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中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义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反参战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大总统，就同床异梦了。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底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五六─九九。)
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埸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底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一九一六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闳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分，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当年的当政者的袁段蒋毛之憎恨议会；后来邓江诸公对议会政治的顾虑，显然也在此。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只是笑话一场(且看纵在五十年后，刘少奇还曾手执宪法，向红卫兵喊叫的惨事，其余就不必多说了)。这就叫做‘文章不与政事同’了。但是在当年的国会里，他们却搞得煞有介事。黎总统当时对政党政治就表示支持，段总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级军阀和政客，对他们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压制了。
但是国会毕竟是人多势大的机构，段系只是一些旧式军人和政客，他们一不会组党来以毒攻毒；二不会发动革命群众来助纣为虐。他们只能利用便衣军警用零星小钱，来雇用街头失业游民，甚或乞丐妓女，来组织所谓‘公民团’，以最可笑的方式来包围国会，作其下流的反击。反击无效，他们就动刀动枪来对付国会了。秀才遇到兵，这民二老国会，终于被张勋的枪杆解散了。
从‘无法无天’到‘法令如毛’
前节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上的几十个字了。一旦他们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由谁来解释(释宪)才算正确呢？纵使另有权威(大理院)解释清楚了，有谁能来强迫两造服从(司法)呢？两造纵使都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则每项政治设施和处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规(行政法)呀！这样一来，岂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实说，朋友，任何先进的法治国家，都是讼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积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几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国当政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法律也没有。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覆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册，页一四四─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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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十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协’)，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底‘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的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底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底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阚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崴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候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松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一九二五年初击破直系齐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路东进。一路取常州、夺无锡、占苏州，终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领上海；再循沪杭线南进，与直系另一悍将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于沪杭之间。奉系势力发展至此，可说是臻于极盛了。然奉军此次南进远及苏杭这块天堂地区，张宗昌实居首功。
因此当张宗昌得胜班师之际，论功行赏，张作霖乃授意段执政江山东督军郑士琦他调，遣缺就由张宗昌这为民国史上的‘标准军阀’递补了。张宗昌督鲁一督三年，直至‘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发之后，才被北伐军赶出山东。最后被白崇禧在滦东缴械，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鲁扫墓，误入韩复矩的圈套，终被枪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张宗昌北返督鲁时，张作霖乃派心腹智囊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统率长江下游的奉军。
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义、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入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底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底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援，和国际共产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援：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阚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被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十年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底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概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