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由共和复辟帝制
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佬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过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名字叫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废’掉了。他们还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审、定罪，然后砍头。砍掉国王脑袋之后，他们就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那时的正式名称叫做‘监国’( Protector )。克伦威尔在大英共和国里当了九年总统(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却没个接班人。克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总统死了，如何接班，历史上却找不到例子。克监国因而想向蒋老总统或金日成大统领学习，来扶植自己的儿子力次尔( Richard Cromwell， 1626─1712，译名用民初原译)做继任小总统，谁知力次尔做不了蒋经国，大英共和国也不是台湾，小克阿斗还未上位便被轰下来了。但是伟大的英国不能一日无主呀。国会内的老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的好。国会提议，全国同声说好，他们乃把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 King CharlesⅡ， 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国，也就再度变成大英帝国了，以迄于今。目前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进德修业，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国那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没啥轩轾，各有所适罢了。按目前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会各种条件，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若行共和政体，则应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立法部门应以像现代前期英国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为宜，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国会议员应由可选代表的少数‘儒士’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
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着各篇之后，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不可以人废言，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 abstract )，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制大胆发言。古氏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毫无所窥。他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道试行共和，也只是困难重重，并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纵使如此，读者朋友们，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贵国，在袁、孙、蒋、毛、邓、江诸大民族英雄领导之下，政治发展的史实，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这位美国的古老头，实在也是个能写‘推背图’的预言家呢。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这是杨度这个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过古氏对袁总统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没异议；(三)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画。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筹安会’是个什么东西？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就乘势拉开帏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全部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上篇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为，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画也。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七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一九五四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三八)
古德诺哑巴吃黄连
但是袁、杨二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而迟迟未敢公开。等到两难同纾(中日二十一条签字于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六月七日)之后，适值古氏返华。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竟要求古顾问写一篇比较共和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其蛛丝马迹，就不难细寻了。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吾断其绝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们就揭开面纱，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组织筹安会底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古氏又岂是笨人。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得讯之后，他一面于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准，随即在‘京报’的英文版( Peking Gazetta )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囗号已传遍全国。古德诺这个洋顾问，再怎样招待洋记者，来痛加批驳，也是枉然。加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开学了，古校长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别署‘虎公’)就变成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笔者附注：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载报刊多已断烂，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国名人，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他都十分注意。对华府国务院也密报至详。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检阅，严肃读者可参阅美使馆代办马慕瑞(J. V. A. MacMurray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至华府国务院之七四七号密报，及其他附件，复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 China )，pp.48─53.】
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征求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都誉之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民主’，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作正面评价的褒扬颂善之辞(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脸’了)。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的。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正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那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正是千千万万。上举李、蒋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颇忠于共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在当年大陆上便是个有趣的问题，叫做：‘为什么国民党做到，我们(共产党)做不到？’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之不尽呢。何足怪哉？
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challenge )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画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笔者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辞。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三六。以下简称‘文史资料’；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老冯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某血口未干，他底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对纵是最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公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朋友，他老人家，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着嘛。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画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即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二二、九七五】
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历史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囗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筹安会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数，‘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三呼万岁，向袁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一四○○。】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每喜各为其主，护党骂袁。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叛国卖国。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不像两党在枪杆之外，还各有其笔杆也。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呕心沥血、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 record )，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若以春秋之笔，作诛心之论，则比诸蒋公的‘按内让外’(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被逼抗战，和却赔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党，‘感谢日本侵略’，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执笔，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因为目标诱惑太大，他虽然永远热中，但也始终犹豫。而杨度等喽啰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得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制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预备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拒绝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报’】换言之，如经过一个‘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改变国体，推戴袁公为中华帝国皇帝，这个‘多数国民之公意’，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于十二月十一日，三呼万岁之后，袁大总统就于十三日正式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
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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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
我们在前章里曾一再的说过，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的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和汪精卫了。汪氏当年如不因误听他那心际狭小而又生性泼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当了汉奸，抗战后在蒋公弄得捉襟见肘、无路可走之时，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还轮到胡适之、李宗仁来做总统呢？有汪在，国民党又何至愚蠢的为渊驱鱼，把整个的‘中国知识界’(The entire Chinese intelligentzia)包括朱镕基在内的精英五十五万人，送给老毛小邓去‘引蛇出洞’，当其‘右派’，而糟蹋殆尽呢？老实说，毛泽东的作孽就是从反右开始的。其后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四清、文革、四人帮，一直到老邓的天安门，都是从反右的骨牌效应。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其第一个‘千古功臣’，绝不是张学良张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开的说是他当年犯了错误。虽然他并不改悔。少帅就曾向笔者说过，他是以部下身分，阴谋反对长官，他自已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样阴谋反对他，他早就把他自己枪毙了。所以他对蒋介石关他五十年，毫无怨言。少帅近一百岁了，据说头脑还很清楚。此语可覆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军阀，而是当年内部倾轧无已时的国民党本身啊。国民党自已胡搞一通，才搞出个共产党来，哪能乱怪他人呢？
王小二过年的闽南帮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并没有下过‘罪己诏’。迨蒋家朝代结束，闽南帮篡夺了江浙帮的党权之后，在旁观者清的历史家眼光里，李登辉主席不只是承继了蒋家的党权和政权，他也承继了江浙帮的错误，而扩大其错误。江浙帮最大的致命伤是心胸狭小、畛域观念牢不可破、不能容忍异己，而缺乏‘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泱泱之风。帮内之同伙，其甜如蜜帮外之人，则被弄得离心离德。结果圈圈愈画愈小，终于被迫退出了大陆。
可是今日的闽南帮简直是王小二过年，一代不如一代。李登辉总统，我们犯不着为尊者讳，实在是台独派中最大的台独。其志只在一岛。朋友，一岛何伤哉？真把个台湾小岛，建成个迷你瑞士(台湾没有瑞士大)，有何不好？问题是你建成建不成嘛。我们搞历史的，尤其是从宏观史学的观点，教世界通史的大学教师，随隔洋观火，回看我们祖国政局的发展，我们认为台湾没有做东方瑞士的任何条件。真的要做了，在两大强邻的卧榻之侧，哪有酣睡的余地？成年成月的，在两个虎视眈眈的吞噬者之下讨生活，哪有一天的太平日子好过啊？他们这些有个人野心、而又心胸狭小、更不明历史大势的政客们，自己都在汪精卫、袁世凯、盛世才、高岗的旧例之前走钢索，两千万善良而‘身在此山中’的同胞，去陪他们跳崖，岂不太冤枉了？
其实，李总统想把台湾建成个独立的瑞士，也只是个借口。本质上，他实在也只是和他前任的江浙帮一样，在画小圈圈，把他所不喜欢的‘外来政权’和‘非我族类’的异己，一起赶出圈外才好。不幸的是国民党本身就是个‘外来政党’，其中包括马英九在内的‘老外’太多了，赶不尽，杀不绝。小马哥的当选，对李总统也不是滋味啊。
政治转型中的成熟选民
所以马英九今次在三合一中当选，恕我隔洋旁观，大胆妄言。原因大致有两大端：(一)近代中国政治史从帝制转民治这项转型，转了将近一百年了，由于中国幅员太大，其走向成熟的程序(process)，是前进落伍，有其显明底阶梯性的。台湾是排在这个民主阶梯的最前列。尤其是台北市的选民的政治水平，在我个人看来，已超过今日的纽约市，这当然也是信不信由你。
【笔者附注：个人在四十年代末期便到纽约，斯时本市市民中的黑人、波多黎各人、今日所谓‘西人’(Hispanics)，都还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因此市长和市参议员等选职，经常都由多数的白人包办。但是这些政客中就有人看中远在天边的、说西班牙语的波多黎各人。波人皆是美国公民，但是在其本岛上，他们过的基本上还是生活水平很低的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水平。知情的纽约政客和商人各为私利，乃设法鼓励波人大量迁居纽约。商人为的是廉价劳工政客为的是集体选票。这一来，波、黑、西三个少数的总人数就超过白人了。选职官吏的背景也就迅速改变了。纽约领先，华府、芝加哥等大城随之……，白人政客开其端，黑人政客踵其后，驯至诸大城，尤其是华府的市长就非黑人不能出任了。因此美国传统中英国式的老办法也就行不通了。这是进步，是退化，历史家固不能乱下雌黄，但是新时代、新风气则是客观的事实。嬉皮时代以后，性与政，也就难解难分了。略微保守的中国同胞，看到柯林顿大总统在办公室内的私生活，认为不可理解。但是你要知道，华府市长却在市长会客室内，公开做相同的事件，就没啥奇怪了。总之，经过数十年在大洋两岸观察所得，我个人就认为，台北今日的选民，比今日纽约的选民，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也。】
今次马英九之当选，就是台湾选民的政治智慧的集体表现。奇怪的是，这种政治家的远见，自私和短视的政客反而没有但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老百姓的眼睛却是雪亮的。这次三合一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海外旁观，真不能不为我们的民族智慧，击节称叹。阿扁这位钦定的候选人，如来个压倒式的当选。天啊，吾将见铜驼于荆棘中矣。首受其害的阿扁自己不知也。
集体舍身跳崖的可怕
台湾如真的走向独立，我们怕的不是江泽民要动武；老江能搞几年？我们怕的也不是共产党要动武。在一部中国通史里，共产党又占几页？我们怕的是大陆上十二亿汉语民族，和海外五千万华侨，也要动武，而使老江和老共变成了他们的英雄(所谓时势造英雄)，那就不得了也。但是动武解决不了问题，动武可以亡国、亡岛，可以造成万人坑，制造杀人犯。那如何得了！？我们看看今日波士尼亚的万人坑，能不触目惊心？有些朋友，尤其是教授圈内的朋友们，就诅咒今日中国日益看涨的民族主义，说它是可怕的万恶之源。我们要反对到底，千万不能加以鼓吹。这问题便是教授们‘主观’的鼓吹或诅咒，和这个民族主义的‘客观’底存在，完全是两码子事。事实上，台独运动之兴起，也是今日民族主义滥觞的一环。两者之间是有其恶性循环的关系，非可偏废也。
群众智慧胜过个体智慧
我们在海外做‘天朝弃民’，已经做了一辈子。已故诗人刘若愚教授说得好，‘游子归来作外宾’。胡服胡语，归化番邦，已经三代了。两岸弄得糜烂一片，干卿底事？但是究竟同宗共祖，血浓于水。见无辜同胞集体跳崖，不免为之心慌意乱也，不意一觉醒来，忽然看到小马哥香槟浇头，全岛大乐，万紧皆松，深觉宝岛上的民主政治，前途无限。在此紧要关口，台北选民所表现的成熟、沉着，和应变的集体智慧，真非同凡响。
记得数年前，我的哥大小友张旭成博士，回国竞选民进党立委，我们老朋友一致奋起拥张，笔者就曾引孟子的话，为满口‘吴三桂’的旭成博士作点劝戒，说：‘其为人也，小有才不明君子之大道也。’搞政治要更上层楼，张兄还要多读点中西两文明中的‘圣贤之书’，变化变化气质，才能做政治家呢。想不到这次台湾三合一的选举之中，全体选民竟能集体的表现出若斯之‘政治家’的涵养与风度，反为少数趾高气扬的个体政客之所不能，也真是大出意料，大出意料。
再回看民进党出山之时，旭日初升，是何等声势？但在这次三合一之中，竟为全民所背弃。真是奇怪吧？朋友，不奇怪也。此为我民族集体智慧，在不知不觉之中所表现出来之政治潜力也。何足怪哉？何足怪哉？袁世凯皇帝做不成，哪是小凤仙的男友，利用那几千杆破枪，打下去的呢？他是做皇帝不得人心，为全民所背弃，才灰溜溜地倒下去的呢！
民主政治家的起步
小马哥的胜选，还有另一个原因：(二)那就是台湾在经过多年的民主政治的实践，他们中生代的‘政客’(politicians)，已逐渐迈向成熟的民主‘政治家’(statesmanship)的境界。这次王建煊不着痕迹的舍身保马，便是这一境界的最高表现。上次总统竞选时，陈公子的表现，就差劲多矣。这不是陈履安不如王建煊，这是台湾政治运动渐次升级的结果。大的政治走向高层次，才会产生高层次的政治家来。愚最近阅报，知道柏杨自叹渺小，说他写作一生，只写出两片磁碟来。柏老有所不知，十年之后他会更渺小，因为他就只剩半片不到了。以前我就劝过胡适之先生，说‘水经注不能再搞了’，但是他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了，怎能煞车呢？胡老师在水经注研究上的成就，今日如找个‘博士后’用电脑来做，大概需要一年半载的工夫吧。时代的进步多么可怕。我国古法家说得好：‘时变而法不变者，乱。’生在今日的高科技时代，时变而法不变，时变而头脑不变……，朋友，就不止于‘乱’而已了。
台北人已非吴下阿蒙
这次台湾三合一选举，是成就了小马哥。使他亦步亦趋走向政治家之途。但在在下看来，最大的收获者，可能还是阿扁。阿扁之志不在台北也。阿扁是少有大志的。人家是志在总统呢。但是阿扁这次如果胜选了，他底挫折，必然会拖到下一次去发生。阿扁啊！这次塞翁失马，安知非尔之福？阅报知阿扁检讨败选的原因说是‘与外省人没有沟通好’。话是说对了，但是只对了一半。须知，‘本省人’如果全投阿扁的票，阿扁还是会当选的。这次投票何以还有那么多的本省人，不投本省籍的阿扁呢？这就是因为台北今日已不是台独人士心目中的‘台湾城市’了。台北今日已是个享誉世界的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台北人早已不是只知在街头打人的、台独心目中那种‘褊狭’的吴下阿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