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说话，暗中观察两人。自从干起夜行者，第一回 演得那么累。.8
我说卖水的不都是山东老乡吗？老刘“嗨”了一声：“东城的还看不起海甸的呢。大头是肥城县的，二骡子是平阴的——拉水是争利的事儿，越是老乡越较劲儿，分派别。”
老刘说，大头是个实在人，但就是脾气太暴，“我怕他冲动。”
我问老刘，大头是不是缺钱才急着要账。
“不缺钱谁当水夫？他改行卖自来水，也是因为能挣得多些。听说他女儿身体不好，总吃药。”
下午，小宝跟着一个巡警回来，说大头跑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街坊说昨晚还见着了，应该没走远。
我拉小宝到屋外，说了大头和二骡子打架的事，“先瞒着警察，找到大头再说。”
小宝说，侦缉队已经分头堵了各个车站大道，大头带着孩子，很难跑掉。
我问苏经理有没有大头的照片。苏经理找来大头的资料表，撕下上头的照片，递给我。照片上的大头身形高大，拘谨地坐在水厂花园里，尴尬地咧着嘴笑，眼睛盯着镜头，一双大手不知所措地扶在条凳上。条凳旁边立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大名——李博。
我把照片交给小宝，说得想办法查查出京的小道，要是真犯了事儿，他应该不敢去车站。小宝点点头：“我找找从前走镖时的朋友，小道儿上熟。”
我回西四拿了一些钱让小宝带着，江湖上的朋友好久不见，得照顾着些。小宝走后，我到街上溜达，想再吃点东西，发现馆子都关了门。一打听，井水夫罢工了，没人送水。
井水夫聚集在前门自来水南一局和西分局游行，还有人去了农商部（北洋时期管理农业工商的部门），要求清查自来水公司。我叫辆胶皮，到了粉子胡同，农商部门口聚了上百个井水夫，路边水车倒了一片。有人举着旗子，上面写着：自来水厂一日不关，京师百姓一日无水。我问那举旗的水夫，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吗？他摇头，指着旗子说：“自来水管子里那水不能吃，洋人的东西有毒，中国人得吃井水。”
水夫喊一会儿歇一会儿，不断有行人停下，糊里糊涂跟着喊起来。有人吆喝拆了路口的水管，就真有人抄起水钩担子咣咣地砸起来。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从人群里挤出来，使劲朝我招手，是《白日新闻》的编辑老冯。老冯苦着脸，说自己要完蛋，自来水厂筹建时，他和父亲都买了股票，把家里一半积蓄投了进去，“本来经营就不好，分不了多少利，这下子连本儿都要赔了。”
水夫闹得凶，警察配上了藤盾，抽出洋刀，在农商部门口站成弧形的人墙。前排的水夫拿扁担试探，忽然贴上了人墙，两伙人打在一块儿。一个穿短袄短裤的男人从水夫队伍后面走出来，和警察巡长说了句话，转身登上路边一辆翻倒的水车。这人是张坤，那个井业公会的会长。他今天这身打扮，比穿西装时干练很多。他劝水夫解散，恢复供水，说：“自来水的事情，政府、警察肯定会查清，但京城不能没水吃吧？咱们自个儿也得吃水啊，都散了吧。”
有水夫喊，自来水厂害死井水夫。
张坤笑笑：“这事儿谁也没看见不是？就见了老鼠、手指头，那也不能证明谁害了人。这不是咱们管的事儿，干嘛不趁这工夫多卖几桶水呢。”又苦口婆心劝了一会儿，领头的几个水夫摆摆手，朝人群吆喝几声，很快就散了。
老冯说：“你看，还是以前老规矩管用，管事儿的出面一说就能解决事儿。”说完又叹气，“学西洋玩儿这公司股票，可是害惨我了。”
晚上11点多，我坐在床上翻书，院里突然一阵脚步声，出去一看，小宝拉了辆胶皮车，车上歪着个人，旁边坐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我赶紧接过车，问他：“这是大头？怎么这样？”
小宝点头，说快弄点水。我忙进屋倒了碗水递给他，他扶着大头脑袋，给他灌下半碗，一口喝了剩下的，头上冒起热气。
大头脑袋上肿了个大包，左肩上两道血口子，棉袄里外已经浸透，脖子上戴了个木刻的观音像，也被血水染成了黑色。旁边的小姑娘脸蛋通红，瞪眼看着我，身上在抖。小宝进屋拿了药箱出来，给大头包扎肩膀。我抱了小姑娘进屋，找出些点心，又倒了杯水给她。
小宝脱了棉袄，额头上不断冒出汗珠。他从药箱里拿出瓶药，喂进大头嘴里，说：“内脏出血，吃了药得马上去医院。”
昨天中午，小宝拿着大头的照片，去照相馆画了几张像，找了十几个从前的弟兄，照着画像去出京小道找人。他和一个叫老厉的朋友去了永定门，查到晚上7点多，没找到人，回城时，城门就要关了[民国之后，北京的城门仍然每天按时开关，由前清负责京师守备和治安的机构步军统领衙门安排警卫军看守城门。]。刚进了城，就见一辆空煤车急着出城，被守门的警卫拦下。
“我见那车夫给了警卫钱，知道不对劲儿，就又和老厉跟了出去。”
跟到城外小道，还没等追上查看，十几个拎着家伙的土匪窜出来拦了车，当场砍死了车夫。“马一惊，煤车翻了，这孩子叫了一声，就见他爷儿俩从车里摔出来。”小宝指指正啃糕点的小姑娘，她是大头的女儿，叫小红。
土匪来得太突然，小宝和老厉没能及时上去，大头就被劈了两刀，头上挨了一棍。老厉抽了刀上去打，小宝扛起大头，拉着小红，跑了半个时辰，绕到宣武门西边的破墙洞，才进了城。大头很沉，小宝实在跑不动了，就抢了个胶皮车，“其实也不算抢，手里剩下那几块大洋，我都丢给拉车的了。”
半小时后，我们把大头和小红送进了中央医院的急救病房。
抢救到凌晨两点，大头没了大碍，但却一时醒不过来。小红没什么伤，只是受了惊吓，睡一觉醒来活泼了许多。她告诉我，大头半夜叫醒她，离了家后一路去了海甸的一家煤铺，躲了一天。大头告诉她，煤铺的叔叔要送他们出城，回山东老家。
我问她，土匪抢了你们什么没。小红摇头，说他们带了个包袱，里头全是衣服，土匪也没要。
小宝说：“当时看着是土匪，现在想想，应该不是。”那些人个子挺壮，但打起架有点蛮，一窝蜂上来乱打，更像干粗活的。老厉随便几下，那伙人就散了。
我说：“这些人想赶在警察之前找到大头，恐怕是埋伏好的。”
小宝问：“二骡子可能不是大头杀的，这些人是要灭口？”
我说不一定，明天先去那煤铺看看。
光恒煤铺是一家北山煤厂开的，专产红煤，自来水厂的煤，都来他们这儿拉。大头有时跟水厂锅炉房的人来算账，和煤铺的老板伙计都熟。昨天早上，大头带着小红来，说有事要回山东老家，搭晚上的火车，非要煤铺的车夫送他出城。
我问煤铺老板，前阵子有没有见过大头和水厂的人来拉煤。老板抹了抹油头，犹豫一下说：“来过。带了个包袱，坐煤车走的。你说……他是不是杀了人包起来了？”
我问他从哪儿听说的。
“卖水的都在说，说那死的人欠他钱。”
离开海甸，我带小红去了百花深处胡同，先把她放在戴戴那儿照顾着。我刚把大头的事儿讲完，戴戴一把拉过小红，摸了摸她棉袄袖子：“这孩子衣服全被汗湿透了，现在还是潮的，你也不知道给她找件衣服换？”
我一愣，说大头差点没被人打死，哪儿顾得上这个。戴戴白我一眼，带小红进屋换衣服。过了十分钟，戴戴领着小红出来，穿了件衣襟到膝盖的红棉袄。我说这太大了，戴戴拍拍小红：“暖和舒服就行。”说完，她拉我到院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包袱：“小红衣服里找到的，缝在袄里头。”
我接过包袱打开，里头全是大洋，一共20块。戴戴说，“肯定是关键线索，你早就该来找我。”
我把大洋重新包好，叫小红过来，问她知不知道这包袱里是什么。小红从棉袄袖子里伸出手指，摁了一下包袱：“钱，爸爸没说，但我知道是钱。”
我拿着包袱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眼熟——这包袱是块两尺见方的深蓝色细纹葛布，和自来水厂花窖地下包着二骡子脑袋的葛布纹路一样。拆了包袱里外仔细看了一遍，葛布一角印着三个篆字——三义祥。
我把葛布递给戴戴，问她贵不贵。
“三义祥是崇文门内的一家洋货布庄，我倒没买过，但这是南方料子，应该不会太便宜。”
我说你打听下具体价格。戴戴拽住葛布扯了扯：“水夫肯定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没人穿这细料儿挑水啊。”
小红也说家里从没见过这种布。
傍晚，我去了趟东直门，找巡警要来那张包裹二骡子脑袋的葛布，重新检查了一番。还没烂透的一角上，发现了一个篆体的“义”字。
老刘说，得赶紧告诉警察。我说不急，救醒大头最要紧。我和小宝在病房走廊里等到晚上9点，大头还是没醒。我想抽烟，就让小宝看着，下楼找地儿抽烟。拐弯去楼梯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戴口罩的医生，推了辆小车，上面放着个注射器。
走到楼下，抽了两口烟，我转身跑上了楼。我问小宝，刚才过来那个医生在哪儿，他指指病房：“医生说要给大头打针。”
我敲了敲病房门，里面没回应，推了一下，门从里面锁死了。我小声跟小宝说“撞”，从门口让开。小宝走到门前，肩膀一顶，砰地撞开房门，我侧身进了病房。那医生站在大头病床前，见我进来，他搁下注射器，朝我点了下头，推车出来。
我拦住小车，伸手去摘他的口罩。他往下一蹲，抓起注射器刺向我。我身子一转，把他让给了身后的小宝。小宝顺势拽过他的胳膊，用肩膀击中他肋下，打掉了注射器。他哼唧了一声，从腰里掏出把尖刀，没等握紧，身子一瘫，刀掉在地上。小宝大概废了他几条肋骨。他缩着身子滚出门外，爬起来跑向走廊窗户。小宝冲出病房，追了上去。
我掀开大头身上的被子，身上没有伤口，摸了下脖子，还活着。
小宝站在走廊窗户前，手里拿着那医生的白大褂。我问人呢，他指指窗口：“没拉住，翻下去了。”我趴着窗户看，才发现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变了天，下起了冷雨。下面一团漆黑，一棵老槐树的枯枝隐隐显着白光，像鬼爪一样。
那人没跑掉，死了。病房楼底下有个自来水管，他翻下窗户，骑在了水龙头上，水管硌进了裤裆里。我摘掉他的口罩，是张坤，那个井业公会的会长。死掉之后的他，黑脸上浮起了一层苍白。
小宝问我，怎么知道医生是假的。我说，小车上面就有个针管子，什么也没有，“哪有这样打针的？另外，白帽子，白口罩，脸黑得太明显。”
凌晨4点多，侦缉队闯进张坤家，抓了个管家。管家交代，二骡子确实是张坤找人杀的。在永定门追杀大头的，也是张坤的平阴老乡，都在他的水铺卖水。让我没想到的是，警察在张坤家搜到了几篇没刊登的新闻稿，都是雇人写好的，其中一篇标题叫《自来水厂倒闭引发水价大涨，井业协会倡议水铺降价为民着想》。这场大戏，张坤都已经计划好了结局。
又过了两天，大头总算醒了，我和老刘推着轮椅送他到警署，录了口供。大头转给二骡子水道的契约[清末民初的卖水业，水道可以买卖、租借，只要有中间人见证，就可以自立契约。其中，“水担钩”“甜水车”实际指的是水道上的经营权。有了这个凭证，就能从井水商那里取水销售。]，是请张坤做的中间人，二骡子始终还不上钱，大头就去找张坤。张坤让大头和二骡子帮他干件事儿：想法往自来水管里放死老鼠。“张坤说，干了这个，就替二骡子还钱，还能再多给点。”
我问，那为什么杀人？大头急了，要从轮椅上站起来：“我没杀人！是张坤！”
两人答应了张坤的条件，大头从水厂拿了工具，俩人夜里在街上卸水管，往里塞死老鼠。卸了管子，二骡子却不干了，“他说心虚，干这个坏良心——其实我也知道不对，但就想着弄完拿了钱回老家。”大头摸着脑门上的肿包，“老家也没人知道我干过这事。”
大头说服不了二骡子，就带他去找张坤，当着张坤的面，俩人吵了一架。
第二天，张坤单独找到大头，给他个油布包袱，“他说不让二骡子干了，只要我想办法把包袱扔进水厂池子里，就给我钱。”大头抓着头发呜呜叫，浑身发抖，流出眼泪，“我哪儿知道……他说里头是老鼠。”
大头拿了包袱回家，忍不住好奇打开看，吓得“拉了一裤裆”，当天就跟张坤说不敢，“但他马上给了我一半钱，我就干了——拿了人家的钱，总得办事。再说，以前要是没他，我也当不了水夫……”
我递了根烟，帮他点上，问为什么把脑袋单独埋在花窖。大头抽了半根烟，说：“我怕二骡子找我……都说身子和头不在一个地儿，就没法投胎，也变不了鬼。”
大头的事情过后一星期，自来水厂恢复了供水，在报上连续登了三天公告，全城免费用水。
虽然出了这事儿，周树人还是在宅子里装了水管，花了80块钱。后来，我俩在东兴楼吃饭，我问他，出了这么大事，怎么还敢装水管。他说，这回装自来水，出了两件麻烦事：一是铺水管的时候，邻居不让管子穿过他家，后来给了30块钱，才算“借”了个道；二是装好第二天，家里仆人就因为喝自来水闹了肚子，看了医生，说可能是水里有些细菌。
他递我一根红锡包烟卷，自己也点上抽了一口：“麻烦是麻烦，但没有哪种新东西是完善的，有变化才有转机嘛。”
我点点头，说其实心里很矛盾，那些做井水生意的山东人很辛苦，自来水多了，很可能就没活儿干了。
周树人皱起眉头：“可怜是自然的，但也不能成为作恶的理由，对不对？”
讲完这个故事，我发现人心还是挺“古”的，一些社会问题，古今无不同。
新兴事物之新，在于打破了以往社会经济的格局，改变了旧有习惯。这当然是好事。周树人跟太爷爷说的意思，我曾在他的文章里看到过，他写过一篇杂文，里头提了个疑问：“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自来水和共享单车，都是与人方便，算是一种新型社会福利。然而，新的必然威胁旧的，好东西总会勾起贪念。破坏共享单车，要么为维护利益，要么为满足私欲。这种恶意攻击的背后，是保守、愚昧和恐惧。
周庸跟我聊起这事，说网上有些观点笑死人：有人说共享单车车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才会被破坏，并占为己有。还有人分析，共享单车总被破坏，是因为企业管理不够，车不够结实，密码不够复杂。这个逻辑就像说：你被强奸，都怪你穿裙子；你被抢劫，都怪你太有钱。确实可笑，也很可怕。
周庸说：“我也纳闷，新闻说破坏共享单车的，有些是开摩的的人。但我跟徐哥查案时，老见些开摩的的，感觉他们都老实巴交的啊？”
我点点头，说一个人可能发牢骚，两个人就有了恶意，人再多就有了恶胆。
有人敢这样做，是因愚昧和暴力逻辑让他们站成了一堵墙。新事物和愚昧的暴力之间，就像蛋和墙。
我们总该站在蛋这一边，不是吗？
第12案 野粪夫屎坑沉溺 长安街金汁漫天
一个外地朋友昨天来北京，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一下飞机，我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屁里。如果分析下成分，北京的空气比屁还脏。相比之下，我宁愿臭点，也不想要雾霾。
民国初年的北京，非常臭，不但到处是成堆的垃圾，还常有人随地大小便，因为公厕很少。那时候的人，走到朝阳门，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堆粪里。据统计，至少有4000名掏粪工人，不分日夜地为北京除臭。
1920年夏天，我太爷爷金木调查了一件案子，发生在一个年轻的北漂身上，事发地点是方家胡同的一个男厕所里。
因为这件凶杀案，北京差点儿变得更臭。
整理完这个故事，我很想回到当时的北京城，虽然味道很重，但纷纷扰扰挺有趣，况且，空气是干净的。
事件名称：掏粪革命
事发地点：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
记录时间：1920年7月13日——7月17日
上个月，我碰上一桩很有味道的案子。
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和表弟在方家胡同溜达，被几个蒙面人打了一顿，拖进茅厕灌大粪，两人被屎尿呛得昏了过去。年轻人醒来，发现自己满头满脸都是大粪，表弟躺在旁边，已经没气儿了。
遇上这事的年轻人，叫朱福禄，今年20岁，是我助手小宝的远房亲戚。7月10号下午，小宝带朱福禄来找我，一起来的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年轻人，叫于德顺。两人都理着平头，穿着打补丁的短衣，袖口磨得发亮。他们和死去的那个表弟，刚从宝坻老家来到北京，在方家胡同合租了间房子。
小宝说，福禄在案发现场捡了个东西。朱福禄递给我一个小竹牌，一拃长，上头写了个“收”字，旁边盖着个印章：南净。
我捏起那竹牌，闻了闻。这是粪厂给粪夫计算工钱的竹筹，“南净”大概是这家粪厂的名字。
我问他俩做什么工作，小宝说，俩人还没找到正经工作，手里没钱，在捡粪，算是跑海粪夫[跑海粪夫：就是没有被粪厂雇佣的掏粪工人，他们不归商业粪厂管理，自己随意掏粪捡粪，遇到有人家让进门的，也会帮着掏。自己处理后，把粪卖给城外的农民。]。
北京城里茅厕少，常有人随地大小便，朝阳门、安定门外常年满地都是人粪垃圾，臭气熏天，很多外地来京谋生的人就先从捡粪开始。
朱福禄说，打他们的人，也都背着藤编的粪筐，拎着粪杓子，像掏粪的，“有个人骂我是偷粪贼，这城里的粪还不让随便掏？”
我说：“不是不让掏，是你占了人家粪厂的粪道[粪道：早年间没有这个概念，导致粪夫们在掏粪时经常因为利益冲突争吵或者打斗。直至清康熙年间，粪夫之间互相商定了方法，就是根据某粪夫经常掏粪的地方，来划分地界，比如这条道你来掏，那条道我来掏，互相之间不能越道乱掏粪，这就是“粪道”。]。”
小宝大笑，说：“粪道？什么玩意儿，听着那么恶心。”
“不但不恶心，还很值钱。粪道就是粪夫的命。”
北京城里的粪，全靠粪厂清理，各个粪厂把北京的街道胡同做了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凡是粪道经过的地方，不管是政府大院，还是一般人家，所出的粪都归这家粪厂来收。
我给他俩一人倒了一杯啤酒，问他们都在哪里掏过粪。于德顺咕嘟几口灌下啤酒，蹲在地上给我比画了一下，“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沿着大街胡同，往南最远不到东四牌楼。”
这于德顺，来了没几天，摸得倒挺熟。我翻出张地图看了看，他说的几条街，应该是条很值钱的粪道，不但经过灯市口地区的生猪市场，还有雍和宫、国子监这些热闹地儿，连师范学校和巡警学堂都在这一带。
小宝骂了一句：“怪不得每回掏粪都跟大爷一样，是有粪厂撑腰啊。”
我说不是，粪厂发不了几个工资，粪夫才会把粪道看得比命还重要，为抢粪道打架，是常有的事儿。
“打架没关系，为了点屎，犯得上杀人？”
我点上一根飞马烟，说：“除非这点屎影响了大生意。”
我问小宝，愿不愿去南净粪厂当几天粪夫。小宝一瞪眼，摇头。于德顺朝我拱了拱手，说：“金爷，要不我跟福禄去？”
“你们去？这可是查杀人案。”
于德顺点点头，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肯定比您和宝哥合适。”他皱着眉头，嘴唇紧绷着，不像开玩笑。
出了安定门，走到地坛边上，就是南净粪厂。朱福禄和于德顺都不用化装，背上粪筐，拎着粪杓就进厂了。
我和小宝去了趟内三警署。南净粪厂的事，警署早就知道了。我问为什么不查，巡警说：“这事儿麻烦了，粪道是前清就划分了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敢动的。”
“杀了人也不管？”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个粪厂几百号人，全是外地的，抓谁啊？”
我说，人死在你们区，就该你们去查。巡警嗤的一声笑了，说：“可粪厂哪个区警署也管不了，这是卫生问题，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直管。”
离开内三警署，我托人打听了南净粪厂。南净算是民国最早的粪厂，前清时候就有了，一家占了十几条粪道，一半以上都在安定门大街和德胜门一带，不但每条道都“肥”，而且交通方便，直通粪厂。
南净的老板叫杨运星，从民国六年（1917年）接手粪厂，不但从其他厂新买了几条粪道，还给粪业定了个新规矩：粪道主权归厂里，居民不得擅自掏粪。因为定下这个规矩，各大粪厂推举杨运星为当年的北京粪业公会会长，一直干到现在。
小宝问我，这规矩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拉的屎，并不属于你。要是你掏了自己家的粪，就算侵犯了粪厂财产。
“我×，这么霸道？”
“所以他们才叫粪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说过吧？就这个意思。”
三天后的早上，福禄和于德顺回来了，背着大粪筐，腿上绑了绑腿，一身职业粪夫的打扮。
两人在粪厂的几天，从早到晚背着粪桶往晒场倒粪。
晒场的工人在地上铺一层炉灰面，把稀粪倒成条状，晒成粪饼。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民间制粪法：人粪直接施用会伤害庄稼。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出现了各种制粪方法，如蒸、沤、锅煮、窖粪和煨粪。]。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有的粪太稀，就不做粪干，直接用粪车装了卖。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杓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算账，说：“种地的一年四季缺不得肥，多一个卖纯粪的，粪厂就少一个生意，算下来得少赚十一二个大洋。”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又说：“这么多钱，还真是敢杀人。”
我递给于德顺一支烟，他点上抽了两口，又是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中午，我们去西四大街找了个馄饨摊，随便吃了点，打算第二天去城外粪摊看看。
16号，我和小宝一早去了灯市口，找福禄和于德顺，天还早，就溜达过去了。走到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遇上生猪市赶集，一路走过去，听到的都是猪叫，鼻子里全是猪粪味儿。过了生猪集市，还是满鼻子粪味儿，我问小宝，有没有什么不对。
小宝皱着鼻子闻了会儿，说：“×，人屎味儿。”
找个街坊一打听：这条粪道的粪夫罢工了，从早上到现在，每家门口都有一堆没清理的粪，茅厕里的粪也都冒了尖儿。
拐进方家胡同，迎面冲来两群人，边跑边对打，人人手里拎着粪杓。一群小学生躲在墙根里看，拍着手哈哈大笑。我和小宝傻在那里，再一看，是跑海帮和南净粪夫打起来了，福禄和于德顺也在里头，正舀了粪汤子往外泼，他俩后头，是八九个光膀子的汉子。
小宝骂了一句，冲上去帮忙，还没施展开，就踩了两脚粪，弯下腰就吐。我往前去了几步，又退回来，捏着鼻子叫福禄住手，福禄不理我，仗着人多，打得南净粪夫满胡同跑。那群人跑到十七高小门口（方家胡同小学），要往里进，校门口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喝住他们，骂了一通。
我一看，是高小的校长舒庆春，我曾在报社跟他见过。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早上，南净的粪夫罢工，给街坊提了俩要求：一是不准让跑海粪夫进门，二是天气太热，每家交份解暑费。街坊受不了臭，商量着交钱，福禄和于德顺叫来一群跑海帮的，两伙人就打了起来。打走南净厂的粪夫，于德顺拿上粪桶粪杓，吆喝跑海帮在胡同里收拾起来，把满地的粪汤冲洗得干干净净。
小宝拍拍福禄，说：“这哥们儿挺能干，你也学学。”
我说，他这是聪明，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给街坊掏粪了。
果然，于德顺收拾完，就叫上跑海帮，挨家挨户掏粪洗马桶。等他们忙活完，福禄和于德顺带我们去了安定门外的粪摊。去得太晚，不少人已经卖光收摊，剩下几个卖粪干的小孩，懒洋洋地摇着扇子赶苍蝇。
我在一个粪摊前蹲下，看了看荆条圆盘里的黑紫色的粪干，问于德顺：“怎么看纯不纯？”
于德顺从地上捡了根麦秸管儿，弹弹灰，放嘴里吹了两下，插在一块粪干上。他捏着麦秸管儿，斜趴下身子，噘嘴凑上去，衔住麦秸管，腮帮子动了几下，随后站起身，拉我到一边，吐掉麦秸管儿，说：“兑的，吸不动。”
我不太明白，但也不想问。又看了几个摊子，于德顺要么拿手搓搓，要么试着吸两下，没一家纯粪。
方家胡同打架的事竟登了报，标题名叫《粪业乱象环生，粪道亟须整改》。新闻里还表扬了于德顺和福禄，说是警察厅很重视粪霸垄断粪道的事，正在讨论行业整改。福禄很兴奋，拿着报纸哗啦啦地翻。小宝笑他：“翻得那么响，认识上头写啥吗？报纸都只是说说，别当真。”
福禄说：“打个架都成名人了，咱们这事肯定能成，南净粪厂那群混蛋肯定要完蛋！”
我问：“什么事能成？”
于德顺笑了一声，说：“这事要闹大，才能教训粪厂。”说完，他拿起报纸，指着评论版，问我能不能写写南净粪厂造假粪的事儿。
我说，写写倒可以，但不一定管用。
他俩走后，我问小宝，于德顺识字吗？小宝说：“念过俩月私塾，算不上识字，但是懂得多。”
我没再多问，翻开报纸看新闻。北京出了件比掏粪更大的事：直奉联军打到了天津。
傍晚，我写了篇关于南净粪厂造假和粪夫杀人案的稿子，送去了《白日新闻》报社。《白日新闻》一早就登出了稿子，我买了份报，叫上小宝，一起去京师警察厅[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位于天安门对面的户部街上，是极其重要的行政机构，主管治安、侦缉、消防、救济、交通、税务、人口普查、新闻媒介、卫生管理等。其中，城市卫生归警察厅下的卫生处管理。]。拉车的走到天安门，停下车，说前面堵了。下车一看，长安街上堵了一大群当兵的，拉着大炮往东走。
小宝问我，是不是真要打仗？我说：“打进来也没事，闹腾不大。”
过了长安街，看见警察厅门口坐了一群人，全是南净粪厂的粪夫，至少有500人。
南净粪夫光着膀子，背着粪筐，拿着粪杓，排得整整齐齐，静坐在太阳底下。最前排的人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政府取消粪道，就是断送人民生计；官方收回粪厂，就是压榨民脂。
小宝悄声说，这事奇了，掏粪那么厉害？我指指标语，说：“这话哪儿像粪夫写的？”
警察厅大门里列出一队巡警，手里拿着警棍和藤盾，还有几个扛着高压水枪，在粪夫面前排成弧形。南净粪夫代表站起来，大喊一声：“抗议取消粪道！”上百人都站起来，跟着喊。粪夫闹了一会儿，不少过路人也凑上来，把警察厅层层围住。
我拉住一个人问：“支持掏粪的？”
那人说：“嗨，我家门口也有闹的，死活不给掏粪，一胡同屎味儿，这谁能扛得住？管他什么，先给掏了再说。”
旁边又一个人插嘴：“警察又能怎样，不也得让人掏粪？”
一个巡警拿起喇叭喊话，说政府在做考虑，让他们先散了。底下没人搭理，继续闹。巡警举起水枪，朝粪夫扫射，粪夫轰的一下炸开，丢下粪桶粪杓就跑。水枪扫过的地方，流成一片黄绿色的屎汤，散出恶臭，很快就苍蝇成群。停了水枪，围观的散了个干净，南净粪夫却又回来，不管地上腌臜，又坐下去。巡警没了办法，也就地坐下歇着。
正耗着，从中华门那边跑来一群人，也背着粪筐，扛着粪杓，高举着白横幅：打倒无良粪商，支持取消粪道。
领头的俩人，是福禄和于德顺，后头跟着的，是跑海帮。巡警一见来了帮手，举起水枪又是一通扫射，南净粪夫被冲得七零八落，整条马路都泡在屎汤子里。
一个光头从警察厅大门走出来，穿着件白绸布凉褂，一手摇着把扇子，一手捋着嘴上浓黑的八字胡。这人是京师警察厅的吴总监[吴炳湘(1874－1930)，安徽人，袁世凯的嫡系。从1913年到1920年，任京师警察厅总监、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等职务。]。
吴总监挥挥手，底下安静下来。他咳嗽一声，扯开嗓子喊：“人民的粪，就要人民来掏，要不怎么是共和政府？”他挥挥手，俩巡警抬出个一米高的箱子，上头写着：投票。吴总监站到投票箱跟前，说：“粪厂的问题，我都看报纸了。农业，是国家之本，有人在粪里掺假，那还怎么发展农业？从今天起，我在警察厅设置个投票箱，邀请各位关心粪业的公民来投票，选出北京粪业公会会长，可以投现任的，也能提名新人。”吴总监拍了拍投票箱，接着说：“等新会长上任，先整治南净粪厂造假，再出粪道新政。大家散了吧。”转身就回了警察厅。
底下嗡地乱成一片，跑海帮欢呼起来，说要选个跑海的上台。南净的粪夫也不再闹，稀稀拉拉散了。
人群散后，于德顺领着跑海帮把警察厅前的粪汤清理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几天，事情越来越怪。报纸上刊登了投票广告和吴总监的声明，勒令整改粪业，政府将暂时接管南净粪厂，等新的粪业公会会长选出来，再来决定谁做新厂长。
福禄和于德顺成了名人，灯市口地区家家户户都说要支持他们做会长。警察厅的投票箱收了不少人的投票，每天公布一轮票选榜。福禄和于德顺也进了候选名单。
南净粪厂的粪夫安生了许多，这几天按时掏粪，见着跑海的也不争吵。福禄和于德顺一天到晚掏粪，似乎忘了死人的事。
唯一没那么奇怪的是，杨运星的名字一直遥遥领先，排在他后面的，是朱福禄。看起来，这场示威一闹，只会让南净更加合法。
18号傍晚，我带着福禄去了南净粪厂。我对看门的说自己是记者，想拜访杨运星厂长。看门的跑去找人，磨叽半天，回来说厂长有事，不见客。
我俩在门口等了会儿，一辆东洋车从厂里拉出来，车上坐着个戴墨镜的胖子。福禄说，这就是杨运星。我叫了辆胶皮，跟了上去。东洋车沿着安定门大街一直往南走，竟去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我不常来六国饭店，一怕人多眼杂，作为夜行者，不太方便；二是太多政府的人来往，我怕遇上我哥。
杨运星进饭店上了二楼，进了一个大包厢。我在大堂的沙发坐着等，问饭店的服务员，认不认识杨运星。那姑娘说：“成天来玩儿，谁会不认识？他可是金汁行的大财神。”我问什么是金汁行，姑娘抿嘴直笑，说金汁行就是开粪厂的。姑娘告诉我，杨运星在北京有100多所房子，各国银行里都存着大洋，“你说，杨老板做的不是金汁行是什么？”
抽了几根烟，不见动静，我收拾收拾衣服头发，推门进了包厢。包厢里在开酒会，满眼都是穿旗袍的姑娘和黑西装。我绕了几圈，看见杨运星和一个穿长衫的男人站在角落聊天，一人端了杯葡萄酒，边喝边聊。我凑过去，在他俩旁边走了两趟。长衫男人转过身，是警察厅的吴总监。
我钻出包厢，离开了六国饭店。这事儿是做好的局，得赶紧让福禄和于德顺脱身。
晚上，我和小宝说了杨运星见警察厅总监的事。小宝说：“他们勾结不算奇怪，让我奇怪的是福禄和于德顺。”
小宝白天去警察厅看了看，今天福禄的票数竟超过了杨运星。我说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除非像那杨老板一样，也拉票。”小宝说，于德顺找了上百个宝坻老乡和跑海粪夫，给福禄拉票，“为了拉票，他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当了，说要闹场革命，推翻粪霸。”
我点了根飞马烟，让小宝和我一起去找于德顺，“革命闹不成，恐怕要赔上命。”
经过猪市大街，见福禄和于德顺摇摇晃晃从白魁老号走出来，于德顺手里拎了只烤羊腿。小宝要喊福禄，我捂住他的嘴。白魁老号里又出来俩人，都是跑海粪夫打扮。俩跑海粪夫跟上去，扶住他俩，慢慢往方家胡同走。
福禄和于德顺吃顿白魁老号，半年也挣不回来，粪夫请客，更不可能。小宝拍了下脑门：“他俩肯定上当了。”
我们跟在那四个人后头，拐进方家胡同，胡同里一团黑，只有远处的师范学校还亮着灯。经过胡同口的地藏庵，那俩粪夫突然掏出麻袋，将福禄和于德顺蒙头一拽，撂倒在地上。俩人醉得厉害，也没怎么挣扎。
小宝跑过去，揪住一个粪夫就打，那人也不跑，转身和小宝打起来。另外一个从腰里拔出刀子，我掏出手电，朝拿刀的那个脸上一晃，他一扭头，晃花了眼。我过去扭住他手腕，往下一掰，甩掉了刀子。这小子竟有两下子，就地一滚挣脱了我，打了一个挺儿蹦了起来，摆了个架势。我没理会，跳过去照他鼻子连揍两拳，打蒙了他。小宝打翻了另一个，反拧着胳膊把他摁在地上。
我俩几乎同时开口：“他们不是粪夫。”
小宝说，这俩人八成是当兵的，耍的是一套基本拳路[这套基本拳法，是民国时期各警校军校的基本功课，是综合了各派武术的一种军体拳。]。他以前跟当兵的交过手，就是这种花架子。我大笑，说：“你们练国术的不都这样吗？打架得摆个谱儿亮个相。”
小宝呸了我一口。
我蹲下，问醒着的那个，为什么要害福禄。那人嘴硬，不吭声。小宝上来一顿踹，我拉住他。我在那人腰里摸了一圈，掏出个东西，丢给小宝，说：“不但是当兵的，还是高级兵。”
我又摸另外一个，也从腰里找出了警察证，看他的警号，应该是警察厅直属的。见暴露了身份，那人说了实话。两人都是吴总监直接安排的，扮成粪夫抓两个杀人犯——福禄表弟的死，被警察算到了福禄头上。再多的事，两人也不知道了。
等福禄和于德顺清醒过来，我们揪了两人去了内三警署。警署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几十个巡警进进出出，扛着枪团团转。我拽住个巡警问怎么了，那巡警也不看我，说：“打仗了。”
直奉联军已经进北京了，全城的警署都开始备战。我在警署转了半天，总算找到署长。我把两人和警察证交给他，说：“这俩人交给你了，打仗多两杆枪。”署长点头，也不问我是谁，推着俩人就上了警车。回西四的路上，街上跑的全是兵，还有人喊“段总理跑了”。
早上6点多，我就被外面卖报的吆喝醒了，买份报纸一看，段总理真跑了。
近日迭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授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散，以谢国人，共谅寸衷。
——段祺瑞通电
我和小宝去了趟警察厅，厅里果然空了，总监办公室一片狼藉，逃难一样。找了报社朋友打听，吴总监也辞职了，不见了人。警察厅的墙上，还贴着昨天的投票榜，福禄还是第一名。
城里不时传来枪炮声，小宝不放心福禄，说他没见过世面，太憨。我俩去了方家胡同，却找不见福禄和于德顺，跟街坊打听，说是从早上就没见着，也没出门掏粪。我和小宝晚上又去了一趟，还是不见人。
俩人失踪了整整两天。
20号中午，我还在睡懒觉，被小宝叫醒。一睁眼，看见他笑眯眯地拿着份报纸，我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新会长新厂长新政策，京师粪业迎来新气象。再往下看，新政府任命了新警察总监，之前的投票继续生效，福禄当上了粪业公会的会长。
我问小宝，杨运星哪儿去了？
“死了。”
直奉联军打进北京那天夜里，杨运星躲进了六国饭店，早上被发现死在饭店厕所，脖子开了口，脑袋被塞进马桶里。
我有点懵，起床抽了半天烟。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报纸上满是粪业的事。南净粪厂改名叫福禄粪厂，于德顺当了新厂长，提出新规定：第一，严格把关，不造假粪；第二，给粪夫提高工资，不准额外收取居民的钱；第三，跑海粪夫和粪厂共享粪道，分早晚时段掏粪。
新规出来，各大报纸一片欢呼，街坊也夸，粪夫按时掏粪，好声好气的，刷马桶都不额外算钱。
小宝找来福禄和于德顺，在砂锅居吃了一顿，特意感谢我，说我帮了福禄大忙。吃到一半，我跟福禄说，杀你表弟的人还没捉到。福禄和于德顺没接话，我也没再问。
和他俩散了，小宝和我讲起他小时候和福禄一起玩儿的事。我问：“怎么从没听你提过？”
小宝说：“我知道你在琢磨什么，是不是觉得他俩杀了杨运星？”
我抽了两口烟，说：“没证据，当然不确定。不过，你真想让我查吗？”
小宝没再说话，我们一路回了西四。
9月份的一天夜里，我半夜闹肚子，起来去厕所。迷迷糊糊坐上马桶，屁股上一凉，惊了一头冷汗，起身一看，是马桶被粪塞得冒了出来，这才想起，这几天刮风下雨，没见粪夫来掏粪。第二天早上，雨还在下，等到中午，来了个粪夫，还没掏粪，伸出手来：“下雨要加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