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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钟，跳到大堂的桌案上去，这种灵便，使老差人吃了一惊。她在那块旧的匾额上面，重重的抹上了一层浆糊，把一大群麻雀从匾额后面的窠巢里轰出来，老差人叫她别迷了眼。她仔细的把红纸贴在上面，老差人一手扶着桌案，一手比划着，好叫她摆得更端正。贴好了，李佩钟站在桌案上，端详着她写的这四个大字，心里一时激动，眼眶充满了热泪。

这是神圣的理想。鲜红的匾额，映照得大堂明亮，一直照过跑马场，照到野外去，在那里，高庆山正给四千个战士讲话，口号声不断的传来。走在街道上的人，一眼就可以看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实现了多少年多少人的斗争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们前后的献出了青春的生命，亲人为他们曾经把眼泪流干。

二十二

老差人看见女县长流出眼泪来，惊慌的说：“上任的大好日子，这是为了什么？有过什么冤屈吗？这个地方，别看它方圆不到三丈，屈枉的好人可不少。我在这里干了快一辈子，什么事情都从我眼里经过。今后不会有那种事了，你刚才的话我也明白了。”

“正是这个道理。”李佩钟说着从桌子上跳下来。“十年前，”老差人又说，“县里抓来好些共产党，就是在你们那一带闹事的农民，杀了好几个，其中有个孩子，是高级小学的学生，每逢我带他的爹娘去给他送饭，爹娘哭的天昏地暗，我总没见过他皱过一下眉毛，胆气真正，有空还向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他出斩的那天，我不敢见他，我请了几天假，害了一场大玻”“我就是为那些人掉泪。”李佩钟整整衣服和头发说，“我们进去吧！”

“县长，有人来打官司！”老差人低声叫，“你快进去，等着击鼓升堂。”

李佩钟往外一看，一个女孩子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中年的农民，都很眼熟。原来是春儿和婆家的领青长工老常。

她跑上去；拉住春儿的手说：“进城干什么，妇救会的事儿吗？”

“我们来打官司，”春儿说，“告的就是你公公！”

李佩钟的脸上发烧，老差人给她搬来一张破椅子，放在审判桌案的后面，她摇了摇头，问：“为了什么？”

“派了他军鞋他不做，我去催，他推了我一个跟头，还踢伤了工人老温，你说该怎么办？”春儿说。

老常说：“我就是证人。”

“他是咱村新选的工会主任，他什么也见来着。”春儿说，“你公公也来了，就在后面。”

“喂，这位小姑娘，”老差人招呼着春儿，“你是来打官司，又不是在炕头上学舌儿，什么你公公你公公的，被告没有名姓吗？”

“我们不知道他的学名儿叫什么，那不是他来了！”春儿向后一指。

田大瞎子到了。他从小没有走过远道，十八里的路程，出了浑身大汗。

他穿的又厚，皮袍子和大棉靴上，满是尘土。他喘着气，四下里找外收发，可是一个熟人也看不见，上前一步，才看见他的儿媳和对头冤家们。他面对着正堂站住，大声说。

“现在打官司，还用递状纸不用？”

看见公公，李佩钟心里慌乱了一阵，她后退一步，坐到椅子上，掏出了笔记本，说：“不用状纸，两方面当场谈谈吧！”

“两方面？哪两方面？”田大瞎子问。

“原告被告两方面！”李佩钟说。

“谁是被告？”田大瞎子又问。

“你是被告，你为什么推倒抗日干部，并且伤害工人？”李佩钟红着脸问。

“好，你竟审问起你的公爹来了！”田大瞎子冷笑一声。“这是政府，我在执行工作。”李佩钟说，“不要拉扯私人的事情。”

“政府？”田大瞎子说，“这个地方，我来过不知道有多少次，道儿也磨明了，从没见过像你们这破庙一样的政府。”

“我们都还没见过。”李佩钟像在小组会上批驳别人的意见一样，“你看见上面这四个字儿吗，这是人民政权的时代！”

田大瞎子死顽固，从来不看新出的报纸，对这些新词儿一窍不通，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时不知谁传出去的消息，大堂上围满了人，来看新鲜儿，高庆山讲完了话，也赶来站在人群里看，芒种挤到前面，两只眼睛盯着春儿，使得春儿低头不好，抬头也不好，红着脸直直的站着。可是她觉得胆壮了，她问：“李同志，我们这官司要落个什么结果呢？”

田大瞎子的脸一红一白，他觉得在大众面前，丢了祖宗八代的体面。

他要逞强，他说：“不能结案，我还没有说话哩！”

李佩钟说，“准许你悦。是村里派了你做军鞋，你到时不交吗？”

“我没交。”田大瞎子说，“为什么派我那么多？”

“这是合理负担，上级的指示。”春儿迎上去。“合理？”田大瞎子说，“你们都觉着合理，就是我觉着不合理。”

这是一句老实话，李佩钟听了差点没笑出来。她瞟了高庆山一眼，看见他在那里严肃的站着，静静的听着，她又镇下脸来问：“是你踢伤了长工老温吗？”

“那是因为他多事，一个做活的哪能干涉当家的？”田大瞎子说。

“你动手打人，他就有权干涉，做活的并不比当家的低下。”

李佩钟说，“你推倒了春儿吗？”

“那是因为她骂了我的客人！”

“什么客人？哪里来的？有通行证没有？”李佩钟紧跟着问。

田大瞎子沉了一下，说：“你这叫审官司吗？你这是宣传。你专门给他们评理，他们是你的亲人，我连外人都不如！”

看热闹的人们，全望着李佩钟，李佩钟站立起来，说：“既然都是事实，你也承认，我就判决了：不遵守抗日法令，破坏合理负担，罚你加倍做鞋。推倒干部，踢伤工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你回村要在群众面前，向春儿和向受伤的工人陪不是。你要负担工人一切医药费用。

工人伤好了，只许他不干，不许你不雇，还要保证今后不再有这样的行为发生！”李佩钟宣判完毕，转身问春儿：“这样判决你们有什么意见？”

“意见倒没什么意见了，”春儿说，“只是受伤工人的吃食上头，坏的他吃不下，好的我们又没有。被告回到村里，要逢集称上几斤点心，买些鸡子儿挂面什么的送过去，这才算合理。我就这么点，看看俺村的工会主任还有什么意见？”她回头看看老常。

老常赶紧摇了摇头。田大瞎子说：“像你说的，我还得买点干鲜果品，冰糖白糖哩！聘闺女娶媳妇，我也没有这么势派过！”

“势派势派吧，从前你拿着工人不当人看待，好东西都自己吃了，你既然愿意多送点东西，我们赞成！”老常的庄稼火上来，也气愤愤的说了一套。

“就像春儿说的那样办。”李佩钟说着退了堂。

人们哄哄嚷嚷的走出来，议论着这件事儿。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抬起杠来。老年人说：“我看这女县长有点过份，栽了你公公，你脸上也不好看呀！”

年轻人说：“你看的是歪理，当堂不让父，王子犯法还一律同罪呢，做官最要紧的是不徇私情儿。”

二十三

李佩钟送走春儿，回到自己屋里来，兴奋的坐不下，走动着唱起歌儿来。不多一会，高庆山来了，她赶紧止住，笑着问：“高同志，我处理的问题怎么样，站的稳立场吗？请你不客气的提些意见。”

高庆山笑着说：“处理的不错，群众看来也很满意，春儿她们也会满意的，在今天，这样判决也就可以了。谈到立场，我们还有机会经历一些锻炼哩。你想：田大瞎子踢伤了工人，我们只是判他道歉和负担一些费用。假如在旧政权的统治下面，一个工人踢伤了田大瞎子，他们该怎样判这个工人的罪呢，恐怕要重得多吧？”

他望着李佩钟，李佩钟一愣，着急的说：“叫你说，我还袒护了他哩！”

“你没有袒护。我知道你倒是存心要左一些的。”高庆山说，“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是长期的事情。你的判决有积极的影响，它已经使劳动人民抬头，这个判决会很快的在各村流传，使我们的动员工作更加顺利。不要谈这个了，我要和你讨论一件工作。”

“我想休息休息，”李佩钟没精打采的说，“可是你说吧！”“今天夜里，我要带队伍到前方去。”高庆山说，“这次打仗，是看机会消灭一股敌人，增加人民抗日的信心，兴奋抗日的情绪，另外就是掩护我们的首脑机关顺利转移，司令部可能到咱们县里来。留给你的工作是积极动员老百姓破路，更重要的一件是准备把这县城拆除！”

“破路可以，为什么要拆城？”李佩钟问。

高庆山说：“我们不能固守着城池作战，我们要高度的分散和机动。敌人可能占领县城，我们把城拆除，使它没有屏障，我们好进行袭击。”

李佩钟说：“还没有打仗，我们就准备放弃县城？这几个月的工作不是白做了？”

“工作怎么会白做呢？”高庆山说，“我们初步完成了战争的动员，人民有了抗日的要求和组织。我们放弃的是城池，并不放弃人民，打起仗来，我们和人民结合的就更密切了，更血肉相连，更能进一步组织和动员。我们要有胆量和信心，不能张慌失措，要组织群众的力量，巩固他们的战斗热情，使人民的生活，渐渐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

李佩钟说：“破路还容易，这样高的城墙怎么个拆法，砖拉到哪里？土放在哪里？

我的老天，三年的工夫也拆不完呀，哪里找那么些人呢？”

高庆山说：“修这城的时候，恐怕更费力，可是人民到底把它修成了，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力量把它拆掉？好好动员群众，还要进行说服解释，不然全县的群众会反对，他们认为这是破除风水。说通了以后，砖呀，土呀，群众都有办法解决。动工的时候，村中出差要公平，各村负担的尺丈要合理，县里要解决民工吃饭喝水住房的困难。”

“你留给我们工作太多，我一想到那几千年的老厚老高的城墙就头晕。”

李佩钟笑着说。

高庆山说：“又不动脑筋想办法，又不找群众商量着解决，那心里就只有叫困难堵塞了。这是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你计划计划吧，我要回去吃饭了！”

“你不要走，”李佩钟跳前一步用手拦住他，“晚上你就出发了，今天下午我请请你。”

“请我吃什么呀？”高庆山说。

“请你吃十字街路北的羊肉饺子，好不好？”李佩钟说，“我知道你不愿进馆子吃饭，咱们叫他煮好了送来，就在我这屋里吃。我叫老头儿要去，你可不许走！”

李佩钟跑了出去，高庆山在屋子里溜达着，他看见了放在南窗台上的那盆花儿。

等李佩钟回来，他说：“同志，真是小姐脾气，还有时间养花儿呀？”

李佩钟说：“那是刚才一时高兴弄的，现在叫你给压上了一大堆工作，什么心情也没有了。”

高庆山说：“正在打仗吗，枪炮砰拍响，花儿朵儿的就不时兴了。我并不反对文化生活，有时间唱唱歌儿，吹吹口琴还是有意思，李同志在这方面很有天才。”

“地才！”李佩钟笑了，“豁着嗓子瞎喊罢了！”

“现在我欢迎你来一个吧！”高庆山笑着鼓起掌来。“我不！”李佩钟笑着扭了扭身子，“两个人有什么唱头？”

“两个人听的清楚。”高庆山说，又接连鼓掌。

李佩钟背过身去，刚唱了一句，送饺子的就来了，赶紧红着脸停止。

她坐在对面，照顾着高庆山吃饭，她拨拨拣拣，推推让让，叫高庆山吃饱。

她笑着说：“自从上级给我们提了意见，不再吃大柜的菤子和大锅的猪肉，一下改变的过了劲儿，顿顿小米干饭，不是夹生，就是糊爆。看见你盛饭的时候一皱眉，大师傅和管理员还说你不能艰苦，享乐腐化，思想意识成问题，气都把你气饱了。还有那白菜汤，连把盐也懒的放，用杓子一搅，菜叶儿一个赶着一个跑，哪里是吃饭，简直是捞鱼。”

她自己吃的很慢很少，那样小的饺子，要咬好几口，嘴张的比饺子尖儿还小一些。高庆山是一口一个，顿时吃了一头大汗。李佩钟把自己的干净手巾送过去，带着一股香味，高庆山不好意思大擦，抹抹嘴就放下了。

吃完饭，李佩钟低着头，收拾了碗筷。她坐在床上，好久没说话。把头靠在那厚厚的松软的干净整齐的花布被子上。

高庆山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这顿饺子真香！谢谢你请客吧！”“你不批评我就行了，还谢什么呢？”李佩钟说，“等一等再走，我有句话儿问你。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她说完就笑着闭上了眼睛。

“哪里的话！”高庆山说，“文化是宝贝，一个人有文化，就是有了很好的革命工作的条件。我小时没得上学念书，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想起来是很大的损失，遇到知识分子，我从心里尊敬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是幸福，哪里谈得上讨厌呢？自然知识分子也有些缺点，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真正有用，应该注意克服。”

“高同志，我还有一个问题。”李佩钟说。

“什么问题？”高庆山问。

“我的婚姻问题，”李佩钟坐起来，“我想和田家离婚，你看可以吗？”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高庆山说，“我很难给你提意见。可是我相信在革命过程里，你会解脱了这种苦恼，完全愉快起来。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不能长期负担的问题。”

“你同意我离婚？”李佩钟笑着问。

高庆山点点头，走了出来，在大院里，他吸了一口冷气，整了整军装。

李佩钟送他到大堂上，又叫住了他，说：“你抬头看看我写的这四个字儿怎么样？”

高庆山回转身看了看，说：“字写得不错，不见这块匾，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写家哩。不过，现在上级没这样提，我们还是叫抗日县政府吧！”

二十四

黄昏时候，李佩钟站在十字路口，送走那些出征的战士，他们是第一次去作战，一个紧跟一个，急急的走着，举手向女县长告别。高庆山在最后拉着一匹马，沉静的走着。李佩钟望着他走尽了东大街，走出了东城门，才转身回到了县政府。夜晚，她一个人在这大院落里，在南窗台点起一支红蜡烛。她好像听见了寒风里夜晚行军的脚步，霜雪在他们的面前飞搅，骑在马上的将军，也不会想到爱情。她振作自己，在一张纸上，描画拆城破路的计划。

她一个人在夜晚工作，在这样的夜晚，有的母亲正在拍哄着怀里的孩子，有的妻子，正把头靠近她的丈夫。很长时间，李佩钟心里不能安定，拿起笔来又放下。她听着院里的一棵老槐树发出的冬天的风的响声，她把想念引到那走在征途上的人们，她必定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眼望着蜡烛的火苗，女人的青春的一种苦恼，时时刻刻在心里腾起，她努力把它克服，像春雨打掉浮在天空的尘埃。

她在一张从学校带出来的图画纸上，设计着农民破路的图样。她用修的尖尖的铅笔，细心的描画，好像一个女学生在宿舍里，抱着竹绷子做绣工。

现在是严冬腊月，冰雪封冻着平原，从她们这一代青年起，今后经历的冬天，都要是残酷战斗的季节。她想，不过几天，农民们就要抱着火热的心肠，背着大镐铁铲，破路拆城，用一切力量，阻止进犯的敌人。这是历史的工程，她竟是一个设计人。在工作里，她忘记自己的痛苦，充满了高尚的希望。

隔着五尺砖墙，县政府的东邻，是一个小印刷厂。半夜里，那架人摇的机器，正在哗哗的响动，工人们印刷着动员会编的抗日小报纸。李佩钟想：等她把图样设计好，再加上一个说明，可以在小报上登载。

机器的响声停止了，接着是工人们的嘈杂。不久，那个印刷厂的负责人，细高个子秃头顶的老崔，跳墙跑到她的屋里来。

“你们出了什么事？”李佩钟停下工作转身问，“半夜三更跑来做什么？”

“李同志，你这里该安一个岗，”秃头老崔说，“这么大院子，一个人就不害怕？”

“一忙，什么也就忘了。”李佩钟笑着说。

“我是来问问你，有这么一件东西没有？”秃头老崔用手比划着，“我们那机器上有一块呢子，老朽的不能用了，没有它机器就不能转动，报就出不来，宣传工作就完不成任务，这是抗战工作的重大损失！找这么一小块呢子，要在北京天津，像烂纸一样，到处可以捡到，可是在这个小小的县城，真比讨换金刚钻还费劲，有钱哪里去买？我想了半天，满城里就许你有这个东西，因为你上过洋学！”

“什么呢子？”他说了那么多，李佩钟并没有听明白。

“就是做衣服用的那个毛呢！”秃头老崔说。

“毛呢衣服可以不可以？”李佩钟说着站起来，从床底下扯出一个包袱打开，抖出一件大红的毛呢外氅来。

“真算我走运！”秃头老崔拍着巴掌说，“画眉张变戏法，假神仙的倒搬运，也来不了这么快！太好了。只是这不可惜了儿的吗，这是十成新的衣裳呀，就算是你大方，我也下不得手把它割成碎块，去裹那油黑的滚子呀！你再找块别的吧，最好是布头布尾！”

“别的没有，就只这件。”李佩钟笑着说，“你就是这么婆婆妈妈的，既是用着它，就算没糟蹋，有什么可惜的？再说，放着我也不穿，还不是叫虫儿咬了？快拿去吧，别假张支了！”

她把衣服扔在秃头老崔的怀里。

秃头老崔赶紧接住，还翻过来翻过去用手摸着，赞叹的说：“真是抗日高于一切，这身衣裳，拿到北京，也能换五袋洋面！”

李佩钟说：“这个时候，你还是面儿面儿的，别叫面儿糊涂了你的心。这是我结婚那年做的，结过婚不顺当，也就没穿过，抗战了，大家全是粗布棉衣，谁还穿这个！我是拿来夜晚压风的。”“那我回头给你送一条棉被来。”秃头老崔说，“用不了这么多，有一个袖子也就够了，太可惜！”

“你扯去一个袖子，我留着它还做什么用？全拿去吧，你放着使个长远！”

李佩钟说着，就又去画她的图样。

“你这样热心，我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秃头老崔怀抱着大衣恭敬的说，“我要代表我们工厂，代表抗日小报广大的读者群众，向你致谢：因为李同志的模范行为，我们的机器就又转动起来了。”

秃头老崔走了以后，李佩钟的图样画成了，她计划：在全县的纵横的车行大道的两旁，每隔五尺，刨一个壕坑，长度，五尺；宽深，三尺。她想，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汽车寸步难行。

她放下铅笔，细心的看着自己的工作成绩，蜡烛着过了一半，火苗跳动。她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下，身上感到一种像叫亲人抚摸的轻轻的舒快。睁开眼睛，从窗纸的小破口，她看见有一个很大的流星斜过天空坠落了，像泻下了一滩水银，照着全院明亮。

二十五

破路的图样发布下去，已经靠近年节。平原上这一个年节，已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一过腊月初十，就到处听见娶儿聘妇的花炮，为了使爹娘松心，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媒婆们忙了一阵，很多平日难以成就的婚姻，三言两句就说妥了，女家的挑拣儿很少。

有的丈夫不在家，娘家一定要娶，就由小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

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威胁着平原的人民。在铁路两旁，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新年前几天，换身干净衣裳，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

在根据地，爹娘们还想叫女儿抢着坐坐花轿，唢呐和锣鼓，从夜晚一直吹响到天明。可是，因为敌人的马蹄、汽车和坦克，在平原的边缘，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进村的喜炮，街头的吹唱，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

在这种情形下面，破路的动员，简直是一呼百应。谁家有临大道的地，都按上级说的尺寸，去打冻刨坑。早晨，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雪，道路上就挤满了抡镐扶铲的农民。

老温的伤养好以后，又回到田大瞎子家里做工，经人们说合，老常也回来了，还担任着村里的工会主任。田大瞎子的女儿，坐了月子，婆家报了喜来，田大瞎子的老婆忙着打整礼物，白面挂面，包子菤子，满满装了四个食盒，叫老常担了去送。老常进来说：“今儿个上级布置挖沟，我去不了。”

田大瞎子的老婆一沉脸说：“你看你这做活的！是我们出钱雇的你呀，还是你那上级？吃的拿的都是从我们这里出，你那上级，连四两烟叶儿，我看也没给你称过。怎么你这么向他们，到底是哪头儿炕热呀？”

老常说：“挖沟是国家的事，是大伙的事，自然要走在头里。你们家临道的地亩又多，我不去挖，你们自己去挖吗？”

田大瞎子的老婆一撇嘴儿说：“你什么时候见我摸过铁铲，铁铲把儿是方的圆的，我还不知道哩！挖个坑儿壕儿，就能挡住日本？我看你是穷命催的，有福不享，你担着食盒去了，保险有二两喜酒儿喝，不强如这么冷风儿削气的去抡大镐？”

“叫当家的担了送去吧，我们得去挖沟！”老常说。“他什么时候挑过东西？”田大瞎子的老婆说，“亲家门口，能叫他去丢这个人！”

“挑挑东西，怎么就算丢人哩？那我们有多少人，也早丢光了！”老常说，“要不，他就得去挖沟！”

“喝！”田大瞎子的女人说，“做活的倒支使起当家的来了！”

“我是你家的做活的，”老常说，“可我也是村里的一个干部。分配你们一点儿抗日的工作，你们也不要推辞。你们掂量掂量吧，是担食盒去送礼呢，还是去出差挖沟。”

田大瞎子的老婆，进到里间商量，田大瞎子虽说满不高兴，还是选择了挑担的任务，他以为这总比挖沟轻闲些。老常背起铁铲到街上集合人去了。

田大瞎子的老婆给丈夫拾掇齐整，捆好绳儿，插好扁担。田大瞎子挑了起来，并不感觉沉重。他走出屋门，下了台阶，走到过道里，又折了回来，他走不出大门。他挑着食盒在院子里转游起来，像在戏台上走场儿一样。他的老婆说：“你这是干什么？天气不早了，过午再到人家那里，还像个周礼的样儿吗？”

“这不是给人家玩猴儿！”田大瞎子说，“坐月子也不看个时候，我不去，你的女儿你去吧！”

他生了气，把扁担儿一顿，食盒的绳儿没有捆好，盖儿掀开了，雪白的包子菤子在满院里乱滚起来。

他的老婆追赶着馒头，一个一个拾起来，吹吹土，装在盒里，央告他：“你还是辛苦一趟吧，我出去看看，趁没人的时候，你往村外走！”

“满地里是挖沟的，我能飞着过去？”田大瞎子喊，“我去换做活的回来吧！”

田大瞎子说着到地里去了，看见老温，抡着大镐，正刨的有劲儿。他走过去，看了看说：“我这是留麦，怎么能一块一块的挖了去，你不想叫我吃麦子了吗？”

“这儿有尺寸！”老温说。

“官家的事儿，不过是水过地皮湿，卖个眼前俏就算了！”田大瞎子说。

“不能那么办！”老温说，“回头县长还要来检查哩，不够尺寸要受批评！”

“你回家去送礼吧！”田大瞎子接过铁铲来，把老温打发走。他把已经刨好的坑，填了靠里面一半，再往大道上伸展，这样，他可以保存自己的地，把大道赶到对面的地邻。田大瞎子是赶种人家土地的能手。冀中乡俗，两家地邻的边界上，插栽一棵小桑树，名叫桑坡儿。每逢春天耕地，他总得嘱咐做活的，把桑坡儿往外赶赶，他亲自站在地头上去监督，叫牲口拚命往外撇，犁杖碰在桑树根上，打破几块铧子，他也不心痛，反正得侵占别人的一垄半垄的地。田大瞎子家地边上的小桑树，永远不得茂盛，总是靠他家的半边死，靠人家的半边活。弄得这一带的孩子们，春天养个蚕儿玩，也没有桑叶吃，只好上树去摘榆叶儿。

对面地邻，挖沟的也是一个老人。这老人的头发半秃半白，用全身的力量挖掘着。他的地是一块窄窄长长的条道地，满共不过五个垄儿宽，他临着道沿儿，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差不多全部牺牲了自己的小麦。他的沟挖得深，铲得平，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像一带城墙的垛口。他正跳在第十二个沟里，弯着腰，扔出黑湿的土块，他全身冒汗，汗气从沟里升起，围绕在他的头顶，就像云雾笼罩着山峰。

这老人是高四海。

听见田大瞎子说话，他直起腰来喘了口气，看见田大瞎子填沟赶道，他按下气说：“田大先生，你们读书识字，也多年办公，告诉我什么叫人的良心呢？”

田大瞎子扶着铁铲柄儿翻眼看着他说：“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高四海说：“日本人侵占我们的地面，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破路挖沟，还怕挡不住他！像你这样，把挖好的沟又填了，这不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诚心欢迎日本，惟恐它过来的不顺当吗？”

田大瞎子狡赖说：“你看，把沟挖在大道上，不更顶事儿？”

这时从北面过来了两抬花轿，后面紧跑着几辆大车。赶车的鞭打着牲口，在田大瞎子的地头上碰上沟，差一点儿没把送女客翻下来。吹鼓手告诉高四海说：北边的风声不好，有人看见日本的马匹。

高四海对田大瞎子说：“看！你这不是挡日本，你这是阻挡自己人的进路。你的地里，留下了空子，日本人要是从这里进来。祸害了咱这一带，你要负责任！”

“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哩？”田大瞎子一背铁铲回家去了。

“什么也不肯牺牲的人，这年月就只有当汉奸的路。一当汉奸，他就什么也出卖了，连那点儿良心！”高四海又挖起沟来，他面对着挖掘得深深的土地讲话。

二十六

春儿背着一把明亮的长柄小镐，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和头发上的土，笑着站在高四海的身边：“大伯！还不收工吗？”

“就完了。”高四海扔出最后一铲土，从坑里跳出来。已经是吃晌午饭的时候，挖沟的人们，前前后后的回家吃饭去了。四周围的村庄，叫中午的太阳光照着，好像浮在水里。风从北边吹过来，能听见敌人汽车吼叫的声音，这声音在老人和春儿的心中，引起每年夏季听见滹沱河水暴涨的感觉。

老人转身往村里走，春儿跟在后面。看看大道两旁的沟差不多全挖成了，老人说：“春儿，你今年十几岁了。”

“过了年就十九了。”春儿在后边答应。

“该说个婆婆家了。”老人说着，并不回头。

春儿没有答言。过了一会她才说：“大伯，你看明年的麦子收成好不好？”

“今年雨水大，麦苗儿长得密，只要不闹黄疸，收成就错不了。”老人说，“你是想多打点儿麦子，置买陪送吗？”

“不是！”春儿笑着说。

“我家去和你姐姐商量商量，有对事儿的给你说个婆家。”

老人说，“你看不见这几天常过花轿吗？”

“我不寻婆家。”春儿说，“寻婆家干什么呀？”“寻了婆家，就有了主儿，”老人说，“你从小没了娘，爹又远出在外，眼下兵荒马乱，免得我和你姐姐牵挂着你。”“叫大伯一说，”春儿笑着，“我这么大了，还是没有主儿的人呢！”

“可不是么！”老人说，“没有个依靠呀。人总得有个亲人，知冷知热的人。比方说，你在地里挖了半天沟，回到家里，一摸炕席是凉的，一掀锅盖是空的，多么累了还得自己去挑水抱柴点火。要是有了主儿哩，进门就有个知心话儿，有个笑模样儿等着，身上有多么累，也就松快了，心里有什么抱屈的事儿，也就痛快了。再遇见有个灾枝病叶，更得用人。

这说的是平时，遇见现在这个年月，一个闺女家就更难。寻个主儿，就是颠颠跑跑，躲躲藏藏，也有个人照管，有个人保护呀！”

“我看不准顶事，”春儿笑着说，“日本人一来，光是跑，有男人也是白搭。赤手空拳，谁也救护不了谁，光是碍手碍脚，还不如一个单身人儿俐落哩。除非寻一个背枪的?”“背枪的，就是八路军哪，”老人回头笑了笑，“我不赞成。”

“你老人家怎么倒不赞成哩？”春儿说，“俺姐夫不是一个？”

“八路军好，坚决打日本，更得人心。”老人说，“寻婆家找主儿，顶好还是不找他们！”

“为什么呀？”春儿问。

“这些人呀，是革命不顾家的！”老人叹了一口气，“你没看见你姐姐吗，结婚十几年，和庆山在一块的日子有多少？左算右算，满共也不过十几天。

她倒是什么也不说，我知道孩子们心里有苦处。我不愿意你再和她一样。不知道你姐姐和你私下里提说过这些事情没有？”

“没有。”春儿说，“我虽说年纪小，可也明白这点儿道理，我想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两全，都顾起家来，都躲在炕头儿上，我们还有什么依靠，还有什么指望？大伯记得今年六月发大水的时候，从东三省逃来的那个女人吧？

那倒是有家有主，有丈夫也有孩子，落得怎样？还不是丈夫死在逃难的路上，自己叫日本炸死在我们河里，孩子留在别人家里！那都是没有人去打仗的过，现在我们有了队伍，只有他们才能保护我！”

“这样说，你是一准要寻一个八路军了！”老人笑着说，“有个心里的人没有啊？”

春儿正要说话，他们已经走到岔道口上，往南去的大道过河到五龙堂，东南一条小路通到子午镇。春儿站住说：“大伯，跟我家去吧，我给你做饭！”

“不用了。”老人说，“你姐姐等着我。我要和她念叨念叨你刚才说的那些话，看不出，你这孩子，可真有见识哩！”

春儿红红脸，往小道上跑下去了。她跑过几块菜园，绕过几处井台，到了自己的家。开开篱笆门，她养的那几只鸡连飞带跑围上来，跟着她咯咯的叫唤。

“下了你那蛋儿没有，没丢在外头吧？”她轻轻问那只麻丽母鸡，走到窗台鸡窝那里，摸出一个暖暖的粉皮大鸡蛋，笑着抓一把土高粱，撒给它们吃。

她烧火做饭，饭熟了，放一只小桌在炕上，一个人吃。她忽然想起大伯说的话来，她觉得在桌子对面，好像还该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到战场上去了。她想：该有那么一个人，在我做饭的时候，给我抱柴，在他推磨的时候，我来筛面，在他锄地的时候，我去送饭。可是，日本过来了哩，什么也就说不上了！自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他到战场上去了，应该帮助他。

这样，就该是他去打仗，我来挖沟，今天的夫妻，是要这样的互相帮助呀！

不管是他还是自己，都应该替家乡和国家出力，自己醒悟过来的道理，还要去告诉别人。

吃过饭，收起小镐，她扯出一杆父亲看瓜园用的花枪来，红缨陈旧了，枪尖挂满了黑锈，她把红缨洗净，抱来一块青砂石，在小院当中，她蘸着清水磨着，用手指试着，嘴里哼着歌儿，把枪尖磨得锋利明亮。

她背上花枪，走在街上，吹着笛子集合新成立起来的妇女自卫队。在子午镇，人们听见了妇女们保卫祖国的第一声口令，这口令由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春儿喊出来。

男人们看见她们那乱脚步，起初觉得好笑，可是立时就想到那命运里共同的要求，这行动里的严肃的性质，他们也跑着去集合，说不能落在女子的后面。有很多工作，常常是男人带动女人，在有些地方，是女人走在前头男人们才跟上来。

妇女们排着队，从街上走过来，她们用力迈开脚步，身子扭动着。她们路过田大瞎子家的梢门，俗儿的爹老蒋，正在井台上打水，看着她们走过去，跟在后边说：“消停着点扭。别扭出屁来，砸了我的脚面哪！”

“你说什么？”后边的一个女孩子听见了，转过头来问。

“我没说什么。”老蒋咧嘻着，“我说着玩儿呢！”

“你侮辱我们！”女孩子们全回过身来，包围了他。“唉，唉！这是干什么？”老蒋摇晃着水桶，摆手说，“别和我摆这个阵势儿，有能耐和日本人施去！”

“我们这就是去练习打日本的能耐，你得说说你满嘴喷的什么粪！”女孩子们不让他走。

“姑娘们！我们家里等着使水做饭哩！”老蒋绕着圈儿跑出去说，“我说错了拾回来还不行吗？”

春儿带起队来走了。后面跟着一群老婆儿和孩子们。

“平日给人家当狗腿子，日本人过来了，就是汉奸的材料！”排尾那个女孩子说。

“嘴上留德。”老蒋听见，站住回头说，“这年头儿，顶属这两个字儿难听，你别给我送这个外号，这比骂八辈祖宗还厉害哩！”

“春儿姐！”小女孩子叫着队长，“我们回来到他家检查检查去，那个臭老道老在他家住着不走，是干什么的！这会儿仗打的这么紧，他们家整天整宿的围着一群人磕头烧香，那要不是汉奸，挖了我的眼睛当炮儿渣！”

隔着一条大道，在两块大场院里，子午镇的男女自卫队对起操来。男自卫队队员们，不愿意在自己的妻子姐妹面前丢人，他们竭力把队形弄得整齐，脚步着地有力，队长竭力把口令喊得洪亮，可是终于夺不过那些老少观众来，他们还是围着妇女队看。

男子们扔起手榴弹来，提议和妇女们比赛，这一下把那些孩子们引逗过来了，还回过头，闹蠢样儿，对妇女们喊叫讨战。

妇女们低了头，她们从来也没摸过这个玩意儿。春儿挺挺身子过去了，她说：“我们还没练习过，我扔两下试试！”

她把手榴弹冲着场边那一行柳树投去，第三次，就超过了男子们的纪录。

散操的时候，春儿站在妇女自卫队的前面说：“今天前晌，村北里已经听见敌人的汽车叫唤，藏藏躲躲，早寻婆家，全不是我们的好办法，我们妇女躲到哪里，还不是叫日本欺侮，还不是一刀菜？我们要拿起刀枪自卫！我们的队伍到前面打仗去了，那里面有我们的丈夫，也有我们的兄弟，我们要帮助他们，和他们同心合力，就像在家里在地里做活的时候一样。”

野外起了风，摇撼着场边的一排柳树，柳树知道，狂风里已经有了春天的消息，地心的春天的温暖已经涌到它身上来，春天的浆液，已经在它们的嫩枝里涨满，就像平原的青年妇女的身体里，激动着新的战斗的血液一样。

二十七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七，子午镇年终大集日。往年，不到天明，小贩们就推车挑担，来占地段，大街两旁是柿饼、核桃、黑枣儿，中间排满小车板床，摆的是海带、粉条儿、蘑菇。附近各村的农民，带领着孩子们，从四面八方的道路上奔着这里来了，人多得推挤不动，从东头走到西头，就要半天的时间。

卖年画儿的把画挂在客店的梢门洞里，卖花炮的占了村西大常五龙堂里的花炮最有名，他们套着大车，打扮的像卖艺的，用红布包着头，用花枪挑着鞭炮，站在车厢上接连不断的放，大声宣传，互相比赛，好像是来争名，并不是做买卖。

今年大不同了，日本兵占了铁路线，西边的山货和东边的海货，都运不过来，集市冷落了很多，五龙堂的花炮，上市的也很少。

往年，五龙堂的变吉哥，总是在春儿家的门口，摆个起花摊儿，头天晚上，春儿就给他把地方打扫干净，中午买卖忙，还给他端出碗便饭来。变吉哥做的起花，起的直，升的高，响的脆，还带着炮打灯。五个火球儿在天空极高的地方飘下来，像分开下垂的花瓣儿。临到晚上收摊，变吉哥就给春儿留下这么一把小起花，算是“地铺钱”。

今年，变吉哥没有扎起花，他担了一筐小灯笼来，灯笼做的很精致，画儿的颜色水色都很新鲜，还有走马灯，他装好一盏，挂在筐系儿上。前面跑着一群日本鬼子，在后面追赶的是八路军，男男女女的老百姓，背着铁铲大镐去挖沟，鬼子就跌跟头马爬的受擒了。

立时就围上一群孩子来，用买花炮的钱买了去，变吉哥叫他们拿好，别碰破了，还告诉他们点灯的办法。

春儿抱着一捆线子从家里出来，笑着问：“怎么你不扎起花了？”

变吉哥说：“你没到区上开会，你村的武委会主任没给你传达？”

“传达什么呀？”春儿问。

“你们村子大，工作可落后哩！”变吉哥说，“各村不是成立了武委会吗，今年禁止装花裹炮，留下硝磺火药，制造地雷手榴弹，好打日本。”

“这个我早就听见说了。”春儿笑着说。

“你早就听见说了，还问我为什么不扎起花！”变吉哥说，“上级的布置，我们能当耳旁风，不严格执行吗？”

“那你还弄这个玩意儿干什么？是为的换饽饽吃呀！”春儿掩着嘴笑。

“你不要小看这个！”变吉哥红了脸，“这是宣传工作。买一个回去，大年三十儿起五更，挂在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全能受教育，不比买别的有意思？”

“还是变吉哥，”春儿笑着，“又有认识，又有手艺儿！”

“我大大小小也是个抗日的干部，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变吉哥安排着一个又大又好的灯笼说，“回来把这个送给你，过年就挂在这篱笆门上！”

春儿问：“变吉哥，你现在是个什么干部呀？”

“五龙堂农民抗日救国会的宣传部长！”变吉哥郑重的回答。

“想起来了，”春儿说，“有个事儿和你商量一下，我们想成立一个识字班，你当我们的先生吧！”

“唉！你们村的大学毕业生，像下了雨的蘑菇，一层一片，怎么单单请我？”变吉哥说，“我可不敢在圣人门前卖字画呀！”“那些财主秧子们顶难对付，”春儿说，“你不去找他们，他们说你瞧不起他，你低声下气的去求他吧，他又拿着卖了。在背后造谣言，看哈哈笑儿，才是他们的拿手戏。有几个好的，全出去工作了，剩下一帮小泡荒子儿，教起书来，也不见得行，谁知道他能把我们教好，还是教坏了呢？再说好人家的妇女，谁愿意叫他们教？

那些贼眉鼠眼，屁屁溜溜的，你不招惹他，他还瞅空儿楞着眼看你，好像解馋似的，再叫他对着脸讲起书来，他会连他家的大门冲哪边开，都忘掉了哩！

我们不找他们，你是咱这一带的土圣人，我们就是请你，咱两村离的这么近，像一村两头，你每天晚上来教我们一会儿就行了！”

“你说的也有理。”变吉哥说，“抗日的道理，我不敢说比谁知道的透彻，可是心气儿高，立场准没错。我回去和我们主任讨论讨论，看合不合组织系统，我先不能自作主张。”

“好吧！我先去卖线子，等散集的时候，你到我家里，我还有件事儿求你哩！”春儿说着，摇摆着头发欢跳的跑到线子市上去了。

她卖了线子，到洋布棚买了七尺花布回来，已经晌午错，变吉哥也收了摊儿，把筐子挑到春儿的院里。春儿先进屋扫了扫炕，放上小桌擦抹干净，请变吉哥炕上坐。她又去烧了一壶水，倒了一碗放在桌子上。变吉哥说：“你这是待新客吗，这么费事？”

“我求你给我写封信。”春儿说，“我去买纸，捎着借笔砚来。”

“我什么也带着哩，你把我那筐提进来就行了！”变吉哥说，“谁求我写信，我也是赔上纸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