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节：戊戌年——老佛爷掌心里的百日维新(4)

在世代受儒家谦逊退让教育的人看来，康有为这么些年上蹿下跳，只能说明他功名心太重了。如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说他上书奔走，皆因赴试不中，遂夤缘素无渊源的大员，上书谀颂以求富贵，实属躁进无品。还说诸公看不起康有为如此轻躁，“皆甚鄙之”。并记载了些令康有为难堪的事：如工部尚书潘祖荫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大学士徐桐见其言“嚣张卑蹈”，立将原书掷还；甚至还写到康嫖妓不给钱的劣迹。尽管此书是政变后所写未必全实，但康的忧国之心遭“躁进无品”误解，由此引起当时很多人，尤其是身居上位之人的反感，却应该是事实。

也有不少人质疑康有为的西学。外交家、兵部侍郎曾纪泽就曾对人说：“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康有为自己承认，他是在1882年进京赶考，途经上海，才“大购西书以归”学习西学的。他买的这些书，按参与翻译的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的说法，不过是西学基础，单科入门书。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曾参加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主办方是长期推进“西学”教育的广学会，奖金由一直关心中国“变法”事业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老资格的“变法”思想家王韬主持评选。但是评委没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所以不少人怀疑，康有为的西学可能只是个半吊子。（据李天纲《1898年的中国:“戊戌新政”何以夭折》）

后来不少学者，如周谷城，也看了出来，康虽为维新运动的发起人，然其学问根底却在旧籍；在维新期间诸疏中，也看不出他对西洋学术有何深切了解之处。

还有人干脆对康有为的中学也产生了怀疑。说他的力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不过是剽窃了学人廖平的文章。但不管是不是抄的，这两部书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居然用些荒诞不经的考证，断言千百年来被奉为圣典的四书五经竟是刘歆为助王莽篡位而造的伪经；甚至胆敢称孔圣人一辈子都在“托古改制”，所谓尧舜文王周公，都是圣人为了寄托“改制”制造出来的，真正是荒谬绝伦！用梁启超的话形容这几部书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一点也不为过。尽管也达到了打击封建传统，动摇教条根本，解放思想，为维新开路的作用，但被这“邪说”吓跑的人可能更多。

人们暗暗在心里犯愁：这样的康有为担得起变法维新的大任吗？

荣禄就是对康有为极其厌恶的一位，曾说过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作为慈禧的心腹，他的看法也应该代表着太后的观点。然而慈禧为什么还放手让光绪康有为去干上一番呢？

说慈禧坚决反对维新也许不确切，毕竟被洋人随意欺负、动不动割地赔款，作为天朝之主，这份窝囊滋味也不好受；她若不支持，洋务运动便搞不起来；庚子后看清大势所趋，在她主持下也进行了不少并不亚于戊戌年的改革。她曾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然而慈禧最怕的并不是洋人，也不是维新——只要维新的程度在她所能容忍的度内，而是大权旁落。尤其是光绪长大后，这种危险一日日增加。按大清国法家规，她早该在皇上大婚之日便归政于光绪，颐养天年去。但操了几十年王朝大权的慈禧如何能忍得了冷清寂寞的生活？她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光绪离开她还是寸步难行，这天下还必须得由她老人家来掌舵。既然光绪自己跳了出来，那就让他在天下人前好好表现一番吧——这个连打雷闪电都怕的小子有几斤几两，慈禧还能不知道？所以她一点也不在乎康有为有没有能力，甚至还可能希望他本事不济些，也好让天下人看看，天天叫嚷的维新不过是场行不通的闹剧。也许她还有一层算计：正好趁此机会把满朝文武重新过过秤，看看哪些人糊涂油迷了心，竟敢怀疑她老人家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