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忧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赵壹《秦客诗》
在天子加元服时所宣布的大赦令中，有一类人不在赦免之列，那就是：党人。
天子不能原谅他们。天子的这种仇恨，是由宦官们培养起来的。
建宁元年九月的北宫政变结束了，但这场碰撞犹如一场大地震，它的余震仍延续到第二年。
大将军和陈太傅被诛之后，士大夫们或垂头丧气，或咬牙切齿；宦官和奸小们兴高采烈，拍手称快。不过，有一个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复杂心情，这个人便是张奂。
他被宦官们出卖了。
事后，他知道了一切，知道了宦官矫诏调他出马，正是因为他刚刚被征入京而蒙在鼓里。自孝桓皇帝永寿元年(155)被朝廷任命为安定属国都尉开始，他一直在与南匈奴、东羌、先零、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作战。凭借西北敦煌人天生的军事才能和年轻时游学三辅而养成的儒学境界，他成功地运用军事和怀柔两种手段，受到这些民族的畏服。由于他的仕途，是由征辟大将军梁冀府开始的，故而在梁冀倒台后，一度被禁锢在家。那时，他的师长和好友、帝国度辽将军皇甫规多次上书，举荐张奂代替自己，因而他又被拜为武威太守，再次镇守西北。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陈太傅的同志，宦官的对头。
以去年冬天大破东羌的功劳，张奂理当封侯。但他也明白，想封侯，就必须侍奉中官，而这又是他深以为耻的事。果然，在振旅还朝期间，朝廷颁布了对他的赏赐：赐钱二十万，家中一子为郎官。他推辞了这一殊荣，官场和战场，他都有些厌倦了。于是，他乘此机会，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更低级的但必须改变一条法律的要求：将自己以及家族的户籍，迁到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区域――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华阴地界。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此，也打破了边人不得内徙的律令。
现在，侯王的爵位终于放在自己的面前，但张奂却感到如鞭挞于朝市一样的难堪。他一连上表，非常坚决地辞去了封赏，只保留了大司农的职务。因为这是朝廷的职官，可以保持自己士大夫的身分和为朝廷效力的权力；再则，大司农之职所享受的禄秩为二千石，与护匈奴中郎将同秩；加之自己曾于孝桓皇帝延熹九年(166)担任过此职，因而也谈不上升迁。
就这样，他还是受到了朋友、同僚乃至门生们当面或书面的指责。他只是默默无言，杜门自省。他更在等待着机会，洗刷自己的耻辱，昭大白于世人。
这一年，刚刚进入初夏的季节，本朝历法的四月份，洛阳的天气连续多日异常闷热。二十一日壬辰这天，居住在老宫殿大梁上的一条青蛇，忍耐不住，下到殿中天子的御座上纳凉，把参加朝会的天子和大臣们吓得不轻。本朝以天人感应为信仰，因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作为制定和修正政策的依据。由于积世的衰微，因而每一点小小的怪异现象，都会被人们视作不好的兆头。
其实，天总是按其常道行事的。第二天癸巳日的下午，风云变幻，大风、霹雳、冰雹旋踵齐至，把个京师搅得昏天黑地、一片狼藉。负责撰写帝国日记的史官们，在风雨中掌起灯火，削简疾书：
“建宁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见御座。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余。”
中黄门和羽林、虎贲骑士的马蹄声，激荡在风雨之中。一份份由尚书台起草的诏旨，被送到重臣家中及中央各官署，令公卿及下属各上封事议政。
大司农张奂，被霹雳震撼得热泪盈眶。他站立在堂前，将整整一大碗酒洒在阶下，对他的僚属们说道：“上天震怒，以申君子之冤。奂以此酒，奠大将军及太傅之英灵!”
百僚之中，张奂第一个将奏疏写好，封在皂黑色的帛囊中，送到尚书台。
天子亲自打开了大司农的封事：
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天子这两天受到了惊恐，加之他刚刚亲政，因而将天有灾异即诏公卿议政这一本朝早已仪式化了的行政惯例，看得新鲜而重要。作为一个小孩，天子对灾异有着无知的好奇；何况，为大将军和太傅翻案，又是由张奂提出的。在阅读封事的过程中，大将军、太傅、窦太后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眼前：大将军带着仪仗站在夏门亭的寒风之中；太傅殷切教诲自己时，颤动着的下巴上的银须；醒来时坐在床边，看护着自己的太后。张奂的话，大概是对的吧?
相继而来的是郎中谢弼、光禄勋杨赐等公卿大夫的封事。他们的意见，与大司农如出一辙。其中谢弼的话更为耸听，他引用了《诗经》中“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的诗句，指出御座上的那条蛇，作为象征天子的龙的同类，正是太后在自然界中的化身。因而这种怪异的现象，就被解释成由于天子辜负太后援立之恩，仍隔她于空宫之中，太后愁苦而感动天心的结果。本朝尊崇周礼，为人后者为人之子，在天子入继大统之后，孝桓皇帝和窦太后就是他的法定父母。本朝又以孝道治天下，天子这样做，势必无面目以见天下!和别人不同的是，谢弼还进一步向天子提出了挽回诛杀大将军这一恶果的方法：征辟故司空王畅和长乐少府李膺执掌中枢。
不能说，天子对他们的言辞无动于衷，可即便打动了天子，天子又能有何作为呢?果然，天子感到茫茫然了，他第一个反应就使得这些认真负责的士大夫们大失所望：他竟去找中常侍们商量了。
宦官们用极为简单的辩解和过去几个大将军的故事，就让天子改变了主意，并取得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权。
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党人”而载入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向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阔，太不实际了。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一个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学子，打太原介休来到太学。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衣着朴素但却风度翩翩。经过几天的辩驳，他的学识使得太学里的师生们接纳了他。渐渐地，他竟成了太学生瞩目的人物。其实，他的出身与任何一位同学比都相形见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母亲见家里穷得不行，让他到县衙里弄份差使干干。可他却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钱，约了同学、后来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游学。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学于经学大师屈伯彦。那时他并日而食，衣不蔽体，常常裹着一条被单进进出出，进则蔽于前，出则蔽于后。在精通经典，练就善辩的口才并妙解音律、天文、数术之后，他决定去京师碰碰运气。
大约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访了一个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赵国的相国。可谓三世公卿。而他却对郭泰这样一位寒士一见如故，大加赞赏。此事一时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因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龙门了。太学生中与郭泰齐名的，还有颖川人贾彪。由于郭泰的引荐，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贩出身的孟敏、仆人出身的庾乘，以及农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学生的圈子中来了。当学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学生们年轻而冲动的生命结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学生领袖，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们的运动叫做“清议”。不过，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构党的名声，这完全出于一种民间歌谣的误会。
孝桓皇帝未登大宝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周福的学识，不如他的同乡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却因学生而富贵，担任了本朝的尚书。于是两人的学生和宾客们争气斗胜，无事生非地编了一首歌谣，叫做：“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并且到处传播，互相攻讦。于是他们被戏称为党人。后来又传出一首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瑁但坐啸。”这是因为汝南太守宗资，任用了名士范滂为自己的下属，一切事务，惟范孟博是听。而南阳太守成瑁，也委政于岑?的原因。太学生们觉得有趣，也感到这种歌谣便于传播，于是他们便意气用事地指点江山，评议起人物来了。
他们有的是机灵，什么“天下模楷李元礼”，什么“不畏强御陈仲举”，什么“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把个京师搞得沸沸扬扬，以至有些公卿，为了讨个好声名，或是害怕落个坏名声，不得不屈驾亲往太学生的宿舍，和他们套近乎，攀附风雅。
除了编歌谣之外，太学生还有更厉害的一招：游行请愿。
早在郭林宗来太学之前，太学生就养成了这种习气。那时的学生领袖是颖川人刘陶、帝国皇室的宗亲、济北贞王刘勃的后裔。
孝桓皇帝永兴元年(150)，冀州黄河泛滥，淹没数十万户人家。一时饿殍横野，盗贼纷起。朝廷擢派大将军梁冀府典兵事朱穆赴冀州刺史任。朱穆认为天灾事小，人祸事大，便放出风声，严惩贪官。出发之前，他收到三位冀州籍的中官送来的拜帖。他知道宦官的意图，是想让自己关照他们在冀州的亲党，于是他称疾不见。等到他渡过黄河，发现所到郡县的长官纷纷挂印而走，竟达四十多人。抵达州署后，又有几名官吏畏罪自杀。他还查得朝中大宦官赵忠之父，死后归葬冀州安平郡，竟敢僭越本朝礼法，以玉衣入敛。即刻命人发墓剖棺陈尸，收捕家属。正当冀州人心大快之际，他们的刺史大人却被槛车送京。临行之际，冀州吏民请了画工，要将他的画像置于刺史公堂之上。朱穆连忙催促槛车上路，留言于记事板上：“勿画吾形，以为吾负。忠义之未显，何形像之足纪也!”
可这件事让血气方刚的刘陶听说了。在朱穆被判决服苦役的第二天，几千名太学生从太学徒步出发，游行至北宫阙前，要求孝桓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愿书。京师的吏民也纷纷来声援。刘陶上书的矛头，直指宦官：
“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
最后，刘陶竟提出由自己代朱穆去服苦役。终于，从宫里送出了回复的诏旨，赦免朱穆，去官回家。
延熹二年(159)，太学生再次去北宫阙前请愿。起因是边将皇甫规平羌有功当封，几个中官向他索贿，在遭到拒绝后，便陷害皇甫规下狱。请愿是由太学生张凤发起的，参加者除太学生之外，还有三百多名朝中士大夫。皇甫规被赦遣归。
本年七月，大将军梁冀倒台，朝中就剩下两大敌手：士大夫和宦官。八月，孝桓皇帝册封五位帮他倒梁的中官为侯。同月，士大夫集团便发起了攻击。
一天，北宫大门外贴出了大字报――“露布”，即一件未加封的奏书，声明是写给天子和三公府的。书中的言辞相当尖刻，指出：大将军梁冀罪虽当诛，但以朝廷天子之尊，诛杀梁氏这件事，在礼法上，不过杀一家臣耳，不同于高祖皇帝的兴邦开国，也不同于边将们的安边拓境。而皇上却因此事封谋臣为万户侯，实属不经省御，班爵错乱。高皇帝九泉得知，能不怪之?而西北的列位边将，能不一失望而解体?何况皇上所封的侯王，又都是些阉竖小人呢?孔子曰：“帝者，谛也。”即为天下审定之法，而当今之封，是否表明：帝欲不谛乎?
露布的署名，是一个小官僚：东郡白马县令、甘陵人李云。他很固执迂腐，从白马跑到三百六十多里地之外的京师，就为了说几句天子最不爱听的话。
恰恰天子这些天又特别没有理性和耐心，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快乐之中，第一次玩弄封赏的权力，李云的话，简直是大扫其兴。于是天子震怒，下诏尚书都护用剑戟叉着李云，送黄门令掌管的北寺狱，并指定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轮番拷问。
偏偏这件事又引出另一个固执的小官僚――弘农郡五官掾杜众来了，他知道后，上书说自己愿意与李云同死。天子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安排他住进了李云的监狱。大鸿胪陈蕃上疏请宥李、杜之罪，天子立刻打发他回了家。太常杨秉、洛阳令沐茂、郎中上官资又一次联名上书，天子马上扣了他们的薪水。天子如此与一个小臣计较，连他的宠臣宦官们都觉得没有必要。
管霸在天子去濯龙池祭祀老子和佛图的时候，向他进言说：“李云乃是乡野的愚儒，杜众也不过是郡中小吏，他们出于一时狂戆，不足加罪。”
天子说：“那么，‘帝欲不谛’，是什么话?常侍难道还想原谅他们吗?”
管霸不再申言。几天后，李、杜二人死于狱中。
天子的举措助长了中官们的气焰，连本朝威望甚高的太尉黄琼都感到无力回天，称疾不起，他在辞职报告中说完了他对当朝天子的最后忠告：
“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使朱紫共色，粉墨杂糅，所谓抵黄金于沙砾，碎玉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荷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
气倒了太尉不久，又气死了一位重臣，那就是朱穆。他此时又被朝廷征召，拜为尚书。他援引大汉故事，上奏天子，要求罢省中官。书奏多日，不见回音，他又执拗地去面见天子，重申自己的要求。天子仍是大怒，不予回答。朱穆也豁出去了，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天子进了内室，让左右吆喝他出殿。朱穆仍是不起，他希望天子能回心转意。过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周围没有了声响。抬起头来，才发觉只身处在深寂空旷的大殿之中。朱穆泪流满面地回了家，生了几天的气之后，他的背疽发作，惨呼而亡。
不过；士大夫与中官们的搏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拉锯式地展开了，可怜的孝桓皇帝只能充当最蹩脚的裁判。
次年，因策动倒梁事件而封侯的五位宦官之中，新丰侯单超病死，并享受了国葬。余下的四位是：武原侯徐璜、东武阳侯具瑗、上蔡侯左?、汝阳侯唐衡。京师吏民皆知他们的势力，有民谣唱道：“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隐喻他们势能回天，骄贵无匹，恶如卧虎，随心所欲。更值得担忧的是，他们的那些不具备管理帝国能力的亲党们，竟担任着大量的地方要职，中央的士大夫们不断地处理由这些人引发的恶性事件。
延熹六年(163)，司空周景和太尉杨秉以整饬吏治，罢斥贪官为借口，上书天子。得到许可之后，一连免职和追究了五十多名中央台省和地方刺史、郡长级的官吏，其中主要是中官的亲党。一时，天下肃然。
七年，唐衡和徐璜病卒。
八年，太尉杨秉又拿中官开刀。这年春天，中常侍侯览之兄、益州刺史侯参，被杨太尉以囚车槛送京师，在途中畏罪自杀。太尉从他的车中搜出大量的金银锦帛并调查出许多犯罪事实，于是上疏参奏侯览。
天子想袒护侯览，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实在无法公然地袒护。于是至尊无上的天子，竟钻起帝国行政制度的漏洞来了。他指使尚书台的官员，去责问杨太尉的下属：“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于经典、汉制，何所依据?请公开具对!”
这又给了杨太尉一次表现的机会。杨秉的出身，乃本朝的经学世家，又为公卿望族，太尉本人精于《易》学、《尚书》和《春秋》，从侍御史、刺史、太中大夫、左右郎将、侍中尚书做到太仆、太常和太尉，故于经典、汉制皆了如指掌。他马上让人去解释说：
“《春秋传》曰：‘除君之恶，惟力是视’。以前宦官邓通懈慢，大大臣申屠嘉当面诘责，孝文皇帝从其言而黜邓通。且按汉家制度，三公之职，无所不统。”
春秋大义和前朝故事，搞得天子哑口无言，只好暂免侯览中常侍之职。
接着，司隶校尉韩?又上书汇报了左?和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聚敛为奸、放纵宾客、侵犯吏民的罪恶。“左回天”和他的兄长畏罪自杀。这位司隶校尉又奏中常侍具瑗及其兄沛相具恭的贪污罪，吓得“具独坐”自己去监狱自首认罪，缴还侯印，天子贬其为都乡侯。
本年夏天，杨太尉薨。太尉字叔节，弘农华阴人。其世祖杨喜，从高皇帝龙兴，追杀西楚霸王，封赤泉侯。高祖杨敞，孝昭皇帝时为相，封安平侯。父杨震，孝安皇帝朝太尉，有五子，杨秉是第三子。杨太尉为人清白寡欲，尝对人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有些日子了，孝桓皇帝发现宦官们老是在自己的眼前转来转去，连休沐日也不出宫。便问一位小黄门。谁知小黄门一听询问，跪下就哭，委屈地说：“怕李校尉!”
天子听了，哑然失笑道：“谁让你们去惹人家!”
天子如此奚落他的奴才们，事出有因。
李校尉就是河南尹李膺。延熹三年，他查出北海郡守、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官时，将自己藏在郡衙厕所里的贪赃携回。李膺上表请按其罪。不料羊元群行贿中官，反将李膺论罪，罚作苦役。同时牵连了大司农刘祜、延尉冯绲。幸得司隶校尉应奉的恳请，孝桓皇帝原谅了李膺等人。延熹八年，应奉对帝国的前途失去信心，称疾自退，与陈蕃等举荐李膺。不久，李膺复拜司隶校尉。
李膺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他的威名，是他早年在边关与鲜卑人的战争中打出来的。司隶校尉一职，事实上是京畿地区的警察总监，震慑着河南尹、河内郡、弘农郡、河东郡、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包括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狭长的帝国核心地带。上任十多天，他就接手了一桩大案。
京师以北的河内郡野王县，其县令张朔，是中常侍张让之弟。他贪残无道。一天，他的好奇心居然发展到想观察人类的生命是如何形成的，于是他剖杀了一名正在怀孕的民妇。在本朝这个特别重视人伦的社会，这种行为属于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之列。不过，他还没有狂妄到不把李校尉放在眼里的地步。现在，他只得弃官潜回京师，住进哥哥在宫外置下的宅第中。张让还觉得不放心，挖空了堂屋前两人合抱粗的廊柱，让杀人犯躲进去避风头。
李校尉以其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砸开了廊柱，将张朔捉拿归案。杀人犯被打得不轻，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心里一个劲地祈祷哥哥来救他，可刽子手的大刀已经劈下了。
第二天，李膺接到诏令，命他马上入宫面圣。他知道张让已在天子面前将自己告下。果然，天子诘问他为何不先请示，便加诛辟。李膺镇定地答道：“《礼记》有云：公族犯罪，虽天子宥免，但有司必须依法而不从圣命。当初孔夫子担任鲁国的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可臣下我到任已经十多天了，私下常以未杀奸佞而自责。没想到圣上却嫌我办得太快。臣知犯上之罪难赦，特请给我五天时间，为圣上除掉此案的元凶首恶，然后，臣请就鼎镬而受烹刑。”
天子听了，无言以对。他无法驳回李校尉从经典和圣人那里援引的根据，而且，天子听出，这个顽固的家伙还要没完没了地查下去。够了够了，天子的心思不在这些烦人的事情上。他对跪在一旁的张让没好声气地说：“你弟弟罪有应得，李校尉有何过错?”
张朔的头，被李校尉命人拿到京畿地区各郡县示众。李校尉手下的捕快，也在四处奔走，搞得宦官们觉得出去一趟就可能惹来麻烦，连他们的那些有张狂癖好的亲党们，也不敢穿着高档时装，乘坐豪华车子到洛阳串门走户了。
李校尉的同志们，也在各自的任上清洗和打击宦官的势力。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南阳太守成?与其下属岑?、张牧收捕了辖区内买通中官的大商人张泛。不久朝廷的赦令就到了，他们抗旨行刑，并收杀其宗族、宾客达二百多人。与此同时，太原太守刘?与郡吏王允也抗旨捕杀了小黄门、晋阳人赵津。在侯览的唆使下，张泛之妻上书喊冤，中官们推波助澜，天子竟下成、刘二人入狱，论罪当弃市。
接着，侯览本人，也与士大夫们发生了冲突。山阳太守翟超与下属、东部督邮张俭，检举侯览丧母还家时，大起坟茔，逾越制度。奏章被侯览压住，于是张俭掘了侯母的坟，抄了侯览的老家，并具奏其状。
徐璜的侄子、下邳令徐宣，向汝南太守李?之女求婚不成，顿起歹念，带着吏卒冲进李家，将其女抢回府中，调戏奸淫后，射而杀之。东海相黄浮闻之，立即逮捕了徐宣的一家，无论少长，日日拷打。黄浮的属下们吓坏了，纷纷劝他住手，以免触犯中官。可黄浮的脾气也大得很，说道：“徐宣国贼，今日杀之，哪怕明日因之而死，也足以瞑目了!”命狱吏将徐宣拉出去弃市，暴尸七日。
又是由于宦官的运作，翟超、黄浮下狱，被剃去须发，戴上脚镣和颈锁，罚作苦役。
继杨秉而任太尉的陈蕃和司空刘茂上疏天子，请除成、刘、翟、黄四人之罪。天子不悦，让谏官弹劾陈、刘。刘茂闭口不言，可陈蕃仍上疏不止。
此时，一位来自平原郡名叫襄楷的术士诣阙上书，列举了许多不利天子的星象，并将这些天象与上述事件乃至李云、杜众联系起来，请求天子拨冗召见，极尽所言。当然，天子对这种有些癫狂的人见多了，将他的上书扔在一边。
十多天后，这个术士又上书了，这次上书引起了天子的注意，因为襄楷说到了天子个人私生活中的疼痛之处。他说天子之所以至今无嗣，是因为宠爱宦官这样的刑残之人；又称自己藏有神书秘籍《太平经》，其中包含兴国广嗣之术。天子有了些兴趣，会同尚书台的官吏召见了他。见面后，襄楷依旧大谈中官误国，成、刘、翟、黄等人冤枉，天子失望而且愠怒。事后，尚书台的官吏以违背经艺，假借星象，诬上罔事的罪名，奏请收杀襄楷。天子表示了一点大度，判处他两年监禁。
成、刘终于死在狱中。他们的两个下属：岑?和张牧仓皇逃窜，未被收系。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太学的西门，无故自崩。事后，人们看到郭泰沉浸在思考之中。他精通《易》学和术数，西门自坏的事，让他仔细地分析起目前士大夫与太学生掀起的声势。他知道什么是否极泰来，因为他感到太学生的作风过于刚健，不计长久之策，势必遭受摧折。他更感到绝望，在太学的岁月，使得这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平民出身的学者，看到了帝国从中央开始的彻底腐朽。他觉得那些热血男儿在拼命挽救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帝国。前几天，他接到朝廷的征辟，他对前来征召自己的官员推心至腹地说：
“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大汉已为上天所弃，朝政不可支也。我又按卦象，运道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方今的形势是：站在岸上尚恐沧海横流将自己卷没，变为鱼虾。倘若去做官，岂不等于冲波奔浪吗?”
和郭泰同时在思考的，还有申屠蟠。他和郭泰一样，坚持不入仕途。看到那么多的学子处士参加清议运动，看到他们幼稚地热衷于政治，他就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正在萌动。在一次清议沙龙上，他悄悄地对身边的同学叹息道：
“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行弟子之礼，终于酿成秦皇坑儒焚书之祸。现在的情形，也差不多了!”
他们决定离开洛阳。
郭泰和申屠蟠的退出，并非出于胆怯，而是一种更大胆的抗议。本朝的士人皆是儒学的信徒。凡是坚信这一学说的君子们，都把自己的进退出处与两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是由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精神，或者叫做“道”，这是最高的政治和文化理想。按照这个理想，世界的最佳状态是由圣人统治的太平治世。圣人，首先是一位具备理想人格的导师与先知，其次才是具备推行仁政能力的帝王。这套学说又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四个字。第二，便是现实的，由列祖列宗构成政治秩序，或者叫做“势”。势是实现道的途径，道是势的目的。如果用一个玄学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就是：道为体，势为用。作为一个追求圣人和仁政的君子，他出仕的目的，不应该是求得俸禄，而是将自己侍奉的帝王，由外王引导到内圣的境界。倘若列祖列宗不争气，倘若势妨碍了道，君子只得回到道的怀抱。一个天下瞩目的名士，如果能够抛弃出仕，选择清贫与隐逸，就是在勇敢地宣布：帝国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根据。
郭泰选择了一个深秋晴朗的日子。走的时候，太学为之一空。出了北门，便看到了李校尉和上百辆的车驾，京师的衣冠大儒们几乎都到了。李校尉携住郭泰的手，将他拉上自己的车子。大家簇拥着他俩向西北行去。
经过北邙山的时候，秋风萧瑟，放眼望去，草木凋零，坟墓逶迤成片。忽然，送行的队伍中，响起了高亢而悲怆的歌声：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人们来到黄河岸边，停在一处长着大槐树的高坂下，随行的仆从们忙着布置好几案和酒食。入席之后，郭泰和大家说了些道别和勉励的话语。几巡酒下去，席中唏嘘感慨之声纷起。郭泰听着身边黄河的惊涛骇浪，遥望秋水长天，北雁南飞，孤寂与怆凉，充满胸臆之间。他对大家说道：“时值今日，感激诸君厚意。郭泰无以言语，请援琴作歌，与诸君别。”
激扬的琴声伴着郭泰深沉的歌声而起，几个已有醉意的太学生也随之起舞：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宴罢，李校尉让大家止步，自己又与郭泰共乘一车，上了高坂，驶向渡口。大家引领望之，有人感叹道：“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啊!”
申屠蟠也与大家道了别，不过他与郭泰相反，往东南而去。从此，他便绝迹于淮水流域的梁国砀山之中，筑草屋于大桑树下，终生不出，全其高志，年七十二而逝。
郭泰的离去，给李膺等清流士大夫们带来了更大的悲愤，由于是已经出仕之人，他们的人格就不允许他们作出像郭泰、申屠蟠之类的处士们的选择。他只有拿出整个性命，去为历史负重，作荒漠中的呼喊，作壮烈的牺牲。
李校尉又接手了一桩案子。案发地点，乃是河内郡。
张成，河内人，是个术士。他的特长是风角之占，也就是通过对季节更换时的风向观察，来推断人事的吉凶。不过，他是个有名的术士，因为他用这套小把戏结交了中官们，又通过中官给天子占过几次，因而被人奉为神明。大凡昏聩的上层人物，皆喜结交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古人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
延熹九年(166)春风初起的时节，张成在一个甲寅日，感到风刮得很高，并吹响了柳枝。他知道，按占法，这预示着朝廷要大赦天下了。他想起儿子有个仇人，便告诉儿子这一征兆，让他放心大胆地杀了仇家。
明目张胆的杀人案发生后，杀人犯从容自若地进了李校尉的监狱。七天之后，他父亲的预言应验了。说句真话，如果没有他父亲的原因，李校尉或许就按朝廷的诏令办了。可这次，当他被叫到大堂之上，得意洋洋地准备聆听大赦令的时候，一见到李校尉那张脸，他就立刻明白：父亲的预言失灵了。
张成聪明反被聪明误，丧子之痛，让他气得快要疯了。他一连多日地奔走于宦官的门庭。最后，由他的一位在朝中做官的弟子牢修，向天子上了一封诬告信，声称：“司隶校尉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不遵朝廷诏令，滥杀已赦之民。”
天子的身体已被酒色搞得一塌糊涂，脾气也随之坏得厉害。他再也架不住中官等人的劝说，年轻而苍白的脸气成了青色，震怒之下，他让中书起草诏令，在京畿和各个郡国收捕这些“共为部党”的“党人”。可是，诏书又被退了回来，因为针对全国的诏令，必须经过太尉、司空和司徒三公的平署签字，才能公布天下。而当时的太尉正是陈蕃。
刚刚摆脱大将军控制的年轻天子，又受到帝国官僚体制中公文发行条例的掣肘，孝桓皇帝在盛怒之余，立刻发出了一道可以绕开官僚们的诏令，即一道直接针对非常事件的诏令：立即收捕李膺等人。
具体的执行者是中常侍王甫。李膺等人入狱后不久，一批涉及到二百多个党人的全国通缉令就发出了，其中的首犯是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丘长陈蹇、冀州功曹范滂等。鉴于其中的一些人听到风声后已经逃窜，故而通缉令中都附有很高的悬赏。传递通缉令的驿马和捕快的飞骑从京师出发，向帝国的各个方向扬起恐怖的烟尘。
不过，有些知名党人的脾气，古怪得使那些想靠这笔赏金发点财的家伙大失所望。陈?一听到通缉令中有自己的名字，竟像一位士兵听到号角一样激动地说：“我不入狱，众人无所依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古印度那位伟大的圣人释迦牟尼所说的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没有在中土流传。陈?镇定地去了北寺狱。
范滂也属于这类不知好歹的家伙，他刚进号子的时候，狱吏对他说：“范大人，看见过道顶头那个小神龛了吗?”
“嗯，看见了。”
“那是狱神皋陶，乃上古帝尧时的司法大臣。大凡进了号子的人，一定要先祭上一祭，以保佑自己少受牢狱之苦。大人，您不想祭拜吗?”
“你可知，皋陶乃古之正直之臣，知我范滂无罪，他会在上帝面前审理此案。倘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用?”
从此，北寺狱的狱神就无法享受人间的烟火了，因为一旦有犯人要祭皋陶，那位狱吏就会将范大人的话复述一遍。
这几位的入狱，又忙坏了太尉陈蕃，几乎每天他都在面君进谏，可每天，天子那张年轻而病态、冷漠而迷惘的脸，都让他失望和心痛。他也知道，天子对自己够有耐心的了，换了别人，不是罚做苦役，就是丢了脑袋。他更知道，自己的进谏毫无效果，作为帝国的重臣，他现在能做的，就仅仅是进谏不已罢了，因为只要帝国的朝廷中还存在着这种正义的行为，天下人就不至于对帝国完全失望。
很快，天子对他的进谏感到厌烦了，一道诏策下来，说陈蕃向朝廷举荐人才不当，罢官免职。
陈蕃的免职，使朝中无人再敢为党人讲话。
搜捕在全国展开，各郡国陆续开出了本地的党人或与党人牵连者的名单。由于帝国中央下达了硬性的任务，分派了各地的大致名额，加之各地中官势力的努力和政治派别利用此事整人，帝国的党人竟达七八百之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帝国的精英分子。
平原相史弼这几天一连收到驿马送来的加急文书，内容都是一个：责问他为何不将本郡的党人名单上报中央?接着，中央来了宦官使者，将自己的属下们拿到馆驿中去拷打，让交出党人。史弼忍耐不住，跑到中官下榻的地方问个究竟。那位使者沉着脸问他：“天子下诏捕捉党人，旨意坚决。青州有六郡，五郡有党人，请问史大人，您有什么本事，竟将平原郡治理得连一个党人都没有?”
史弼答道：“先王治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各异，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党人，本郡惟独没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果一定要禀承上司的意图，谄害善良，滥施刑罚，以逞非理，那么平原郡内，家家户户皆可指为党人。如果朝廷非要我如此，在下惟有一死而已。”
中官被史弼的狡辩弄得愤怒不已，下令黄门骑士将史弼和他的僚属们悉数押进槛车，带往京师。
有像史弼那样隐藏党人的，还有自愿做党人的。
帝国的度辽将军皇甫规，派自己的马弁送了一份书信到天子那里，声言自己曾举荐张奂，这纯属结党的行为。而且，太学生们曾为自己上书请愿，因为自己是个党人，请天子以党人之罪给予处置。
天子一笑了之，他知道这个老家伙是吃饱了撑得慌，故意来搅浑水。
太学生贾彪，此时任帝国豫州新息长。他是个崇尚道德、个性很慷慨的人。新息这个地方穷得要命，老百姓生子便杀，因为无法养活。他到任的那天，手下官吏呈上来两桩案子：城南有盗贼杀人，城北有母亲杀婴。属下让贾大人先去办城南的案子，可贾大人却说：“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