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有关军事欺骗的记载也有两干多年的历史。例如，公元前490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授命海军大将达提斯和阿塔菲尼斯为远征军统帅，率领数万大军再次进犯希腊。一万一千多名希腊军在米太亚的指挥下，在雅典城附近的马拉松平原迎战登陆的波斯军。雅典军指挥官米太亚采取了两翼埋伏、正面佯攻的战术，把实力雄厚的雅典重步兵摆在两翼，以薄弱兵力在正面发动佯攻，引诱波斯军反击。战斗开始后，中央阵线首先出击，气势汹汹的波斯军立即反攻，雅典军且战且退，波斯军队形在追击中越拉越长。就在波斯军骄纵得意之时，埋伏在两翼的雅典军主力象洪水般俯冲而下，波斯军猝不及防，队形大乱，自相践踏，雅典军一直追杀到海边，波斯军丢下6400具尸体，仓惶爬上舰船逃走。
公元前480 年，波斯王薛西斯率领三十万大军，一千多艘战舰，再次对希腊远征，企图征服整个希腊。当时，希腊联军只有三百 余艘战舰，处于明显劣势。希腊海军统帅提米斯托克里斯提出了在沙拉米斯海峡与波斯军决战的方案。他认为，弱小的舰队只有在窄海中作战，才能取胜。沙拉米斯海峡水面狭窄，浪急潮高，不利于波斯军发挥优势，但有利于希腊军隐蔽行动，布置伏兵，出其不意，战胜敌人。他把自己的舰队全部集中在海峡内，然后派人乘商船给薛西斯送去一封信。信是以希腊主和派将领的口气写的。信中说：“等到夜幕将垂的时候，希腊人不会再坚持下去的。他们将借着黑暗的掩护，各自飞奔逃命。”波斯王一直听他的间谍说，希腊人内部发生了分裂，许多船正准备逃跑，所以，相信了这封信所提供的情报，决计趁机将希腊舰队一网打尽。于是，命令舰队改变目标，秘密地驶向沙拉米斯海峡。就这样，波斯舰队被诱进了海峡。一进入海峡，舰队顿时大乱。隐蔽在夜色中的希腊战船乘机全速冲杀出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伏击战。激战中，波斯舰队的前锋抵挡不住希腊船的猛攻，纷纷调转船头，打算撤出海峡。恰在这时，波斯军后队顺着风势，鼓着满帆冲入海峡，几百艘战船挤在一起，进退不得，乱作一团。经8 小时激战，希腊联军击沉200 余艘波斯军舰，俘获多艘，而自己仅掼40 艘。此次海战的胜利，得益于假情报诱敌的成功。
古希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特洛伊木马的传说。说的是，希腊人围困特洛
伊城十年之久，没有攻下。希腊人假装撤围登船，特留下一匹巨大无比的木马。欣喜若狂的特洛伊人把木马运进城去。深夜，希腊人的船队又回到特洛伊城下。藏在马腹中的士兵冲杀出来，猛烈袭击酣睡中的特洛伊人。希腊人里应外合，一夜功夫，夺取了特洛伊城。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军事欺骗的早期运用。
那么，上述有文字记载的战争或会战，是不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的军事欺骗呢？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早期的战争有没有军事欺骗的运用？换言之，军事欺骗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还是与战争同时产生？笔者认为，军事欺骗的历史与战争的历史一样久远。萌芽状态的军事欺骗与原始化的战争同时产生，相伴而行，只是在客观上存在以下情况罢了。
1、自觉运用与自发运用
兵圣孙武在乓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意思是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诡道的“道”即规律之意。即然是规律，那么，不论哪个阶级，只要进行战争，就要遵守这一规律，反之，就要受到惩罚。当然，对这一规律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尤其是把它上升为理论，更需要对大量战争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升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提出诡道理论之前就没有对诡道的自发运用。
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据我国先秦古籍记载，我国最早发生的战争有神农伐斧燧之战，炎帝与黄帝贩泉之战，炎帝与蚩尤榆冈之战，黄帝与量尤涿鹿之战，等等。当时尚无职业军队，同自然作斗争的生产工具往往就是打仗时的常规武器，作战方式方法十分简单，基本上是他们有组织地与动物作斗争的方法的直接移用。据《易·原群》记载，我们的祖先在围猎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了十人一组的打虎队形。奇数队员编为助攻队，偶数队员编为主攻队，居中的一名队员兼任指挥。助攻队负责发现、吸引和轰赶野兽；主攻队负责设伏、突击、歼灭。当部落间发生冲突和战争时，这种诱、伏有机结合的围猎方法，便很自然地运用于战争中。这就是人类对诡道的自发的运用。尽管与当代军事欺骗相比还显得太低级、太原始，但它毕竟体现了以诡道制敌的思想。
2、普遍运用与个别运用
诚然，军事欺骗在早期战争中的运用还不很普遍。但是，即使有个别运用的例证，也足以把军事欺骗的历史前推几个世纪。即便在近代和现代战争中，也并非每战都有欺骗，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有欺骗。它需因情依势而施，有时是战略欺骗，有时是战役战术欺骗，有时是单兵欺骗；有时是在兵力数量方面欺骗敌人，有时只在行动性质方面欺骗敌人，有时则是在作战时间和地点方面欺骗敌人。总之，只要在某个问题上欺骗了敌人，我们就可以说，此次作战运用了军事欺骗。
3、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
任何事物的初级形态与高级形态都有明显的区别。有时甚至让人怀疑其是否是同一事物。军事欺骗也是这样。城濮之战中的诱敌，与我军在陕北战场上的诱敌不能相提并论。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把前者排斥于军事欺骗之外。因为从本质上看，它们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以小的代价打败敌人创造条件。就隐形伪装这一欺骗手段而言，从古到今不知有过多少次重大发展，在原始
的草衣草帽、近代的迷彩服和高科技兵器——隐形飞机之间，似乎看不出什么联系，但性能和外观上的差别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隐形手段的质的规定性。它们都是为欺骗敌人的“眼睛”而制造出来的。我们不能用事物的高级形态否定其初级形态，对原始形态的军事欺骗采取不承认态度。
4、历史与历史中的“插曲”
我国和西方，都曾盛行过礼仪式的战争和战斗。比如，在古罗马，发动战争需要有极其复杂的程序。首先，负责调查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同盟之间争执的祭司要几次前往破坏国际协定的城市，并且每次都举行仪式，高念咒语。然后，祭司们返回罗马，以33 天为期等待答复。在得不到答复的时候，祭司即向享有宣战权的元老院和公民提出报告。此后，“圣父”最后一次前往敌方城市的边界，将一支烧热并染有血污的镖枪投到敌人的土地上去，以表示战争行动开始。这种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宣战方式当然毫无突然性可言，然而在当时是符合礼仪的。在我国西周时期，由于受周礼的影响，兵家也曾奉行过“仁义之兵”，提倡“不鼓不成列。”两国交战，要先下战表，通知对方，再行交战。甚至规定，两军对垒，不能进攻 还未布置好阵势的敌人，不能乘对方正处于困难之际发起突然袭击，等等。这很象盛行于西方18世纪的骑士决斗。不过，这种违背战争规律的做法很快就被“节制之兵”；“诡诈之兵”取代了。那么，应该怎样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呢？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古罗马时代和我国西周以前，就没有军事欺骗存在呢？显然不能。因为这段历史与整个人类战争史相比，时间十分短暂，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它代表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诡道制敌，“兵不厌诈”。在我国，“仁义之兵”之所以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各诸候国等级不同，拥有实力不等，势力范围有别，但分封利益共存，军事斗争主要限于调解相互间的矛盾冲突，而不是象春秋时期那样主要用于侵吞、征服、兼并。而“仁义之兵”有利于创造一种平等竞争的格局，便于为各诸候国所接受。二是周礼作为当时的最高道德标准和节制周王朝与诸候国关系的准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使一些战争指导者即使懂得使用诡诈之兵，也不敢公开提倡诡道。但是，宣扬仁义道德，并不能在实践中束缚人们的手脚。当“道义”和生存权置于天平的两端而不能两全时，道义就不再继续制约人的行为。所以，即使在那个时代，宋襄公那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难免受人耻笑。或许正是这段历史插曲促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更深刻地认识了故争规律，使随后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军事欺骗异彩纷呈的时代。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萌芽状态的军事欺骗是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的，不是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军事欺骗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由一棵稚嫩的幼苗繁衍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然而不应以今日之华笑往日之陋。因为“华”是由“陋”发展而来的，历史就是从“陋”开始的。（二）理论的历史渊源
军事欺骗的实践可以追溯到4600 多年以前的黄帝、蚩尤大战，但军事欺骗理论的产生却是春秋末期（公元前500 年左右）的事情。
春秋是一个战火连绵的时代，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时期，不仅战争实践极为丰富，而且哲学思想也得到了发展。反映战争规律的军事理论——兵法就是丰富的战争实践和朴素的辩证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其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运用当时
已经比较成熟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兵法对军事欺骗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内容涉及诡道、示形、造势、虚实、奇正、用间等方面，其主要观点是：
1、诡道制敌是战争指导规律
在《计篇》中，孙子有两处谈到“兵”。一处说：“兵者，国之大事也”；另一处讲：“兵者，诡道也”。这两句结论性的话，集中概括了孙子对战争和作战问题的基本看法。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他列举十二种战法，要求将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然后战而胜之。这十二条战法俗称“诡道十二法”，是对春秋时代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孙子从战争实践中领悟到，以诈术欺敌不是将帅的个人喜好，而是规律使然。因此，他把诡诈视为用兵之“道”（即规律）。孙子是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把诡道视为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理论家。
2、诡道的核心是虚实变换
孙子所说的虚实含义十分广泛，包括军队的强弱、优劣、饱饥、劳佚、众寡、真伪、专分、确实性与不确实性等等。然而，单纯的虚和实均不能欺骗敌人，重要的是把握虚实变换的契机。孙子强调善战者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有目的地进行虚实之间的转化。“诡道十二法”中的能与不能，用与不用，远与近，佚与劳，亲与离，都是对立的两极。适时进行虚实变换，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使敌不知我何处为实，何处为虚，何时为实，何时为虚，才能使敌上当受骗。
3、实行诡道是争取主动的重要方法
在《虚实篇》中，孙子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作战主动权。孙子不仅看到了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争取和造成主动、避免和摆脱被动的原则与方法。一是进行巧妙的伪装欺骗，使敌看不出形迹（“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从而成为敌人的主宰（“为敌之司命”）。二是用示形佯动方法诱敌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从而使自己兵力集中而敌人兵力分散，然后以众击寡（“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也”）。三是利用引诱和胁迫方法调动敌人（“诱之以利”，“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使敌人陷于“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被动境地。
4、诡道包括隐形和示形两个方面
孙子所说的诡道，不仅包括隐形（“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而且包括示形。孙子的示形主要是“反示”，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等。这“四示”当然不是示形的全部内容。强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强；众而示之寡，寡而示之众；智而示之不智，备而示之不备；攻而示之不攻，退而示之不退；击西示之击东，等等，均属示形范畴。这说明，孙子的诡道理论是积极的，既包括被动的隐形欺骗，又包括主动的示形欺骗，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孙子十分重视战
场造势，认为它是军队充分发挥战斗威力的条件，并在《势篇》中提出了著名的“动敌”原则。孙子认为，成功的机动是“动敌”、”造势”的关键，而机动若无“示形”欺骗的配合是不能成功地牵制和调动敌人的。5、实行诡道的目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提出的一条重要作战原则，在孙子乒法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怎样才能使敌人处于“无备”和“不意”状态呢？这就要采取各种方法迷惑敌人，使敌对我兵力数量、战斗部署、作战企图不得而知，或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错误地变更部署，分散乓力，授我以可乘之机。唯其如此，才能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孙子不仅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原则，而且提出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战法——“诡道十二法”。“诡道十二法”的要旨就是集中兵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6、实行诡道对部队有更高的要求
孙子在《势篇》中集中论述了实施诡道对部队的要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意思是说：作战时部队要能伪装混乱以诱敌，战前必须有严明的法纪和严格的训练；作战时部队要能伪装怯懦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勇敢的素质；作战时要能伪装弱小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强大的兵力。部队严整而能示敌以乱，是因为组织有序；部队勇敢而能示敌怯懦，是因为态势有利。部队强大而敢于示敌以弱；这是兵力雄厚。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就会上钩。用小利调动敌人进入我待机地域，然后用重兵在较短的距离上，以最迅猛的速度突然发起攻击，打击敌人。这样，部队在欺骗敌人时才不致自乱。
7、善于用间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派出间谍散布谣言，涣散军心，离间敌营和收买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是重要的欺骗方法。《孙子兵法》的《用间篇》集中论述了用间问题，被称为最早的间谍论。其主要观点是：间谍能提供确实的敌军情报，用以决定战策，因而其人最“亲”；间谍的地位非常重要，因而赏赐最“厚”；间谍活动于敌我之间，不能走漏风声，因而事机最“密”；间谍有五种：乡间，指用金钱收买敌国老百姓充当间谍；内间，指收买敌人内部能接触和了解机密的人充当间谍；反间，指收买和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死间，指派遣间谍传送假情报以蒙骗敌方；生间，指利用各种掩护条件到敌方去窃取秘密情报。孙子强调“五间俱起”、令敌人“莫知其道”，陷于茫然无所应付的境地。而在五间中，反间最为重要。五种间谍的使用，国君都必须懂得（“五间之事，主必知之”），其中的关键在于会用反间（“知之必在于反间”），所以，对于反间应给于最优厚的待遇（“故反间不可不厚也”）。孙子还指出掌管和使用间谍的人，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仁义的胸怀，善于分析的头脑，所谓“非圣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强调严格选用间谍（“以上智为间”），在使用间谍时，要机智、果敢、精心细致，防止被敌人欺骗和利用。
8、在欺骗敌人的同时防止被敌人欺骗
孙子强调将帅要审时、料敌、慎重决策，以及派出间谍进行战略侦察，反映了他对敌人施计用诈的警惕性。在战场上，我骗敌，敌亦骗我，在欺骗
敌人的同时也要防止被敌人欺骗。关于反欺骗问题，兵法中多处涉及，比较集中的是两处，一是《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戒”，二是《行军篇》中的“三十二相敌”。“用兵八戒”中的“佯北勿从”、“饵兵勿食”两条，明确告诫人们，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饵兵不要去理睬，反欺骗的意思十分明显。“高陵勿向”与“背丘勿逆”，表面看与反欺骗不搭界，实际上，敌人占据山地或背靠高地，倚地形之利，等我来攻，多少有诱我就范的意思，对此种敌人“勿向”、“勿逆”，就打破了敌人的如意算盘。反欺骗的关键是搞清敌人的真实情况。为此，在《行军篇》中，孙子列举了几十种“相敌”之法。这些相敌法，有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更多的是透过假象看本质，因此，是反欺骗的重要方法。例如：敌人离我很远而来挑战的，是想诱我前进（“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敌人使者措辞谦逊却又加紧战备的，是准备进攻（“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措词强硬而军队又作出前进姿态的，是准备后退（“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动，部署在翼侧的，是在布列阵势（“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没有约会而来讲和的，是另有阴谋（“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敌人兵卒奔走而摆开阵势的，是期待同我决战（“奔走而陈兵者，期也”）；敌人半进半退的，是企图引诱我军（“半进半退者，诱也”）；敌人营寨上集聚乌雀的，下面是空营（“鸟集者，虚也”）！敌人夜间惊叫的，是恐慌的表现（“夜呼者，恐也”），派来使者谈判，措辞委婉态度谦逊的，是敌人想休战（“来委谢者，欲休息也”）；敌人愤怒向我前进，但久不交锋又不撤退的，必须谨慎地观察它的企图（“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孙子提出的相敌法，是对当时战争经验的概括、总结，其中许多今天已不适用。然而，孙子透过假象看本质的反欺骗思路对我们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以上几点虽不能囊括孙子诡道理论的全部内容，但足以说明《孙子兵法》是军事欺骗理论的历史渊源。孙子之后，兵书战策大量出现，多数为权谋之作。从总体上看，后人对孙子理论有所发展，但如单就一部兵书而言，没有一部能超过《孙子兵法》。后世兵书往往把《孙子兵法》视为军事经典，对其理论加以解释、阐发，虽不乏独到见解，但独树一帜者如凤毛麟角。正如唐朝李世民所说：“朕观兵书千章万句，盖莫超出孙吴”。唐朝以后，兵家研究诡道蜂起，尤其是明朝，诡道兵书大增。《武备志》中的《二十一史战略考》，绝大部分记载的是历史上诡道在战争中的运用。《草庐经略》、《百战奇略》等兵书分门别类地研究、论述诡道之法，使诡道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军事欺骗的基本理论没有突破性发展。理论的缓慢进步与实践的阶梯式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20 世纪以来，欺骗理论的发展侧重于应用理论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推动着欺骗手段的扩展和更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军事欺骗出现了新的面貌。
六、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
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也许是因为二者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缘故，致使一些同志误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既是对军事谋略的曲解，也是对军事欺骗的曲解。因此，为了正确地理解军事欺骗的内涵，有必要剖析一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隶属关系
从学科分类上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处在不同的层次。军事谋略学着重研究决策音在军事对抗活动中形成对策方略及随机应变的思维规律，而军事欺骗学着重探求隐真、示假、乱敌的方法。军事谋略是个很宽的概念，它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而军事欺骗的外延则狭窄得多。关于谋略的运用，《军事谋略学》的作者将其区分为审时、料敌、造势、示形、奇正、攻心、柔胜、权衡、标本、伐交、用间、励士、将道等十三个方面，其中与诡道（军事欺骗）直接有关的是示形、攻心、奇正、用间四个方面。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谋略训练基础》一书，把交战、伐交、庙算、用术、示形、造势、诡诈、励士、用间、应变作为军事谋咯的范畴，其中只有三分之一与军事欺骗有关。可见，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既不是同一关系，又不是交叉关系，而是一种隶属关系。军事欺骗是军事谋略在作战领域的具体运用，是谋略运用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军事对抗奉行的是诡道逻辑（有学者认为，诡道是谋略的核心），军事欺骗的地位、作用便显得特别突出，致使一些研究谋略运用的小册子讲的大多是军事欺骗的事。这种情况使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显得更加含混不清。
（二）指导关系
任何欺骗过程都是谋略运筹与技法运用的有机结合。任何有效的军事欺骗都离不开军事谋略的指导。只有在军事谋略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实施军事欺骗，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指挥员在制定欺骗方案前，必须首先对以下问题作出思考和判断：①己方所处的态势和敌人可能的动向；②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上、中、下三策）；③能否找到一种使自身蕴含的能量发生倍增效应的“势”；④如要造成这种“势”，需要敌人作何部署调整；⑤敌人是否愿意做出这种调整；⑥如敌人不情愿，是用胁迫法还是欺骗法使敌作出于我有利的调整。在上述问题一一解决之后，欺骗问题才能提上日程。而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就是谋略运筹的过程。谋略运筹是军事欺骗的核心问题。离开了谋略的指导，既不能正确地提出欺骗任务，也不能头脑清醒地将欺骗付诸实施。评价一次军事欺骗是否成功，不仅要看是不是迷惑了敌人，调动了敌人，而且要看这种迷惑和调动对我方力量的使用产生了何种有益的影响。军事欺骗一旦脱离了谋略的指导，不仅不会带来好处，反而可能带来麻烦。
（三）虚实关系
虚、实是就特点而言的。谋略重在务虚，欺骗重在务实，所以二者是虚、实结合关系。谋略是抽象的，因而有广泛的适应性。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远交近攻、顺手牵羊、暗渡陈仓、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投石问路、借刀杀人，都是前人从战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谋略。它战略上能用，战役上能用，战术上也能用；过去能用，现在能用，将来还能用。但每次使用的方法均不雷同。这就给军事欺骗的设计者留下了充分施展才智的余地。当确定以某种谋略欺骗敌人以后，军事欺骗的组织者便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把谋略具体化为周密严谨的欺骗方案。欺骗方案的特点是可操作性强。比如，当确定采用声东击西法欺骗敌人时，就要象组织真的战斗那样在假的主攻方向部署兵力兵器，组织协伺动作，开设假指挥所，实施现地勘察，在敌前沿前开辟通路，组织炮兵试射，等等。再如，欲以冒名顶替法欺骗敌人，就要解决冒充对象的确定，角色选派和训练，“服装”、“道具”的设计和筹措，
接触敌人的时间，各种行动方案，意外情况处置预案，与有关部队的协同，应急支援措施，通信联络方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即是说，把谋略变为欺敌行动，需要做许多具体工作，实现由虚到实的转换。实施军事欺骗首先务虚是对的，但是，如果不实现由虚到实的转换，欺骗敌人就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如果把谋略比作艺术的话，那么，军事欺骗就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军事欺骗既需要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要遵守一定的技术规范。比如在目视欺骗中，要对敌人的目视侦察能力作出评价；要计算各种距离上的目标发现概率；要确立假目标的仿真度；要计算炸药包、伪装网、发烟器材的消耗量，等等。其中有一些是纯技术问题。比如，假目标的设计和设置，烟幕的使用，假工事的构筑等，均应制定技术规范，从而使欺骗行为更具有可操作性。电子欺骗对技术规范的依赖性更强。敌方电子辐射体的功能、信号特征如何？用多大功率和频率实施干扰？有无插入敌电台网络的可能？如何防止己方电子辐射体被敌方探测、定位和识别？能不能在这些方面欺骗敌人？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欺骗者在技术上胜敌一筹。只记住几条现成的谋略，没有军事欺骗的专门知识，既制定不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欺骗方案，也不可能将欺骗方案变成现实。
上面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隶属关系主要是讲二者的区别，它们处在不同的层次，且外延大小悬殊。
指导关系主要是讲二者的联系，任何一次欺骗行动都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只有在谋略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进行军事欺骗。虚实关系主要讲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谋略务虚，欺骗务实。由虚到实，是欺骗实施中的关键问题。总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