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欺骗作为特殊形式的军事斗争，具有与其他斗争形式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要正确地运用这种斗争形式，就必须认真地研究其特点，把握其规律。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自觉按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行动的自由，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由于规律是深藏干事牧内部的，所以认识军事欺骗规律比掌握具体的欺骗技巧更难。但只要我们从分析军事欺骗的特殊性（即特点）入手，其规律还是可以认识的。本章将把军事欺骗的特点和规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一、欺骗企图的互斥性
——欺骗企图的互斥性是利益对抗性的集中表现。粉碎对方的欺骗企图是欺骗与反欺骗斗争的焦点。
军事欺骗是在利益根本对立的两极之间展开的。利益的对立，使任何一方都竭力避免做对方所期望的事情。指挥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不仅要考虑他的每一项措施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要考虑这些措施是否是敌人所期望的，会不会被敌方所利用。正中敌人下怀的蠢事是不能干的。“违对方意志而动”，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有力地支配着指挥员决策思维的神经。改变敌人的意志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使用暴力，剥夺对方的反抗手段，迫使其放弃自己的意志。这是作战企图所反映的内容。另一种是使用欺骗方法，诱导敌人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意志（当然，欺骗方法所能改变的只是那些不代表敌人根本利益的意志）。例如，通过示形用佯，制造假象，隐蔽企图，使敌人作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判断，进而采取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部署和行动，授我以可乘之隙等等，这是欺骗企图所反映的内容。欺骗企图是作战企图的派生物，它曲折地反映着作战企图的本质，是作战企图的辅助成份。欺骗企图是受作战企图支配的，作战企图的对立性决定了欺骗企图的互斥性。作战企图的实现对欺骗企图的达成有一定的依赖性。欺骗企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作战企图。比如，1947 年幡龙战役的作战企图是攻取敌人的补给基地蟠龙。为此，需要孤立蟠龙守军，把猖集于蟠龙地区的十几万敌军引走。欺骗企图是诱敌北上，孤立蟠龙守敌，为我攻取蟠龙创造有利的态势和战机。敌主力北上绥德，这是我们的战役利益所在，敌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所以调敌北上必须采取欺骗的方法。担任诱敌任务的359 旅制订了详细的诱敌计划，全旅编为五个支队，全部配备电台，以两个支队扮演1 纵队和新4 旅，以两个支队扮演2 纵队和教导旅，以1 个支队扮演359 旅，旅部扮渲西北野战军的领率机关。白天，他们拉开一副“野战大军”行进的架式。晚上，在东西宽达十里的地域遍燃篝火，远远望去，极象大兵团集结的样子。部队转移以后，驻地是一幅“大军仓惶退走”的场面。破烂的门板，散乱的担架，没有烘干的旧军装等，扔得到处都是。在泥泞的地面上还东一张西一张地粘着草纸，其中有一张上的文字依稀可辨，可以从中猜测到部队向北转移，尔后东渡黄河的动向。为了防止敌人识破我军的意图，命黄河两岸的守备部队在缓德、米脂以东黄河以南各渡口集中大批船只，制造东渡黄河的假象。这一系列欺骗措施使得敌人把359 旅完全当成了野战军主力，在后面步步紧
逼。359 旅且战且退，终于把敌人九旅之众诱入绥德地区，置于无用之地。与此同时，蟠龙守敌被我主力团团围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军很快攻取蟠龙，全歼敌167 旅旅长以下6700 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从蟠龙战役诱敌与歼敌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欺骗企图是为作战企图服务并围绕作战企图展开的，是作战企图的折射。欺骗企图一旦被敌人识破，敌人就可能从中窥见我作战企图。又由于欺骗企图是通过作战企图这个中介与作战利益柏联系的，所以它是相对稳定的，不象欺骗措施那样变动不居。相同的欺骗企图可以通过不同的措施达成。同样，相同的欺骗措施也可达成不同的欺骗企图。因此，反欺骗要着眼于粉碎对方的欺骗企图，而不是破坏其欺骗措施的实施。透过对方欺骗措施的疏漏之处，还可窥探其作战企图。可见，军事欺骗斗争是围绕着粉碎对方欺骗企图而展开的。敌对双方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欺骗对方，一方面又竭尽全力识破对方的欺骗。谁能从对方的欺骗措施中发现破绽，迸而推断其真实情况和意图，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欺骗对方，谁就获得了军事欺骗的主动权。
二、欺骗方法的多样性
——单一的欺骗措施往往不易奏效。谁的欺骗方法更具有多样性，谁就能更有效地欺骗对方。
除单兵欺骗以外，军事欺骗的主要对象既不是普通士兵，也不是普通军官，而是具有决策指挥权的指挥员。只有当对方指挥员上当受骗时，才能说达到了欺骗的目的。敌军指挥员为防止上当受骗，在定下决心之前，必然要对来自各种渠道的情报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这些来自不同渠道和方面的情报，真假参半，虚实混杂，有的相互矛盾，有的彼此印证。它们对指挥员决策思维的影响力取决于三点。其一是信息渠道的权威性：其二是信息量的大小；其三是从各个不同渠道得来的信息能否互相印证。这后一条尤其重要。如果关于某一情况的欺骗信息总是来源于同一渠道，即使信息量很大，也不容易影响指挥员的判断。任何聪明的指挥员都不会过于相信某一信息来源，而总是尽其可能地多方搜取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只有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能够互相印证，且无相反情况时，才能有力地影响甚至改变指挥员的判断。正是基子这一认识，作战双方总是力求以尽可能多的方法制造欺骗信息。并以多条渠道传递到对方指挥官的大脑，设法使敌人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和用技术设备探测到的情况具有一致性。
欺骗方法的多样性也是由事物外部特征的多样性决定的。比如，大部队野外驻止，必有如下外部特征：停放的武器装备，帐蓬，来往的车辆，走动的人员，新辟的简易道路，草地上践踏出的小道，坦克和汽车压出的辙印，简易厕所，晾晒的衣物，丢弃的垃圾，昼间的炊烟，晚间的灯火，等等。以上是空间外形方面的特征，还有坦克、汽车发动机的声响，机械和人工构筑工事的声响，汽油和柴油的气味，饭菜的气味等声觉和嗅觉方面的特征；还有无线电通信和雷达的电磁波特征。显然，要完整地模拟部队集结地域，或对部队集结地域实施伪装，仅靠几种方式是不够的。从有关外军材料看，外军很重视运用多种欺骗方式达成欺骗目的。如美军认为：“敌军获取的许多情报都来自地面观察或空中照相。因此，对于向敌方传递欺骗内容来说，目
视欺骗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只进行目视欺骗不会使敌受骗，还必须与电子、嗅觉和音响欺骗（包括部队运动）结合使用。必须根据敌方搜集情报的能力确定综合运用哪些必要的欺骗措施”。“既要让敌军看见，又要使其听见”，“敌军嗅到的气味必须与其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声音一样”，“敌军使用电子设备侦察到的情报必须与其通过看、听、嗅而获得的情报一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为在战役规模、发起时间和主突方向等方面欺骗敌人，经常模拟大型假集结地域，其欺骗措施多达几十种；主要是：修筑简易铁路支线和卸载站，布置假物资堆积场；以坦克、汽车的阳动，显示坦克与机械化部队的移动、集结；工程兵在通往假集结地域的方向上架设新桥，修缮旧桥，修复前送道路；修建假机场，使用飞机模型和部分作战飞机显示航空兵集结；将坦克部队开进假集结地域，然后隐蔽地转移到真的集中地域，在假集结地域留下坦克和火炮模型；构筑假炮兵阵地，设置火炮模型，以游动火炮的试射“活跃”假阵地；使用纲索、绞盘和绞车带动坦克和步乓模型，模拟集结地域内的车辆和人员移动；在敌人能够观察到的地幅挖掘假交通壕，并在开阔地上和树林边沿设置垂直遮障；使用无线电技术器材和火炮、坦克模拟各种声响；通过遣返俘虏和在居民中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的情报机关：以相应型号和功率的无线电通信模拟军队的移动和集结，等等。由于其欺骗方法丰富多样，几乎每一次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埃及为了麻痹以色列，采取了200 多项伪装和欺骗措施。如：多次征召预备队人员，尔后进行复员；反复把架桥器材运抵运河，然后撤回；以军事演习掩盖战争准备，采取前调一个旅、后撤一个营的办法，完成兵力集结，等等。直到开战当天凌晨4 时，以色列才确信战争即将爆发，但为时已晚。埃及军队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很快突破了以色列经营多年的巴列夫防线。三、欺骗手段的诡诈性
——军事欺骗是不择手段的。虽说“准确的眼力比欺诈更重要”，但多用欺诈之术总能争得更多的利益和主动。
“兵者，诡道也。”孙子这一警世之言，极简洁地道出了军事对抗的本质特征。小到战术范围，大到战略领域，敌对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投诱饵，设陷井，制造假情报，传递假信息，隐真示假，以假乱真，方法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为前提的，因此它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是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在军事斗争中，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只要施计用诈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军事利益，任何一方都不会被所谓的信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遍观军事欺骗的战例，可以看出，行“诡诈”之术是极普遍的事情，尤其是主动性军事欺骗，更是招招不离诡诈。由于欺骗是相互的，所以由此带来了诈中之诈。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有一段十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他说：“..盘根错节中的盘根错节，阴谋和反阴谋，诡计和叛卖，骗局和骗局中
的骗局，真间谍和假间谍，双重间谍，黄金和刀剑，炸弹、匕首和行刑队。这一切纠缠在一个又一个的结构中，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在二次大战中，为了达成诺曼底登陆的突然性，丘吉尔参与导演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欺骗。围绕“霸王”行动所进行的一系列欺骗活动，其构思之巧妙，方法之多样，手段之诡诈，情节之曲折，都是空前的。据说，为了欺骗德国的反间谍机关，英军曾使用过这样的手段：他们向当时德国占领的法国派出稍加训练的间谍，这些间谍完全不知道诺曼底登陆的真情，他们所知道的都是精心编造的假情报。这些低能的间谍派往法国以后，很快就被德国反间谍机关捕获。他们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于是，德国人从这些间谍的口中搞到了英国人想让他们知道的假情报。由于敌对双方彼此十分警觉，所以对轻易得到的、送上门的情报往往不以为然，而对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偷来的东西则往往如获至宝，深信不疑。所以，佯装疏忽，把假情报泄漏出去，常可以收到奇妙的效果。《三国演义》中关于蒋于中计的描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蒋干本是来东吴说降和刺探军情的，周瑜却佯装不知，布置了一个“酒后吐真言”的假象，并在帅案上放了一封伪造的曹操部将蔡瑁、张允的降书，故意给蒋干一个顺手牵羊的机会。于是，偷来的降书促使曹操处死了两员善于指挥水上作战的大将，使曹操失去了得力的水军指挥，为周瑜扬长击短、以劣胜优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这一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构思得合情合理。无独有偶。在1948 年的天津战役中，我军前线司令员刘亚楼也导演了类似的一幕。当时，我军正在准备进攻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无心放下武器，却想借谈判拖延时间。这一天，陈长捷派了两名参议员给我军指挥部送信。刘亚楼为迷惑敌人，来了个就汤下面，顺水推舟，把接见地点由城西杨柳青指挥部移到城北的宜兴埠，并进行了必要的布置。谈话间，凡门重炮声震屋瓦，炮弹呼啸着飞往天津方向，两议员大惊失色。刘亚楼若无其事他说：“二位不必惊慌，这是我军在试炮”。两议员回到城里把情况向陈长捷据实汇报，陈长捷立即断定我军攻城指挥部一定在宜兴埠，主攻方向一定是城北，于是，马上下令把守卫市中心的主力151师调到城北。这正中了我军声东击西之计。
151 师刚到城北就被我军包围，坯没来得及投入战斗就缴了枪。我军东西对进，将天津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激战29 小时，解放天津城，活捉陈长捷。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手段是必然的，正常的，放弃诡诈手段才是不可思议的。诸如乔装打扮、冒充敌军；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悬羊击鼓，金蝉脱壳；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等等，这些诡诈手段在军事欺骗中是司空见惯的。虽然对于将帅来说，“眼力比诡诈更重要”，但正确的指挥，再加上诡诈手段的配合，胜利的代价就会大大降低，行动效益就会大大提高。不使用乔装冒充的诡诈手段，沙龙的先遣队就闯不过埃军严密守卫的运河浮桥；不使用悬羊击鼓的诡诈手段，毕再遇率领的守兵就不能金蝉脱壳，摆脱金兵。战争就是用诈的场所，准善于用诈，谁就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四、欺骗策略的随机性
——骗敌有法，但无定法，能因时、因地、因势、因敌而变化者谓之神。
一切正确地反映了军事欺骗规律的欺骗方法是适用于古今中外、通用于敌对双方的。兵家权谋，三十六计，诡道十二法，这些谋略智慧的结晶，对谁都是敞开的，并不格外钟情于哪一方。有的国家甚至公开出版自己的伪装教材和欺骗条令。欺骗方法本身并不神秘，关键是能否因时、因地、因势、因敌灵活运用。孙膑以减灶计示弱，是因为他要诱敌来追，伏击敌人。虞诩以增灶计示强，是因为他要拒敌追击，摆脱敌人。两种策略遇然不同，但都达到了目的。三国有诸葛亮“草船借箭”，唐朝有张逊“草人借箭”，南宋有毕再遇“张伞借箭”，目的都是骗箭，但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就战争中的虚实运用来讲，不过是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而虚之、实而实之、先实后虚、先虚后实这六种。但这六种策略具体运用起来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比如，实而实之是一种“以真隐真”的策略，其要旨是以巧妙的方法有意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情况，使敌按照“一骰的欺诈是以假隐真”的思路对我进行判断，从而形成错觉，上当受骗，事物就是这样奇怪，越是直言不讳地粑真情告诉敌人，敌人越是不信，反而把它看成是一种欺诈。因此，使用这种策略常能达成“公开的欺骗”。在1805 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法军经过一系列的谋划形成决战态势后，拿破仑派人在阵地上大声宣读他发布的进攻联军的命令。在两军对阵的战场上，谁会相信那高声宣读的命令是真的呢？然而正是这大胆泄漏“天机”的举动，有效地掩盖了“天机”，使联军错误地判断了法军进攻部署和企图，迅速从已占据的高地撤出，结果正中拿破仑的下怀，联军被打得大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某师向三所里实施战役穿插，部队一夜疾进115 华里，夭亮时，离三所里还有30 华里，为了对付敌机的空中威胁，师首长命令全师去掉所有伪装，沿公路成纵队跑步前进。凡十架敌机在他们上空活动，居然把这支志愿军穿插部队误认为是从德川撤退下来的李伪军，并通知三所里守敌，准备了米饭、咸鱼、开水等，等待犒军。就这样，该师在敌机护送下，及时赶到了三所里，先敌一步占领了有利地形，堵住了敌人的退路，为志愿军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两例都是成功地运用“实而实之”策略的范例。公开的欺骗策略使用起来仍然每每奏效，其原因就在于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境灵活运用。诸葛亮智算华容道，刘伯承七亘村设伏，都是按兵法中“实而实之”的计谋来安排的，但妙处各有不同。诸葛亮妙在针对曹操深知兵法、多思善断的特点，算敌之算，因敌而用谋；刘伯承妙在摸透了日军的心理和用兵规律。由于日军熟悉中国古代兵法，懂得“兵不遵常”的道理，断定我军不会也不敢在此再度设伏，而且日军有一股牛劲，往往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加之前方需要军械子弹和粮食被服急如星火，七亘村又是必经之路，所以重叠设伏大获全胜。倘若伏击的不是骄傲轻敌的日军，而是力薄心虚的伪军，或者还有其他路线可以迂回，重叠设伏的策略就可能失败。这些实例告诉我们，军事欺骗并非哪一家的专利，准都可以使用，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能不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同样一种策略，用在此成功，用在彼失败，问题不在于策略本身，而在于使用者没有因情因势活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包打胜仗的锦囊妙计，军事欺骗更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切依时间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谁能灵活运用，谁就能取得成功。指挥员欺骗艺术之高下，往往在此分野。
五、欺骗组织的周密性
——战争中没有小事情。军事欺骗越是组织得缜密周到，无懈可击，成功的把握就越大。
同世上任何事物一样，军事欺骗也有两面性。用得成功，可以使敌钻进我之圈套，用得不成功，也会落人敌人设置的陷井。正如《兵不厌诈》一书的作者所讲的：“诈骗战尽管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武器，却也象一把剑一样能两面伤人。”（第353 页）因此，使用军事欺骗手段，必须十分审慎周密，决不可粗枝大叶，草率从事。记不清哪位将军曾经说过：“战争中没有小事情”。事实的确如此。蚁缕之穴，可溃千里长堤。战史上，因一着不慎而全盘皆输的例子并不鲜见。军事欺骗与反欺骗是一对矛盾。在我隐真示假的同时，敌人也在拿着放大镜寻找我计划上的缝隙。有时只因一个细节考虑不周，露出了破绽，就会导致整个欺骗计划的失败。因此，只有外行才会忽视细节问题，深知军事欺骗真谛的人是不敢贸然弄险的。为了说明军事欺骗的周密性特点，让我们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著名的军事欺骗战例。1917 年，英国与土耳其在巴勒斯但进行的战争陷入僵局，战线稳定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正好位于加沙（靠近海岸）至贝尔谢巴（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和交通要冲）一线以西。以往的战斗一直集中在沿海地区，以便接近水源和容易得到补给。为了打破僵局，英军指挥官阿伦比将军决定改变传统战术，尝试一下德国指挥官以为他不可能做到的事——在贝尔谢已穿越土耳其与德国防守薄弱的腹地翼侧，发动骑兵扫荡，包围敌军。为了掩护这次行动，负责情报工作的迈纳茨哈根中校采取了以下措施：①与巴勒斯但的犹太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扫清了德国人在沙漠的间谍组织；②制止土耳其与德国空军在前线的一切空中侦察；③在容易被土耳其情报机构发现的地方放置假的间谍津贴和表扬信件，使敌特受到怀疑；④让土军得到一份英军无线电通信密码资料，然后使用此种密码进行通信，使敌军相信，阿伦比将在加沙发动进攻，而在贝尔谢巴地区的全部行动只是佯攻。整个欺骗行动计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把假文件送到敌人手里；第二步，向敌人的密码分析部门提供确凿的证据。
情报军官迈纳茨哈根自导自演了这一骗局。他编了一本无中生有的参谋笔记，其中暗示贝尔谢已地区的行动仅仅是佯动，进攻加沙的日期比实际制订的进攻日期（十月三十一日）晚好几个星期。这本笔记与二十镑钞票一起放进一个背囊，让人感到这个背囊不是故意失落的。为了给这次安排增加真实感，由人代笔以迈纳茨哈根夫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说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另一封信的口气是两个参谋之间的通信，信中埋怨阿伦比志大才疏，并披露原来进攻加沙的计划被一个在十一月中旬发动进攻的新计划所取代了。迈纳茨哈根还伪造了一个总部会议日程，以期证实那些谎话。最后，他又往背囊里放了地图、命令和密码本。这些文件都是一个参谋在侦察中很可能携带的，不会引起敌人怀疑。
迈纳茨哈根骑马进入沙漠，碰上一支土耳其骑兵巡逻队，并遭到射击。他假装受伤，在仓惶逃跑中丢下望远镜、水壶和背囊。为了显得他是因为再也没有力气背那个背囊才把它扔掉的，他事先从他的乘马的小血管里放了些血，溅到背囊上。
土耳其巡逻队迅速把背囊送给了德国顾问。但德国顾问表示怀疑。为了打掉敌人的疑心，迈纳茨哈根打出了第二张牌，他判断敌人会利用背囊中发现的密码来侦听英军的无线电通信，于是，由司令部通过无线电下达十万火急地寻找那个丢失的背囊的命令。同时下达的还有书面命令。这份命令的副本“碰巧”由一名军官用来包裹午餐，并故意丢失，很快被敌军获取。随后，土军又抓了两名俘虏。这两名俘虏也知道丢失背羹所造成的“灾难”。土军巡逻队还发现一支英军搜索分队正在彻底搜查迈纳茨哈根上校与土军巡逻队遭遇的地域。对丢失背囊的严重关切打消了土军及其德国顾问的疑虑。与此同时，英军使用故意送给敌人的密码有计划地传递假情报，暗示将在十一月十四日这个日期之前不会发动任何进攻，因为阿伦比已去休假，七日以前回不来。作为欺骗计划的锦上添花的一笔，他们又发出了邀请沙漠骑兵团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参加十四日在开罗举行的赛马会的电报。为了使这封电报更可信，开罗到处张贴了宣传这次赛马会的海报，《埃及新闻报》发表了赛马程序表，沿途还搭起了帐蓬。这一系列欺骗活动组织得周到严密，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土耳其对将在加沙附近发生的大战深信不疑，他们把两个师调到沿海地区作为预备队，并在加沙附近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英军十一月十四日的进攻。当土耳其还蒙在鼓里的时候，英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的一万五千名骑兵转移到了贝尔谢巴，于十月三十一日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得手后，即将主攻方向转向沿海地区，卷击敌人翼侧。为避免被英军切断后路，土军被迫撤离加沙地带。九日，英军攻克那路撒冷。
此处用这么大的篇幅引述这一战例，是因为它是军事欺骗周密性的极有说服力的佐证。这一欺骗战例留给人们的启示很多，但最重要的也是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组织工作的周密性。所谓周密，就是周到，周全，严密，细致，想到种种不测，预有应变措施，做到算无遗策，万无一失。军事欺骗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我所采取的欺骗措施，敌人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要使敌人信以为真，就不能存有任何继漏。所以，凡成功的欺骗必有周密性特征，反之，粗疏的欺骗则往往被敌人识破和利用，带来双倍的损失。
六、欺骗作用的时效性
——任何欺骗措施都不可能长久地欺骗敌人。及时、充分地利用欺骗效果是提高欺骗效益的重要环节。
各种欺骗措施纵有千般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制造现象与本质的差异，竭力用假象掩盖本质。而假象是不能长久地掩盖本质的，所以，任何欺骗措施都不可能永久性地欺骗敌人。军事欺骗的作用仅在于增大敌人了解真相的困难，使我之企图和行动被发现的时间推迟，使其来不及采取措施弥补行动上的失误。项羽设鸿门宴欲除掉刘邦，张良略施小计，让刘邦脱身，等到项羽醒悟过来，刘邦已平安地回到自己的营地。蒋介石不明红军兵逼贵阳的真相，急调滇军到贵阳保驾，等到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红军已经在绞车渡有条不紊地渡过了金沙江，想追也来不及了。军事欺骗并不能代替对敌人的直接打击，它的任务是为战斗力的使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比如，在没有作好防御准备时，以骗敌之术，虚张声势，使敌不敢贸然来犯，可以赢得
准备时间；在没有做好围歼准备时，故意示弱，稳住敌人，在敌迷惑不解中达成合围，等等。敌人不可能一直受骗，但发觉受骗时往往已经身不由己了。如平津战役第一阶段（1948 年12 月），当时东北野战军主力6 个纵队尚未到达平、津、塘，另5 个纵队尚未入关；淮海战役已经发起，我军正在围歼国民党第12 兵团，并包围了由徐州西逃的杜聿明集团。在此情况下，为使蒋介石不能迅速作出让傅作义集团放弃平津南撤的决策，毛泽东电令平津前线，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隔而不围，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打掉，以免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令淮海战场留下杜幸明集团余部，两星期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同时，令山东军区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防止傅作义集团沿津浦路经济南向青岛逃跑。毛泽东的缓兵之计着实迷惑了蒋介石，当蒋介石发现傅作义指挥的60 万人马被我东北、华北野战军分割包围以后，再想南逃已不可能了。从这个战例中可以看到，利用欺骗效果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敌人发觉上当受骗以前把生米做成熟饭。否则，不仅不能置敌于被动，而且还可能被敌人牵制住。在战场上，出现于一定时间、空间的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态势、空隙、裂缝称为战机。战机是战争“时间流”上的一点，其最大特点是它的时效性。由于战争时间是流动的，所以战机稍纵即逝。战机既有因客观情况突然变化丽形成的，也有因敌人的失误而造成的，还有主动创造的。军事欺骗是创造战机的重要方法。由于军事欺骗创造的战机通常不是建立在力量优势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时间更为短暂，往往只占整个欺骗过程的极小部分，有时以时。日为单位，有时以分、秒为单位。从敌人开始接受我方欺骗活动所显示的各种现象和有意制造的情报，到作出错误的判断，定下错误的决心，对我欺骗活动作出充分的反应，这是欺骗效果产生的过程。从敌人作出我所期望的反应，到其自知上当受骗，进而采取应变措施，是我利用欺骗效果的过程。如果把前一过程称为造势的话，后一过程即为乘机，造势是为了乘机。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两个过程及其转换点，适时地由假变真，乘敌之隙，采取行动，才能充分利用欺骗效果，提高欺骗效益，否则，军事欺骗所造成的有利战机就会白白浪费。
利用军事欺骗效果必须要快。乘敌之隙的临界时间必须小于敌人弥补缝隙的时间。为了赶在敌人前面，有时需要打乱敌人快速反应的时间表。利用军事欺骗效果，最难的是掌握好火候。战机的丧失，有时是因为军队行动缓慢，有时则是由于指挥员作出了错误的决断。行动早了，时机尚不成熟，敌人可能会缩回去；行动迟了，时机已失，敌人可能也会溜掉。不迟不早，恰到好处，需要极高的指挥艺术。
七、情报系统的两重性
——敌方情报系统既是对欺骗的威胁，又是欺骗信息发生作用的中介。重要的是善于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敌人对我实施侦察，当然会给我隐蔽行动企图和军队部署造成很大威胁。有些军事欺骗的失败就在于敌人的侦察人员发现了破绽。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要看到，我们制造的种种假象也是通过敌人的侦察情报系统收集起来，输送至敌军指挥官的大脑，从而发生作用的。敌军的情报侦察
是欺骗信息达于敌方的中介，没有它们，我们所作的一切统统没有用处。可见，敌人的侦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为了“知彼”，敌人必然要进行侦察。制止敌人的侦察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欺骗敌人的侦察，把敌人的侦察情报人员变成我们传递欺骗信息的中介，那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趋利避害，主要是限制其实施侦察的时间和范围。在战场上，敌军将使用一切手段搜集情报。哪些让敌人看，哪些不让敌人看，什么时间让看，什么时间不让看，要根据欺骗需要而定。要特别防止敌人察觉正在准备中的欺骗行动。比如，设置假目标和假阵地的过程，实施隐蔽伪装措施的过程，不能让敌人看到。需要向敌人展示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一切假的地域和目标只能让敌人远远地观察而不能让其靠近。否则就会露馅。为此，必须熟知敌人的侦察器材的技术性能和获取情报的方法，既要使其看得到，又不能使其看得清。苏联在卫国战争中设置假集结地域的过程中，采取驱逐敌侦察机的方法掩护欺骗行动的实施。作业完成以后，采取以游动高炮射击限制敌机高度的方法，制止敌机低空观察照相，使敌人无法发现假集结地域的破绽，从而掩护了主要方向的战役准备。
从对一些战例的分析看，要使对方的情报侦察成为实施欺骗的中介和“助手”，起码应做到三点。一是要根据敌人的侦察手段和能力，采取相应的示假隐真措施。如果敌人没有雷达探测设备，那么，设置角反射器等反雷达侦察的措施就没有意义。二是要巧妙地把假情报送给敌人，1943 年，苏军为了使与德军对峙的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等主力部队与敌脱离接触，转移到新的作战方向，由沃罗涅什方面军编造了一个暂停进攻、就地转入防御的假命令，然后找回一具尸体，换上大尉军服，把假命令放在这位“大尉”的公文包里一块扔到前沿阵地。接着，突击兵团的前沿部队在敌人发起小反击时，佯败撤到第二道战壕，使德军得以从该“大尉”身上搜出那份假命令。由于这份命令是敌军自己搜到的，所以可信性较强。与此同时，苏军广泛制造全线转入固守的假象，以证实假命令的内容。结果，苏军夜间撤离以后，德军毫无察觉，使用航空兵对苏军阵地连续轰炸了一个星期。三是要给敌人留出采取侦察行动的机会和传递、处理情报的时间。敌决策指挥员的职位越高，所需时间越多。这个过程结束以后，才能看出欺骗活动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敌人没有看到、听到的假情况，必要时应重复演示，直到这些假信息作用于敌军指挥决策人员的大脑。
八、对技术手段的依赖性
——欺骗目的的实现离不开物质技术条件的支持。谁拥有更多更先进的欺骗手段，谁就能更有效地欺骗敌人。
物质手段的进步，决定着军事对抗的时代方式。欺骗与反欺骗的矛盾，推动着伪装与侦察技术水涨船高，竟相发展。当一种新的侦察技术出现以后，就迫使伪装变换花样，反之亦然。
在20 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上，伪装技术的发展相当缓慢。公元前555年，晋平公纠合二十路诸侯进攻齐国的时候，使用的疑兵之术是在山泽险要之处虚张旌旗；扎制草人，穿上衣甲，立于车上，将断木、树枝捆在车后，使人驱车来往于山谷之间，扬尘蔽天。三国时张飞在长板桥上智退曹兵所用
的疑兵之术也是以战马拖拽树枝在树林中往来奔驰，扬起满天尘土。到了近代，类似的方法仍在沿用。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隆美尔在非洲战场上，为制造大军开进的声势，曾把飞机发动机装在汽车上，吹起飞沙尘上，模拟坦克部队开进，欺骗英军。在苏德战场上，苏军为“活跃”假集结地域，也运闸了扬尘的伪装方法。一种方法沿用几千年而无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是侦察手段在几千年内没有发生质的飞跃，主要是靠肉眼观察。望远镜的出现扩大了观察距离，提高了分辨率，但侦察所感知的仍然是可见光。二次大战以后，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加快，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运用于侦察领域，使侦察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科学化。无线电技术侦察使用专门的无线电技术器材，通过侦听、侦收和测向等方法，不仅可以了解敌人无线电拍发的内容，获得较高价值的情报，还可以测定敌方电台的位置和大体功率，从而判断出敌军指挥所的配置位置、部队的部署和移动情况。雷达侦察能精确地测定目标的位置和性质，不仅获取情报快，而且作用距离远。近距离雷达可对5000米以内徒步运动的步兵和1 万米以内运动的车辆等目标进行搜索、发现和识别；中距离雷达可对1 万8 千米以内的运动车辆进行搜索、发现和识别。红外侦察是利用目标与背景反射红处线的差别发现目标。红外侦察技术的运用，使普通绿色涂料失去了伪装作用，使传统的仅仅追求形似的假目标不再有伪装作用。尤其是热成相技术，对传统的伪装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据报道，最先进的热相仪，其热分辨率可达0.1℃。能发现埋在地下一米多深的水管；探恻到水下40 米深处游戈的潜艇：能发现喷气式飞机起飞后在停机坪上留下的热痕迹。
伪装与侦察本来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仗”的关系。在侦察技术进步的刺激下，伪装技术也迅速发展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反无线电侦察技术，无线电通信欺骗干扰技术，雷达欺骗干扰技术，无源干扰技术，侦察和伪装的矛盾只能暂时获得解决。新的伪装技术又反过来成为刺激新的侦察手段问世的强大动力。由于对新技术的眩耀，会成为刺激对方寻求对策的催化剂，所以，各国军队在改进伪装技术的同时，都采取严格的技术保密措施和刚中柔外的策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力求不使自己的技术突破成为刺激对方寻求新对策的动因。
纵观战史可见，虽然巧妙地运用传统的欺骗手段也能达成欺骗目的，但技术手段落后总是难免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人的因素不是纯粹的精神因素，也包括对新的技术手段的开发和利用。在战争中，不是所有技术上的差距都能够用智力加以弥补的。在双方智能相当的情况下，技术手段先进的一方理所当然地要居于主动地位。所以，各国军队都不遗余力地利用先进技术改进自己的军事欺骗手段，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以伪装材料为例，已经形成了系列化和制式化。仅美军各种类型的伪装涂料就有几十种之多。这些涂料不仅能欺骗光学侦察，而且能欺骗雷达和红外侦察。新研制的绿色涂料能模拟叶绿素对近红外反射的“陡坡效应”（反射率相当于普通军绿油漆的2 倍）。绝热伪装涂料涂在目标表面以后，能够吸收热目标辐射的红外线，并把吸收到的红外热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漫反射热伪装涂料涂在发热的目标上，能将目标的热辐射扩散出去，从而有效地降低热目标的显著性。反雷达涂料能吸收和散射雷达波，将目标的雷达波反射降到最低限度，使雷达难以探测。最新型的反雷达涂料已经用于隐形飞机制造，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可以预料，在侦察技术的激励下，欺骗手段将不断有新的发展。在这方面走在
前面的军队，在未来的军事欺骗斗争中，必将有更大的作为。
以上从八个侧面探讨了军事欺骗的特点和规律。军事欺骗的规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规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有自己特有的范围、地位和作用，但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总和的方式发生作用，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规律的特殊作用。比如，欺骗手段的诡诈是欺骗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如果欺骗措施单一，或者组织不周，也不能达到欺骗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