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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儿说：“去！你别这么眼皮子薄，嫌贫爱富的！你看过《喜荣归》没有，中了状元，还装扮成要饭的花子哩？越是有根底的人越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咱两个，谁嫌贫爱富？”芒种巴嗒着嘴儿说，“那天在柳子地里，你说的什么话，忘了吗？就听你的话，把枪拿出来吧！”

春儿从炕洞里把那枝逃兵留下的枪扯出来，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放在炕上，芒种抓起来，春儿说：“你先别动！”回身在破柜里拿出一件新褂子说：“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裳，你穿穿合适不合适？”

芒种高兴的穿在身上，春儿前前后后围着看了又看说：“好了，背上枪吧！”

芒种背上枪，面对着春儿，挺直了身子。春儿又在枪口上拴了一条小红布，锁上门，两个人走到街上来。芒种说：“我把梢送回去，到当家的那里一下，告诉他我不干了，我当兵去了！”

春儿说：“忙什么，先给他放着，没人挑水，他就不用吃饭！报上名回来再辞活也不晚！”

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街上一走，一群小孩子跟着，跑着跳着，扯扯芒种的褂子，又拉拉他的枪，农民们说：“芒种这是吃大锅饭去吗？”

芒种笑着说：“打日本去！”

妇女们问：“春儿干什么也穿的这么新鲜？”

春儿笑着说：“我这是去送当兵的！”

“哈！你这可是头一份！”妇女们欢笑着。

到了五龙堂，高庆山和芒种在山里原是见过一面的，秋分又说了说芒种的出身历史，和她们家的关系，春儿说了说这枝枪的来历，高翔说正愁没个可靠的人哩，就叫芒种给庆山当个通讯员，又派人去取了两套新军装来，叫他们两个穿戴好，说这样才能压住今天的场儿，就忙着一同参加整编高疤的队伍的大会去了。

整编这一带杂牌队伍的大会，在滹沱河一片广漠的沙滩上召开。事先，县里的动员会，就派人下来，把附近最好的棚匠们组织起来，拉来杉篙苇席，面对着河流，精扎细做，搭了一座威风高大的阅兵台。

这天，从早晨起来就刮大风。阵阵的白沙，打着人们的脸，台前那条宽大的横幅标语，吹得鼓胀了起来，和河里的水浪，一同拍拍作响。标语上写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参加整编的队伍有子午镇高疤的一个团，角丘镇李锁的一个团和马店镇张大秋的一个团。三个团长穿的整整齐齐，站在台上，调动着自己的队伍。

这些队伍挤挤撞撞，怎样也调动不开，简直是越调越乱，最后争吵起来，还有几枝枪走了火。三个团长在台上跳着脚乱骂，要枪毙那走火的人，可又查不出来。快晌午了，主持大会的高翔，请高庆山帮着把队伍调动一下，高庆山和三个团长商量，把营长们叫到台前，然后叫他们把队伍各自带开，再按着名字往场子里指定的地方带，才慢慢把会场稳定下来。

五颜六色的队伍，刚刚都抱着枪坐下，在会场周围，又来了很多小摊贩。自从各村成立起队伍，平地一声雷，增加了很多小买卖。什么馅饼锅，包子房，熏鸡柜子，豆腐脑棚子，专卖这些队伍，赚了一阵子好钱。今天听说三个团都在这里集合，又搭棚又开会，就都跟了来，抢占地势，刀杓乱响，一片叫卖声。一闻见香味，军队就又动乱起来，出去买烧饼吃。

高庆山又派芒种去劝说了一阵，小买卖们才走散了。

第一个讲话的是高翔，高疤先叉着腿站在台边上介绍说：“弟兄们，这是吕司令的代表高委员，拍手！”

台下乱鼓起掌来，高翔说：“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人民，现在遇到我们家门上来了！日本人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叫我们给他当奴隶，我们怎么办？”

“打狗日的！”台下乱嚷。

高翔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台下跟着他呼喊，狂风吹送着，河流奔腾着，高翔说：“我们要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同志们，你们是抗日的英雄好汉，你们看到敌人来了，并没有逃跑，也没有投降，你们背起枪来，反抗侵略者，你们是光荣的，祖国和人民尊敬你们！我代表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向你们致敬！”

台下欢笑着，队伍变得安静起来，高翔接着说：“我们的同志，参加抗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有的过去为生活压迫，夜聚明散，成了黑道儿上的朋友；有的是富家子，跟着枪出来的；有的是见今年年头不好，冬天不好过，出来混大锅饭吃的。今后，战争就要考验我们，谁也不能投机取巧。我们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整编成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抗日部队！”

随后，高翔宣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一些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的重要原则。接着说：“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光荣的战争，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我们不怕日本的武器好，只怕我们不齐心，不要看日本占领了几座城池，我们要在它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破坏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同志们！祖国仰仗我们，人民依靠我们，我们要勇敢的担负起解放祖国的任务，我们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高翔宣布了司令部的命令，整编三个团为人民自卫军第七支队，委任高庆山为支队长，高翔为政治委员。

十三

田大瞎子这几天，整天躺在炕上，茶饭无心。那天听见汽车叫，他以为是日本人来了，抓起小太阳旗儿就往街上跑，唯恐欢迎的迟了。到街上一看，竟是自己的儿妇，披着军装，跟着共产党高翔回来了，他赶紧把小旗一卷，挟在胳膊底下，低头回家。从此就没有起炕，他的女人见他愁眉不展，怕闷出病来，就劝他到外边转转，到相好的人家走动走动，田大瞎子斥打她说：“你不要管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连自己的亲儿妇都跟了他们，我还有脸出门见人！”

“提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干什么？”他的女人咬着牙说，“只当她死了，耀武回来我二话不说，就叫他写休书散了她！”“这不用你操心！”田大瞎子说，“等不到你儿子回来，她就不是你家的人了！”

风沙吹打着新糊的窗纸，河滩里开大会的声音，一阵一阵的扑到屋里来。田大瞎子说：“他们又要造反，去！把大门插上，我懒得听这种声音！”

他的女人刚要爬下炕来去插门，小做活的芒种，穿着一身新军装，背着一枝大枪进来了，直家的立在正当屋。田大瞎子的女人又爬回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田大瞎子直起身来，唬着脸问。“当家的！”芒种笑着说，“我不给你干了，我报上名当兵了！”

“唉！”田大瞎子吃了一惊，着急的说，“你这孩子，你怎么事先也不说一声儿！”

“怎么又怪我？”芒种说，“你不是早就说，今年冬里活儿少，人多用不开，叫我想别的活路儿吗！”

“我是叫你找个安分守己的事由儿，”田大瞎子挤着那一只失去光明的眼，“谁叫你跟他们胡闹去？他们净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好下场，说不定哪天日本人过来了，弄个风毛五散斩尽杀绝哩！你是个正经受苦的孩子，听我的话，把衣裳扒下来，把枪还了他们去！我天大困难，也养得起你。咱们东伙一场，平日我又看你这小人儿本分，我才这样劝你，要是别人，我管他死活哩！”

芒种正在高兴头上，听田大瞎子这样一说，女当家的也帮着腔儿，脸色和口气儿又是这么亲热，心里就有点拿不定主意，慢吞吞的说：“那怎么行哩，我已经报上名了，谁也看见我背上枪了！”

田大瞎子说：“那怕什么，你就说当家的不让你干这个！”紧接着又摆手，“不要这么说！你还是说你自己不乐意！”

“我乐意！”芒种的心定下来，“我不听你们的话，死活是我自己找的，也不用你们心痛，把我的活钱算一算吧！”

田大瞎子的脸一下子焦黄了，大声说：“你怎么敢不听话！你不听我的话，我一个大也不给你！”

芒种也火了，说：“收起你那大气儿来吧，不给我活钱，看你敢！”

扶了扶肩上的枪，一摔风帘走了。

女当家的张了张嘴说：“你看，你看，这不是反了吗？”

田大瞎子冲着她喊叫：“这你才知道啊！”

芒种从里院出来，到了牲口棚。老常刚刚耕地回来，蹲在门口擦犁杖，老温在屋里给牲口拌草，一见芒种这身打扮，就都笑着说：“好孩子，有出息，说干就干！”

芒种也笑着说：“我来和你们辞个行儿。咱们就了几年伴，多亏你们照看我，教导我。”

老常说：“教导了你什么，教导你出傻力气受苦罢了，从今以后，你算跳出去了，有了好事由儿，别忘了我们就行了。”

老温说：“芒种，听我说两句：咱们兄弟两个，这几年黑间白日在一块，虽说没有大不对辙儿，也有个不断的小狗龇牙儿。这些小过节，我想你也不会记在心里，这不是你就要走了，没有别的，咱弟兄们得再喝两盅儿。”

老常说：“不要叫他喝酒了。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军有军规，既然干了这个，就好性干，不要跟坏人学，要跟好人学，吃苦在前，享受靠后，出心要正，做事要稳，不眼馋，不话多，不爱惜小便宜，不欺侮老百姓。芒种：你记着我这几句话吧！”

老温笑着说：“你这都是家常老理儿，军队上不一定用得着。”

芒种说：“用得着，我都记在心里了。”

他觉得两眼发酸，就滴了几滴眼泪。老常说：“走吧，别耽误着了！”

芒种又拿起笤帚来，给他们扫了扫屋子，扫了扫炕，挑起水梢到井台上打回一担水，老温赶紧拦着说：“快走，这些事儿留着我干吧！”

芒种在长工屋牲口棚里转了几转，在场院里站了一下，望了望紧闭的二门，才和老伙计们珍重告别，走出了田大瞎子的庄院。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初冬：四野肃杀。一个十八岁的农民，开始跨到自由的天地里来。留在他身后的，是长年吃不饱穿不暖的血汗生活，是到老来，没有屋子也没有地、像一只衰老的牲口一样，叫人家扔了出来的命运。从这一天起，他成了人民的战士，他要和祖国一块儿经历这一段艰苦的、光荣的时期。

芒种想念着，走到秋儿家里来。篱笆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又把它关好。太阳照满了院子，葫芦的枝叶干黄了，一只肥大光亮的葫芦结成了。

架下面，一只雪花毛的红冠子大公鸡翻起发光放彩的翎毛，哽哽的叫着，把远处的一只麻丽肥母鸡招了来，用自己的尖嘴整理润饰着她的羽毛。

有一个红红的脸，在窗上的小玻璃后面一贴，就不见了，芒种知道春儿在家里。他推门进去，到了里间，看见她正低着头，面对着窗台做活哩。

“做什么哩？”芒种问。

“再给你做双鞋！”春儿说着转过头来，“换上二尺半了，真像个大兵了！

我给做的那褂子哩？”

“这不是套在里面，还做鞋干什么，队上什么也发！”芒种说。

“发了吗？”春儿说，“我先做好你穿上，要不，穿着这么新鲜衣裳，下面露着脚趾头，多不好看！”

“怎么看着你不高兴？”芒种坐在炕沿上，靠着隔扇门。对面墙上有四张旧日买的木刻涂色的年画儿，是全本《薛仁贵征东》，他望着别窑那一节。

春儿没有说话，眼圈儿有些红了。芒种说：“你这是怎么了？舍不得你这枪吗？我还给你放下，当了兵，不愁没枪使！”

“放屁！”春儿笑了，“你这就走了，我不知道还能和你见面不？”

“为什么不能见面，我又走的不远，无非在家门子上转游。”芒种说。

春儿说：“那可不敢定，一步一步你就离我们远了，你没见庆山，他一出去就是十年！”

“我哪里能比他！”芒种说，“我这一辈子能成了他那样，就是死了也不冤。你没见今天大会上哩，人家真有两下子！”“你得跟他学，”春儿说，“还要比他好，别叫姐姐笑话我们！”

“我记着你的话！”芒种说。

“你出去长久了，”春儿低着头说，“别忘了我。做了官儿，也别变心！”

芒种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急的胀红了脸，说：“你净说些没踪没影儿的话！我怎能变心哩！”

“有什么凭据？春儿抬起头来，红着脸，眼里有那样一种光芒，能使铁打的人儿也软下来。芒种说：“什么凭据？我得给你立个字儿吗？”

“不用。”春儿笑了，“那天你在柳子地里拉拉扯扯，要干什么呀？”说完就用手掩着脸哭了。

芒种呆了，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过去把春儿的头轻轻抱起来，把嘴放在她的脸上。

“好了！”春儿把他推起来，“就这样。你走吧，我反正是你的人了！”

芒种从春儿家出来，追赶队伍去。这年轻人，本来是任什么牵挂都没有的，现在觉到有一种热烈的东西，鼓荡着他的血液，对一个这样可亲爱的人，负起了一种必要报答的恩情。

这以后，在战争和革命的锻炼里，这孩子渐渐知道什么是精神的世界。

尽管他长年只有脚下一双鞋和一身粗布衣裳，一枝短短的铅笔和一个小小的白纸本，他的思想的光辉却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坚强。他坚持了连续十几年的、不分昼夜的艰苦战斗。在祖国广漠的幅员上，忍受了风霜雨露、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在历次的站斗受伤、开荒生产、学习文化里，他督促自己，表现了雇农出身、青年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他的眼前只有一面旗帜和一个声音，飘展和召唤。祖国的光荣独立，个人的革命功绩，和来自农村的少女的爱情，周转充实着这个青年人的心。

十四

实际上，高翔只是挂了个政委的空名，开过大会的第二天，就回高阳去了。把这个新成立的支队的全部工作，留给高庆山，还要他负起整个县的地方责任来，留下李佩钟，做个助手，主要是叫她管动员会的事。

支队部就设在县城，过去公安局的大院里。从国民党官员警察逃跑了，这个以前十分森严威武的机关，就只剩不了一个大空院。不用说屋子里没有了桌椅陈设，就是墙院门窗也有了不少缺欠；院子里扔着很多烂砖头。头一天，高庆山带着芒种到三个团部巡视了回来，坐没坐处，立没立处，到晚上，动员会的人员才慢腾腾送来两条破被子，把门窗用草堵塞了堵塞。

高庆山心里事情很多很杂乱，倒没感觉什么，芒种这孩子却有点失望。

他想，听了春儿的话，不跟高翔坐汽车上高阳，倒跟他来住冷店，真真有点倒霉，夜里睡在这个破炕上，看来并不比他那长工屋里舒服。这哪里叫改善了生活哩？铺上一条棉被，又潮又有气味，半天睡不着。

这样晚了，高庆山还没有睡觉的意思。他守着小油灯，倒坐在炕沿上，想了一阵，又掏出小本子来记了一阵。看他记完了，芒种探着身子说：“支队长，眼下就立冬了，夜里很冷，这个地方没法祝我们还是回五龙堂家去，大被子热炕睡一宿吧！”

高庆山望着他笑了笑说：“怎么？头一天出来，就想家了？”

“我不是想家！家里也没什么好想的。”芒种说，“我们为什么受这个罪，今儿个，你横竖都看见了，高疤他们住的什么院子，占的什么屋子？铺的什么，盖的什么？他那里高到天上不过是个团部，难道我们这支队部的铺盖倒不如他！”“不要和他们比。”高庆山说，“革命的头一招儿，就是学习吃苦，眼下还没打仗，像我们长征的时候，哪里去找这么条平整宽敞的大炕哩！”

芒种听不进去，翻了个身，脸冲里睡去了。高庆山把余下的一条被子给他盖在身上，芒种迷糊着眼说：“你不盖？”

“我不冷，”高庆山说，“我总有十年不盖被子睡觉了。还有你这枪，不能这么随便乱扔啊，来，抬抬脑袋，枕着它！明天有了工夫，我教你射击瞄准！”

芒种在睡梦里嘟念：“这个硬梆梆的怎么枕呀，指望背上枪来享福，知道一样受苦，还不如在地里拿锄把镰把哩！”

随后就呼呼的睡着了。高庆山到院里转了一下，搬进两块砖头，放在头起，刚刚要吹灯休息，听见院里有人走到窗台跟前说：“高支队长睡下了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随着在窗户的破口，露出半边俊俏脸来，高庆山看出是李佩钟，就说：“还没有睡。有事情吗，李同志？”

“我到你这里看看，”李佩钟笑着走进屋里来，她穿着一身新军装，没戴帽子，黑滑修整的头发齐着肩头，有一枝新皮套的手枪，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她四下里一瞅说：“炕上那是谁？”

“通讯员。”高庆山说，“你看，这里也没个坐的地方！”“你这里和我那里又不一样！”李佩钟笑着说，“你这里像个大破庙，我那个动员会，简直是个戏台下处，出来进去，乱成一团。这里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落后呀，比起高阳来，可就差远了！高翔同志撂下就走，也不替我们解决困难。走，我们到电话局去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连个坐立的地方也没有，真真，这怎么叫人开展工作呀！”

“这样深更半夜，不要去打扰他吧！”高庆山说，“他那里的工作更忙。”

“你说对了，他真是个忙人！”李佩钟笑着说，“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大红人儿！他没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土包子们，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动员武装，见不到文件也得不到指示，他一来把在延安学习的，耳闻眼见的，特别是毛主席最近的谈话和讲演，抗日战争的方针和目的，战略和战术，给大家讲了几天几夜，我们的心里才亮堂起来，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他忙的很，到处请他讲演，到处总有一群人跟在他后边，请他解决问题。高翔同志又有精力，又有口才，资格又老，历史又光荣，又是新从革命的圣地、毛主席的身边来的，我们对他真有说不出的尊敬。他还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提到了你，高支队长！你的历史更光荣，你给我讲个长征的故事吧，你亲身经历了的，一定更动人！”

高庆山笑了笑说：“十年的工夫，不是行军，就是作战。走的道儿多，经历的困苦艰难也多，可是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总的说起来，一个革命干部，要能在任何危险困难的关头，不失去对革命的信心，能坚定自己，坚持工作，取得胜利，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你不对我好性讲，”李佩钟微微突了突嘴唇说，“你具体的讲一段最精彩的！要不，你就教我一个新歌儿！”

这时睡在炕上的芒种，说起梦话来，叫老温喂牲口，喊老常哥套车。

李佩钟听了听说：“我认识他，这是我们家的小做活的。”

高庆山说：“你给我讲讲你怎样参加的抗日工作吧，子午镇，你们那个家庭　”“那不是我的家。”李佩钟的脸红了一下，“我和田家结婚，是我父亲做的主。”

“听说你们当家的跑到南边去了，”高庆山说，“你能自己留在敌后，这决心是很好的。”

“高支队长！”李佩钟说，“不要再提他。你是我的领导人，我愿意和你说说我的出身历史。我娘家是这城里后街李家。”

“也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大户。”高庆山说。

“我也不是李家的正枝正脉。”李佩钟的脸更红了，“我父亲从前弄着一台戏，我母亲在班里唱青衣，叫他霸占了，生了我。因为和田家是朋友，就给我定了亲。不管怎样吧，我现在总算从这两个家庭里跳出来了。”

“这是很应该的，”高庆山说，“有很多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七七’以前，你就参加革命活动了吗？”

“没有。”李佩钟说，“从我考进师范，在课堂上作了一篇文，国文老师给我批了一个好批儿，我就喜爱起文学来，后来看了很多文艺书，对革命有了些认识。可是我胆小，并没敢参加什么革命行动。抗日运动，对我是一个大提示，大帮助，它把像我这样脆弱的人，也卷进来了。我先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后来，又在高阳的政治训练班毕了业。”“抗日运动是一个革命高潮。”高庆山说，“我们要在这次战争里一同经受考验，来证明我们的志向和勇气。”“我想，和高支队长在一块工作，我会学习到好多的东西，主要是你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李佩钟激动的说，“我希望你像高翔同志那样，热心的教导我吧！”

“我明天和你去把动员会的工作整顿整顿，不要什么事都去找高翔，”高庆山笑了一下说，“他既然把这里的工作委托给我们，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

放在炕角上的小油灯细碎的爆着烛花，屋里的光亮，都是从破纸窗照进来的月色。在城墙根那里，有高亢的雄鸡叫明的声音，李佩钟说：“你睡吧，你没有盖的东西，我到家里给你拿两条被子来吧！”

“你刚说和家庭脱离，就又去拿他们的被子！”高庆山笑着说。

“这里是我娘家。”李佩钟也笑了，“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动员他们两床被子，不算什么！”

高庆山说不用，李佩钟就小声唱着歌儿走了。

十五

第二天，高庆山很早起来，到大院里散了一会步，把烂砖头往旁边拾了拾，才在窗口把芒种叫醒。芒种穿好衣服就跑出来，高庆山说：“你那枪哩！”

“可不是，又忘记它了！”芒种笑着跑到屋里去，把枪背出来说，“背不惯这个玩意儿。要是在家里，早起下地，小镰小锄什么的，再也忘不了，早掖在腰里了。”

高庆山在烂砖上揭起一块白灰，在对面影壁上画了几个圆圈圈儿，拿过枪来，给芒种做了个姿势，告诉他标尺、准星的作用，上退子弹、射击的动作，说：“每天，早晨起来，就练习瞄准；晚上，学习文化。把心用在这两方面，不要老惦记着喂牲口打水的了！”

芒种练了一会，说：“打水？谁知道这里的井在哪儿，早晨起来连点洗脸水也没有！”

高庆山说：“我们到动员会去吧！”

高庆山走在前面，芒种背着枪跟在后边。今天是城里大集，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高庆山随随便便的走，在人群里挤挤插插，停停站站，让着道儿。芒种觉得他这个上级，实在不够威风，如果是高疤，前边的人，老远看见，早闪成一条胡同了。他不愿遇见子午镇赶集的乡亲，叫他们看见这有多么不带劲呀？

动员会在旧教育局。这样早，这里就开饭了。院子里摆满了方桌板凳，桌子上摆满了蓝花粗磁碗和新拆封的红竹木筷。两大柜子菤子放在院当中，腾腾冒着热气，在厨房的门口，挤进挤出的，净是端着饭碗的人。李佩钟也早起来了，梳洗的整整齐齐，站在正厅的高台阶上，紧皱着眉头。看见高庆山来了，就跑过去小声笑着说：“你看这场面，不像是放粥？都是赶来吃动员饭的，谁也认不清净是哪村的。”

“这就好，”高庆山说，“能跑来吃这碗饭，就是有抗日的心思。现在，主要的是要领导，要分配给他们工作！”“什么工作呀？”李佩钟说，“放下饭碗一擦嘴就走了，你看那个，不是？”

高庆山看见有几个人吃完饭，把饭碗一推，就拍拍打打，说说笑笑出门赶集去了。他说：“这里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工作制度来。我们到屋里研究一下吧！”

李佩钟领着高庆山到大厅里去，回头对芒种笑着说：“你也去吃个热馒头吧，家里吃三顿饭惯了，恐怕早就饿了！”

等他们进屋，芒种就到大柜子那里抓了三个热菤子，在手里托着，蹲在台阶上吃，太阳晒的很暖和。他猛一抬头，看见大门口有个人影儿一闪，很像是春儿。跑到门外一看，春儿提着一个小包袱，躲在石头狮子后面，穿着一身新衣裳，在路上刮了一头发尘土。芒种忙说：“你来赶集了？”

“我给你送了鞋来！”春儿小声说，“捎着看看城里抗日的热闹！”

“还没吃早晨饭吧？”芒种把手里的菤子递给她一个说，快到里面吃点去！”

“俺不去，人家叫吃呀？”春儿笑着说。

“谁也能吃，这是咱们动员会的饭！”

芒种把她拉了进来，春儿说：“等等，还有一个人哩！来吧，变吉哥！”

那边站着一个细高个穿长袍的中年人，举止很斯文。春儿对芒种说：“你认识不？他是五龙堂的，又会吹笛儿，又会画画儿，来找俺姐夫谋事儿的！”

芒种带他们进来，在一张方桌旁边坐了，春儿看着出来进去的人，扭着身子红着脸，局促不安。芒种到厨房里说：“大师傅，再来两碗菜汤，支队长来了两个客人！”

满头大汗的厨师傅，一看芒种全副武装，就说：“端吧，同志，大锅里有的是！不用提队长不队长，咱们这个地势，不管是谁，进门就有一份口粮！”

芒种满满的盛了两碗菜，又抓了一堆菤子，叫他们吃着，真像招待客人一样。春儿很高兴，说：“怎么样？还是抗日好吧，要不，你哪里整天吃白菤子去！”

芒种笑着说：“这里饭食儿倒不错，就是晚上睡觉，炕有点凉！”

春儿说：“你务必和俺姐夫说说，也给这个哥找个事儿！”

“那好办，”芒种满口答应，“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要不然我也不来，”叫变吉的那个人慢慢的说，“我是觉着有些专长，埋没了太可惜，在国家用人的时候，我应该贡献出来！”

他说着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卷儿，在方桌上打开。那是四张水墨画儿，他小心的按住四角，给芒种看，请芒种指导。芒种翻着看了一遍，说：“这画儿很好，画的很细致，再有点颜色就更好了。可是，这个玩意也能抗日吗？”

“怎么不能抗日？”叫变吉的红了脸，“这是宣传工作！”

芒种赶紧说：“我不懂这个，那不是支队长来了，叫他看看！”

高庆山从大厅里走出来，李佩钟拿着一个红皮纸本子，笑着跟在后面。

春儿小声问芒种：“那不是田大瞎子的儿媳妇吗，她不是跟着高翔？怎么又和我姐夫到了一块儿？”

芒种还没顾的答话，那个叫变吉的拿起画儿迎上去了，他说：“你还认得我不，庆山？”

高庆山很快的打量一眼，就笑着说：“为什么不认识，你是变吉哥！”

“我打算你早把我忘记了，”变吉很高兴的说，“你的眼力真好！”

“是来闲赶集，还是有事？”高庆山拉他坐下。

“没事谁跑十八里地赶集，我是来找你。”变吉说着又把画儿打开，“我有这么点手艺儿，看你这里用得着不？”

高庆山仔细的把四幅画儿看过说：“你的画比从前更进步了，抗日工作需要美术人材。你以后不要再画这些虫儿鸟儿，要画些抗日的故事。”

“那是自然。”变吉说，“我是先叫你看看，我能画这个，也就能画别的，比如漫画，我正在研究漫画。”

他说着从怀里又掏出一个小画卷，上面画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大胖子，撅着屁股，另有一个瘦小的老头儿，仰着脖子，蹲在下面。

芒种一见就拍着手跳了起来，说：“这张好，这张像，这画的是田大瞎子和老蒋。这不是今年热天子午镇街上的黑贴儿？敢情是你画的！”

李佩钟看了一眼，就拉着春儿到一边说组织妇女救国会的事儿去了。

“这几年，你怎样过日子呀？”高庆山仔细的给他卷着画儿问。

“从你走了，我就又当起画匠来。”变吉说，“这些年修庙的少了，我就给人家画个影壁，画个门窗明星，年节画个灯笼吊挂，整年像个要饭的花子似的。那天听说你回来了，我就到堤上去，谁知你又走了。我想你做了大官儿，早该把我们这些穷棒棒们忘到脖子后头去了哩！”

“你说的哪里话，”高庆山笑着说，“我怎么能把一块斗争过、一块共过生死患难的同志们忘记了哩？”

“没忘记呀？”变吉站起来大声说，“你等等，外边还有人！”

“还有什么人呀？”高庆山问。

变吉说：“咱那一片的，十年前的老人儿们，都来了。叫我打个前探，他们都在西关高家店里等信哩，我去叫他们！”

高庆山笑着说：“他们远道走来，我和你去看他们吧！”

两个人说着走到街上，芒种跟在后面，春儿也追上来了。正是晌午的热闹集，他们挤了半天，才出了西门，到了高家店，在正客房大草帘子门前的太阳地里，站着一大群穿黑蓝粗布短裤袄的老乡亲们。

这里边，有些年纪大些，是高庆山认识的，有些年岁小的，他一时记不起名字来。十年前在一家长工屋里，暴动的农民集合的情形，在他眼前连续闪动。他上去，和他们拉着手，问着好儿。

那些人围着他说：“我们以为你的衙门口儿大，不好进去，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倒跑来看我们！”

又说：“当了支队长，怎么还是这么寒苦，连个大氅也不穿？就这么一个跟着的人？你下命令吧，我们来给你当护兵卫队，走到哪里，保险没闪失！”

高庆山说：“还是和咱们那时候一样，不为的势派，是为的打日本。我盼望乡亲们还和从前一样勇敢，赶快组织起来！”“是得组织起来！”

人们大声嚷嚷，“可是，得你来领导，别人领导，不随心，我们不干！”

“就是我领导呀！”高庆山笑着说。

“那行！”人们说，“我们就是信服你！”

高庆山说：“眼下就要组织工农妇青抗日救国的团体，你们回到村子里，先把农会组织起来！”

“我们早就串通好了，三十亩地以下的都参加。”人们说。“不要限定三十亩，”高庆山说，“组织面还要大一些，能抗日的都争取进来，现在是统一战线。”

“我们都推四海大伯当主任，”人们说，“可是他老人家不愿意。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步田地，他倒不积极了，咱村的人们都盼你回去一趟，演讲演讲，叫我们明白明白，也动员动员你父亲！”

高庆山答应有时间回去一下，人们就走了，高庆山和芒种把他们送了老远。

十六

五龙堂的人们正筹备农会，子午镇却先把妇女救国会成立起来了。县里来的委员李佩钟，把全村的妇女召集在十字街口，给人们讲了讲妇救会的任务，说目前的工作就是赶做军鞋军袜。讲完了话，她把春儿找到跟前，叫她也说几句，春儿红着脸死也不肯说。高疤新娶的媳妇俗儿，正一挤一挤的站在人群头里，看见春儿害羞，就走上去说：“她大闺女脸皮薄，我说几句！”

她学着李佩钟的话口说了几句，下面的妇女们都拍着巴掌说：“还是人家这个！脸皮又厚，嘴也上的来，这年头就是这号人办事，举她！”

接着就把俗儿选成子午镇的妇救会主任，春儿是一个委员。

俗儿开展工作很快，开过了会，下午她就叫着春儿分派各户做鞋，又把村里管账先生叫来，抱着算盘跟着她们。

俗儿走在头里，她说：“先从哪家派起哩？”

管账先生说：“按以前的旧例，派粮派款，都是先从西头小户起头，就是春儿家。”

春儿说：“去年的皇历，今年不能使了。从脚下起，就得变个样儿！”“我也是那么说，”管账先生笑着说，“从前旧势派，净是咱们小门小户的吃亏受累，眼下世道变了，你们说先从哪家派起吧！”

“我说先从田大瞎子家，”春儿说，“他家是全村首户，按合理负担，也该领个头儿。你们敢去不敢去？”

“怎么是个不敢呀？”俗儿说，“他是老虎托生啊，还是家里养着慎人猫？走！”说着，冲冲的向前走去。

俗儿领着头，春儿在中间，管账先生磨蹭在后面，转了一个弯，快到田大瞎子家梢门口的时候，他在墙角那里站住了。俗儿回过头来说：“走啊，你怎么了？”

管账先生嘴里像含着一个热鸡蛋，慢吞吞的说：“你们先进去，我抽着锅烟。你看，火镰石头不好使唤！光冒火，落不到绒子上！”

俗儿鼓了鼓嘴进去了。迈过了高大的梢门限，春儿觉得心里有点发怯。

从前，她很少来到这个人家，就是有时到他家场院，摘东借西，使个碾啦磨的，没有点人情脸面，也不敢轻易张嘴。逢年过节，她这穷人家的女儿，不过是远远看看这大户人家门前挑起的红灯，和出来进去穿绸挂缎的人们的后影儿罢了。她紧跟在俗儿的后边问：“他家的狗拴着没有？”

“管他拴着不拴着，它咬着我了，叫他养我一冬天！”俗儿说着走上二门，一看见里院影壁下面卧着的大黑狗，就两手一拉，光当把二门倒关了起来，用全身的力量揪住两个铜门环儿！春儿吓的后退一步。

“开门！”俗儿颤抖着声音喊。

院里的大黑狗跳着咬叫起来，铁链子簧簧响着，一只大雄鹅也嘎啦嘎啦在深宅大院里叫起来。半天的工夫，才听见田大瞎子的老婆慢腾腾走出来，站在过道里阴阳怪气的说：“谁呀？这是。”

“我们！”俗儿说。

“有什么事儿吗？”

“你先把你家那狗看住！”俗儿喊叫，“进去了再说。”

“进来吧，它不咬人！”

俗儿松了手把门推开，田大瞎子的老婆，迎门站着。她又矮又胖，浑身的肉，像发好的白面团儿，两只小手向外翻着，就像胖胖的鸭掌。她原身不动看了春儿一眼，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呀？”

俗儿说：“到你们屋里说去，这么冷天叫我们站在这里呀？”

“俺们当家的不大舒服，刚盖上被子见汗，有什么事儿，你们就在这里说吧！”

春儿说：“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派你们做几双鞋！”

“给什么人做鞋呀，这么高贵？劳动着你们分派？”田大瞎子的老婆说，“我们家可没人做活！”

“给抗日战士做的，没人做活你就雇人做去！”俗儿说。“什么叫抗日战士呀？”田大瞎子的老婆笑着说，“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可没听说过这个新词儿。抗日战士是你们的什么人儿呀，他们穿鞋，叫你们这大姑娘小媳妇的来出头找人！”

“你别说这些没盐没酱的淡话，我们这是公事！”俗儿和她吵起来。

“俺们这个人家，可不和你们这些人斗嘴斗舌！”田大瞎子的老婆后退一步说，“该俺们做几双呀？”

“按合理负担，”春儿说着，回头问管账先生，“他家有多少地？”

管账先生正背着脸在梢门洞里抽烟，听见问他，才跑上来，先冲着田大瞎子的老婆笑了笑说：“老内当家的！大先生的病好些了吗？啊！他家三顷二十亩地，”他拨着怀里的算盘，“一共是该交七双！唉，这么摊派，数目叫大一点儿！”

“七双！”田大瞎子的老婆的两只眼暴了出来，“你们安的什么心，我们家开着鞋帽铺哩吗？你们打听打听，几辈子的工夫了，我们这个门户，什么时候成了大头？”

“谁叫你家种那么多地呀？我倒想多做几双，有吗？”春儿说，“这是抗日，谁也不能有话说！”

“抗日？”田大瞎子的老婆一下子掌握了这个名词的讲法，“这么说，我们家还有抗日的哩，俺的儿媳妇还是县里的委员哩！不叫她来，就有了你们？

她穿的鞋脚，我不跟你们要就是了，你们倒来派我一大堆！”

“你别说那个！”俗儿说，“有抗日的就不做？我的男人还是个团长哩，我就不做了？”

“别提你吧！”田大瞎子的老婆拍着手说，“我听了倒牙！”

“你放屁！”俗儿跳着一只脚骂开了。

“你放屁！千人骑万人压，勾引坏了我的儿子，花了俺家不知道多少丢脸卖屄钱的臭娘儿们！你给我滚出去，你站脏了我的院子！”田大瞎子的老婆也嗬嗬的走动着骂起来。

“我顶死你个老杂种！”俗儿后退一步，把头一低，就拱过去。田大瞎子的老婆赶紧把两只小脚一叉，没有站稳，就来了个后仰，在高门限上一翻，滚到门道里去了。俗儿赶到里面又顶上，她的脑袋撞在这个肥胖的妇女的肚子上，像顶着一包棉花。

田大瞎子不能再装病，披着一件袍子从正房跑出来，大声吆喝：“反了！找上门来打人，好！到县里去告她们，我田家还有个媳妇哩！”

随手就撒开了大黑狗，俗儿跳起来，乱着头发跑出来，春儿也跟着跑出来，大黑狗一直追到街上，差一点没叼住她的裤子。

“走！”俗儿在街上扬着两只手喊叫，“田大瞎子，我们手拉手儿到县里！

我不告你别的，我就告你个破坏合理负担！”

看热闹的人们，站满了街，都说：“这倒有个看头，看看谁告下谁来吧，一头是针尖儿，一头是麦芒儿！”

十七

结果，闹了半天，谁也没有去告谁。俗儿的爹老蒋听见街上吵吵，放下酒壶跑出来，骂了俗儿几句，俗儿不听他，和他一对一句的骂。老蒋没法，就跑过去劝田大瞎子：“村长，别和她小人儿们一样，看在我们的交情上！”

“我还是什么村长呀！”田大瞎子跺着脚说，“我鸡狗不如！”

“到什么时候，你老人家也是一村之长，”老蒋推着田大瞎子往回走，“别人不尊服你，我尊服你！”

田大瞎子叹了一口气，也就顺坡下驴，歪歪斜料的家去了。他心里明白：到县里去，吉凶未卜。虽说自家的儿媳妇是个委员，可也不见得就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儿。现在全县的大拿是高庆山，那明明是他十年以前的活对头。

更要紧的是，俗儿的男人是高疤，眼下是个团长，这家伙，心毒手黑，不能得罪他。想来想去，不免又想到张阴梧亲家在时，自己在地面上的威风；儿子走了这些日子，也不知道在南边弄上了个事由儿没有。莫非真的就从此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吗？他低下头去。

老蒋把他扶到家里，坐在炕上，劝说：“村长，不要这样。我回到家里，得好好把那小妮子教训教训。她人大心大，眼里连我也没有了。等我们姑爷回来，我叫他管管她吧！”

田大瞎子一猛抬起头来说：“真的哩！那天我求你请高团长，有空到舍下坐坐，你对他说了没有啊？”

“说了，早就说过了！”老蒋说，“他也答应了，就赶上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个高庆山，当了什么支队长，半路里添了个婆婆，调到城关，他什么也不能自由了！”

田大瞎子眨巴着眼说：“说也怪，高团长平日那样心高志大，怎么就服他们的辖管？队伍是谁带起来，还不是他一人的功劳？高庆山是什么人？原不过是五龙堂堤坡上的一个野小子，那年闯祸逃跑，不知道在哪里要了几年饭回来，冒充红军，既不烧柴，又不下米，人家做熟了饭，端碗就盛，也不嫌个寒伧？要是我啊，说下黄天表来，也不叫他们收编，动硬的，自己有枪有人，拉到哪里，也有官儿做，反受这帮穷小子们宰制？我说老蒋！咱们多年不错，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你好了，我也能沾光。等高团长回来，你该把这理儿和他念叨念叨。也不要说是我说的，免的传出去外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