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巨大财富的所有者如果被人看穿其实孱弱无力的话,早晚要引来强者争夺。这种争夺发生于两个国家之间,就是战争!
许乃济提议的做法,也许能暂时缓和矛盾,延迟冲突,但绝不能避免这场注定的战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广州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在报纸上林则徐被描述成了一个“拥有几千亩罂粟种植园”的大鸦片贩子。因此很多人义正词严地催促政府对中国动武以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清廷真按许乃济的做法,这些“夷人”绝不会甘心因鸦片“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从而老老实实回家去“不禁而绝”。
鸦片只是借口罢了。鸦片战争,其实应该称为“贸易战争”。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天朝傲慢地要求前来商谈贸易的英国特使下跪时,战争的导火线便已经悄悄埋下。
或许还要更早些,得从天朝把开放贸易看成对蛮夷居高临下的“恩赐”那天算起……
另找借口需要时间,对于一个王朝,能暂时缓和矛盾就是有功。对于大清,许乃济的做法是合理的,这的确可能延长这个政权的寿命。对于亲历屈辱的人民,如果自己的时代能躲过这场劫难,也一定会感到无比幸运。
但就算争取到了时间,大清王朝会不会预见到未来的危机,从而奋起直追呢?一定不会。即使是遭受了多年的耻辱,可直到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清政府也没有真正看清世界大势,一次次所谓的洋务运动、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等等,不过是被形势推着不得不走的过场,不过是闹了一个又一个的笑话。
失败的不可避免,郭嵩焘到了英国后其实也终于看得清楚,那声叹息应该只是一时感伤,他做的是:把出使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建议中国效仿。然而,当他把书寄回国后,却被满朝士大夫认为“勾结洋人”,要求将其撤职查办,落了个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的结局。
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历代君臣努力的都是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寄希望于这天底下第一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自废武功掉转方向走向民主,彻底改革政体,向世界潮流靠拢,难度绝对不亚于让他自掘坟墓或是与虎谋皮。
反正早晚要来的,晚来不如早来。鸦片战争,在后人记叙中被说成一场不同世纪间的战争,确实让我们伤痛。但,不同世纪的战争,毕竟好于不同千年的战争!越早在惨败中发觉自己的落后,就越容易迎头赶上;越早接触海洋,就能越早让祖祖辈辈在田野里埋头耕耘的农夫学会踏浪。
若是用许乃济那种妥协退让的办法,一次次延后交锋的来临,拖得越久,败得越惨。夸张一点,这样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某某年,全球电视现场直播一场闹剧般的战争:一支用卫星定位系统、红外线瞄准器装备的部队,只用几千人,三下五除二便解决了几百万仍旧垂着油腻腻大辫子的大清军队!——如果没人打扰,被时间遗忘的天朝也许会自得其乐地永远沉睡下去。
十九世纪,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俄罗斯,谁也没有足够国力吞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他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讹诈和掠夺。——即便是当时,列强不也是一日日地把瓜分中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吗?
更何况,延后战争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在鸦片怀抱里的进一步沉沦!“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朱樽、许球虽然对朝廷的形势看得太乐观,但这些话却绝对是真理。自行放纵下去,也许没等战争的序幕揭开,耗尽元气枯瘦如柴的中华民族就已经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对于清朝,许乃济是忠臣;对于中华民族,许乃济却是逆流!尽管他是好心为帝国寻找出路,尽管他看到了帝国的真相——但他不会理解,大清帝国不等于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只是一个王朝而不是整个民族。
面对落后,中华民族需要的不是麻木,不是敷衍,而是剧痛。只有剧痛,才能惊醒千年的迷梦,才能在耻辱中看清:天朝,其实不在天上;大地,并不是方的;而中国,更不在世界的中央!
林则徐在虎门,代表中华民族,以一种尊严而又悲壮的方式,撕破了与世界之间隔着的最后一帘厚布。从此,回归地球的天朝将在痛苦中寻找自己的座标。
直到被刺痛的东方睡狮,彻底醒来。
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1840年7月,伯麦准将率领的、为中国对英国商人的“侵害行为”寻求“赔偿”的大英舰队到达了浙江定海海面。
4日晚,狂妄的英国人邀请对手,定海知县姚怀祥来到了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主力舰“威里士厘号”上。
他们想最简单最人道地攻克定海。他们认为,只要让对手见到自己的实力,就会瓦解用弓箭长矛大刀片火绳枪武装的守军斗志,从而达到像中国古老的兵法说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翻译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军舰上各式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后,姚知县满头大汗脸色惨白。
然而在伯麦得意地捋着油亮的一字胡要求他放弃无谓的抵抗时,姚怀祥,这位两日后守城力竭自尽殉职的官员正正衣冠,挺起胸膛,一字字缓缓地回答:
“是的,我承认我们的抵抗无效。但,我们仍然必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