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出个真龙天子来结束苦难,却不料盼来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山大王!原以为闯王到了必将是一番慰问,接着由北京城起,推而广之将个口口声声的“均田”仁政推行天下,不料一出手就是夹棍!没几日,京城四处悄悄出现了哀悼崇祯皇帝的纸条,说是大明气数未尽,煽动大家为明朝报仇驱逐大顺军——看来,李自成还不如那个孤零零吊死的皇帝呢!
后世很多人由此找到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是这酷刑追赃,导致了京城的混乱,导致了民心的丧失——对大顺自己,也导致了军队的腐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的一败涂地。尽管不能简单地说二三十天内,那支连马都饮人血上阵如狮虎般咬人的军队,就被腐得筋酥骨软不堪一击了,但腰间的大包小包,必定也使大顺军多少失去了原来的矫健。
也有一些人为闯王开脱,说是刘宗敏之流目光短浅,不听闯王劝告只会搞钱搞女人,坏了大业。但是,追赃助饷难道不是李自成认可的政策吗?“比饷镇抚司”,这可是入京后大顺政权专门为了追赃设立的机构!再说,追赃也不是从北京城开始,向来是每得一地,坐上大堂便下手的,每副夹棍可能都使得油光发亮了,执刑的更是熟练得如解牛的庖丁。这套在夹棍配合下使用的追赃制度,随着攻陷城市的档次不断调整,到了北京,天下的中心,最高级别赃官污吏的老巢,难道能便宜放过了吗?
最重要的是,大顺军向来是没有正规后勤供应系统的,几十万人的吃喝,如果不追赃,大顺军饷,从何而来?
都说李自成输在了入京之后,其实,当年李自成大军喊出“随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对于在赤土上苦苦寻找着草根树皮乃至鼠雀死尸的饥民,开仓放赈、不纳粮、均田、三年免征,绝对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口号。振臂一呼,几十万人狂吼着响应,李自成就是凭着这几条措施滚雪球一般集结了百万大军。
百万人马要吃要喝,又不用老百姓纳粮,如此情形下,追赃助饷,向昔日高高在上的蛀虫清算,这种实际需要与阶级复仇情绪相结合,最简单的方法应运而生,并有效地滋养发展了闯王的军队。
无疑,这些措施在起义的初期阶段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当李自成的实力壮大到能够问鼎中原时,他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招引饥民从军了,还得好好想想,如何在已经控制的地区重新建立一种能够合理运转的经济秩序,并随着军事的胜利推行开去,直至整个天下。
而一个没有根基——完善的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政权,一路靠追赃这种抢劫的形式来维持运转,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当年同样从草莽里发迹的朱元璋起事,老儒朱升送了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依此行事,打下了大明江山。相比对手崇祯的老祖宗,李自成明显违背了前两条。高筑墙,指的是站稳脚跟,李自成却是一点也不负于“闯”字,闯遍半个中国,轰塌城墙无数,可从来没有筑下属于自己的一道。很多年间,李自成部队都是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扔一个,打下了城池,劫掠一空后便呼啸而去,很少想到要筑墙站稳。广积粮,朱元璋是用一套有效的系统征收粮赋,李自成倒也从不愁没粮——粮食都在这一副副夹棍上呢,要多少有多少。
打下一城,把城里的头头脑脑土豪劣绅吊起来上夹棍,真正是“吃他娘,喝他娘”,当然痛快。然而吃光了呢,再换一城,打!打下来再夹!夹完了再打!
这种做法在军事上有其充分的优越性,不用守土、不需给养、灵活机动、慓悍迅疾,这就是闯王军队令大明君臣战栗的力量所在。然而,这只是种进攻时的优势,仅仅如此,绝保持不了浴血厮杀得来的战果。
李自成有没有想过,在杀尽贪官、卸下夹棍之后的城池中设立一套自己的管理制度,组织生产,建立后勤,摆脱以战养战呢?
好像没有真正想到。从建立大顺政权后,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就可以看出,李自成到那时最相信的还只是刘宗敏之类冲锋陷阵的武将,还是把一切寄托在武力上——还是没能好好坐下来和文人们商议,设计一套合理的赋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