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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盘着腿坐在小桌旁边，铺摊开纸。春儿立在炕沿边，给他研着墨。

他问：“给谁写呀，给你父亲吗？”

“不是，”春儿说，“给一个人。”

“怎么个称呼？”变吉哥提着笔问。

“你这么写，”春儿红着脸，在纸上指划着，“你写上我姐夫的名字，可是上面的口气儿，要说给另外一个人听。”

“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信。指桑树骂槐树，那怎么个写法哩！”变吉哥把笔一放说，“平常说话行，嘴里说着，眼里斜着。在信上就难了！”

“写吧，不难。”春儿说，“你先写上俺姐夫的名字。”

“写上了。”变吉哥说，“下边怎么说？”

“下边写，”春儿说，“我问他们这次打仗打胜了没有？我又给他做了一双鞋，他穿不穿？我在家里也没闲着，道沟挖好了，开春就去拆城。俺姐姐和她公公都结实。不识字是很遭难的，叫他学习认字。”

“唉，”变吉哥连忙写着说，“我这不是写信，我这是做开会记录！可你也得有个前后条理呀，叫他学习认字，高庆山的文化不是不低了吗？”

“这是和别人说话，你照着我的口气儿写就行。”春儿说，“下面写，我现在是妇女自卫队的队长，我们出过操，正月里，就成立识字班，我也要去上学。麦子雨水大，明年收成错不了，只要仗打的好，不叫日本鬼子过来就行！完了。”

“完了。”变吉哥跟着说，“这不是信，这是天书！”

二十八

春儿把信带在身上，到姐姐家去，好找个顺便人捎走，另外，心里有些事，要对姐姐谈谈。

到了五龙堂，堤坡上姐姐家的小屋，整个叫太阳照着，几只山羊，卧在墙边晒暖儿。

小屋的门紧掩着，春儿听听：屋里不只姐姐一个人，好几个妇女在说话，她推了推门。

“谁呀？”屋里安静下来，听见姐姐下炕来问。

“我。”春儿说，“大白天上着门子干什么？”

“我妹子来了。”姐姐和别的人说。

“她是吗？”一个妇女小声问。

“还不是。”姐姐也小声说，“你们先等一等，我出去看看。”

姐姐慢慢开开门出来，随手又把门带上，对春儿说：“你这个时候跑来干什么？”

“哈！上你这里来，还得看看皇历，择择好晌？”春儿一下子不高兴起来。

“我们正在开会呀。”姐姐笑着说。

“开会是什么稀罕儿？”春儿说，“区上的会我也开过，县里的会我也开过，就没见过你们这小小的五龙堂开会，关起门子来！是占房，怕人冲犯了？”

姐姐说：“好妹子，你先到河滩里玩一会儿，散了会我叫你！”

“我偏进去看看，净是些什么贵人？我不信我就见不得她们！”春儿噘着嘴，往前迈一步。

“你看你这孩子，人家开的秘密会！”姐姐拦住她，“是党的小组会！”

春儿站住了，她的脸红了一下。对姐姐说：“好吧，我就听你说，去玩一会儿。”

“好孩子，”姐姐给她拍拍身上的土说，“我们很快就开完了，你可不要走！”

姐姐转身进屋里去了，春儿离开那里，她嘴里“哦，哦，”的招呼着那几只山羊，羊们爬起，跟着她来了，她带它们到河滩里去找草吃。

阳光铺在河滩上，春儿有些发闷。党的名字在她心里响着，有一种新奇的热烈的感觉。

这个贫苦的、从小就缺少亲人爱抚和照顾的女孩子，很容易被这个名字吸引，就像春水阳光和花草一样。

她知道姐姐和姐夫都是共产党员，芒种也可能是了。凡是她的亲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就是她还没有。关于共产主义，这个女孩子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呢？很难测验。她能记忆的十年前的一次暴动，是为了穷苦的人们，在她感到亡国的痛苦的时候，他们又回来组织了抗日的队伍，进行广泛的动员，建立了政权，并且支持她打赢了官司。她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共产党保证了她的生活的向上和她的理想的发扬。

她要加入这个队伍，为它工作，并用不着别人招呼一声。她已经参加了妇女救国会，参加了妇女自卫队，早就认定自己是这组织里的一员了，可是现在看来，还有着一个距离，她被姐姐关在了门的外边。

她要参加党，她要和姐姐说明这个愿望。她很快就决定了这个愿望，她抚摩着大母羊身上厚厚的洁净的绒毛，抬起头来，面对着太阳。

姐姐送走了别人，回头站在堤坡上向她招手，她带着羊群跑了回去。

“你不要不高兴，”姐姐笑着说，“不是组织里的人，就是亲生爹娘，夫妻两口子，也不行哩！”

“别充大人灯了，”春儿说，“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什么理儿也不解哩！”

“我怕你不明白，”姐姐说，“离年傍近了，你不在家里操扯操扯吃的，跑来干什么？”

“可说的是嘛！”春儿笑着说，“就为的是在家里吃不上，才跑到你这里来，站到大河滩里去喝冷风呀！要不，给你家当个羊倌，求姐姐赏碗面吃吧！”

“我知道你多心了！”姐姐说，“妇女自卫队的工作，你领导的起来不？”

“凑合子事呗，反正什么也做了，”春儿笑着掏出信来，“你给找个可靠的人捎了去！”

“给谁的信呀？”姐姐问。

“给我姐夫，另外也捎带着芒种。”春儿背过脸去，引逗那个爬在炕上的关东小孩去了。

“那天我公公回来，说起给你寻婆家的事儿来。”姐姐说，“十八九的人了，你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什么主意？”春儿把脸凑到孩子的脸上说，“这孩子可胖多了，就是不忙。”

“是心里不忙，还是嘴上不忙？”姐姐问。

“两不忙。”春儿站直了身子，面对着姐姐，“我心里着急的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呀？”姐姐问。

“姐姐！”春儿庄重热情的说，“你介绍我入党吧，我想当一个共产党员！”姐姐很高兴的答应了她。

春儿回到家来，热了一点剩饭吃。天黑了，她上好篱笆门，堵好鸡窝，点着小煤油灯，又坐在炕上纺线。

她摇着纺车，很多事情，在她眼前展开，心里很是高兴。

她思想一些关于妇女的问题，她的知识不多，心里只有那些小时听书看戏得来的故事。

在灯影里，她望着墙上那几张旧画儿，丈夫投军打仗去了，妻子苦守在家，并不变心。每一幅的情节，她都懂得，也能猜出那女人说的什么，想的是什么。“可是都没有我们好，我们除了纺线织布，不是还练习打仗吗？”

窗户纸微微的震动，她听见远远的地方，有枪炮的声音。她停下纺车，从炕上下来，走到院里，又从那架小梯子上，爬到房顶上来。

她立在烟突的旁边，头顶上是满天的星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霜雪，落在了屋檐上。东北天角那里，有一团火光，枪炮的声音，越过茫茫的田野。

我们的部队在那里和敌人接火了，她的心跳动着，盼望自己人的胜利。在严寒的战斗的夜晚，一个农村女孩子的心，通过祖国神圣的天空、银河和星斗，和前方的战士相连在一起。

二十九

不管季节早晚，平原的人们，正月初一这天，就是春天到了。在这一天，他们才能脱去那穿了一冬天的破旧棉袄。

三十晚上，春儿看看没风，就把变吉哥送给她的灯笼，挂在了篱笆门上。回到屋里，她把过年要换的新衣服，全放在枕头边，怎样也睡不着。荒乱年月，五更起的也晚，当她听到邻舍家的小孩放了一声鞭炮的时候，就爬了起来。

她开开房门，点着灯笼，高兴自己又长了一岁。在灯光底下，她看见街上挤满了队伍，在她家门前，有一排人坐在地下，抱着枪枝靠着土墙休息。

家家门口挂起来的灯笼照耀着他们，村里办公的人们全到街上来了，春儿正和战士们说着话，老常迈着大步过来：“春儿，快着点，我们去给队伍号房子！”

“号房子要我去干什么？”春儿说，“又不是给妇女派活儿！”

“什么工作也离不开妇女！”老常说。

春儿跟着他走了几家，动员着人们腾出房子来，老常和房主们说：“腾间暖和屋儿，把炕扫扫，咱们在那里挤插着住两天，也不要紧，叫战士们好好休息休息。人家打了十几天仗，一夜走了一百多里，到现在还水米不曾沾牙，这么冷天，全坐在街上等着哩！”

房主们说：“你走吧，没错儿！孩子的娘！把炕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一下，把尿盆子端出来！”

老常说：“不碍手的东西，就不要动，这个队伍，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他们来到田大瞎子家里，田大瞎子的老婆正看着做饭，好几篦帘饺子放在锅台上，一听说军队住房，慌手慌脚又把饺子端回里间去了，出来说：“真是，过个年也不叫人安生！大年初一吃饺子没外人儿，怎么能住兵呀，这有多么背兴吧，你说！”

老常说：“人家军队也有家，出来打仗，还不是为了大伙儿？这时候，还说什么初一十五！”

“你看那屋里不是堆的满满的，插下人去了吗？你当着干部，就一点儿也不照顾当家的？”田大瞎子的老婆抱怨着。

“就是你们家房子多，还拉扯哪个？把东西厢房全腾出来吧，我看四条大炕，能盛一个连！”

老常说着出来，就又到了俗儿家里，她家的大门关的挺紧。老常拍打，喊叫，半天老蒋才开门出来，丧声丧气的说：“老常，大五更里，你别这么砸门子敲窗户，呼卢喊叫的，我嫌冲了一年的运气！”

“来了军队！”老常大声说，“叫你腾一间房子！”

“我家又不开店，哪来的闲房子？”老蒋说。

“你满共两口人，怎么着腾挪不开呀？”老常说，“叫俗儿并并！”

“你们来的不巧，”老蒋说，“俗儿半夜里就占了房！”

老常一怔。春儿说：“怎么先前一点不显，也没听见说过呀？”

“你一个闺女家，什么事也得去报告你？”老蒋说。

“我不信。”春儿说着就往院里走。

北房三间，俗儿那一间暗着，窗户上，遮着大厚的被子，春儿站在窗户下听了听，俗儿正紧一声慢一声的在炕上哼哼。“怎么样？”老蒋笑着说，“没骗你们吧，要不是赶上这个节骨眼儿，住间房那算什么哩！”

“我就是不信！”春儿想了一想，说着就要推门，老蒋一把拦住她：“你这是干什么，像个姑娘的来头吗？你不能进去，刚下生的孩子，见不得阴人，再说，那是什么好味气儿呀？”

春儿不听他，硬推开门进去，从口袋里掏出洋火来，点着梳头匣上刚刚吹熄的灯，伸手就向俗儿的被窝里一摸。俗儿一撩大红被子坐起来，穿着浑身过年的鲜亮衣裳，自己先忍不住笑了。

老常在一边说：“这是一个话柄儿：老蒋的闺女占房，根本没有那么一档子事！”

老蒋对于俗儿这一笑，非常不满，只好红着脸说：“叫军队来住吧，咱们这人家，什么事儿也好办！”

号好了房子，太阳就出来了，春儿回到家里，看见有一匹大青马系在窗棂儿上。

“谁的马呀？”她说。

“我的！”从她屋里跑出一个年轻的兵来，就是芒种。

春儿的脸红了。

“怎么你出去也不锁门？”芒种问。

“街上这么多的队伍，还怕有做贼的？”春儿笑着说，“你有了马骑，是升了官儿吗？”

“不知道是升不升，”芒种说，“我当了骑兵通讯班的班长。”

“我去打桶水来饮饮它吧！”春儿说，“你看跑的四蹄子流水！”

“不要饮，”芒种说，“叫它歇歇就行了，我还要到别处送信去哩！”

“那我就先给你煮饺子去，”春儿在院里抱了一把秫秸，“你一准还没有吃饭。”

芒种跟进来说：“上级有命令，不许吃老百姓的饺子。”

春儿说：“上级批评你，我就说是我愿意叫你吃！”

煮熟了，她捞了岗尖的一碗，递给芒种说：“这回打仗打的怎么样？”

“在黄土坡打了一个胜仗，得了一些枪枝。”芒种说，“敌人增了兵，我们就和他转起圈子来，司令部转移到你们村里来了，吃过饭，你看看我们的吕司令去吧！”

“我怎么能见到人家？”春儿说，“我姐夫哩？”

“我们还住县城里。”芒种说。

“高疤哩？”春儿又问。

芒种说：“也在队上，这回打仗很勇敢，看以后怎么样吧。”

芒种吃饱了，放下碗就要走。春儿说：“等一等，小心叫风顶了。”

“当兵的没那么娇嫩。”芒种说着出来，解开马匹，牵出篱笆门，窜了上去，马在春儿跟前，打了几个圈儿。

“你怎么这么急呀，”春儿说，“我还有话和你说哩！”

“什么话？”芒种勒着马问。

“过了年，你多大了？”春儿仰着头问。

“十九岁了，”芒种说，“你忘了，咱两个是同岁？”

“你长的像个大人了哩！”春儿低下头来说。

“在队上人们还叫我小鬼哩！”芒种笑着说，“我们年轻，要好好学习哩！”

“我能到军队上去吗？”春儿问。

“怎么不能，要那样才好哩！”芒种把缰绳一松，马从堤坡上跑开了。

三十

春儿想到街上玩玩，今年的大街上，显着新鲜，在穿着红绿衣裳的妇女孩子中间，掺杂着许多穿灰棉军装的战士。战士们分头打扫着街道，农民和他们争夺着扫帚，他们说什么也不休息，农民们只好另找家什来帮助，子午镇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整齐过。

十字街口，有几个战士提着灰桶，在黄土墙上描画抗日的标语，高翔引逗着一群小孩子唱歌，这一群孩子，平日总玩不到一块儿，今天在这个八路军面前，站的齐齐整整，唱歌的时候，也知道互相照顾。

在那边，有一个高个儿的军人，和农民说话，眼睛和声音，都很有神采。衣服也比较整齐，他多穿一件皮领的大衣，脚下是一双旧皮鞋。

有一个妇女小声告诉春儿说：“那就是吕正操！”

春儿远远的站住，细细打量人民自卫军的司令员，说起来，这也是她的上级呀，想不到这样大的人物，能到子午镇来。

吕司令和农民们说，破路的工作，做的不彻底。这样小的壕坑，只能挡住拉庄稼的大车，挡不住敌人的汽车和坦克，必须把大道挖成深沟，把平原变成山地。又问村里人民武装自卫的情形，农民们说：“都成立起来了，人马也整齐，就是缺少枪枝，吕司令！

你从队伍上匀给我们一点吧，破旧的我们也不嫌。”

吕司令答应了这个要求，春儿一高兴，觉得自己也该上前去说两句话，她慢慢走到吕司令的身后边。

“春儿来干什么？”一个年老的农民说，“也想要点东西？”

吕司令转过身来，看见了这个女孩子。在冀中，他遇见过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的要求更不好驳回。

“我是这村的妇女自卫队的队长。”春儿立正了笑着说。“我把枪枝送给村里，自然也有你们的份儿。”吕司令说。“除去这个，我还有个要求。”春儿说，“我们不会排操打仗，吕司令教教我们吧，我就去集合人！”

“等明天吧，我派一个连长来教你们。”吕司令笑着说。

“军队上要女兵不要？”春儿问。

“你愿意去打仗？”吕司令笑着说，“现在还没有招收女战士，我们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剧团，你要是喜欢演戏唱歌，可以去报名。”

“俺不学那个！”春儿转身跑到妇女群里去了，妇女们都冲着她笑。

这天晚上，在村西大场院里，开了一个军民联欢晚会，五龙堂的老百姓也赶来了。吕司令、高翔在会上讲话，动员人民，政治部的火线剧团演出了节目。春儿和秋分，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看，高庆山和芒种也从城里赶来了，拉着马站在群众的后面。戏出都很简单，春儿第一次看到日本鬼子的形状。

子午镇的鼓乐，也搬到台上响动了一阵，又把军属高四海大伯拉上去，请他演奏大管。老人望着台下这些军队和群众，高兴极了，他吹起大管来，天空的薄云消失，星月更光明，草木抽枝发芽，滹沱河的流水安静，吹完了，人人叫好。他接着做了一番抗日的宣传，最后大声说：“这就是我们的天下！”

春儿和秋分也觉到：今天这才是自己的大会，身边站立着自己的人，听的看的也都是自己心爱的戏文。

三十一

目前，从五台山开始的，以阜平城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形成了。冀中区中心十几县的抗日政权，渐渐健全起来；边缘地区自发的抗日武装，还在加紧的整编着。

冀中区行政公署正在积极筹备。人民自卫军的司令部和政治部住在子午镇，这一带村庄就成了冀中区抗日战争的心脏，新鲜的有力的血液，从这里周流各地。每天，有从远地来汇报工作的，有出发到边缘检查的，有边区来传达命令的，子午镇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抗日的人员。车辆马匹不断的从这里经过，输送着枪枝子弹和给养。现在，这个村庄，是十分重要，也十分热闹了。惊蛰以后，夜里落了一场春雨，早晨就晴了，杨花飘落着，柳树发芽，田地里到处是潮湿的黄绿的颜色，特别是那些柳树，嫩枝在风里摇摆，好像是要把它那枝叶的颜色，扬送到天空里去。这样早，战士们就换上单军装，军装也是黄绿色。骑马的通讯兵，从子午镇街里跑出来，在反浆的松软的大道上奔跑。场院里，河滩上，是战士练兵的歌声。

各村正做着拆城的准备工作。春儿头一天晚上，拿一把小笤帚放在碾台上，占好碾子，打早起插上一条新榆木推碾棍，推下了自己半个月的吃喝，装在一个小布口袋里。五龙堂和子午镇的民工，编成了一个大队，她和姐姐约好，到那天一块儿进城。

进城的日期决定了，是三月初一。头一天晚上，春儿就背上粮食，带了一身替换的衣服，跑到姐姐家去，她的心情不像是去工作，倒有点儿像去赶庙会。早晨起来，高四海在堤坡上，拾掇好一辆手推的小土车，把拆城的家具、伙食，还有那个东北小孩儿，捆在上面，车前系上一条长长的绳儿，叫春儿和秋分替换拉着，老人驾起绊带，吱扭吱扭的奔城里来了。

各村的人马车辆，全奔着城里去，在一条平坦的抄近的小道上，手推的小车，联成了一条线，响成了一个声音，热烈的做着比赛。高四海下身穿着棉裤，上身只穿一件破单褂，脊背上流着汗。春儿肩上搭一条毛巾，脸胀得通红。路过高坡，老人叫春儿把绳拉紧，下坡的时候，就叫她松下来。

一进西关，买卖家和老百姓全挤到街上来看热闹，县政府已经分别给民工们预备好了下处，春儿和秋分一家就住在城根一家小店里。

吃过中午饭，大家就背上家具跑到城上去看本村本组的尺丈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分了西北城角那一段，外边是护城河，里边是圣姑庙。李佩钟同着几个县干部，分头给围在城墙上的民工们讲话。李佩钟来到春儿她们这一队，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说：“乡亲们：我们要动工拆城了，不用我说，大家全明白，为什么要把这好好的城墙拆掉？我们县里的城墙，修建一千多年了，修的很好，周围的树木也很多，你们住在乡下，赶集进城，很远就望见了这高大的城墙，森阴的树木，雾气腾腾，好像有很大的瑞气。提起拆城，起初大家都舍不得，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东西，这是祖先遗留给全县人民的财产，可是我们现在要忍心把它拆掉，就像在我们平平整整的田地里，要忍心毁弃麦苗，挖下一丈多深的沟壕一样。这是因为日本侵略我们，我们艰苦的进行战争，要长期的打下去，直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一定要替我们的祖先增光，为我们的后代造福。我们现在把城拆掉，当你们挖一块砖头、掘一方土的时候，就狠狠的想到日本吧！等到把敌人赶走，我们再来建设，把道路上的沟壕填平，把拆毁的城墙修起！”

“到那时候，太平了，还修城干什么？把它修成电车道，要不就栽上花草，修成环城公园！”变吉哥到过大城市，忽然想到这里，就打断了县长的讲话。

“先说眼下吧，”挤在前面的、子午镇的民工队长老常说，“把这玩意拆了，平平它，不用说别的，栽上大麻子，秋后下来，咱两个村子吃油，全不遭难了。可是这些砖怎么办呢？”“这些砖拆下来，”李佩钟说，“哪村拆的归哪村，拉了回去，合个便宜价儿，卖给那些贫苦的抗属，折变了钱，各村添办些武器枪枝！”

“好极了！”群众喊着，“干吧，一句话，一切为了抗日！”

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沿着城墙走过三个穿马褂长袍的绅士来，领头是李佩钟的父亲大高个子李菊人。他们手里都玩着一件小东西，李菊人手里是两个油光光的核桃，第二个是红木腰子，第三个是黑色的草珠子。他们向前紧走两步，一齐把手举起，里外摇摆着，对群众说：“且慢！我们有话和县长说。”

李佩钟站在那里不动，三个老头儿包围了她，说：“我们代表城关绅商，有个建议，来向县长请示！”

“有事情，回头到县政府去谈吧，我现在很忙。”李佩钟说。

“十分紧迫哩，县长！”拿腰子的老头儿说，“我们请你收回拆城的成命。”

“什么！你们不赞成拆城？”李佩钟问。

李菊人上前一步说：“古来争战，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

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拆除城墙，是为了不容进犯的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站脚停留。”“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说：“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艰难困苦的战争，这战争关系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这战争由革命的政党领导，动员全体人民来参加。很多事情，自然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

“把城墙拆掉了，城关这么多的老百姓到哪里去？”拿草珠子的老头儿鼓了鼓气问。

“假如敌人占据这里，我们就动员老百姓转移到四乡里去，给他们安排吃饭和住居的地方。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同敌人住在一起。”

“那样容易吗？”李菊人说，“城关这些商家店铺，房屋财产，谁能舍得下？”

“是敌人逼迫着我们舍得下，”李佩钟说，“看看我们那些战士们吧，他们背起枪来，把一切都舍弃了！这年月就只有一条光荣的道路，坚决抗日，不怕牺牲！”

“我也是为你着想，”李菊人降低声音说，“你是一县之长；你领导着拆毁了县城，将来的历史上要怎样记载呢？”

“历史上只会记载我们领导着人民，艰苦奋斗的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不会记载别的了。”李佩钟说，“对！每个人都想想历史的判断也不错！”

三个老头儿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

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的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拿腰子的说：“李老菊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

三十二

三个老头儿从城墙上下来，到了李菊人的家里，一进院子就听见李菊人的女人正在屋里唱《玉堂春》。

李菊人的宅院，有些没落地主的性质。大门的黑漆剥落了，影壁前面的养鱼缸里，栽种着几棵大葱，也早就冻干。正房窗台前面，原有两棵高大的石榴树，因为冬天没人养护，死了一棵。进屋里，是一股强烈的发霉的羊肉馅味，一撩门帘，这个唱戏出身的、李菊人的小婆儿，李佩钟的母亲，正坐在炕当中包饺子，她的艺名叫郭雁声。

她的两手粘着面，身子前面的案板上摆满了面剂、肉馅、蒜皮和葱头。

她不过四十岁，长的少像，脸蛋儿很白。她盘着腿儿坐着，绣花的红缎子鞋尖儿，从屁股两边露出来。

“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我一帘饺子还没捏满哩！”她望着三个老头儿笑着说。

“别提了，快打点水擦擦脸！”李菊人说，“不光碰了一鼻子灰，还弄了一身土！”

“煤火上铜壶里是热水，你自己倒吧！”女人说，“你们见到佩钟吗？”

“见是见到了，”拿腰子的老头儿说，“所请一概不准！”“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女人笑着拍拍手上的面，“那小妮子邪性着哩！”

“我们当时把你也搬去就好了，”老头儿又说，“当娘的说说她，或者有点儿效力！”

“我去了，还不是一样晾着，”女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谁还管的了谁呢？比如说我吧，九岁上就叫人卖到戏班子上，到眼下爹娘连个音信也没有！”说着，眼圈儿就红了。

“别倒那千年的布节万年的穗子了，”李菊人擦完脸说，“我们出了正月，就安排着到北京去住，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

“那里不是叫日本占了？”女人说，“躲都躲不及，还往老虎嘴里送食儿去！”

李菊人说：“那里有日本，这里有八路军，全不大好受，两头儿挤，我看还是到北京松快点。咱们把这里的铺子合对了，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到北京混他两年，那里有钱的人多，不像这里，什么事儿也找到咱头上，光这个合理负担就够呛！住在北京，实在混不住了，你还可以搭个班唱两天戏！”“老的快没牙了，谁还爱听你唱戏哩！”女人说，“这么大的过活，就扔下不管？看看风头儿，再搬舵吧！”

“按说哩，佩钟在这里边，我不该讲，”拿腰子的老头儿说，“别看他们胡闹，长的了吗？”

“别提那妮子，”李菊人说，“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石头缝儿里爆出来的！不怕闹的欢，就怕拉清单，你说的对！”

“那你们就别愁了，”女人说，“快帮我捏饺子吧！”“我们还有事儿，”拿草珠子的老头儿说，“要不，你就还接着唱你的《玉堂春》，我们三个坐在这里审你！”

“呸！回家审你太太去吧，问她这几天跟谁过来着？”女人笑着说。

三个绅士继续讨论关于拆城的对策。拿草珠子的说：“看这样，他们是不守这县城了。那些穷光蛋，没家没业的人们，可以跟他们打游击去，你说我们这些户，搬不动，挪不动的，到底怎么办呀？”

“不搬！”拿腰子的说，“这有多么干脆。”

“你不搬，他就说你是汉奸，这名帖儿可不大好听！”拿草珠子的说。

“到那时候，他们不知道早跑到哪里去了，还顾上叫这叫那哩！”拿腰子的说，“目前是怎么想法不叫他们拆城，拆城对咱们终归不利！”

“已经在那里扑腾着拆了，还有什么办法？”李菊人说。

“显个灵验给他们看！老百姓一害怕就拆着没劲了。”拿腰子的小声说。

“叫谁显灵验呢？”李菊人问。

“我们分头去进行，”拿腰子的对拿草珠子的说，“你到圣姑庙，叫老道姑在这两天里使个招儿，迷惑那些乡下来的妇女们，我和老菊去西关天主堂找外国神父，也叫他想个法子，威吓那些男人小伙子们！你们看怎样？”

“真乃妙计！”李菊人说着就又和他们出去了。

“你们造罪吧！”女人回脸对着窗户上的小镜儿说。

圣姑庙在北门里，这是一座工程浩大的庙宇，修在一座极高的土台子上，有一百零八级白石的阶梯。河北省流传王莽赶刘秀的故事，说赶到这里，看看拿住，圣姑正在井口打水，放过刘秀，摘下头上的簪子一划，就地成了一条大河，就是现在的滹沱河。是一段形式美丽的传说，封建统治者利用了这个传说，鼓励了这个迷信。圣姑庙因为修建的庄严，粉画的秀丽，远近朝拜，香火很盛。圣姑的塑像，就是一个精采出众的艺术作品，老百姓认定这是圣姑的真身，她那灵活的富于情感的眼睛，注意和安慰了每个膜拜的人。

庙里的道姑，又多方面铺张，给圣姑安排了婆家娘家的谱系，她是受婆婆虐待的，娘家是河北里河村一个贫苦的农家，每年夏天，里河村的群众，要迎接圣姑过河歇伏。

妇女们特别迷信圣姑，因为她出身贫苦并且受婆婆虐待。加上这一带，旱涝连年，兵灾不断，在那黑暗的年月，圣姑庙就成了附近几县妇女信仰的寄托。

关于西关的天主教堂，也有一段传说，不过是悲惨一些罢了。义和团事件的第二年，两个外国教士来到这个县城，看好一家小店，要强买这片庄基，并且打伤了那年老的店主。附近的农民，激于一种崇高的情感，背上火枪火炮来帮助，他们在西关的土寨后面，和鬼子调来的洋枪队开了火，整打了三天三夜，没让他们进来，农民的妻子儿女来往运送着火药和饭食。县知事出卖了抗战的志士，叫马快手在背后夹击，农民们失败了，洋鬼子进城，杀死了那老店主和七个不离寨墙的青年农民，没等扫清他们的血迹，外国人就强迫着居民替他们修盖起教堂，安上了十字架。

自然，以后这教也传布开了，附近很多农民也在了教。可是，他们忘不了这段经过，五十岁上下的人，都还记得死者的姓名和容貌，能演说当时火热的场面和悲惨的结局。大涝之年，寸草不收，外国人弄些高粱来，设粥厂，每个人赈济几斤山药，农民们就在了教，他们不明教义，一般的都说在的是山药教。

抗战刚刚开始，农民们也曾向圣姑庙和天主堂求助，天主堂只答应他们，日本人来了，教友可以进教堂避难，但是不久就听说日本人打进了正定的教堂，还强奸了修女。至于圣姑庙上的道姑，就只能说这是劫数，圣姑也到峨眉避难去了。

当时的农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才坚决的走上抗日的道路，并且建立了政治信仰。

三十三

很快，周围城墙的垛口就拆的不见了。子午镇民工队，并起大沙篙，斜倚在城墙外面，妇女们把送过来的砖，一个连一个滑到护城河外面的平地上去，那里的老年人们垒了起来，叫大车拉走。

城墙上有一层厚厚的石灰皮，很不容易掀起，大镐落在上面，迸起火星儿来，震的小伙子们的虎口痛。后来想法凿成小方块，才一块一块起下来。

李佩钟也挽起袖子，帮助人们搬运那些灰块，来回两趟，她就气喘起来，脸也红了，手也碰破了。

“县长歇息歇息吧！”挑着大筐砖头的民工们，在她身边走过去说，“你什么时候干过这个哩！”

“我来锻炼一下！”李佩钟笑着说，用一块白手绢把手包了起来，继续的搬运。看见春儿也挑着一副筐头，她说：“春儿，给我找副筐头，我们两个比赛吧！”

“好呀！”春儿笑着说，“识文断字，解决问题儿，我不敢和你比，要说是担担挑挑，干出力气的活儿，我可不让你！”

她们说笑着，奔跑着，比赛着。男人们望着她们笑，队长老常督促说：“别光顾的看了，快响应县长的号召，加油吧！”

只要有女人在队伍里严肃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男人们，镐举的更高，铁铲下去的更有力量，来回的脚步更迅速了。

春儿年轻又有点调皮。她只顾争胜，忘记了迁就别人，她拉扯着李佩钟，来回像飞的一样，任凭汗水把棉袄湿透，她不住的叫着刺激性的口号：“县长，看谁坐飞机！你不要当乌龟呀！”

李佩钟的头发乱了，嘴唇有点儿发白，头重眼黑，脊梁上的汗珠儿发凉。两条腿不听使唤，摇摆的像拌豆腐的筷子。“春儿！”老常劝告说，“叫县长休息休息，她不像我们，就这么一骨突一块的活儿，有多少公事等着她办理呀！”

春儿才放下担子，拉着李佩钟到姐姐那里，喝水休息去了。

民工队里也有老蒋，他斜了李佩钟一眼，对人们小声说：“你们看看：哪像个县长的来头儿？拿着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城里李家的闺女，子午镇田家的儿妇，一点儿沉稳劲也没有！整天和那拾柴挑菜的毛丫头，在一块儿瞎掺伙！”“这样的县长还不好？”和他一块担砖的民工说，“非得把板子敲着你的屁股，你才磕头叫大老爷呀？”

“干什么，就得有个干什么的派头，”老蒋说，“这么没大没小的，谁还尊敬，谁还惧怕？这不成了混账一起吗？”“什么叫新社会哩？”那个民工说，“这就是八路派。越这样，才越叫人们佩服。过去别说县长，科长肯来到这里，和我们一块土里滚、泥里爬吗？顶多，派个巡警来，拿根棍子站在你屁股后头，就算把公事儿交代了！现在处处是说服动员，把人们说通了说乐了，再领着头儿干，这样你倒不喜欢？”“我不喜欢，”老蒋一摇头，“总觉着没有过去的势派带劲，咱们拿看戏做比：戏台上出来一个大官，蟒袍玉带，前呼后拥，威风杀气，坐堂有堂威，出行有执事，那够多么热闹好看？

要是出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光屁股眼官儿，还有什么瞧头？

戏台底下也得走光了！”

“你这脑筋，该受受训！”那个民工不再理他，催着他赶快工作。

李佩钟喝了一碗开水，心里亮堂了一些。她整整头发，看见秋分坐在地上，正一手一个往下送砖头，她问春儿：“这是你大姐吗？”

“是呀，”春儿说，“你们见的面不多，过去，谁上得去你们家的高门台儿呀？”

“你就是高庆山同志的　吗？”李佩钟又问秋分。

秋分笑了笑，春儿接过来说：“啊，她是高庆山同志的‘吗’。‘吗’是个什么称呼呀？”“这是你们的孩子？”李佩钟笑着抱起秋分身边的小孩来。“别叫他弄你一身土！”秋分说，“是我们给人家养着的，他娘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

“我说哩，”李佩钟说，“高同志回来还不到半年呀！这孩子很苦，好好的养着他吧。我们给你妈妈报仇！你要在战争的炮火里长大成人呀！”她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孩子爬在她的腿上，啃着她的膝盖，她痒痒起来。

“高同志知道你来了吗？”停了一会李佩钟又问。

“还不知道吧！”秋分说，“我们还没看见他。”

李佩钟说：“他正在开会，我回去告诉他，叫他来看你，你们住在哪一家？”

“住在西城根一家小店里。”秋分说。

“回头我给你们找间房子，你和高同志轻易不在一块儿，趁这个机会该团圆团圆了！”

秋分红着脸没有说话。春儿说：“你看这县长有多好！”

一句话把李佩钟的脸也说红了。

太阳已经掉到西边的几块红色的云彩里，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在城外野地里觅了一天食儿的乌鸦，成群的飞回来，噪叫着落在街头的老槐树上过宿。

晚饭以后，李佩钟在城里找好一间屋子，就去叫秋分，秋分嘴头儿上不愿意，春儿说：“既是县长好心好意的找了房子，你就去吧。我一个人睡在这炕上，才宽绰哩！”

李佩钟给她抱着孩子，把秋分带到房子里，又写了一个纸条，求老乡送到支队部，一会儿高庆山就来了，一看是这么回事，就说：“她们是来拆城的，这影响不大好吧？”

“没人笑话你们。”李佩钟说，“谁不知道你们长久分离，难得相见？要不这样，老百姓才说我们不合人情哩！”

“你这县长也太操心了！”高庆山笑着说。

“算我做了一件民运工作。你们安排着休息吧，我走了。”

李佩钟笑着出来，回身给他们关上了房门。

路过娘家的大门，李佩钟顺便看了看母亲。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刚刚点上了灯。母亲见了女儿，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先抱怨起来：“你这孩子，早把娘忘到脊梁后头去了吧！你还有家吗？走错了门儿吧！”

“没有。”李佩钟笑着说，“我爹哩？”

“你爹？”她母亲沉吟了一下，“无非又和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出去瞎逛吧，叫人捏好了饺子，他也不家来吃。你来的正好，等我通开火，煮熟了咱娘儿俩吃！你这是干什么去来呀？看身上那些土，快过来，我给你扫扫！”

李佩钟背过身去，母亲给她打扫着说：“我说钟儿，你到底还到田家去不去？”

“不去了。”李佩钟说。

“就这样疯跑一辈子？”母亲停下手来问，“一个女孩子家，能跟那些当兵的们跑到哪里去呀？”

“哪里也是家。”李佩钟笑着说，“根据地的地面儿大着呢，我到哪里工作，也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在外面，有人照顾我，心疼我；也有人教管我，指引我。娘不用操心惦记我好了。”

“我管的了你呀？”母亲叹了一口气，“听！外面有人推门，准是你爹回来了。”

“他回来，我就该走了，”李佩钟说，“我们说不到一块儿！”“对了，”母亲小声说，“你们拆城，他们编法儿反对哩！

你做工作，也得多多留神呀！”

李佩钟刚转身要走，她母亲又叫住她小声说：“听人说，你和那个姓高的支队长很要好，是吗？”

李佩钟沉静的说：“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

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他家里有女人，很好。”

三十四

父女两人，到底在院里碰上了，李菊人又喝了酒，酒气扑人的问：“是佩钟吗？”

“嗯。”李佩钟答应着，“父亲到哪里去来？”“到了个倒霉的地方，”李菊人很生气的说，“外国鬼子越来越不拿中国人当人，在他们眼里，我们简直连个猪狗也不如，要真的亡了国，这些玩意还不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吗？”

李佩钟只有在父亲喝醉了的时候，才能听见一些入情入理的话，她说：“所以我们要坚决抗日呀！只有人人奋不顾身的斗争，我们的民族，才能扬眉吐气。你找的什么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