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说话，暗中观察两人。自从干起夜行者，第一回 演得那么累。.9
我跟他讲行业新规，粪夫也不理，提了粪桶就往外走。小宝从外面回来，丢给我一份报纸，嘴里骂：“丫挺的朱福禄！”我打开报纸，硕大的标题——京城已无纯肥，粪业公会形同虚设。
看完新闻，我点了根烟，劝小宝消消气。我问他：“北京走了个段总理，换上个新总统，你觉得变样了吗？”
小宝没接话，骂了一声×。
我说：“杀人的事儿，咱们好解决，可事情要出在人心里头，就难解决了。”
小宝拿起雨伞，让我跟他去福禄粪厂，找福禄和于德顺。我接过雨伞，搁下，说：“以后要找他俩，可能得去六国饭店了。”
太爷爷遇到的这个于德顺，后来成了个名人。1928年，国民党执政后，他还是福禄粪厂的厂长，吞并了很多小厂，并当上了北京粪业公会会长，成为了京城头号粪霸。
建国后，北京市对粪霸重新整改，1951年11月3日，于德顺被市公安局逮捕。据说，当时他在北京城里拥有36条粪道，占地1550亩，名下有100多套房。
翻遍金木的《夜行记》，这个案子实在普通，却是让他最沮丧的。因为，他试着帮人改变点什么，却发现到头来那人自己先变了。
人总喜欢说反抗，但所谓反抗，有时可能源于嫉恨，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你以为自己在努力反对黑暗，结果却变成了自己所反对的。
这种转变，可能潜伏很久，也可能一夜之间发生。
第13案 东四牌楼宅闹鬼 隆福寺畔磷火飞
我常去美术馆的三联书店，每次都经过隆福寺，看见那个牌楼，就觉得这里像个什么遗址，尤其是晚上，瘆得慌。
几年前，这里被网友评选为“北京十大闹鬼地点”之一，原因是总有怪事。
隆福寺地区，从清朝和民国起，就是CBD，这里的庙会与护国寺齐名，小吃、古玩、花鸟鱼虫、唱戏的说书的，应有尽有，不比天桥差。
上世纪80年代，寺庙原址上建造了隆福寺大厦。1993年8月的一天，隆福寺大厦突然着火，烧了八九个小时，从里到外都成了灰。当时，我正在放暑假，专门和朋友去烧过的废墟看。按说刚烧完，而且是夏天，应该很热，但一进去，却冻得人发抖。
这就是都市传说。
清末民初，北京的胡同里常有鬼宅的传说，东四一带总被提到。1920年，太爷爷金木在隆福寺对面的二条胡同，也遇到了这么个诡异的事：有栋房子里“闹鬼”。
事件名称：东四鬼宅事件
事发时间：1920年8月14日（七月初一）
事发地点：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今北京东城区东四二条）
七月初一（8月14日）那天，我在隆福寺逛庙会。小宝不爱热闹，又嫌热，没跟我出来。
北京城两大庙会，西边护国寺，东边隆福寺，我更喜欢上东边来。一是隆福寺的旧书铺多，能淘到好东西；二是这边离王府、使馆区近，什么人都有，有意思；最重要的是，我喜欢隆福寺的小吃。
逛到中午，淘到了几本好书，热闹也看够了，却没吃过瘾。我找了一家蒸锅铺[蒸锅铺：老北京专卖蒸食的铺子，一般有糖三角、豆沙包、花卷、馒头、寿桃等，有些也卖其他面食，千层饼、面条等，就像现在的主食厨房。]，点了碗牛肉抻面（拉面）和半张千层饼，还没吃到嘴里，一个穿衬衫戴墨镜的人在对面坐下，伸手拿起千层饼就往嘴里塞。
他一边嚼一边摘下墨镜，说：“我×，二条胡同闹鬼了。”
我一看，原来是汪亮，我夺过他的墨镜戴自己脸上，骂了他几句，问他瞎扯什么。汪亮使劲咽几口饼，端过我的抻面，喝了几口汤，烫得他倒吸气。
我点了根烟，等他说话。汪亮喝了小半碗汤，擦擦汗，往东边指了指，说：“二条胡同老郭家，空了一个月，到夜里就有人说话，我观察了七天。”
老郭是汪亮的朋友，上个月新婚，带媳妇去了日本，钥匙交给了汪亮，托他抽空看着。汪亮懒得跑腿，直接扛着铺盖住进了老郭家。住了一周，他就见鬼了，吓得半夜跑回警署，裤子都没穿。之后，他叫上朋友，连续七天夜里11点去看，都闹鬼。“要不是亲眼见，我能信这个？晚上有动静，白天啥也没有。”汪亮吃了半碗面，要拉我走。
我站起来，给他点了根烟，笑了一会儿，说：“你要信这个，就找巡警抓鬼去。我晚上还要去天桥看电影呢。”
汪亮搂住我肩膀，说：“小宝已经去了，总得去看看吧？你帮我弄清楚，那把刀，送你。”
我一听这话，信了他。半年前，汪亮在琉璃厂淘到一片断刀，刀身布满龟背纹，削金如泥，可能是元明时期的镔铁[镔铁，就是大马士革钢。明人曹昭《格古要论》中记载：“镔铁，出西番，面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值过于银。”]刀。他给断刀装了个把，改作西洋式菜刀，我试过几回，十分得劲儿，早就想要，他始终没答应。
我说：“一言为定，马上就走，今晚就拿刀。”我往桌上放了两毛钱，招呼了一声“结账”。
这时，一个刀疤脸叫花子蹭过来，端起汪亮剩下那半碗面，呼噜呼噜地吃起来。我又掏了一毛钱，撂在桌上，对蒸锅铺老板说：“再给他下一碗吧。”
老板盛了一碗搁在案板上，捡起三毛钱，又拣出一毛还给我，然后在地上的盆子里洗了洗手，继续做面，也不说话。
我正要问，老板“哎”了一声，招呼刀疤脸过去，把刚盛的面端给他，往里添了一大勺肉汤，撒上一把香菜青蒜末。刀疤脸接过碗，也不怕烫，蹲下就吃，哗啦啦响。
我收起一毛钱，对老板拱了拱手，叫上汪亮走了。
老郭家是个小三合院，主房改建成了两层小楼，楼梯装在外面，闹鬼的是二楼卧室。木头楼梯上蒙了一层细灰，走一步留俩脚印，这层灰是汪亮的证据：除了他，平时没人上过楼。汪亮开了门，说：“门窗都没有打开的痕迹，一到半夜屋里就响，咣当咣当，还有走路的声音，我×，太吓人了！”
我问他，有没有少过什么东西？
“啥也没少，这座镀金的钟表，几百块，一动没动。”汪亮指指床边桌上的一座西洋钟。
我把屋里没锁的柜子抽屉检查一遍，在梳妆台发现了问题：四个抽屉里都乱糟糟的，香水瓶子是拧开的，发卡和皮筋缠在一起。再打开其他几个，也被翻过，但不像少了什么贵重东西。
进了卧室连着的小书房，发现屋顶上有个一米见方的入口，上去是个小阁楼。我让汪亮爬上来看，说：“这屋没闹鬼，是闹贼了。”我给他看阁楼斜顶的小天窗：这天窗开着小缝，从外面能拉开，虽然入口极小，但小孩和有功夫的人能进来。
有一种贼，专挑长期没人住的房子，先拿零碎的小东西，瓶子、杯子什么的，没人察觉。待到想搬大件，就会装神弄鬼一阵子，即使有人察觉也不敢来看。
小宝从房子外面查了一圈，发现能爬进这个小天窗的唯一方法，是从十步开外的一棵杨树跳过来，“要是轻功比我还厉害，有可能进得来。另外，也不排除真遇上了传说中的飞贼，能用铜钱做梯子[有的窃贼可以用四枚铜钱，将铜钱的一半插入墙中，借着露出墙面的铜钱，用两手两脚可以爬上墙去。——引自《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我们到东四牌楼附近，胡乱吃了点东西，回到老郭家，在一楼待着，等着晚上鬼来。
晚上10点多，汪亮正歪在椅子上打盹，猛地站起来：“来了。”
楼上有响动，窸窸窣窣，像在摸索东西，又像醉汉絮叨不停，转而尖利，还有一阵凌乱的踏步。汪亮听得入神。我拿了钥匙，和小宝蹑手蹑脚地上楼。我掏出枪，开了保险，一手拧开门猛推进去。怪声戛然而止，一只手迎面伸过来，抓我手里的枪。我猛撤一步，那手扑了空，甩在门框上，瞬间又缩回暗处。伴着一阵刺耳怪笑，一条细瘦的影子进了书房。小宝一个箭步跟上去，随手打开了电灯。
那东西真像个鬼：半大孩子身形，浑身生着灰毛，有尾巴，脑袋却是个骷髅，白森森地反着光，生着一块块黑斑。它身上挎着个蓝灰色小布袋，站在阁楼梯子上看着我们，吱吱地叫了几声，蹿进阁楼，从天窗一跃而出。
这是只驯过的猴子。
汪亮在卧室门口地上捡起一缕红色布条。我接过布条看，是喇嘛僧袍上的布料。这猴子大概是从隆福寺过来的。
隆福寺外的庙会摊子已经撤干净了。我们围着东廊下（隆福寺东西两侧分别称为东廊下和西廊下）往北走，钻进了钱粮胡同，也没见那猴子的影儿。已经11点多，空气还是燥热得很，我们打算从钱粮胡同绕回东四大街。快走出胡同时，听见一阵吱吱声，一个小个子人影，正扯着一根绳，绳子那头是猴子，脑袋摇晃着，地面上一个巨大的骷髅影子。
我朝人影喊了一声：“这位兄弟……”话音没落，一把飞刀到了跟前，小宝拽了我一把，飞刀打在墙上，迸出火星。小宝趁势扑过去，两人滚在地上，扭打起来，没打两下，小宝腾地跳起来，停了手。我拔出枪，把子弹推上膛，喊了声“停手”。那人听见响声，停下不动，猴子挣脱，蹿上一棵槐树，没影了。
那人突然扇了小宝一耳光，说：“流氓！你赔我猴子！”竟是个女孩。小宝羞得满脸通红，不吭声。我收起枪，向那女孩道歉，说这猴子偷了东西，我这朋友心急。
女孩二十出头儿，短头发，蓝色短装，裹着护腕，一手拽着那绳，一手提了个破木箱。
我报了姓名，跟她说了二条闹鬼的经过。那女孩朝小宝拱了拱手，算是道了歉。
她叫鲁颖，直隶沧县（今属沧州市）人，从十岁跟父亲到天津卖艺。三年前，天津闹洪灾，父女俩逃到北京，卖艺加乞讨，过一天算一天。今年总算攒下些钱，打算租两间房长住。父亲却突然得了流感，治了三天就病死了。鲁颖只好自己摆摊卖艺，在隆福寺借了间僧房住，求个不饿死。那猴子叫皮皮，丢了半个月，跟寺里喇嘛打听才知道没跑远，今晚终于抓着，却又给小宝坏了事。
小宝憋了半天，大声问：“卖的什么艺？猴子打扮成那样？”
鲁颖瞪了他一眼：“我哪儿知道，以前没那东西！”
小宝还要再顶一句，却听见汪亮喊了起来，他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胡同西头。我们跟过去，拐进大佛寺街，见汪亮坐在一间破屋边上，看着眼前一片洼地。洼地上空，闪着几朵绿幽幽的鬼火，一明一灭，随风飘浮，不时又有新的从旁边冒出来。鲁颖“啊”了一声，箱子摔在地上，掉出几把飞刀。她忙蹲下收拾，小宝走过去，弯腰帮着捡。
我拉起汪亮，笑他：“你丫还是法医，连磷火都没见过？”
“×，我当然知道是磷火，但你瞧这架势，这儿得有多少尸体？”
我跟鲁颖要了把飞刀，在洼地里挖了几下，泥土潮湿松软。有人种着些野菜，菜叶青油油的。
我让汪亮去街上找巡警。内三区警署（今交道口至东二环，东四大街到北二环区域）来了一堆人，巡警、侦探、法医都来了。巡警把洼地挖了三四米，挖出三十多具尸体——也可能更多，因为所有的尸体都被肢解破碎，勉强拼出了四具完整的骨架。只有一具尸体还没腐烂，但身体也被砍成几截，没了脑袋。所有的尸体死法雷同，要么是自然死亡后被肢解，要么是被重物击打，毙命后被肢解。
我们四人做完笔录，陪警察忙活了一宿。早上6点多，巡警封锁胡同，住户不准出门。
鲁颖要走，汪亮不让。他毕竟是警署的，认为鲁颖有嫌疑，不能走。鲁颖不理他，说要找皮皮。汪亮说：“你那皮皮头上戴的骷髅肯定是这儿的，你跟这事儿撇不清，瞧这多少死人！”
鲁颖干笑了一声 ：“死人有什么，见得多了。”说完头也不回走了。
汪亮还想说，小宝喝了他一声：“一个流浪的女孩，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看她哪儿像凶手？”
鲁颖走后，我们三个回了老郭家，踏实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小宝跟汪亮去拿那把镔铁刀，我喝了会儿茶，翻了翻庙会上买的书，又去了隆福寺那边。走到东廊下，觉得有些饿，想起昨天没吃上的抻面，就又去了那家蒸锅铺。
铺子门口竟然排着队，都在等吃面，有人拎着饭盒要打包。我掏出怀表，才3点多，街上其他饭馆都还冷清。我往铺子里看，满满都是人，一条长凳坐四个人，挤在桌角吃面。等不及的，端着碗站门口，吹吹热气就吃起来。靠近门口坐了个巡警，敞着衣服吃得满头汗，好像是早上给我们做笔录那个人。
跟站我前边一个胖子打听，胖子说，今儿天热，算不上人多，要在平时，队伍得拐几个弯。“老板姓刘，他的面筋道，汤好喝，油香不腻，后味儿足，吃一回咂摸好几天！”胖子说得来劲，指着让我看那老板的手艺。
我好吃，见不得这架势，就拉了条长凳，点了根烟坐下排队，一边看刘老板和面“出条”。
这老板四十多岁，头发花白，穿了件粗布旧褂子，外面罩了件洗得发白的围裙。他两条膀子舞着，把面团往案板上摔得啪啪响，揉成长条的面，用手一提溜，转眼拧成麻花，甩两下，又是啪地一摔。几趟甩下来，面溜得够劲儿，大面柱子成了帘子棍大小，再成二细、毛细。
等了半晌，路边停下辆胶皮车，下来个当兵的，腰里别着枪，手里提个饭盒，扒开排队的就往前挤。排队的也都不说话，老老实实让开。
我问胖子怎么回事，胖子贴我耳朵说：“知道这是谁吗？总统府的卫兵，徐大总统好吃抻面，三天两头派人买。”见我不太相信，胖子指着正在盛汤的刘老板：“这铺子小，可是干净，要不总统怎么愿意吃？”
胖子说的没错，这蒸锅铺有蒸的、炸的、煮的，每样都单独摆放。一个小工跟在吃完的客人后头，麻利地收拾着。
快排到铺子跟前，那三个巡警吃完出来，突然朝着马路对面吆喝一声，追了过去。我回头一看，卖艺的那小姑娘鲁颖正站在马路边上张望。她抬头一看见巡警，愣了一下，扭头就跑，拐进了隆福寺大街。巡警追过去，一会儿又垂头丧气地回来，拉了条蒸锅铺的凳子，解开衣服坐着凉快。
“这姑娘早上做过笔录，不是没啥事儿吗？”
巡警看了半天才认出我：“你们走后，来了只猴子，头上戴着个骷髅，几个兄弟围着抓没抓到，抢到了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骨头，给我看，“人的手指骨，那猴子戴的骷髅，八成也是死者的。再说，这女的是外地流民，不是什么好人。”
我还想再问，巡警摆摆手走了。
终于排到了我，刘老板已经扯起了面团。我找个桌角坐下，说来碗一窝丝儿。他看我一眼，没答话，面条在案板上蹭了几下干面粉儿，又凌空一扯，瞬间拉成细丝，甩进滚锅里。面条出锅，浇上肉汤，撒了碎肉和葱花香菜，给我端上桌。
我捞了两捞，却发现面条略有些粗细不均，瞧了一眼老板的手，手指微蜷着，两手背上都是光亮的疤痕，像是被烫伤过。
我犹豫一下，没问。
捞起面条，吹了吹热气，正要下嘴，门外噌地窜进一个影子，是那猴子皮皮。它蹦上桌，伸出毛手打掉了筷子，在碗里捞了一把肉。我推开碗起身去追，皮皮一边舔着爪子，一边跳上了房梁，窜进了后厨。我跟着就追，老板一把扯住了我。我俩对视了一秒钟，他动了动嘴，没说话。我甩开他的手，喊了一声皮皮，硬追了进去。
后厨很整洁，地上刚刚拖过。皮皮正蹲在水池边上，掀开一个瓷盆子，捞盆里的生肉吃。我停下脚，猛地往水池一扑，揪住了皮皮尾巴，手里滑了一下，它一纵身子又跑了，骷髅头摇得咕咚响。它蹲在案板上，吱吱了几声，掀开一大块蒸布。蒸布下面有个人头，瞪着眼，脸上有条大刀疤，脖子根露着整齐的截面，已经没了血色。
我看了半天，没回过神，一只满是疤的手从我脑后伸过来，捂在我脸上。我鼻子里冲进一股生肉的腥味，腰窝里一热，身上软了下去。
闻到一股浓香，我睁开眼，发现自己坐在地上，面前放着盘烤肉。我肚子很饿，端起烤肉吃了个精光。旁边有人叫我，扭头一看，是汪亮。他也坐在旁边，浑身是血，没了一条腿。他看着我，说：“那是我的腿，也给我吃点儿吧。”
我大叫一声，往后一撤，脑袋磕在墙上，从梦里惊醒。我确实坐在地上，脚上锁着手腕粗的铁链，身上的枪、怀表和钢笔都不见了。面前没有烤肉，也没有汪亮，只有那个瞪着眼的人头。
这是一间狭小昏暗的房间，没窗户。不知道多久前，我腰间被捅了一刀，关进了这里。我把衬衣掀开，腰上的伤已经包扎好，我试着挪挪屁股，后腰一阵剧痛，只好继续坐着。没过多久，我开始感觉饿，浑身冒虚汗，脑子里发蒙。我用手撑着地，把身体沿着墙朝上挪了挪，让自己省点力气。
外面一阵开门栓的声音，蒸锅铺老板推门进来，手里端了碗面，热气腾腾。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饿了吧，吃面。”
他把碗搁在我面前，我看了一眼，是铺子上卖的抻面，浓肉汤，青葱香菜，牛肉粒，一层辣椒油。他用筷子捞了一下，热气扑在我脸上，香气冲进口鼻，我本能地吸了一口，泛起一阵恶心，剧烈地干呕起来。
他站起来，看着我，问要不要加点醋。我缓过气，抬头看他，他也盯着我，眼里一点神情也没有。
我问：“胡同洼地里埋的人，都是你杀的？”
他看了我几秒，终于开口：“对，我杀的。”声音很冷静，带点山西口音。
“为什么这么干？”我指了指案板上的人头。
“吃啊。”
我又是一阵恶心，伸手推开那碗面。
他弯腰端起面：“不是我吃，是大家吃。你也看到了，这面很香，你昨天不就想吃了吗？”
我没说话。
他把面搁在案板上：“先给你放着，早点吃，晚会儿就放坨了。”说完，他转身出去。我叫他：“哎，有素的吗？”
“没有。”他关上门，在外面锁了门，“叫我刘三就行。”
我闭上眼睛休息，很快睡着了。醒来屋里漆黑，门缝里漏进几道光，外面可能是刘三的后厨。那碗面还放在案板上，表面凝了一层黄腻的油花，旁边的人头上趴了一窝苍蝇。空气里翻腾着一股生肉的腥味儿，我捂着鼻口，缓慢地呼吸，喉咙里干得冒烟。
估摸着半夜的时候，刘三又端了一碗热面进来，换下之前那碗，一句话没说。
刘三再一次进来的时候，可能过去了两天，我已经没什么力气，半张嘴巴呼吸。这次，他放下面条，没走，拉了条长凳坐在我面前，问：“你不饿吗？”
我看着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要是吃了，你打算怎样？”
“你要吃了，就是吃了人肉，就不算个人了。”他点了根烟卷，慢慢抽着，“你连人都不算，我就杀了你，跟杀鸡一样。”
“要是我不吃，饿死了，你剁了我煮汤，也不算杀人。”我动了动嘴角，算是笑了一声，“反正我要进汤锅，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刘三看着我，一口一口抽完烟：“你是第一个问为什么的。”说完，脸皮一耸笑了，“趁你还清醒，给你讲个事儿吧。”
他把烟头丢在面碗里，收起脸上的笑，张开一只手伸在我面前：“这手你看见了吧，滚水烫的。半年前，因为这手，我煮了第一个人。”
半年前的一天晚上，刘三正要收摊，来了个人要吃面。刘三下了面端上，那人吃了一半，撂下筷子不吃了，开口就骂，嫌抻面不地道，面条不一样粗细。刘三赶紧赔不是，说手有旧伤，不太利索。
那人不愿意，不但不给钱，还要赔偿。刘三气不过，俩人打起来。“我恼得慌，抓起切面刀片子，一下切了他喉咙。我一看，杀人了，也没慌，就抬进屋放着。放了几天，我怕坏了，就给剁了。剁了觉得扔了可惜，就煮了。“用了人肉汤做面，吃面的人倒更多了。我也奇怪，自己怎么不害怕。后来，想明白了，我喜欢看见人家吃人肉，心里觉得踏实。”
我问他为什么，他摆摆手，让我别说话。
“我是山西人，庚子年（1900年）才来的北京。来北京前，我种地。光绪三年（1877年），官家说不让种地了，让种大烟，种着种着，家家户户都没粮食了。没饭吃，鸦片也种不下去了，天又旱，闹蚂蚱，铺天盖地飞，一年到头啥也没收，没谁能吃上饭。
“饿了一年多，树皮、草，什么都吃，还是扛不过。我就逃荒，没跑多远，就不行了，一阵风把我掀倒，起不来了。我就爬，头越来越晕，发慌，出汗，胃里一直冒酸水，往外吐，到最后，酸水都没了，就晕了。
“等醒过来，我一闻，有香味，就使劲爬，找香味，爬着爬着，身上热起来——那是冬天，我本来都冻硬了，但就是热得难受。实际上那不是热，人快饿死的时候，以为冷就是热，热就是冷，一样的。你很快就知道咋回事了。
“我总算找到了香味，俩小孩坐地上在煮东西，瓦罐里咕嘟嘟冒热气。我张嘴，也说不出话，但谁都知道我是要吃的。俩小孩不说话，瞪着我。我就往前爬，一把捞进瓦罐，冰凉冰凉，其实已经烫伤了。
“瓦罐一下就翻了，里头滚出半截人手，皮还没煮烂。”[光绪初年的饥荒，山西、川北都发生了严重的“食人”事件，有“割食尸体”的，也有杀人吃肉的。《南江县志》记载当时的情况：“……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殍不下数万。”]
我强打精神，看着刘三，他还是面无表情，又点了根烟：“我活了下来，逃荒到北京，但是心里不踏实——直到我看见那么多人都喜欢吃人肉，心里总算踏实了。既然都喜欢吃，我就想做多点，剁一个人，能做三大锅汤。”
隆福寺热闹，蒸锅铺生意非常好，总有叫花子来捡吃的。刘三专挑叫花子，看准了目标，就给他一碗面，吃完叫进后厨，打晕了绑起来，饿着他。
“每个到了这里的，我都告诉他，碗里是人肉，吃不吃自己选。但除了你，每个人都会吃，有人饿了半天就会吃，吃完一碗还要一碗。”
按照刘三的规则，他杀的每个叫花子，都吃了人肉，不算人。所以，他也不算杀人。我不愿吃人肉，他就等着我饿死。
刘三讲完故事，把那碗面搁在我面前，锁门走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瞪着面发愣，又迷糊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头顶哗啦一声响，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掉在我身上。我一摸，是皮皮，怀里还抱着两只烂苹果。我用尽所有力气，摁住皮皮，夺过烂苹果，一口气吃光，连核都咽了。皮皮没跑，端起面碗喝汤。我看着那颗骷髅脑袋在面前晃晃悠悠，渐渐清醒，有了点力气。
我把碗磕碎，挑一块尖利的瓷片，拽过皮皮搂在怀里，在骷髅的头顶刻了几个字：蒸锅铺有鬼，救我，金木。刻完字，我浑身累得发软，一松手，皮皮蹿上案板，纵身一跳，从我头上屋顶的破洞钻了出去。我这才发现，它是从草席天花板的破洞里掉下来的，天花板和房梁中间是空的，连着外面。
皮皮走后，过了约莫一天，刘三又来了一回，没再换面，而是踢我几脚，看我死了没。我没死，但越来越虚弱。要是鲁颖姑娘不识字，可能过两天我就真被熬成了肉汤。
不知道什么时候，门缝里忽然没了灯光，外面响起软绵绵的脚步声，门悄悄打开，有人进来，转身关门，划了根火柴。小宝站在我面前，手里握着汪亮改造的那把镔铁菜刀。我指指脚上的铁链，小宝让我捏着火柴，两手握刀猛砍下去，一道火光，铁锁断开。小宝扶起我，开门往外走，鲁颖在外面等着，肩膀上站着皮皮。
屋里突然亮了灯，眼睛刺痛，恍恍惚惚看清，这里是蒸锅铺的后厨。刘三站在我们对面，手里握着我的勃朗宁，两手抖动着给枪上膛。枪响的瞬间，小宝和鲁颖同时扔出了飞刀。鲁颖的飞刀插在刘三的眉心，小宝的菜刀砍进了刘三背后的墙上。刘三那枪，打中了皮皮头上的骷髅脑壳，骨头碎掉了一地，露出完整的猴脸，两颗眼珠子滴溜溜转。
拿回手枪、怀表和钢笔，我们出了蒸锅铺。4点多钟，天已经燥起来，热气扑在身上，我才闻到自己有多臭。小宝跑进胡同，敲门找人要了两桶水，把我浇了个透，简单清洗了伤口。
讲完刘三杀人做面汤的事，我问小宝，怎么会和鲁颖一起过来。小宝看了一眼鲁颖，没说话。鲁颖倒是大方，说：“我们俩这几天都在一块儿。”
那天分开后，她继续在隆福寺附近找皮皮，第二天就碰见小宝也在附近转，说我失踪了，俩人就约好了每天一起找。昨天晚上，终于抓到皮皮，他俩看见骷髅头上的字，趁夜摸进了蒸锅铺。
我骂小宝：“隆福寺附近全是巡警，找不着我就不知道报警？”
“怎么没报警？这蒸锅铺天天那么热闹，谁知道你在里头？那些巡警除了冤枉人，什么本事也没有。”
小宝说完，看了看鲁颖。鲁颖却皱着眉，低头不说话。过了好久，她突然开口：“也不算冤枉，其实我和刘三没差别。”
我和小宝纳闷，她继续说：“5岁那年，村里闹饥荒，吃不上饭。有一天，我爹从外面拿回一块肥肉，给我和娘吃了。”
鲁颖说完这句，我们俩没追问，她也没再吭声。
我抽了几支烟，脑袋清醒许多，回想被关起来的几天，后心有点发凉。饿得不行的时候，我就一个念头：出了蒸锅铺，就能吃上干净东西。但要是满世界都没其他吃的，我会端起那碗面吗？
我在家歇了一星期，去找汪亮。一进门，他正在院里哇哇吐。吐完，他脸色苍白地看着我：“妈的，一吃饭就吐，去医院洗了三回胃。这回你丫相信有鬼了吧？”
我给周庸讲了这个故事，本来以为他会觉得恶心——他最爱吃肉汤面，但他却比以前吃得更多，而且买了很多速食品屯在家里。他这是害怕极端情况出现，或者说，是害怕极端情况下自己会失控。
前段时间有条新闻，14只猫被锁在屋里，因饥饿过度互相残杀。这就是极端情况。
人是动物，又不是动物。处在极端状态下，任何人的动物性都可能会爆发到极点。
除了饥饿，人还会面临各种极端状态，你做出的应对，可能就是你自己看不到的另一面。
第14案 战钟楼丐头丧命 争至尊活人变鬼
我太爷爷金木的笔记里，经常写到懂武术的人，他的助手杨小宝就是个真正的练家子。金木曾在1920年的笔记中这样写：
“四年前刚做夜行者那会儿，我一个人查案，调查、验尸、追凶、打架全都自己上。那时候，我最信任的伙伴，是那把从日本带回来的勃朗宁1910。
“自从民国六年（1917年）有了小宝做助手，验尸和打架全交给他了，我变得胆子更大。遇上枪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小宝在。
“小宝也会使枪，但基本不碰，反倒每天练功，从没落下过。他经常说，枪用得多了，就总想着依赖枪，会变笨。”
太爷爷说，小宝的意思他体会不深，直到1920年夏天，他们俩调查一件怪异的凶杀案，翻出了一场武林旧事。
整理这个故事，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实的武林。
事件名称：武林旧事
事发时间：1920年8月底
事发地点：北京钟楼
记录时间：1920年9月9日
8月25日，是小宝25岁生日。我和戴戴做了一桌子菜，在警署做法医的朋友汪亮也来了，大家准备好好喝一回。
过了中午，小宝却还在院子里练功，不理我们。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太阳底下，双腿微曲，两手在胸前虚抱着。我跟他俩说，别看小宝像个石墩子，其实在悄悄移动。他们俩瞪眼看了半天，说我胡扯，要赌一块钱。
又盯了两根烟的工夫，戴戴哎呀一声，指着小宝说：“真动了！刚才明明在槐树西边！”
汪亮不信，站在戴戴后头瞄过去，果然见小宝已经往东挪了一米远。
戴戴输了，反倒兴奋地招呼小宝进屋，又是让座，又是倒茶，问他怎么回事。小宝挠头笑半天，说这就是一种站桩的基本功，跟你们讲也讲不清。
我每天见小宝站桩，早就知道，他看起来一步没挪，其实全身都有细微动作，只是非常缓慢，说叫“神动意不动”。
戴戴给小宝敬了杯酒，仰头干掉，一顿吹捧。
我说：“想学功夫？这年纪也晚了，不如跟我学学枪法。”戴戴翻了个白眼，说：“打手枪也叫功夫？我写的中国女侦探，要会点儿中国功夫。”
戴戴已经在报上发表过几篇小说，最近又来了劲儿，想写个女侦探，给《侦探大世界》投稿。小宝喝了口酒，放下杯子一本正经地说：“女孩练武，其实也可以，不过真打起来，女孩下不了狠手，会吃大亏。”
汪亮接过话：“女孩练武有啥好？越会打架越出事儿！上星期钟楼那儿打架，死了个练武的女人。那惨样，我×……”说到这儿，汪亮板起脸停住了。
我们都盯着他，等下文，他摇摇头说：“现在都没验出来怎么死的，身上就一个伤口，脸是歪的。从没见过人脸能扭曲成那样，太他妈吓人了。”
戴戴睁大了眼问，是不是被刀捅了太疼，才会表情扭曲？汪亮说不会，从眼神判断应该是死前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
小宝腾地站起来，走到汪亮跟前说：“老汪，我想看看这尸体，你帮个忙。”
汪亮愣了一下，说你怎么认真起来了？小宝没说话，倒了杯酒自己喝。过了一会儿，汪亮说没问题，要看就现在去，再晚可能就处理了。
吃完午饭，我们去了安定门内二条胡同的道济医院[民国初期，警署的法医部门并无自己的检验场所，一般是在医院设置研究室。汪亮所在的内三警署的检验所在道济医院。这家医院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5年创办的“妇婴专科医院”，1912年更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汪亮的法医研究室在这里。这医院最早是美国教会建的，全是些又高又窄的拱门，拱门底下是条狭长的走廊，尸体放在最里头的停尸间。
一进停尸间，阵阵寒气裹上来，冻得人发抖。几个大冰箱（指存放冰块的水循环箱子）占了屋子的一半，尸体放在一张铁架子床上，上面搭了块白布。小宝也没问一声，伸手掀开了白布。那尸体是个四十上下的女子，梳着发髻，脸上已经全没了血色，心口上有一片凝固的血迹。
我说，你们干法医太不像样了，这尸体还穿着衣服，怎么检验的？
汪亮从一个小桌子的抽屉里拿出本线装书，递给我说：“说起来是法医，可现在规定只让用这个。”
我接过那书，是本《洗冤录集证》，这本书里的方法，小宝倒是很熟。他不排斥西医，但更多研究的还是中医，查案时也总提起《洗冤录》。
“还不是你们文人多事，在报上写文章说西医检验法不道德，把尸体的脑子挖去了。”
汪亮抱怨完，嘲笑小宝：“怎么样，按中医能看出门道吗？”
小宝正用手指摁着女尸心口的刀伤检查，没搭理汪亮。他摸了摸尸体的手脚，又顺着四肢往躯干摸了一遍，捏尸体的骨头。戴戴问他发现了什么，他仍然不答话。我见他脸色不好，也过去看尸体，伤口确实奇怪，半寸多宽，不像近身用尖刀刺入，但又很深，应该是瞬间透进心脏，但推测不出凶手怎么下手的。
小宝检查完，盖了尸体，一言不发就出了停尸间。我赶紧跟了出去，问他怎么了。小宝皱着眉，额头冒出汗，还是不说话。这几年遇上过那么多案子，从没见过他这样。
我抽完一根烟，他总算开口：“金木，这回让我来查，你帮我。”
没管戴戴和汪亮，我和小宝在交道口附近找了间茶馆坐下，听他细说尸体的事情。小宝说，他并不认识那女尸，但却认识她那种死状。
“那表情吗？”
小宝点点头，接着说：“咱们认识这么久，我从来没提过师父，我们练武的人，本不该这样。”
他这么一说，我确实意识到，他确实没说过跟谁学的功夫，只说过打小在天津习武，练的是形意拳。
小宝说，他五六岁就去了天津，先是跟着杂耍班，学点翻跟斗的把式，“后来遇上师父，说我身子好能练武，当场就给了班主半个银锭子，把我领走了。”
小宝的师父叫胡成柳，当时27岁，跟着形意拳大师李存义习武。胡成柳是河南人，性子耿直，功夫上虽算不上厉害，却因有股子豪侠气概在码头混出了名气。
“师父把我当成亲儿子，但我现在的功夫，大部分是来北京后跟尚云祥老师学的。”
1913年，尚云祥受梁启超所托，创办尚武学社，在北京蒙藏大学任教，后又在朝阳大学任教。小宝来北京后，在朝阳大学跟着尚师学了几年形意拳，虽未拜师，也算师生关系。
我问为什么不跟师父学。
“我10岁那年，师父死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天，胡成柳受人所托，接了一趟镖，走水路去大连，没想到出码头的第一天就中了埋伏。小宝指了指胸口，说：“一刀致命，伤口跟那女的一样，平常的土匪强盗做不到。船上着了火，被渔民发现，救回了师父的尸体，几个师兄连夜抬了回来，我不小心看见师父的脸……”
“也跟那女的一样？”
小宝点点头，又说：“不但师父，那个月天津和北京接连死了几个有名的武师，都是同样的死法。”
他又皱起眉头，肩膀紧绷起来。我给他倒了杯茶，说：“要报仇，得先找到人不是？这道儿上我不熟，按你说的查。”
据负责案件的巡警说，尸体是在钟楼广场一角发现的，当时有几个花子（乞丐）在场，打听过一轮，都说见过那女的几次，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26号下午，我和小宝在钟楼广场附近找了个大碗茶摊子坐下，观察行人和花子。4点多钟，我们盯上了一个光头花子。这人三十多岁，穿着蓝布破褂子，袖子碎成了绺。他在广场上四处溜达，手里也没个碗，见人就请安，什么辈分大就喊什么，一会儿工夫就要了七八个铜子儿，蹲在路边数钱。
我跟茶摊子老板打听，光头果然是这片儿混熟了的丐头，名叫王二，以前在銮仪卫[銮仪卫位于紫禁城东南角楼处，是清代掌管帝后车驾仪仗的机构。顺治元年（1644年）设，初沿明制称“锦衣卫”，二年改称“銮仪卫”。主要负责皇帝出行仪仗及其保管等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管理钟鼓楼的报时。]当差，就在钟楼敲钟，民国后丢了差事还在钟楼混。
我给了茶钱，小宝已经过了马路奔到王二旁边。王二弯腰就请安，喊小宝小爷。小宝没理他，直接问他出事那天有没有见着面生的人。王二抹了一把光亮的脑门，说面生的多了，记不太清了。我掏出俩铜子丢给他，说好好想想，有没有看着会打架的人。
王二把铜子揣进怀里，鞠了一躬，说“谢了这位爷”，又咧嘴一笑，“今儿从早到现在，还没吃上口东西，恐怕记性不好。”
小宝一把抓住他肩膀，手上就要使劲。我赶忙拉住，说别急，慢慢来。小宝松开手，我们带王二进了鼓楼大街上一家小饭馆，点了二两包子一碗炒肝儿。
王二端起碗哧溜哧溜地喝，两口一个包子，吃了个精光，抹了抹嘴巴，说：“有个疤脸汉子，可能想找麻烦。”
那天晚上，王二和几个花子爬上钟楼吹凉风，听见广场上有动静，趴在箭窗口一瞧，是个高个子，身上背着个什么东西。
“有兄弟想动他，我给拦下了，那人看着不好惹。”
小宝问，怎么知道他是个疤脸？王二捏起勺子舔了舔，说：“第二天白天他又来了，所以我说他想找麻烦！”
巡警早上发现尸体时，封锁了现场不让人走近。王二爬上钟楼瞧热闹，在楼上又撞上了那高个子。
王二拿手指在眉心比画了一下，“脸上这么长个疤。”
小宝听了，咬着嘴唇琢磨了一阵，没说话。我掏出一个铜板和一块大洋搁在桌上，把铜板推给王二，拿起大洋给他看了看。
“打听这人在哪儿住，回来还有你的好处。”
王二一抹光头，捏起桌上的铜板，说了句“您瞧好吧”，起身走了。
小宝叫住他，说：“打听到就好，千万别靠近那人。”
两天后的晚上10点，我和小宝按约定时间去钟楼找王二，等了半个小时，却不见他来。找了一圈，在楼梯上看见王二蜷成一团儿窝在台阶上。小宝蹲下扶他，他摇头不让，脸上滚下汗珠子，咬着牙哼了一声：“妈的，玩砸了……”
我慢慢挪开他捂着肚子的手，见他肚子上团着块破布，已经被血浸透了，挪开布团，肚子上是一个洞，汩汩地冒着血。
小宝问，你撞见他了？
王二使劲喘了几口粗气，又张嘴笑：“可不是吗……老子特意挑了个窄胡同，和他打照面，路过时想摸他点东西……”他挪挪屁股，腾出撑着地的左手，摊开手掌，手里是个黄澄澄的东西。小宝拿起来看，是个磨得光亮的铜扳指。
上次见面后，王二找了十几个花子，很快打听到疤脸汉子住在鼓楼东边宝钞胡同的一个小院里。王二想顺手偷他点钱，却不想摸了个不值钱的东西，还被他捅了一刀。王二瞪眼看着小宝说：“这人太狠了，早知道就听这位小爷的了。”说完脑袋耷拉下来，没了气儿。
小宝扯下王二身上的破褂子，盖在他脸上，使劲叹了一口气。我说别多想了，你也提醒过他，明天到警署登记一下，找人埋了他。小宝点头，拿起那个铜扳指反复看了一下，装进口袋，说：“王二这么跑过来，咱们可能暴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