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页

“不要送了吧！”老温笑着说，“大家都很忙。”

“早晨的工夫，忙什么？芒种走的时候，没有热闹一下，那时咱们还没有组织。”老常说着跳到当街一个半截碌碡上，向村西那头扬着手吆喝了一声，几个长工，就都放下水桶跑过来了。

这些长工们，都在壮年，一清早就敞着怀，宽大的胸膛晒得黑黑的，走起路来，拿着摇鞭把赶大车的姿势。他们跑到小学校里，推出那架大鼓来。

一个年老的，在后面抡起两根像擀面杖一样粗的鼓棰。

这是惊天动地的音响。使小孩子们，顾不得穿裤子就跑到街上来了，妇女们一手掩着怀也跟出来。男女自卫队，踏着鼓点，迈着坚强的步子，排队过来了。

“欢送老温同志武装上前线！”

在子午镇大街上，是什么力量在鼓动人心，在激励热情，在锻炼铸造保家卫国的决心呢？是谁在领导，是谁在宣传？“同志们，乡亲们！”老常站在碌碡上说，“老温同志就去参加咱们的八路军了！他像我们一样，在别人家，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昨天才成了个家，今天就到队伍上去。这是我们工人弟兄的光荣，这是我们工人弟兄的榜样。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还是叫老温同志自己给我们讲究讲究吧！”他说完，就从碌碡上跳下来。

老温不愿意登台讲话，过去两个长工，差不多是把他抬到碌碡上去。

他站稳了，慢慢的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人弟兄们会明白我的心思。我胡涂了几十年，从去年七月间到现在，才从一连串的实际事儿里，看出一个道理来。我从共产党八路军这里看见了咱们的明路，日本和张荫梧过来了那就是咱们的死路，只有这个八路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才能赶走日本，只有参加这个八路军，才能解放我们工人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

“老温哥，你先走一步，我们就跟上来！”子午镇十几个长工，围着老温到村外来。

这样晴朗的天气，大鼓的声音是多么清脆！远近十几里都可以听到了，更何况那仄着耳朵站在小小庭院里的新人？

光荣，随着大锣大鼓的声音，飞到小院里来了，飞到女人的耳朵边、小孩的头顶上。它旋转着，跳动着，长久不能消散，一直到战争的胜利。

到摆渡口，老温才伸着大胳膊，把人们拦回去。在五龙堂的堤头上，又有很多人站在那里欢迎他了。

到城里一共是十八里路，在这十八里路上，老温有几十年的感触。到了城里，他才觉得肚里饿了，在十字街口找了一家豆腐脑棚，坐在临街的一张白木桌旁边的板凳上。掌柜的用围裙擦着手过来，老温说：“盛一碗，多加醋蒜！称一斤馒头。”

他掏出烟袋，抽着，望着大街上来往的车马、军队。在过去，无论是赶集上庙，出车走路，他最注意的是车马。牲口的毛色，蹄腿的快慢，掌鞭的手艺，车棚的搭法，车脚的油漆，车轴的响动。今天，他注意的是军队。

在他眼里，今天的队伍，已经不像去年冬天。去年冬天，我们的队伍，在服装上还是不么不六，在走动上还是一群一伙，今天的队伍，是服装也一律，步伐也整齐了，枪枝的披挂得法，马匹的鞍鞯齐备。

是谁在指挥，是谁在训练？农民们为什么这样快就变成了支持祖国北方的坚强的长城？从今天起，老温也就不是给当家的收割几亩庄稼，看养几匹骡马，他的职责扩大了，他是保卫这一片广大的乡土、关心祖国的前途的人民战士了。

掌柜的端了饭菜来，他慢慢的吃着，还望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北大街通着北关，是从保定来的大道，大街两旁都是客店，门口都还挂着久经风雨的笊篱。现在车马不多，街口上只有两挑卖馒头的柜子，几只卖青菜的筐子。从北边过来一个老年人，他的头发多日不剃，布满风尘，脸晒得很黑，皱纹像一条条的裂口。一身黑色洋布裤褂，被汗水蒸染，有了一片一片的白碱，脚下的鞋，帮儿飞了起来，用麻绳捆在脚背上。这是一位走过远道的人，他已经很疲乏了。可是，使人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好强的汉子，走在人群里，他拿着一种硬架式。从这个架式，老温猜想这也许是一位赶四五套大车的好把式。

老人后面，有一位中年妇女，她穿一身蓝色洋布裤褂，头上的风尘，脸上的干裂，和老人是一样的，她背着一个黑色的破包袱。

老人走到十字街口，等女人跟了上来，笑着说：“这可就到了，这就到家了，还有十八里路。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县里最热闹的西大街，你看那座石牌坊，是明朝的物件哩！”

“那我们就歇息一下子吧。”女人说话是外路口音。“要歇息歇息，”老人说，“还要吃点儿东西。来，吃碗豆腐脑，我有七八年不吃这家的豆腐脑儿了。”

老人招呼着女人坐在老温对面的板凳上，女人仄着身子把包袱放在脚底下。

老人的口音，老温听着很熟。他仔细看了看，从老人那在高兴的时候、眼睛里的跳动的神采，他认出这原来就是他多年的老伙计，秋分和春儿的父亲吴大印！

“大印哥，是你回来了呀！”

老人站起来看了看，就抓住了老温的两只手。

掌柜的端来两碗豆腐脑，老温说：“再拿二斤馒头来，一块算账。唉呀，大印哥！这咱们可就团圆了，就差你一个人了。”

他拉着吴大印坐在他的身边。大印说：“我出去七八年，没有一天不想念你们。人一年比一年的老了，在外边又剩不下个钱，光想回来，可没有盘川呀！今年听说咱们这里也有了八路军，改了势派，我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走！要饭吃，也要回老家。老弟，这一路真不容易呀，全凭你哥哥从小卖力气，修下的这副腿脚，换换别人，早躺在大道旁边了。老常兄弟好吧，芒种哩？”

“都好。老常哥是咱镇上的工会主任，”老温说，“芒种去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我对你说吧，咱这里可大变样儿了，庆山也回来了，是一个支队的司令，你看！”

“你看，”大印对那女人说，“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我们那个大女婿！”

女人正低着头吃饭，抬起头来笑了。老温说：“这是谁？”

“这是，”大印说，“这是你的新嫂子。出外七八年，这算是那落头。”

“我们这里的妇女可提高了，到镇上就要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哩，”老温高兴的说，“春儿就是主任！”

“春儿，就是咱们那小闺女。”大印又对女人介绍。

五十八

在县城里，吴大印知道了村里的很多事情，故乡的新的变化，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约略的轮廓。老温也和他谈了自己结婚，现在就去参军的事。直到天快晌午，豆腐脑棚的买卖忙上来，他们才分手告别。

吴大印领着女人回子午镇去，这十八里路，他走得非常快，女人得时时喊叫他等一等。

起晌以后，他们到了子午镇的东街口。墙院还是旧墙院，堤过上的柳树高密了。乡亲还是旧乡亲，子午镇的男女老幼都集在十字街口的广场上。

用碾场的碌碡支着台板，搭起来的席棚里，挂着宽大鲜红的幕布。它不像是庙会演戏，台上没有锣鼓胡琴的响动，台下没有各种叫卖的嘈杂。在席棚附近是严肃的、紧张的，好像在讨论什么要紧的事情。

一进街口，两个背枪的青年民兵，就把吴大印拦住了，虽然吴大印笑着说这里就是他的家，并且还能指着叫出一个民兵的小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可是因为他身上带来的过多的风尘，身后女人的远方打扮和外路口音，使得两个青年查问得越发紧了。

十字街口的席棚那里，有人在讲话，尖利又带些娇嫩的声音，传到村外来了，吴大印望见那里，是一个女孩子站在台上。

“那讲话的不是春儿？”他对两个青年民兵说，“我就是她爹！”

两个民兵才好像想了起来。一个民兵带他们到会场上去，在路上，这个青年也不肯安静，不住的用鞋尖踢着道沟边上的土块，说：“走这么远路，怎么你就不开个路条呢？”

“没有路条，我能从关外飞回来？”吴大印兴奋的说，“到了自己家门，我就该是活路条，谁知道碰上了你们两个年轻的，偏不认识我，论乡亲辈儿，你该跟我叫爷爷呢！”“咳！”青年民兵一拧身子，把枪枝换到另一个肩膀上说，“你就算我的亲爷爷，出外这些年，回来也要查问查问哩！你们先在这里站一站，不要搅乱了会常等妇女主任讲完了话，我再去给你通报。”

吴大印和女人只好靠着墙站祝他提着脚跟，望着自己的女儿，想听听她在白话什么。

“妇女同志们，”春儿在台上正讲的高兴，“今天这个大会，是个选举会，选举村长和村政权委员们的大会。我们选举的村长，是抗日的村长，是坚决抗日的人，是誓死不当汉奸的人。选他出来，好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妇女，在过去不能参加选举，就是穷门小户的男人，也不能参加选举。过去的村长，都是几个人唧咕成的，他们财大气粗，可是不给老百姓办事。今天参加选举，是我们妇女的权利提高了，我们绝对不能马虎，要在心里过一下，看谁抗日坚决，就选举谁！”

春儿讲完话，就退到后面去。这一回站到台前来的是老常。老常在台前这一站的姿势，引起了吴大印一段亲切的回忆：在从前，乡村演唱大戏，总得请上几个管台的人，管台的工作，是维持台下的秩序。乡下人看戏，要拚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戏唱到热闹中间，比如《小放牛》唱到牧童和小姑娘对舞对唱，《喜荣归》唱到花头一手叉腰一手扬着花手绢来回踏碎步，《柜中缘》唱到哥哥要开柜、妹妹不让开的时候，台下就像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乱挤乱动起来。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讲究看戏扒台板，就像城里的阔人，听戏要占前五排一样。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三五个人一牵手，就从人群里劈进去。挤到戏台前边，双手一扒台板，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撅屁股，这一动作，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摧折两手粗的杉篙，压倒照棚外的小贩；往前说，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演员失色，锣鼓失声。当这个时候，管台的人，就站到台前边来了，他们一手提着烟袋荷包，一手一按一扬的喊：“乡亲们！这是和谁过不去呀？还看不看戏呀！”

态度既从容又急迫。这样台下就会渐渐安静起来，管台的笑一笑，又退回打锣鼓的后面，抽着烟看戏去了。

这种角色并不好当，第一要有人缘，第二要有涵养，第三要人佩服。

面对着动乱的群众，他负责的显然是临阵指挥的工作。但是今天他的老伙计来到台前，并不是为了台下挤。

台下的人正在鼓掌，人们问什么话，老常笑着解答着。吴大印等不及，他说：“我可以过去了吧？”

“还得等一等，就要选举了。”青年民兵说，“我也要去投一张票哩！”

“我们也要去投票呀，”吴大印说，“赶上了，还能放过去？

我当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参加过村长选举哩！”“你刚来，你知道选谁？”青年民兵说，‘允许不允许你投票，我还得去问问呢？”

青年民兵说着就到台那里去了。这时台下放上了几张桌子，每个桌子有一位写票的，一位监视的。工农妇青，都按小组编好，拿着票到桌子前边，轻轻说明自己要选的村长，写好了，再投进台前的票箱里去。

那个青年民兵只顾自己投票，一直没有回来。吴大印着急，自己走过去了。春儿第一个看见，从台上跳下来。吴大印说：“春儿，别的事家去再说，我要写一张票！”

群众决定让新回到家乡来的吴大印参加选举，发给了他一张票。吴大印拿着票走到写票桌跟前，写票员小声问他：“你选谁？”

“我选老常。”吴大印说。

“他的大名叫常德兴。”写票员笑着说，“你真有眼力呀！”

选举的结果：老常当选了子午镇的抗日村长。老常站到台前来，讲了话，作了抗日的动员。去年冬天，高庆山在地里和他谈话，说工人可以当村长，他当作一个笑话听。现在，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他推托，他要担负起这艰难沉重的工作。最后，他约请他的老伙计吴大印发表一点回到家来的感想。

吴大印站到台上去说他的感想。他说，他出外不久，那里就叫日本占了，农民们更不能过活。在那里很受了几年苦，回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占了我们很多地方，他只能挑选偏僻的道儿走，整整走了三个月。可也见到很多新鲜事儿，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地面上，不管是铁路两旁，平原村镇，山野森林，湖泊港汊，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凡是八路军到的地方，农民们就组织了抗日的团体，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有时看着并不相连，有时又被敌人切断，可是，它们实际上是叫一条线连接着，这就是八路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政策。他知道这条线通的很远，它从陕北延安毛主席那里开始，一直通到鸭绿江岸的游击队身上。他想，这条线，现在是袭击敌人的线，动员群众的线，建立抗日政权的线；以后，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赶走日本。回到家来，看到村里的热烈的抗日气象，他要告诉大家的是：象我们这样同心协力坚决抗日的地面，是很宽广很强大的了。他要求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

在他讲话的时候，人们都往台前挤，高四海和秋分也赶来了。只有田大瞎子和老蒋退到远远的地方，低着头抽起烟来，好像不爱听。这一天，春儿家里，亲人团聚。一年以来，在子午镇和五龙堂，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流散在外的，像高庆山、高翔、吴大印，全都回来了，像芒种、老温，成群结队的从村里走出抗日去了。无论是回来和出去，分离和团聚，都是存了保卫乡土、赶走日本的一片热心的。

也有那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的，像田耀武和高疤。因为他们并不保卫乡土，只知道闹磨擦，乡土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不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的希望了。

五十九

这天下午，秋分又给爹娘送了一小笸箩白面来。临走，叫出春儿去说：“你的好日子到了，今天晚上。”

“在哪里呀？”春儿笑着问，她的脸有些发红。

“在我们家里，吃过晚饭，你就赶快去吧！”秋分说。

“为什么在你们家里，”春儿问，“我们村里没有共产党呀？”

“眼下，因为党员还少，两个村子合着成立了一个支部。”秋分说，“看你，哪村不是一样呀，普天下的共产党还是一家人哩，别说一条河隔不开，就是国家的边界也分不开、割不断呀？”

“还要开大会吗？”春儿问，“叫我讲话不？姐姐，你告诉我，到时候该说些什么呀？”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革命的同志，”秋分说，“同志的关系和姐妹不同。

它比起姐妹来，还要亲密。讲什么话，要出自你的心里，能叫别人教呀？”

春儿点了点头，姐姐走了。

春儿的心里，忽然觉着沉重起来。她想到入党不仅是高兴的事，从今天起，她是负起一种责任来了。一种重大的责任，她的生命，成了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她也要分担。她已经把自己的青春和将来，交给了党。党就要培养自己，使自己的生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完成最光彩最高尚的任务。

她告诉爹和娘，就到五龙堂来。

天快黑了，有三片红色的云彩留在西边的天空里。遍地是庄稼，一只鸟儿衔着一条青虫，正在吐着穗子的密密的谷丛上面飞腾，里面有新出卵壳的小鸟在啾啾叫唤。棒子吐出的红绒花，鲜艳得像结婚的新娘子头上的花朵。

小道旁边的园子里，已经搭起一个新窝棚，一对年轻的夫妻，并排坐在上面，把光着的脚板垂下来，共同看守着他们那已经结成的碗口大小的甜瓜。

“开园了吗？”春儿望着他们笑着说。

“还没有，”窝棚上的媳妇说，“瓜是熟好了，就等一个有福分的人了！”

“你还没有福分吗，”春儿说，“看乐得你快钻上冒天云儿里去了。”

那丈夫轻轻推了媳妇一下，那媳妇就笑着跳下来，摘下躺在垄沟边上的一个黄皮大甜瓜，跑到春儿跟前说：“今年算赶上吉幸了，你的小嘴儿顶有福，就请你给我们开园！”

“我有什么福呀？”春儿说。

“我看准了，”那媳妇说，“你今天一定有喜事。你吃了我们这瓜，管保我们今年能做好买卖，瓜园里，不涝不旱，不闹地羊，不出虫子！”

“好吧，恭喜你小两口儿发财，”春儿接过瓜来，打开就吃，“地羊虫子是你们管着，我只管不叫日本鬼子来糟蹋你们的瓜就行了！”

“我说你是顶有用，顶能叫我们幸福的人么！”媳妇高兴的跑回窝棚里去了。

一路吃着甜瓜，春儿也很高兴，她回头望望，那一对夫妻说笑着钻到窝棚里睡觉去了。

春儿觉得脚下的土地，头上的天空，庄稼和人民，都在自己的身上，寄托着亲密的希望。

春儿过了河，上了堤坡，天空出现了那颗大明星。姐姐正在小屋门口等着，领她到屋里去。

炕上地下全打扫了，靠南边的小窗户，摆好一张桌子，变吉哥正装饰着他画的毛主席像。一盏明亮的灯放在窗台上。

高四海严肃的望着毛主席的画像。变吉哥安排好了，回过头来笑着说：“大伯，你知道画这张像多为难呀，遇见从延安来的人我就打听，有没有毛主席的照片，后来还是庆山哥给我借来了一张，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保存的，我高兴极了，买了好纸张、好笔墨，等到晚上，老婆孩子全睡下了，我安安静静的画，整整画了三宿才成功，你们看画得怎样？”“画得好，”高四海点头说，“他在望着我们，在鼓励我们，他经过了多年的艰苦的斗争，把党的事业领导到胜利。这些情景，从你的画像上，全可以看出来！”

“那样啊！”变吉哥高兴得红了脸，激动起来说，“大伯最能批评我的作品，秋分同志，你说哩，我愿意听听你的意见。”“是好。”秋分说，“面对着这张画像，就像毛主席亲自在前面指引我们！”

“春儿，你说说！”变吉哥说，“是为了你入党，我才精心画的呀！”

“我心里高兴极了，”春儿笑着说，“从今天起，毛主席来领导我这个穷孩子了！”

“那我们开会吧，”变吉哥立正了说，“我先向春儿同志介绍：高四海同志是五龙堂子午镇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我是支部的宣传委员，秋分同志是组织委员。同志们，我们今天举行春儿同志入党的仪式。我们接受春儿入党，因为她是一个敢于反抗地主压迫的雇农吴大印的女儿，因为她在抗日战争中勇敢负责的工作，对党的热情和忠诚。”

高四海讲话说：“春儿！你还年轻，你要知道我们党的历史，要想念那些为党艰苦的工作和英勇的牺牲的人们，秋分！你把我保存的那面红旗取出来！”

秋分打开一只破旧的红油板箱，取出那面旗来。这是十二年以前农民暴动的时候，高庆山打着的旗帜。庆山把它插在堤坡上，在它的下面抵抗围攻的敌人，胸部的鲜血，染紫了红旗的一角。庆山出走以后，高四海叫秋分把它保藏了起来。它仍然完整，颜色凝重，十几年来，它不停的在这一带人民的心里招展。

高四海把红旗铺展在春儿前面的桌案上，它带着当年滹沱河边的风暴，壮烈的斗争和鲜明的理想，和这个女孩子的热情结合了。

春儿举起右手来，安静有力的说：“我要做一个好的忠诚的、积极斗争不怕牺牲的党员！”

会后，高四海又谈了谈子午镇的政治情况，把党员介绍给春儿，把她编在老常领导的小组里。

回去的时候，姐姐送她，在河滩里，慢慢告诉她以后应该怎样做工作，怎样团结群众和领导群众。

六十

高庆山支队原有的骑兵连，新近扩充成了一个骑兵团，芒种是个班长。

老温参加部队以后，就在这个班里当了一名骑兵。他原来要求并不高，就是当马夫也乐意，可是到班里以后，芒种发给他一支新马枪，还把全班最好的一匹小青马交给他骑。在我们的部队里，对于新来的战士，就像对待最小的弟弟，是什么也要让他挑选的，虽然按年岁说，老温在这一班里要算是最大的了。

老温看养和驾驭了二十多年牲口，在他手里倒换过的骡马也有几十匹了。他被惊车的牲口轧伤过腰，惊了犁踢破过脸，可是，老温能使劣性牲口是有了名的。对于牲口，他不只能从口齿看出年龄，从眼色看出性格，从蹄腿看出快慢，从肩膀看出力量，还能一鞭子下去打倒直立起来的牲口，并不损伤它的毛皮。他对牲口的使用法是：能打也能喂。在他手里调理出来的牲口，真是力大膘肥，驯顺无比。

当了骑兵，他渐渐知道，军队里使用牲口，并不完全像庄稼主。对一个战士的要求也并不像对一个长工的要求。牲口要喂好，这是一样的，但主要是训练得它成为战士的肢体，对牲口的感情也要加重，对待它，就要像对待自己的腿脚一样。他骑在小青马身上，就把小青马当做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了，马能了解他的意图，很好的完成战斗的协同动作。

他要和小青马锻炼成一个整体。就像爱人们幻想把男女两个人扫乱重分一样。他身上要有马的感觉，马身上要能寄托他的想像。小青马，跃进飞扬吧，当他冲锋陷阵的时候；小青马，迅速卧倒吧，当他隐蔽作战的时候。

虽然这匹小青马还只有四岁，已经长的非常高大，今后转战疆场，老温和它就不只关心对方的饥渴冷热，灾病甘苦，也细心的听着战友的呼吸和心脏的跳跃吧。

不久就有大战到来，冀中军区正在利用战斗空隙，进一步整训部队。

高庆山支队就要调往河间去了。老温请了半天假，回了一趟子午镇的家，看了看他的妻子。他往返只用了三四个钟头，站在院子里说了五六句话，他的目的不过是穿着新军装，骑着小青马，在乡亲、伙计、妻子的面前，晃一下就是了。

部队夜晚出发，骑兵团走在前面。在满镇过滹沱河。在五毛营过沙河，在张岗休息十五分钟，半夜就到了河间。

第二天是七月七日，芦沟桥抗战一周年了。芦沟的流水和月光，石桥和芦苇，还披带着敌人侵略的创伤，但它有的已经不只是创伤，也有了动员起来的巨大的民族的信心和力量。

它已经在看着祖国儿女的英雄行为含笑了。

冀中军区的阅兵在河间东关的古教场上举行。初升的太阳的多彩的耀眼的光芒，射向平原晴朗的天空。在教场中间的墩台上，竖起了一面高大的红旗在飘展作声。新近训练的青年的号兵们，吹着集合号。在附近的古代遗留的残断的碉堡上，有一只苍鹰展翅飞起，所有这一切，都在兴起战士们对于敌人的愤恨，对于战争生活的向往；也强烈的吸引着周围那些从事耕种的农民。

祖国现在进行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模巨大组织坚强的民族解放战争。吕正操司令员，高庆山支队长，高翔政治委员，站在墩台上检阅了他们所领导的、由冀中区青年农民组织成的抗日部队。

阅兵完毕，高翔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明抗日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过程，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才能争取到最后胜利。他打击了亡国论，揭发了投降论，也批评了速胜论。他的报告比起去年十月，更确切，更有事实的根据。他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描绘了大牙交错的战争，强调了政治动员的重要，又详细解释了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原则。

他讲的很生动通俗。经过一年实际战斗的战士们，都感觉政治委员是总结了他们每个人的经验，指出了军民全体奋斗的目标。这总结和每个战士的思想结合，加强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力量。

他们能够理解，受到鼓动，听得十分入神。坐在地下，抱着枪枝，相互称赞他们政委的讲话的才能，分析的能力。部队里的知识分子，平日虽有些自高自大，一听这样卓识远见的分析，也感觉到自己的理论水平太低，和政委比较起来，是相差太远了。

高翔的报告，依据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同年同月在延安讲演的《论持久战》。这两本书，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指南针，是通俗的兵书战策，是必胜的决算，民族解放胜利的保证。

《论持久战》，在冀中军区最初只油印了几百本，随后由印刷厂大量铅印出版了。这本书由“钢板战士”们精细刻写，由印刷工人们夜晚赶印，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用过各式各样的纸张。这本书由干部研究，向战士传达，由部队向老百姓宣传。随着它，部队前进，根据地建立，抗日武装扩大了。

它把必胜的信念注射到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战斗血液里。

六十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中区创办了一所抗日学校。这所学校，分做两院，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军事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

部队保送芒种到军事学院学习。行前，他捎一个口信给春儿，说到深县学习去了。他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深县，学校里到的人还不多，房舍也正在改造修理，看样子得过几天才能开学。他闲着没事，到旧州去玩了一趟，顺便打听：民运院是不是还招收学生，前来学习要经过什么手续？教务处回答说：现在人数还不齐。学生入院，一般的要经过考试，如果是地方上保送，文化程度低一些也没多大关系。芒种在回去的路上，坐在道旁大麻子棵下边，掏出钢笔日记本，给春儿写了一封信。叫她见信就来深县投考。

把信折叠好，赶进深县城，今天正是大集日，可是因为正在秋忙，遇不见一个他们那边来的熟人。把信交到交通站，又怕耽搁，他就站在十字街口等起来。

直等到晌午大错，才遇见一个贩蜜桃的，托他把信带到子午镇。小贩怕忘记了，把信压在桃堆里。

这些日子，春儿在家里倒比较清闲。她家地里的庄稼已经锄过三遍，今年雨水不缺。青纱帐期间，战争情况也不紧张。村里的群众基础，比过去巩固了，工作也顺利。自从父亲回来，她也有了照顾，新来的后娘，待她很好，帮她做饭做活。她自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姑娘，现在竟有些娇惯起来了。

这天晌午，天气很热，人们都在歇晌。春儿似睡不睡的，听到街上有卖蜜桃的声音。这个孩子，从来很少买零食。今天，她忽然从蜜桃联想到深县，想起吃个桃儿来。她跑到街上，卖桃的小贩刚进村，正把桃子放在南房凉儿里。春儿过去望着堆在筐子上面的小桃奴儿说：“多少钱一斤？”

“五百。”小贩蹲在两个筐子的中间，用一块白布手巾扇着汗。

“这么小的桃儿，”春儿说，“这样贵？”

“别不懂眼，这是真正的深州蜜桃，给西太后进贡的东西。”小贩说，“你尝尝，保管顺嘴流蜜！”

“我不尝你的。”春儿笑着说，“称半斤吧！”

她随手就刨开桃堆，正要挑拣，一封折叠着的信，像认识她一样，从桃堆里挺了出来，她立刻看见了那亲切的字体和自己的名字。

小贩正要向她打听这个叫春儿的住在哪街哪头，她已经把信打开，看的入了迷。她告诉小贩，不称桃了。谢谢他给带了信来，问他是不是到家里坐坐喝碗开水？就跑回家里去了。

小贩也高兴碰得这样巧，虽说半斤桃的买卖没有做成。他想：对于这位姑娘，这封信的内容，一定是比深州的蜜桃还要甜蜜。

刚刚看过了信，是要她去学习，春儿很高兴。可是当决定明天就走，她也像那些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孩子们一样，心里有些烦乱起来。

她经过村、区、县，写好了介绍信。她又和本村的同志姐妹们告别。

她到五龙堂去看望了姐姐。回来，一夜差不多没有合眼，年老的父亲就催促着母亲起来给她煮赶路的饺子了。

她带了一个挂包，装着她珍惜的纸笔和文件；一个小包裹，里面只有一身替换的单衣和一双新做的鞋。

子午镇到深县有六十里，走到双井村，天气就热上来了，一个人走远道，有些累得慌。

过了双井村，净是沙土道，走着更费力。好在这一带大道旁边，果木树很多，随时有树荫凉可以歇息。雨水勤，梨儿挂的很密。起晌以后，春儿就到了旧州。

旧州实际上只是一个小乡村，并没有春儿想像的那样热闹。原来的第十中学却占着很大的地势。红油的大门旁边，有两棵一般粗的大柏树，一棵树下面蹲着一头白石大狮子。春儿很少见过这样大片的青楼瓦舍，和这比较起来，她村头一份的田大瞎子家的宅院，也不成什么规模。一眼望过去，这个学校，给了她个大庙的印象。

校门口，有一个战士，来回走动着站岗。春儿想起，她是要进到这里面去学习，是来这里投考了。她的心很快的跳动起来，脸也腾的红了。

她被人领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教导主任是一个年轻人，看来是刚从部队上调来，春儿还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顾不上问，忙把自己的介绍信交过去了。

年轻人详细的问了问春儿在村里的工作，和她的家庭生活，就叫人来测验一下她的文化。前来测验文化的是一个年老的教员。他虽然也很喜爱眼前这个女孩子的活泼态度，却为她回答试卷的情况皱了眉头。

“我没有上过学，”春儿不住的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把卷纸也染湿，“我只是在冬校识字班里，念完了一本书。”

“你考的可是学院，”教员笑着说，“是大学哩。”“文化可以慢慢提高，”教导主任解释着，是在安慰春儿，“她有一定的政治认识和工作经验。”

“那你就听候榜示。”教员摇摇头，拿着那张如果没有几处污手印，就是一张完全的白卷出去了。对于榜示，教导主任又给春儿解释一番，就叫人带她去吃饭。

这一顿饭，春儿吃得很不安心。她不知道这究竟算考上了没有？如果考不上，又怎样回到村里？她奇怪：为什么对着一张纸，坐了那么一会儿，身上就这样不舒服，比三伏天锄几亩小苗还觉累？对于文化，她真有点害怕起来。后来又想，既是叫她吃饭，就有几成儿，心里一宽，才吃完那拨搅了半天咽不下去的一碗小米干饭。

吃完饭，有一个比她年岁大些，穿军装的女同志来叫她去做游戏。春儿一听这个女同志的口音，就和她攀起乡亲来。

女同志说：“把你那包袱放到我屋里，晚上就和我一块睡觉。”

春儿出大门，就看见那片大操场，一大群男女学生正在那里拣拾烂瓦和砖头。他们要把“七七”事变学校南迁以后，久经荒废的操场清理出来。

在这群青年学生里边，有些是穿制服的，更多的是穿着便服。他们多数是原来北平、保定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女学生有的是玉白色士林布短大衫，下边光着腿；有些是短袖漂白小褂，露着胳膊。这些当然都是富家小姐，有的脸上还擦着脂粉。她们的手很小很白，她们轻轻的蹲下身子，一只手小心的提着衣裳襟，在那里喊叫加油。干这种勾当，春儿觉得比答试卷要超脱得多，她的活泼熟练的动作，立刻引起了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然后，她们牵起手来，拉成一个大圈子，那些女学生很自然的把手伸给男同学，春儿找好两个女同学的中间，插了进去。把圈子拉圆，她们围着操场转。按照旧有的习惯，春儿觉得，她，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是幸运的参加到这些学生们的队伍里来了。但等到跑步开始，这些学生们就能看出：不仅在姿势和动作上，春儿可以作为她们的表率，在认真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上，这个女孩子更是远远的超越了她们。

六十二

榜示以后，春儿也跟着人们跑到大门口墙壁上去看榜，她从最后面找寻自己的名字，她的心怦怦的跳着，然而她的名字却列在了榜的前端。她是正式录取了，学院也正式开了课。

她们没有星期休息制度，芒种在一天黄昏的时候，来看了看春儿，给她送来一个他自己裁订的笔记本，还有一条用棉被拆成的夹被。春儿都收下了，在人群里红着脸送他出来，说：“你有什么该拆该洗的，就给我拿过来。”

“这些事情我都会做了，”芒种说，“我们都在学习，哪能侵占你的宝贵时间。”

学院是军事组织，制度很严，春儿把他送到门口，就赶紧跑回班里去了。当时，即便女同学们在一起，也并没人追问这些关于男女的事情。至于那些男同学，虽然平日对春儿很有好感，自从看见芒种来过一次，也只是从心里知道，像春儿这样一个女同志，好像是已经有主儿的人了。

学院的学习很紧张，上午是政治科目，下午是军事科目。雇来很多席工，在大院里搭了一座可容五百人的席棚。这里的教员都称教官，多数是从部队和地方调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参加工作较早又爱好理论研究，抱着抗日的热情来教课，在这样宽敞的大席棚里，能一气喊叫着讲三点钟。

春儿对军事课很有兴趣，成绩也很好。政治课，她能听懂的有“论持久战”和“统一战线”；听不懂的，有“唯物辩证法”和“抗战文艺”。虽然担任这两门功课的教官也很卖力气，可是因为一点也联系不到春儿的实际经验，到课程结束的时候，她只能记装矛盾”和“典型”这两个挂在教官嘴边上的名词。

春儿认识的字有限，能够运用的更少，做笔记很是困难。在最初一些日子里，每天下午分班坐在操场柳树下面讨论，她发言也很少。在这些时刻，她就时常望着远处地里的庄稼，想到在那青棵棵下面工作，虽然热得流汗，也比在这里“讨论”好受一些。她愿意讨论些乡村里的实际事儿，现在主要的是要记些教条。在一些日常生活里，她也有时感觉和这些学生们相处不惯。

主要的，她觉得有些人会说会写，而实际上并不爱去做，或根本就反对去做；好教训别人，而他自己的行为又确实不能做别人的榜样；想出人头地，不是从帮助别人着手，而是想踩着别人上去。春儿是个有耐性的孩子，在一些细节上，她很少和人家争吵，也知道帮助别人。有些事情，想通了也知道向别人学习。比如这些学生们很讲究卫生，很爱洗头发，每隔一个星期，就到后院的井台上洗一次。春儿觉得洗过了的头发，确实好看，因此，她除去向她们学习勤洗衣服和穿衬衣，也经常去打水洗头。她那特别乌黑的头发，立时引起了人们的羡慕。但是当这些学生只干净自己，不干净别人，甚至为了干净自己把别人和环境弄脏，春儿就不向她们学习，还要指出她们的错误。

她从不嘲笑别人。当她在讨论题目的时候，有时忘记和说错了，那些学生们是常常忍不住用手帕堵住嘴的。但当她们在树下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听见飞机声就那样惊慌，而有时飞过的不过是一只蜣螂，才强作镇静；偶尔又有一条绿色的小虫，爬上她们的脖颈，就尖声怪叫，活像挨了蝎子螫一样。

春儿虽然看不惯，也没有觉得好笑。她知道这些人从小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和自己并不相同。

这些女学生，有的也能热心的帮助春儿，好像也了解她。有时，在收操以后，她们叫着春儿到田地里去玩。这时大秋就要到了，遍地高粱，长得像红山一样。这些学生还只知道爱好风景，不知道关心老百姓的收成；她们面对着夕阳唱歌，并不问雨水的勤缺。她们问春儿：“你觉得在家里种地好，还是在这里学习好？”“学习好。”春儿说，“学习好了，我才能做更多的工作。我的文化太低了。”

“文化高有什么用？”女学生说，“现在就是生产和打仗有用。我还后悔自己有文化哩！我已经给我妹妹写信，叫她不要上学，快学织布。我羡慕的是像你这样的人。”

“你是笑话我。”春儿说。

“是讲的真话。”女同学说，“你出身好。”

“可是，文化总是好的。”春儿说，“我没有文化，我很痛苦。我要好好学习，希望你们多帮助我。”

春儿颜面上表现出来的真实感情，使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同志们很受感动。她们沉默了。

她们有的时候，发些怪问题，问的春儿不好回答。走着走着，她们会忽然指着一丛树木问：“春儿，你喜欢柳树，还是喜欢枣树？”

春儿想一想：柳树枣树对人们都有好处，就说：“我，都喜欢。”

这就使得提问题的女同学很不满意，说她白白的在农村长大了。春儿又想：枣树能结果实，柳树不能；枣木能砍油楔，能做车轴，而柳树有的只能砍马杓。就说：“我喜欢枣树，我好吃甜枣儿。”

这又使得女同学不满。女同学说：“在一切树木中间，我呀，顶不喜欢枣树。它是个孱头。发芽最晚，落叶最先，长年枯枝少叶，干巴拉杈。我顶喜欢的是柳树，春天还没有来到，她的身上就发绿发黄；她的枝条柔嫩，她的身态多姿；她是春天的信号，构成大平原风景的主要角色。在性格上，她见水就活，能抗旱也不怕涝，不管山地平原，气候冷暖，到处都有她的子孙。并且在一切树木中间，她落叶最迟　”春儿虽然觉得这些谈话里面也有一定的学问，可是她只能点头，并不能从心里感到兴味。

六十三

春儿在这里过的是军事生活。每天，天还很黑就到操场跑步，洗脸吃饭都有一定时间，时时刻刻得尖着耳朵听集合的哨音。夜晚到时就得熄灯睡觉，她没有工夫补习文化。有些课程，道理是明白了，可是因为记不住那些名词，在讨论的时候，就不敢说话，常常因为忘记一个名词，使得这孩子苦恼整天。为了记住它们，她用了很多苦功。

因为默念这些名词，她在夜晚不能熟睡。为了把想起来的一个名词写在本子上，她常常睡下又起来，脱了又穿上，打开书包抱着笔记本，站到宿舍庭院的月光下。

有时，庭院里没有月光，或是夜深了，新月已经西沉。她抱着本子走到大席棚里来，她记得那里的讲桌上有一盏油灯，里面还有些油。她把油灯点着，拿到一个角落里，用身子遮住，把那个名词记下来。

每逢这时，她的脑子很清楚，记忆力也很好。整个课堂里，只有她自己和一排排摆在黑影里的长板凳。席棚外边，有一排大杨树，一只在上面过夜的鹁鸪，在睡梦里醒来叫唤了两声。

在灯光下面看来，到学院的一个月里，这女孩子是削瘦了许多。她望着灯光喃喃的念着笔记本上的名词，当她记住了，她也就觉得困乏了。她想闭着眼休息一下再回宿舍去，可是头一低就睡着了。灯盏里的油也点完，灯头跳动了一下，熄灭了。

起初，她听见有人闯进课堂，绊倒了迎门的一条板凳，她还以为是在梦里。接着，她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进来呀！”

“看急得你。”一个女的笑着说。

春儿立刻惊醒了，心里突然怦怦的跳动起来。

“连玩的时间都没有，我看不出在这里有什么好处。”男的说，“人们还一群群的奔这里来，简直是自找罪受！你过来呀！”

“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去叫我，真把我吓死了！”女的说。

春儿听出是她班里的一个女同志，心里就更害怕起来。“理由不是说过了吗？”男的说，“并且我就是爱上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