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拣尽寒枝——苏轼的“平生功业”(1)

拣尽寒枝

拣尽寒枝——苏轼的“平生功业”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的一个秋日。汴京最有名的篆工，安民老汉又提起了他那把已封多年的刻刀。这次的任务是刻一块蔡京蔡太师草拟、今上亲自审定，并且亲书的名录石碑。碑的名称很有些吓人：《元祐奸党碑》，听说天下所有的府县衙门前都要立一块永世留存——安民老汉这块则将安置在皇宫端礼门右侧。

那个老内侍正眯着眼倚坐在一边，似睡非睡的监着工。

“要说这世道变得也真快，”安民捋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才几年的功夫，新的来旧的去，旧的来新的去，翻了几遭快数不着了。也不知现在到底该算新呢还是算旧。”

“轻声呢——”内侍微微睁开眼，四下掠了一遍：“这是你我打听的吗？”

匠人干笑几声，又埋头干上了。过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又停下来问内侍：“小民可怎么也想不通，文太师、司马温公怎么成大奸臣了——”

内侍哼了一声。

安民连忙转过话头：“皇上的字就是漂亮！”

又是一阵沉默。

“啊！”突然一声惊呼，“苏轼！苏学士怎么又……”

这回内侍睁大了眼：“幸亏他死得早几年，不然……”

他冷笑几声：“圣上已经下令要焚了他所有的文集，毁了全部印版，天底下，只要他题过的碑、碣、榜、额，通通都得砸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内侍来了劲头：“也奇怪了，每次无论谁上台，不管新的旧的，倒霉的怎么总是这个姓苏的呢？”可能想想有些滑稽，他也干笑了几声，接着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八成是他家祖坟冲了哪方神圣了吧。”

安民再不开口，一凿一凿憋着劲刻着。他要使出这辈子所有的本事，把这个名字刻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字——甚至御笔——都遒劲都潇洒。

同时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就是杀头，也不在这块碑的刻工位置上像从前每一次那样，留下自己的名字。

冰冷的石屑簌簌落地。

那批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而直到今天，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所有的中文教材上，都能在显眼的位置找出一篇又一篇苏轼的诗文。谁也无法统计，每天到底有多少张形状肤色各异、口音不同的嘴，吟哦着、朗诵着，陶醉在苏轼营造的艺术世界中。

甚至当年徽宗如此严厉的禁苏令，也无法抑制人们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反而大大提高了苏轼诗文的身价：连官家搜来焚毁的悬赏高的都有八十万钱一篇（约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那黑市的价格还了得？听说有个徐州太守，卖境内苏轼一块碑的拓片发了大财呢。太学生间，不是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吗？

同为艺术家的徽宗和蔡京如此大伤风雅的做法，是不是也因为妒忌呢？

如果能知道这些，作者苏轼会是什么感觉？欣慰?满足？骄傲？还是……

这许多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辉煌，是苏轼一生终极的目标吗？

“问汝平生功业？”

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十五岁的苏东坡，终于从海南贬所获赦北归。

立在船头，脚下波涛汹涌，身边大帆猎猎。倚着船栏，老人长长舒了口气，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是啊，该对这一生做个总结了：他低声吟出了以上诗句。

良久良久，他没有说话。

这一生，似乎都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外任、贬斥，好不容易进了京，又是外任、贬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熬着吧，时间到了，量移吧，近了八寸倒随着又远了一尺。一把年纪了，干脆来个破天荒：快六十岁时居然做了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朝官——甚至还过了海，那个蛮荒之地简直不能算是大宋本土了。由此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从手心里溜走的天下第一：进士会试时，被欧阳修误认为是门生曾巩而避嫌改判的第二，不觉涩涩一笑。

那年自己多么年轻啊。

家乡碧琉璃色的岷江，酣畅地翻滚着嬉戏着，泛着啤酒般的白沫，拥着那艘载着父亲和自己兄弟俩的小船，从乐山脚下出发，驶入滔滔长江，一路顺流直下。父子三人昂首挺胸负手立于船头，也是现在这个姿势，只是那时连父亲的腰杆都挺得比自己现在直。三双精光闪闪的眸子贪婪地观赏着沿途的秀色，遇到古迹名胜，三人还上岸登临，指点江山评论古人，兴致来了父子对酌，高歌联句，连白发苍苍的老舟子都感叹道：“这哪像是去赶考啊，纯是游山玩水来了！”

老舟子怎么会知道，区区会试，哪里放在咱父子心里？咱要的是从此把满腹的锦绣，铺展在这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用无尽的经纶大济苦难中的苍生，还他个花团锦簇的太平世界！

果真世人识货，在京师父子仨一炮打响。那时可真风光啊，无论是达官贵人歌女舞伎，甚至贩夫走卒，谁不想亲眼看看蜀中三苏的庐山真面目呢?连文坛泰斗欧阳修见了自己的文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击节叫好，连声大呼：“老夫当避此人一头地了！”浑不顾身边无数嫉妒得发红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