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张柔软而坚韧的砂纸,轻轻地、温柔地、慢慢地,磨钝了你的尖刺,磨平了你的锋刃,磨滑了你的毛糙。
也许哪天早上起来,出现在镜子里的已不再是那位筋肉暴起满面虬髯、一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位峨冠博带大袖飘飘、低眉顺眼文质彬彬的白净书生。
放马南山铸剑为犁,一代代和平的梦里,一位位武士卸下了铁甲。当年弯弓射雕的豪迈,变成了酒席间的游戏:“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看啊,他们即使是争斗也是那么的温文尔雅。
孔子肯定没想到,如此发展下去,两千多年后,以身处礼仪之邦而沾沾自喜的君子们会为辞上座、后进门之类琐碎的所谓礼节展开一场场滑稽的争斗。但尽管如此迂腐可笑,荒唐背后蕴藏的谦让,却也的确让人看到了实现终极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可能。我崇敬创建了这套思想的孔子等大师,他们确实是圣人——他们指的方向,正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和平之路。
他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希望。
尽管他们的目标高高挂在天上。
就在这浓浓的儒学氛围里,北魏王朝从马背上翻身下来,如沉醉于熏风那样,从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骜,慢慢滋生温柔。
一双双弯弓握剑的毛茸茸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脱去老茧,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挑起……昔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就这么在儒学的熏陶下变得温和慵懒,骨软筋柔。
当然不可避免的,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软弱!
而背后,正像开疆拓土时的北魏那么矫健的柔然、突厥,血红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这片变得温情脉脉的大地。他们才不念叨什么仁义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砺着刀箭,在大漠、在草原无日无夜地操练着武功。刚饮过马血的嘴角对着北魏巍峨的宫阙流露出讥讽而残酷的冷笑。
甚至轮不到他们发难:即使是北魏内部,那些在汉化中遭受冷遇,见到方块字就咬牙切齿的武将早就不耐烦了,日日夜夜地在阴森森的密室里用鲜卑语重新召唤着野性。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交战双方中如果有谁对人生、对文化、对命运有了感悟,并常常为此深思,那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武器和目标的对手——
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为此而游离钝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儒学可以说是四海一家时创建太平盛世的纲领,是削平天下后王朝长治久安的维系。
但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在惨烈的厮杀争夺中,却简直无异于一剂药效强大的麻醉剂。
元宏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看得太远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时候用汉家的儒学削弱了自己原本强壮的身体——他的汉化实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像一只急剧生长的龙虾,再需要换壳,也先得战胜身边的敌人,扫清四周之后。否则为了那个更舒展更宽裕、可以进一步壮大的新壳,而早早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蜕下旧壳,露出毫无抵抗能力的诱人嫩肉,结果必定是成为仍旧披着坚硬老壳的对手的一顿美餐。
何况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们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们实在无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这个危险的换壳过程不得不进行得分外的漫长、艰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丑陋,乃至畸形。
但总得有人走这第一步,做这第一个牺牲。
元宏之后,汉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加入的民族越来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个战场的斗士都引向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学的作用这才渐渐凸显……
乱世最需要的首先是武力,这道理其实很早就有人明白。
战国时赵武灵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也是顶着举国反对的压力,他命令臣民脱下象征华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换上小袖短衣,扎紧腰带,下了战车,拿上弓箭踩着皮靴跨上骏马,用当时被所有人认为落后可笑的胡服训练出一支强悍的骑兵。成果是小小赵国的战斗力从此在众国中数一数二。如果不是后来君王昏庸,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以至长平惨败元气大伤,秦国的统一进程还得大大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