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2天的旅程艰辛无比。当中国边防军人的枪口对准他们的时候，一直照料昏迷不醒哥哥的法奇玛自己也一头栽倒，昏迷了过去。那年法奇玛12岁。
40天后，1个穿便装的中国男人在塔什库尔干和他们兄弟俩谈了话。跟着哥哥学英语没几年的法奇玛勉强听出，那个说一口漂亮英语的男子是和哥哥关于将来的一些事情达成了协议。又过了1个月，从此走路一瘸一拐的扎尔玛哥哥带着法奇玛，怀揣伪造的和真的一模一样的身份证到了哈密，然后乘火车来到西安。又过了半个月，咸阳街头多了2个维吾尔族的烤肉商贩。反正就连这儿的警察也分不清这些鼻高目深的人到底是什么人种，也不知道维吾尔语是怎么说的。3年前，咸阳又多了几家卖烤羊肉的正宗维吾尔商贩，哥哥和某些人通完神秘的电话后又领着法奇玛来到乾县。还好，这3年乾县倒没有真正的维吾尔族人来摆摊，自己兄弟也就安定了下来。期间，倒是有一次一帮来自新疆迪化的维吾尔族官员来乾陵观光时，在北门集市上尝过自己家的烤羊肉。还哇啦哇啦的说了通维吾尔语，还好，当很有语言天赋的法奇玛用结结巴巴的维吾尔语告诉他们自己其实是来自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人后，那些维吾尔官员们耸耸肩，就笑着不再说什么了。
这3年的日子过得很开心，法奇玛自己这样在心里认为。扎尔玛哥哥显然不这样想。他让法奇玛读书，学汉语，同时也没放松对法奇玛的英语培训。法奇玛在语言方面确实很有天赋，现在他已经能流利的用汉语和食客们交流了。就是上学这事不好办，法奇玛说他不愿去有猪肉食堂的学校读书。扎尔玛知道弟弟其实是不忍心让自己一个人忙生意，于是只好给弟弟报名参加北门外给成年人补习文化的城关乡夜校。法奇玛每天晚上就和一帮4、50岁的城关乡农民一起学汉字。不过他学的不错，现在已经能结结巴巴的读报纸了，还自学到了初中一年级的课程。这让到现在还只能勉强用汉语和食客讲价钱的扎尔玛很欣慰，唯一让他对弟弟不满的就是他觉得弟弟心中的复仇烈火明显的降低了很多，而且弟弟好象对将来杀回沙瓦尔当部落酋长也没有什么兴趣。
就在扎尔玛因为法奇玛的思想教育问题而发愁的时候，前天下午，有个胸前挎着照相机的年轻汉人小伙子出现在乾县北门集市，将一张小纸条夹在钞票里交到扎尔玛手中。扎尔玛拿着纸条去县城邮电局打了个长途电话，回来后就告诉法奇玛：这两天不要去夜校上课了，有事做。
昨天晚上刚收摊，很久没有来过他们两兄弟租住地方的城关派出所所长突然带人前来拜访。在1名身穿便衣男子的注视下，一向对他们兄弟俩很客气的所长又一次仔细的检查了他们俩的证件，还让身后的片警煞有介事的登记了一下。临走时，所长还叮嘱他们：这两天要是看到有什么陌生人，特别是非汉人的男人出现，一定要及时向派出所报告。在所长装模作样的履行职责时，法奇玛发现那个站在警察身后的便衣男子在认真的查看小屋里的摆设。那目光让法奇玛想起故乡的猎鹰。
所长他们离开后没多久，那个前天找过他们的小伙子又开着一辆小卡车出现，这回他是一身跑货运的司机打扮。小伙子没进门，只是将一个小包交给扎尔玛，并且和他耳语了几句就离开了。
今天一大早，扎尔玛哥哥就让法奇玛一个人去北门集市摆摊卖烤肉，还让他拿着那个小包，并向他叮嘱了几句话：
要是有人来吃烤肉，对你用英语说你长得很象《荷马史诗》的作者。你就用汉语回答：不是每头河马都会写诗的。然后你就将这个小包交给他。不管那个人提什么要求，你都听他的。说罢，扎尔玛将一个不重但鼓鼓囊囊的麻袋放在手推车上的煤桶旁边，说到时候把这个麻袋也一起给他吧。
可现在已经11点了，那个神秘的客人还没有出现。法奇玛心中有点着急。他不是别的同龄人，他对这种神秘的游戏一点也不喜欢。在他看来，最好这一切都快点结束，自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读书。再长大点就去上海，他知道那里有不少自己的阿富汗老乡。挣点钱，想办法给扎尔玛把腿治好，以后兄弟俩再娶个老乡做老婆。过没有仇杀和武器的日子，这就是扎尔玛的梦想。
“达尼亚孜！来十串烤肉！”一句大声的，故意带点维吾尔人说汉语味道的男人声音，将胡思乱想的法奇玛惊醒。他看见烤肉槽前站着县政府的司机小李，此刻小李正咧着大嘴向法奇玛笑。小李身后还站着一位40岁左右，个头中等，体形偏瘦的男子。法奇玛和县城里别的商贩一样都认得那男子：乾县最大的官，范县长。小李就是给范县长开车的。
小李经常来光顾烤肉摊，喜欢和达尼亚孜开玩笑。他是范县长老婆家的亲戚，这是集市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集市上还都传说，范县长怕老婆，这小李就是县长太太专门派来看县长的。不过这个传说中怕老婆的范县长给达尼亚孜的印象还不错：这几年范县长也光顾过好多次集市，通常都是在夏天的某个傍晚，和县城里其他居民一样，领着自己体形富态的老婆从集市上东张西望慢悠悠的走过。“不象个官。”这是集市上别的商贩对这位县太爷普遍的评价。可达尼亚孜喜欢这个大官。他喜欢这个男人站在自己烤肉槽前，叫2串烤羊肉，然后和他太太一起站在那儿聊天时的平静随和。他也喜欢这个大官看人时，眼睛里流露出的那份热情和真诚，虽然这个人管着一个县，管着比整个卡伊尔部落多好多倍的人！
今天范县长神态却有点古怪。从小李手中拿过一串烤好的羊肉后，范县长东张西望的看了看周围，然后带着点失望的对达尼亚孜说道：“你哥今天没来啊？”口音带着浓郁的当地口音，虽然大家都说这位县太爷年轻时去美国留过学，还在上海呆了好几年。
“我哥哥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在家里。”达尼亚孜回答道。这话今天早上到现在，他已经说了几十遍了。
范县长怏怏的吃完了手中羊肉串，对小李说了声：“你吃着，我去转转。”说罢就将铁钎扔下，背着手在集市上走着。小李嘴里嚼着烤肉，大声对范县长喊道：“县长，要不要通知梁山乡中午你不去吃饭了？”
范县长狠狠的瞪了眼自己的司机，什么也没说就接着走了。小李吐了吐舌头，接着吃着烤羊肉，还跟达尼亚孜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因为化雪满地泥泞的集市上，有个卖烤白薯的老年商贩看着县太爷经过，笑着大声叫道：“范县长！买一个我的烤地瓜吃吧！我明年选举投你们一票！”
周围的商贩们都笑起来。范县长摇摇头，笑着对那个商贩说道：“老白，你的选票就值一个烤地瓜啊？再说了，你别当你陕西话说的好我就不知道，你是河南做生意过来的，家还在河南，要投票你也得回河南投去。”
周围的商贩们大笑。范县长摆摆手，谢绝了众小贩让他免费品尝食物的邀请，继续在中午的集市上走着。有个卖炒货的当地商贩冲他背影喊了声：“范县长，你放心，咱们乾县的老百姓明年还投你们自由党的票！”
范县长站了站，接着装着没听见这话，继续沿着集市的摊位向前慢慢走去。
自由党在陕西唯一的个执政县就是乾县，范东来也是自由党在陕西唯一一个执掌行政主官位置的党员。仅仅在4年前，范东来还连自由党党员都不是。甚至20年前在南京金陵戏剧专科学校读大学的时候，范东来还是社会党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
建国后到1894年，中国人的2位国父亲手创建的社会党都是国家议会内占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4年1次的国家议会大选几乎就是社会党的独家政治表演。但是1898年国家议会选举时，情况第一次出现了变化：那年因为之前整整2年多的通货膨胀，失业人数急剧上升，更加之1894年那场众所周知的退伍军人群体事件余音未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党政府多有抱怨。1897年年底，部分军方将军们开始带头表示放弃自己的选举投票权之后，众多的年轻军官因为出于对4年前退伍军人事件的震撼或对当时政府处理方式的不满，纷纷效仿，因此1898年大选后，社会党的席位由原来的78%猛然下跌到了57%！社会党全国大会被迫让希晓亮下台。
此后虽然社会党影响力占优势的军方人员中放弃投票权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但同时社会党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一直也在逐渐恢复。1914年的国家议会选举中，意外又一次发生：社会党竟然输掉了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福建等省的传统席位，在议会总席位当中的占有比例再次从69%下降到了54%！虽然还是国会内绝对的第一大党，但谁都明白社会党迟早要尝一尝在野的滋味了！
人们通常会以为：由首任政务院总理容闳创建的自由党对此当然会很高兴。可事实上，自由党的高层对这种局面是喜忧参半。
自由党一直以来都在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占有政治上的优势。这些地区的选民虽然在建国战争时期是社会党最早的忠实支持者，但也是建国后没几年就最先跳出来支持自由党的群体。原因很简单：在建国战争之后的经济建设中，该地区是最早的受益者，随后几年他们便对中央政府增大税收额度，投以重资扶持中西部省份经济建设的政策颇有怨言，因此经济政策上更倾向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事实上，自由党在该区域地方政治当中的优势，也确实起到了维护该地区有产者的作用：比如在1893年，国家议会勉强多数票通过的渤海经济圈开发计划，就是因为上述地区的坚决反对和不断捣乱而最终夭折的。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自由党执政的上海、江浙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社会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在货币和税收问题上的争吵，基本上每年都会上演上一回。
并不是所有的商人团体都在政治上支持自由党。从1870年代开始，除了中西部地区人群大多是社会党忠实的拥护者外，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团也支持社会党。中西部地区人群的政治想法很纯朴：他们普遍认为这天下是2位国父打下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做人可不能忘本啊！所以支持社会党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工商阶层支持社会党的理由也很简单：凡是江浙商人们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江浙商人们反对的，我们就支持！
建国战争以前，香港在经济上根本是没有办法和上海相比的。因此，由香港扮演经济火车头的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区域在经济上也没办法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相比。太平天国起义在当地大多数人看来，根本就是客家人和山地少数民族的暴乱，因此在建国初期的政治上闽粤商人更是输给了江浙商团。可“正义之拳”给了香港与珠三角新的机会：东南亚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被赶跑后，中国人迅速填补了他们在经济上留下的空白。一直以来就有向东南亚移民传统的广东和福建商人们呼啸而至，他们拿着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或香港招商银行开出的金融票据，不等上海江浙商人们反应过来，就和自己在当地扎根多年的亲戚们取得了联系，并依靠这些熟悉当地情况的亲戚们，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从纷纷撤退的荷兰或西班牙商人手中接过了橡胶园或种植园。其速度之快，胃口之大，令随后而来的江浙上海商人们目瞪口呆。
“江浙商人付账，闽粤蛮子吃肉，上海佬喝汤。”这就是中国江浙财团对“正义之拳”的总结。
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和闽粤商人有过广泛接触的邱明因此也被江浙财团嫉恨。因为建国战争的缘故，江浙财团想当然的认为这只无敌的军队当初是喝他们的奶长大的，因此首先就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可邱明显然不这样认为，他冰冷的拒绝了江浙商人们让他利用职权对闽粤商人在东南亚的收购行为进行限制的要求，从而被很多江浙商人认定是收了闽粤商人的好处。这也是邱明其后在1894年政治选举中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浙商人们恨他，可闽粤商人们也并不念他的情，更别说在选举时支持他。
被江浙商人压了20多年，好不容易才通过“铁拳行动”得到翻身机会的闽粤商人们认为：2位国父建立的这个朝代很是不寻常，这个朝廷的官场不是商人们可以玩的，最好是敬而远之。他们的证据之一就是江浙商人们并没有通过这场他们最先吆呵的东南亚战争获得太多的好处。他们的证据之二就是：上海商人们奉行的是谁来了就跟谁合作的原则，建国战争他们出的力远远没有江浙商人多，可最后什么好事他们都有份。连世界首富都是由一个上海人来当。
江浙财团对此有苦难言：当初对东南亚的战争的确是他们先吆呵起来的。可军队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他们能左右的，军情也不是他们随便能打听的。而且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东南亚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没那么容易对付。结果军方在宣战后开始招标商船跑最初的那批军品运输单的时候，江浙商人觉得风险大，把机会让给了闽粤佬。谁也没想到这2个老牌帝国主义竟然那么没用，一打就趴下了。结果这最初的一单就成了唯一的一单，一开仗就知道赢定了的军方谁还要运什么军品？江浙商人们得到胜利的消息后再出发时，自然就落在了驾着小商船跟着军舰跑的那帮闽粤佬后面。闽粤佬们首先觉察到胜利的到来，捷足先登。说起来驾船出海拿命搏钱这类生意，江浙人总是要比闽粤佬差点狠劲的。
通过东南亚的种植园和橡胶园翻身的闽粤商人们之后便急忙开始了他们的实业建设：化工、机械制造业、造船、乃至服装生产这些行业和江浙财团是没法拼了，发动机、航空什么的自己也不懂，可有了东南亚这个地盘，又有香港这个虽然比不得上海，但也算更靠近苏伊士运河的金融物流中心，咱们做点小东西总算可以吧？没过20年，伴随着汽车的大范围普及，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习惯的巨大变化，汽车用橡胶类产品和汽车玻璃，以及农产品深加工与造纸业木材业就成了珠三角和闽南的优势产业。华南和东南亚市场的商业回报，虽不能和江浙商团沿着长江一线拥有的市场相比，但也是很可观的。
广东福建等地的闽粤商人们和江浙财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如果说1880年之前闽粤商人是因为对社会党打天下的积威敬畏而不敢不支持，1880年之后则是因为既然江浙财团开始了对自由党的支持，他们自然也就选择了继续支持社会党。
但上海金融业的崛起，使闽粤商人和江浙财团们都迅速的黯淡失色，特别是上海的金融业不但有经济地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而且其背后还有上海在科技方面雄厚的实力作为基础。香港虽然也保留了英国人创办的金融市场，可香港没有科技基础，缺乏向股市不断注入新题材的能力，因此当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城市的时候，香港只能排在世界第11位。
不过这已经是到了1910年代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商人们的地域概念已经淡薄了很多。一个不会说一句上海话的闽粤商人，在上海这个城市中获得的认同会远远超过一个没他钱多的温州人或宁波人。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口音而决定自己对待客户时的态度。钱，认的只是钱，这就是上海的城市本质。本来因为家门口的大上海崛起而兴高采烈的江浙商人们，没多久就和闽粤商人一起陷入了迷惘。
上海人讲的笑话：一个温州商人认识一个潮州商人。189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我比你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反正你比我有钱，我尊敬你你也不会给我钱，我干吗要尊敬你？190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咱们俩一样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咱们俩钱既然一样多，我干吗要尊敬你？到了1910年，两人一见面潮州商人就说：咱们的钱都被上海人骗到股市里套牢了，咱们还是一起去尊敬上海人吧！
大体而言，社会党的选民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区占绝对优势。自由党的政治支持者集中在上海、江浙一带。西域省等新边疆区域，双方的支持者数量接近。有人说大资本家和底层民众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中产阶层支持自由党的居多；也有人说是喜欢政治上更保守一点的人群支持社会党，喜欢政治上更激进一点的人群支持自由党；甚至有人说学历高的人支持自由党的居多，学历低的人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不一而论。有个数据很有意思：自由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选举时的选民投票率都偏低，投票率常常是25%左右。社会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投票率通常都在35%左右。而且，边疆省份两党选票拉锯战的经验表明：只要某次选举的投票率超过30%，获胜的多半就会是社会党，反之则往往是自由党赢。
所以，社会党经常是号召选民积极投票，而自由党经常是提醒选民以谨慎的态度对待选举！
民众们并不都对政治感兴趣。据统计，除了1868年那次全国性大选，选民的选举投票率超过50%，达到56%外，此后的绝大部分选举中，全国的平均投票率都没有超过39。5%！期间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1898年的议会选举，全国的平均投票率达到了48%！而且那一次要不是因为选举前的舆论对社会党极其不利，国父杨沪生在投票前2天突然出面，呼吁人民给社会党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的话，社会党那次险些就要下野了！其实对西化味道更浓的自由党，中西部的选民们并没有什么好感。那次投票结果，主要是反映了民众对当时社会党希晓亮政府的不满，而不是对自由党的支持。
让社会党高层头疼的就是2位国父对选举事务态度的分歧！杨国父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远超过史国叔，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社会党在大选中处于不利地位，“隐退”多年的杨国父总是会适时在某个地方露面，走访平民，访寒问暖，然后这个消息便通过各类媒体向全国发布。社会党只要将这种新闻张贴在投票点的四周，自由党的选举工作人员基本上也就不吭声了。可因为杨国父这么介意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败，无意中就给了社会党党员很大的压力，让他们觉得仿佛输了某场选举就对不起杨国父似的。希晓亮当初干了一届便灰头灰脸的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下来后，就曾经私下抱怨说：要不是感觉背后的压力那么大，当初在退伍军人群体事件爆发时，他也就不会下那个臭名昭著的命令了！
史国叔用另一种态度让社会党高层头疼：他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就不再理睬国内的政治事务，而且还曾经在1890年的某天跑去找杨国父，说自己也要和他一起尝尝“垂帘听政”的滋味。这件事据说让杨国父很不高兴，史国叔走了之后，国父整整3天都不和别人说话。此事的后遗症就是导致1894退伍军人事件爆发以后，刚刚组阁没多久，急于让国父出面缓和局势的希晓亮政府却发现怎么也找不着杨国父了！直到事件已经结束，杨国父才在云南某个小镇上出现，而且拒绝和任何人再谈论国内政治。但是在1898年，看到自己的创建的政党有在选举中落败的可能时，杨国父就忍不住又一次出手力挽狂澜。
从那次杨国父出手救了社会党起，一直到1899年年底史国叔逝世，接近2年的时间内，据说2位国父就再也没有过单独的会面。
1894年冬，已经退休的史国叔被议会秘密授予权力，要求他非公开的负责整顿当时的情报系统。情报系统的某些人在退伍军人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事后又在国际反华势力利用退伍军人事件在国内制造事端的时候显得软弱无力。政治圈子内的人士纷纷要求改变这种局面。情报界人员，特别是高级主管在政治高层圈子里是很有政治影响力的。受希晓亮的影响，当时的政府缺乏对情报系统的制衡能力。国叔秘密出山后，首先就提出：情报系统不得再卷入国内的党派政治斗争，在职的情报系统人员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且1897年军方部分将领公开表示放弃投票权行为的背后，据说就有这位国叔的影子。此后，在国叔的监管下，整顿之后的情报系统真的没有插手1898年的大选。后来社会党的部分高层私下都认为：国叔的一系列行为是社会党那年差点翻船的重要原因。
据说，1899年年底，弥留前的史秉誉对杨沪生最后的遗言就是：不要再插手国内的政治事务了，议会内争吵打架总比街垒上动枪动炮打仗好。另外，史秉誉还对当时身边不多的几个人说了句让大伙很不明白的话：转告杨沪生，那边的不少悲剧，起初也是有人抱着好心去做的！
传说这番话被杨沪生听到后，国父沉默不语。但是在1901年年底，国父在参加某次书画展之后，曾经对身边的几个人说道：我们某些人就是迷信西方的那套政治体制！这套玩意我看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我看西方国家奉行这套制度的时候，也是麻烦很多嘛！
而且，史秉誉的女儿史依青也不止一次在半公开场合宣称：我父亲弥留的时候可没说那些话，那都是谣言！我父亲临终前对杨伯伯的遗言就一句：我平生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曾经和你一起并肩战斗！
国叔的这些言行自然让很多社会党高层人士对这位国叔不以为然。特别是军方将领出身的大部分高官，对杨国父都是有着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史国叔的这番遗言流传开后，这些军方出身的高官虽然不会和别人说什么，但私下里聚会时，都会说史国叔是老糊涂了，妇人之仁，是宋襄公。在他们看来，史国叔执政期间对自由党以及其他小政治党派的纵容，秘密出山后几年对军队和情报系统政治上中立化的执著追求，还有临终时用战友之情绑住了伟大的杨国父的政治手脚，都是导致社会党今日面临政治危机局面的主要原因。
不管小道消息如何，大道消息又如何，至少从史国叔逝世的1899年开始，杨国父就真的没再参预过国内的政治事务。直到1916年……
自由党高层一贯心照不宣的认为：只要杨国父还活着，自由党就别想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所以1914年的国会大选虽然自由党的席位急剧上升，但那真不是因为自由党做了什么充足的竞选工作。自由党高层很清醒的知道：类似广东福建这些地方的商人和市民们突然放弃了社会党，并不意味着他们开始认同自由党，只是出于他们对长期战争带来的财税压力不满，同时也是在向将更多的军品单放给中西部地区的北京政府表达抱怨。自由党的精力一直放在地方选举上，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多取得一些地方政治上的优势，为真正的公平选战做好准备才是最现实的战略。为了做准备，1916年自由党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以40岁出头的宋育信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班底的最大特点就是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9岁。自由党党中央似乎用这个办法向社会党表示：我们对争取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暂时还没有准备。
继1914年国会大选中差点翻船外，1914年地方政治选举中，社会党又丢失了不少地区的地方政府执政权。这预示着在1918年的国会大选中，社会党的政治前景将非常不妙。目前代表社会党执政的是史军，一个在1914年大选前，被社会党党内各派别基于平衡推出来组阁的人物。此前史军曾经担任过一届淮海省省长，政绩平平。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选举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社会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对他的提名。
此君上台后毫无政治魅力可言，因此社会党已经不指望他能为己方赢得1918年的大选。还好，1916年杨国父开始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1916年年底，社会党的高层都发现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邱明有重新被国父赏识的迹象。如果欧洲战场的局势能在1917年年底前有明显的改善，那邱明在1917年12月30日之前退出现役，充当1918年社会党的大选领袖，再加上杨国父再出手敲敲边鼓……美妙的前景让社会党高层们人心大振！
在这种前景美妙的时刻，一些小的不和谐的音符总显得那么的刺耳！比如1914年年初的地方政府选举中，社会党的忠实支持省份陕西省就出了点麻烦：这年夏天的地方政府选举中，1位自由党人竟然领着人赢得了某个县县议会的选举，成为该省唯一的一位自由党人县长！
此人就是范名东来，1878年出生，这年才刚刚36岁。范家也算是乾县的大户，诗书传家。范东来从小就去了西安读书，中学毕业后又去南京读大学，学戏剧专科，之后出人意料的还去了趟美国花3年时间拿了个地质学硕士学位，回到上海后又在一家大的有色金属矿产公司当技术部经理，负责公司在北方几个省的矿点勘探管理。
此等人物按理说和本乡本土已经没有什么事业上的关系，可偏偏此君是个疯狂的秦腔爱好者！35岁生日那天，范东来从矿产公司辞职，领着老婆孩子回到西安，拉了一帮秦腔艺人准备对秦腔艺术进行革新改造。1913年夏天范东来回家乡看望家人，正好赶上乾县在修水库，奉县政府的征调命令，自己小时候的玩伴们都在水库工地上。范少爷是个爱热闹的人，就开着家里的小卡车去水库工地上和玩伴们见个面。到了施工现场，看到水库的选址，范少爷的脸当时就白了。他找到水库施工总指挥部，对那个工程总工程师说这个水库的选址有问题，这地方他当年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后正好顺带考察过，这里的地质结构蓄水后很容易导致垮坝！施工必须得立刻停下来。
水库施工总指挥就是县长本人，那天不在。工程总工程师是县长从西安请来的一位所谓的专家。后来得知，这位总工也是县长小姨子的大姑子的老公。看到这位比自己小10多岁的年轻人愣头愣脑的样子，特别是在对方用英语说了几个自己都早忘光了的地质术语后，总工勃然大怒！当场就叫人把这个狂妄的后生赶了出去！
人命关天！这水库要是建好了蓄上水，下面3乡1镇的乡亲们从此可就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水晶宫！范东来花费了好大的功夫，第二天下午在县城某个酒楼找堵住了县长。县长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有这么个范家的愣头货在瞎闹，在客气而冷淡的听完了对方的陈述后，县长便说情况自己都已经知道了，自己会叫人处理的，随后就走了。
第三天，范东来看到水库工程现场还在热火朝天的施工。
关中汉子的那种执拗劲被激出来了！此后的2个月，范东来找了省里的部门，又找了地质方面的专家。折腾了一大圈子，范少爷带着几张轻飘飘的，由省里3个部门联合发出的“工程终止建议书”到了乾县。用2根手指拈着这几张纸，这2个月来，被范东来害得多跑了6趟西安，请人多喝了8场酒的乾县县长笑眯眯的对范东来说：
“你花费上这么大的劲干啥？这水库我今年修了不算，明年我还接着修，修完以后我最多蓄上设计容量四分之一的水。就当个摆设看。我这个县长是县议会推举的，只要不出大岔子，上面谁也拿我没办法！只要县议会同意修，这水库我还就真修下去了！”
范东来这2个月折腾下来，也发觉其实去年县长私下里就知道水库的坝址选错了，可他一定要把这个政绩工程做完，为明年的地方选举做连任准备。说是选举，其实在陕西还不是讨得社会党省里领导的首肯就行。只要哄着上面的领导高兴，社会党的陕西省主席和代表社会党执政的省长在选举宣传时下来转一圈，对四乡的头面人物们表示一下对现任县长的支持，当选连任就是必然的了。自由党在这个县的负责人是个中学校长，范东来这2个月可没少听乡党们描述县长跟训孙子似的训这位反对党领导的样子。而且范东来还知道：那位中学校长在县城西关新盖的房子，那椽子还是某天晚上县长让人开车给送去的呢！
范东来当天晚上开车跑到乾陵，一个人站在乾陵下司马道中巨大的石头翁仲之间，吼了2个多小时的秦腔。直到把嗓子吼哑。
中秋刚过，去上海南京呆了一个多月的范东来成了自由党党人，而且还是乾县自由党的选举领队。省里的自由党党魁也换了人，陕西文人的骄傲，当时全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会长，自由党人于大师回到了家乡，临时担任自由党在陕西的负责人。
小小的乾县，成了自由党第一次在社会党北方传统地盘上主动发起较量的舞台。
社会党陕西省的高层对此事很重视。乾县的那个水库工程下马，县长引咎辞职，一名官声颇清的县某局局长成为代理县长，并出面作为领导参与1914年的地方选举。然后很自然的，按照古老的习惯，对范东来品行的谣言，特别是他留洋时的品行的谣言开始在乾县满天飞。
此间故事颇多。总之在5个多月内，在西安来帮衬他的秦腔剧团唱了53台野台子戏，于大书法家挥毫给乾县留了79幅墨宝，乡民们为投票选举的事情发生了7次小规模的械斗，范东来的父亲差点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以及范太太差点要和他离婚，北京有人给社会党陕西省负责人打招呼劝诫他们注意工作方法，范东来偷偷哭了3回等等故事戏码上演完之后，1914年春天，经过第二轮选民投票，自由党终于赢得乾县县议会选举过半数席位。范东来经县议会选举任命成为陕西省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党的县长！
瘦了12斤！这是范东来宣布参加选举后到当选时的体重记录。
范东来就任县长后，于大师出面在西安摆了几桌子酒席，请的都是社会党在陕西的头面人物。酒席上，于大师宣布自己又要卸职回北京去了。席间，社会党陕西省的高层们惊愕的看到史依青竟然携夫婿彭小海前来助兴。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的社会党人们很庆幸自己没有拒绝出席这个宴会。
席间，于大师给范东来题了一幅字：要做汉子不做官！
范东来拿着字，牙关紧咬，沉默的点点头。
于大师还特意为过去5个多月，被这姓范的小子烦的要死的社会党大员们题了一幅字：吾乡吾土。
社会党陕西省负责人拿着字，若有所思。
于大师给史依青伉俪题的字就更简单了，两字：琴瑟。
史依青拿着字，嘴抿着直乐……
1917年2月10日，上午10点15分，陕西乾县。
瑞雪兆丰年。昨天晚上关中又普降大雪，早晨7点多钟雪才停。天亮后四野一片银白。可是等和县里的几个头头开完碰头会，上任近3年的范县长叫上司机开车出了县政府大院的时候，雪已经开始融化了。毕竟这里是已经立春后的关中。
按照晨会里他主动提出的分工，今天他应该是去西边的漠西乡，检查那边的春耕准备情况。看看漠西乡有什么需要县里解决的春耕物资困难。漠西乡因为分水的事情，最近和邻近扶风县的乡民发生了好几次冲突，是县政府最近关注的工作焦点所在。昨天也是他主动去北边的梁山乡看看。总之这两天，范县长出门都得从北门过。
司机小李觉得很奇怪：范县长这两天神色一直不太对。上车后一个劲的让自己把车开慢点，然后伸着脖子往外看。经过北门集市的时候，范县长突然说了声：
“小李，你把车路边一停。咱们今天再吃几串烤肉。”
年轻的县长有很多怪癖，其中一条就是爱吃烤肉，虽然每次吃得都不多。远的不说，昨天上午他就让小李陪着他在北门集市上转悠了半个小时，吃了几串烤羊肉，又和几名商贩聊了几句才走。小李急忙将车停在路边一个还没有开张的饭馆门口，然后看见在集市口那儿，有个高高胖胖的维吾尔商贩正在专心的照料着他的烤肉槽子。煤烟直冒。旁边有个年轻的维吾尔小巴郎在打下手。
“这帮新疆人真是能赚钱，这么早就把烤肉槽子架起来了。”小李跟在县长背后走着，嘴里唠叨着：“这个胖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这些年来卖烤羊肉串的维吾尔族商贩全国到处都是，乾县因为守着乾陵，也是个旅游地方，因此这北门集市上也就少不了烤肉槽内的煤烟和孜然的味道。
“烤肉，十串。”走到胖商贩面前，小李调皮的模仿着维吾尔人的口音说道。
“烤肉，十串！”胖子口音浓重的喊了一声。
小巴郎抓起10串串好羊肉的铁钎，放在烤肉槽子上，翻动着洒起调料。胖子神气十足的用手中的拦蒲扇扇了几下，扬起脖子大喊着：“羊肉串！羊肉串！唉――”
“喊啥呢！省点劲吧！这么早也就我们两个人会来吃烤肉。”小李笑着说道。
范县长微笑着打量着面前这个胖胖的商贩，说了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
胖商贩怪里怪气的说了句：“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司机小李扑哧一声笑起来：“你这个人，还真会讲笑话啊！”
胖商贩没搭腔，而是鼓起肚子，用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态看着范县长。
打量着对面这个高鼻深目，脸部皮肤极其粗糙，眼睛细小，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满脸烟灰，象是至少半个月没有洗过脸，头上扣着顶明显小一号的皮帽，身上裹着肮脏的棉大衣的维吾尔商贩。小李子差点被他逗得笑倒。可那个胖商贩自己却不笑，只是低下头去用破蒲扇扇着火。范县长干笑了几声，也不再说什么，就只是低头看着那个小巴郎子烤羊肉。羊肉烤好后，范县长心不在焉的只吃了一串，就对还在吃着烤肉的小李说道：
“小李，剩下的烤肉你拿回家去给你姐和孩子吃，昨天你姐说让你今天去家里帮着干点活。今天我自己开车出去。”
范县长所说的你姐就是小李的表姐，也就是范县长的夫人。范县长车开得很好，心情好的时候也爱自己开。小李点点头掏钱付账，手里拿着剩下的烤肉跟着县长一起回到车旁。把车钥匙交给县长后，小李从车中找了张新报纸，包好剩下的几串烤肉就走了。
范东来坐在车中，启动了着发动机，一边调试着倒后镜，一边向刚刚离开的烤肉摊那边看去。他看见那个胖商贩低头对着小巴郎说了几句，然后便看了这车一眼，转身向市场的另一头走去。
范东来叹了口气，驾驶着汽车从市场里穿过。经过那个低头行走的胖商贩身边时也不减速。他一直将车开到市场的另一个出口。这边接近一条修筑了一半的环城公路，凹下去的路基坑还没有填好，就象一条渠沟。很少有人会从这边进出市场。特别是在这个雪水泥泞的上午。
范东来将带着帆布蓬的越野车开到市场门外，紧贴着一道土墙停下。这样市场内的人就看不见这辆车了。然后掏出一根玉米芯烟斗，塞好烟丝点着。用玉米芯自己刻烟斗，是他在美国留学三年养成的习惯。这习惯他不准备改。事实上，在他的影响下，乾县已经有不少人也开始用玉米芯刻烟斗抽旱烟了。
抽了2口烟后，那个胖子已经从市场里慢慢走出来。等修了一半的路上，一辆拉石料的拖拉机响声巨大的开过去后，那个东张西望的胖子钻进了范县长车的后座。
车开动后，刚上车的胖子从后座范东来早就准备好的箱子里取出合适的衣服换上，又把脱下来的脏衣服塞进箱子里。搓去脸上的化妆，撕掉粘住眼角的透明胶布和下巴上的假胡子，长长的舒了口气。这时，范东来已经将越野车沿着凹凸不平的路沟开出了1公里。
范东来从自己怀中掏出一副黑框的平光眼睛，头也不回地向后递去，嘴里问道：“昨天怎么不来？上海那边已经来电话问了2次了。”
托马斯·莫兰特将眼镜戴上，从反光镜里打量着自己，嘴里嘟囔着说道：“差点就被人在半路上抓了！昨天只好又绕到咸阳郊区，晚上才过来。”
『49』谍恋花急难12
1917年2月10日，上午10点45分，西安。
倪小峰放下电话，面色阴沉的看了眼正在房间另一头忙碌的手下，大声的问道：
“情况怎么样了？”
这里是陕西站的会议室。从2月8日中午开始，这里就成了抓捕托马斯·莫兰特的临时指挥部。倪小峰一直吊着脸，40多个小时内只睡了2个钟头，害得其他人也只好陪着连轴转。听到他大声发问，陕西站的杨站长黑着眼圈，神情疲惫的陪着笑脸走过来说道：
“往河南方向和往河北方向的堵截都没什么消息，山西方向倒是来电说发现了外国人踪迹在黄河沿岸出现，已经派当地人员跟着警察去查证了。”
倪小峰站起身，大步走到房间另一头，仰面看着挂在会议室墙壁上的巨幅中国行政交通图，沉声问道：“关中地区的搜索情况呢？”
老杨走到他身后，小心的说道：“没放松，都梳了一遍。可倪局长您也知道，依靠当地警察的力量找这么一个人实在是……”
倪小峰面无表情的“嗯”了一声。
“也不能排除他重新潜回西安的可能！”他俩身后突然响起艾琳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外形的弱点，所以外国人越多的地方才是他越会去的地方。”
倪小峰回过头，看了眼刚从外面进来的艾琳，嗅到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道。他不以为然的说道：“你不在医院里好好躺着，跑这儿来干吗？”
艾琳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径直走到地图前，指着西安的位置说道：“40多个小时了，他不可能一直在外边晃荡而不被我们发现。他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还是在外国人和欧洲裔居民相对较多的城市。”
“简单的化妆也可以让他的外形贴近新疆那边的少数民族。”杨站长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倪局长前天下午已经请地方警察出面，将周围地区做生意的少数民族都检查了一遍，就更别说外国人了。”
艾琳看了眼默不作声的倪小峰，不再说什么了。她也将目光转投在地图上，好象要从那地图上看出什么端倪似的。
“大伙都辛苦了啊！”一阵爽朗的，乐呵呵的，但是又带着一股刻意体现的威严味道的笑声从会议室门口传来。屋子里靠近门口的特工们都跳起身来。“刘副部长好！”
站在地图前的3个人都急忙转过身去。副部长刘霁山由2名随员陪同，站在会议室的门口。
“刘副部长！您什么时候来的？”倪小峰急忙走上前去和副部长握手。不管实际关系如何，只要是在下属面前，倪小峰对每个上级领导总是很尊重的。
“就是啊，部里面也没说打个招呼，好让我们去机场接您。”杨站长跟在倪小峰后面大概半步远的距离，一边笑着，一边大声说道。
“知道倪局长和你们压力大，部里面临时让我来看看，看能帮同志们做点什么。”刘副部长一边和倪小峰笑着握手，一边扫视着屋子里的其他人大声说道。
“感谢部领导的关怀！”一直等倪小峰和刘副部长握完手，杨站长才上前一步伸出手去握部长的手：“欢迎部领导莅临指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部领导担心了。”
倪小峰退旁半部，脸上带着饶有兴致的表情看着在自己面前握手的这两个男人，这时候他已经基本断定：杨站长一定在事先就知道刘霁山要来了！做出这个判断后，他立刻抬起脸来对着远处墙边的艾琳，做了个别人难以察觉的暗示。
可不等艾琳低下头从人群后面离去，刘副部长已经大步向她走过去，关怀的说道：“这不是小艾琳嘛！听说你这回还受了伤，怎么还来工作啊？”
杨站长笑着说道：“艾琳同志这是轻伤不下火线，自己刚从医院里跑出来的。”
刘副部长听了后，脸上现出关怀和责备的神情，笑着说：“艾琳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能这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呢。”
勉强伸出手来和刘副部长握手的艾琳刚说了半句：“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就被刘副部长打断：“轻微脑震荡后一定要好好休息，留下后遗症就麻烦了！”说着，他松开艾琳的手，指着杨站长神色严厉的指示道：“杨站长，你现在立刻选一名女同志，陪护艾琳同志回医院。没有医生的批准，艾琳同志不能再出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