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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烽火狼烟(1)  第五章 烽火狼烟(1)

作者:徐兴无 当前章节:15175 字 更新时间:2026-6-6 01:28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汉末边塞歌谣

皇甫嵩将军开始于中平二年六月与阎忠谈话之后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对在平定叛乱中武装和强大起来的帝国军队及其统帅们的担忧。因为,皇甫嵩将军出身边将家族,他知道,黄巾动乱之前,帝国就在周边地区与其他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这场战争比黄巾之乱的规模要大得多,因而锻炼出一大批勇敢善战的军人和将领以及地方豪强。他们当中,既有像皇甫家族这样的忠诚于大汉的鹰犬,也有武装到牙齿、嗜血成性的豺狼。他们甚至会和敌人联手反叛主人,或者,放纵敌寇,胁迫主人。

就在皇甫将军攻破冀州黄巾之际,即中平元年十一月,边郡北地郡的先零羌和陇西郡袍罕、河关二县的武装民众,公开反叛帝国,他们的军事首领是金城郡湟水一带的归附大汉的月氏胡人北宫伯玉和汉人李文侯,政治领袖是金城郡的富户豪强边章和韩遂。叛军击杀了帝国西北边郡的军政长官、护羌校尉泠征和金城太守陈懿,并攻打四周的郡县,向帝国的核心地区逼进。二年三月,叛军东进,寇略旧都长安附近的左冯翊、右扶风以及京兆尹三辅地区,朝野震动。诏令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出镇长安,讨伐叛军。

就在皇甫将军厉兵秣马之际,由于开罪大长秋赵忠的事情,他在六月份被夺印削户。好在朝廷委派了司空张温出任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袁滂为副,拜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并辖于张温。这个阵容,皇甫将军还比较放心。

他解甲回府,不过他并不闲着,他在等待,等待他出马的那一天,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一天,从他的家乡安定郡来了个人,自称是一个叫王符的人家的。皇甫将军一听,马上让他进来。这是个中年人,穿着丧服。他对皇甫将军说:“家父过世前,嘱咐我将他的著作带给将军。”他解开一只布囊,拿出几大捆竹简。

这位过世的人字节信,帝国西北边陲的大儒、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是马融、张衡、崔瑗等大学者的朋友,也是皇甫将军的已故叔父皇甫规将军的挚友。当年皇甫规将军解官回乡,太守来了都不见,而王符一到,将军竟然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倒履出迎,援手而入,同坐欢语。思想家不愿让自己的精神受到世俗的束缚,更不愿意让纯洁的理想去碰撞污浊的现实,所以他甘心做一个隐士,用他自己的称呼,叫做“潜夫”。可这个隐士并没有远离尘世,娱情山水,而是观察、思考、写作。他将毕生的思想,写成一部巨大而系统的著作,对大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批判。皇甫嵩将军如获至宝地打开了竹简,书名一下子映入了眼帘:《潜夫论》。

由于是帝国的边民,王符在《潜夫论》中,特地用了四个章节讨论了帝国的边患问题,分别命名为“劝将”、“救边”、“边议”和“实边”。这,引起了皇甫嵩将军更为浓厚的兴趣。

多日的研读,令皇甫将军思绪万千。他觉得王符的议论不仅面面俱到,而且一针见血。羌人之乱以及现在酿成的整个西北凉州的羌、胡、汉多民族地域性大叛乱,其根源在于大汉帝国一开始就在战略上采取了放弃凉州的收缩政策。《潜夫论》中指责了孝安皇帝永初年间羌人叛乱时,公卿们主张捐弃凉州、退保三辅的思想。这使皇甫将军想到北宫伯玉寇略三辅时,朝廷委任自己出镇长安的那场御前会议。

那天,天子大会公卿百官于德阳殿正殿,他的焦虑,不减于听到黄巾之乱的消息。不过,天子的精神大不如那一次了。皇甫将军并不认为这是由于黄巾等危难的国事,让天子操劳至此,而是他的荒淫无度,与他的叔父孝桓皇帝如出一辙。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孱弱削瘦,脸色灰青,毫无血气,许多老臣仿佛又看到了先帝。如果说,孝桓皇帝是因为没有子嗣而按照方士们的教唆,把身子搞得一塌糊涂,当今的天子则完全出于刘氏皇族腐朽的遗传天性,以及从小依赖宦官的生活。

第一个站出来发言的是司徒崔烈,他重弹放弃凉州的老调,把个出生于边塞北地郡的议郎、曾任朱俊将军护军司马的傅燮将军气得暴跳如雷,他顾不得体面和身分,厉声喊道:“斩了司徒,天下乃安!”

主持朝仪的尚书马上出奏傅燮廷辱大臣,要求天子按罪论处。

天子没有动怒,他对这个身长八尺的伟岸将军有比较深的印象,此人在跟从朱俊讨伐黄巾时,曾上疏陈述黄巾的乱源在于朝廷奸人太多,中官弄权。因为这个,得罪了大长秋赵忠,傅燮没有得到封赏。故当大长秋进一步提出要治他的罪时,天子亲自阻止了这件事,诏拜议郎。天子问他何故出此耸言?

“孝惠皇帝朝,匈奴昌顿单于触犯大汉,樊哙将军为之稍加开脱,季布将军犹言:‘樊哙可斩’。如今凉州居天下要冲,是国家的藩卫。高祖皇帝初兴之际,就委派郦商将军为陇西都尉,专门负责平定北地郡。孝武皇帝开拓边境,于元狩二年降匈奴浑邪王。太初元年,置酒泉、张掖二郡;四年,又置匈奴休屠王领地为武威郡;后元元年,再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这一切举措,在战略上都是为了斩断匈奴的右臂,打通大汉西北的道路,安定大汉西北的边陲。而今边郡的牧御官吏们,贪赃失和,使得整个凉州刺史部发生叛乱,而崔烈身为宰臣,不念为国家考虑平叛之策,反而要割弃一方万里之疆土,臣私下大惑不解!如果让羌人这样的披发左衽之虏占据凉州,待到他们士甲坚劲,因此为乱,这是天下的至虑、社稷的深忧啊!倘若崔烈不知此中厉害,这是他的愚蠢;倘若他知道这一点却说出这种话来,则是他的不忠!”

傅将军的振振有词使得天子和公卿们下了平定凉州的决心。

对西北采取放弃的政策,是从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本朝以后开始的。这与高皇帝开创的大汉帝国风格迥异,特别是与孝武皇帝一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雄武气魄大相径庭。以国力论,本朝并不逊于前汉,而且,本朝还曾经动用了小部队和几个勇敢的使者,就成功地迫使王莽篡汉时期纷纷背叛大汉而投向匈奴的西域诸国重新归顺。这便是本朝大学者和历史学家班彪先生的小儿子班超创下的伟业,他年少时就不愿意像他的哥哥班固一样继承父业,做个文人,于是他扔掉笔,穿上了军装。此外,本朝安丰侯窦融之侄、光禄勋、车都尉窦固,其曾孙、外戚大将军窦宪,都曾于孝明皇帝朝和孝和皇帝朝大破匈奴和西域叛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地理上看,这些征服的地区尚在凉州的西北,而且大汉还在这些地域设置了行政机构和卫戍区。再则,居住在凉州的羌人比起匈奴和西域诸国来,其文明进化、部族人口以及武装力量都落后一大截。《潜夫论》中说羌人开始叛乱时,“党羽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木枝,或空手相搏,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又说:“虏或持铜镜以像兵器,或负案板以类盾牌,惶惧扰攘,未能相持。”

为什么大汉竟然对付不了这样的敌手?为什么甘心让羌人扰乱凉州,再次切断大汉西部的通道,丢失了班超和窦宪的成果?又是为什么,大汉的子民也参加了凉州的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推究起来,首先要追溯至世祖光武皇帝的立国姿态。

从周武王灭商那个遥远的年代直至大汉,所谓中国,指的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其政治和文化中心有两个,一是华山以西、渭水流域的长安一带,当叫宗周。一是华山以东、洛水流域的洛阳,当时叫成周。华山在她们之间设置了天然的关隘――函谷关,所以习惯上又称长安一带为关西或关中,洛阳一带为关东或山东。长安一带,周、秦皆为都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根源于此,而且有着高屋建瓴的军事地理优势,渭水流域富饶的大平原、函谷关的天险,使之成为进退有据的地区。而洛阳的营建始于周公,开始的目的,是作为来自关西的征服者周人,控制关东商代遗民以及其他各个氏族的军事据点。由于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制礼作乐的圣人,加之洛阳被认为是天下之正中,西周被戎狄扫荡以后,洛阳就成了都城。这个都城,更多地具有文化象征的意味,因为她的军事价值远逊于长安。

高皇帝是楚地沛县人,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关东人,尽管他们曾经打进秦都咸阳,但他们不想去远离故土的关西享受高官厚禄;再则,高皇帝想开创一个在声誉上比得上周代的帝国,因而他决定以洛阳为都。可谋臣们不让,原因是天下初定,并不安宁,洛阳的规模又不及秦帝国的旧都。一个叫娄敬的谋士对高皇帝说:“陛下您取天下的方法和周文王、周武王不同,他们是以德服人,因此可以不依靠天险。而您得天下,杀了这么多的人民,使天下人肝脑涂地,已经谈不上有什么仁德了。不如现实一些,入据关西。陛下您也曾和人打过架,应该知道关键在于卡住对方的脖子,摁住对方的背吧?进了关西,您就算是卡住天下的脖子,摁住天下的背了。”

高皇帝粗暴地说服了他的战友们,车驾幸关中。到了关中,高皇帝很高兴,硬让娄敬改姓了刘,因为高皇帝的家乡土话中,娄和刘本来就发一个音。不过,高皇帝的思乡病还是加重了,最后臣下们只得在长安城里造了一个和高皇帝老家一模一样的村子,并将他的老父亲和一些穿开裆裤时的朋友们安置在里面,给高皇帝提供了一个仿真旅游景点。

事实证明,关西的武力加上关东的经济文化,相得益彰,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造成了大汉空前的强盛。特别是对付西北匈奴、羌、胡等民族的入侵,关西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与震慑作用。大汉也同样重视洛阳的枢纽地位,从孝武皇帝起,分天下郡县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作为监察官员,代替中央巡视所在郡县的吏治。其核心地区归司隶校尉部,所辖七郡包括了长安至洛阳的狭长地带,洛阳作为大汉东都的观念随着儒学在大汉的确立而深化,因为这是周礼和德治的象征。

光武皇帝也不是关西人,他的家乡南阳与洛阳靠得很近,即皇帝位后,进了洛阳。他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并不一定以拓土开边为事业,而是达到德治的境地。有一天,光武皇帝在披阅地图时,也曾感慨自己的国土尚不够辽阔,马上,太傅邓禹就告诫他:“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可一个叫杜笃的人写了篇《论都赋》呈上来,说关西是守卫国家的利器,不可以久虚。一些故国老臣也伫立西望,书生加上买卖人出身的光武皇帝没有乡村流氓出身的高皇帝那么粗暴,他利用了广告和信仰的手段,让人造谣说洛阳发现了神雀凤凰等祥瑞,留住了人们。由于光武皇帝相信谶纬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下的帝王兴替都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次序,大汉禀承的是火德,火与水相克,因此帝国政府下令洛阳的洛字一律写成“雒”。直到孝章皇帝朝,还有人想念长安,于是朝廷让班固写了篇《两都赋》,在比较两座都城时,玩弄写作技巧,抬高了洛阳的形象。

可是,大汉从此失去了关西的好处,人们也渐渐忘记了关西。而关西也得不到关东文化和经济的润泽,渐渐衰萎。

关西的故都都可以放弃,何况是更加遥远的凉州呢?

严格地说来,羌人的暴动是叛乱,因为这是大汉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不是外来民族入侵造成的边患。

这和前朝的匈奴问题不同。尽管太史公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夏后氏的苗裔,但事实上匈奴是一个由境外游牧民族组成的对等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大汉这个农业民族组成的国家碰撞之后,像是大漠上的风暴,来得迅猛可怕,但终不能持久。到了本朝初期,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并进入大汉的边塞定居;北匈奴则继续保持原有敌对的状态,他们时而犯境,时而求和,目的都在于要从大汉得到生活必需品和一些奢侈品。大汉为了对南匈奴讲信用,没有接受北匈奴的求和。孝明、孝章皇帝时代,北匈奴与大汉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战争,终于在永元三年(91)金微山一战中,大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汉军出塞远达五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的主体走上了西迁的道路,而且不知所终。直到四世纪七十年代,一支号称“匈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部族出现在欧洲东部的哥特境内,几战之后,哥特人被他们赶到了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无奈,只得与强大的罗马帝国争夺生存空间,罗马皇帝战败身亡。匈人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上建立了国家。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比成吉思汗更早的“黄祸”,这场从亚洲来的风暴加快了西罗马帝国和西欧古典奴隶制度的解体。当然,这个事实,直到十八世纪才由法国学者德?揆尼发现,十九世纪末才由大清帝国的访俄使者洪钧得知并介绍给国内的史学界。

至于羌,则和南夷、百越等南方民族一样,一开始,就是居住在大汉行政疆域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

中国人分别民族的方法相当的独特,也就是说,根本不采用人种学的自然分法,而是采用文化学的分法。他们认为一切人类都来自一个祖先,因而没有必要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不同的种族。大汉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在他们名彪青史的著作《史记》、《汉书》里,将包括匈奴在内的一切周边民族,都说成炎黄子孙。所谓不同的民族,在他们眼里,仅仅是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这样,在汉人的四周,就划分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大异族群。当然,汉人有极大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吃五谷、穿衣服、有君长是汉人的专利,只要一个异族人按这种方式生活,就可以视其为汉人;相反,只要一个汉人按异族的生活方式生活,则视其为蛮夷,这就是很多异族汉化后反而能够成功地统治汉人的原因。不过,汉人虽然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却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边的民族,据说大禹到了一个裸体的异族地区,便脱了衣服进入。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夫子甚至认为汉人的文化也是从蛮夷那里发展而来的,他在指导学生研究礼仪风俗时,告诉他们:“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一种风俗礼仪的来源,就去土著民族那里看看吧。汉人将天子居住的京城作为圆心,向外围画了五个同心圆表示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应该统治和波及的范围,即:甸服、侯服、绥服、宾服、要服。最外面的要服,是归顺汉人政府的异族居住地区;要服之外则是荒服,那是蛮夷的世界,中国天子不能去管。按照这个说法,匈奴属于荒服,羌人则属于要服。汉人如此机械地划分,旨在说明不同的治理方式,对于要服的管理只能是相当松散和象征性的。如果要服乃至荒服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顺中国,则被看作政治昌明的象征,所谓“远方来服”嘛。中国的天子在登基乃至各种国家庆典中,都要表演少数民族歌舞,陈列少数民族进贡的鸟兽珍宝,招待和赏赐少数民族的酋长,用来粉饰太平。

这样的民族观念决定了大汉对境内民族问题的做法是矛盾的:一面将他们视为同类,有责任去安抚他们,给他们种种便利,希望他们归顺大汉;一面又觉得他们是大汉的负担,要放弃他们。

羌人几乎和汉人一样古老,商周时代就自中国的西部而来,其中一支很大的单一聚落可能向青海高原和西藏高原迁徙,成了现今西藏人的祖先。大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出自姜姓,即炎帝的后代。《诗经》里面说周人的老祖母叫做姜源,可能就是羌人,不然,孟子为什么要说周文王是西羌人呢?

不过,与周人的联姻并未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直以松散的游牧部落的姿态向东推进。他们的风俗在《后汉书》中被描述成没有一定居所,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牧产为业。又以父名或母姓为氏族的种号,十二世后便可以相与交婚。为了要保持种族的人口繁衍,他们实行多妻制,并且父死之后,儿子以其后母为妻;兄死之后,弟弟以其嫂嫂为妻。他们的社会结构也保持了先民们的方式,没有君臣上下,强健有力的部落酋长则为领袖,弱小的则主动成为依附。整个民族崇尚勇力,以抄掠其他部落和民族为荣,氏族内部只有杀人偿命一条法律,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在军事上,善于在山谷地带打突击战,而不善于在平原地带打持久战。由于处于西方寒冷地区,妇女能在风雪之中生育。这些风俗让汉人看了毛骨悚然,但也很敬佩;汉人的学者称赞他们生在西方,得了五行中的金气,因而刚坚勇猛。

他们曾帮助周武王伐商,但后来又像潮水一样向中国内地涌,到达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地界,当时中国称他们为戎人。几乎所有的诸侯都与他们展开过战争,但见效甚微,最终,西周最后一个天子被他们杀掉,周王朝迁都洛阳,开始走下坡路了。但随着中国几个诸侯国的强大,以霸主的身分组织起多国部队,特别是西方强国秦国在穆公的领导下崛起,羌人渐渐又向华夏的边缘地带退却。至战国末期,中国的戎患基本上消除,只有秦国的边境上尚有一支号为“义渠”的羌人部落,屡败秦人。

终于在秦昭王即位之际,秦国的宣太后决定舍身救国,为后代除去隐患。她用自己的美色勾引义渠王来宫中私通,可能在此过程中,她感到义渠王确实是条汉子,加之自己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不免有些缠绵,又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三十四年之后,风韵将逝的老太后才忍痛在自己的卧室里对老情人下了毒手。从此秦国将羌人赶得远远的,在羌人的根据地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行政区域。

羌人成为大汉西北的主要边患,是从公元二世纪才开始的。当然,羌人和大汉的磨擦开始得较早。这些羌人的部落很多,种号芜杂,但都源于一个孕育于青海湖畔至湟水与黄河之间的古老种族。

这个古老羌族叫做无弋,即奴隶的意思,传说因为他们的祖先爰剑在春秋时代的秦厉公朝做了秦国的奴隶,他设法逃跑,在追兵上来时钻进一个山洞,像羌人的史诗中吟唱的那样,秦人放火焚烧,突然见到一只大老虎冲出来,吓跑了秦人。爰剑出了洞,又遇上一个被割去鼻子的女囚犯。在荒野之中,他们结为夫妇。这个羌人的祖母也知道遮丑,将头发覆盖在脸上,因此成为羌人的风俗。以后汉人与羌人作战时,面对的都是骑在马上嗷嗷叫的披头士。

由于大难不死,爰剑便被羌人推为酋长。他采取了和当时诸多部落不同的策略,不向中国的腹地发展,而是将部落带到了河湟地区;更为了不起的是,他把从汉人那里学到的耕种和畜牧技术传授给部落,于是河湟一带的羌人渐渐成为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这种能够独立的经济,保证了他们无须冒险去向汉人讨生活,更保证了自身的种族在一种充裕和平的环境下繁衍强大。

果然,到了第四代酋长、爰剑的曾孙忍的时代,河湟地区已经不能养育人口日益增加的羌人,于是他们的旁支开始向外迁徙到中国的西南地区,分布在益州刺史部(今四川一带)的广汉、越?和武都。忍和他的弟弟舞却留在河湟,分别产下九子和十七子,从此分化为二十六个部落。汉人统称之为西羌。

孝景皇帝时,由于受到匈奴的胁迫,其中的研种部落要求南渡黄河,进入洮水流域的陇西郡,为大汉守卫陇西边塞。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大汉天子的许可,被安置在狄道、安故直至临洮、氐道、羌道诸县,但大部分的部落,却越过祁连山北上,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和匈奴混杂在一起,屡寇大汉。

孝武皇帝朝,随着大汉对匈奴作战的节节胜利,加之博望侯张骞打开了西域的交通,孝武皇帝采取了“隔绝羌胡”的战略,将大汉的军队开进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西达玉门关,这样,把羌人压回河湟,使他们与北方匈奴不得交通。大汉认为羌人是一个比匈奴弱小得多的民族,所以并不像对待匈奴那样,用驱逐的手段,而是对他们施加管制。大汉的军队又开进了河湟地区,设立了一个叫作令居的军事要塞。

自由自在、野蛮却质朴的西羌人受不了组织严密、高雅却狡诈的汉人的压迫,当孝武皇帝的小舅子李广利将军战败投降匈奴之际,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解仇结盟,共同成为匈奴的军事联盟,合兵十万,攻下令居塞和陇西郡的安故县,包围了陇西郡的?罕县,并攻打河西。五六年后,大汉的李息和徐自为将军才平定羌乱。

大汉仍不放弃羌人,而是改进了管理手段,在羌人地区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全权处理羌人事务。这个军政合一的官员下有从事、长史、司马各两名和一批翻译,按时巡视各个部落,处理羌人的不满、要求以及羌汉关系,此外,还不断地派遣通译去大汉境外的羌人那里互通消息。大汉希望藉此培养起羌人的信任与好感,从而维持边塞的和平。孝昭皇帝朝,大汉在河湟地区设置了金城郡。

可是,大规模的叛乱仍在孕育之中,直到七十多岁的赵充国将军出马,才以他的勇略才智和迟暮之年的心血,解决了前汉时期的羌人问题。

那是三十多年后的孝宣皇帝朝,帝国中央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部落。先零羌的酋长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扩张要求:渡湟水北上,在荒野地区畜牧。不谙边事的光禄大夫立刻答应为他们请示天子。

当他回朝汇报时,帝国的营平侯、后将军赵充国弹劾他失职。赵将军是陇西人,后又迁居令居塞,因而对羌人再熟悉不过。义渠安国出长安之前,赵充国就反对派他去,并推荐了酒泉太守辛武贤。

羌人没有耐心了,他们驱赶着羊群过了湟水。面对黑压压的移民潮,各地的汉人长官束手无策。

元康三年(前63),孝宣皇帝急召赵充国将军,说是接到情报,先零羌与羌人各部落举行解仇交质盟誓的仪式。赵将军一听便着了急,回答说:“这是羌人叛乱的信号。羌人之所以容易制伏,是因为他们部落分散,互相残杀,始终不能统一。三十多年前,西羌反叛,也曾解仇结盟。臣下估计匈奴的使者又到了西羌,因为近来东胡乌桓归顺大汉,匈奴害怕大汉从东方攻击,于是引诱羌人在西方闹事。臣预感到羌人有大的阴谋,应当及早防备才是。”

一个多月以后,快马将情报送至长安:狼何羌派遣使者去匈奴借兵,打算进攻河西敦煌一带。

赵充国分析:狼何羌只是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种族,不会有如此大的胆子,一定是匈奴的使者到了西羌,先零与竿(将“竹”字头换成“四”字头)、开两大羌种解了仇。一旦秋马肥硕,变乱必起。宜速派使者,敕视诸羌,不许他们解仇,让他们知道大汉已发觉了他们的阴谋。

孝宣皇帝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又派了义渠安国前往。

义渠安国为上次的事窝着火,一到河湟,便通知三十多位羌人豪酋开会,会间涌出甲兵,悉皆诛杀,纵兵冲入羌人部落,斩首千余级。于是先零羌一下子反了,神雀元年(前61),归义羌侯杨玉等击败了义渠的汉军。

天子让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赵充国谁可出征?回报说:“赵将军对臣说没有能超过他的。”天子很高兴,之所以派丙吉去询问,是因为赵将军太老,所以一定要他自愿出马。天子又让人去问:“将军打算如何用兵?”回报说:“百闻不如一见,等老臣到了金城郡,再献上方略。”

赵将军的作风是持重,先计后战,爱惜士卒。所以他的侦察兵相当出色,行必备战,止必坚营。他认为羌人的骑兵善于冲击,但不通战法,不能持久。于是,他让手下勿贪小利,坚守不出,等待决战的机会,以图全歼。此外,他坚持运用瓦解羌人的政策,只击先零部落。于是,他释放了地方政府扣押的和开部落的人质,命他们回去转告部落:“大兵只诛有罪者。天子告诸羌人:斩先零羌大酋长者,赏钱四十万;中酋长者,十五万;小酋长者,二万;男人,三千;老人及妇女儿童,一千;所获财产归各人所有。”

羌人被他搞乱了,在一次各部落酋长联席会议上,他们争吵了起来。有些部落的酋长指责先零部落说:“与你们说不要反,现在天子派了赵将军来,八九十岁了,又善于用兵,你们却想一战败之,做梦去罢!”

天子派来了援军,包括一部分御林军和胡越骑兵,由赵将军之子中郎将赵?率领。不过,以酒泉太守辛武贤为代表的少壮派对赵将军的做法失去了耐心,在他们的动员下,天子发动三辅、河南、河北、陇西、河西等地的步卒、骑士乃至刑徒,计六万人,拜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从张掖、武威出击羌人的竿(将“竹”字头换成“四”字头)、开部落,以求速战。

天子遣书询问赵将军。赵将军竭力陈说远击羌人,道径险绝,非汉人所长的道理,以及不能攻打这两个部落的原因。他告诉大子:善战者将敌人引来,以逸击劳;不善战者,劳师袭远,自去送死。何况是对付散乱游动的羌虏?

像这样的书信来往了好几回,天子和朝中的大臣皆被感动,赞同赵充国的大臣们从十分之三,增至十分之五,最后到十分之八。孝宣皇帝的老师、丞相魏相说:“臣愚昧不懂军事,赵将军屡次为国家精心策划,其言多是,臣一任其计。”于是诏令从赵充国之策。同时,天子还有些性急,仍让破羌将军与中郎将合兵,相机进击。

七月,赵将军命令出击,因为预料到先零羌经过长期的屯聚与对峙,必然松懈。果然,羌人大乱,渡湟水而逃。可赵将军不让部下们追击,而是尾随驱逐,部下们不解,他说:“穷寇勿迫,追得缓,他们反而跑得慌;追得急,他们反而会回头拼命。”

这一仗,先零羌溺水死者数百人、投降及被斩者五百人、牛马羊十万余头。经过竿(将“竹”字头换成“四”字头)、开部落的田地,赵将军的部下纪律严明,不坏庄稼,事后这两个部落的酋长前来归降。

赵将军没有继续追,因为羌人逃跑的方向是没有尽头的。他决定占领羌人的老窝,下令将一万名骑兵转业为农垦战士,在河湟地区屯田,一则为国家节约开支,二则仍维持以逸待劳之势,三则利用羌人思归故土的心理,让他们在流亡饥饿的境况下人心涣散。

天子诏可,在这封诏书的最后,天子竟写上“将军加餐饭,慎兵事,自爱!”的字样。

不久,羌人疲敝,赵充国与破羌将军及中郎将出兵,大胜而回。前后计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斩首七千六百级,饿死五六千,逃亡四千。五万先零羌,只剩下两千来人。次年秋,其他羌人部落又陆续送来了先零大酋长杨玉、犹非等人的首级,并率部来降。

赵充国奏请罢屯田。大汉在河湟地区设置金城属国,派驻属国都尉处理归降的羌人问题。至此以后,整个前汉时期,再没有发生大的羌人叛乱。

前汉末期、王莽篡汉时期直至本朝初立,陇西、金城一带的诸多羌人已渐渐地将自己看成大汉的子民。但先零羌仍勾结一些羌种不断地来寇,但皆被击溃。

此时,一个叫烧当部落的羌种也在崛起之中。烧当,是爰剑的第十八代孙的名字,他大概生活在孝元皇帝时代、本朝立国之初,他们的酋长名叫滇良,是烧当的玄孙。他的部落居住在河湟以西的大允谷中,人数很少,而且相当贫穷。时下,他的敌人是先零等几个强大的部落。

大凡中国四周游牧民族的崛起,第一步都是征服本民族内部的部落,滇良经过精心的准备,一举掩袭成功,杀先零三干多人,夺取了他们的根据地大榆中。作为帝国境外的羌人部落,对已划归大汉领土的河湟故土都有着极大的向心力。他们每天都在塞外窥视着,与归顺大汉的塞内降羌联络着,他们的勇士骑在马上,翘首东望。

本朝开国之初,世祖光武皇帝还在忙着平定陇西隗嚣和西蜀公孙述。建武九年(33),隗嚣在围困中又饿又病,气愤而死。他的谋士、后任帝国司徒掾的大学者班彪考虑到王莽时期,青海湖畔的羌人趁大汉之危,时常入寇金城、陇西二郡,而隗嚣又招纳他们与汉军相拒,向光武皇帝建议恢复护羌校尉。当然,班彪的理由是加强和改善对羌人的管理,以防他们的反叛。不过,他的上疏中陈述了羌人反叛的原因:“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班彪说的这些羌人是境内降羌,他们受到了汉人官吏和汉人无赖不公正的对待。这时,他们往往与境外的羌人内外俱起。

先零羌在被烧当羌重创之前,曾于建武十一年冬天,发动数万人攻打金城郡浩叠县。朝臣推举太中大夫马援为陇西太守,率步骑三千,潜行至羌人营地,一举击溃。紧接着又追至羌人的聚居地,击鼓叫噪,乘夜放火,计斩首千余级。此役当中,马太守的胫骨中了箭。

马援将降羌全部安置在陇西、天水直至帝国的核心地区――扶风,他年轻时就不愿意读经书,主动去陇西一带耕田放牧,实践经世的本领。他的目的是把人数少的羌人投放到人数多的汉人之中,演化成规范的大汉民众。同时,他还主张把汉人移民到羌人的土地上。所以,当朝臣们认为金城郡经过多年的战火,羌人多次叛乱,主张放弃金城时,马援大加反驳。最后,迁来了三千口汉人,开水田,修沟渠,缮城郭,汉人安居乐业,塞外羌人不断来降。不过,马援将羌人大规模地迁入境内,也难免留下了后患。因为当时长安及三辅已不复为帝都和京畿,羌人后来屡寇三辅,遂使安置降羌的地区反成为羌人唱主角的舞台,可以说是开门揖盗。当然,这不能怪马太守,因为他的时代,大汉刚刚光复中兴,朝气蓬勃,充满自信,哪里把羌人放在眼里。

这一仗,先零羌元气大伤,退出塞外之后,又被烧当羌重重一击,失去了在河湟地区的主导地位。两年以后,进攻金城、陇西的羌人,就成了烧当部落了。此时滇良已卒,他的两个骁勇善战的儿子滇吾、滇岸击败太守刘盱,谒者张鸿、陇西长史田飒皆战没。直到孝明皇帝永平元年(58)秋天,才由光武皇帝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绿林好汉出身的马武将军与孝章皇帝的小舅子窦固,以四万人的优势兵力,斩首五千余级,生俘一千六百口,将羌人一举荡平。这一次,模仿马援将军的做法,迁徙七千口羌人至三辅地区。诏谒者窦林为护羌校尉。酋长滇吾向西远遁,滇岸投降。

窦林闹了个笑话,他的部下受了滇岸的贿赂,说滇岸是酋长,于是依照他的上奏,天子加封滇岸为归义侯。第二年,滇吾又来投降,窦林又奏,并带他们两个一道去洛阳投降,接受加封。孝明皇帝觉得一个部落竟有两个酋长,便追问窦林。窦林语无伦次地搪塞天子:“滇岸就是滇吾,陇西土话不标准吧?”

天子大怒,窦林丢了官。

后来,滇吾的儿子东吾做了酋长,也愿意归顺,但他的弟弟迷吾不干。

他终有了反叛的借口,而且相当的光明正大。孝章皇帝建初二年(77),金城郡安夷县吏霸占卑?部落一羌人的妻子,被羌人杀死,于是安夷县令捉拿凶手。卑?部落害怕之下,逃出塞外。迷吾见机,率领几个羌人部落暴动,打败金城太守郝崇,又联合封养部落酋长布桥攻打陇西、汉阳。朝廷即拜马援之子、行车骑将军马防与长水校尉耿恭出征,到次年三月战事结束,布桥投降。

迷吾仍在战斗,十年以后,他成功地引诱并伏击了护羌校尉傅育的军队,傅育下马搏斗,力竭而死。同年秋,新任护羌校尉张纡与马防于木乘谷击破迷吾,在谈判桌上,迷吾又喝到了他最喜欢的汉人官府酿制的酒,可一眨眼的功夫,他的人头连同他喝的酒都放到了傅育的灵位之前。张纡的做法,激怒了羌人,迷吾之子迷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汉人的官吏们对羌人虐待过甚,塞外羌人想攻打边郡,首先要有塞内羌人的反叛才能成气候,可大汉的职官避让制度,使得当地的行政长官大都来自内地,这些人很少能尊重羌人,却很能搜刮羌人。由于不生长在边郡,一旦羌叛,又无制羌之策,不仅贪赃枉法,而且贪生怕死,力主放弃凉州诸郡,退守关中。所以朝廷往往派出像马援、马防、窦固等熟知边事的将领才能暂时解决问题。但他们能对付得了羌人,却对付不了他们的同僚。有些事情,连天子都感到过分。

孝明皇帝曾经接到一份奏报:一个叫烧何的羌人小部落因为受到卢水胡的攻击,这个部落的百岁老巫婆比铜钳率众归附金城临羌县。由于部落成员犯法,临羌县令一次就收杀七百人并收系了比铜钳。

孝明皇帝看不下去了,他动了恻隐之心,下了一道诏书表示国家无德,不能威服异族。命令释放比铜钳,馈赠医药养护;招纳其部落成员,厚赠财物,送回故地;对犯罪的羌人,认罪者释放,有罪者没官为奴。

张纡诱杀迷吾之后,考虑到羌人将有大规模的叛乱,朝廷公议,以久习边事的武威太守邓训为护羌校尉。他是光武皇帝的太傅邓禹的第六子,少时不好文学,被父亲责难;但很快成了帝国的封疆大吏,北方边郡的乌桓、鲜卑以及西部的卢水胡都很敬佩他。

章和二年(88)冬天,黄河上结了冰。迷唐派人探了探厚薄,便指挥四万骑兵蜂拥过河,直抵塞下。可他没有下令攻城,而是叫来了一个弱小的胡人部落――小月氏胡的酋长。他把腰刀拔出来,在胡人酋长的皮坎肩上蹭了蹭,又让人端上一盘金子和几匹绸缎,要求酋长配合行动。

酋长与他三击掌后,马上将东西送到邓训这里。邓训让他带去一些精锐的骑兵和军官。酋长又派人去报告迷唐:我部已被汉军管制,无法出战。

其他汉人官员劝告邓训:“羌胡相攻,本来对我有利。此乃以夷制夷之策,大人不必派兵保护他们。”

“不然,张纡正是因为失信,才引起羌人暴动。大汉长期屯兵,不下二万。粮草转运,耗损府币。凉州吏民,命悬丝发。此处所居胡人,原来之所以常被羌人裹胁,不从大汉,都是由于恩信不厚啊!现在趁着他们困迫之际,以德怀柔,庶几能归顺,为我所用。”

边塞的大门打开了,汉军传令胡人以及一些弱小的羌人部落,速携妻子儿女财产入内。这一下,断绝了迷唐的兵源的供给,分化了羌人的军事联盟。眼见得扎在塞外的帐篷日趋减少,那些进关的胡人对邓训说:“汉家常常让人们自相残杀,惟有邓使君待我们如父母一般,我们惟您的命令所是。”

邓训又让几百名少年羌胡接受教育和训练,作为自己的义从。羌胡以病死为耻辱,一旦病重,辄拔刀自裁。邓训派出军医官把一些危重病人看管起来,加以治疗。

这些事,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边塞内外。邓训的使者携带着重金奔走于羌胡部落之间,塞外的营帐又少了许多。一天,一批羌人的帐篷随着一顶华丽的大帐向塞下移动。邓训大为高兴,下令启关。他对部下说:“这是迷唐伯父号吾的大帐!”

随号吾来降的有号吾的母亲以及八百多户部民。邓训又点了点塞外的帐篷,下令发动湟中汉、胡、羌兵四千人出击,迷唐逃往西部颇严谷,部落破散,汉军斩首俘虏计六百多人。

次年春天,即孝和皇帝刚即位的那年,迷唐又犯边,邓训命长史任尚将皮革缝在竹筏上,率军渡过黄河,几乎将迷唐部落一网打尽,斩首一千零八百级,生俘二千口。邓训又对归降者及弱小羌胡施加恩抚,迷唐再次远遁千余里。其中一个大部落首领东号率众投降。为了减少边费,又为了解除羌人的顾虑,邓训罢去屯兵,只留二千刑徒屯田开荒,修理城堡。

孝和皇帝永元四年(92)冬天,五十三岁的邓训病危,每天来看他的吏民和羌胡达千人以上。有一天,羌胡民众骑着马在塞上大漠上奔驰,他们大声地歌唱、吼叫,因为邓校尉死了。他们按照哀悼父母的风俗为他送行,有的拔刀自割,说邓使君死了,我们也一起死罢。

像一切英雄一样,邓训成了这里的民众供奉的神灵。十三年后,孝和皇帝立邓训之女为后,使谒者持节扫墓,追封平寿侯。

邓训的继任者、原蜀郡太守聂尚,打算延续邓训的怀柔政策,他派出使者跑到千里之外找到迷唐,希望他率部回到河湟腹地的大小榆谷居住。迷唐觉得机会又来了,他回到榆谷后,为了迷惑汉人,让自己的祖母卑缺造访新任护羌校尉。聂尚款待了这位羌人老贵妇,亲自送到塞下,又命翻译官田汜率五名校官护送她到部落中去。可他们再没有回来,他们的血肉被迷唐做了反叛盟誓仪式上的牺牲品。

朝廷大怒,聂尚被免职。七年以后,大汉以死亡一名、更换两名护羌校尉的代价,迫使迷唐投降并亲自到京师纳贡。第二年,迷唐又叛。第三年,金城太守侯霸大破迷唐,将他的部落分散徙居汉阳、安定、陇西三郡,迷唐西窜,病死在一个更加野蛮的发羌部落。他的儿子率残部来降时,都不到十户人家。次年,大汉开始出塞向金城以西屯田移民。至此,本朝前期的羌人问题基本解决。

然而,汉人官吏豪右奴役降羌的事件不断发生,并且,地方的军事将领还常常征发羌人服军役。

于是,对帝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三次大规模羌乱,陆续爆发了。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107),在一次捕杀逃避军役的羌人事件中,安定郡烧当羌酋长麻奴率众叛逃出塞,与先零羌的别种滇零以及钟羌部落攻击郡县,遮断陇西交通。由于他们是降羌,一时没有兵器,竹杆、木棍、案板、铜镜等都当作了矛盾。汉人官吏却纷纷畏惧而逃。

朝廷一面诏令羌人,赦免他们的罪行;一面诏令车骑将军邓骘和征西校尉任尚率京师五校营和诸郡兵马五万人屯驻汉阳,进行备战。

选择邓骘,是因为他是邓训的长子,又是太后的长兄,孝安皇帝的拥立者。天子亲自在平乐观阅兵,给他饯行。和他的父亲一样,邓骘在打败了羌人之后,又用怀柔之策,让羌人返回故地。

但次年冬天,任尚在平襄败于羌人。加之五万兵马,粮草转运成了问题,湟中的粮价飞涨,百姓饥饿而死者甚众。这时,一位做过左校令名叫庞参的苦役犯,让儿子送了封信给邓将军,信中以为:与其万里运粮,远就羌胡,不如畜兵养众,以待其疲。因而不妨振旅还朝,并且渐次把凉州的汉民移至三辅,免除他们的租税徭役,使之耕织数年之后,大举进兵,报仇雪恨。

庞参是个通晓边事的干练的官吏,他的建议并非出自对羌人的畏惧,而是看到帝国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疲劳战。大汉的总体态势从立国起就是收缩的,不如因势利导,使力量内敛,不致耗散。但他是个河南人,他不知道的是:人民与其土地是很难分离的,凉州的汉人不仅热爱凉州,而且以自己是大汉的子民而自豪。

但庞参的建议得到了邓骘的赞同。邓骘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被拜为大将军,庞参获释,拜为谒者,去三辅督办军屯和移民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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