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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八路军先减租，以后就要分田地，真的吗？”

“一定要做的。”变吉哥说。

走在路上，变吉哥向姑娘提出了一个他早就想问问又没有机会问的题目：“我给你画的像，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很好。”姑娘笑了笑说。

变吉哥辨别不出这笑里的真实含义。又问：“怎么好法？”

“我说画得很像，”姑娘比较认真的说了，“不过，我觉得也有些缺点，就是说，我还有点不喜欢。”

“这很重要，你快指出来。”变吉哥在创作上是很虚心的，有时简直可以说是从善如流，“我愿意你不客气的指出这个缺点，我非常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这就是，”姑娘又笑了，“你画的不好看，不是眉眼不好看，是我的头发，你画得乱了些，你应当等我梳洗一下再画，最好是等我把衣服也换一下。”

“这恐怕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变吉哥有点失望，但他不愿意表示出来。

他说，“画像这件事也是很难的。”“有时，我觉得好笑，”姑娘照直说下去，“你们这些同志整天写的写，画的画，占着那么多的人，又都是年轻力壮的，究竟有多大的用处呢？我看现在上级这个决定最好，叫你们帮老乡种地，多打一些粮食，比什么都好，你说对吗？”

“对是对的。”变吉哥沉默了。

回到家里，虽然浑身酸痛，变吉哥还是坐在小油灯下面，把这一天的印象，勾画在他的速写簿上。直到眼睛实在睁不开，他才倒下去睡了。

这些山沟，这些小小的零散的村落里，住满了八路军的机关和部队。

部队和机关人员依靠山沟，也带给它很多新鲜的东西，改变着它的原始的面貌。深山里的多年受苦、硬朗坚韧的汉子们组织起来了，他们积极的参军、运输、耕种。那些从来很少见到世面的妇女们，成群结伙，嘻嘻哈哈去上识字班，从八路军人员那里，她们学来多少有趣的知识和生活啊！八路军帮助这里的老百姓，帮助他们修盖房子，扫清街道，开垦生荒，培植树林。军队把大河滩里的几尺深的沙石翻到下面去，把埋在下面的泥土翻到上面来，种上这里从来没有见过的蔬菜。军队协同老百姓把泛滥的河道修整，开出许多能够灌溉田地的新渠。

阜平，阜平！这一向被人讽做“阜平不富”、号称“穷山恶水”的地方，就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立业起家的基地。你成了多少远来的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对你发生了多么浑厚的感情啊！在你的身上，一切可以利用的，都利用和发展了。在炭灰铺，煤坑和工人增多了，许多学生去参加煤炭的开采和运输。

在金龙洞，纸厂扩充，印报印书都用它的产品。

在温泉，我们建立了一处清洁安静的疗养所。一个学过建筑的干部，新近接受了设计一座利用山地工料的大礼堂的任务。一个农学家来了，他正在研究怎样捕灭边区枣树上的步曲虫。

在这里，一切都在孕育着，发展着，战斗着。它不断的要求能和它蕴藏的无穷力量相称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八十八

每年冬季，战斗一开始，边区机关就把大部人员派遣到前方去。今年，报社把张教官和变吉哥分配到雁北地区，名义都是记者。把干部派到前方，可以直接迅速的反映前方的情况。干部随着部队活动，可以受到战争的锻炼。

上层机关缩小了，行动转移方便，干部跟随武装，工作更有保障。这是万全之策。领导上重视张教官的写作经验和才能，从来，革命的队伍把知识分子看做难得的财富。可是张教官经历的锻炼少，在政治上，还不够积极进步。

叫变吉哥同他工作，是叫变吉哥随时向他学习写作，也是为了在生活和在政治上帮助他。

任务分配下来，张教官接受得很高兴。他高兴的是有他这忠心的大弟子作伴，另外在阜平机关里也实在闷坏了，有点到外边疏散疏散心情的意思。

战争的紧张和生活的艰苦，他都没有考虑。

起身的那天，张教官很早就打好了被包，打得很整齐。此外带一个灰布挂包，里面除去纸笔和一瓶自制的墨水，还带了一本残缺的唐诗。他总是好随身带着一本书籍。变吉哥办理了粮票、菜金、介绍信，就出发了。

第一天，行六十里，天晚时到达边区通雁北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站。交通站在一条小河的北岸，出勤的民兵集在桥头一排很宽敞的屋子里，地上铺着很厚的秫秸和草，人们围着火取暖。一群毛驴散在河滩上，等候装载。张教官和变吉哥在这里同交通站干部一起吃了饭，躺在草上睡觉。整个夜晚，交通站上紧张的交替着，喧吵着。他们干脆起来，帮助干部们登记柴草粮食，分配人员牲口，一到天明，就又出发了。

交通站的战时的紧张情景，很使张教官感动。大批柴草粮食的堆积，从各地来的民兵的呼喊争吵，毛驴排队走过河滩的叮叮的蹄响，使他看到了一幅塞外抗日的图画。这一天休息下来，在睡觉以前，他坐在老乡炕上，草成了一篇通讯，题名《交通站》，和变吉哥研究了一下，寄回报社去了。

昨天行军路程远，夜晚又写了文章，第二天起来，张教官感到有些疲倦。又遇上下雪，路上很难走。情况有些紧张，他们往北走，遇到的行人很少，看见有的居民往山上逃，打问一下，只说敌人出动了，离这里到底有多远也说不清。他们决定今天赶到目的地，找到机关，如果错过，那就麻烦了。

变吉哥在政治上负的责任更重一些，就更着急。但在路经一个大村庄的时候，老乡们又说没有什么敌情，街上还出现了一家小饭馆，张教官提议吃一点东西再前进。

这几天，他们吃的都是派饭，老乡们供给过往干部的不过是几个糠面窝窝，一盘干辣椒，行军一天，非常干渴，实在吃不饱。他们走进小铺，每人要了一碗汤面。

小屋里很暖和，一条小炕，上面放着一个火盆。张教官放下被包，上到炕上去，脱下湿鞋来，烤在火盆旁边。

掌柜的是个老大娘，动作很慢，还要现合面升火，看来很费时间，变吉哥想提议不吃了，但老大娘已经卷起袖子，把面倒在盆里，又看见张教官那十分疲乏饥饿的样子，只好也坐在炕上等着。

他看着大娘合面。大娘好像从来不洗手，只在替客人做饭的时候，才尽量把她手上的积蓄搓揉到面里去。变吉哥一来着急，二来嫌脏，就说：“大娘，我来替你合面，你先去升火，好不？”

大娘勉强答应了，变吉哥洗了一下手，插到面里去。张教官背靠着墙，闭上了眼睛。

灶火里刚升起烟来，街上忽然大乱，人群跑过小铺的门口。张教官一惊醒了，他从小窗里往外一看，对面山头上有一大队人和牲口。

“日本人来了！”大娘喊。

张教官抓起被包和烤得半干的鞋，变吉哥带着两手面，跑了出来。他们翻过右手的山坡，下面是一条冰河，趟了过去。过了河，棉裤袜子冻冰，成了挺棍，用力砸碎，才能行走。回头望去，村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老百姓又往回走了。“这是误会。”张教官说，“但对我这个好吃又不沉着的人，却是一次实际的教训。赶路吧！”

他们已经找不到正路，隔着一条河，也不便回到村里找向导。他们在一条小山沟里穿行，想翻过一个山坡，插到大道上去。山很难上，他们先把东西投了上去，然后变吉哥托上张教官，再由张教官拉上他去。上到山上，筋疲力尽，却再也找不到下山的路，只好在山背上走。天气渐渐晚了，雪又不停。

一直走到天大黑了，也望不到村庄，遇不见行人。他们担心遇到狼群，或是栽下山去，他们身上什么武器也没有。

“我们用笔墨参加了抗日战争。现在看来，会放枪才是最有用的人！”张教官说。

话虽然很慷慨，深知老师性格的变吉哥，却从里面听到了那情绪低落的弦音。

“我年轻流浪的时候，曾经在山里迷过路。”变吉哥像是安慰他说，“那时孤零零就我一个人，现在我们两个人，遇到敌人和狼，拣石头砸它就好了，这个武器是取之不劲用之不竭的。”

“是那样。”张教官说着，从地下拣起两块石头来，拿着走。走了几步，感觉沉重，就把它丢了。然后又拣起两块来拿着。

“我们总会遇到人家的。”变吉哥说，“雪下得很好，它可以照明前面的路。”

不久，他们望见远处山腰里有闪闪的火光，在风雪中，这像寒星一样的一点点光亮，有时显现有时掩没，他们又振奋又担心的奔着那里跑去，好像这是撑在他们手里的一盏灯烛，唯恐一阵劲风把它吹熄了。

他们欢乐起来，身上有了力气，也暖和了。冷饿、惊慌，不过常常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上的临时的点缀罢了。

这是一间靠着山坡的孤独的小屋，里面挤满了附近村庄逃难来的人。

小屋外面拴着一群牲口。经过一番查问，老乡把他俩让进来。小屋的门窗全破了，风和雪不停的扑进来，可是那些妇女们，就紧紧抱着孩子，靠在角落里睡着了。稍微大些的孩子，为了抵御寒冷，把身子紧靠在他们牵来的山羊身上，还有老大娘们抱来的鸡，在寒冷中不安的扑着翅子。

“日本人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烧光了，要在这里制造无人区。”一个醒着的老年人说，“我们今年冬天就要在这里过。这里很安全，鬼子们到不了这里，同志们走了远路，坐下睡一会儿吧，我这里有张破羊皮，来，盖上你们的脚。”

“谢谢你，大伯。”张教官说，“我们都带着被子。”

他们坐在地下，摸索着把被包打开，匀出一个，盖在那横七竖八躺在地下的妇女和孩子们身上，张教官眼里忽然充满了热泪。他觉得自己刚才在山顶上，感到自己是在受苦受难，十分可耻。在抗日战争里，身受更重更大灾难的，是他身边这些妇女和孩子们。

天明时，老乡们留他们一同吃饭。几家人伙用一个临时搭成的锅灶，小屋活跃起来，靠着它的四面墙壁，都升起烟来。小孩们奔跑在山坡上，拣拾着柴火。张教官和变吉哥，帮助他们到山涧里取来冰块，放进锅里，把他们米袋里的米也倒了一些进去。

吃饭的时候，老乡们围在一起吃。有的拿干的换稀的，有的把饼子放在别人家的灶火里烧热，有的给小孩讨一碗粥汤。大家很亲热，知道互相照顾，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灾难的生活把人们团结起来，平常在村里分居度日，为一些小事隔着墙争吵，现在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吃过饭，老乡们指给他们道路，张教官和变吉哥走下山来，在路上，遇到一支前进的队伍。他们闪在一旁，想找一位负责同志打问一下前边的情况，就看到了芒种和老温。平原的老乡们在山沟里见面，分外亲热高兴。芒种把他们带到团部，团首长叫他们随着队伍前进。

八十九

冀中区的抗日军民，尽力抢救了水灾，排除了积水，及时播种了小麦。

政府调剂了小麦种子，使被灾重的、贫苦的农民，也因为明年麦收有望，情绪安定下来。在冀中，每逢水灾以后，第二年的小麦总是丰收的。今年因为时间紧迫和地湿不能耕作，农民们就在那裂成龟背花纹一样的深阔的胶泥缝里，用手撒下麦种。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参加了这一工作，在晚秋露冷的清晨，无数的农民低扬旋转在广漠的大平原上。

小孩子们还带来用柳条和粗纱布缝制的小网拍，捕打那因为天冷伏在地上的肥大的蝗虫，装在小布袋里，拿回去做菜吃。

因为山地水灾更严重，部队又集中在那里作战，冀中人民虽然被灾，但有些过去的余粮，还是按时交纳了公粮。春儿帮助村干部们，向群众解释：“我们少吃一口，也要叫山地的人民度过灾荒，叫我们的部队吃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天每人省下一把粮食，集到一块就能养活很多人。我们苦一些，总是可以吃到麦收的。”群众都这样说。

春儿和村干部们都在行动上做了真实的表率。

但是征收到田大瞎子家的时候，田大瞎子提出他的地已经减少三亩的问题。

村干部找到老蒋家去，老蒋知道了田大瞎子不认账，说：“你们不来，我也得找你们去。这三亩地是我买的田家的，有文契中人在。可是，我把地租给吴大印了，说明是死租，租米他还没交，这公粮也应该由他负担才对。”

村干部们又只好去问吴大樱吴大印一听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他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原先是老蒋不会种瓜，才找我帮忙，我算个短工的性质。忙了半天，没落一个钱，怎么倒叫我拿公粮？我不管这地是谁的，反正赖不到我头上。”

“就要赖在你头上。”老蒋说，“我是把地租给你了，当面说得很清楚。”

两个人吵了起来，气得吴大印当天晚上没吃饭。村干部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现在这块地里还没有播种小麦，地在老蒋手里，迟早也得落个半荒。

吴大印家中缺地种，就叫他承租下来，根据边区法令，减租减息，好年头地主也不能随便收回，佃户有很多保障。至于公粮的事，这块地确是因为种瓜，寸草没收，可以请求上级减免。

村干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老蒋在火头上答应了。晚上他去报告了田大瞎子，田大瞎子喊：“你简直是一个老混蛋，你拿着我的地去送人呀！”

“你怎么骂人？”老蒋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竟敢和他顶撞起来，“你设的圈套，你自己去解吧，别想把我勒死在里面。”

“我去解？”田大瞎子说，“我要你干什么？”“我是你的什么？”老蒋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我是你的奴才吗？下人吗？狗腿衙役吗？你这个老奸臣！”“我的酒饭都喂了狗！”田大瞎子抓起桌上的一把锡酒壶，就掷到老蒋的头上去，一下打破，老蒋血流满面，跑到区上告了。

区上先找人用棉纸和一些草药面，给他糊上伤口。问了情由，同意村里的建议，决定由村里帮助吴大印，赶快在这三亩地里播种小麦，第二天，田大瞎子听见了，像疯了一样，提着一口大铡刀，站在地头上说：“看，谁敢种我的地！”

区上派人把他逮捕起来，因为他罪恶累累，决定交付公审。公审地点就在子午镇村边毁坏了的五道庙遗址上，这里是一堆烂砖瓦。这一天，天气很晴朗，没有风。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赶来了，凡是租种着或是租种过田家土地的人，凡是给田家当过长工或是打过短工的人都来了，他们挤到人群的前面。农民的怒火在田野里燃烧起来。

会上，由村干部控诉了田大瞎子历年来的罪恶：破坏抗日，勾结汉奸张荫梧，踢伤工人老温，抗拒合理负担，把政府对他的宽大当做软弱可欺。建议政府从严法办！

“不叫汉奸地主抖威风！”群众呼喊着同意了这个提议。

卷在抗日暴风雨里的、反抗封建压迫的高潮大浪涌起来了。一种积压很久的、对农民说来是生死关头的斗争开始了。一种光焰炽烈的、蔓延很快的正义的要求，在广大农民的宽厚的胸膛里觉醒了！

另外一个阶级，在震惊着，颤抖着，收敛着。他们亲眼看见田大瞎子，像插在败土灰堆里的、一面被暴风雨冲击的破旗，倒了下来。

送公粮到边区山地的大车队伍，在腊月初的风雪天气里，绵延不断，浩浩荡荡的前进。

细看起来，这队伍并不整齐，而且有时显得纷乱。其中骡马全挂的车辆并不多，最多的是单套牛车，有的多加一匹小毛驴拉着长套。还有的是在车轴上拴一条绳子，车夫一边赶车，一边低着身子往前拉，他是心痛他那力气单薄的牲口，初次走这样长远的道路。然而，如果从头看到尾，看到这一支从冀中腹地，甚至是从津浦线，一直延长到平汉线的、昼夜不息鼓动前进的大车队伍，我们就可以真正认识它的雄壮的气魄和行动的重大意义。

子午镇和五龙堂的车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队。高四海是小队长，春儿是指导员，她的任务除去政治工作，还要前后联络这些车辆和照顾那些车夫们，使得行进和休息的时候，人和牲口都能吃饱喝好，找到避避风雪的地方。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面羊皮袄，束一条搭包，头上戴一顶新毡帽，剪好的毡帽边缘，紧紧护着她的耳朵，露出的鬓发上，沾着一层厚厚的霜雪。

大车行军，遇到风雪是最大的困难。车夫们宁肯艰难的前进，也不愿意站在风地里停留休息。他们一心一意要赶到铁路边上，交割了任务。而大车前进，也像军人行军一样，前面顶住了，就要停止半天。每逢这样的时候，车夫们喊叫着，袖着手抱着鞭子站着，有的就在车底下升起火来，烤手和烤化冻结的抹车油瓶。

他们走到定县境，平汉路上隆隆的、彼伏此起、接连不断的炮声和爆破声，使远近的大地和树林都震动起来，拉车的牲口们，竖起耳朵惊跳着。

车夫们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激烈的战斗的声响，炮火的声音，完全把寒冷赶走了。

这是向敌人进攻的洪大的声响，是华北抗日战场，全体军民出动作战的声音。这一年冬季，日本向蒋介石进一步诱降，投降的空气笼罩着国民党的整个机构。响应敌人，他们发动了反共高潮。

我们发动了粉碎敌人封锁的大战，拔掉敌人据点，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这是一次强烈的总攻，战争在正太、同蒲、北宁、胶济、平缓，平汉、德石全部铁路上，同时展开。

芒种所在的部队调回了平汉线，两位记者同志也随同前来。各地民兵、民工，都来参加战争和破路工作。炸毁凿断，两个人抬起一段铁轨，一个人扛起三根枕木，一夜的工夫，平汉路北段就只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坑洼。

“把大车赶到山里去吧！”车夫们在路上呼喊着。

在铁路边缘，一种通过两道深沟的运粮工作，紧张的进行着，无数民工扛着公粮口袋，跑过横搭在深沟上的木梯，木梯不断上上下下跳荡着。

在这样紧张的战争情况和紧张的工作里，芒种和春儿，虽然近在咫尺，但也未得相遇，作一次久别后的交谈，那怕是说上几句话，或相对望一眼也好。实际上，此时此刻，他们连这个念头也没有。他们的心，被战争和工作的责任感填满，被激情鼓荡着，已经没有存留任何杂念的余地。

当把粮食平安的运进边区，平原和山地的炮火，还没有停止，而且，听来越响越激烈了。

九十

有一天，变吉哥站在驻地最高的一个山头上，遥望平原，写下一首歌词：我望着东方的烟霞，我那远离的亲人的脸的颜色。

你是为敌人加给你的屈辱激怒？

还是被反抗的硝烟炮火所熏蒸？

烟尘飞起，

是敌人的马队在我的村边跑过？

我听到了孩子们的哭声。

我望见你从村庄里冲了出来，

用寨墙掩护，

向侵略者准确的射击。

太阳从你的怀抱里升起了，

它奔着我滚滚而来。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已经把平原和山地的人民联系成血肉一体。

我们的阵线像滹沱河的流水一样绵长，

也像它的流水那样冲击有力。

亲人啊，

你的影子昨夜来到我的梦中。

我珍重战斗的荣誉，

要像珍重我们十几年无间的爱情！

这是一首简单纯朴的歌词。但是，即使是这样拙笨的并没有多大才华的歌词吧，假使它能幸运的伴同那粗糙的纸张和油印的字迹，遗留下来，使曾经度过这段光荣的岁月的人，在若干年以后，重读起来，也会感到特别的清新亲切，而不得不兴起再一次身临其境的感觉吧。它将在很多地方，超过那些单凭道听途说、臆想猜测而写成的什么巨大的著作！虽然它不一定会被后来的时隔数代的批评者所理解。

历史，究竟是凭借什么东西，才能真实的、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传之久远？在当时，我们是把很多诗文写在残毁的墙壁上，或是刻在路石悬崖上。

经过多年风吹雨打，它们还存在吗？河水曾经伴奏我们的歌声，山谷曾经有歌声的回响。是的，河水和山谷是永远存在的。

然而，河水也在流逝，山谷的面貌也在改变。歌声和回响，将随时代和人们心情的变化而改易。口头的传说，自然是可靠的碑碣，然而，事过境迁，添添去去，叫它完全保留当时当地和当事者的心情，也会有些困难吧？

这样，在当时当地写下的，真正记录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意志和操守的篇章，虽然幼稚，也就是最可宝贵的了。

当然，你这其貌不扬的篇章，也希望在将来，能遇到那真正的大手笔，当他苦心孤诣的网罗旧闻的时候，你能够幸运的被投入他那智慧的锦囊，成为他那真正的足以流传不朽的巨著里的一砖一石。但是，你或者并不愿意被那些文学上的不称职的人包裹而去。这些人，他们并不想去辛勤的用斧子和凿子剥开石头，从而自己也创造一座雕像。他们惯于在别人雕成的本来朴质的石像上，进行不必要的打扮和堆砌，给它戴上大帽，穿上臃肿的衣服，登上高底靴子。使人们看来，再也不认识那座雕像了，这样，就可称为是他自己的“创作”。或者，客气一点说，是“改编”吧。本来是一支小曲，从来就是用一支笛子吹奏的，经过他的改编，就必须动员整体的乐队，这确实是复杂化了，但是，声调完全不同了，听众只能无端的陷于嘈杂和热闹之中。

是的，你就带着本来的朴素的面貌存留下去吧！

当然，篇章的或是人的前途和命运，大体上是可以预见到的。时代分别划定了人们前进的路程。只要在康庄大路上行走，就可以每天遇到和你奔赴同一方向的旅客。

我们的整个故事，好像并没有结束。但故事里的人物，将时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走在我们的身边。你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学识和见地、阅历和体会、心性和理想，去判断他们每个人在将来的遭遇和结果！

不过，有些关于李佩钟的事，我想在这里告诉读者一下。李佩钟，在我们的故事里，并不是头等重要的人物。但是，一篇故事的作者，对待他的人物，似乎不应该像旧社会戏班的班主对待他的演员，有什么重视和忽视的分别。有些细心的读者，除去关心芒种和春儿是否已经结婚，也许还关心着她的命运。李佩钟自从那年受伤之后，身体一直衰弱，同年冬季，敌人对冀中区的“扫荡”，非常残酷，一天夜里，地委机关人员被敌人冲散，李佩钟从此失踪，很长时间，杳无消息。后来就有些传言，说她被敌人俘至保定，后来又说她投降了敌人。第二年春天，铁路附近一个小村庄，在远离村庄的一眼土井里掏水的时候，打捞出一个女人的尸体。尸体已经模糊，但在水皮上面一尺多高的地方，有用手扒掘的一个小洞，小洞保存了一包文件。这是一包机密的文件，并从文件证实了死者是李佩钟。这样就可以正式判定：当她们那一队人，被敌人冲散以后，夜晚，李佩钟一个人徘徊在铁路旁边，想通过沟墙到山地里去。据同时失散的人回忆，那一夜狂风吼叫，飞沙走石，烽火遍地。李佩钟或是寻求隐蔽；或是被敌人追逐，不得已寻死；或是在荒野里奔走，失足落到这眼土井里。土井里水并不深，也许是她太疲乏了，太饥饿了，太寒冷了，她既不敢呼喊求救，也无力攀登出险，就冻死在水井里，她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但在死以前，她努力保存了这包文件。

作者在描述她的时候，不是用了很多讽刺的手法吗？但是，她那苗细的高高的身影，她那长长的白嫩的脸庞，她那一双真挚多情的眼睛，现在还在我脑子里流荡，愿她安息！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严重的年月里，残酷的环境里，不管她的性格带着多少缺点，内心里带着多少伤痛——别人不容易理解的伤痛，她究竟是决绝的从双重的封建家庭里走了出来，并在几次场合里，对她的公爹和亲生的父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她参加了神圣的抗日战争，并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的生命。她究竟是属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队伍，是抗日战争中千百万烈士中间的一个。

她的名字已经刻在她们县里的抗战烈士纪念碑上。

六十节写于一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

六十一～九十节写于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五月。

一九六二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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