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中国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等等……，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五○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钜着，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那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的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们也大为称赏。后来在长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直系曹吴也自成一单元
直系的曹吴当权时期(一九二○──一九二四○)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一九三二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这儿笔者得加点‘附注’：曹氏作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划行’，往往只写‘OK’二宇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渠、杜月笙那一阶级，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毛泽东的‘革命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Moral Code)，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我们就各说各话，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锟‘贿选’，固属不该；那我们国父私受德国政府一百万马克，来搞一国两府，是否也是‘受贿’呢？若说，‘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岂不天下大乱哉？
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晚年以不愿附敌，或因此为日人所毒害的吴佩孚，试问有几个满口革命者，能望其项背哉？，抚今思昔，写历史的人，因为他们是‘军阀’，就一定要曲笔而书之，吾人有所不为也。
不过话说回头，在直系当政那四年(一九二○──一九二四)，曹吴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且结成三角联盟，必灭曹吴而后快。曹吴之为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为他们军力最强，同时也是全国围攻的对象有以致之。
一九二一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划反曹吴的‘北伐’战事，列宁忽派专使马林(Maring)来谒，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联俄’会引起英国疑虑，在长江流域阻扰其‘北伐’也。迨陈叛之后，中山于一九二二年秋避乱上海，对‘联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总之直系当政四年，中国政治是围绕着曹吴打转的。玆将曹吴年代的军国大事，依次编年于后，读者庶可一目了然。
一、中共秘密组党(一九二一?七)
二、张段孙三角结盟反曹吴，中山北伐(一九二二?二─)
三、华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一九二二?四)
四、华南：陈炯明叛孙，中山不敌去沪(一九二二?四─八)
五、孙越宣言，中山联俄容共，胜利返粤(一九二三?一─二)
六、曹锟贿选作总统，中山继续北伐(一九二三?十)
七、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一)
八、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一九二四?十)
读者如试阅上列八条条文而默诵之，则曹吴当权四年的中国政坛变化，便可尽收眼底。如打破砂娲，循序前进、由浅及深，则史学岂有涘涯？‘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之后，我们的第四个框框中的军阀故事，便以奉系的张氏父子为主体了。
军阀大事，分段编年
什么是‘四方’呢？
前节已言之，民初的‘北洋军阀’，一共只胡闹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这十六年却可整整齐齐的画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其时间延续大致如下：
一、袁氏当国(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二、皖系段氏当权(一九一六──一九二○)三、直系曹吴当权(一九二○──一九二四)四、奉系张氏父子当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这个整整齐齐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因此就可以四个连续的方框框，来解说一番了。
这一面自上到下，整齐划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样的四个方框框，每框包涵一个阶段的历史。各框之间虽有其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但是分割开来，也各自成家，各自有其独立性。这种按时间直叙的写法，在我国传统史学上叫做‘编年体’。不过传统史学中的编年(如诸家‘通鉴’)，都是没有选择的把诸事杂輮，按年份编排。读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编年，重行排过，是谓之‘本末体’。──我们这里则合二为一。四年一段，分段编年，而每段纪事，亦自有其本末。
安国军总司令对抗革命军总司令
奉系张作霖、学良父子当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一、冯玉祥‘国民军’盘据北京(一九二四?十──一九二五?五)
二、中山病殁北京，奉军入关胁段、抚直、驱冯(一九二五?三─)
三、奉军郭松龄倒戈失败(一九二五?十一─十二)
四、国民党汪蒋联合(新)桂系，统一两广(一九二五?三─十一)
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驱逐冯玉祥、整合华北(一九二六?四─)
六、蒋介石逼汪胡出国，重振江浙帮，誓师北伐(一九二六?五─)
七、张作霖吸收直皖残部，扩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一九二六?十二─)
八、革命军宁汉分烈，清党分共(一九二七?三─七)
九、张作霖自任中国元首‘陆海军大元帅’(一九二七?六?十八)
十、庄冯阎李二次北伐(一九二八?一─六)
十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一九二八?六?四)
十二、张学良易帜(一九二八?十二?二十九)
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的一段了。笔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汉学权威的老教授，就为‘一九二七年之中国’
这一个命题，搞了大半辇子，还并未搞到一个差强人意的圆满结果呢！‘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是什么样的魔鬼呢？稍谈几条吧。且看新老军阀：什么皖系、直系、奉系、新旧桂系、冯系、阎系、滇系、粤系、川系等等都还老而不死，四处在蠢动呢。单一个‘新桂系’的头头(编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忆录’)，笔者本人就写了他六十万字，还算是半部书呢。他在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作用，大致还可加上六十万字吧。
再看他们革命党的红蓝两派，简直就无法下手啊！且看红派。它不但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国也搞得人头滚滚啰。托洛茨基谈中国问题，一本小书就谈了六百页，多半谈的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他把我们的纽约市立大学，也搞得晕头转向啊。
纽约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国际的老巢。在一次年会中，我就被他们请去讲‘中国托派史’和‘托史两派斗争史’-因为他们在我的‘中国现代史’班上听得意犹未足也。我称他们为‘Trotskyties’，他们却自称为‘Trotskyists’。因为前者是‘反动派’Lenin-Stalinists对他们的称呼。我至今还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记得我那时遇谈到，老军阀冯玉祥如何由白变赤；如何再由赤变白，并几乎把个小共产叫邓小平的也给宰了。-那时邓公还在‘永不悔改’阶段。美国的那些小共产们，还不知其名呢。
以上只以红派为例，至于一九二七年的蓝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帮会)、研究系、交通系和政学系(军阀的老搭档、江浙财团的大护法一世祖)，那还讲得完吗？
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笔者因此就只提出上列十二条，要课堂里学生，背诵背诵。知道个大略吧。再谈些什么‘杜会科学治史’，或‘阶级分析’等等高深学理，那就未免画蛇添足了。
一九九四、十、三十于北美洲
四个小圆圈.十二年大混战
什么叫做‘四圆’呢？
那便是以四个圆圈圈，来把北洋军阀十多年的大混战表解一番。庶几能找出点头绪来，对民初那一段混乱的内战，作点有系统的了解。
原来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大致只胡闹了十六年(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十六年大致又可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当然他们的政权都是枪杆打出来的；而每一新政权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图上，也就画出了不同的层面。根据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来加以图解了。
首先在‘袁氏当国’那最初四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六)里，虽然也是内战不停(‘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外患加剧(‘二十一条’)，但在政治地图上至少还维持个‘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发生‘一国两府’的现象。袁氏一死(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中国就开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一九一七)九月，孙中山先生忽然率领了一部海军和八十名国会议员，在广州设立一个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了对抗北京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便一分为二，产生了两个中央政府。──自此我国便维持了‘一国两府’的现象，直到今天(一九九四)也没有再统一过了。
因此，我们如把统一的中国图解成个大圆圈，则孙公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便把这个大圆圈一切两半了。(见‘图一’)
这次‘护法战争’前后打了十五个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结果，南北交战双方的阵营之内，反各自分裂：
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
南方军阀则分成粤、桂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粤系则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人；他们也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着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
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却打起两造‘区域内战’(regional civil wars)来。
北方军阀其时以‘皖系’(安福系)最强，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较弱的两系，直系、奉系乃联合反皖。在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七月，两系联合进攻，不出数日便把皖系打垮了，──这一仗史家谓之‘直皖战争’。(见‘图二’上部)
南方军阀，此时‘桂系’原占上风。他们霸占了广州的军政府。一九一八年五月竟然鹊巢鸩占，把大元帅孙中山也排出广州，流亡上海。桂系客军嚣张，粤人不服。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之下乃发生了‘粤桂之战’。一九二○年八月，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师’，一举‘收复’了广州，并乘胜攻入广西，竟然连广西省会南宁也给占领了。──这记粤桂之争，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战’。(见同上‘图二’下部)
无巧不成书！上述那个‘直皖战争’和这个‘粤桂战争’，虽然一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因此看图(‘图二’)不必识字，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了。
袁氏当国(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九一六年五月)
这四年一框来说，袁世凯是这段历史时空的重心。在这一框框之内所发生的史实，无一不是围绕着袁世凯这个历史重心打转的。抓住袁氏一人在这四年中的政治行为，然后顺藤摸瓜，则这一阶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且看：
一、民初代议政府之实验与失败(一九一二─一三)
二、‘宋’案与‘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三─九)
三、袁世凯在朝搞个人专制，终身总统(一九一三─一五)
四、孙中山在野搞党魁独大，以党冶国(一九一四.七─)
五、日本提‘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五.一─五)
六、袁氏帝制始末与‘护国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三二)
七、袁氏暴卒(一九一六.六.六)
在这第一面方框之内所列举的前六条，是有其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条条也都与袁氏的政治行为血肉相连的。但是他们的内容却可简可繁。治史、读史，老师学生，乃至立监委国大代，红黄蓝白黑五色族群的职业人士，都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
对一个非洲来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记住，中华民国头四年(一九一二─一六)是‘袁氏当国’这一条，掌握了这一阶层的知识；那么他将来回到他的祖国衣索匹亚去，也可做个不大不小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至于那些从事恶补的中学教师们，他们如能了解上述六条确切的涵义与连续性，那么他们回到自己的课室里，搞点‘现炒现卖’，也就不难应付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学养与责任心了。
为着扎扎实实的史学训练，一位长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条为起点来钻研‘袁氏当国’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上述六条每一条都可扩展成五千言的‘期终作业’(Term Paper)，五万言的‘硕士论文’(MA Thesis)或二十万言的‘博士论文’(Doc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后’的专题，那就龙潭没底了。
简言之，画一个小方框，在框内罗列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几项简短的编年命题，它便可解说一段自成单元的历史事实，而解说的语言，只要能提纲挈领把主旨(plot)说清楚，则五个字(如‘袁世凯当国’)不嫌其少，五十万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则看自己的目的，和听众、读者的需要，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段祺瑞也可作四年历史的重心
以袁世凯一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四年中国政治的枢纽，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权力上接他班的所谓第一号‘北洋军阀’的头头段祺瑞，也照样适用。让我再画个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为与影响编年一下：
皖系段祺瑞当权时期(一九一六──一九二○)
一、黎段接班(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参战案起、府院争权(一九一六.六──一九一七.六)二、清帝复辟失败、段氏‘再造共和’、废除旧约法(一九一七.七.八)三、广州成立军政府、反段‘护法’(一九一七.九一)四、广州桂系排孙(一九一八.五)五、‘五四运动’爆发(一九一九.五)六、华南：粤桂战争、桂系战败、中山复出(一九二○.七)七、华北：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一九二○.七)
段祺瑞在北京当权虽只四年，然政情复杂影响深远。第一段因力主‘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孙中山反参战，结果闹出‘府院之争’。地方军阀拥段反黎，张勋入京调解，反搞出国会解散、约法废除、宣统复辟的闹剧。段氏回京驱走张勋，‘再造共和’，并要另选国会，因而引起孙中山和南方军阀的‘护法运动’。这时德国为支持孙中山反参战，乃私赠中山两百万马克(孙实收百万)为秘密活动费。中山骤得厚赠，遂能说动海军与八十位国会议员随他去广州开‘非常国会’；并成立‘军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搞出‘一国两府’的局面。一国两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还没有解决的希望呢！
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毛泽东，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棋瑞也。
第三、老段为著「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柢，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钜着，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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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系探源
(一)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组织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不到了。它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组织新党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着虽未实现，而‘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
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印’！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只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 Study ”，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二)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
‘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般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件’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分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著名的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一个只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
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整军预备讨袁。而在这项运动中，所参加而对桂系实力派发生重大影响的国民党人却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为首的国民党稳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国民党籍的稳健、激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成立一大政党。因于是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组‘宪政商榷会’作为当时段祺瑞内阁之反对党。而这一团体中又因背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拥有群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国民党稳健份子，为‘商榷会’中之主力。(二)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国民党激进派，后来加入‘中华革命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进步党人。未几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内阁的关系，乃率众脱离‘宪政商榷会’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政学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政学会’虽以亲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历史的。它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一系的‘丙辰俱乐部’的渊源远深于它和段的关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发生，段祺瑞因主张参加欧战，而招致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时，谷、张二人又受‘丙辰俱乐部’的影响而去职。国会内的政学会分子遂公开反段。迨张勋复职之后，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另组‘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乃纷纷南下至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政学会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澜，终于赶走了大元帅孙中山，为华南煊赫一时的政治势力！
(三)
当政学会在北京组织之初，谷钟秀实是要角。钟秀为直隶定州人。谷氏为该地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长于权术的领袖。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集议成立临时军政府，钟秀即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参加，成为创立民国及共和政府的元勋之一。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成立参议院，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钟秀仍为参院内直隶代表。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竟当选为北京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嗣国会成立，乃改任众议员，与是时当选为众院全院委员长之张耀曾相表里。
张耀曾云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参议院的元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耀曾乃以众院全院委员长身分被罗致为司法总长。迨政学会成立，谷、张二氏乃运用其政学系首领及两部总长的地位，纵横于直、皖两系军阀及国民党研究系两派政客之间，颇能展其所长。其后钟秀且以同乡关系结交直系军人以掀起民国九年直皖之战，搞垮段祺瑞。
但是当民国六年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时，政学系领袖亦随之南移，并由李根源、杨永泰二氏继起为中坚人物。李根源自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厅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学校)留学，并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返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三年，后升总办。因此后日滇军将领非其部属即其学生。贵为中共大元帅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云南籍入昆明讲武堂作根源学生的。
辛亥革命云南独立，蔡锷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国五年反袁之役，滇军为两广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坚，根源便以滇军关系出任副都参谋，因此与老桂系的岑春煊、陆荣廷结下不解缘。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陜西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争发生，根源且实际掌握了驻粤滇军，与‘非常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拥护孙中山，而实际与两广实力派的地方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合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虽然生了一脸麻子，然自诩为‘智珠粒粒’，却也与事实相符。
不过根源虽然是政学系的实际领袖，却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当时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的杨永泰为马首是瞻。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岁。以广东佬而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员时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东既享地利，又怀钜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
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地方军阀相结纳，因而孙中山在广州只顶了个‘大元帅’空衔而一筹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非常国会’，便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画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煊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书了。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缘取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画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可是此后不久，政学系在南方又失势了。第一，滇系军人之间，发生了‘二季(根源、烈钧)争兵’的内哄。至民国九年春斗争至白热化，结果滇军主力被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抢走了。李根源和桂系合作的本钱顿时打了个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的变化。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府。李根源的残部和桂系的主力一并给孙中山的粤军消灭了。嗣后中山打平两广，政学系久为中山所痛恨，自无立足余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学系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对政学系无好感，政学系终无法乘间。
孰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这山穷水尽之时，北方政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来民国九年七月底，直皖战争之后，与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直系军人曹锟和吴佩孚，想乘机肃清皖系在中央政府残余势力所寄生的‘安福国会’，和该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徐世昌。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徐世昌终于民国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职，同时‘安福国会’解散，旧国会二度恢复，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总统。这时本来‘妾身未分明’的政学系旧国会议员在谷钟秀、杨永泰等领导之下，又活动起来。为加强活动并以旧班底集合了国会议员四十余人，正式组织了一个政党叫‘宪政社’，拥护黎元洪。黎氏东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与政学系合作，以图减轻直系军人之压力。因此当黎元洪邀张绍曾组阁时，李根源被网罗为农商部总长，该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则出长教育。这一项新发展因而引起了政学系与直系军阀的正面冲突。黎元洪也因此视政学系为其死党。所以当黎氏为直系军人压迫去职时，索性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并‘裁撤’所有巡阅使和督军。此举虽系黎氏愤懑的表示，但是却宣布了政学系和直系军阀的正式离婚。因此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还有不做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
不过有组织的政学系，在曹锟贿选后，已不能复振。民国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因冯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张作霖、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合营公司，并以段为‘临时执政’。政学系遂又依附于三派中较为进步的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学系本身也已成强弩之末，迨冯玉祥败出南口，政学系在华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绝如缕了。
至于华南，政学系则已被连根拔去。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