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地方吏治日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做得越来越憋气,而正经做去若想出头却难于上青天。
如此便逼着不甘沉沦下僚的官员们不得不削尖脑袋想门路,找有力气的提携一下,自个铺条上京的路子。
不需要像爱迪生寻找电灯灯丝材料那么困难,所有人早就明白,要在这波谲云诡的宦海中搭座便桥、使天堑变通途的最好材料便是银子。银子越重身子便越轻,越容易飘升起来。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大人们,见了银子顿时一抹脸皮,变得比青楼女子还轻佻温存;火到猪头烂,银子上去,威严可怕的上司毫不做作地走下堂来,附在耳边精忠报国地为你出谋划策,简直比眷养多年的师爷老夫子还尽心得力。
梁山好汉上阵常是李逵抡着两把板斧打头,如今天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在仕途上也抡起了一把把银光闪闪的大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孔夫子的教诲虽然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夫子能给予的好处至多只兑现到放榜那天,从此便得改换门庭,投到夫子同宗孔方兄门下。几次将孔方兄与一年吃不了几回冷猪肉的至圣先师比较神通后,几乎所有人都死心塌地不回头了,从此圣人一片苦口婆心,变成了小和尚口里念的经;经书里字字句句,砌成了娼妇门口庄严的牌坊……
那些看得透彻些的,就此想通了功名的实质:当官为什么?——银子!千里做官不就为了个财吗?砸锅卖铁当老婆筹集本钱,买个好所在,刮地三尺翻上几倍,再买个更大的所在,再敲骨吸髓……如此官生官、利生利,“普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最好”!
清人洪亮吉有段沉痛的话:“小时乡里有人做官,听亲友谈论的不过是其治所繁忙还是简易,好不好治理;只过了短短二三十年,乡人评价某官便是算计该缺能有多少出息,应酬所耗要有多少,如此一年最终落入囊中能有多少——再没人提什么民生吏治了。”
纵有些识廉耻的,不屑如此龌龊,但一二人之力,岂能挽得回如此滔天大浪?像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原本倒也有些棱角,勤政廉明,想整顿一下实在不堪的吏治,但几次教训后顿觉黑网无处不在,不是任何人能挣脱的,与其对抗只能是“孤立其间,刻刻危惧”;第二年就在书斋高挂一联,以示免战:“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低头认输了事。
不愿低头,又不堪沆瀣一气的,便只好做些远离实际政务的翰林、教官一类的闲职,或者干脆一试之后辞官回家,埋头故纸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官场彻底变成了烈火烹油的生意场,出入大的像庆亲王奕劻,干脆被称为“老庆记公司”。一切按买卖套路做来,谁也不能坏了规矩,有时连亲情也顾不上了,如曾国荃保举侄女婿聂缉规为上海道,“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
如此上梁,还想奢求下梁笔直不成?
“黑衣下贱”的胥吏自认卑污,从不梦想政治上出头,相比正官更少些拘束,放开手脚做起事来便也直截了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痛痛快快:户部勒索销核款项的回扣、吏部安排职位卖钱、刑部吃大案、工部吃工程、礼部吃科考——一分钱一分货,包管你这钱花得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活得滋润极了,甚至有时连本部大人都不放在眼里:像那回阎敬铭掌管户部想整顿胥吏,不是最后被他们联手整得灰溜溜滚了蛋吗?当然,对一般识趣不碍事的老爷们,他们也不会亏待了,有钱大家赚嘛。
而师爷们尽管大多读过圣贤书,识些气节,但干这活计毕竟不过是糊口救贫罢了,像有位师爷自己说的:“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于幕宾。”既然只是生意,便得摆正利害关系,时时刻刻首先得为幕主东翁出谋划策理顺上下关系——老板发财自己才有分红嘛!至于百姓,那就只好等而次之了。当然,更不能亏待自己,有机会捞他一笔绝不能手软。很多时候只要在文书上改几个字或者稍微颠倒一下行文顺序便可将个案子翻来覆去,比如将个“用斧伤人”改成“甩斧伤人”便能变故意为意外,凶手“意外”了银子肯定来得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