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看清这些“琉璃蛋”的肚里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
民政部尚书善耆有多少经纬之才谁也应不上来,但谁都知道他有一肚子戏文。
那日衙参,一干下僚正准备报告公务,不料大堂上突然炸起一声倒板:
“太保传令把队收——”
这是京剧《珠帘寨》中的一句,字正腔圆,声音高亢,绝对是名伶水准;而这句唱词,正是出于尚书善耆之口!衙门突然变成戏堂,众人惶骇,不知如何是好。偷眼看去,大人眯眼捋须摇头晃脑正唱得高兴,大伙相视一笑,晓得今早不用办事了,很快四下散去。
此事传开,很多人倒一点也不惊讶,说原本官场就如戏场;有个唱老生的听了却大不服气:
“我们每日袍笏登场,仪从显赫威风八面,做事痛快;而那些个做官的一年到头风尘奔走东跪西拜,畏谗畏讥,还得昧着良心——
这样的官儿哪里及得上咱做得舒坦!”
(本篇部分资料参考李乔著《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
戊戌年
戊戌年——老佛爷掌心里的百日维新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
七月底起,京城上空便老是压着一片乌云,团成一堆翻来滚去,越积越厚;浓墨般的最深处,不时被扯开个口子,闪烁几道隐隐的电光,却没有丝毫雷声。可雨就是下不了,一日赛一日的闷热,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京城里的人多是有见识的,就像蚂蚁能预知一场风暴的来临,他们越来越惶恐不安。尤其是进入八月后,人们更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镇日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小声地说些什么,每人都一刻不停远近张望,见有生人来,忙拉高嗓门,道几句“这天,真热!”干笑几声四下散去。其实谁都猜得出他们刚才嘀咕些什么:整个京城都已经传了开来,朝廷八月将有大变。不少人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连市上的米面都被他们抢购得贵了一大截——有能力的更是早就避到乡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验证这些令人人心惶惶的消息,八月初三深夜,北门大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大军源源不断地进了城。夜里看不清,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但很快人们便打听到,这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人马——甘军——奉命进驻了皇城。
消息灵通些的还了解到,这几天直隶总督荣禄一刻也没闲着,一面急令袁世凯回津布防,一面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切断袁军入京的通道。荣禄声称如此调动是因为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需要袁世凯回防;可不少人清楚,大沽口这些天其实风平浪静安宁得很,洋人没闹什么事,再说国内倒也算太平——如此调兵遣将,到底为的是什么?
谁也不敢作声,所有人都屏息凝气,战兢兢地偷眼瞄着紫禁城。
紫禁城上空的乌云压得更低了,几乎碰到了檐角。皇城昔日辉煌的光芒尽失,连红墙也似乎变得有些苍白,像贫血人的脸色一般难看。
其实老成些的早就知道这一天肯定要来。三个月前,四月二十七日,同一日发布的三道谕旨,足以使敏感的大臣百姓嗅出了空气中浓浓的火药味。
三道谕旨都是重量级的,放在平日里,任何一道都能令中国大地震上几震,何况一日三道!
一、革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等所有职务,“开缺回籍”。在这之前的二十余年,翁一直是光绪的老师,是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而罪名不过是含含糊糊的“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二、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要知道,这是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皇帝大婚太后归政后,十来年未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