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
毛泽东有些激动了:“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众人已经回过神来:居然有人敢如此与伟大领袖顶撞!会场立时大哗: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
“梁漱溟滚下台来!”
……
讲台上的人,梁漱溟,脸色苍白,但就是不下台,双手紧紧捏着讲稿,圆框镜片后,两眼直视着毛泽东——直至被轰了下来。
这是1953年9月18日下午,再过29天,就是梁漱溟六十周岁的生日。
这场著名冲突的起因是几天前梁漱溟在政协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发言中,梁漱溟提到了目前工农差距问题,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乡村不免空虚,“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农民却依然很苦”,“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并提到共产党的成功主要依靠了农民,而现在不免有“遗弃”之嫌疑,“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话虽然有些难听,却出于爱护共产党的好心。一般的看法,应该就是这些提醒共产党不要忘本、不要背叛农民的话,大大伤了对农民最有感情的毛泽东的自尊心。18日梁漱溟再次发言,为自己辩解,早已点燃的导火线终于烧到了尽头。
于是,梁漱溟,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北大时就认识,并在延安多次通宵纵论天下大势的“座上宾”,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的批判对象,一个活靶子。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对梁漱溟的批判。言谈间嬉笑怒骂,把具有无比威力又生动活泼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最后,大笔挥去,轻轻松松给梁漱溟定了性:“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梁漱溟反动透顶”……
在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中,有一个词的运用频率很高:“一贯反动”。时人当然有此看法,梁漱溟,毫无疑问是一直——如果联系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永远——站在潮流之外的人。
甚至可以说,梁漱溟是以背对着潮流的姿势登上历史舞台的。
辛亥革命后,政局总上不了正轨,反而还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数百人,专著数十种,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战果是辉煌的,西学当然大胜,新文化的发展势头简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轻人眼里已经成了腐臭的僵尸、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四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干脆高高供起释迦放在一旁,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