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章 中国风再起（二）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个浪漫的时代，新消息与旧传说、知识与想象、虚构与真实，使人们的头脑与生活都分外丰富。尽管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传奇与历史混杂，甚至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契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中华帝国”的形象已经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华帝国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他们自身文明的文化乌托邦。这既是一次发现又是一次继承，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形象，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中华帝国形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当他们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神话仍在继续。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因为后者的精神价值明显高于物质价值。 中国形象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门多萨神父奠定了大中华帝国形象的基础，以后金尼阁、卫匡国、基歇尔神父又不断丰富，敏感开放文艺复兴文化首先从宗教、历史、文化、人性等角度为中西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可能是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也可能是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总之，一个共同的起点是文化理解与利用的前提。当传教士们穿凿附会地证明中国民族、宗教、语言的神圣同源性时，哲学家们也开始思考这种同源性是否可以引渡到世俗理念中去。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否有共同的含义？中国的城市管理是否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由伦理观念规范的社会秩序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约束？由文人或孔子思想培养出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是否可以成就一种现世理想？7西方开始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邦想象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乌托邦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的主要依据。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 乌托邦将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上移到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中，证明乌托邦具有地理与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的机会。“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如果欧洲君主都像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改造世界从改造君王开始，启蒙主义者期望通过理性的建立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启蒙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人一旦掌握并运用了理性，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孔教乌托邦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 从12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断被美化；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的大中华帝国神话，最后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化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来。解释这种形象及其传统的意义，除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早期的中西关系之外，还有西方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 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传统在“中国潮”17世纪达到高峰，“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中国潮”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的时候，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也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中国潮”。 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中国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莱布尼茨曾说：“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 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西方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形象已经经历了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中国潮”是契丹传奇以来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的高潮。“中国潮”在启蒙运动中期达到顶峰，退潮也开始了。人们普遍注意到，1750年前后，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出现，瞬间完成的，但转变的幅度依旧令人吃惊。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欧洲文化当年对中国的热情几乎荡然无存，如今除了贬抑与厌恶之外，更可怕的是遗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普遍关注这次转变，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次转变如何发生，而是要解释这次转变何以发生。
九章 形象的败坏
西方现代扩张史是中西权力关系的变化的第一个原因。西方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的现代扩张的历史，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蒙元世纪西方人走向世界，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出现了。1250年是西方人的世界知识的起点，也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起点。蒙元世纪西方的大旅行瞬间开始又瞬间结束。蒙古帝国崩溃、奥斯曼土耳其扩张，又将西方压制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知道新航路发现，西方扩张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时开始。他们征服了美洲，但在亚洲的经历却并不顺利。葡萄牙开辟了以果阿为中心的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贸易网，将中心从印度西海岸移到更远的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并且使贸易更加系统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西方扩张势力只在亚洲边缘建立了一些贸易点和军事要塞，而且除了在东南亚，所有这些贸易点或军事要塞都岌岌可危。可以说，直到18世纪，东西方势力对比中，东方相对而言依旧强大。亚洲的游牧文明扩张达到历史的高峰，他们在波斯建立了萨菲帝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建立了满清帝国。这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东方帝国，虽然在经济技术上都已相对停滞，但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的扩张仍在继续。 中国潮在欧洲出现的那个世纪里，西方扩张进入了一个停歇与调整期。165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西方扩张的第一次高潮已经结束。西方进入东方的扩张势力，基本上被阻止在东方帝国的海岸上。这种局势直到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此时，欧洲已经能够大批生产瓷器，工艺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无须再大量地从遥远的中国高价进口。瓷器的价格跌落了，进入寻常百姓家，漆器壁纸的欧洲产品甚至比中国进口的还优秀。英国人喝茶上瘾，商人们大量贩运茶叶，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与广东的直接贸易，茶税从世纪初的100%降到世纪中的12.5%，茶价一路下跌，1750年英国年进口的茶叶已达到3700万磅，茶也成了寻常百姓的日常饮料。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人需要的东西：鸦片。他们将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贸易茶叶，英国对华贸易出现顺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欧亚贸易中亚洲从出口成品到出口原材料，欧洲不仅占有经济优势，而且也表现出政治军事优势。欧亚贸易已从重商主义自由合作贸易进入帝国主义殖民劫掠贸易时代。试想一个贫困的、出产廉价产品和原材料的、被掠夺的、即将被征服的国家，能够令人仰慕令人重视吗？欧洲的中国形象与欧洲的中国茶同时跌价。人们可以追慕那些富裕先进的国家民族的习俗风格，但不会效仿落后堕落的国家的生活、思想与艺术风格。 1750年前后在西方扩张史、东西方关系史和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75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扩张的第三波开始。同时，衰落出现于所有的东方帝国，首先是萨菲王朝，其次是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国。世界格局变了，英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已强大到足以打破旧有的平衡。在整个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及时避免了革命的消耗，又放弃在欧洲争取霸权，他们一边发展国内经济，一边继续海外贸易，加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他们在美洲与印度战胜了法国人，普拉西战役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化统治的建立，对英国本土来说，有助于完成工业革命，对东方扩张来说，赢得了打开中国的基础。首先是英国人用印度的鸦片扭转了西方三个世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其次是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用印度的补给与雇佣军赢得了鸦片战争，西方持续三个多世纪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临近完成。在世界现代化竞逐富强的进程中胜出的西方，还有可能继续仰慕一个愚昧专制停滞衰败的东方帝国吗？ 而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变化，也是中国形象转型的重要原因。现实世界中西方物质权力关系，影响着西方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西方的中国形象在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是有其深远的现实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西方文化心理本身的结构变化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它并不一定再现中国的现实，但却一定表现西方文化的真实，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现代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揭示出西方社会自身所处的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博岱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提出，考察近现代欧洲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到两个层次与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观念的、文化的或神话的层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认同与世界规划的组成部分。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推进，起初是贸易与传教，启蒙运动之后，又自命肩负着传播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这种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性的。外部世界是经济扩张军事征服政治统治的对象，也是传播基督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但同时，西方文明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东方神话。而东方神话也是理解西方历史上中国崇拜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文化背景。 东方神话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源头，两希传统（古希腊与希伯莱）中都具有深厚的东方情结。古希腊文明来源于近东文明，对于东方世界，古希腊文化心理中既有恐惧又有向往。这种心理延续到中世纪，恐惧来自于伊斯兰威胁，向往则指向传说中盛产黄金的印度与长老约翰的国土，马可•:波罗的契丹传奇又将这种东方向往转移到中国。中国变成西方想象中的世俗天堂。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西方对自身、世界、历史的看法。改变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最优秀的文明，由此形成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宽容精神，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在于发现世界是人的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习俗法律组成，不是人与怪物的世界，改变历史的看法在于，历史体现为一种文明的进程。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 东方神话发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似乎又确证了东方神话。当大中华帝国作为优异文明或现世乌托邦出现在启蒙文化中时，中西关系在观念心理层次上对西方文化的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就实现了。中华帝国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是时尚与趣味的乐园，在思想文化上，它是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故乡，在政治制度上，它是开明君主制度甚至哲人王的楷模。东方产生优异的文明。东方神话在中华帝国形象中获得了某种新的、现实的解释。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主义者相信，对广阔世界的了解、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与改造自身的文化。在启蒙理性的背景上，有一种深厚的乌托邦冲动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仰慕中华帝国的文明，甚至以伊斯兰文明批判欧洲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扩张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却敬慕颂扬这个正不断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在东西关系上，现实层次与观念层次的倾向完全相反，但又相互促进。对东方的向往与仰慕促动政治经济扩张，扩张丰富的东方器物与知识，又在推动已有的东方热情。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又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一种历史张力。 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整个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这里除了东西现实权力关系的变化外，西方现代性文化结构自身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西方现代性从早期开放的解码化的时代进入逐渐封闭的再符码化时代。明显的标志是：一、“古今之争”尘埃落定，明确现代胜于古代，今人胜于古人；二、地理大发现基本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未发现的土地，而在已发现的土地上，还没有人间乐园；三、西方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摆脱中世纪以来那种对神圣、对古代、对异邦的外向型期望与崇拜。西方文化视野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欧洲中心的。首先是进步叙事确立了西方的现代位置与未来指向，所有的异域文明都停滞在历史的过去，只有西方文明进步到历史的最前线，并接触到光明的未来。然后是自由叙事确立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西方之外的国家，都沉沦在专制暴政与野蛮奴役中，最后是理性叙事，启蒙精神使西方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一片光明，而东方或者整个非西方，依旧在愚昧与迷信的黑暗中。在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秩序中，中国形象逐渐黯淡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５００年间西方美化的中国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 尽管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生成与变化，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关联，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一则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并且与西方现代历史具有相同的起点15；二则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叙事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西方曾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开放的现代性叙事中赞美中国，又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自足的现代性叙事中批判中国。启蒙大叙事16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与自由的工具…… 西方现代性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中华帝国在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专制的、历史上是停滞的，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 如果说12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则是其间最重要的转折点。否定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750年前后，标志性的时间或文本，是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出版与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环球旅行记》介绍的那个贫困堕落的中国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分析的那个靠恐怖的暴政统治的中国，逐渐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没有明显的经济与政治效果，文化作用却很大，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半野蛮的专制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行将覆灭，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沉入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西方现代早期的那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取向，在启蒙运动中发生变化，18世纪后期出现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高潮。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东方专制愚昧、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上。进步与自由又是西方现代性“大叙事”中的核心概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专制。在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意义就是表现差异，完成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 文明停滞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8世纪末，其出现的语境是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在这一语境中，他们确定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探讨停滞的原因，即可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胜，又可以警戒西方文化不断进取，并为西方扩张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根据。西方曾经羡慕中国历史悠久，但很快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历史悠久同时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特征：停滞与衰败，以及停滞与衰败的原因：东方专制主义的愚昧暴政。
九章 删了，重新写的！转回视线（上）
ps：大家都不满意，那就重写一次，两章。大伙也要照顾一下小弟的感受不是？写书不容易，有个想法出来了，不让写完是相当郁闷的。但小卒保证，自此一次，肯定吸收意见。 幸好现在不是1793年，马戛尔尼还没来得及去中国；幸好现在还不是1795年，孔多塞侯爵的影响世界二百年的巨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还没来得及出版，“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仅仅是形成不久。一切都有的挽回。 1775年的欧洲，中国的形象正是处于一个历史的徘徊口，如同一架天平上，好与坏就是两个不相上下的砝码静静地放在秤盘中，或许“坏”的砝码已经稍微的重上了一些，当两者依旧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稍微的一点点分量就可以该变整个局况。 梁明的横空出世如同一股飓风，呼啸而来，不给人任何的准备，天平在飓风中上下颠晃着，但“好”的砝码却在大风中渐渐超过了对手。 用什么作为依据来衡量自己和对方的差距？不是高深的哲学，也不是古老的文明，是实力。战争是最好的衡量手段，只有胜利者才是值得学习的。这一点，从古到今一直是不变的真理。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梁明布下的两颗棋子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作为亲身经历的二人他们的“见闻”为梁明做了做好的解释，至少将“东方撒旦”的帽子给摘掉了大半，剩下的一小半保留在西班牙人口中，当十月初五万西班牙人被杀的消息传回欧洲后，“东方撒旦”的绰号就永远停留在西班牙人的口中。 虽然成千上万的美洲土著居民倒在了欧洲人的枪口下，以百万计的黑人被其奴役致死，但白人被集体屠杀的事情还从未出现过，那可是高贵的白人啊！ 梁明的凶狠报复给了欧洲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的权贵们来说那不过是聚会中多出的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吧了，只有西班牙人。利益上和尊严上受到极大伤害的他们，在“中国潮”再次风靡欧洲大陆的时候，在无数场关于中国的辩论开展时，卡洛斯三世（1759年－1788年）发表了一道强硬的宣言，“为了西班牙的荣誉，他们要报复，严厉的惩罚那个邪恶的东方将军。”――三万陆军，四艘战列舰（一艘一级的，一艘二级的，两艘三级的），十艘护卫舰，将开赴东印度，到那里去挽回西班牙的荣誉。 这又是一件“趣事”，不是吗？两位勇敢的船长已经为欧洲带来了梁明准确的兵力，陆军不到三千人，海军实力低下，西班牙出动了三万陆军和一直巡防舰队，是重视？还是…… 不过是再为欧洲诸国的权贵们添上一个可供谈论的话题吧了？而且是引不起太多注意的话题，因为现在他们中最好的话资是欧洲学者们的嘴仗，其中也少不了两位新晋的“明星”。 17、18世纪是欧洲崛起的世纪，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意识形态的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是为正义与自由的进步而做的必须准备，这一基调正在逐渐形成中。面对东方帝国的再次“强悍”出击，一场关于“中国印象”的论战是在所难免的。 孟德斯鸠是死了，但他的著作影响了太多的人；同样，伏尔泰也逝去多年，他的思想观念一样拥有无数的追捧者。“中国”的褒贬是否，再次牵扯紧了太多太多的学者。 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成为了夏秋两季最繁忙的人物，英法两国有太多的邀请等候着他们，有太多出名的学者需要询问他们，他们成为了两国上层社会的宠儿，或许授勋已经距他们不远了。 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等等等等，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自然不会明白太多的深奥理论，双方邀请他们不过是需要他们口中的“实据”，但是连汉语都不会的两个商人又怎会有什么实据，就是有那也是梁明特意使人摆给他们的，于是真正的倾斜出现了。 三十年前（1745）的英国对中国无疑是极为崇拜的，如今取得了七年战争胜利后的英国同欧洲的其余国家一样开始了对东方的怀疑，现在肯尼兹?:森的到来使得众多学者有了“详实”的取证。 肯尼兹?:森对于中国的印象仅限于脑后的辫子，趾高气昂的官员和值钱的瓷器和茶叶，对于中国的实况那里有什么了解？不过为了继续自己的“成功”，肯尼兹?:森只好将自己两个月来同船上翻译谈论“心得”翻了出来，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句闲谈的说笑，竟惊动了整个欧洲。 2000千年的中国，施行了一种“征召制度”，就是选拔各地品德、才学出众的贤人出任官职。 1000多年前，中国施行了一种更先进、更文明的选举办法――科考，全国数以万计的学者经过考试，优秀者出任官员。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施行着一种内部考核制度，政绩优良的升任高官，不合格的罢黜官职。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员体制中有一种“御史”的存在，他们是向皇帝进言纠错的，并且督察官员的腐败。 这四句普普通通的话，倾倒了无数的学者。因为在英国，不，在整个欧洲，官员的产生不过是出于国王的恩赐，或是世袭。西方的文官制度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相继施行。 梁明应该赏赐给肯尼兹?:森十万两白银，他起到的作用岂是金钱可形容的。当然相比在英伦三岛的肯尼兹?:森，身处欧洲大陆霸主之地的克劳德?:卡尼基，他的表现同样出人预料的精彩。
十章 转回视线（下）
ps：终于将欧洲部分的写完了，下一章就是南洋。与信仰新教的英国相比，法国的宗教显得要复杂了许多，1598年4月，亨利四世颁布“永久性”的“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在担任公职方面享有同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所以，在法国新旧两派天主教的矛盾依旧相当的激烈。 宗教之争是法国的一个重要矛盾，而传言中的中国却是个宽容的国度，没有流血的宗教战争。但是现在中国不仅出现了让人感到“恐怖”的狂热教徒，而且是一个被认定的信仰原始的多神教的国度，所以想要改变一部分法国人的眼中的中国形象很难。 克劳德?卡尼基自然是不懂得这些的，但为了找全自己的“面子”，特别是对岸的同伴表现出众的情况下，他终于做出了反击，出色、漂亮的反击。 首先，克劳德?卡尼基坦言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对东方帝国的神教了解不多，紧接着又说他所了解的只是在两个月的俘虏生涯间看到的而已。 关二哥的形象是最让克劳德?卡尼基印象深刻的，因为他不止一次的看到红面青袍，手持大刀的关公像，无论是在繁茂的广州，还是在孤寂的囚船上。这是他最为了解的东方神灵，克劳德?卡尼基不止一次的听随船的翻译讲述着神人的故事。 “战神”――关公的神位。 “在东方，那里我只了解一个神灵的来历，那个神灵就是战神。”克劳德?卡尼基也不饶*53小说*，开门见山直接道来，“这个神位一共有三个人，是的，三个人。”克劳德?卡尼基加重了“人”的语气，这果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难道东方帝国的神灵是现实中的人吗？”一个中年贵族惊讶道，“就像圣子一样？” 克劳德?卡尼基没回答，而是径直说道：“第一个人的名字是蚩尤，他是东方帝国始祖的死敌，曾多次打败了他们的始祖，虽然最后惨烈的失败了却赢得了东方人的尊重，被议为战神。” 这个答案明显出乎众人的意料，但一名教士马上反驳道：“依旧是原始祖先崇拜。”语气很不屑，因为基督教是不祭祀祖先的。 克劳德?卡尼基依旧平静的叙述着：“一千多年后，一位姜公爵取代了他。这位姜公爵是一位极为贤德的哲人，他七十岁之前一直是隐藏在山野之中的，在七十岁时一位德高望重的周国国王亲自请他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公爵答应了。最后在公爵的带领下，周国击败了其余的国家，成立了一个八百年的大帝国。”克劳德?卡尼基明显感觉得到这些学者的唏嘘声。 “这位公爵极有智慧，他写了一部兵书，这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克劳德?卡尼基有点苦恼的摊开了双手，“可惜的是我忘记了它的名字，这本书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唏嘘声再次响起，克劳德?卡尼基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在将近一千年以后，这本兵书被一位落魄的年青侯爵得到，凭借着这本兵书他辅助了一位帝王建立了大汉帝国。这个帝国就是将万恶的匈奴人打的溃不成军，迫使强大的匈奴人不远万里的迁到了欧洲。”克劳德?卡尼基知道这次的惊讶会更大。 果然，客厅中数十位贵族、富商、学者简直就是蜜蜂，不停地嗡嗡，喧闹声甚至影响到了外面的舞会。 “咳咳”，克劳德?卡尼基清了清嗓子，“这个帝国存在了数百年后同样走向了衰败，这个时候帝国皇室的一位后裔勇敢的站了出来，他和两位勇猛的骑士经过神圣的礼仪后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兄弟，第三位战神就是这三兄弟中的老二。” 故事进入高潮了，所有的人都支起了耳朵。“这位皇室后裔开始时经常失败，又一次失败后他的两位妻子陷落到了敌人的手中。关公，就是第三位战神，为了保护两位嫂嫂被迫投靠了那位强大的诸侯，这个诸侯是曹公爵，他非常喜爱关公，册封他做了侯爵，并且赏赐了无数的钱财。不久曹公爵遇到了麻烦，关公就在数万人的包围中，一个人两次斩杀了领兵的元帅。这个时候关公得到了他哥哥的消息，就保护着他的两位嫂嫂前去寻找他的哥哥刘将军，路上走了几千公里。期间有五个城市的六位将军要俘虏他，都被他一个人杀死了。最后平安的找到了他的哥哥。”克劳德?::卡尼基心中很佩服这样英勇的骑士，说话间充满了情感，“后来他的哥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册封了关公为侯爵。在他老年的时候，为了统一整个东方帝国侯爵领兵出战当初打败了他哥哥的曹公爵，他先后击破了十几万军队，并斩杀了一名侯爵，俘虏了另一名侯爵。但是一个孙公爵背弃了他和刘公爵的约定，派兵和曹公爵一起击败了关侯爵并俘虏了他。这位孙公爵同样很希望关侯爵投降，但关侯爵拒绝了，最后和自己的儿子还有一名下属的将军一块被孙公爵送上了断头台。” 克劳德?卡尼基的情绪有些低落，不仅仅是他所有的听众都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架，他们再为那位英勇、忠诚的侯爵祈祷。 “东方帝国的人民非常佩服这位侯爵的为人，就用他代替了姜公爵，成为了战神。”克劳德?卡尼基知道这依旧逃脱不了祖先信仰，但他的能力只能到了这，“关侯爵在东方帝国及受尊敬，人民市场的祭祀他。不过”克劳德?卡尼基心中很无奈，自己还是太浅薄了，“那里的人民祭祀他，尊敬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战神，而是因为他的忠诚、勇猛和对友谊的遵守。那里的人民非常重视个人的品德，就像他们的天堂中有无数的神灵，那些都是过去的古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姜公爵在征战中斩杀的敌国将军和自己阵亡的将军，一共有360人，他们说那是一个很圆满的存在。”（知道这句是啥意思？） 克劳德?卡尼基脸色依旧平静，语气也很平缓，但他的心是悬着的，“东方帝国有一句古老的话，相信他，他就存在；不相信他，他就从未有过。” 信其则有，不信则无。这应该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宗教”信仰条率。 客厅中安静了很多，半响后一名学者激动地站了起来，“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东方帝国的信仰，他们信封的不是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而是一种精神，每个重要的神灵都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就像这位关侯爵，信奉他不是因为他是战神，而是因为他的忠诚、勇猛和对友谊的遵守，这无疑是可以作为鞭策自己的信条。” 这种荒谬的结论是很有市场的，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法国，然后是奥地利、普鲁士等等。事情有时本就是无比的荒谬，梁明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不管怎么说，克劳德?卡尼基同肯尼兹?森一样成为了欧洲权贵们的新宠。
十一章中华朝见
建阳二年（1776年），元月十六。“咚咚咚”，三声洪亮的钟鸣声响彻了中州城，这个做了二百年西班牙总督首府的城市在大半年前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中州，中华王国的都城。 从五口点辰钟铸成起，中州城中就有了定点的报时，从早上六点起直到晚上十点，每过一个小时东西南北中五口点辰钟就会击鸣三响。“小时”对于随船南下定居此地的的百姓而言是个全新的时间单位，但整个中华国二十来万人七成的百姓是南洋的华人，他们早已经接受了这个，让他们重新改回“时辰”显得很不合实际，所以就只有南下的这一小部分人改了。 中州城中心处，原本很华丽的西班牙总督府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典型的东方宫廷建筑，这里就是梁明的王宫了。 实际上他本是不想建造宫廷的，但是架不住周青竹等人的劝说，只好使人建了一座王城。幸好中州左右石木充沛，又有大量的便宜苦力代劳，所以虽然前后长达五个月之久，但并没有消耗太多的人力物力。 这座被百姓私下里称作“泰安宫”的王宫宫墙共有内外三重。外重宫墙之内布置宫中一般机构和驻军。第二重宫墙内布置中央官署。各部衙门设在东侧，向南有门通出宫外。在西侧有秘阁（皇家图书馆）和大臣休息的永福堂等。第三重墙内才是真正的宫内，前为朝区，建主殿泰安殿和与它并列的东堂、西堂；后为寝区，前为睡寝的乾瑞殿，又称中斋，后为后寝显阳殿，各为一组宫院，二组前后相重，都在两侧建翼殿，形成和泰安殿相似的三殿并列布局。泰安、乾瑞、显阳三殿和泰安殿南的殿门，宫正门共同形成全宫的中轴线。寝区之北是内苑华林园。前前后后一共有房间接近700间。 梁明最初看到周青竹递交的示意图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大的建筑群先不说用得上与否，但是钱财、人力的开销就是一笔天文数字。面对梁明的厉声斥责，周青竹表现的很从容，他为梁明算了一笔账。 首先是人力的问题。在占领吕宋的期间，复汉军在斩杀了四十万的土著的同时收服了接近八万的亲华土著人。这些人的头领大多数是混血儿，这些人亲近华人对渡海而来的复汉军敬若神明，不敢有丝毫的触犯，唯恐遭到了血腥的对待。他们中至少有两万的青壮，除了一部分本分的务农外，少量的进入了各地开设的矿场当工头或是监工，还有很多人依旧懒散的待在部落中，反正这地方的物产丰富基本是饿不死人的。与其白白的晾在那里，不如纠集到中州做工，不但用不到开工钱，而且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地方上的稳定和工程的进度。 第二就是钱财开销。西班牙的殖民政府无疑是极为贪婪的，在各地城市中梁明收获的财富堪称巨大，如此多的金银很轻松的就可以在保证五年开销的同时建造一处规模不小的宫殿。他们根本就不用担心钱粮的问题。 第三就是很简单了，体面，仅此而已。 梁明简单的考虑了一番就同意了，不仅同意了还补充了一点，做劳工的土著依旧开工钱，因为这是一次表达善意的机会。 周青竹的政治觉悟无疑是很高的，在这一点上他做的很好，七千多召集来的土著青壮表现的极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满的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首先通过此事这些归附的土著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他们的心已经放在肚子里了。其次，在去年的十月初一，梁明登基称王，国号中华，自称汉承王，年号建阳。 泰安殿自然是远远比不上紫禁城中的太极殿的，但也远远超过满清入关前的十王殿的，在南洋绝对是独一份的。 梁明一身明黄的朝袍，头戴金冠，安稳的坐在漆金的龙椅上，正满脸喜色的听着台下的大臣奏报。今天是元宵节后的第一个朝奏，同样也是去年的总结报表的时候。 事实证明梁明的策略是对的，在启州建立的班底极大的加进了他占领吕宋的速度。毕竟占领一片土地比仅仅是击败西班牙人的军队，还要有足够多的官员去治理它。 “…………，此我朝共设置23县、分属启州（拉瓦格）、甘州（维甘）、劳州（土格加劳）、吉州（巴云邦）、延州（帕拉延）五州，另有京都中州，协宿州（宿务）海防属。”梵伟如今已是吏部总监总揽吏部，不再是国师了，自然也还了俗，就是还没娶妻生子。这一段时日里梵伟可没闲着，东奔西跑几个月总算是定下了州县。 梁明笑道：“梵卿这段时日辛苦了，本王可真是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就晋升一级，吏部，本王就交给卿了。”梁明知道吕宋是副啥德行，深山密林到此都是，虽然只有三个台湾大可想转上一遍却是不容易得，梵伟真是下了大力气，花了苦功夫，升为吏部主官也在情理之中。 梵伟知道这吏部主官的位子迟早是自己的，但亲耳听到的感觉还是异常的激动，凭他的资历能走到这一步可以说完全是梁明的赏识。“臣，谢大王恩典！”强忍着心中的激动，梵伟跪拜谢道。 “梵卿快快请起！”梁明已经废弃了朝拜之礼，朝堂之上只需行躬礼便可，这也算是同世界接轨不是？再说了，这双膝跪拜之礼也是元朝开始的，算不得中华的“传统”。虽然周青竹等人坚定的反对过，可梁明毕竟是老大，啥事还是老大说了算。
十二章 发展
梁明的朝廷还是初建，而且没有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规布，随着时间的增长部门也在逐渐的增多，这仅仅大半年的工夫当时的六部就成了九部了。 新增的三部分别是学部、工商部、外交部。这学部是个冷衙门，梁明也没增设部长，最高的官职不过是一个郎中，此人姓宫，单名一个强字，举人出身，是最早投效的学子。 工商部和外交部也同样没设置部长，部门的主管都是郎中，一个是李鹤，另一个是温阳一，和司法部部长俞济世一样都是青州知府福布森的幕僚，很识趣地人。 这三个部门在以后应该是很重要的，但现在确实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垫底的衙门。在周青竹等人的眼中，他们也就是凑个热闹，但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宫强是问口关心，权当自个在锻炼身体，李鹤同温阳一却是憋了一口气，但就是在想打个翻身仗那也要等几个大佬汇报结束了再说。 民政部可是名副其实的天字一号衙门，周青竹的身份也很特殊，若不是梁明钦点了梵伟，这第一个奏报的非他莫属。 “…………统计，我朝民户六万八千三百二十户，人口二十九万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南下从龙者三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吕宋华人十一万二千人，从勃良安（万隆）、底勿（东帝汶）、淡马锡（新加坡）、婆罗洲（现印度尼西亚占据称加里曼丹岛)等地迁居而来的华人六万余，另有内附的土著八万余人……” “我朝治下共有金矿三十一座，其中大中型的有十五座，月产金一万两千两――一万三千两；铜矿四十座，大中型的占二十三座，月产愈二十五万斤；铁矿十七座，大中型的有十一座，月产铁愈百万斤（哥们，一万斤才是六吨啊，不YY吧）；煤矿十一座，大中型的有六座，三座是露天；锡矿三座………………；铅矿两座………………。另有私矿七十余座，每年可得税入鹰洋八万（西班牙银元），商税另算。”周青竹不愧是混迹官场的老油子，声音不紧不慢，“各处矿场治下共劳奴七万三千余人，另有劳奴万余贩卖于私商以供差遣，得利二十一万七千鹰洋。” 今天的朝会是重头戏，每一部都攒了几个折子的功绩，周青竹念完了手中的折子，从袖口里又抽出了一本，“…………是年，我朝治下百姓共计田产三百一十三万六千余亩，无名田产二百三十万亩，百姓新开田产一万两千亩。赏赐南下百姓二十万亩，迁居百姓二十万亩，当地百姓八十万亩，内附部落十万亩。开辟农场九十二处，合计田亩五十万亩，劳奴两万余人，尚剩余田产五十万亩无人耕种。估算今年可收粮税八百万担。（注1）…………” 梁明很满意，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只要有粮食自己这个小朝廷就乱不了。“好，只要钱粮不缺，我朝可无碍。周卿于朝有大功！”高兴之下梁明的好话自然也不会吝惜。 周青竹这样的传统文臣对于上位者的口头夸奖还是极为在意的，听到梁明的夸奖脸上登时多出了几分光彩，声音不经意间也高了三分，“谢王爷夸奖，此乃臣下职责所在，不敢疏忽。” 见到周青竹退下，柴坤当仁不让的站了出来，“禀王爷，我水师现已整顿完毕，上下官兵共计五千。战舰九艘，战船二十艘，补给舰八艘，舰队官兵3600人，陆战兵（下辖两营）1000人，补给处400人。”他倒是干净利落，两三句话了事了。 “倒是有几分军人的气质了。”梁明心中暗自高兴，脸上也露出了几分，自是安慰了几句。 柴坤下去了，那就轮到李勾了。有了前头的例子，他也不好再?唆，“禀王爷，我陆军官兵共计15000人。整编为三旅，附属炮兵、步兵各一团，各下辖两营，骑兵一营，辖五哨，每辖四排，每排领两棚，另设医护营。” “步兵旅每旅下辖步兵两团，炮兵、工程、辎重各一营。每步兵团又辖步兵三营，炮兵一哨。步兵营辖四哨，每哨辖三排，每排领三棚。炮梢下辖两排，每排配炮二门，分属五斤炮与三斤炮，另有一棚护军。” “附属的炮营设二哨，五斤炮，每哨配备四门，每排配炮二门；三斤炮，每哨四门，每排配炮二门，另一排为护勇。工程、辎重营设三哨，每哨四排，每排领两棚。” 这些编制是梁明会同文坛、秦宜达等人熬了好一阵子再捣弄出来的，着实费了大脑劲了。而且整编军队也全落在了文坛、秦宜达和何克阁身上，李勾他们忙着剿杀潜逃的土著，不将这些人杀个干净，梁明的地盘就绝对安稳不下来。幸好有当地内附土著的帮忙，要是单靠梁明手下的这点人马是绝对不可能在半年之内清剿干净的。 加上扩编为禁军的亲卫营1000人和陈分民下属的各处炮台守卫，梁明手下一共有了两万三千人马，当然要是再加上各地的巡丁和矿藏的监工，还能再凑出三四个营来。从打定主意要造反到如今，算算时间已经有六年了，能拉出这两万人马来真的很不容易，要不是郑七、梁文庚、樊文才等人不畏辛劳，一门心思的攒银子，梁明还真的要在全国下次募兵令不可。 说起郑七等人，那真是为了钱不要命，一波接着一波的往吕宋拉人，而且质量顶好，全是正当年的汉子，绝好的兵源，替梁明可剩下了太多的麻烦了。 这一波历史上中国最顶尖的海盗人才，的确是不同凡响，在沿海的号召力是相当大的。 ps：据研究，秦汉时我国的亩产量为264市斤／市亩，唐代是334市斤／市亩，清以前亩产量最高是明代，为346市斤／市亩，清代的亩产量达到了374市斤／市亩，分别比汉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清代是历史上亩产量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为9.67亩，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为27.03亩，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为16.56亩，而明代则为6－7亩，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为3.56亩，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为2.41亩。 中国有句老话：三十亩地热炕头，老婆、孩子、一头牛。是绝大多数农民心中的完美生活!所以说，在人均五六亩地的情况下，在大部分劳力未被抽调的情况下，还是有能力去耕种的。战国时一人可耕百亩（合69市亩），清代一人可耕12－13亩（市亩）。18世纪时，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英国则是10：1，中国的粮食收获率也远较英国为高。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英国一个劳动力能耕120亩旱地，岁收12000斤粮食，中国在农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一个劳动力能耕12－13亩土地，岁收米20－30石，合稻谷4500－675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