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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威胁我。”女的说。

“威胁是爱情的集中表现，是发展的最后阶段。”男的说，“你为什么穿衣裳那样慢？”

“我们班里少了一个叫春儿的，我怕她回来看见了，看样子她又是一个党员。”

“怕她干什么？”男的说，“她一定也是出去打野食儿吃了，你以为她们都是些贞节烈女吗？他妈的，用大学的幌子把我们骗了来，却叫我们受大兵的训练，和一些野孩子们在一起。我知道你出身书香门第，受过的是教会办的大学教育，我们的身份教养相同，我们有相亲相爱的基矗”“你是个流氓。”女的躲闪着，“这些早不是求婚的光荣条件了，现在人家爱的是工农老干部。”

“我并不想在他们这里呆一辈子，所以还是按照我的习惯找爱人，”男的扑过去说，“这才叫生活。”

春儿很后悔自己打了一个盹儿，就陷入了这样难堪的境地。当这一对男女站起来要走的时候，男的用命令的口气说：“明天或是后天，有一个国民党的委员到这个学院里来。你要在女同学里串通一下，在委员来到的时候，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高呼口号：欢迎中央派人来领导我们的学院。你一定要执行，从今天起，我直接领导你。”

明天或是后天，委员并没有来。学院正为一个新鲜的问题，争论的有趣。不久以前，有从鹿钟麟那边来的一个姓胡的教官，据说，他是一个左倾分子，受那边顽固分子的排斥，要求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没有担任正式课程，却主持了一种课外的讲座，就叫“生活讲座”。

他背来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态度严肃，满嘴革命的名词，好像是一个很有理论修养的人。

但细听起来，他的唯物辩证法真是海派，他惯于添油加醋，他所作的比喻非常荒谬，他所有的用意非常下流。他从不用唯物辩证法去讲解革命和抗日战争，却常常去联系他个人的“生活”，甚至吃饭喝酒、聚赌嫖娼的历史。

这一次，他在学院的告示牌上，贴出来的新题目是：“自由恋爱”。许多同志认为：在紧张的军事训练里，这个题目会分散青年的政治热情，松懈他们的生活纪律，瓦解他们的战斗要求。但前来大席棚听讲的学生很多。又因为胡教官的颠倒是非的口才，拼命一般的叫喊，他竟能一战成功，被一些学生誉为名教授！

在他的讲演里，照例以革命的词句作引，然后引证了很多下流小说弹词和唱本上的故事，有时近于丑角的打诨，有时超过花旦的骚情。使青年们觉得：那些革命的理论，好像不是先烈的热血浇灌起来的果实，不是无数次壮烈斗争积累起来的经验，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抗日胜利，不是为了社会改革和文化的发扬。一切都被他利用，成了他个人哗众取宠的阶梯，招摇撞骗的工具。

凡是真正为了抗日和革命来学习，并且有了初步判断能力的同学，都非常不满的退出了教室。春儿因为文化低，必修科目还学着巴结，她很少参加这些课外的讲座。但是“自由恋爱”这个题目，确实也打动了这个女孩子的心。她在课堂里挤满了人的时候，才偷偷的站在后面去听了几句。她立时认出主讲的教官，就是那天晚上为了反动的政治目的，玩弄了一个女同学的人。

他把问题反映给党的组织。回到宿舍，她就发起疟疾来。隔一天一场，冷上来浑身打噤，热上来想跳进水井。她用了一些土方子，藏到别处去躲，跑到野外去丢，但疟疾并不离开她，越来越重。这种病夺色夺力，几场过去，这女孩子就黄瘦得像蜡捏的人儿了。

她不愿意到学院的卫生所去打针。班长强迫她，医生也来劝告，她才勉强的去了。打过一针，病就显好，对医生也就非常信任起来，第二天就自动到卫生所去了。

汉奸张荫梧在衡水一带抢劫了农民的食粮，收编了一些封建势力和土匪流氓混合的武装，又突然向北进犯，到了学院附近。

六十四

两个学院先后两期训练了将近五千个干部，那正是根据地非常缺乏有理论基础的干部的时候。这些干部投入实际工作以后，冀中区就转向艰苦的阶段，他们多数经过了考验，成了对革命有用的人。他们散布很广，几年以后，当有几位教官，从冀中出发，路经晋察冀、晋西北，到延安去的时候，一路上，不断的遇到他们的学生们。因为他们熟人很多，不被盘查，行军得到很大方便，同行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个“活通行证”的称号。

三个月的学习期间，春儿也有很多收获。主要的：她理解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持久战的方针；对于领导群众，她也觉得有些办法、有些主见了。

学习初期，那些因人设课的“抗战地理”、“抗战化学”，她虽然听不大懂、记不大清，对于她也有启蒙作用，她知道知识的领域是很广大的。对于各式各样的人，对于各种理论上的争执，她也有一些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了。

并且，当习惯了这个新的环境，心里有了底，学习有了步骤，她又慢慢胖了起来。眼下，她的像貌和举止，除去原有的美丽，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庄严。确确实实，她很像一个八路军的女干部了。

三个月期满，芒种在军事学院毕了业，要回原部队上去。

春儿成绩很好，学院留下她，当下一期学生的小队长。

芒种临走的时候，绕到旧州来看她。这几天学院正在青黄不接，春儿也有些时间，她请假送他出来。大队长问她：“那个小同志，是你的什么人？”

“我的一个亲戚，”春儿笑着说，“你怎么看着他小呀？他年下就要二十岁了。”

“现在才十月初，”大队长说，“离年下还远哩，同志！”

春儿先到学院附近一家小饭铺里，用她节省下的津贴费，买了几个油炸糕给芒种吃。然后，他们顺一条小路，去找通往城北边的大道。他们要通过一个大洼，大洼里是碱地，没有庄稼，只有一片片红色的草。在水坑里洗得洁白的绵羊群，躺在沙滩上晒着，阳光在这里，很明净也很强烈。一条小路弯弯曲曲通过草地，伸延到前面的大沙岗。大秋已过，路上并没有很多的行人，道旁边倒有很多肥大的蚂蚱，被春儿的脚步惊起，飞几步就又落下了。

它们都带着沉重的肚子，春儿不明白为什么它们不在那草丛中松软的泥土里生产，偏偏要找到这硬棒棒的道路上来？

“把你的被包给我，”春儿拉着芒种那打得整齐的被包上的带子，“我给你背一截路。”

“不沉重。”芒种说，“你背着我可干什么哩？”

“你轻闲一会儿。”春儿硬把被包拉过来，套在自己肩膀上，“看起来，你还没有我胖哩，被包带子怎么这样短呀？”

她用力拉着两个肩头上的带子，她的胸脯还是叫带子挤得高高的鼓了起来。

“勒死人了。”她说。

“来，我给你松一松。”芒种过去说。

“我不松。”她笑着奔跑到大沙岗上去了。

这条沙岗很高很长，站在上面也看不到它的头尾。沙岗啊，风从哪里把你吹来？什么年代把你吹到这里来？为什么把你吹到这里来呀？沙岗上树木不多，在通过沙岗的这条小路旁边，只有一棵黑树皮的高大的枝叶繁密的杜梨，它的叶子已经发红，今天天气还热，它的荫凉投到白沙上，就像在炎热的高山顶上遇到的一洼墨色的水泉。

“你回去吧。”芒种站住说，“把被包给我。”“我累了。”春儿把被包放下，坐在树荫凉儿里，“我们在这里休息休息，我们要分别了，我要和你谈谈。”

“在这个制高点上，四下里走路的人都望得见，”芒种也坐下说，“可谈什么呀？”

“怕他们看见呀！”春儿低下头去说，“我们就好比到这里来站岗放哨的呀！”

但是很长的时间，她并没有谈什么。她拔着沙地上的野草玩儿。在她旁边，有一棵苍翠的小草，头顶上歪歪着一朵紫色的铜钱大小的花朵。虽然到了晚秋的时候，它才开放了这样小的一朵花，它那乳白的多汁的根，为了吸收水分和营养，向地下作了怎样努力的坚韧的探求呀？它的根足足有一尺多长。

春儿挖掘着白沙下面的湿土，拍成一个小窑，然后用湿土在手掌里团成一个个的小球儿，放在里边。在小窑的旁边，她又堆起一座小塔。

“上了三个月大学，”芒种说，“你会闹着玩儿了。”

春儿笑着把小窑小塔全毁了。她用力拍打着，用沙土筑成一个小平台，在平台上面，轻轻的整齐的插上三枝草花。

“这是什么？”芒种问。

“看不出来呀？”春儿抬起头来，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庄重的问，“猜一猜！”

“你弄的那个什么也不像，”芒种说，“这都是跟那些女学生们学来的玩艺儿，我猜不着。”

“这就是你的缺点，”春儿不满意的说，“笨。不好动脑筋。”

“我是有这么一个缺点。”芒种不好意思的笑了。

“这是一个香案。”春儿指着那个小平台，抚摩着那三根草儿，“这是三炷香儿，咱们乡下结婚的旧规矩。”

她笑着伸过手去，拉着芒种站起来，替他挂好被包，说：“走吧，要不你就赶不到了，你看树影儿转到哪里去了呀！”

她站在沙岗上，望着芒种穿过一片梨树园，走到大路上去。有一架敌人的飞机飞了过来，它飞的很低又很慌促，好像是在侦察什么。

六十五

民运院第二期收生，变吉哥也被录取了。直到现在，他才脱下那破旧的长衫，穿上了全新的制服。可是，他脸上的胡子还是不常刮，下边的绑腿也打不紧，个儿又高，走起路来拿着穿大褂的架式，就很容易给人一个浪当兵的印象。

他学习很努力，讨论会上也踊跃发言，最爱和那些学生们争辩，参加课外的活动，他尤其热心。变吉哥常到担任“抗战文艺”的张教官那里去请教，非常热诚的去替张教官做一些事，在执行弟子礼上颇有些古风。

教官起初叫他给墙报画些小栏头、小插图，看出他有一套本领，就叫他画些大幅的宣传画，这样他的两只手上，就整天沾着红绿颜色。不久，学院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他担任演员又管理布景，遇见音乐场面上没人，就抓起小锣来帮忙。他很能照顾那些女同志，剧团里女演员又多，他实际上成了剧团的负责人。

现在学校强调联系实际，变吉哥的剧团常常跟着实习队到乡下去演出。

他走在最前面，打着一面小红旗。其实他像一只远行的骆驼，他的身上，上下左右都背满和挂满了东西。在背后，那个装着大幕布的包裹上面，驮着他自己的被包，人们看着这被包上面很稳当，又赶上来给他加上一把别人不愿意提着的胡琴。到了村里，他放下东西，就去看地势，拿着铁铲帮老乡修整戏台，登在板凳上张挂幕布。他们演的戏都很短小，一天上午，要演出四五个节目，差不多每个戏里都有变吉哥。老乡们热情的犒劳他们，在戏台旁边烧了一大锅开水，用筐子背来一堆粗磁碗。变吉哥绝不感觉劳累，一到演戏他总像神附了体一样。最后的一个戏已经演完闭幕，台下的观众也要走散，他不换服装，也不擦去油彩，又慌忙的从幕布里钻了出来。他哑着嗓子，对观众们说：“今天的戏就算完了，不早了，回家吃饭去吧！怎么样，大伯，你对我们的演出有什么意见？没意见，回去就照着我演的这个模范人物学习呀！”

“行了。”有的老乡回过头来说。

变吉哥已经攀到柱子上去解绳子拆幕布。

一些学生出身的演员，对于变吉哥这种演戏作风，有些不满。他们认为这样絮絮叨叨，会减弱戏剧的实效。但看到变吉哥这样做，实在是出于过分的热情，并不是想闹个人突出，也就不好意思提出来，只有时和变吉哥开个玩笑，说他像在跑江湖卖艺一样。变吉哥听了，点头认可，并不以为这是讽刺，他以为大家对他的评价很是适当。

他说：

“我们要向那些人学习，学习他们苦学苦练的精神，学习他们联系群众的方法。你们见过那在庙会上变戏法儿的，在他打锣开场的时候，只有几个小孩子守着他。在这个时候，他总不肯闲着，他叨念着和孩子们逗笑话。抖出一块白布来，在地下铺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蛤蟆，放它在上面跳几下，又收了进去。这都是为了招引人，在表演中间，在散场的时候，他都有一份和观众维系感情的诚意。使观众明知道戏法是假的，也还要掏出钱来，因为艺术是真的，感情是重的。在那旧社会里，凭一技之长，在人群里端碗饭吃，实在并不比今天容易！”

联系到过去的身世，说着说着，他竟有些伤感了。对于变吉哥，这只能使他对今天的宣传工作更加努力。下午，他又盘腿卧脚的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编写明天演出的新词了。

他的窗外，有一盘石碾，这也像一个农民，每天从早晨起一直忙到天黑。现在，有一位粗腿大脚的中年妇女在那里推碾。她已经推好一泡儿玉米，又倒上了一泡儿红粮。

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妇女，背着半口袋粮食。她的身段非常苗细，脸上有着密密的雀斑，可是这并不能掩盖她那出众的美丽。

“让给我吧，大嫂子！”她放下口袋喘着气说。“你的脸有天那么大，”中年妇女笑着说，“我好容易摸着了，让给你？”

“你是推糁子吗？”青年妇女问，“那我就等一会儿。”

“我推细面，晚上烙饼吃。”中年妇女说。

“那你就让给我吧，”青年妇女跑过去拦着她的笤帚，“我的孩子好容易睡着了，就是这么一会儿的空。”

“我就没有？”中年妇女说，“三四个都在村南大泥坑里滚着哩！你图快，就帮我推几遭。”

“呸！”青年妇女一摔笤帚离开她，“你这家伙！”

“我这家伙不如你那家伙！”中年妇女摊开粮食，推动碾子，对着青年妇女的脸说，“你那家伙俊，你那家伙鲜，你那家伙正当时，你那家伙擦着胭脂抹着粉儿哩！”

青年妇女脸上挂不住，急的指着窗户说：“你嘴里胡突噜的是什么，屋里有人家同志！”“同志也不是外人，”中年妇女说，“同志也爱听这个。”

青年妇女跺跺脚，背起口袋来，嘟念着：“我是为的快交公粮，谁来和你斗嘴致气呀！”

“你说什么？”中年妇女格登一声把碾子停了。

“公粮！”青年妇女喊叫着。

“你的嘴早些干什么去了？”中年妇女赶紧扫断了推得半烂的粮食，“你呀，总得吃了这不好说的亏！来，你快先推。”

青年妇女转回来，把口袋里的金黄的谷子倒在碾盘上，笑着说：“醒过人味儿来啦！”

“我是看在那些出征打日本的人们的脸上，”中年妇女说，“这年头什么也漫不过抗日去！”

她头上顶着一个簸箕，左胳膊挟着一个簸箕，右手拿着笤帚，挺挺直直的走了。走了几步，又转过身子来，说：“大妹子，你可把米碾细点。你的汉子和我的汉子全在前方。他们穿的还是我们织的布，吃的还是我们种的谷。”

“你那高粱还推不推？”青年妇女问。

“不推了，这样贴饼子正合适。”中年妇女走着说，“为了他们呀，我在家里吃糠咽菜也甘心！”

青年妇女默默的把谷铺好。她的身子很单薄，推着碾子有点吃力，天快黑了，有几只麻雀飞回来，落到碾棚的檐上，它们唧唧的叫着，好像在催促。

一个女孩子跑来。这女孩子穿的衣服很瘦很短，裤子又狠狠的往上兜着，身体显得格外结实俐落。她过去一帮手，大石碾立刻就轻快起来了。

“你不来，我着实费劲哩，”青年妇女高兴的说，“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样晚？”

“考试来呀！”小姑娘笑着说，“题儿很难答。我到家放下书包就跑来了。”

“回头和我一块吃饭去。”青年妇女说。

天黑了，她们要点着碾棚里挂着的小油灯，小女孩扒着变吉哥的窗台来借洋火。变吉哥问她：“你和她是一家？”

“不是。”小姑娘说。

“你们经常互助？”变吉哥又问。

“嗯。”小姑娘笑着答应，“我这个嫂子是抗属，我应该帮她做活。你问我们这个干什么呀？”

“唔，”变吉哥说，“我可以给你们编写一个剧本。”

六十六

变吉哥也常常编写一些小剧本。

变吉哥编写的剧本，在题材上，虽然也不外是青年参军，妇女支前，拥军优抗，送交公粮，但是在他的每一个小戏里，都有真实的群众生活的情调。

他的编剧和他的绘画一样，并没有经过多少明师的指点，差不多都是自学自纂出来的。

幼小的时候，他跟着一个堂叔父，在冬闲期间，学习过一本千字文，没有纸笔，他用镰刀在村边的土寨墙上习字。后来学习绘画，他才认识和积累了更多的文字。在他的生活里，凡是遇到印着和写着字的东西，他都非常尊重和珍惜，对于学习文字，他有超过一般人的热诚。

村中街头上的公私告白，粘在人家立柜上的喜帖，他都认真的去读。

流浪画庙的年代，对于那些用木炭或是粉块题在破庙墙壁上的诗句和谜语，尤其感到兴味，总是尽情的欣赏和批注。至于那些躺在道路上的残断的古碑，庙宇里悬挂的匾额，他就更当做伟大的作品来仰慕了。

结婚的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炕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在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

他喜欢听人讲说故事，在外边画庙那些年，冬天的夜晚，他常常和那些小贩，同宿在山村的小店里。他有机会听到了很多很好的故事，有时也受骗。一天下了大雪，小店的炕上早早的就挤满了人，后来的一个卖线货的客人，只好蹲在地下，他看见变吉哥睡在热炕头上，很是舒服自在，就说：“这样冷天，我们来说个故事吧？”

“你会说故事？”变吉哥一翻身坐起来。

“我会讲《西游记》。”卖线货的说，“平常忙着做买卖，我轻易不说罢了。”

“那太好了，”变吉哥催促着，“你快讲吧，人们一定爱听。”“这样公平吗？”卖线货的说，“你们睡在热炕上，叫我这说书的蹲在地下。”

“说的有理。”变吉哥说，“伙计们，那我们就给说书先生挤出一个地方来吧！”

可是，那些客人们都纹丝不动。他们好容易睡下了，宁可放弃听书，也不肯缩小自己既得的地位。

“这样吧，”变吉哥说，“你上来在我这个地方睡，我下去在你那个地方蹲着。”

他们换了一个位置。实线货的拿着会讲故事的架子，安排好自己的行李，慢慢的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眯缝上眼。

“你可讲呀！”变吉哥说。

“唔，”卖线货的说，“讲什么？”

“西游。”变吉哥在地下冻得直打颤。

“好。我讲。话说：唐僧取经到东天，骑着草白呜哇大叫驴　”实线货的并不会讲故事，他不过借这个名义，骗取一夜的热炕，而且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终于生了气，说：“我不会讲。你会讲，你就讲给我听吧！”

等到别的人真的讲起来，才证明他既不会讲故事，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鉴赏家，他睡着了。

变吉哥更好看戏，他能看到的只是在乡间跑大棚的那些戏班。只要戏唱得好，不分寒暑，他可以跑出二十里外去看夜戏。看完戏走回家来，天就亮了。前些年，这一带来了一个唱青衣的，叫小出云。变吉哥看她看的入了迷，他制了一些卖给小孩们的耍货，跟着这个青衣跑了四个台口。戏班在一个地方唱完四天，当夜就坐上接戏的大车，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演出，有时竟在一百多里以外。变吉哥也就背上他那不值钱的耍货跟了去，耍货里有红油的小轿车、小皮鼓，黄油的小碌碡、小木枪，把它们摆在戏台旁边，做着买卖听小出云的戏。在这十几天里，变吉哥完全忘记了道路的远近和自己的饥渴。

他同情和帮助那些出门卖艺的人，年节时候，凡是街上来了唱独角戏的，唱十不闲的，说书为了卖针的，变戏法带着卖药的，都找他担任散筷子的职务。当演唱终了，再由他收回那些插满过年的饽饽的筷子，卖艺的人对他十分信任和感激。

六十七

十月，武汉失守。十一月，冀中区的敌情就很严重了。敌人在正面战场对蒋介石诱降，并在蒋介石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抽调大批兵力，进攻八路军，认为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心腹之患。敌人又是先从东北角上蚕食，侵占了博野、蠡县，这次并用公路把据点连接起来。不久，深县也被敌人侵占了。

学院转移到深南地区。一天，变吉哥，春儿，还有教“抗战文艺”的张教官，接受一个任务，到滹沱河沿岸，慰问一支新来到冀中的部队。起初领导同志并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部队。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公路，要预先计划好可以依靠的社会关系。在路上，张教官提议第一天晚上，就宿在他的家里。

张教官家中有一个很好的媳妇，参加工作以后他很爱回家，每逢行军，只要向着他的家乡的方向前进，他就走着特别有精神，说话也多；如果是反着方向，他就觉得腿脚沉重，因而也就沉默寡言。这次，他这样说服春儿：“按说，我们的感情并不错。不过，她有些落后。”

“谁呀？”春儿正在望着前方警戒的走着。

“我的老婆。”张教官说，“她有些落后，不愿意出来工作。我们那里的妇女工作同志，能力很弱，她们说服不了她。我更说服不了她，她只是和我打哈哈。我好久就想：只有你能够帮助她进步。你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这是一个好机会，宿在我家里，你可以和她彻底谈谈。”

春儿笑了笑。张教官又说服变吉哥。变吉哥替张教官背着东西。他虽然道路不熟，却好跑在头里。也不爱打听，常常钻错了胡同，又退了出来，还是急忙忙走到别人的前面去。

张教官叫住他说：“变吉，我知道你喜欢书画，可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你见过的好书好画并不多。我家里书画很多，有一柳条包，还有一火柴箱。我也是一个穷学生，隔二跳三的才上完了大学。

我家里是一个富农。一个普通的富农，只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上大学就要省吃俭用，我这些书画得来的实在不易。你去了，可以翻着看看，对创作有帮助。我家里还有些颜色纸张，都是现时不容易买到的，我们可以拿出来用。”

变吉哥高兴极了。他帮着张教官说服春儿，春儿说：“走着看。”

现在，田地里已经没有庄稼，眼界很宽。农民害怕敌人进村放火，把秫秸、棒子秸、谷草和豆蔓，分散的垛在地里，不往家拉。道路上很少行人，地里跑着很多野兔。抗战以来，硝磺贵重，就是在初冬，也再看不见有人在漫地里踢跶着打猎了。野兔们变得胆子很大，可以沿着道旁，和人们面对面的行走，等到你伸手去捉，它一闪就窜到柴火垛后面去了。

在黄昏时候，他们过了公路。应该记住，他们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通过敌人修筑的公路。天空很晴朗，四野里没有一个人，离公路还有好远，他们就快跑起来，跳过公路的封锁沟，变吉哥还跌了一脚，春儿走到公路中间，立住，向东西两方面张望了一下，她看见公路翻掘起家乡的土地，伸延过来，就像敌人在母亲的胸膛上，狠狠的砍了一刀，心里骤然的搅痛起来。

张教官的村庄，四面叫白沙包围，在本县的地图上，称做“沙漠”。原有几处树林，都被敌人砍伐了，今后几十年，在这一带就会看不见参天合抱的大树了。村边，正在刮着一个旋风，那旋风像一条直直立起的长蛇，脚踏着白沙地面，头顶着晴朗的天空，它漫过小树，坟丛，沙岗，摧残着一切，滚滚前进。到了村庄的东头，忽然有一股黑烟火烬，卷进它的身体，其中夹带着哭喊的声音。

“情况不好。”张教官说，“我们在村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吧。”

他们跑到村西南的一座砖窑上来，一窑砖刚刚烧好，窑工们爬在窑道上，偷看村里的事变。

张教官认识这里的掌作张老冲。这老头子到这个时候还光着脊梁，白胡子飘洒在黑胖的胸膛上，抽着一条宽大的绣花围腰，站在窑顶后面。他指挥着张教官他们爬下，春儿感到身子下边滚热。

“我们的一个小队被敌人包围在村里了，”老头儿说，“他们本来可以撤出来，也可以隐蔽起来。他们叫敌人的疯狂劲儿气坏了，就打了起来，敌人太多，现在是撤不出来了。”

窑工们都焦心的望着村里。打水坯的模子翻在坯场上，闷窑的水担和水桶扔在窑道上，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家里的老小，现在主要的是这一小队战士的命运。

敌人早已经攻进了村子，但村子里很沉寂，除去不断升起来的烟火，简直听不到什么声音，也看不见有人往外跑，这种沉寂是可怕的。田野紧张起来，太阳停在远远的村庄上面，收敛了光辉，像一块烧红了又离开了风炉的铁。窑的附近，就连那一排排整齐的水坯，一垛垛高耸的柴火，都像在那里激动着。

“我们的一个战士上了房，”老头子提高了声音说，“咳，他受了伤，他躺在房顶上了。”

别人却望不见。

“他没有命了。两个鬼子上了房。”老头子的声音低下来。

接着，他喊叫，“好！他站起来了，他和鬼子拚了！”

人们听到了一颗手榴弹的爆炸，一家房顶上冒起一股黑烟。

村里又沉寂起来，那些房屋和树木好像僵直的一样。可是，街道上和房屋里正遇到了多大的灾难呀！

“跑出来了一个！”老头儿说。

这次人们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战士从村南头一条小胡同里跑出来，他的腿部受了伤，他不断的跌倒。有一个日本人追他。

“奔这里来吧！”老头子喊叫了一声。

那战士好像并没有听见，但是他奔着这里跑来了。日本人也跌跌撞撞的跟上来。战士的血滴在白沙上，窑上的人也可以看见。他挣扎到窑坑旁边，就倒在地上了。

日本人站在那里望着窑顶。

“我们不能放这个鬼子回去，他会报信。”老头子说。“战士身上有一枝枪，我们这里的人，谁会射击呀？”

望着那些窑工，他知道他们都不会，就叹了口气。

“我会。”春儿说着就从窑顶上滚下去了，她从战士身上摘下枪枝，在烂砖堆后面卧倒。日本人并没看到她。她瞄准的时间很长，最后枪声响了，老头子叫了一声好。

他们把战士埋葬在砖窑的附近。

六十八

他们等到天黑才进村。张教官的家是四合砖房，一个黑油梢门。他们到家时，张教官的父亲正要关门，看见儿子回来，有些吃惊也有些高兴，看见后边还跟着两个人，脸上又一冷，说：“怎么你们就赶这么个日子？日本人刚走！家家拾掇了个落落翻，在东头烧了好几家的房子，杀了四五口人。”

“我们还是往前走走吧！”春儿说。

“不要紧，”张教官的父亲怕儿子也跟着走，就说，“既然来了，就好歹在家里住一宿吧。敌人今天来了，明天不一定再来。家来吧！”

二门外边有一大架葡萄，月光从落了叶子的架上洒下来，使得庭院的景象阴森，人的心情不得安定。走进二门，张教官的老婆站在院子里，在月光照耀下，她那秀丽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给他们烧壶水喝。”张教官的父亲说，“赶上这个时候，家里也没好吃的。”

媳妇很怕难为了自己的丈夫和他带来的客人，她低声说：“爹！你到东头老马那里称点挂面吧。”

“我去换点。”张教官的父亲，在一条蹲在灶火旁边的破麻袋里掏摸着，“卖挂面的掌柜就是喜欢这个，这一本，你看不厚，能换一斤。”

“那不是我的书吗？”张教官跑过去，翻着麻袋，“怎么都装在这里面？”

“再别提你这书，差点没叫它要了我的命！”张教官的父亲两只手抖擞着，“东头你姐姐家，就是因为几本书，叫日本烧了房！眼下，这是顶犯病的东西！”

他又从麻袋里掏出几本，一起夹在胳膊窝里出去了。“这不是添了一大锅水，”媳妇掀开锅盖对丈夫说，“我们撕着烧了半天了。别说你看见心痛，我还心痛呢。我拣了几本硬皮好纸的，想留着当样册，还叫爹闹了一顿。”

“给我几本吧。”变吉哥蹲下身子挑选着，把自己的挎包塞满，又要过春儿的挎包，“我们背着它抗日去。”

“把我那些颜色和图画纸也给了他。”张教官对媳妇说。

一会，张教官的父亲换了二斤挂面回来，又掏出几本，在手里掂量掂量，说：“再去换点杂碎肉儿！”

这一顿饭虽然算是丰富，可是主人客人全吃得苦脸愁眉。

媳妇在外边拉着风箱，父亲蹲在旁边把一本本的书，撕碎了扔进灶火。

他抱歉似的对儿子说：“烧，也得晚上，白天就不方便。”

“把它埋了不好吗？”张教官说。

“埋在这里也是祸害。”父亲凄惨的笑着，“还是烧了吧。你以为我就不爱惜这个？这也是我地亩里的出产，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供给着你买来的呀！”

锅里的水大开着，沸沸跳跃着，女人拉着风箱，书的火烧得她心痛。

她热爱自己的丈夫，结婚以来，他们还没有一个小孩。丈夫的书和画，她的花样和布头，曾经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珍宝。丈夫常常把新买来的书，和她新做好的针工，一同放在她的陪送妆盒里。现在是一把火烧了，不留一片纸。

越是烧到最后，她越难过。她站起来，擦擦眼泪，到自己屋里去了。

她为了文化的遭厄，很是伤心，这个女同志，后来参加了抗日工作，当了一名油印员。到那时她才看到，在战争里，文化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有一些是毁灭了。但是，抗日战争创造了更新鲜活泼、更有力量的文化。这就是那些用粗糙的纸张印成的书报。这些文化产生在钢板上、石块上；它和从来没读过书的人们结合，深入人心，和战争一同胜利了。

“把他那些制服也找出来，”张教官的父亲在外边紧紧拉着风箱说，“那也不能存着，李家就是吃了一条裤子的亏！凡是安袖的褂子，直缝的裤子，都包在一起，我系上块石头，趁着天黑，沉到村北大井里去！”

“嗯。听见了。”媳妇慢慢开着柜。

“还有他在外边照的那些像片　”父亲说着咳嗽起来。

六十九

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低沉的气压。等到一切拾掇清，该烧的烧了，该沉的沉了，张教官的父亲才叫媳妇安排着客人睡觉。家里只有两条炕，变吉哥愿意张教官和媳妇去团圆一夜，那媳妇怎样也不肯，她把春儿拉到自己屋里去了。变吉哥、张教官，老人，三个人睡在西屋。

春儿和张教官的媳妇，早早吹灭了灯，可是不断的小声说话儿。这个媳妇给了春儿一个很好的印象。

“你认识字不？”春儿问她。

“小的时候，跟着哥哥念过一本头册。”媳妇说。

“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没有？”春儿问。

“参加了妇救会，”媳妇说，“有时也帮着集合集合人儿，统计统计数目字儿，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工作。”

“叫工作。”春儿说，“你为什么不出去？”

“出去是好，就是舍不得家呀！”媳妇说。

“你当家的在外边，舍不得谁呀？”春儿说。

“舍不得我这立柜、红箱、梳头匣子、镜子、花瓶、小吃饭桌儿；舍不得我睡觉的这条炕。”媳妇一边念叨一边笑，“庄稼主儿过日子，就是这么一堆呗！”

话音还没有落下去，街上忽然响了一声枪。

枪在街里乱响起来，听枪音又不像打仗，有的冲着天上打，有的冲着地下打，有的冲着墙，有的冲看门子窗户。这是土匪绑票的枪音。

在临街的高房上，有人大声喊叫：

“枪子儿没眼，有事的朝前，没事的靠后！”

接着砰砰的就是一梭子子弹。

“这是叛徒高疤的声音！”春儿吃惊的说。

张教官的父亲，叫起张教官和变吉哥，开门跑出来，砸了媳妇的窗子一下，就都上房跳到村子后面去了。

媳妇拉着春儿出来，说：“我们也从房上跑，后面就是沙岗。”

她扶着春儿上了小耳房，春儿刚要回过身拉她上来，从西邻的房上，跳过一个土匪，端着枪问：“别跑，谁是女学生？”

春儿没答话，转身就往下跳，一枪打过来，子弹贴着她的耳朵穿过去。

春儿栽到沙岗上，荆棘刺破了她的手脸。她等候那媳妇跳下来，她听见一声尖叫，那媳妇叫土匪捉住了。

街里，枪声夹杂着乱腾腾的叫骂、哭喊、哀求。土匪们架着绑住的人往村北去了。

春儿赶紧藏到一个刨了树的土坑里。土匪们从她身边走过去，到了最高的沙岗上，放了一声枪。春儿听见高疤打骂那些被绑的人：“喊叫！叫家里拿现洋来赎你们，你们都是抗属，不然就毙的你们这里！”

沙岗上接二连三的喊叫起来，里面也有那媳妇的脆弱的声音。春儿心里多么痛苦啊，那媳妇是为了让她快跑，才晚走了一步。不然，是会跑出来的。这是高疤新从张荫梧那里学来的政治绑票吗？

高疤不断往村里打枪，过了好久，从村里出来一个提着灯笼的人，一边走一边大声咳嗽：“朋友们！我是烧窑的张老冲。我给你们送钱来了。这不是，放在这棵大臭椿树下边了。”

“多少？”高疤大声问。

“四八三百二。”张老冲说，“白天刚叫日本抢了一下，硬货实在太缺。”

“你当过牲口经纪，连行市也不懂？”高疤喊叫，“牵你一条骡子，你得给多少？”

“咱们赌场上不见，酒场上见，”张老冲说，“看我的面子！”

“你这老家伙，还有什么面子！一个票儿再添二十，少一个，就叫他们抬门板来吧！”

这是一个女人。春儿听出是俗儿的声口，差一点没有呕吐起来。夜猫子叫的难听，如果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在一个桌面上唱和起来，那就更要命。

“女镖客！”张老冲打着哈哈，“在团长面前，你该给我帮个好腔才是，怎么还打破桃？”

“那就放下吧。”俗儿说，“你回去告诉村里，高团长这回不是绑票，是筹划军饷。”

“是。”张老冲提起口袋来摇了摇，洋钱在里边哗哗的响着，说，“过来拿吧！”

高疤过来提上口袋，喊叫了一声，又放一阵枪，就带着他的人马奔公路那里下去了。

张老冲打着灯笼，在一个拔了坟的大坑里，找到了那些遭难的人，给他们解开绳子。

春儿回到家里，那媳妇扑到她怀里痛哭着说：“你带我出去吧，家里呆不得了，我什么也不要了。”

张老冲提着灯笼，对张教官的父亲说：“不要难过。咱们宁叫财帛受屈，不能叫人受屈。钱财是倘来之物！不过，我要说大兄弟一句：可能是你拿书换杂碎肉的时候，走漏了风声！”

听说春儿她们要走，又自报奋勇，送她们一程。他对春儿说：“女同志，昨天有幸，我们见过一面。我自己再介绍一下：我叫张老冲，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好赖人儿。好事儿里面有我，坏事儿里面也有我。我认识高疤，我可不赞成他。这叫什么，日本人刚刚放火杀人走了，他们就来绑票，这叫趁火打劫！还说什么筹划军饷！这算什么军头？我，可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我从小赶趟子车，后来当牲口经纪，现在烧窑，也拉过宝局，也傍虎吃过食儿。可是我赞成抗日。高疤这回专绑抗属，又图财害命，又破坏抗日，证明他心肝都黑了，以后我就不招惹他，你们可别把我也看成他们一起。”

“你们村里那些民兵哩？”走出村来，春儿问。“唉！”张老冲说，“从一修公路，日本人又这么一闹，村里的工作有点儿泄气，同志，要打几个胜仗才行啊！这也不能怨老百姓，谁经过这个年月？可是，我们不能悲观失望。

当一辈子人，顺水能凫，呛水也得能凫。

看事情，就像交朋友一样，要往长远里看。当人家红火了，你才看见人家红火，那不算能耐；在他不红的时候看出他能红，这才算眼力。你们别看我无二八非了一辈子，我可不是个轻易就随风转舵的人。你看高疤今天夜里横不横？四条人命在他手心里攥着，愿意打就打，愿意骂就骂，别人不敢吭声，这算不算威武？可是我说他不行，他一百个不行，他没有好结果。日本人就不用说了，那更是暴横绝短。可是，依我看，它像我们村边常常刮着的旋风一样，谁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起来，只要留心，谁也能看到它的灭亡。它旋的越凶越快，消灭的就越麻利。日本没有根，它是没头没尾的旋风，在中国地面上做梦。它虽说找到了高疤这些人，这些人既是我们这一带的败类，就绝不会成事。反过来看，我们八路军找到的净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这一带地方的真正的财宝，结实的根。从人上看，八路军一准能成事。看见日本人修了一条公路，烧了几间房，有几天看不见八路军，或是看见八路军打了一两次败仗，就说抗日不行了，我绝不相信这个。天南海北，我哪里也去过，什么人物我也见过。我见过品正操吕司令。我见他，不是在他带领了多少支队，手下又有多少司令的时候。

我见他，是在去年七月间，他不愿意南撤，带着一支小队伍往回翻的时候。那时候，人们每天看见的是队伍往南逃，谁也没想到队伍会往北开。

我正在安国东长仕庙上拉着宝局，一天晌午，我站在那大庙的山门高台上吹凉风，看见他带着队伍从正南下来了。这队伍，鞋袜不整，脸上都有饥色，走的实在又困又乏。吕司令走在前边，脸晒得很黑，步眼很大。他看见我站在庙台上，就问：老乡！这是什么村庄？离城几里？我说：东长仕，离城八里。吕司令叫队伍站好，在我站的那个大石牌坊下边讲了几句话。这一段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段话是说我们要抗日，就不能怕艰难；我们的力量虽然小，可是有群众支援。他讲的很短，可是力量很大，我看见那些军队立时精神起来，结了结鞋带，就奔安国去了。到了县衙门口，把两门子小炮一支，就收编了伪商团一百多枝枪，这队伍越闹越大，后来打着野外，在十二村解决了土匪高建勋，我都亲眼见来着。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定吕正操这个人，行！”

老头子一路话语不停，送出春儿她们十里。

七十

天明的时候，春儿她们到了滹沱河边。使她们兴奋的是：她们已经知道，她们前来慰问的部队，就是那传说和盼望了很久的，贺龙将军带领的一二○师。

更巧的是：司令部就驻在春儿的家乡子午镇。她们在村东头一家贫农的北屋里见到了贺龙将军。突然见到他，她只顾得浑身打量，好像在这位将军身上，每一个地方都带着红军时代的灿烂的传说，都是那些出奇制胜的英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