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瞧不起英国人，他认为久居小岛之上的英国人，心胸褊狭，目光如豆。所以他对英国人嗤之以鼻，说英国只是个‘小商贩的国家’(a nation of shop─keepers)。在十八世纪初年，路易十四时代的英国人确实如此。可是时至十九世纪，英国人走遍世界，见多识广，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商人’了。而拿翁时变而头脑不变，还以为伦敦人是吴下阿蒙，掉以轻心，他就被英国人活捉去了。
总之，大陆上一般五十以上的人，都还在老的酱缸中挣扎，形势比人强，亦不得已也。我们只有耐性等着吧。生在文化边缘和疆土边缘的小政客们，动不动就不要做‘中国人’。我甚至有一些个人感情极好的‘本省藉’朋友们告诉我：当年从大陆迁往台湾的移民，全是男性。清政府不许女人过海，所以他们底祖先讨的妻子，全是原住民，所以他们早就和大陆上的汉人不是一族了，‘不信’：他说，‘您摸摸我们的皮肤就是不一样’，所以台湾应该独立。其实汉民族(孙中山把它早就改名叫‘中华民族’)，原是个多民族的大熔炉(Multi-racial Melting Pot)，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精通蛮文的李太白，就不是个，事实并不存在的‘纯汉族’。在近现代史上敢于顶撞毛泽东的大‘脊梁’梁漱溟先生，就是个蒙族。孙中山先生早年也做了美国人，拿了美国护照，最后还不是做了国民党的总理、中华民国的国父。阿扁兄，搞政治为什么不搞大一点？在个小岛上走钢索，最后来做个殉岛烈士，智者不取也。
是谁搞垮了袁世凯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再翻翻历史，回头看看袁世凯：袁氏在民国二年，镇压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国民党的三藩之后，是何等声势？趁此声势，他就应该虚怀若谷，好好的为国为民，做点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图，却要起邪心，做皇帝。结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钢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试问老袁为何失败，而失败得那么惨？他是被风流小将蔡锷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凯就因一念之差，而为全民所弃也。悲夫。
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中华民国原是个统一的国家啊。中央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啊。袁大总统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声望，是远在孙前总统之上至少不在当时的中山之下。连蔡锷将军当时对所谓‘党人’也颇感不耐。笔者在前篇中就提过，二次革命期间，蔡锷(时为云南都督)就曾发过拥护中央、痛诋李烈钧造反的通电。当时又有谁能够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联袂率领护国一、二两军，北伐讨袁。这又是谁之过呢？千不是，万不是的是袁世凯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儿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来。这一失足，他自已遗臭万年不打紧，却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几乎也被拖到万劫不复的绝境。这纯粹是个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凯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来的嘛，是啥鸟‘历史的必然’呢？邱吉尔在打了二次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底二次大战回忆录里面，举出过好些例证，来说明‘偶然’怎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宏观有其必然；微观难免反覆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覆地解说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
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覆无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制’(袁世凯语)；‘选举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毛泽东语)；‘民主专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胡锦涛语)；…‥还有举不尽的语录，和不够资格叫语录的语录呢。但是这些‘反覆无常’、‘捉摸不定’的小阶段现象，却改变不了‘万水东流’，或‘权力滑坡、独裁专制、逐代递减’的大趋势。看不清这一‘历史的客观实在’的政客，必然就会在时代的潮流上落伍，终于被历史斗垮、斗臭。袁世凯的悲剧，就是他的时代背景，和知识条件，使他无法看清这个大潮流的总方向，而误走回头路的结果。
吾人在世纪之末观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巅，俯视三峡之中千帆齐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蒋总统、毛主席、邓上皇、胡总书记耀邦、赵总书记紫阳、江总书记泽民、李总统登辉，乃至最近以香槟浇头的小马哥，强颜欢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乱成一片，千里江陵一漩涡，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面对削壁险滩，波翻浪滚，生命交关，何由得见呢？他们自己并不清楚的故事，搞历史的人却不能忽略。一个一个的慢慢来交代，现在还是先谈谈袁皇帝的后遗症：
从较好制度、可行制度到破产制度
袁世凯在身败名裂、忧愤暴卒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烂摊子，无人能够收拾，其后遗症至今未了，我全族可就跟着吃苦了。
笔者不学，曾在不同的拙著里，一再说过。我们那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文官制，不是个‘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与它同时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却是个‘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个‘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长至两千年之久，而没有消灭。
这个可行的制度，可行在何处呢？再三言两语交代一下。我国自秦皇汉武以后，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为用，使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Socio political Structure)走进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大的问题，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维持长期稳定的问题。而长期稳定的关键则系于中央政府的接班制，也就是继承制。解决这个问题，智慧加机运，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帝王传子制’(注意不传女)，它能够一传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纰漏。这是在历史上打破金氏纪录的政治制度，为其他任何文化所无也。
汉初诸吕之乱时，顾命诸大臣，咬定了一个‘非刘不王’的原则，并声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试问当时诸大臣对刘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他们为的是奠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为万民造福也。我国古代本有所谓‘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是他们知道传贤，牛皮而已。传子才是个‘可行的制度’，可以加以不断的改进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国平起平坐的只有个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就是在这方面败下阵去的。罗马帝国晚年出了三十个皇帝，就有二十九个被杀掉。朋友，将货比货，你能说我们中华帝国所行的不是个‘较好的制度’？
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大帝国，第二个大问题，便是闹分裂，搞藩镇跋扈，军阀盘据。我国最早的帝国政治家，对此也有最适当的安排，能防患于未然，化之于无形。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汉宋明清一传数百年，都未发生太大的问题。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动乱若斯，有没有军阀横行呢？你说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后，大帝国里的草根老百姓，总得有个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恶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区生活。这一点在我们传统帝国里的正常状态之下，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当中西两文化在十六七世纪初次接触时，康熙乾隆的中国。双方是各有短长也。不幸在十九世纪之末，在双方较劲之下，我们败下阵来，破了产，社会文化、政经制度，就被迫转型了。在转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旧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没个标准可循，旧社会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凯)就晕头转向，莫知所适，不得已就只有乞灵祖宗，反动回头革命阵营出身的政客(像毛泽东)，就食洋不化，自以为是，而胡作非为了。
袁的烂摊子变军阀温床
关于毛主席的成败与功过，到时再说。袁所留下的后遗症便是全国皆兵，军阀横行，民无噍类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并没有什么军阀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军阀遍地呢？这就是转型期的悲剧了。转型期中，新兴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至少要两百年的时光，庶几有望)，而旧的制度则可毁之于一旦。在新旧交替的真空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不学，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这么个初生之犊。幼年所受的，也就是这么个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转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个不新不旧的转型教育，对所见所闻的感染，如军阀横行、国共党争，也写了些大胆的假设之文。认为当权者除旧太过，布新不足。今日重写‘袁氏当国’，每忆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无道理，有时甚至自惭老来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锐敏。所恨少年之作，历经国难家难，十九皆毁，近偶自昔年报刊中，发现若干旧作，试重读之，自觉尚不无可用之处。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报’，检出一篇青年期旧作，便自觉其颇能解释袁世凯所留下的烂摊子，何以终于变成了民国时代军阀的温床，其祸至今未已？无他，除旧太过，而布新未足也。乃将旧篇自残报中复印一份，寄呈绍唐兄裁正。如尚能不污篇幅，则复刊之为拙篇之‘附录’，以乞教于方家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北美洲)
【附录】汉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原载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日的重庆版‘中央日报。扫荡报’‘学海副刊’(一)汉制中的民治精神
一般说来，总以为我国在君主时代，便完全为君主专制一般大权都操诸君主一人。国政之良窳全视君主一人之贤愚以为断，人民无丝毫治权然历观我国史实则殊有不尽然者。
我国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战国时代的孟子便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居统治阶级的赵威后亦说：‘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为本位。至二千年来的专制时代，虽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状态下的君主，总不敢过分专制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国家’的统治观念，在中国二千年来的专制君主，并未被过分滥用。一般君主治国均能正常地保持着制度精神，且我国历来的政治制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试一观汉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我国有独立机构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统一海内，大规模地废封建置郡县后始正式确立。然嬴秦祚短，规模粗具遂遭覆灭，而汉人承之，截长补短，地方政治之规模乃大备焉。
汉人既奠定了实两级的地方政治制度，流变至今日的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犹未脱其范畴。故汉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称为中国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一仔细研究汉代政治制度，便可知不特其创制立法之美与夫用意之深长，至今日犹有其独特之价值而汉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为特色。较之二十世纪最新的民主制度犹未多让焉。(二)郡县乡亭里的地方五级制
汉代之地方政治为实两级制。地方之政治单位为县；而县内最小之社会细胞为‘里’──人民聚居之村落也。十里曰‘亭’，亭有长。凡民年五十六以上无役归田里者，斯可为亭长；是时一亭内人民之领袖也。故亭之制实为汉代社会组织之最小单位。亭长办公处设有亭卒二人，其一专司亭办公处内之杂事，如司管钥启闭门户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维持治安缉捕盗贼者，曰‘求盗’。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制也。亭长有权，可持‘三尺板’(委任状)捕盗。亭内设有‘五兵’，由亭长于农暇时课人民习武事。亭内附设有‘公舍’。凡政府官员过境之徭役等事，由亭长理之，与人民无涉。此在交通不便的专制时代，实为必需。故亭之制度实为汉代地方社会组织之最小单位亭长负有维持一亭社会福利之实际责任。
十亭曰‘乡’。乡民中举年高德诏能率民为善者一人为‘乡三老’职掌一乡之教化。另举‘乡啬夫’一人，掌听讼事，收赋税。另举‘游徼’一人，习入民以五兵，并主徼巡防盗贼。是盖真有实力，转司捕盗，而与亭内之‘求盗’之仅为维持治安者异矣。是三者所司规模较大，故设于乡之下。是皆由乡民推举年高德劭者任之，非政府之命官，故曰‘乡官’。是乡官皆出诸民选者也。
真正之地方政治单位则为‘县’，有万户以上之大县长官曰‘县令’，减万户者曰‘县长’。令之秩(级别)自千石至六百石县长之秩则自五百石至三百石。是为政府命官。属官有‘丞’、‘尉’各一人。其秩由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丞司文事；尉任武职。统属于县令长。其外复按县中户口之多寡，举民之年高德劭者，自‘乡三老’中选出‘县三老’，及‘孝悌’、‘力田’常员(今曰委员)若干人。所谓：‘孝悌明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民之本；三老众民之师也。’换言之，即是选县中年高德劭负有物望者，参议县政。县中丞尉虽亦为有秩之官吏，然与县三老等立于同等地位分庭抗礼既可以事相教，参议县政得失，复可消极地监督政府。是为一县之组织。
而县直属于郡。县令长向郡太守直接负责。各郡所属县多寡不等，颇似今日之行省，所辖区域至广。故一郡之政治如同一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其郡太守之设官分职亦模拟中央政府之丞相府。一郡之军政财大权，操诸太守一人，由太守直接向丞相负责。太守专政一方，权至大，体制亦等，因此太守之得人与否关系至大，以故西汉的中兴令主孝宣皇帝曾有‘与朕共治天下者，其为良二千石乎’之言。汉制太守人选须由丞相择人推荐，再由天子察之真除。太守初除拜时，须由天子召见，‘入殿受策。’策也者，即中央授以为治之原则。其有‘即拜’(便道赴任不入殿受策)者，然非常制。太守专治一郡，则于岁末派遣‘计偕’至京师上‘计簿’(政治报告书)于两府──丞相府与御史府──述职。每季──春夏秋冬──之第一日上财政收支报告之‘见钱簿’于大司农。故郡太守与中央政府之间维持密切联络，所谓‘堂陛之间不甚阔绝也’。
太守属官计有‘郡丞’一人，总管百僚，首领诸吏。举凡太守属官之愚贤功罪，率由郡丞署其行能，课其殿最。然太守府组织至为庞大。因之其中属员之贤愚功罪勤惰之考绩，则另置‘功曹’一人专司之，是为专察太守府内之属官者。至于属县之政治得失，县令长之贤愚勤惰，则别由‘督邮’察之。督邮承郡太守命不时巡行，专察属县的吏治得失。
【作者加注：三国演义上有张翼德怒鞭督邮的故事。那是刘备在做安喜县的县尉，代理县长，督邮来找他麻烦。张飞火了，乃把督邮绑起来，揍他一顿。然后兄弟三人弃官而去。诗人陶渊明做县长，督邮来视察。陶县长礼应穿官服，束带，向督邮鞠躬，陶县长不干，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所以也丢带弃官而去。毛泽东讥笑老陶是个‘大官做不到，小官不愿做’的臭老九。这个被陶老九所鄙视的乡里小儿就是督邮。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叫‘督察’共产党时代叫‘视察’，他们都是到下级政府去作威作福，大吃大喝还说什么鸟不吃白不吃。笔者青年期也曾在国民政府属下的地方政府做小吏，几乎官拜督邮。这些督察、视察、督邮们，当然也包括本文作者在内，都是应该被张三爷打屁股的乡里小儿。’
而一郡之司法则由‘决曹’司之。决曹主治狱，司一郡之民刑法。一郡之治安则由‘诫曹’司之。诫曹主缉郡内盗贼，维持一郡安宁。另外更聘郡内明达士人组织‘议曹’，专备太守顾问，议政治得失。是皆由太守选拔本郡中俊秀士民任之。各有专职，分层负责。统名之曰：‘后曹’，亦即太守之幕府也。而由郡丞统领之。故郡丞襄赞太守，实际负责。亦即蒋委员长所说之‘幕僚长’也。
而一郡之国民军训，则由秩比二千石之‘郡尉’司之。汉制民年二十三始傅。即今之壮丁登记也。民年二十三即为及龄壮丁。及龄壮丁，如期至郡，由郡尉领受军训。于每岁农暇时之八月，会同郡太守与县令长举行‘都试’，视人民体格及志趣之不同，分别施以‘轻车’、‘材官’、‘骑士’等之不同训练。近水之郡复有‘楼船’之训练。统由郡尉司之，而由太守集合县令长于都试时，课其殿最，授予资格。故郡丞实掌一郡武备，边郡郡尉之下且有武职属官，曰‘司马侯’者。故郡尉既司国民军训，复兼司捕盗，维持一郡治安，犹今日省内之保安司令，且兼师管区司令之职也。(三)回避制与监察制
汉制郡太守属官率由太守自本郡察举孝廉方正之士为之，统谓之‘郡吏’；然他郡人，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以故太守承命出典一方，不过率本郡人民为治。因此下闻易于上达，举直错枉，施政得宜。郡太守则一本中央政令为治，有专杀之权，总揽政纲，导民为治。权至重，位亦等。故其属吏虽率为本郡人，亦不敢阿党蒙蔽，致使太守有运用不灵之弊也。
是故一郡之军政财大权，率操诸太守一人，则地方政治之良窳端赖乎太守一人。一郡治乱之责，亦由太守一人是问矣。因之地方之监察机关，亦专察太守一人。汉代之地方监察官为‘刺使’。刺使之官品(秩)次于太守，仅六百石；然权责至重，专已刺举太守过失为事；太守有功，亦得奏褒。一般职责是‘奉诏条察州’，非条所问即不省，划定刺使、监察权限，不得逾越。所谓诏条凡六：即一条：强宗豪右，出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众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情，喜则淫贪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恬荣势，请托为监；六条：二千石远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见‘前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等六条。
试观此六条所定，即为专察太守，六条以外不举。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条范围，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黄绶’(黄绶秩在二千石下)。盖太守属官选罢之权既率操诸太守，其功过贤愚，既有‘功曹’、‘督邮’等为之考绩，则属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辞其咎。如西汉宣帝时，涿郡太守即以查举不实贬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监察太守，而无干预地方政治之弊。
且刺史无定治所。官署所至，随遇而安。盖株守一隅既易受蒙蔽，且与郡太守私人间接触过密，亦难免发生个人恩怨。而流于举刺不实也。刺史不时巡行以听取民意；每岁复于秋分时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诉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专为监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弹幼或褒奏即可决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监察使必须三人联署始发生效力也。
故汉之刺权至重矣。然官阶则志卑，秩不过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专以弹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为事，则其行使职权时之兢兢业业，亦可想见，如是则庶不致有刺举不实之处。盖位卑则不滥行其权，职重则可专行其政也。【引顾亭林‘日知录’语】。正即以其官阶低，而职在专打老虎不捕苍蝇，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复可启发牺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责。以故汉代中央对地方官吏之考绩，率一听刺史之报告以为断。
其外中央朝廷复不时派遣大员巡行郡国，访问民间疾苦，以补刺史之不足。是为汉代之地方监察制度。(四)人权人格与人民参政
吾人研究汉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创制之完备与用意之深远矣。然犹不特此也。制度之优良固可补人事之不足，然汉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则，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则尤有足多者。西汉中兴今主孝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前汉书.元帝本纪’】。三者并用，换言之，即厉行法治，而不伤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调和法治，故汉代政风至为纯正。汉武帝时董仲书辈即首倡以经术饰吏事。至宣帝时惩武帝之严酷，政重宽和。故汉宣帝时之政治风气，尤为高雅清正。官场陋习甚微。
后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间，但有法定的关系。在上者恒恃法以绳下；在下者至多亦不过守法免过而已，彼此之间，无精神上的联系。以故居高位者每至运用其政治地位，辞严色厉，奴役属僚；居下者亦易流于敷衍公事以取悦长官为能事，而恬不以为耻；甚或承奉长官颜色，用招恩宠。即有贤者，亦难免失其敬业乐群之心肠。但求无过而已，不能发挥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宫吏上下之关系，如非划若鸿沟，即侵幸阿党。流风所至，清正之士每视从政为畏途，而戒惧敛足。如此则国家行政场合遂为宵小征逐之乡矣。
而汉制则不然。汉法虽严，然官吏上下之间的关系则一以‘礼’为纪纲。上下之间除有法定的关系之外，复以‘礼’维系之。长官属僚，职分主属，而礼同宾主。长官以师长态度以遇僚属。而属僚之与长官则行师弟子礼，上下以揖让相处，无后世之官僚恶习。故以一代大智大贤，无伤于屈为小吏。虽处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试观即汉代丞相府属官之与丞相，亦仅行师弟子礼，白录不拜。丞相有事于属僚，亦称‘请’，而不日‘召’。属吏有过，司监察者据以报丞相，丞相亲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属实。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绝无伤于个人人格之尊严。务使被控者内心感愧。散发其良心。而冀其知耻也。盖虽为大圣大贤，不能无过，如偶一不慎遂受难堪之侮辱，则气节之士，将视补吏为畏途而不肖者则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为耻矣。
丞相府犹且如此，则郡太守县令长更无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礼聘当地俊彦为郡吏。如西汉孙宝为京兆尹，征名士侯文为吏不应，宝乃遇之以宾礼，与之为布衣交，时人美之。故汉代太守之征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趋士’，因之侧身官府者多引以为荣，非同在下者之‘慕势’也。故一郡名流归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荟萃之所。上下之间以礼让相维系，以法令为依归，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纵不抑。后世失之，遂流为官场逢迎之仪式矣。
节要而言之，礼治与法治相互为用，则礼治不致流于颓滞；而法治亦不致流于冷酷，故能政风穆穆，而政府于人民之间亦庶几无截然之鸿沟也。以故西汉郡守虽如黄霸、龚遂之宽和，而吏无骄纵不法之习；即如严延年之酷，而属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后世此风渐颓，晋陶渊明乃有折腰之叹矣。
再者，汉代地方政治之特点，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试观太守受策由其一方，俨然唯我独尊矣。然汉制非本那人不得为郡吏。放太守隶属诸曹，率由本那士民任之，佐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总其成。郡丞统领后曹为幕僚长，率百僚佐太守为治。以本那人参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员政治’目之，则负一郡之实际之政治运作；而既以同那人组成太守府‘后曹’，则不啻为一变相之参议会也。且复以学有专长之士组‘议曹’，佐太守议郡政之得失，直是一专家委员会，作太守之顾问机关，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维系对中央关系，擘画大计，总其成且。故汉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长，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其县政亦复如是，县吏既出诸察举，更有所谓‘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县年高德勒之士。与县丞尉以事相教，让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参议会也。是亦汉代政治之特点，不幸傅至后世则变质矣。(五)汉制为后世所不及
今日试一回顾我国政治制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汉制。流变二千年，举凡中央地方之设官升职，几皆不脱两汉制之范畴。且后世因袭汉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盖后人之因袭汉制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几经流变则变质矣。
试观汉代之实两级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专治一方军法政财之大权，及选举进贤之责，独掌士子上进之途，有专杀之权，集一切大权于一身，俨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绝少，且治续斐然者，实有赖于监察制度，与人民参政制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干涉地方行政，实行其超然监察制，且专以举察郡太守为事，故行政与监察制渡，各自发挥其最高效能，而无相互牵制之弊
且人民与政府之间无截然鸿沟，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县属吏，对行政长官，既可作积极之佐治，复可作消极之监督。既为负责实际责任之政府官吏，复为变相的参议员，负有行政、监察、建议的多重意义，故于一郡县之行政得失，所见尤深。即有建议，亦不至于流之空洞；而兴利革弊亦能便捷从事。试以之与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参议会制，作一比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为治之原则，以其民，治其地，而总其成。长官幕僚相互依赖，故地方既不致失其向心力郡守亦不得以政入私门而刘公得道，鸡犬升天也。
而维系此优良的政治制度，自亦有赖于为政得人而为政得人，端赖于政风之高雅清正，而汉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现其雍容儒雅的政风。上下一以礼为纪纲。居上者，既作之君，复作之师。不以位高权重而倨傲；居下者，既为之佐，复为之宾，揖让相处，不以居下为卑贱，已故政风高雅，无后世官场之陋习。以故郡守一旦征辟，则名流节士归之。虽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纯正。以故但有贤明在位，不亲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两汉知名之士，每多为毫无行政经验之匹夫，然一经政府征辟作不次不迁，亦有擢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良以此故。后世相传有所谓‘卧治’为美谈者，良非史家专美之辞也。及观乎后世之政治场合，一味以官术相尚者，能无慨然。
窃以两汉之盛，基于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实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为国政之基。或谓两汉政治头重脚轻，实则汉代中央政局，虽仍限于帝制政府寡头政制之格局，而其地方政治组织与运作，却于无形中早开民政治之先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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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解纽 军阀割据 政客纵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拙作里，不厌其烦的一再解说过，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覆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
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一区、一省、一县，乃至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是在实际的权利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一个军人就叫做军阀了。‘军阀’这个现代名词，似乎是早期日本人从西文Warlord翻译过来的。所以军阀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有时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级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新疆的杨增新和后来国民党时代的山东的韩复矩、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军阀。再小的，有的只有枪兵数十人，占领区域不过一两个小城镇，但他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做个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广西地方军头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等等，‘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见李传第十三章】。这些都是当年在广西省内，土生土长的小军阀。笔者回忆幼年时期在安徽家乡就知道一些割据乡镇的小军阀。记得有个诨名叫魏三闹的‘司令’兼个小镇的镇长，他一共只拥有枪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摊夫派税，‘保护’一镇的治安竟至数年之久。上级的县政府中的县长，在动乱时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对他也不闻不问；他对上级也向不买赈。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虽然他们平时也有些礼貌上的往还。上级的县长来来去去，而魏三闹却能在本县之一角，稳坐钓鱼台，不受太多的影响，而一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却多赖他的‘保护’呢。你能说魏三闹不是个土皇帝、军阀？
据张学良将军，英雄不论出身低的告诉我，张作霖早年当‘胡子’时代，也是个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的张三闹。后来愈闹愈大，才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以后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总司令，而大元帅。割地为王，他在东北所统治的地区，加上后来‘入关’所占领的地盘，竟远大于欧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主政中枢，竟然变成了全国一人的国家元首，虽然他只能统治‘九省三市’【见下卷论奉系专章】。
长话短说，地方军阀之形成，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国之内，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谓‘王纲解纽’，一解到底，全国顿成无政府状态，‘遍地黄花开’(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地方成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时的安徽土语，倒颇能道其实况)，就形成大小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所以这些军阀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农民领袖乘机起义，打天下，固无论矣。有些游离军队(像李宗仁在六万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绅，组织武装自卫，也未必全是坏事。这样，始割据，终兼并(三字经上的话)野心家或革命政党，再乘机逐鹿中原，逐渐兼并的结果，终成两强的刘、项之争，或国共之战，中国政局就再次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这个循环，在古代中国如此；在近代中国还是如此；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我国近现代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的分裂，到毛泽东生前的统一，就是这个循环很标准的现象。
袁死后各省督军省长一览
今且将袁世凯死后各省的督军省长，制一简表如下。这个表显示出中国军阀时期，全国军阀分配的基本情况，下围棋的术语，叫做‘布局’。黑白两方棋手，把整盘棋的‘金边，银角，屎肚子’，都大体你一子，我一子，作个总体的割据规画，然后再分区厮杀。每区双方都要围绕着，可以独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先是一县、一省的各自独立；然后搞联省自治，或五省联军；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联盟；最后才逐渐连成黑白两大阵营，刘邦、项羽；蒋、毛，国共来一决雌雄。下列这个袁氏死后，地方各自为政的督军省长的分配，就是民初军阀割据的总布局，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根据这个总布局，分区混战下去的；有些地方军头的势力，竟延长至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例如由张氏父子所统率的奉系，直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才开始崩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新旧桂系；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卢汉，都一直延长到中共席卷大陆，才真正结束。人民政权初期的高岗，中期的林彪，也都有割据的野心，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后来邓小平，口口声声不离‘稳定’；目前提心吊胆的江泽民，最怕的也是国家分裂，军阀割据重见于中国。他们对建立法治民主的制度，没有信心，才回头走袁世凯、段祺瑞用武力镇压的老套路。下面的一览表，就给与我们一幅军阀时代最原始军阀分布图，读者可一望而知当时的情况。其后的演变，也就不离按图索骥了。
袁后中国各省督军省长一览表(一九一六年夏季)
东北地区：奉天(今辽宁)张作霖 督军兼省长
吉林 孟恩远督军 郭宗熙省长
黑龙江 毕桂芳省长兼督军
华北地区：直隶 朱家宝省长兼督军
山东 张怀芝督军孙发绪省长
山西 阎锡山督军沈铭昌省长
西北地区：陜西 陈树籓督军兼省长
甘肃 张广建省长兼督军
新疆 杨增新省长兼督军
华中地区：安徽 张勋督军倪嗣冲省长
河南 赵倜督军田文烈省长
湖北 王占元督军范守佑省长
湖南 陈宧督军兼省长
江西 李纯督军戚扬省长
东南地区：江苏 冯国璋督军齐耀琳省长
浙江 吕公望督军兼省长
福建 李厚基督军胡瑞霖省长
西南地区：四川 蔡锷督军兼省长
云南 唐继尧督军任可澄省长
贵州 刘显世督军戴戡省长
华南地区：广东 陆荣廷督军朱庆澜省长
广西 陈炳焜督军罗佩金省长
上列简表为笔者根据政府公报等官书，及当时媒体报导辑成的，只是让读史者知其大略情况足矣，细说就太琐屑了。例如蔡锷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职，举参谋长云南人罗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调贵州人、黔军将领戴戡为四川省长，四川本省军人刘存厚等不服，终于引起川、黔、滇三军轮流火并，死人如麻，成都城内民居被毁者数千户。罗佩金被迫率部逃回云南。黔军被包围歼灭，省长戴戡被杀。北京中央不能制，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军阀，砍杀无已时，为各省之最。迨抗战军兴，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时，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义者竟斥为‘文化侵略’，岂不可笑。斯时笔者已在重庆，亲闻之也。固知喜欢搞独立分裂者，并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陈宧之接长湘督的故事吧。陈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发表，便惹起湘人大哗。陈宧夹尾而逃之后，谭延闿乃乘虚而入，北京中央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驱湘，湘人杀湘，湘人也就被本省军阀蹂躏得民无噍类矣。事实上，国民党北伐，也就是从湘人驱湘(赵恒驱唐生智)，和湘人还湘(唐生智、谭延闿打回老家去)开始的。
所以军阀混战的历史，是无法说得完的。以上只是略举两个小例子，其他就可举一反三，毋须多赘了。至于那几个力能震撼全国，影响及于世界的大军事集团，像皖、直、奉三系，他们事实上便是‘五代十国’之中各自专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我们自当辟专章专册细论之，没有二话也。较小的军阀，就根据个别情况分别简述之了。
总之，吾人如从微观史学角度，去作‘个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烟海，从何说起？可是我们如从宏观史学去看它，触类旁通之，那也就无啥复杂之可言了。集体而观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总之，王纲解纽，藩镇割据，政客纵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辙也，何足异哉？何足异哉？
军阀趣事举隅
在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中，一转百转，没个规矩绳墨以为限制，有权便有一切，因此有权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向上述魏三闹那个小军阀，便有生杀之权。他就可以随便杀人。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有趣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就以现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车为例吧，哪个大军阀能没有专用汽车呢？但是内地省分，既无公路，又无维修设备，如何是好呢？所以他们的汽车都是动用整连整营的士兵民夫，从江边驳船上擡了上去的。汽车抛锚了，电瓶没电了，轮胎没气了，再擡下驳船，运往‘下江’去修理。
有些向往现代享受的四川军阀，那时还特地从上海雇用‘网球秘书’呢。这些少年英俊的网球选手，有时被军阀们的年轻漂亮的如夫人们看中了，曾发生过私奔被捉回枪毙的惨事。想不到某军阀某次，醋海兴波，竟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爱情所感动，不但未判他们死刑，反而资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时传为‘佳话’呢。
上述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们之下的文武僚属们所亲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笔者朋辈之间，包括许多‘凤子龙孙’和‘高干子弟’所转述的真实故事。较之司马迁所根据的‘街谈巷议’，可靠多矣。略记一鳞半爪，以概其余，作为时代的见证罢了。
地方政府中回避制的彻底破产
在一个有固定形态的社会里，像传统的汉、唐、明、清大帝国，社会上有了矛盾，它都是有逐渐发展出来的既定制度，来加以预防和解决。像笔者在前章里，所说的‘回避制’，从汉朝到清朝的规定，都是本郡人不能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本郡的郡吏(行政干部)。在‘郡吏’一条上，明、清两朝虽稍有变通，但是本省人不能为本省督抚，却是铁定的，不许违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后，此一回避制继续有效，则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回避’一下，猛虎不能归山，他们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了。试问如把张作霖调到四川，韩复矩调去云南，龙云调到东北，在‘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的规定之下，他们远适异乡，光杆一条，恐怕也就黄牛掉到井里去，有力难使了。
再说那些网球秘书的悲剧吧。你搞三宫六院，你就得维持个宦官制来加以配合，才能保证安全。你既然搞了几十个后宫佳丽，同时又养了几百个英俊潇洒，未经阉割的东北小伙计，来做网球秘书、游泳教习、私人医师和卫士司机，那么，干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个有‘定型’的社会政治体制，其附带产生的制度，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发生矛盾，发生动乱。所谓‘转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里把各种彼此矛盾的制度，一转百转，使它们转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减少了。
就以帝制转民治这一程式来说吧，在朝中把皇帝转成总统；那么在家中，则父权、夫权也得随之减少的。你不能只在‘朝中’把皇帝杀了、废了，而‘家中’还有千千万万的小皇帝，稳坐江山，那这个民主社会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实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难也。因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只有一个；而家庭中的皇帝，则在千万以上也。你要把这为数至几千万的小皇帝，一个个拉下马，乖乖，那就非几十年、几百年不为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再看看所谓黑社会，我们所熟知的黄金荣、杜月笙，也都是他们各自帮会中的皇帝。你把这两位小皇帝拉下马，试试看要用多少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