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历朝历代,文人的作品都没有真正投放市场,即便能达到有水井处便有人传唱的受欢迎程度,可除了能为把自己卖给朝廷、权贵造些声势做点广告外,一直没能同经济挂上钩。这种现象久了,反倒使一般人,甚至文人自己,都以为文人应该是口不言阿堵,白衣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的“藐姑射仙人”。却忘了,自己的膝盖早已不知不觉跪了下来。
但自古来真正的文人都是希望自己的腰板能够直些的,如陶渊明那样,不为下一顿饭操心,又不用俯仰别人的鼻息,是世代混迹在“人间臭腐场”的文人的美梦。无奈离开人家屋檐下便得饿肚子,只好一辈辈忍着。一旦时机成熟,自己的玩意儿居然能卖钱,那当然不能放过。郑板桥名列“扬州八怪”,嬉笑怒骂啸傲江湖,一个只做过七品芝麻官的丑八怪(郑燮自称“板桥貌寝”——寝,丑也),能活得如此潇洒,支撑着他的,还不是润格带来的收益吗?
从板桥的书画买卖生意兴隆也可以看出,文人的市场已经在悄悄拓展。社会按着自己的步伐前进,到了鲁迅的时代,居然可以凭着卖文过活了,甚至,还可以活得不错。据计算,鲁迅后期卖文收入至少可以达每月500元,而当时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30到40元。老舍说在二十年代,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只要一毛二三就可以开付;要是再花两分钱,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区区一毛五便可美美吃上一顿。而三十年代物价再涨,也不过是“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很多学者,陈明远等人,早考证过了(本文有关鲁迅经济情况基本根据陈先生的考证),根据当时的物价,一个四五口之家,11元即可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文人能挣这份钱,是李白他们不能想象的:正如他们不能想象世界上会出现报纸、杂志这种玩意,满大街吆喝着卖;正如他们不能想象,干谒权贵时为吊起阅读胃口而搭在诗稿里那些编造的故事也可以一版版印了换银子。
进入二十世纪后,时代给了所有想经济自立的文人一个机会。
文人中当然包括鲁迅。
板桥卖的是字画,鲁迅卖的是什么呢。
是呐喊声,是冲锋号,是当头棒喝,是金刚怒目,是苦口婆心,是恨铁不成钢,是除恶务尽……
中华大地一片混沌,而先生的窗口始终亮着光,如海上不灭的灯塔。先生静静地坐在灯下,慢慢地吸着手中的烟卷。终于,他提起饱蘸了浓墨的“金不换”,轻轻落笔——天地间顿时风雷大作,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响起惨厉的鬼哭神嚎。
无边黑暗里,先生手中的笔放出万道光芒,照亮了前进途中的荆棘刀枪,先生挺起胸,冷冷一笑,迎着锋刃迈步向前走去——“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先生以血肉之躯,为在地狱中苦熬的众生开路。
满目狼藉茫无头绪之时,天幸出了如此警醒雄文,对徘徊在迷途上的中华儿女,真正是雪中送炭,哪用愁销路不畅?
然而,这些受民众欢迎的文章,却是独裁者的眼中钉。鼓动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言论,历代都是统治者的大敌。别说像鲁迅这样大声疾呼,即使只是皮里阳秋远站着斜斜说上一两句,只要被大人们察觉里面有刺,那么祸事便到了,逃命去吧,还想卖钱?笑话!
不用再提太多人痛骂过的明清文字狱,也不提那些豁出去指着皇帝鼻子大骂的大臣——除了责任心,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做买卖,用生命买得身后的千古美名;或许,当世也可能兑现:万一皇帝被自己骂醒了呢?明白人应该知道,这是小骂大帮忙啊!有个小典故能说明就连平民也很容易招来这种祸事。东汉时有位士子梁鸿,也就是“举案齐眉”的男主人公,有次经过京都洛阳,做了首诗,《五噫歌》,文辞有些古奥,但其实也很简单,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登上北芒山,哇塞!俯视着京城,哇塞!宫室是多么的壮观,哇塞!修建它的百姓多么劳苦,哇塞!这种劳作没有尽头,哇塞!”按理不过是说了几句大实话,也没有煽动百姓罢工,可从高高的北芒山传入皇宫后把汉章帝气了个半死,气急败坏地下令把作者抓来砍头。梁鸿只好带着婆娘连夜逃到山东一带去举案齐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