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把这些现象再‘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也是个‘多重重心的社会’(amulti-centered society)。每个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笔者附注：其实国共两党的本身也是两个小朝廷，而他们的小朝廷之中，还另有其小小朝廷呢。例如戴笠就是他那小小朝廷中的皇帝。戴某统治他底小小朝廷，所用的既不是‘国法’，也不是‘党纪’，而是用他所特定的所谓‘家法’。至于共产党中所套配的大小朝廷，是怎样运作的，我们就只有等到中共开放档案时再说了。它迟早是会曝光的。二战前后，在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24-1972)领导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是个自有其私法的小朝廷，只有没有我们小朝廷的问题那样严重罢了。】
这些大小朝廷，不论为善或作恶，都要经过长期的调节，才能和平共存，彼此庶能相安无事；终于进入个有定型和比较安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上有较好而可行的国法纪纲，下有足与现行制度相配合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达到小康的境界，绝大多数的人心不思乱，不愿铤而走险，因此纵是最善于纵横捭阖、挑拨离间和吹牛拍马的政客官僚，也很难尽展所长来混水摸鱼。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一个民族的生存，乃至与他生存相配合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像中国传统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和士农工商的社会区划，就可以慢慢地延长下去了。一延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没有本质上的变动。这就是我们在秦汉以来的传统大帝国了。朝代嬗递，而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则始终未变也。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的实际意义了。
为佛洛伊德作实验豚鼠
再说说近年来把美国政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也是困扰人类最多的佛洛伊德所强调的色情问题吧。靠中国外交起手的季辛吉就说毛主席有很多的姨太太【见最近公开的‘季辛吉文书’〞Word for Word/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New York Times, Jan. 10, Sec. 4, p.7.这是本根据新法令在美国档案中辑出的新书】。其实只是一些没有名女伴而已，不是什么姨太太也。但是纵使如此，也只有毛主席搞得，江泽民主席和李登辉总统都搞不得也。其道理也就是个社会转型的问题。毛主席的时代，还属于转型中期，去古(离公开纳妾的袁世凯时代)未远，所以还可以在暗中进行之。到江、李两公时代，已接近转型末期，速度加快，执政者独裁权力，也相对滑坡，他两人就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这也是对佛氏哲学的一个反证啊。
在前书记载中，尼克森也告诉毛主席说，季辛吉访华为绝密外交，除季辛吉的一两位美丽的女友之外，世界上任谁亦不知也。毛主席问起尼总统对美女的兴趣如何？尼连忙说，不敢不敢。周总理含笑从旁插嘴说，大选期中，真的不敢，不敢也。其实尼克森未说老实话。根据美国FBI公开的报告，尼克森也有个漂亮的中国女友，刘小姐也。他还假公济私的，把刘氏移民到美国去呢。但他就没这勇气向毛主席招认也。
至于柯林顿大总统的问题，有许多记者友好不耻下问，我就说这是个美国性氾滥的问题了。若以男女关系之变迁来看美国嬉皮出身的，反越战，搞‘群婚’(Communal Marriage)，和杂交的这一代男女，则柯林顿尚不失为一个Good Boy也。君不见纽约华府随处皆有，夫妇同享的色情俱乐部乎？柯林顿与希拉蕊夫妇，尚未闻涉足其间也。柯林顿之不幸，是他‘身在帝王家’。须知，美国的白宫主人在雷根时代到来之前，尚无离过婚之总统也。你如有志做总统，则千万不能离婚。笔者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原即是个Bad Boy。他在二战期间，统军欧洲时，竟与他的司机女同志相爱，而要抛弃糟糠，去做英国女婿。事为他的上司马歇尔将军所闻，马乃严厉训之曰：艾克(Ike,艾的俗名)，你将来还要做总统呢，岂可离婚？艾氏闻训始止。阿克后来果然做了总统。
柯林顿这个嬉皮总统之不幸，是他没个马歇尔来时时耳提面命，你既进了白宫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贾元春娘娘的话)，你就得戒色八年。因为在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里，中央政府对权力的开放，一般都是最保守的、最落后的，和最缓慢的。所以在中国才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来增加速度。试看美国的社会生活已‘开放’到群婚阶段，它底总统还不能离婚呢，岂不滑稽哉？……
但是这就是政治啊。君不见今日大陆，全国向钱看的程度，几乎已超过美国，但是当政者还不是口口声声，什么四个坚持，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动不动就把大陆上的雷震、殷海光…‥捉将官里去？政权却一点一滴也不开放呢。天下的乌鸦一样黑。莎翁说，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搞政治制度的的学人也可说，政府呀，你的名字就叫保守。柯林顿这个嬉皮大总统，他把最放荡的嬉皮生活方式，带进最保守的政治圈内，忽然遇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嬉皮，来投怀送抱，他那嬉皮背景，和白宫的清规戒律，就发生矛盾了。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做了佛派史学中最大的实验豚鼠，跟袁世凯做皇帝，和汪精卫当汉奸一样，一失足成千古恨，虽咎由自取，实在也只是一桩形势比人强的时代闹剧啊。台下免票看戏，读史者真不时为之捧腹也。
社会政治转型的中间阶段
总之，我们中国通史上，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这个循环完成之前，照例要有个军阀横行的中间阶段。在近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从袁世凯死后才开始的军阀混战了。他们一战三十年，再加上个倭寇入侵，最后又打出个刘邦、项羽来。项羽被刘邦打败了，中国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凯暴卒之后，据时人估计，‘军阀时期’在大陆上横行的大小军阀，盖在三千人以上。经过三十年的割据兼井，最后才剩蒋、毛二人，来拼个你死我活。
毛的最后胜利，据他底美国资产阶级的朋友史诺的估计，一将功成万骨枯，其代价是六千万颗人头落地(不包括大跃进时的两千五百万)，惨痛可知也【见Edgar Snow着Other Side of the River】。而这场浩劫，话说从头，便是从袁世凯的一念之差开始的。袁世凯生前的中国原是个统一的中国嘛。袁的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嘛。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国也不会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会暴卒，如此，则转型期所存在的一切社会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可用不流血的方式，来个和平转型，则中华民国的历史，也就是另外一部历史了。
古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没有军阀横行，哪又会有外族入侵呢？政治人物，从古到今，都是善于自我毁灭的，历史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非人力可以强求，致有浩劫连连，夫复何言？我们只能希望，历史家纪录出若有之悲剧(包括柯林顿所犯的错误)好让后来的政客和军阀，稍有戒惧就好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是古往今来的乱臣贼子，读春秋而不惧，又如之奈何？
矛盾重重的烂摊子
话说回头，前章已言之，袁世凯死后，收拾袁氏留下的烂摊子，是非段不可的。收拾之道的第一要务便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时对接班最有野心、最有实力，也自认为最有功勋的(反对帝制的功勋)，实在是冯国璋。但是冯氏的接班却于‘法’无据。袁氏留下的‘金匮石室’里，既没有他的名字，凭新旧约法来接班，他也无份。冯氏唯一希望，是北洋派的团结。如果段能全力支援他接班，在冯、段合作之下，北洋派的实力还是全国无敌的。如今袁世凯不但皇帝未做成，连总统资格也已被取消，原先安排的副总统，当然也已随之俱去，既然一切从头来起，则冯之出任总统，当然也不无可借口之处，但这就端赖段祺瑞的一言九鼎了。可是冯在当权的北洋系中，是段的头号劲敌(是后来蒋介石的汪精卫；史达林的托洛斯基)，段不可能来突出冯氏。经过与徐世昌一番密议之后，段就公开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了。至于所‘依’者，何‘法’？民三的‘新约法’欤？抑民元之‘旧约法’耶？据说这‘依法’二字，是北洋派中，最精的智囊、最大的官僚，和最老的狐狸徐世昌点出的。这个‘法’是可新可旧，不新不旧的。这一来足使当时全国所有的实力派(包括段祺瑞自己)，都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且看此时南方的反对派，原军务院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乃至孙文、黄兴那一伙，则坚决要求恢复被袁世凯窜改了的民元约法，和被袁氏解散了的民元国会。从而尽废袁氏所立之法，和所建的制度。一切恢复民元的老模式，并由原定的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为大总统。如今黎副总统‘依法’继承，不正是南方反对派之所好？
黎元洪自己当然更是梦寐求之。但是他虽于法有据，却为政无力。黎氏自从叛孙投袁，脱离革命阵营之后，早已变成个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他底政治地位，全凭约法为断；只要新旧约法有一个恢复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于新旧约法是否可以恢复，段祺瑞当然更是个关键人物。至于黎对新旧约法的态度，也是各有喜恶的。依新法，他便是个权力极大的独裁总统；依旧法，他虽是个虚君，却可援引反段的国会，来对抗段的‘责任内阁’。
段祺瑞本身这时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国务卿，原是袁世凯自动撤销帝制，恢复大总统名位之后，根据‘新约法’派任的。但是这个新约法是个采取‘总统制’的临时宪法。他如主张沿用新约法，他这个国务卿，将来就必然要受制于将来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对派梁启超、岑春煊、孙文等人的要求，恢复旧约法，这个旧约法是个采取‘内阁制’的宪法，这对段总理当然很好；可是恢复旧约法就得同时恢复那以国民党占多数的民元旧国会。根据北洋系过去的经验，国会之内，党派横行，政客们嘴尖皮厚，开起会来，笔砚横飞，头破血流，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衙门啊。段一向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所以段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最好还是能另制一部合乎他个人需要的宪法，和组织个无条件拥护他独裁的国会。这就是后来他另组所谓‘安福国会’的心路历程了。这也是他‘安福系’(一名‘皖系’)终于失败的关键所在。
段氏谈虎色变的国会
但是段祺瑞(和他的前辈袁世凯一样)在另造国会这一招上，由于没个一党专政的底子，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底实验和经验，却为后来的蒋、毛二公所充分利用而大获成功。所以政治制度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可一步登天。蒋的独裁是较段更进一步；毛的独裁则又在蒋之上了。但是物极必反，迨蒋、毛独裁搞到亡党亡国的边缘，这才又出现了蒋经国、邓小平这一代，来搞改革开放。历史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不可‘落后’，但也不可‘躐等’，是急不得的。得时休笑失时人，写历史的人，还是一步一不的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他的‘皖系’，是啥回事呢？暂时只提一提，让我们到时再说。目前且让我们先聊聊，段老总对国会为什么谈虎色变？
【笔者在前些章节里曾时不时的提过，在民初国会里，那些八百罗汉所表演的全武行，才比今日台北的立法院热闹得多呢。就以动武的武器一项来说吧。台北立法院里的打手，只能‘赤手空拳’的来搞他个‘拳打脚踢’。八百罗汉中的花和尚鲁提辖，可是厉害得多啊。他们那时还没有原子笔。他们所习用的‘文具’，还限于砚台(石制)、墨盒(铜制)和毛笔。砚台、墨盒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枝毛笔，加个铜帽，也是个小小的飞镖。一个国会议厅之内，就有砚台、墨盒、飞镖八百个之多，一旦罗汉们野性爆发，火并起来，‘文具’变成‘武具’，笔砚横飞，墨汁如雨，那还得了？……须知，我们学自洋人，在立法机关里打伤人是不犯法的。有力你尽管去打好也。那时在中国国会里参观的洋记者和外籍观光士女，对我们的砚台、墨盒都存有莫大的戒心。后来北京国会内的管理员，也怕文具伤人，乃把八百只砚台、墨盒，都钻了孔，用螺丝钉钉牢在桌上，以策安全。当年在国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洋记者就以此发问说，中国的议员为何有那么大的脾气？国会的发言人说，中国人都喜欢吃猪肉嘛，Pork的脂肪多。一个人的脂肪多，就脾气大，所以国会内才打个不停，云云。有的读者批阅拙作至此，可能认为笔者把历史上的鸡毛蒜皮都记录下来，是轻忽历史了。朋友，非也。搞微观史学，本来就是一叶知秋，从小看大嘛。在本篇着墨期中，我个人也正在一面撰文，一面在看美国电视新闻，看那第一○六次的美国国会正在开幕。共和、民主两派，为着弹劾柯林顿的好色问题，唇枪舌剑也正在对决之中。以一个定居此邦逾五十年的华裔治史者，面对这幕正在制造中的美国历史，不禁感慨万端：(一)他们这一套，已有数百年实践经验的议会政治，不只限于我们所看到的参、众两院，在电视中的表演呢。这是他们从幼稚园就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舍其本而逐其末，我们中国人学得到？学不到呢？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各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是经历数百年磨练出来，自有其民族特色的制度，它不是一辆汽车，或一架电视，可以从甲国搬到乙国；乙国搬到丙国去的。东施效颦，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加以我们这些，酱缸出身，包袱奇重，而并无自觉的政客和学人，硬把黄牛当马骑，是否会自贻伊戚呢？(二)纵然学得像模像样了，像今日的以色列、日本、南韩和台湾，是否真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问题呢？纵使能解决若干问题，它是否是个唯一的方法，或较好的方法呢？台湾选举，筵开千席，搞民主政治是否应该如此呢？大陆经济发展到适当程度，是否也会如法炮制呢？不如法炮制，是否会另有出路呢？真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不得其解。政治制度，本来是要通过长期实验和实践，才能安定下来，传之后世，五世其昌。但希望我们目前以美国模式为蓝本，会慢慢磨练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制度来。江元首应该因势利导，千万不可开倒车。】
黎元洪依法继承
总之，不论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的矛盾，他最后还是在与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议之后，决定让黎元洪副总统‘依法承继’，出任大总统。
前已言之，这个‘依法承继’四个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进士出身，满清时代做过东三省总督，袁世凯时代做过国务卿，就称‘相国’，是北洋派当时第一号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坛老狐狸。他这四个字诀可说是一言安邦，全国各实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欢喜，因为徐氏并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暂时合作了。
这个‘法’，让我们再重复概括一下。对南方的反对派来说，显然指的是‘民元旧约法’。恢复民元旧约法，不但由黎菩萨来当挂名总统，那失业多年的旧国会议员，八百罗汉，又可重入庙堂，去继续其纵横捭阖了。而这个‘法’，不论是新是旧，对黎、段二人来说，也是各有长短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论做国务卿或国务总理，他对总统对国会，都得两面开弓，因此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南方反对派既然坚持恢复旧约法，段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当时纵是野心最大的冯国璋，对这个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满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总统，实在于法无据。段既不愿为他说项，而南方的反对派也势必反对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个副总统当当，则来日方长也。这也不失为一项最理想的选择。所以冯对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满意，而表示由衷的拥护。
既然全国各实力派都一致拥护，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的恢复运作了。
重新统一后中央政局扫描
在全国一致拥戴声中，黎元洪大总统乃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大总统。同时改国务卿为内阁总理，段祺瑞个人原职不动，内阁改组。这也是段所心甘意愿的。因为全国各实力派既然都认可了‘民元旧约法’，而这个旧约法，根据民元宋教仁原来的‘虚君实相’、‘责任内阁’的设计，则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实集中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比徐世昌小十岁)虽是个崇拜德国铁血宰相，而刚愎自用的军人，然此人也豁达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权，他也颇希望能赢得各实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组织一个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内阁’，以替代他原有的纯北洋系的内阁。此一新内阁乃于六月二十九日，由黎大总统明令公布。其后再由八月间‘恢复’了的国会加以追认，不在话下。
在这新阁里，段对一向反段最力的国民党系，也逾格优容；对黎元洪总统的心腹如张国淦，当然更有特别的照顾。
【笔者附注：张国淦幼女张传玲女士，现定居美国加州。读拙著，曾与我取得联系，并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颇为珍贵。近年来其他民国要人的后裔、亲友、门生故吏，读拙作而与笔者取得联系如张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陆上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辑亦系相同史料，十分难得。其实流传海外的类似资料，分量亦至可观，值得广事采集也。】
至于梁启超一伙的老进步党人物所改组出来的‘研究系’，本来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两情相悦，自然也就变成国会之内，与国民党系对立的拥段派系了。为使读者对各路实力派人马查阅方便计，且将改组后，黎段中央的关键人物，和他们在北京政府中的位置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内阁官员此时变动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举其关键人物，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大致位置，作为坐标，以供参考)：
大总统：黎元洪(未形成单独派系，为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的边缘政客)
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原属国会的韬园派，倒段亲孙)
国务总理：段祺瑞(北洋系，嗣为皖系首领)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段的智囊心腹)
外交总长：唐绍仪(国民党系，孙文香山小同乡)
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系，国会韬园派领袖，倒段主谋，冯国璋智囊)
财政总长：陈锦涛(留美博士，原属国民党，后附段)
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
海军总长：程璧光(孙文香山小同乡，亲孙)
司法总长：张绍曾(国民党系温和派)
教育总长：范源廉(接近梁启超的研究系，左右逢源的老议员)
交通总长：许世英(北洋皖系)
农商总长：张国淦(黎元洪心腹智囊)
此一‘混合内阁’只是根据最早的提名编制。此时内阁阁员，每月不同。例如外交总长原提唐绍仪，然北洋系各省督军省长通电反对，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为南部实力派所反对，最后由陆征祥出任。又如孙洪伊，原职系教育总长，但是教育部在当时是个冷衙门，而孙却是黎、冯，和国民党系一致支持的热人，旋即改任新职。但是不论人事如何变化，总是从一原始模式蜕变出来的，终有脉络可寻，故制此表为坐标，以便读者按图索骥，而递次说明其变化也。
人事纠纷，无‘法’解决
我们读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阁这一原始名单，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国的邱吉尔，而网罗全国各实力派共同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这一模仿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却无法解决英国式的政治问题。纵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以及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最普通的，和无关利害的，最单纯的人事纠纷(英语中所谓personality clash)，也无法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不同程度之间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国风气最好，中国风气最坏。吾人久适异国，在国际社区中打滚了五十余年，真是发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而打得头破血流的。纵是对民主政治信仰坚定、以身许国的民运人士，他们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们只能说，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赋如此，上帝造的；二则是民族文化传统如此，吾友柏杨所谓‘酱缸’是也。我民族要把这酱味清洗干净，笔者就认为非两百年不为功。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他们的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个英国人在一起，就能组织个让大家共同发财的公司(Company)；组织个互利互信的社区(Self-ruled Community)。我们华裔就是搞不来嘛。夫复何言。以上所说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那就只有动刀动枪，彼此杀得人头滚滚了(不信且看看蒋介石和汪精卫；毛泽东和刘少奇)。英国人乃至扩大至英语民族，他们也有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在斗到难解难分，你死我也不活时，他们就能订个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这个合同在政治上就是宪法。在宪法之下，大家都是钩心斗角的赌客，但是，赌奸，赌猾，不赌赖；不卷袖子，不出恶声，大家来踢他个心平气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应从守法开始。虽坏法犹胜于无法无天也。
美国这个英语民族的二房，他底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却是从你死我活、利害冲突的贪污分赃开始的。在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代(President John Adams,1797-1801)贪污横行，结果杰弗逊也组织个政团，来加以抵制。庶几，要贪污大家一起贪，你贪我也贪；有赃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结果两派势力平衡，你也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赃，大家依法行事，就变成一国两党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国史家公认，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是从最不名誉的贪污分赃(Spoils System)开始的。我们今日打开电视，这场赌博就正在美国国会之内热烈地进行之中。只是这场赌博的筹码，却是由一位青年荡妇，替他们总统作口交开始的，也太不成体统罢了。因此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无法无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谈一段比较史学之后，让我们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则段祺瑞的政府是个责任内阁；黎元洪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掉个阿斗和若干‘亡国之君’以外，还未尝有过什么虚君呢。黎元洪虽是个菩萨，却不愿做亡国之君；更不愿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上文曾提过，以前唐绍仪总理也曾把袁总统当成个虚君，袁还可容忍于一时，可是总统府里的小鬼，却认为总统被总理‘欺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这道理说得举国人民都不以为异，这桩洗脑工作需要两百年的长时间呢。
如今黎之与段，菩萨有时尚能维持庙堂风度，可是他下面的秘书长丁某那个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总理之下，那个趾高气扬，在总统府内，居然也颐指气使的徐树铮那头小鬼。在他一再的抱怨之下，连黎总统也抱怨起来说：‘什么责任内阁，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嘛。’这种无聊的口舌之争日久变质，使内务总长孙洪伊也卷了进去。这种人事纠纷，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至多只是一桩茶壶风波罢了。一切依法解决。但是发生在毫无法治观念的中国，就无‘法’解决了。发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来调解。在中国的政治圈里，哪里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党同伐异，就治丝益棼了。结果只有靠武力解决，就枪杆子出政权了。
在段氏内阁所发生的，孙、徐的决斗，就是无‘法’解决，而逐渐升级为黎段之间的政潮，而天下大乱的。现在且让我们看看，孙洪伊和徐树铮，究竟是什么个货色儿？
孙徐之争升级为黎段之争
孙洪伊(一八七○-一九三六)，直隶人，为冯国璋的同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圈里，同乡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义的(和今日台湾所谓省籍情结大致差不多)。远在清末，孙氏已脱颖而出，荣任直隶咨议局议长。宣统年间当各省咨议局联合奏请清廷早开国会时，孙即被推举为请愿团常驻委员。辛亥后，孙出任民元国会众议员，原属进步党，旋转国民党。所以孙在中国议会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种国会斗争中，可说无役不与，是位极有影响力、而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于民五(一九一六)六月组织其‘混合内阁’时，孙乃被网罗为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个冷卫门。段氏显然知道，孙某不是个省油灯；不敢不加笼络，同时也不敢过分重用。但是孙某岂是池中物？入阁未几，他就被调任至极有权力的内务总长了。孙甫上任，他这个善于纵横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跋扈将军小徐(树铮)。一个槽栓不了两头叫驴，他二人就厮杀起来了。现在让我们也看看小徐是老几？
徐树铮(一八八○-一九二五)，江苏萧县人。幼年也是个小才子，和梁启超、蔡锷一样，十二岁便考取秀才，但是乡试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凯、胡传(胡适的父亲)一样去投军游幕。他初试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为段所赏识，并资助其留日习军事，进士官。返国后就一直是段的死党了。至民初段出长陆军，徐已窜升至陆军次长，官拜中将，而头角峥嵘矣。因此在北洋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后，被称为小徐。小徐其人虽未必是个一流军官，但此人却精明强干，案牍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长人才。以故在段氏组其混合内阁时，乃擢升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段已年逾五十，国事蜩螗，日不暇给，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处理，此在旧式官场里，所谓代拆代行也。当时段氏是全国一人的大总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权倾一时；而小徐的个性，既不像黎总统那样的菩萨；更不像陈布雷那样的夫子。他是个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对内他固然是段总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对外他难免就变成众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后竟为冯玉祥所捕杀，冯氏却谎称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干的；目的是‘为父报仇’。此是后话。
【笔者附注：当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与张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联盟，合力声讨曹、吴时，当时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谒见孙公的，便是徐树铮上将，而奉孙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蒋介石中校(编者按：蒋氏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中山对徐推崇备至，而期望尤殷。徐对蒋也印象极好。因此在孙公面前，也称许蒋中校为难得的人才，卒使孙公对蒋也另眼相看，始有蒋公后来在国民党阵营中之飞黄腾达。因此蒋对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蒋公最重江湖义气。对徐氏后人亦视同子侄，着意提携。徐氏长子道邻后竟为蒋公延为家庭教师，教经国汉文。道邻曾含笑告我说：‘经国每次写信给我，都称我作夫子大人呢。’蒋公战前撰写‘敌乎？友乎？’以警告日本军阀的长文，也是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的。徐氏对蒋公家事，所知亦深。曾为笔者道之弥详。也都是民国史上难得之掌故也。抗战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打败，上泰山‘读书’，靠韩复矩‘奉养’，变成韩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韩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邻，叫他上泰山去把老冯一枪干掉，以报‘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样，不良于行，哪能当刺客呢？他更不愿为韩军阀来牺牲自己，道邻后来改采‘依法’报仇，抗战中期，徐氏曾在重庆具状向法院控告冯玉祥无故杀害徐树铮，那有何用呢？-这些都是徐道邻先生亲自向我说的口述历史。索性再多记两则小掌故：抗战中期，重庆中央大学‘歌乐平剧社’的几个青年戏迷，正在宿舍里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门上咚咚两声，便推门走进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贵妇来。她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声的说：‘你们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来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说：‘碰碑。’接着她就使起舞台姿势，大声地唱起来。乖乖，那一派悠扬顿挫、悲壮凄凉的味儿，简直不是余叔岩，也是马连良。唱后大家鼓掌称赞。她连连道谢，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问她：‘您贵姓？’‘我呀，’她说，‘我就是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在大家张目结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领着一批青年男女，扬长而去。她原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张少帅也告诉我一个故事：老师被刺后，在沈阳公祭期间，日本总领事也假惺惺的来灵前鞠躬致祭。少帅说：‘我那时认真的动了几次念头，想把他抓起来枪毙，为父报仇。’少帅如真的干了，近现代中国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写了。】
再回头说说小徐和老孙为啥又吵得不得开交呢？原来小徐为段总理代拆代行，难免有点擅作威福，连黎总统都啧有烦言，他哪里把个总长看在眼内呢？老孙记在心里，多少也为着讨好黎总统，乃在国务会议里批评秘书长‘越权’。段为徐稍作辩护，孙乃向黎总统‘辞职’作抗议，而黎则袒孙斥徐，使段难堪，渐渐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争，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纵横与黎段交恶
我们在上节已提过，孙在国会里原是反段最力的韬园派的领袖，与拥段的研究系斗争甚烈。其志不再小。因为国民党自宋教仁以来，一直就醉心于政党内阁。韬园派虽非国民党正统，且不时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孙洪伊在国会之内却要利用国民党的多数，对倒段和代之以政党内阁，则有莫大的兴趣。再者，孙更利用‘省籍情结’(且借用一个今日台湾的名词)来离间北洋系。孙与冯国璋是直隶同乡，因而向冯氏建议说，‘北洋系’顾名思义，理应以北方人(直隶人)为领袖嘛；怎能被一个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说得冯国璋也为之感叹不已。事实上，后来北洋系之分裂为直皖二系，终于引出一阵阵打不完的内战，孙洪伊这一类的政客，也有其极大的责任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客便是所谓‘纵横家’、‘策士’或‘说客’；从往古的苏秦、张仪，到民国史里的杨度、孙洪伊、杨永泰，也正是数之不尽的呢。因此段之邀请他入阁，显然也是一种统战手腕(再借用一个中共的名词)，想化敌为友。殊不知孙在国务院内因与小徐不睦，又挑出个更严重的府院之争来，段因而也使出他独裁军阀的本性，于民国五年十月中下令把孙洪伊免职。但是国务总理要辞退一位国务员，‘依法’还要总统盖印，可是黎总统此时却拒绝‘批准’，段乃于二十四日亲谒黎总统面索无效。三日之后，江苏督军冯国璋，竟亦致电黎总统，要求孙总长在内阁位置，不容变动。
于此同时，孙洪伊亦正四处奔走，联络国民党籍议员，在国会内为冯国璋竞选副总统。经过三次激烈投票，冯国璋终于获选如愿以偿(为李宗仁于一九四八年当选副总统前之第一个副总统的民主竞选)。黎总统并特许冯氏，援他自己以副总统驻节武汉前例，让冯副总统兼领江苏督军，拥重兵驻节南京。这一来不特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后北洋系的军权也就一分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机要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竟然也是个资深的韬园派分子，在国会中与孙洪伊相表里，策动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总统，益发想运用国会为奥援，并联合北洋系的第二号巨头冯副总统，来共同对抗，甚或罢免那位倚赖北洋系军力而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岂是省油灯呢？他底下那一窝大小军头，又岂能视而不见呢？在段的坚持之下，在地方军头起哄声中，黎总统终于答应让孙洪伊总长‘辞职’(注意不是‘免职’)，孙辞职之后便返回国会做韬园派领袖，就更是明目张胆的以倒段为职志了。在此同时，黎总统为安抚孙某，并提升个人声威，也坚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滚蛋不可。小徐滚蛋之后，北京的‘八三四一’或‘警总’，那时叫步军统领，也就对孙公馆，由日夜守卫，变成旦夕骚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孙前总长乃一溜烟，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副总统了。不用说，冯段这两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从此反目成仇了。他两条虎狗交恶不打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来派系斗争的骨牌效应，什么鸟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就战不完的了。可怜茫茫众生，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在一部设计为‘通史’的著作里细说几位政客的意气之争者，就是想举例说明，在一个没有法治基础的落后国家里，几个政客的意气之争，都无法解决，那么遇到国有大政待决，像后来的参战案，就会把一个政府，甚或一个统一的国家，闹得四分五裂了。
世纪末回头看去，试问他们这种两败俱伤，所为何事呢？朋友，这就是那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中国议会政治嘛。他们以英美三权分立为模式。结果呢，画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内，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却变成中国式的总统、总理、国会的三权分立了。三权分立的必要条件，一定要司法独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绝对权力，是谓之法治。上篇我们不引过一段杨度奢谈法治的牛皮？虎公(杨自称)曰：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见杨度著「君宪救国论’，重印于前引‘北洋军阀’第二卷，页九五六】
杨度这话，原是卑之无甚高论。梁启超就讥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笔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如想做到这一点，非两百年之历练，不为功也。时近百年了。当年黎、段诸公，墓木合抱矣。试问我们华裔朝野，从海内政客，到海外华侨，除掉打麻将之外，哪个大小政团、内外社区、商业团体、学术机构，有过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华族没有也。让我们静默三分钟，心平气和的想想，真是没有也。是耶？非耶？岂不怪哉？
美国模式是什么回事？
在笔者编撰本篇期间，曾时时为最热闹的‘本世纪大审’(Trial of the Century)电视节目所打断。美国国会这次对总统柯林顿的公审，确是百年难得一见。他们两党三院(参众两院和法院)，和原被告两造，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控方不把总统赶出白宫，誓不甘休。辩方则死守宫廷，绝不退让。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夺权保权的无烟内战。全国最高学府，和最拔尖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的权威也都被卷入；全国大小媒体，非刘即项，非蒋即毛，几无一置身事外。全国数千万有政治素养的人民，街谈巷议，也各说各话。大家提起耳朵，众目睽睽，正在进行一桩全国性的公开的政治学术大辩论。不特当事的控辩两方的诉讼状，掷地有声；为双方助阵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权威的议论之作，亦均深邃之极，有时且文采飞扬；随时阅览，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真是精彩绝伦。纵是一般卖浆煎饼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妇、大中学生的即兴评论，均能颇中肯綮，令人击节。真是不可小视……。这就是所谓‘美国模式’的最高境界。当然他们各级的大小政客的蝇营狗茍，和我们许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并无两样，但是从政治总体运作来说，我们和他们就无法相比了。对照之下，不特当年在北京、南京只会举手和抬棺材的议员代表们，显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湾的风云政客，和他们相比，也不免是小儿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这我们就不能不从文化整体来说了。须知，美国非只一单纯的美洲国家也。她底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欧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与非欧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纯种白人的美国公民的主体，实是欧洲全部白种民族再加上个犹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组合，所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白种民族。他们在文化上，承继了整个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组织和语言上，则直接取自议会传统最深的英国。哥大口述历史的创始人-犹裔纳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实在不是犹太人替英语民族吹牛。美国革命后，欧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个新兴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国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欧洲文明上，也来个第二次的文艺复兴，终使它成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发展国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对英国的议会政治的‘延续’(Continuation)和‘进化’(Evolution)，是直线发展的。因此他们纵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谛。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则更能舌灿莲花矣！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纪大审’中，所见的现象了。
我国民初的议会政治就不然了。我们既不是延续，更不是进化，我们则是‘转形’(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谓‘师夷之长技’，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有个‘不破不立’的中间阶段。民国初年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这‘初级阶段’(让我们借用个邓小平思想中的名词)，孙中山的经验是‘知难行易’，是‘破坏难于建设’(破难于立)；胡适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泽东就急于要‘铲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们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我们‘破’也不够；‘立’也不够。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实际上却是，中学是‘包袱’，西学是‘皮毛’。结果是(全民的)‘包袱’丢之不易；先知先觉们的一点‘皮毛’，建立也难。这就是我们民初议会政治，通盘失败的关键所在了。
毛主席曰，知识分子书读得愈多，愈没有知识。这句真是夫子自道也。毛说他把‘资治通鉴’看了六遍；‘红楼梦’看了五遍。读得愈多，包袱愈重，对民主政治，对社会主义建设，就愈没有知识了。毛公逝世之后，据说菊香书屋之内，一本马列书籍也没有。有心人临时送去一部资本论，壮壮门面。其实毛又何尝不读马列哉？余尝拜读毛公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颇怜其苦心也。只是您如去做赵匡胤的宰相，读‘半部论语’就足够足够了。但是您如做了转型期的执政党主席，读十部马列，也还是个二百五。十部马列管屁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