆秉章以四川造船，江险而途远，水程不便，仍在湖南购料制造。两湖绅士丁善庆，遵曾国籓所定之式，已成大板艇五十号，长龙等船亦次第告成。长江剿寇，在江南取胜者，以红单船、拖罟船二种为最，体势雄壮，置砲最多，而能顺风不能逆风，宜江面宽阔，不宜港汊。在湖南取胜者，以舢板船、长龙船、快蟹船三种为最，往来轻便，搜捕尤宜，而风急水溜，一下难于遽上，势散而力单。令湖南水师沿江攻剿，与江南水师会合，各用其所长，以期制胜。 六年，以曾国籓在江西所造战船，最为得力，令福济选择将弁，率工匠赴庐州仿造，所需洋砲，在上海拨款办解。六年，胡林翼以长江水师，自五年春间回驻武、汉以后，战舰无多，乃与骆秉章协商，督率船砲局各员，尽力筹谋，水师复振。湖南绅局所制船械，交至营中者，大小战船凡三百馀艘，火药四十馀万斤，砲子一百四十万斤，其馀各械咸备，请优诏奖之。水师重在砲位，广东运到洋砲二百尊，续运六百尊，配置各师船，自武、汉至九江，所向克捷。惟长江水战，上下游形势不同，武、汉以上，利用轻便战船，浔、皖以下，江面渐广，利用巨舰，秋冬风劲宜巨舰，春夏宜小艇，船砲之大小，宜因时因地而损益之。请令两广督臣，续购大小洋砲，自四百斤至一千五百斤，凡八百尊，尽易旧式砲位，以利东征。八年，以天津原设水师，道光间，先后裁撤，乃筹复设，以重海防。令福建、广东疆吏，各抽调大号战舰，备齐砲械，由海道驶赴天津，设水师三千人。十年，令清淮筹防局筹款，为防湖水师常年经费，增设淮扬水师营，以保两淮盐场，兼佐陆军。芜湖孤悬水中，令曾国籓筹设宁国水师，以攻芜湖，为克金陵之本。增设太湖水师，为克苏州之本。 同治二年，谕沿海督臣举水师将才。又令曾国籓所部内江水师，都兴阿所部扬防水师，有胜外海水师之任者，各举以闻。四年，在山东省仿长江战船之式，造长龙、舢板船，于黄河水性驾驶合宜。以水师泊黄、运二河，防堵逸寇，必须分段扼守，而地势绵长，不敷调遣。复由山东增造长龙船，并增舢板船十艘，以武职大员督领巡防。五年，改造江南海口之红单广艇三十艘，合原有广艇凡四十艘，分防海口。六年，整顿福建台湾海防，增置龙艚等船。 七年，曾国籓议改水师之制，以江南水师，向分外海、内河二支，外海水师六千七百七十六名，武员一百十八人，内河水师八千二十一名，武员一百三十三人。船数则近稽道光二十四年江南旧例，水师船二百七十五艘，朽坏居多，别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艘，大船十二艘，约计各船不过载兵二千数百人，而额定之兵数，尚有万馀人。徒费饷项，有水师之名，无舟楫之实，宜大为变通，讲求实际。江苏水师，其营制饷章，悉仿长江水师之例，外海之红单广艇，亦略增其饷，与李鸿章、丁日昌诸臣协力筹办，期于外防与内盗并谋，旧制与新章兼顾。俟章程既定，沿海福建、广东各省水师，均可酌改行之。 八年，部臣定议，从曾国籓所陈，改江苏水师为内洋、外海、里河三大支，以资控御。里河水师，以原设提标右营，太湖左营、右营及增设淞北、淞南二营为五营，隶提督统辖。舢板船每营船数不等，一律兴修，不得缺额。所有太湖七营，改为里河五营，其裁员归并提标序补。马新贻等续议，九江水师营改城守营，设陆汛四处。鄱阳营改陆汛二处。洞庭水师营改龙阳城守营。岳州水师营酌留水兵，隶陆路管辖。荆州水师营酌留弁兵有差。九年，谕定安等以宁灵各军，运饷艰难，增造砲船，由黄河运送。所有大小战船三十二艘，编为一营，设统带等官。 十年，沈葆桢以外海兵船制成，应简知兵大员督率操练。寻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兵船统领。是年，曾国籓以江南水师章程初议十四条，嗣由马新贻等增为二十五条，乃删减归并定为二十一条。外海六营，以次巡哨。内洋五营，分定汛界。里河五营，分定汛界。淞南营、淞北营、太湖左营、太湖右营酌增战船。水师营所遗陆汛，移并留防。京口三营陆汛砲堤，分别管辖。改定辖营，及留设守备，要汛多留陆兵。定将弁处分则例。规定各营船数。酌定外委员数。酌定裁缺薪粮。营官建衙署地方，各营座船之数，官兵额定数目，书吏名数，雨蓬旗帜等费，官兵粮额，各船酌用枪砲数目，各船酌用火药枪砲弹，综计饷项之数，下所司核议行之。十一年，丁宝桢调拨福建省所制安澜兵轮赴山东洋面巡缉。瑞麟调拨福建省小号兵轮赴奉天海口巡缉。 光绪四年，裁去广东轮拖巡船水勇二千三百馀人。五年，以各省举办水师，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次第驻泊兵轮，编制水师，而沿海各省形势不同，操法未能一律，吴淞口为南北海疆適中之地，乃命江南提督李朝斌为外海兵轮统领，督率各省大小兵轮，定期在吴淞口会操。六年，以新置蚊砲船便利合用，续向外洋购置数十艘，募福建、广东沿海精壮之民为水师，分屯北洋各海口。七年，以奉天旅顺口原有旗营，艇船朽坏，弁兵疲弱，悉行裁汰，归陆师巡防，别以快砲防海。时丁汝昌由英国率战舰回国，为中国水军航外海之始，乃擢丁汝昌为水师提督。 八年，以江南形势，先海后江，朝议拟以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狼山、福山、崇明三镇标隶之，以江南提督移驻淮、徐，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寻左宗棠、彭玉麟议覆，以海防不外战守二端，战宜厚集兵力，守宜因势设险，仍循旧制为宜。福建水师自裁兵加饷后，实存水师六千九百馀人，旗营水师三百馀人，各营拖罾、龙艚、快艇等大小战船实存四十艘，台湾、澎湖战船六艘，大小兵轮十艘，宜联合浙江省水师会操，官制则仍循其旧。 九年，以广东内河之肇庆河面县长六百馀里，仅有小巡船二十馀艘，不敷分布，九龙洋面水浅，大船难于行驶，乃于二处各增设浅水兵轮船。十年，试造尖底舢板船，分布海口。旋以船质弱小，罢之。十一年，彭玉麟以海防日亟，议设水师总统于吴淞，分设二镇：一驻直隶大沽，凡盛京、直隶、山东、江南各海口战船隶之；一驻福建厦门，凡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各海口战船隶之。两镇每年周巡海口，会哨于吴淞。是为南北洋水师建议之始。十二年，议裁减浙江沿海水师。旋浙抚刘秉璋以旧额战船二百五十馀艘，粤寇乱后，购造不及半数。光绪八年，裁水师船十三艘，停修旧船三艘，已符裁兵三成之数。惟巡洋之红单船十一艘，不在额设裁减之例。十四年，因台湾疆土日辟，改安平水师副将为台东陆路副将，改鹿港游击为安平水师游击，任新设地方镇守之职。十五年，以福建内河水师砲船旧额共九十八艘，频年裁撤，实存三十艘。每船配置水师六人，专任巡缉内洋。十六年，调拨福建海坛水师驻防福清县属，以靖海盗。十七年，于湖南选锋水师中、前、后、左、右营内，拨一千六百馀人，分防省城及岳州等处，拨长胜、毅安水师四百馀人，分防辰州、沅州、常德等处，拨澄湘水师三百馀人，分防衡州等处，以专责成。是年，因奉天辽河下游旧有巡船，上游则仅有陆队兼巡，未有水师。乃增置长龙砲船一艘，舢板船八艘，于练军内选拨弁勇，梭巡辽河上下及省南之洋河。 十九年，令提督黄翼升校阅长江提标五营，上江十三营，下江四营，定训诫之规，禁陆居，戒嗜好，勤练艺，屏虚文，不得蹈绿营之习，日久玩生。闽、浙疆臣会议，以浙江省有元凯、超武二兵轮，福建省有伏波、琛航、靖远三兵轮，与沿海水师协力缉捕。而浙省水师船自裁减后，仅存五十馀艘，闽省自马江战后，仅存艇船二十九艘，乃在宁波海口赁用红单等船八艘，酌拨弁兵，以靖海盗。二十四年，令江苏省之外海、内洋、里河、太湖四支水师，一律酌裁水勇。二十五年，以安徽省江防在下游者为东西梁山，建有砲堤砲台，在上游者为阑江矶前江口及省城之江心洲，咸有砲台，而缺乏水师，乃拨澄清营砲船二十五艘，及长江水师之芜湖、裕溪、大通、安庆、华阳各营，联络防守。又令长江五省督抚，各派将领，不分畛域，严密设防。二十六年，以奉天凤凰沿海一带，素称盗薮，曾由北洋拨兵轮巡洋，其支港各处，宜屯泊水师，乃于大孤山、太平沟、沙河三口岸，各造兵船三艘，酌配水师巡缉。三十四年，因浙江杭、嘉、湖三府捕匪兵单，于原有水师中，抽练游击一队，驻嘉兴府，增练游击三队，分布嘉兴、湖州各河港，以游击小队驻杭州省城，赁用上海商人之小轮船十艘，曳带兵梭船巡水道，以期迅捷。在南洋船坞造浅水兵轮船四艘，配快砲八尊，江苏亦制浅水兵轮船四艘，协同内河水师，仿欧西各国章程，编为联队，以资防剿。此整治水师之概略也。 其兵额之增减，船械之配置，各省随时编定。外海水师，北自盛京，南讫闽、广，凡拖缯、红单等船隶焉。内河水师，各省巡哨舢板等船隶焉。奉天、直隶、山东、福建水师船均属外海。江西、湖广水师船均属内河。江南、浙江、广东水师船分属外海、内河。其别练之师，有巡湖水师、巡盐水师、亲兵营、练军营。同治以后，增定长江水师、太湖水师之制，视旧制加详矣。 其巡防之规，外海水师巡防盛京，以协领为总巡，佐领、防御、骁骑校为分巡。直隶等沿海各省，以总兵官为总巡，副将以下为分巡。各于所治界内，率水师沿海上下，更番往来，诘奸禁暴，两界相交之处，戒期会哨，以巡缉情形，申报所属将军、总督、提督，委员稽察。若因风阻滞，各厂到界之日具报。其每岁定期，以二月、四月、五月为始，至九月事竣回营。有引避不巡，或巡而不周遍者，论如军律。其内河水师巡防之制，长江自四川巫山而东，出三江口，至湖广界，经岳州、武昌、兴国至江西界，经九江、江宁、京口等处，东至于海，各省将军、总督、提、镇分委旗标弁兵，沿江游巡，及界而还。 自康熙以后，以外海利用巨舰，内河利用轻舟，故船制屡改，而辖境辽阔，水师兵额，时有增加，遇有战事，增舰尤多。征吴三桂之役，命尚善率舟师入洞庭湖取岳州。及鄂鼐统水师，增造鸟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置水师三万人。征台湾之役，命万正色督率湖南、浙江战船二百艘，由海道赴福建。姚启圣亦修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施琅之克澎湖，用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施世骠之平硃一贵，用大小战船六百馀艘。乾隆间，征缅甸之役，命湖广船匠造船于蛮暮，取道金沙江以攻缅甸，兼调福建、广东水师助之。李长庚之剿海寇，在福建造大船三十艘，名曰霆船，配置大砲四百尊，合闽、浙水师全力，转战重洋，遂平蔡牵。 道光以后，海警狎至，木质旧船不敌外洋铁舰之坚利。同治五年，始仿欧洲兵轮船式，于福建省开厂制造轮船。江苏初设轮船四艘。十一年，广东、山东各设轮船一艘，奉天设小轮船一艘，咸配置水师。 其后沿海各省购置兵轮，岁有增益，旧式水师战船分别裁汰。至光绪中叶，综各省外海、内河实存师船之数，奉天外海缯船十艘。直隶外海长龙船二艘，先锋舢板船四十八艘。山东外海拖罾船十四艘，内河哨船六艘。江苏外海轮船二艘，艇船八艘，内洋轮船二艘，舢板船六十艘，内河舢板船、艇船三百八十五艘，长江舢板船七十六艘，督阵舢板船七艘，长龙船十艘，巡哨舢板船一百二十八艘。安徽舢板船二百八十二艘，长龙船十五艘，八团船一艘，枪划十艘，护卡巡船十五艘，督阵舢板船七艘，轮船二艘。江西长龙船十五艘，舢板船二百六十三艘，督阵舢板船六艘，轮船一艘。福建外海长龙船一艘，舢板船十九艘，小艇十四艘，哨船十四艘，龙艚船二艘，拕艚船一艘，内河砲船三十艘。浙江外海钓船二十七艘，艇船十二艘，龙艚船十七艘，哨船二艘，快船一艘，内河大舢板船五十八艘，中舢板船八十四艘，飞划船四十九艘，长龙船座船二百十三艘，枪船八艘，砲船五艘。湖北督阵大舢板船八艘，长龙船十二艘，舢板船一百八十艘。湖南督阵大舢板船四艘，长龙船四艘，舢板船六十艘。广东外海大小轮船二十二艘，巡船十四艘，拕船十艘，长龙船一艘，扒船一艘，内河两橹桨船一艘，橹船一艘，桨船四十艘，巡船一百九十六艘，急跳船十五艘，平底桨船二艘，快哨船二艘，快船十四艘，快桨船七艘，艚船四艘，橹船二艘。 各省战船，咸分隶标营，择地屯泊，以时会哨。外海师船，以海军规制渐立，仅任沿海捕盗之责。各省内河师船，均仿长江水师舢板船之式。惟巡缉等船，分巡支河汊港，利用轻捷，船制少殊耳。 其漕、河水师营制，始于明代隆庆间。清代略更其制。以卫卒专司輓运漕粮，以营兵专任护漕，别设城守营守护城池。分漕院与巡抚为二，漕运总督标下，统辖左、右、中三营及城守四营，驻山阳境及漕运要地，分别置兵。淮郡旧为黄、淮二河交注之区，特建两大闸，设河兵及堡夫守之。河营遂与漕营并重，各有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等官。河营升迁之例，与军功等，专司填筑堤防之事，而缉捕之责不与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