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说话，暗中观察两人。自从干起夜行者，第一回 演得那么累。.11
我说：“显眼才好，吸引注意力，我好耍腥儿（出老千）。”
下午，我带着戴戴去了新世界，给了钱让她进去逛，买点首饰。戴戴纳闷：“怎么感觉那么奇怪？”
我说：“你是我的丫头，得让我有面子，面子够了，我才好跟马昭雄做朋友，才能找到春秀。”
戴戴愣了一会儿，看着我说：“金木，你说春秀会不会已经死了？”
我没说话，挥手让她进了商场。
去马昭雄家里时，我和戴戴叫了辆马车，免得女仆装太过招摇。到了马家门口，两辆洋车已经等着了，拉上我们俩，沿着大街往西走。绕了一圈，到了新街口附近的一处偏僻院子，洋车一路搭着棚子，没看清是哪条胡同。院子的入口很窄，只有一条青砖墙甬道，要不是仆人领着，可能看也看不到。进了里面却豁然开朗，有三进院落，院里散着几棵槐树。转进偏院，门口站着个平头汉子，抬手示意，要搜身。
我从西装口袋掏出手枪，平头接了，倒过来握着，拇指推上保险，把枪别进腰里，又在我身上摸索了几下，让开了路。戴戴跟上，平头伸手拦了一下，打量几眼，又摆手让她进了院。
和马昭雄家一样，大屋里也是西式装修，电灯通明，中央放着张巨大的红木牌桌。两三个仆人站在角落，马昭雄和一个商人打扮的小个子坐在沙发上，还有个牌友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每人身边站着两个婢女。空气里有一股烧过鸦片的味道。
我和戴戴朝沙发走去，屋里人都看过来，盯着戴戴。马昭雄看见我，打了个招呼，笑着站起来。他今天换了一身行头，丝绸印花马甲，缎面长袍，胸口却别了个勋章。他右手里，握着一条黝黑的皮鞭。商人满脸通红，额头冒着汗，抬眼看了我一眼，继续低头坐着。一个婢女正跪在他脚边，用抹布擦地上的血迹。
马昭雄盯着戴戴看，朝我竖起大拇指，赞叹我会玩。戴戴拽了两下我的袖子，我往旁边一站，把她挡在身后。
马少雄一手在脖子上抓挠，一副烟瘾没过够的样子，他往我身后看，问：“叫什么名字？”
我说：“这丫头？叫戴戴，跟我很久了。”
“哪个戴？”
“穿金戴银的戴。”
马昭雄瞪起小眼睛，笑两声，然后摆摆手，角落里一个婢女走过来，响起一阵铃铛声。这丫头穿一身绿色的绸子单衣，光着脚，左脚脖上戴着一个银圈，银圈上有个铜铃，是春秀。
马昭雄丢下鞭子，招呼那商人和牌客起来，使劲拍了几下手，说：“再整几把！”
我们四人一桌坐好，每人身后站了个婢女，仆人铺了桌布，打开一盒象牙牌九。马昭雄坐我对面，身后站着春秀。他边洗牌边说：“老玩法，摸五把，算总点数，最大的赢，最小的输。”说完指了指春秀和戴戴，“各位的丫头，是赌注。”
戴戴伸手在我背上拧了一把，我回头朝她笑了一下。查过十几次赌场骗局，我多少算个高手，只要不是三人一起给我做局，输不了。
三把下来，我的点数排第三，马昭雄垫底。戴戴又在后面拧了我一把。最后两把，我连摸俩大的，赢了。马昭雄还是垫底。
我伸手招呼一下，戴戴弯腰给我点了根烟。马昭雄大笑，说：“穆老板真是一点面儿不给，不过我玩儿得贼高兴。”
我走过去，拉了春秀过来，说：“真是抱歉，这个丫头我实在喜欢。”
马昭雄站起来，说：“你好像误会了，这丫头是输给你了，但可不是让你领走。”
两个仆人从外面抬进来一个方桌，桌上盖着红布。马昭雄扯开红布，桌上整齐地摆着一排刑具：藤条、烙铁、木槌、钢针、匕首，还有几件奇形怪状的铁质器具。
“啥玩意儿都有，就看你怎么整，慢慢玩儿，别整死得太快。”
春秀扑通一声跪在我跟前，张嘴说不出话。戴戴嘴里啊了一声，又捏了我一下，疼。
见我犹豫，马昭雄大步走过来，把春秀拉到身边，一把撕开了春秀的衣服，露出背上纵横交织的新旧伤疤，有的血口子皮肉翻开，还在渗血。我看了看牌桌上另外两人，都眯着眼看，朝我点头。马昭雄绕着牌桌走了一圈，拍了拍那两人肩膀，又转回到春秀跟前，一把推到我跟前，说：“穆老板既然玩儿了我们的局，可不能坏了规矩。前天，你可是亲口答应的来玩儿。”
小个子商人也站起来，说：“穆老板，您要不爱玩儿这个，就不该来啊？您要实在不乐意，我也能替你来——当然，得马旅长没意见。”
我拉上春秀的衣服，让戴戴扶住她，说：“是我误会了马旅长的意思，不如您赏个脸，出个价，我买她一条命。”
没等我说完，马昭雄抄起一把木槌，砰的一声砸在桌上，一声巨响，木槌把断成了两截。我拿起外套，拉上戴戴和春秀，转身就往外走。门口进来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枪，是那院门口的平头。
马昭雄继续说：“金老板终于不演戏了，你原来是为了这么个丫头。”
我干笑了一声，问他怎么知道我姓金。马昭雄嘿嘿笑，说：“看来我没猜错，你兄弟俩长得太像了。我早就听说金肃有个不着调的老弟，但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有事不敢来找我，只会躲在报纸后头写什么文章。”
他把我当成了写文章的“非文”。
“我和金肃都跟过袁大总统，本来我也可以给个面子，但你也知道，今年一打仗我们就成了敌人。”他招招手，平头拿枪对准了我。
我看了马昭雄一眼，嘴里骂了一句金肃。
平头枪没响，戴戴却突然大叫一声：“都别动！”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手枪，握在手里，指着马昭雄。
平头呆住了，看着马昭雄。我也傻了，戴戴手里那把枪，是我的勃朗宁微型手枪——捏在她手里，还挺合适，就是和那身英国女仆装不太搭。
我把西装往空中一抖，遮在平头面前，冲上前抬腿一脚，踢在平头下巴上。平头干脆倒地，晕了过去，手里的枪飞出去，掉在地上。
马昭雄往下一蹲，躲开戴戴的视线。戴戴啊啊大叫，拿着枪乱晃一通，使劲扣扳机——她没开保险。我喊了一声“给我”，朝她伸手。戴戴扬手一扔，枪却往上飞去，撞上吊灯，直接掉在马昭雄跟前。
我骂了一声，就地滚了一下，捡起了平头那把枪。马昭雄已经抓起了勃朗宁，打开保险朝我开枪。我也扣动扳机，朝他开了枪。一声枪响，马昭雄脑门中枪，死了。
我走过去，掰开马昭雄的手，拿起我的勃朗宁，退出弹匣，里头果然没有子弹。
我拎着枪，盯着戴戴看：“怎么回事？”戴戴瞪大眼睛，说：“我哪儿知道你把子弹放哪儿了？就找到了枪。”
我走到平头身边，从他身上摸出那把被他缴走的M1910，打开保险，拿在手里，说：“回去就教你开枪，多少有点儿用。不过，这回幸亏你没装子弹，不然害死的是我。”
我们三个走出屋子，院里没人。马昭雄的高级赌局，并没有安排卫兵。走出院子，我又问戴戴：“什么时候偷的枪？你藏哪儿了？”
戴戴脸一红，翻了个白眼：“不告诉你。”
走到新街口，碰见老杜带着一群警察来了。我和戴戴出发前，他就去了警署，好说歹说搬来了警察，到马家审问仆人，打听到了我们的去处。
我向带队的侦探说明了情况，跟戴戴一起做了笔录。那侦探说：“金先生，这事儿大了，马旅长死了，我们不好办啊。”
我让他按流程办，给他写了地址，说：“知道你们警察厅和军队一向不对付，但马昭雄是杀人，你们有证据，怕什么？”
侦探愁眉苦脸，带警察进了胡同。
我问老杜，怎么知道会出事？他皱起眉头，说：“前天跟你说了，我早就知道马昭雄不是好人。”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报上揭露马昭雄杀人的文章？我说当然记得，马昭雄想杀的，就是那个非文。
老杜砸吧砸吧嘴，说：“那是我写的，非文就是我。”
我瞪了他一眼：“×，是你小子，你早就知道马昭雄杀人，怎么不说？差点儿玩儿死我！”
老杜使劲摇手：“没有没有！我确实悄悄跟踪过他，但就知道他虐待丫头，哪儿知道他真杀人？那文章半真半假写，是想让警察注意。 你可以说我是半虚构的。”
我说，老杜你真是怪，不知道该说你胆大还是胆小。老杜呵呵一笑，给我讲了件事。
他家里做大生意，有钱。父亲养了几十个婢女[民国成立后，北京地区蓄养婢女的家庭还是很普遍，1922年《京报》说：“尤以旧日世族遗老，及今伟人政客富商大贾等，奉行不懈。”]，最小的只有7岁。他15岁时，被送去念新式学校，父亲安排了俩婢女跟着，给婢女也交了学费，一起上学，伺候吃喝，冬天晚上睡觉，给他当暖脚炉，一只脚一个。
“后来念了新书，我就反对养婢女，比那些没使唤过丫头的人还反对，更别说虐待了。但我就是个手艺人，总不能跟你一样，拿把枪就去干吧？”
我哈哈大笑，说你要想干，肯定比我干得好。
整理完这个案子，我很庆幸太爷爷生在那个时代，不是直男癌，而且是个直男。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直男、直男癌这种说法做论断。简单的调侃，必然是片面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物化女性的男人，是令人厌恶的，和蓄婢蓄奴的思维没差异。直男癌总是觉得，别人都是傻子，就我自己是精子（zi 轻声）。
在清末到民国时期，蓄婢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虽然报纸常年批判，但却总是停留在“批虐不批蓄”的层面，甚至还有人赢得“善待婢女”的称赞。
这种没有摆脱直男癌的思路，就像一篇这样的新闻——男子囚禁性奴亲自喂饭，被赞关爱女性。
第16案 洋博士灵学救国 杨树浦魔曲杀人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悄悄流传过一盒磁带，叫《黑色的星期天》[《黑色的星期天》，又叫《忧郁的星期天》，传说是匈牙利自学成才的作曲家鲁兰斯·查理斯谱写于1933年的一支歌曲。据说，在欧洲有上百人听过这首歌后自杀身亡，这首歌因此遭到各国电台的封禁。]。议论的人多，真正听的人少，因为据说听了这首歌的人，都会自杀。
我听了，没自杀（后来知道听的并非完整版）。至今，我都能想起在宿舍里，戴着耳机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那天晚上，宿舍里的哥们儿轮流看着我，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走近窗户，上厕所都得跟着。说实话，我当时很害怕，一宿没睡着。
这个传说现在网上还在讨论，还有人专门搜集了类似的魔曲，录了研究视频，研究这些音乐的心理成因。
两周前，我在太爷爷留下的笔记里，发现了他26岁时遇到的一件事，竟然和这种音乐有关。事情发生在上海杨树浦工业区（今杨浦区）。笔记里记录的一些地方，现在还存在，我到上海待了两天，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
事件名称：鬼曲连环杀人案
事发时间：1916年8月中旬
事发地点：上海杨树浦地区
记录时间：1920年10月
这几年做夜行者，查过几百件大大小小的案子，除了记录下来，我并不愿和人聊起。直到前几天，戴戴突然问我：你见过最可怕的凶手什么样？她在写侦探小说，说想写一种“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很可怕”的凶手。
小宝给她讲了安定门外的吃婴案件，说这个凶手最可怕，看起来很温和，但却敢撬开小孩的脑壳吃脑髓。戴戴不满意，说有点恶心，但不够可怕。小宝又讲了好几个案子，戴戴听得入迷，但每回都摇摇头。
我进卧室找出以前的笔记，翻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记录，说：“几年前有个案子，小宝也没听过。这个凶手，我现在还在琢磨。”我泡上茶，拆了包烟，给他俩讲了这个我称作“鬼曲”的案子。
那是民国五年（1916年）8月，我还在上海。半年前，我从报社（指《申报》）辞职，开始单干，但做得并不好。我住在虹口的一间日式旅馆里，没有助手，没有枪，也没几个朋友。而且，大烟抽得还很凶。为了安心抽烟和查案方便，我在黄浦江北岸的码头还有一间棚屋。那个地方是个巨大的贫民窟，住的都是“棚户人”。
每隔十天半月，我都会在码头棚屋里待一阵，过过瘾，一点也不想戒掉。非要问我为什么，大概是当时黄先生的事[指金木在报业的老师黄远生1915年底被刺杀。]，我还接受不了。
8月12号中午，我在棚屋区过完瘾，外面有人敲门，是住在隔壁的女孩陈姗姗。这姑娘是安徽巢湖人，那年23岁，在棉纱厂工作，总是上夜班。姗姗是棚屋区唯一认识我的人，经常给我拿些水果糕点，问我在看什么书。偶尔，她也会很小心地劝我少抽点烟。
那天，她才剪过头发，梳了个学生头，脸圆圆的，肿着眼睛，穿了件蓝色短衣。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问我：“金先生，你是个读书人，你说世界上真有鬼魂吗？”
我刚抽完烟，脑袋里飘飘忽忽的，就敷衍了几句，说世上根本没有鬼，都是人编出来的。她没吭声，我又说了一句：“也可能有，报上不是有很多人都在说灵魂科学吗？”她盯着看了我一会儿，说了句“谢谢金先生”，就走了。
我当然不信鬼神，但懒得解释太多。那两年，不少人在研究一种西方的科学项目——灵魂学说，号称灵魂不死，可以感知，甚至和活人一样有善恶之分，能做坏事。就在前一天，《申报》刚刚登了一篇广告：《伍廷芳演讲通神社事预志》，预告里说，江苏教育会邀请伍廷芳[伍廷芳（1842-1922），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洋务运动时期是李鸿章的法律顾问，曾任清朝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和民国外交总长。1875年加入纽约的神智学会，开始笃信鬼神，是国内传播灵学较早的人，曾著有《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书。金木看到的那篇《申报》广告中说：“……近世研究通神社事，惟伍廷芳先生最久最深，早为西人称许，吾国学界向无涉猎此者……”]在上海做灵魂学演讲，演讲就在8月17号进行。
第二天，是农历的鬼节。早上9点多，我出门时又遇到了姗姗。她刚下夜班，有点迷迷糊糊。平时下夜班，她都会换上自己的衣服，工厂里的女孩都这样，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工人，出了厂就会穿得干干净净，特别喜欢打扮得像个女学生。这天早上，姗姗却穿着沾满了线头的灰色油服（工作服的俗称），胸口有一大片血迹。我叫住她，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鬼魂又作孽了，一个姐妹夜里自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跳的，早上下班的时候，在水塔下面发现了尸体，头全摔烂了。”姗姗说着弯腰呕吐起来。
我扶她进屋躺下，倒了水，告诉她我是记者，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可以帮忙查查。她躺了半天才缓过劲，开口却说：“金先生，鬼魂是有的，因为它们有声音。”
我问她听见过鬼魂的声音吗，她摇摇头，又发呆。我找了把椅子，坐着抽烟，慢慢和她聊。
姗姗上班的棉纱厂，是个中日合办的工厂，叫恒和棉纱公司，车间设在杨树浦西边，靠近闸北，归中国人管辖，附近有火柴厂、卷烟厂，还有上海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从一个月前起，已经有七个女孩接连自杀，都是从高处跳下，有的在厂里，有的在外面。昨晚是第八个，死掉的女孩是姗姗的好朋友，泰州人，比姗姗大两岁。
“她是我们姐妹会[姐妹会指民国上海的棉纱厂女工之间的一种小团体互助组织。外地女工在棉纱厂工作，常会受到男工和地痞流氓的欺负，尤其是来自苏北和安徽的女工，会受到上海人的歧视。来自同一区域的女工就会烧香拜姐妹会，一般五人到十人，有时也会有同乡的男工加入，成为姐妹会的保护人。—— 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里的二姐，跟我关系最好。二姐总跟我说，只要好好干活，就能在上海熬出来。”
二姐死前一段时间，连环自杀的事情已在厂里传得人心惶惶，报上也有各种说法，其中议论最多的是，说每个跳楼的女孩，死前几天都听见过奇怪的声音。
“有人说是女人小声说话的声音，有人说是唱歌，还有人说是鬼魂在叫熟人的名字，叫到谁，谁就会自杀。”
流言是怎么传开的，谁也说不清楚，就连报纸上登的，也没人分得出先后。
那天下午，我在工厂区的一座茶楼见到了老赵，他是《大时报》的记者。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和他聊天。
见我打听恒和厂的事情，老赵很兴奋，从包里掏出他马上就要登出的一篇稿子，标题叫《灵魂作曲杀人：恒和棉纱厂跳楼女工遗书曝光》。稿子里说，有人发现第一个女孩的遗书，遗书中写着：“灵魂永不消散，凡听见我的，必将和我一样。”
我问他，遗书在哪儿？谁发现的？
老赵说，是个读者的投稿[晚晴民国初期，报刊竞争极其激烈，堪比现在的新闻媒体。报社为争抢读者，除了少数专职记者跑腿写稿外，会广泛采用社会投稿，以提供比记者更广博的信息，尤其是社会类新闻，会采纳读者的匿名（笔名）投稿，或者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报道新闻。除了邮件投稿，有些报纸还会在商店等地设置固定投稿点。]，说自己是第一个死者生前的朋友。连环自杀发生后，《大时报》收到不少读者投稿，都是说自己听到的鬼曲传说。
我说：“人人都是听说，你们总得查查。”
老赵没说话，从包里掏出一摞最近的报纸放在桌上，一张一张翻给我看。每份报纸都有恒和厂传说的新闻。老赵给我点了根烟，继续说：“你不是没干过这行，每天那么多新闻，真等查清楚再写，早晚了。”
说完，他又从包里翻出个信封，给我看邮戳：“我不是没调查，毕竟人命关天。说自己是死者朋友的这个人，一直在投稿，每多一个人自杀，他就投一篇新的，评论鬼曲的事。可能他真的知道点什么。”老赵说，正在和邮政的朋友打听，想法查查这个人。
我点点头，说查到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就没再问新闻的事，让他细说一下之前的自杀案。
第一起自杀，发生在7月15号，一个恒和厂的女工从工厂水塔上跳下，当场摔死。从那之后，每隔三五天，杨树浦一带就会有女孩从高处跳下自杀。算上昨天的第八个女孩，死者全是恒和厂的工人，其中七个是苏北人，年纪最小的才16岁。
我问老赵，真相信鬼曲这种事吗？
老赵摇头大笑：“怎么可能？往报纸上写的，哪能真信？”
他话音未落，一个影子从我们俩面前的栏杆外闪过。走过去一看，一个女孩摔在地上，是从茶楼后面的烟囱上跳下来的，那是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差不多100米高。
尸体很快被人群包围，有人喊道：“又是恒和厂的姑娘！”
那女孩的尸体十分瘦小，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身体摔成了畸形，趴在地上，很快淌了巨大一摊血。天气闷热，瞬间招来一群苍蝇，围观的人指指点点，捂住口鼻。
老赵掏出相机，探出身子拍了几张，又飞奔下楼，冲进人群拍了几张。亲眼遇上女工自杀，他很兴奋，要马上回去写稿。
我跟着跑下楼，看了一会儿，弯腰干呕了一阵，从旁边店铺里找来一块破布，盖在女孩尸体上。我和老赵招呼了一声，叫辆黄包车回了码头住处。
晚上，我让姗姗带我去了恒和厂。夜班6点开工，我和姗姗到恒和厂门口的时候，已经5点半，门口卖小吃的小贩已经支起了摊子吆喝。来上夜班的女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厂门口，有裹小脚的，有穿布鞋的，还有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孩烫着卷发，留学生头，年纪大点的盘着头。她们都在议论下午从电厂烟囱跳下的女孩。
一辆坐着四五个女孩的手推车在门口停下，跳下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跑到我俩跟前，她穿着和姗姗一样的蓝衣服。辫子女孩拉着姗姗小声说了几句话，姗姗登时脸色苍白，哗哗掉眼泪，辫子女孩也跟着抽泣。
下午死掉那女孩也是她们姐妹会的，是包工头从山东雇来的童工，住在包工[包工：民国初年，上海工厂的一种招工制度，包工头为工厂集体招募工人，根据工人每月的产出，向工厂领取工资，扣除工人食宿成本和自己的提成后，再将工资分发给工人，有点像现在的公司劳务派遣。20世纪20年代，上海青帮渗透进各大工厂，将包工制发展成更恶劣的包身制：从乡下买来童工送进工厂，工厂将每月工资全部给工头，工头只提供极差的食宿，但不给工人发工钱。——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宿舍里，在上海一个亲戚也没有。
我问她们俩：“她这几天听见过那奇怪的声音吗？”
姗姗摇摇头，说：“没听她提过。上次二姐出事时，我们都被吓得不轻，姐妹们说好不再讲鬼曲的事情了。”
夜班上工的钟声敲了几下，两人哭了一会儿，进了恒和厂。我在工厂门口找了家摊子吃云吞面，问老板知不知道恒和厂出了什么事。老板指了指厂里的钟楼，让我仔细听。恒和厂里的广播正在放音乐，断断续续传来，像是大提琴。
“听见没？以前午饭和下午放工，都只放半小时音乐，现在放一个小时，就怕工人心情不好。”
我问为什么，面摊老板压低了嗓子说：“这厂里不干净，不定什么时候就响鬼曲，厂主想了很多法子，恨不得天天放交响乐，压一压。”
面摊老板说，那鬼曲每夜都会响，大部分人都听不见，但只要听到的人，过不多久就会自杀。
第二天早上6点，我在恒和厂门口等姗姗下班。她干的是接头工，每天下午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除了向拿摩温申领个休息签去上厕所，其他时间都站在纱架前，盯着木管上的纱锭，找出断掉的线头，打上死结接上，一分钟接6个。
趁着白班交接的空隙，姗姗帮我找到了她车间的拿摩温——一个30岁的无锡女人，烫着波浪卷，说话很干脆。在工厂里，她是姗姗的上级；出了工厂，她是姗姗的“干娘”。姗姗说：“我的理想就是努力工作，当上拿摩温，虽然我不是无锡人，也不是上海人。”
拿摩温帮我找到了唯一目睹过自杀的那个女工。这是个山东女孩，19岁，和第四个自杀的女工月娥很熟。上周的一天，她突然找到拿摩温，说月娥自杀前，自己就和她在一起。山东女孩和月娥是同一班次的夜班女工，都在摇纱间工作，两人下班后经常一起逛街，喜欢去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明月茶馆，花几毛钱听苏北戏。一个月前的一天，月娥突然说想去看教堂。
“我俩都不信教，但月娥姐说自己很累，想看看教堂里的画，会轻松点。”
7月15号中午，她们去了八埭头（当时杨树浦的一个主要商业区）一座废弃的教堂。
“我们坐在椅子上聊天，天太热，我就睡着了，醒来发现月娥姐不见了，里里外外找了几遍，不见人。我就喊她，越喊越害怕，教堂里有回音。”
她壮着胆子往礼拜堂后面走，在一个环形楼梯上看见了月娥。当时，她并不知道那是通向教堂钟楼的楼梯。
“我叫月娥姐，叫了好几声，她不理我，就一直慢慢上楼，也不回头看。（她）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慢慢转身，我看见她的脸，吓得大喊一声，就跑了。”
我问她为什么害怕。
“月娥姐的脸色又黑又红，她是长头发，披散着，像在看我，又没看我……而且，她拐弯的时候，先转过身子，再慢慢扭过头。”
月娥上楼的样子，就像有什么东西拉着她走。
这件事在厂里传了半个月，变得越来越邪乎。有人说，月娥是在教堂被什么东西吸了魂，有人说她听过鬼曲，还有人说她得了结核病[据美国学者艾米莉在《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民国时的棉纱厂夜班女工，有不少人因长期熬夜和工作压力患上结核病。]，一直心情不好，上班的时候也会闹情绪。
我问山东女孩，为什么月娥刚死的时候，没有说这些。
“月娥姐死了，我怕人说跟我有关……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憋不住了，想起月娥姐的样子，不说出来我会更害怕。”
我问：“月娥死前有跟你说过鬼曲吗？或是听到什么东西？”
“没有，死了几个人之后，我才听说的。”她低头想了一会儿，又说：“但是，看月娥姐的样子，说不定也是听见过那鬼曲。”
我让拿摩温在恒和厂门口随便叫了几个女工，打听鬼曲的事。几乎人人都相信有鬼曲，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曲子，没人说得清。有的女孩不等问完，就吓得转身跑掉。
下午，我让姗姗回去休息，跟拿摩温去了苏州河南岸的船民区，这里住着一个刚从恒和厂辞职的女工，江西人小梅。
小梅21岁，有个刚满一岁的儿子，丈夫在自来水厂工作，她背着儿子在恒和厂做工，每天来回要走几个小时。四天前，她和同车间的姐妹说，晚上10点多，在车间外给儿子喂奶的时候，听到了鬼曲。因为有儿子，她不想死，当天领了工钱就辞职了。
我们到苏州河时已经下午5点多，小梅的丈夫正站在船头，手里抱着小孩，小梅呆坐在船舱里掉眼泪。
一打听，小梅竟然差点儿死掉。
她辞职后，每天在家带孩子，中午给丈夫送饭。那天上午，还没到午饭时间，她忽然抱着孩子去水厂找丈夫，却偷偷上了水塔，被检修水厂的工人及时救下。
“我在家待着，心里不踏实，一会儿想没钱了怎么办，一会儿又想起那鬼曲的事……就去水厂找他（丈夫），没找见人，心里更慌，看见那水塔，我就想上去……其实也不是我想，可人家都说，听见过那鬼曲……就会自杀。”
我问她，那鬼曲听起来什么样。小梅想了半天才开口，说那鬼曲突然就冒出来，开始很小，越来越响，后来像很多声音在一起响。
“听不出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厂里的广播，但那是做工的时间，不会有广播。这么一想，我才害怕，马上想起是不是鬼曲，可听着听着就呆住了，越听越害怕，就跑了。”
“听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小梅发了一会儿呆，说：“送葬，我在想我死了，他（丈夫）抱着孩子给我送葬。”
“一下就想到死了？”
“也不是，脑子很空，忽然就觉得没意思——天天站车间里干一样的活，没什么指望。”
我又仔细问了问，小梅都说得很肯定，但鬼曲的说法，我始终不信。走之前，我把身上的两块钱给了小梅的丈夫，让他停工几天，好好看着小梅。后来，我混进了恒和厂，去小梅说的地方看了看，除了几道灰墙，什么也没有。
在日本留学时，我修过一点心理学。那天晚上，我回了一趟虹口的住处，查了查从日本带回的医书[民国初年，心理学最早在一些教会学校出现，并未成为学校的普及科目。“五四”前后，大批欧美留学生回国，心理学教育才逐渐普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1912年到1922年，国内出版心理学图书有54种。]。小梅讲的情况，有点像幻听。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老赵，借了他的工作证，打算进恒和厂调查。走到工厂门口，被看门的人拦下，我掏出证件，说是记者，想采访一下厂主，那人进去问话，很快出来，说厂主不在。
做不成采访，我就打算做一回新闻骗子。我上街买了几份报纸，仔细看了四五篇猜测鬼曲事件的文章，写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灵魂学家，分析冤魂传染的原因，预测下一个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我花了半小时，参考报上的文章胡乱拼凑抄成了一篇文章：《鬼曲害人恒和厂连环自杀，冤魂不散棉纱女纷纷辞工》[民国期间，有些小报记者，专盯着出了坏事的工厂公司，事先写好负面报道，去找当事者，声称稿子已经要刊登，特来求证一下真伪。当事者不想闹大，就会商量能不能撤下，记者顺水推舟，说撤稿可以，但需要额外的制版费等。大部分人都不想惹麻烦，只好掏钱贿赂，息事宁人。]。
到了工厂门口，我把文章和证件递给看门人，又给他两毛钱，说：“我是《大时报》记者，这篇文章马上要刊登，有几个地方要跟你们厂主确认一下。”
5分钟后，看门的急匆匆跑来，带我去了厂主办公室。
厂主是个胖胖的小个子，戴着一副圆眼镜。他正拿着那篇稿子看，嘴里骂骂咧咧。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递上证件，指指他手里的稿子，说我是《大时报》的记者。他接过证件，眉头一松，呵呵笑了一下：“是赵记者啊，我叫Tango，先坐下喝杯咖啡。”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英文名。一问，果然是上海人，中文名叫唐刚。
我说：“唐老板看了？有人给报社投了这个稿子，我想核实一下，里头有没有差错。”
我又补了一句：“编辑已经在排印了，我是留个神，怕有哪儿写错了。”
唐刚扫了几眼，嘿嘿一笑：“赵记者的意思我了解，这文章里的事情都是胡扯，就是几个苏北猪猡（旧时上海人对苏北人歧视的称呼）自己闹情绪死了。厂里都安排妥善了，家家有赔偿。”
我坐进沙发里，喝了几口咖啡，说：“我就知道里头有错，但这临时更换，报社确实得耗些费用，我得回去商量商量。”
唐刚坐下，拍我的肩膀，眼一眯：“制版的钱，赵记者不用操心，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这稿子撤了，需要补一篇。我想写写恒和厂实业救国。”说完，我掏出烟抽，也给唐刚递了一根，“唐老板需要这样的新闻，免得那些小报还瞎写。”
唐刚一口答应，马上找人，安排吃午饭，说：“赵记者有眼界，不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
我成了恒和厂的特约采访记者，15号到16号早上的夜班时间，可以在厂里随意参观。夜班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鸣持续不停，唯一能听清的是拿摩温发号施令吹的哨声。几百个女工从头到脚都是灰白色的棉絮，眼睛鼻子都看不清楚。她们一声不吭地工作，站在机器前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我找了半个小时，才看出哪个是姗姗。我让她带我在厂里转转，她不肯，说会被扣分[棉纱厂每个车间都张贴有惩罚条例，工人除了干活，不能交谈和乱动，上厕所的时候也有限制，若被发现在厕所梳头或趁机休息，都会被扣分。按条例惩罚工人，就是拿摩温做事的准则。]，只要被扣了一次分，以后就不会再有晋升的可能。
我在车间里只待了一个小时，就逃了出来，眼花缭乱的机械流程和轰鸣的噪音，让我觉得头晕恶心，浑身上下难受。当时，我就一个想法：马上抽几口大烟，否则不如死了。
凌晨2点多，我在恒和厂四处瞎走，把传闻说死过人和响起过鬼曲的地方都去了一遍。2点50，我困得不行，坐在水塔边抽烟。在车间低沉的轰鸣里，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隐隐约约，飘忽不定。我猛然一下精神了：肯定是那个声音！
我站起身寻找声音的来源，辨别不了。声音渐渐大起来，是多种乐器的混合，旋律起伏跌宕，又循环往复，虽然怪腔怪调，但确实是某种旋律。
我扔了烟卷，沿楼梯上了水塔，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有一瞬间，我听见了几句唱词，像南方的傩戏中的唱腔，但立即淹没在曲声里，再也分辨不出。我琢磨着那几句词，一步步走上水塔，声音从水塔下面飘上来，越来越小，但依然在耳朵边回旋。
不知不觉走到了水塔顶上，空气变得凉爽，身上抖了几下，再听，那声音已经没有了。我站在塔顶往下看，恒和厂的车间汇成一大片灯光，风从下面吹上来，夹杂着隐隐的轰鸣声。当时，我突然觉得浑身难受，想抽上一口大烟，或者往前走一步，跳下去，那感觉一定和抽口大烟一样舒坦。
恒和厂的夜钟救了我——每到凌晨3点，恒和厂就会敲一轮钟，工人可以休息十分钟，吃点儿东西提提神。
钟声一响，我吓出一身冷汗，转身跑下楼梯。这时，一个男人贴着水塔下的墙根闪过，我本能地喊了一声。那人却一眨眼转过墙角不见了。恍惚的瞬间，我看见他手里好像拎着一个四方的小箱子。
我走下水塔，身上发抖，胃里一阵阵发虚，浑身被汗水湿透。坐在地上抽了几根烟，脑子才清醒了点儿。我掏出笔记，记下了从那鬼曲里听到的几句唱词：
血中有虎，罕中有我。情起升腾，亡魂难收。
熬到6点夜班下工，我在厂门口吃了几口东西，便去找唐刚打听夜里见到的那个男人。还没到厂主办公室，却见唐刚带着个穿西装的瘦子急匆匆地走过来。
这瘦子竟是唐刚请来做法事的，我拉他到一边问：“唐老板，不是不信装神弄鬼吗？”
“赵记者，你也看到了，这事议论得太厉害，压不住。实业救国的文章你好好写，钱不是问题。但灵学也能救厂救国，我也得做。”
说完，他指着那瘦子介绍：“这位是悟善社[民国初年，由于革命失败的幻灭，灵学救国的口号流行过一段时间，很多知识分子都由向往西方思想转回了传统宗教。悟善社是民国初年的秘密结社，又称“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创办者为四川人唐焕章，后来在上海、南京等地开了分社，到1920年代，北京分社刊发《灵学要志》等宣传资料。]的罗社长，专做灵魂沟通的。”
这罗社长留着分头，嘴上两撇胡子，戴着一副圆眼镜，身上的旧西装穿着有点晃荡，衬衣的领口皱巴巴的，满是黄渍。唐刚说，他是伍廷芳博士亲自介绍的，特意从悟善社南京分社赶来做法。我打了个招呼，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问唐刚在哪里做法，他说，在钟楼前的大广场，全厂所有人都参加，“必须让人人都看见，才能让工人都心安”。
我没再追问夜里那男工的事情，跟着俩人去了广场。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台子，台子用红布覆盖，摆着香案、沙盘，一副扶乩请神的架势。不同的是，沙盘对面，架着一台德国照相机。我听说过这种把戏，叫“灵魂照相术”，据说相机能拍到鬼影。
工人们都知道做法是为了什么，很快在广场上集合起来。不少刚下夜班的人，走路摇摇晃晃，面无表情地站着。
仪式开始，先是飨鬼，烧了一顿香火，锣鼓钹铙敲打一阵。待“鬼魂”吃足了香火，罗社长捋起西装袖子，开始做法扶乩，沙盘里的竹枝动起来。整个过程，罗社长都一言不发，头上渐渐冒出汗珠。旁边的助手时不时和他嘀咕几下，去捣鼓沙盘前的照相机，镁光灯一闪，照相机咔嚓拍了一张。
唐刚小声说，他们要请的是最初跳楼的冤魂，怨气最强，才会不停地找替身。只有超度了它，连环自杀才能结束。
过了一会儿，那助手跳下台子，跑到我和唐刚跟前，说留声机坏了，能不能找一台。
唐刚马上叫来一个工人，说让广播室的阿成搬台留声机来。那工人很快跑回来，后面跟着个小伙子，戴着副很厚的眼镜，怀里抱着一台留声机。他把留声机递给助手，问：“相机拍鬼魂我听过，留声机是做什么的？”
助手看了一眼台上的罗社长，说：“社长说过，跳楼死的，活着时都是下等人，魄力不足，死了以后就面目不清，俗话说的恶鬼，就是他们。祭祀做法，就是叫这些鬼魂吸点人气，魄力足了，就能跟人对话了。录下声音，就能了解死因，安慰往生者。”
正说得起劲，罗社长在台上招了招手，助手赶紧抱了留声机上去。助手准备好留声机，罗社长刚刚站到沙盘前，台下忽然有人大喊一声：“看楼上，那是谁！”
我抬头一看，钟楼顶上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左右慢慢移动。广场上一片骚乱，女工们大声尖叫，罗社长和助手站在台上，一脸惊诧。
唐刚“啪”地拍了自己脑门一巴掌，骂了一声“册那娘，碰着赤佬了……（上海话：他妈的，见鬼了）”。
楼上的人纵身跳下。
这时，台下飞出一只拖鞋，砸倒了台上的相机，有人大喊了一声“骗子，打死他”，人群轰然骚动，往台上涌过来。
罗社长这才反应过来，大喊一声，冲着助手吆喝了一通，跳下台往门口跑。他这一喊，我打了个激灵——他四川口音的官话里隐约透着一种腔调，和鬼曲里那几句人声很像。
我冲到台前，一把拽下他，抢着冲出人群，拉着他跑进旁边一条有铁门的小巷弄，把工人关在铁门外面。
又接着跑了五六分钟，我看他脸色发白快要晕倒，就停了下来。罗社长弯腰猛咳一阵，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过去揪起他问：“你是哪儿人？”他没弄明白，说是四川人。我掏出笔记递到他眼前：“听过这句歌吗？什么意思？”
他瞪着笔记看了一会儿，嘴里念叨了几下，脸更白了，瞪起眼问我：“你是从哪听到的？”
“这就是厂里传的鬼曲。”我挨着他坐下，点上根烟，把昨天夜里听见鬼曲的事情讲了一遍。
罗社长听得脸色变了几变，缓了半天才说：“这是川藏交界地带的一种巫师送葬歌里的词，只有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才会请巫师唱。要真在这儿听见了，可真是闹鬼了。”
“这几个字，你写的不对。”他跟我要了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四句词：
墓上苍柏，路中石虎；
亡象亡象，望而却走。
穴中有狐，函中有鹅；
青气升腾，亡魂难收。
我问：“听了这个曲子就会死？”
罗社长摇头：“并没这种说法，但这曲子，除了送葬，没人愿意听。听多了会伤到七情，便会致郁，严重了会伤害志意，魂魄受损，易生邪气。[按照传统中医的说法，人的“情志”分为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五志（喜怒忧思恐），七情是外在情绪，五志是内在志意。《黄帝内经》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我说不太懂，让他讲清楚。罗社长说：“简单说，就是经常听这曲子，会心里难受，觉得什么都不好。”他想了想，又说：“你是文化人，知道我们这些仪式多半是做样子，但你看那些女孩，一个个没睡醒的样子，心里肯定不舒坦。样子做足了，她们才会信。相信冤魂平息了，就不怕了，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