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节：烟祸——天朝不可避免的剧痛(3)

雍正七年（1729），岁入鸦片200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岁入鸦片1000箱；

……

到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数字到了21885箱！

不想对广州伶仃洋上繁忙公开的鸦片走私活动做令人愤懑的描写，只想说几个事实。当时谁都知道这行情：一箱鸦片400元，其中150元是打点上岸的通行费；林则徐之前，广州官员不收受鸦片银子的几乎一个也没有，连日后因全力协助林则徐禁烟而成为民族英雄的邓廷桢也不例外；林钦差禁烟的消息刚传到澳门时，鸦片贩子没人惊慌，只是根据多年与大清官员打交道得出的“风声越紧、胃口越大”的经验，开了个会讨论搞定林钦差“三十万两是不是够了”……

朱樽他们说得很简单，这不过是纲纪问题。没错，不过是纲纪，但只是广州的官员贪得无厌吗？谁不知道，万里外，京中的大人们恶狼似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这项来得容易的银子，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呢？你广州官员谁敢不乖乖孝敬一份？除非你不想呆下去了——朝里随便给你下个绊子就足够让你掉了顶戴。

被鸦片染得漆黑的银子，通过广州官员四处编织的关系网，与鸦片的迷烟一道，迅速地流遍天朝的每个城市每个角落，甚至天子脚下。

其实烟毒发作前，大清帝国就已经被银子的毒迷入膏肓了。只用说一件事。道光想扭转风气，厉行节约，带头穿补过的衣服，结果导致市面上有补丁的衣服贵过新的——大臣们为了讨欢心谁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使得金銮殿有时简直像丐帮总舵。一日，道光指着一位大臣的衣服问打这个补丁用了多少钱，得到回答后长叹一口气：“到底还是外面便宜啊——朕这个补丁，得花五两银子呢！”银子的诱惑使得人不顾性命，连皇上身上都敢肆无忌惮地刮钱了。

如此形势，谁有神通，能整顿被银子腐蚀得腰酥骨软的整个天朝的纲纪呢？

如此官场，再轰轰烈烈地禁烟，不过也只是为贪官污吏再立些名目巧取豪夺罢了。哦，不仅仅是贪官污吏，还包括所有靠鸦片银子获得或维持职位的官员。

还能寄希望他们禁人吸食吗——那岂不是自绝财路？

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清正廉明，什么也敌不过白花花的银子！何况几句轻飘飘整顿纲纪的口号？——还不是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

一位西方学者的记录不得不使人怀疑林则徐的禁烟，撇开道德因素，对当时整个中国的实际效果究竟有没有后世印象中那么巨大：广州严禁鸦片之时，“沿海各地非法运销鸦片的船只，大可以说，几乎与此前任何时代一样的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广州之外，很多官吏甚至趁着严禁后鸦片价格下跌大肆收购贩卖，利润比平日翻上了几番。

对现状越是了解，便越是失去禁烟的信心。横竖禁不了，为什么不干脆正视现实，大大方方管起来，起码可以有所控制呢？

二十多年后，一位一直冷峻地关注这种罪恶贸易的西方思想家，提到许乃济时，称这位小小的官员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称许乃济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应该是指他对当时清廷的腐败现实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而郭嵩焘的感慨，却是痛惜道光君臣错过了一次避免这场颜面扫地的战争的机会。或许还有不少人也会这样想：是啊，当年若能用了许言，自己生产鸦片，外人无利可图，自然无趣，灰溜溜回老家，哪里来的纠缠、哪里来的争端？

而你看如今，当年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鸦片贩子，干脆大摇大摆地公然用军舰运送鸦片了！大清上下，谁敢说个不字？

能说林则徐禁烟不力吗？虎门销烟时，不是连不信清政府会烧掉一斤鸦片而特地来参观的几个美国人都心服口服了吗？回去更是在报纸上热烈赞扬：“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证据，证明异教的正义战胜基督教的腐朽吗？”

当然，如前文提到，林则徐的力量只能作用于天国的一隅——是这天下林则徐太少了吗？多上几个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