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兴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义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国民党(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牒’。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帐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机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人、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小共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矩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的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为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底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持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
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据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矩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为在旦夕。久据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藉机重主中枢也。
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糢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争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钩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腰斩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玉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莅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熟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澈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二、三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线上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线上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线上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做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钜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时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兴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州闹市，顿成灰烬，死人如麻。
中国革命之流产亦导致苏联斯大林与扥洛斯基之争。于‘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摆在读者面前的有‘国共之争’；亦有国民党内汪蒋桂唐之内争；更有共产党斯派、扥派之内争。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仪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一九二八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猛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陜。一九二七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六月十九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距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一九二七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代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猛将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傅作仪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仪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仪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进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仪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采。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已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闽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
在学良力劝之下，老帅也迫于现实，他父子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决定全师出关。可是他父子这一决策，却忽视了那把他们家乡早已视作禁脔的日本帝国主义了。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对我东北的侵略设计，则为增建五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铁路。为此‘五路建设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日本在华的‘关东驻屯军’对我东北的阴谋那就更进一步了──他们要设立个傀儡政权，使东北永远脱离中国。如果张作霖不是个适当的傀儡，那就杀张而另选之。所以张作霖出关之前，媒体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张作霖做‘大辽帝国皇帝’的传闻。不幸的是我们这对父子档老少帅，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终不敢把日本阴谋看得太严重，并有一种‘谅他不敢’的糊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当老帅于六月三日在北京专车返奉时，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专列，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开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杀他，那就是插标卖首了。果然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时卅分，皇姑屯一声爆炸，张老帅就应声殉国了。
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
张作霖之死，不用说在近代中国也写完军阀混战史的最后一页。笔者作此长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变前三四年之间，最复杂的军阀混战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读者对军阀故事略知始末，也可为‘九?一八事变’铺陈点历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纪者，则是对‘军阀’这一万恶名辞，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结无亏，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谓‘军阀’者，固不可一概而论。盖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从中古社会走向现在社会实有其极显著的‘阶段性’。舜犹人也，各阶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通性；各阶段亦各有其贤与不肖。非此阶段人物多属圣贤，而彼阶段(如军阀时代)所产者，尽属不肖也。治史者‘秉笔直书’，绝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
再者，各民族国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国者)，均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国所特有的‘国家强于社会’和‘中央集权’的帝王专政制度，自秦汉以降，虽算不得是个‘好’制度，然亦不失为农业社会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两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则失其‘效用’。以故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寻找另一个‘有效用’的新制度，为长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会’至民初‘国民党’，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然二十世纪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国，却无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因此‘总统’也，‘国会’也，搞了十来年，至张作霖组织‘军政府’，即证明早年‘美国模式’在中国的澈底破产。‘军阀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国模式破产之并发症也。
孙中山先生圣之时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后，见列宁革命成功之新经验而‘顿悟’，而‘大彻大悟’。他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自此我们寻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转向‘俄国模式’了。
长话短说，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发展，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各阶段的贡献；各阶段亦有各阶段的极限，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以俄为师’，一重要‘阶段’也；但是也只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已。此一‘阶段’一过，若吾人但知墨守‘旧师’‘先师’，而不谙‘出师’‘求师’之道，则在下一‘阶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阶段’的革命对象了。
然‘出师’之后，何择何从？今后‘求师’之山门又在何方？事属‘未来’，治史者则不愿多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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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
平行内战，还有两次
巧事还不止于此！
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一共打了两仗：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这次曹吴锋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六月十六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一九三一年底败退东江。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辞)的领柚，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据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的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原来盘据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一九二三)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大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长城内外九省三市’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像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做‘马上得之’；毛泽东叫做‘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底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他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闿、程潜和他们的湘军……，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蒋介石的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旧军阀。他们来粤就食扰民是真，拥孙革命是假。他们就地征税征捐，包烟包赌包娼，大发横财，孙大元帅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们都是大元帅的部下。当他们弄得天怒人怨，广东老百姓至忍无可忍之时，大元帅还要替这些小军阀背黑锅呢。所以，在那一段‘做广东人的悲哀’时代，真正能为‘本省人’说话的，反而是那些主张‘粤人治粤’的陈炯明、陈廉伯(广州商团总办)等反革命的‘叛徒’。──孙中山先生虽然说得满口的广东话，对当地广东老百姓来说，他所搞的却是一种令本省人不能睡觉的‘外来政权’啊。──所以那时广东省内真正的黎民百姓实在厌死了孙中山，就是因为中山好大喜功，召来了无数省内省外的虾兵蟹将，把广东弄得乌烟瘴气的缘故。──笔者作此大不韪之言，深知两党史家都会口诛笔伐的。但是执简而往者总应以史实为根据嘛。
中山那时为南方小军阀搞得走投无路，乃玩个新花样搞‘联俄容共’。可是俄岂好联？共岂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论之。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一九二四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三月赍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直至张老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见‘图四’)
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只是个起步，虽然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的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