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违圣人大义,异族朝廷又是如此猜忌,为何曾国藩还是如此卖命,竭力镇压自己的同胞呢?
是不是,曾国藩认为,洪秀全走的路子比爱新觉罗的统治还危险呢?
曾国藩率军东征之时,发布《讨粤匪檄》,沿途张贴。檄文金刚怒目须髯戟张,谓洪秀全之乱“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欲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如此千钧一发之际,“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按理奉命讨贼,理应先说皇命正统,但曾国藩只是在檄文最后,才象征性地说了几句皇帝的好话:“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云云,而前文却早已垫过,此举“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不仅于君,于义于民,皆应讨粤匪。据说有人建议他行文中加入“大举义旗,以申天讨”,但曾国藩没有采纳。
很明显,曾国藩刻意淡化了敏感的民族问题,而是明明白白诏告天下,勤王护国倒也罢了,更重要的,我曾某人此举,正是为了捍卫数千年的礼义人伦、孔孟名教!与其说湘军是支勤王之师,倒不如说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太平天国对数千年一直高高在上的孔孟名教实在也糟蹋得够了。
大旗方举,宗教的排他性和科举不第的怨恨相结合,天王便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斩钉截铁,不留丝毫余地。一路征战,逢庙便焚,见像便捣,对儒典儒经,“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数千年来,孔孟大道几时遭此大辱?
即便是当年凶悍如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敢如此冒犯圣教。
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长生的,孔孟之说也不是万世真言,永远得受人顶礼膜拜。尤其是国门被洋人轰开之后,一连串的失败屈辱,更是激起一些醒得早的人回头看看自身来路,检讨自己依据的道理是否已经过时。然而,对于根深蒂固几千年的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不是简简单单说过时了就可以重新转换的,何况,洪秀全等的态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什么孔孟圣道,统统都是妖孽!
要让世世代代浸溺在儒教中的中国人,硬生生扭转头来,皈依一个陌生的所谓天父上帝,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也许在社会底层,会有一些人能毫不费力地做到:民间原本很多人是见神便拜的,管你是仙是妖是佛是道,多烧香多磕头总不会错。可他是命你烧尽其余只拜一个呢!懦弱善良的百姓,有几人敢为了一个面生的不知法力如何的洋菩萨而得罪尽满天神佛呢?而对一生出息都得从故纸堆里讨的读书人来说,这简直更是要他的命——抛开这点玩意,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这等草包如何活得下去?
就算不说得这么功利吧,千百年的信仰,一日间被人轰得粉碎,像棵树猛然被连根拔起,那遭闷棍般不知所措的日子如何能过?
心忧天下的人更是大惊失色:朝朝代代,天下得靠孔圣人这套真理维持秩序,一旦被毁,虎兕出于柙,豺狼纷纷现世,妖孽横行,如何得了?
如果洪秀全那套说法合理圆通,能折服世人,使之废除旧观念,一身轻松迎头赶上,倒也是社会突进的一个机遇。可他那套玩意是什么啊?
口口声声“三十三天”、“十八重地狱”、“阎罗妖”、“东海龙妖”、“妖魔头”、“爷哥朕幼”,此等言辞,实在令受教于“不语怪力乱神”的读书人顿生反感,有堕入淫祠邪庙之惑。如此理论,在精致灵活的儒家理学面前,简直是乡野愚俗。
再看看天国最庄严的圣旨吧,比如这条:“五更朕又正月宫,闻天有声在梦中。天上有声如此云: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有日南片天门开,合紧大战永光荣。”当这条文字出现在文人书案上时,必定有人笑得岔了气去;或者,苦着脸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天国军势大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