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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 / 作者：[美]唐德刚
告别帝制五千年
细说辛亥革命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鞑虏易驱 民国难建
孙文创制 宣统退位 袁氏当国
项城不作虚君 遁初志在首相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中山要做独裁党魁 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帝制酝酿期中的内忧外患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洪宪皇帝的末日和护国运动的疑团
记一失足的帝王梦
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
王刚解纽 军阀割据 政客纵横
段祺瑞和所谓‘皖系’是什么回事？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
政学系探源
告别帝制五千年
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后才执笔编写的。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专业的教师，我个人自二十四岁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十、九是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去了。在哥大研究院专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书车‘史料’进课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二十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十二年则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并负责设计和教授各种课目。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四十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二十种之多。作为一个‘课目设计’(course proposal)的负责人，你纵不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其彻底的掌握。加以纽约市大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万般复杂。作为一个历史课目的教师，尤其是设计人，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面面顾到。日久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也没一项知得太多的大杂家。荒时废业，莫此为甚。
但是笔者在这身不由己的教学环境中，却勉力地做了一项坚持：在十多种无法摆脱的课目之中，我始终坚持中国近现代史一课必须亲授；四十年未尝或缺也。由于学生背景复杂，程度参差，因此对教学史料之筛选，也不得不随时注意，每一学年的教材都按时下出版情况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来，愚而不学，未能著作等身，却讲义连屋。回忆昔年在哥大，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工作虽为人作嫁，然身当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时有咨询，其数年不解之难题，往往可一语解纷。嗣在市大因该校无中文图书设备，余尝签请纽约市府与市大当轴，拟由市立图书馆与市大图书馆合设一中文图书馆，一以方便市大教学，兼为华裔社区服务。盖市府有此经费，有此立法，而社区与学界亦皆有此需要也。为此笔者曾与市府官员及市大当轴会议无数次，终以华裔社区支援太少，政府体认不足而流产，至堪叹息。承乏一主要学府，以汉学为重心之亚洲学系而无汉学收藏为基础，则虽为巧妇亦难以为炊。所幸笔者服务哥大有年，两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资料上，尚可互通有无。至于日常有关汉学文史之教研，则笔者恒以一己之个人收藏为系中师生之辅助。有关资料，片纸未敢废也。积少成多，数十年来，茅卢竟成堆栈。
然处此高科技时代，汗牛充栋之史料收藏，究非一介寒儒所能胜任。敝帚自珍，终是沧海一粟。所幸久居纽约，集天下之至善与至恶于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纽约市大退休之后，为人作嫁之身，初获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弃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应命。昔时课室讲稿及平时涂鸦旧作，自校中运回地库，仍堆如乱山，偶自整理，抽编应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读者贤达与朋辈师友，竟颇有极严肃之鼓励。承师友厚爱之余，笔者亦不敢自弃。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呈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六○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约撰写，总揽二十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部分章节曾由李又宁教授主编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见一九八八年诸期)。嗣复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资助担纲主编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详注民国史资料汇编’)，积稿亦数十箱，虽明知经费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训，知其不可而为之，未尝气馁过。唯自哥大转业之后，所承担之新职，管理重于研究，一转百转，致前功尽弃，实非所愿也。时格势禁，乞食异邦，无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后，虽已渐感老迈，然琴剑犹存，弃之可惜，摩挲旧简，终觉难安，老骥伏枥，仍思贾起余勇，终始其事而以本篇为前导。天假以年，不敢自弃也。
电脑时代新史学的试探
在本篇中，笔者必须向贤明读者特别交代的是，刘绍唐先生所编的‘传记文学’，并不是‘学报’型的杂志。笔者亦无心多写学报文章。所谓学报文章是文体不嫌枯涩，而言必有据，本师胡适之先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是也。如山师训，吾何敢违。只是觉得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亦多诘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笔者在作博士生时代，对此美国时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轻，在洋科场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谁知如真造反有理，实不愁造反无人也。在此行首举义旗者，不意竟为笔者在哥大所最崇拜的业师之一杰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在哥大任教务长及文学院长多年，后以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笔者受业期间，巴氏即不时于授课中严厉批评时士所炫耀，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国式繁琐史学为不当(巴氏为法裔)，六○年代时更着而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论之。无奈积弊已深，纵硕学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风易俗也。笔者嗣读此邦师生之汉学论文，其中每有浅薄荒谬之作有难言者，然所列注疏笺证洋洋大观焉。时为之掷卷叹息，叹洋科举中之流弊不下于中国之八股也，夫复何言？！不意近年来电脑之发展已至不可想像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将二十五史与十三经等输入网路；大陆上甚至已将四库全书全部电脑化。笔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电子专家之辅导试检二十五史及十三经之诸典籍，按钮索骥，所需史料简直多至无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华裔谭崇仁博士等专家为美国IBM所设计之‘深蓝’电脑与世界棋王科斯巴鲁夫对弈，科氏败下阵来，曾引起世界震惊。其实此事并无可惊之处。盖深蓝计算棋式之‘秒速’为二亿步，所藏棋谱在万种以上，而且日新月异，永远不断地在改进之中，一人脑中智慧之累积，究有其极限。古人云：‘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棋王败北，何足异哉？
再者，照目前电脑科学发展之情势度之，则下一世纪电脑之秒速将有十亿字之检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书铁架长逾六十英里之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收藏集于一机之内，置诸衣袋之中而有余，真是成何体统？！读者贤达批览拙篇，或将疑我为撰写科幻小说。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为事实，只是十年、二十年后之事耳。电脑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不自觉之罢了。
现在言归正传。若谈电脑革命对史学之影响，实在令人不忍卒言。笔者昔年每劝胡适之先生不应再搞他的‘水经注’。原意是胡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恶可因噎废食，沉迷于考据训诂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据之‘癖’的胡老师听不进去也。孰知进入今日的电脑时代，考据训诂真已成为工匠小技哉？适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后如以电脑检索之，数星期之事耳。浪费了胡适二十年的光阴，我们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费得起？……事实上，纵在今代电脑出现之前，美国史学界对此以注脚相尚，氾滥成灾的繁琐史学之抗拒已甚嚣尘上，论者以容忍一注可长至三百页之当今美国的八股史学实为荒谬。今后在电脑笼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论矣。去年秋‘纽约时报’对此一学术革命，曾有颇为详尽之报导。(见William H. Honan,〞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Schoal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1996.p.B9.)
有感若此，以故笔者试撰此篇时，既为顾虑一般读者对章句之不耐；同时为试探电脑时代新史学应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书式之撰写。一般史实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国传统史学中之‘纪事本末体’及‘大事年日志’之方式于末卷中条列之。如此，则读者可一目了然，毋须作者啰嗦也。而史实中之可议、可惊、可叹之处则于正文详叙之，并试行减少学报气味，庶几一般读者能读而终卷也。名家之见足传千古者，则博揽而广收之；或有不足者，则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补之。虽仅一得之愚，亦聊备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补充与佐证。至于一般注脚，除具有关键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则省却之。盖专家检索，初非难事，遣兴读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为新方向之实践，纵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至恳读者随时匡正之也。
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着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虑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纪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公元二○○○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斯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斯主义之教条，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未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
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于白种民族﹝包含闪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枘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没奴隶社会也没资本主义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九七年版，第十六册，页八五八]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其实马派史学所谓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盖初民生活原与猴马牛羊等群居动物(尤其是猿猴一类)之社会行为，颇有相似之处。群居动物，居不离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为单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酋长，有其长幼强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间之交往，及彼此间之竞争与斗争。甚至守土之习惯与夫疆界之划分，亦为与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学家曾发现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间亦每为争夺疆土而发生群斗，其情况竟如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若辈虽无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并用，为族群之保疆卫土，亦每至死伤枕藉，有时甚至阖族同殉，其惨烈亦不下于我国共相残之内战也。猿猴尚且如此，而况于人乎？以故初民社会之属土习惯，及长幼强弱阶层之自然形成，实即封建之雏形也。随之，众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变与进化之结果，乃形成西周时代之高级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读美洲红人史，每惊其与我国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读十七世纪前后在美国维吉尼亚洲建国之印地安‘帝国’史，尤信封建制出于部落生活之非虚。盖此邦盛时所拥疆土约为台湾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属下有大小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拥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们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亦均约定俗成，颇有可观。保哈坦有女甚美，后来下嫁与英人，颇有贤名。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之英译也。(见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pp.114─125.)
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唯物极必反，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能把这一从滑坡、崩溃到改制的经过，说得最简单明了的古代记述，实莫过于‘汉书?地理志’里的一段记载。且抄录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见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六册，页一五四二。)
‘汉书’中这节记载，历史家要在鸡蛋里找骨头，那也是找不尽的。可是作者叙述的封建崩溃的程序，那大体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县制之出现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把郡县或州县的‘县’解释成‘悬’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说文解字注’中也说是‘县者县(悬)也’；不过他接着说是‘县(悬)于郡也’，那就说错了。(见该书万有文库版第三册三十四页)笔者青年期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读时，随顾诘刚师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误释，认为是‘县者悬也。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封’，而非‘县于郡者也’。撰成‘我国郡县起源考’之期终作业，嗣并收为‘毕业论文’之前篇，颇承业师过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益觉青年期判断之非谬。盖封建王朝末期对封地‘悬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欧民族国家亦有之，只是其结果不若中国竟发展成独特的郡县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县制之兴起与发展实为我国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转型之关键所在。一转百转，迨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由封建制转入郡县制，全国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无一不转。‘废井田，开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谓‘废井田，开阡陌’者，即是开放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种，以增加生产也。笔者撰拙篇于抗战中期，初不知历史会重演，其后竟有废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等之现代化的‘废井田，开阡陌’也。以故笔者不揣浅薄，亦将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旧作收入本编，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忆五○年代中期，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曾在该校之‘中国历史研究部’作编译。斯时学部主持人魏复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杀青阶段(此书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译成汉文出版)，魏氏嘱余校订全稿并笺注拙见。不才曾叹其功力惊人，而其结论则因果倒置。盖魏氏修正马克斯末竟之学说，所谓‘亚洲式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并创立其一己之理论，认为‘亚洲式社会’实为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兴建规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导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逐渐建立起极权专制之国家机器来。其语甚辩，而鄙意则适得其反。盖我国国家机器之完成，实在始皇帝‘废封建，立郡县’，建立‘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后也。我国政治制度之发展，实是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于先，而大规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长城及运河等等)则建设于后也。建立都江堰这样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国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陆上叫做‘四川省委书记’)。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书记的权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约同于今日李鹏主持的三峡水坝工程)，是无法施工的。以故笔者数十年来所笃信之我国‘国家强于社会’之传统(始自郡县文官制之出现)，为我国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点之拙见，与魏氏之说，表面上似颇为接近，而本质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异也。
百代犹行秦法政
这一记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发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极盛于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汉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汉初诸吕乱后，非刘不王，曾一度郡国并存，搞一国两制。迨吴楚等七国乱后(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国’名存实亡，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政制转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变。其他相关的转变，如重农轻商的经济制度、独崇儒术的职业官僚制、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婚丧礼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转百转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自秦汉以后，晋、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之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均不断加强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当国对此一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之传统，可说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与郭沫若往来的诗词中，便颇能闻其心声。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神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作于何年，论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为四人帮批林批孔助阵时，重提此诗，可知其念念不忘也。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据专家估计：下世纪，旅美华侨可能上一千万，蒙藏合计可能不到此数。华侨移民配额，大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配额里皆有华裔，有人估计，下世纪中叶，华人可能近千万云)，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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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底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