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五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大大小小，林林总总，达一万四千五百次之多。在这些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战争中，军事欺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列宁说过，世界上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而欺骗敌人就是施计用谋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兵书上有“兵行诡道”、“兵以诈立”、“无欺不战”等说法，讲的就是军事欺骗运用的普遍性。那么，军事欺骗在战争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种作用的性质和表现形态如何呢？这正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正如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似的战争。每次战争乃至战斗，都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起因、过程和结局。因此，越是陷入微观的考察，就越难以揭示其内在规律性。因为规律是深藏于现象背后的，只有进行高度的科学抽象才能把握。如果我们抛开战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来观察战争，战争就变得异常简单。战争不过是利益对立的双方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展开的暴力斗争。战争的具体目的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但高度抽象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对战争目的的这一科学抽象，揭示了战争的基本矛盾，标志着人类对战争认识的深化。毛泽东之前的军事理论家，对战争的基本目的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克劳塞维茨在分析战斗时指出：“在战斗中，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力”。（《战争论》第1 卷第57 页）“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战争论》第1 卷第62—63 页）。显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战争本质的高度。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0 页）这是迄今为止对战争本质亦即战争基本矛盾的最深刻的揭示。毛泽东关于战争基本矛盾的揭示，既是我们理解一切军事问题的钥匙，也是我们研究军事欺骗问题的指南。军事欺骗的作用，结合具体的战例来看，是纷繁复杂的，然而，从战争基本矛盾的角度考察，则非常简单：军事欺骗的作用就在于它有助于更好地保存自己和更好地消灭敌人，从而以小的代价获取大的战果。当代价一定时，谋求最大战果（消灭更多的敌人）；当战果一定时，把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付出最轻微的牺牲）。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普及于战争全体，贯穿于战争始终的。所以，军事欺骗的作用，也体现于战略、战役、战斗各个层次和战争的全过程。大到全球性战争，小到一次战斗，都为军事欺骗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基本矛盾，制约着战争中的一切，评判着战争中的一切。战争中的一切行动，凡是有助于达成这个目的的，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当然，这样认识和回答问题未免过于笼统。 下面，我们就用分析的方法来具体地研究军事欺骗的作用原理和形式。
一、出敌不意与军事欺骗
出敌不意，是一切军事统帅和指挥员刻意追求的作战指挥艺术。由于在
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运用出敌不意的战法，给敌以不意的打击，能够使敌不知所措，意志沮丧，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武器技术装备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以，古今中外的兵家无不高度重视这一原则。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说过，“战争中最有效的事就是出敌不意。”（转引自《外国军事学术》1981 年第6 期）孙子在《九地篇》中写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克劳塞维茨认为，“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进攻战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敌不意。”（《战争论》第3 卷第980 页、第965 页）杜·古西林的信条是：“没有突然袭击作保障就不发动进攻”（《战略论》第89 页）。
出敌不意进行突然袭击之所以有此奇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有备对不备，剥夺了对方作出有效反应的时间，迫使对方在其作战潜力或故争潜力发挥出来之前进行较量，从而使其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突然袭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对战役战斗的作用比对战争的作用更大。突然袭击可能决定一次战役战斗的胜负，但难以决定一场战争的结局，尤其不能决定一个大国的命运。以突然袭击方式发动战争，对于夺取战争初期的主动权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对方战争潜力的发挥，主动权就可能易手。战争的结局最终取决于综合国力和军力的强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以突然袭击手段闪击波兰、丹麦、挪威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小国，均获成功，却没有能够征服苏联，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但也必须看到，不宣而战使法西斯德国在战略上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正是由于实施突然袭击总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所以，一切军事统帅和作战指挥员都十分向往和追求突然性。然而，并非每次战役、战斗都能达成突然性。能否达成突然性要看是否具备了达成突然性的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行动迅速，其二是隐蔽企图。
行动迅速主要取决于兵器杀伤速度、军队运动速度和军队指挥速度三个要素。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运输工具、指挥器材的大量使用，军队的行动速度大大加快了。但是这种加快一般是双方的，作战双方行动的高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所以，达成突然性的决定性因素是隐蔽企图。即以军事欺骗手段迷惑敌人，麻痹敌人，使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克劳塞维茨语），对我之企图和行动方式、打击的目标等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处于不意、不备状态，为我达成突然性创造条件。
以军事欺骗达成突然性的方式主要是以下三种：①一边散布缓和空气，麻痹敌人，一边极其秘密地制订作战计划，进行作战准备，使敌人对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失去警觉，处于不意状态。如1986 年4 月美军袭击利比亚前一天，美海军舰队已在利比亚海岸附近集结。美国报刊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暗示下，声称这次舰队集结不会有作战行动。然而就在第二天夜间，美军突然出动大批飞机，包括从千里之外的不列颠群岛起飞的轰炸机，对利比亚实施了大规模的空中攻击。②通过隐真示假，虚张声势，设置假目标、假阵地，散布假情报以及佯动袭扰等，迷惑敌人，使敌人对主要作战方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如1982 年的以黎战争，以军利用电子器材模拟军队行动，造成以军在戈兰高地集中的假象，而进攻部队却在周密伪装下进入了进攻出发地域，从而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③通过制造假象和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给敌人造成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印象，从而达成作战时间和方式上的突然性。如，本来已完成进攻战役准备却故意作出进攻准备刚刚开始的假象，使敌人对战役
发起的时间判断失误；本来加紧进行进攻准备，却摆出一副实施防御或准备撤离的姿态，使敌人对行动方式判断失误，处于不意状态，等等。二、以弱胜强与军事欺骗
“强胜弱败”是军事斗争的规律。弱要胜强，必须首先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化，待其力量超过强者时才能战胜强者。弱者能够战胜强者，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他由弱者变得比强者更强。
其实，强胜弱败和弱能胜强这两个命题，很早就被人们提出来了。正确认识它的关键是对强和弱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强与弱，作为军事学的一般概念，标志着战争力量的量的大小和质的优劣。战争中、某一方的力量超过对方谓之强，低于对方谓之弱。然而此处的强弱还不是战斗力的强弱。就战争全局来讲，战略上力量的强弱并不等于某一战役战斗力量的强弱：就战争某一局部来讲，直接参战的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物资储备是否充分等，也不等于实际战斗力的强弱。上述条件只是战斗力的寓体。兵员数量众多，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保障充分，蕴含的战斗力就强，反之，蕴含的战斗力则弱。但是，潜在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首先，潜在战斗力向现实战斗力转化，要受若干条件的制约。如：战备程度高低，部队所处的状态（运动还是驻止），战斗士气的高低，指挥素质优劣等。这些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战斗力转化效率的高低。其中，指挥是否正确，对转化效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次，战斗力作为一种力，具有一定的方向和速度。战斗力指向不同的部位，释放的速度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比如，同是一支穿插部队，既可能插向敌人的心脏，瘫痪敌人的指挥，也可能插入敌人的“火袋”，被敌人包了饺子；主攻方向指向与敌要害相关的薄弱部位一举突破成功，且可以震撼敌人，指向敌人的强点则可能要碰钉子：同样是发射1000 发炮弹，以急袭方法砸向敌人阵地；和以等速射方法慢慢释放，所造成的战场效果也是不同的。显而易见，由潜在状态转化为爆发状态的战斗力，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作战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水平的高低。因为战斗力使用的方向、目标、速度和方式，归根结底是由指挥员决定的。
由于指挥水平存在着差别，交战前力量较强的一方在作战中释放出的战斗能量可能很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因使用不当有些被白白消耗掉了。交战前力量较弱的一方则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战斗能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在正确的指挥下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于是，一方由强变弱，一方由弱变强。当后者在作战中实际释放的有效战斗能量强于前者时，就可以战胜前者。可见，强胜弱败的强和弱，是就交战过程中实际发挥出的战斗能量而言的；弱能胜强的强和弱，是就交战前的静态的潜在的战斗能量而言的。由于处于潜在状态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所以，以弱胜强只是一种可能性。其能否变为现实性，要看条件，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指挥。
军队作战指挥与故斗能量释放的关系有三种情况。正常的指挥使战斗能量按正常值释放；高超的指挥使战斗能量超常释放；错误的指挥使战斗力不能正常释放，或战斗能量释放出来产生破坏效应。比如，作战中国协同失调，航空兵突击了自己的步兵阵地，高射炮击落自己的飞机等等，都属这种情况。部队之间误打误伤，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如果敌我双方的指挥都无懈可击，
那么交战前力量软弱的一方就不能以弱胜强，要想以弱胜强，必须“一把斧子两面砍”：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使己方军队的作战能量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诱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阻碍其作战能量的正常发挥。欲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就要运用军事谋略和谋略得以实现的手段，其中包括欺骗手段，以种种假象迷其耳目，乱其心智，使其视真为假，视假为真，作出错误的判断，定下错误的决心，舍此别无它途。军事欺骗对于以弱胜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通过诱使敌军指挥失俟，促使敌军实现由强向弱的转化。
三、作战效益与军事欺骗
如前所述，弱军要战胜强军，只能智胜，不能硬拼。而智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各种方式迷惑、欺骗敌人，使之在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然而，这决不是说，军事欺骗只是弱者的专利。虽然强者对军事欺骗的依赖性不象弱者那么大，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强者对军事欺骗的追逐和利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在起作用，即：企求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如同商品生产中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反映了经济效益一样，作战中所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利益的比值反映了作战效益的高低。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使强者和弱者一样钟情于军事欺骗。因为他们知道巧妙地实施军事欺骗使对方上当受骗，会使胜利来得更容易，付出的代价更小。
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元首在定下战争决心时都不会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是否还有除战争以外的解决矛盾冲突的其他手段；能不能打赢；预期取得的胜利与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较，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倘若得失相当，或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战争。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昏君发动过一些“错误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因得不偿失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是战争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具体到一个战局，一次战役战斗，也要对得失进行权衡。当然，所得和所失不能只看兵员的伤亡和武器装备及其他作战物资的消耗，而要联系全局来全面考虑。比如，以伤亡500 人的代价夺取一个只有200 名守军的孤岛，孤立地看似乎得不偿失、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这个小岛可以作为登陆作战的前进机场和补给基地，付出这500 人的代价就是值得的。这是战役战斗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它告诉我们，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比追求胜利的动机，对作战行动的支配作用更强。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胜利，同只管生产而不计成本一样，是不明智的，弄不好还会产生负效益。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入不敷出，实力地位大大下降。所以，外电评论，“两伊战争没有胜利者”。
由于成功地运用军事欺骗总是能够显著地提高作战效益，所以，强军并不因其强而轻视军事欺骗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西斯德国对波兰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对波兰的进攻是以强凌弱，完全可以以力胜之。但是，德国为了速战速胜，并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玩弄了一系列欺骗手法，大放和平烟幕，极力麻痹波兰，在一片和平气氛的掩盖下，秘密地完成了战争准备，突然向波兰发起进攻，很快便突入波兰腹地。波军在突然进攻面前仓促应战，损伤惨重，溃不成军，而德军只付出很小的代价。1945 年，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也是以强击弱。但苏军并未因其强而打堂堂之阵，而是采取了大量的战役伪装措施，巧妙地掩盖其战
役企图，使关东军对其发起进攻的时间和主突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结果，苏军打了一场“真正的闪击战”。如果打堂堂之阵，苏军也能打胜，因为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损失将会大得多。J973 年10 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战前采取了大量伪装欺骗措施，麻痹了以军，使以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粹不及防，埃军原计划强渡运河可能要伤亡2.5—3 万人，实际仅死亡208人。军事欺骗对提高作战效益的作用可见一斑。
四、以聚克散与军事欺骗
古今中外一切聪明的军事家和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无不强调集中用兵。“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这是中国古代兵书的观点。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拿破仑时曾指出，这位一度威震欧洲的军事人物的“秘诀在于集中”。列宁指出：“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美军《作战纲要》把“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集中足够的兵力兵器”列为赢得战斗胜利的四大先决条件的首条。苏联出版的《战术》一书也把“在需要的时候在主要方向上坚决集中军队的基本力量”作为现代合同战斗艺术原则之一，并认为“这一原则的运用对以往大多数战斗和交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种军事理论反对集中乓力。人们不仅要问：既然集中兵力是一条通则，敌我皆知，古今亦然，那么，战场上岂不总是以集中对集中吗？其实不然。
一方面，集中兵力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有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可以调动？有没有必要的时间完成集中？有没有适当的战场空间容纳集中起来的军队？等等。另一方面，集中兵力的过程时常遭到对方的阻挠和破坏。因为作战双方在集中自己兵力的同时，总是竭力分散对方的兵力，破坏对方的集中。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使集中乓力的主观愿望常常不能如愿以偿。所以，战场上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并不很多。比较多见的倒是一方集中，另一方不集中。双方指挥员斗智斗法，其水平高下，主要看在集中自己的同时，是否善于调动分散敌人。如果只懂得集中自己的力量，不懂得分散敌人的兵力，结果就会形成以集中对集中的局面。只有把集中自己与分散敌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中。孙子所强调的集中兵力，就是和分散敌人相联系的。他在《虚实篇》中写道：“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里所说的就是用示形欺骗的方法来分散敌人，同时集中自己的兵力，造成优势。在西方，菲德烈大帝甚至认为，“为将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懂得怎样分散敌人的兵力。”而分散敌人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军事欺骗。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多次强调，要利用各种欺骗手段，分散敌人的兵力，改变局部敌我力量对比，从而以集中对分散，以强大对弱小，战而胜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总体上每次都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善于诱敌分兵，所以在决胜的局部上形成了对敌优势。如第一次反“围剿”，从全局看是敌以十万对我四万，但在打张辉琐时，是我以四万打敌九千。解放战争头两年，我总兵力不如国民党军队，但却打了许多以多胜少的歼灭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把猬集的敌人拉开、拖散。分散敌人的方法很多。或分兵一支，佯装主力，威胁敌人的要害部位，迫敌分兵；
或以假分散诱敌分散，待敌分散后再突然集中攻击；或模拟部队在相关地区集结，多方牵制敌人，使敌“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或以小部队的佯动和佯攻迷惑敌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分散敌兵力火力，等等。总之，有计划地分散敌人是实现以聚克散的关键，而分散敌人又主要依赖有效的军事欺骗。不懂得军事欺骗的奥妙，就不会有效地分散敌人。
五、战场造势与军事欺骗
战役作战十分讲究造势。战场就象个大棋盘，战役发起田，双方指挥员频频调兵遣将，谋势造势。造势虽不是正式的撕杀，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有利的“势”标志着胜利的归向和发展的趋势。在战场上造成有利于我的“势”，就能进退自由、游刃自如，致敌于进退维谷、捉襟见时的境地。特别有利的“势”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它甚至可以使敌不战而降。例如，1949 年平津战役中的北平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华北战场上形成了国民党守军西窜无路、南逃无望、大势已去、战也枉然的“势” 。
要谋势、造势，就要调动、部署部队，作种种机动：行军、开进、驰援、迂回、包抄、渗透、退却、转移等等。从战争实践看，“走”的时间往往比“打”的时间多得多。虽然一般说来“打”是第一位的，但是，“打”离不开“走”。为了造成好打之势，部队往往要进行长时间、远距离的走。“走”有主动走与被动走之分，有的走是为了造成于己有利之势。有的走则在客观上“成全”敌人。聪明的指挥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审时度势地指挥自己的军队，而且能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敌人作出他所期望的动作；从而完成造势。而调动敌人用行政命令方法是不行的，只有施以欺骗之法才能奏效。因为只有当敌军指挥员认为某一行动对己有利时，才会作出付诸实施的决策。所以，欲使敌作出于己有害、于我有利的决策，就必须运用各种欺骗方法，使敌人对利弊得失作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判断，从而自觉自愿地按我们的意志行事。虽然不排除战场上有逼敌机动之法，如驱逐突出部的敌人，以取齐战线；以重兵临敌，迫敌撤兵等；但最有效的还是以军事欺骗的方法调动敌人。战场造势是敌我双方共同完成的。谁更善于欺骗敌人，而不被敌人欺骗，谁就能更好地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
以军事欺骗调动敌人的方法很多。粗略区分有以下几种：①顺详敌意，因势利导，诱敌就范。②巧设饵兵，示敌以利，诱敌来攻。③围城打援，打诱结合，以打促调。④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纵敌突围。⑤向敌示弱，纵敌日进，上我圈套。⑥布设疑兵，虚张声势，诱敌分兵。只要根据当时的战场实际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就能成功地调动敌人，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仅能得心应手地指挥我军，而且每每“为敌司命”，巧妙地调动敌人就我范围，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不愧为善于造势的大师。此处略举两例，例一：1935 年4 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以后，为了将滇军调出云南，让开我北上的通道，遂佯攻贵阳。红军兵临贵阳城下，并袭击贵阳机场，使蒋介石信以为真，急忙电令滇军日夜兼程奔赴贵阳“救驾”。于是，红军乘滇军东调、云南空虚之机，在贵阳虚晃一枪，挥师北上，与滇军相向而行，擦肩而过，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例二：解放故争第
二年，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打破，改为重点进攻。毛泽东针对敌人的企图，将计就计，因势利导，一面电令华东野战军在胶东摆开与敌抗争的架式，将敌人的右拳拉向渤海，一面亲率西北野战军主动出击榆林，将敌人左拳继续向西北方向拉，使蒋介石两个拳头越伸越远，胸膛垂露，形成了一个“哑铃”状。我刘邓大军乘机实施中间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把利剑插入敌人胸膛，把南线的主战场推向了敌占区，配合全国各个战场，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这两个战例都是运筹帷幄、巧妙造势的范例。其中，军事欺骗的运用非常成功。
六、摆脱被动与军事欺骗
主动权即军队的自由权，是敌对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支军队进退攻防均由自己作主，不受敌人的控制和支配，就是握有主动权；被客观形势所摆布，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就是失了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在战争中，敌对双方总是力图占据主动地位，而将被动地位加于敌方。围绕着主动地位的争斗，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双方指挥员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物质力量的优势是争取主动的客观基础，还不是主动地位本身，要把主动的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一个“争”，一个“避”，既反映了主体选择的倾向性，又反映了主观能动因素对于主动权归属的影响和作用。
在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中，自然是有胜有败。弱军胜利、强军败北的事实，在中外战争史上比比皆是，说明主观能动因素对主动权的归属具有决定性作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调动重兵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全然处于战略进攻的主动地位。然而，毛泽东看出了它五指伸开、兵力分散的必然趋势，将计就计，指挥我军主动让出一些地盘，使敌人包袱越背越重，限制了行动自由，我则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纵横驰骋，进退自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有生力量。只一年，就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实现了主动地位的转换。
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是经常变化的。“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06 页）高明的战争指导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从被动的形势、被动的逆境中争取主动，转败为胜。街亭失守，兵退西城。司马懿几十万大军追逐而来，兵临城下，不可谓不急不险。然而，诸葛亮采取了“虚而虚之”的计谋，城门大开，令老翁洒扫街道，自己登城楼饮酒抚琴，悠然自得，使司马懿疑窦顿生，急忙”退兵三十里下寨”。罗贯中根据历史上的事实虚构的这个故事，极其生动地表现了诸葛亮从被动中脱身的用兵艺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启示。战场上的主动与被动是相互转化的，我由被动转向主动，即意味着敌由主动转向被动。在物质基础一定的情况下，敌由主动转向被动的首要条件是主观指导犯错误。因此，欲摆脱被动地位，除了乘敌之隙，充分利用敌人指挥上的错误外，还要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误，即以诈骗之术误敌。诸葛亮以“空城计”退兵，就显示了军事欺骗对摆脱被动地位的作用。
摆脱被动，前提是已经陷入了被动。因此欺骗方法的运用将受到一些限制，不象处于主动地位时那样自由。但即使这样，行之有效的欺骗方法还是
很多的。如：示形设虚，对敌大摆迷魂阵，使敌虚实难辨、迟疑不前的缓兵之计：虚而虚之，使敌疑心我有埋伏而引乓后撤的退兵之计；以少数兵力虚张声势，麻痹敌人，主力秘密脱离接触的金蝉脱壳之计；佯装败北作诱敌之退，把敌人诱入险地或死地的饵兵之计，等等。此外，攻其必救，调虎离山；巧布疑兵，牵制敌人，也是有效的骗敌之法。
毛泽东说过：“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在敌处主动、我处被动的形势下，消极等待敌人犯错误是不行的，只有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才能促使被动地位的转化。而军事欺骗就是人工造成敌人过失的最好方法。
以上从六个侧面讨论了军事欺骗在战争中的作用。这六个方面都是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基本目的派生出来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这个基本目的。就范畴来讲，军事欺骗属于指挥谋略范畴，它主要是通过指挥员的指挥活动发生作用。它可以有力地加速或延缓战争进程，但不能决定战争进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若干因素，如：战争的性质，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自然力、主观指导能力等。军事欺骗只是主观指导能力的一个方面。我们既要如实地看到军事欺骗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战役战斗的作用），又不可将其作用估计得过了头。战争毕竟是力量的竞赛而不是纯粹的骗术，尽管有时一个巧妙的骗术可以“抵得上一个步兵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