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节：横眉 ——傲然出世的“民族魂”(10)

也许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来居然甚是顺利，处处有朋友帮忙，人人对他尊敬，据说他是香港沦陷后最早脱险的文化人。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说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他对行政院长孙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就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接着掉转话锋，呼吁共产党宣布三年休战，而且对国家人民所遭苦难，同样要感到歉疚！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道德在乱世时的苍白无力、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这就是他说的：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并不认为这是迂腐，而是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同年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是对他提议的回答。

终于，他与毛泽东面对面了。

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时相似，梁漱溟和毛泽东也是由一样的推论过程得出了不同的答案。两人都把重建中国的希望放在了农村，都觉得中国必须由下到上完成建设。梁漱溟最接近毛泽东的观点是，他也认为建设农村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自己：“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困境在于“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文化失调。而城市，却浸染西方习气过多，“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改造起来困难得多；寄希望于上层向下改造也已经充分证明了只是幻想——军阀权贵只能割据破坏。所以他的计划是在多少残留些儒家道德的农村开始国家重建。正是这点，使得梁漱溟视共产党建国初期把工作重点转到城市看成错误：你把农村搞好了吗？政事和文化协调了吗？根基不稳，怎能冒进？

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漱溟希望农民觉悟之后，最终获得的是和谐仁爱这个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泽东却交给了人民刀枪。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着眼的，都不是眼前的三五十年，而是为苍生寻找着一条能一直走下去的永恒之路，都想跳出历史兴替循环百姓轮回受难的圈子。只不过梁漱溟采取的方法是教人向内协调心灵，以取得整个人间的和谐；而毛泽东是向外用力，解放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了解自己的能力并永远掌握力量，以随时监督和反抗、由人民自己来防止上层的腐败堕落——文革，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毛泽东这种设想的一次大胆尝试。毛泽东试图把人民改造成军人、革命家；而梁漱溟却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君子。

从三十年代起，两人便有过多次辩论，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好在当时的急务是抗日和统一，全局建设方案还不过是空想；但当这个任务真正摆在毛泽东面前时，他再不能容忍梁漱溟这种不识时务对政局指手画脚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