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说话，暗中观察两人。自从干起夜行者，第一回 演得那么累。.13
在院里屋里查了一圈，也没查出什么线索。马有才爬上院墙，往胡同里四处瞧，让戴戴放心，说肯定能抓到贼。
小赵笑他：“你丫真能抓着贼，我就请你吃烤鸭。”
老赵照头拍侄子一巴掌：“别瞎扯淡，你哪儿来钱请客？”
我见三人实在，就提出请他们吃顿饭。老赵犹豫了一下，说晚上约了人在同和居见，就去那儿吧。
到了同和居，点了五个菜一瓶酒，三人也不多说，谢过我就埋头吃，筷子跟飞一样。正吃着，来了个二十七八岁的瘦女人，穿着旗装，宽襟大袖，发髻上戴着个小小的头翅，脸上搽着厚厚的白粉，电灯光一照，特别苍白。她侧头行个旗礼，看看老赵，又看看我。
老赵介绍我，说是朋友。女人从袖筒里掏出一个棕皮夹子，打开皮夹子，抽出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了老赵。老赵笑笑，把信封收进口袋：“我就收着了，改天再上门谢过。”那女人又行了个礼，看了一眼马有才和小赵，也没说话，转身走了。
吃到半夜，老赵喝得有点多，拉着我絮叨。他扯扯身上的衣服：“为啥要穿便衣？不是为了查案，我那警服、皮带、肩章啥的，都押在当铺儿呢——没钱，要穷死了[民国初年，财政紧张，分到警察厅的预算严重不足，基层巡警月薪仅1－2块大洋，还常常欠薪，收入比不上拉车。不少警察因工资太低不能养家而辞职，更严重的则去做贼。1918年，警察厅发布《严禁巡警告退》的公告，对辞职警察严厉惩罚，但情况并无好转，基层警察一直缺额，“优者去职，无能者坐以待毙”。]。”指指小赵：“这个，亲侄子，连媳妇儿都要养不起了。”小赵脸一红，架起叔叔，连说对不起。
我说没事儿，给他和马有才点上烟。马有才猛抽一口：“我们哥儿仨，算不上正经警察，都没进警队训练过。”
老赵小赵原在昌平做小生意，赔了本才来做警察，混口饭。马有才一边做巡警，一边还抽空赁辆胶皮拉车，缺钱的时候一个月有20天在街上跑，皮鞋都跑坏了。
“你这是拉黑车啊，警署也不管？”
“也管，可上头也没辙，发不上钱。”
那天之后，我再没见过这仨人。戴戴家的案子也没有了下文，好在就丢了几件首饰，她一心忙着学写侦探小说，没再过问。
马有才连喝了几杯热水，给我俩讲了老赵小赵的事儿。
同和居见的那个女人，叫王果儿，是个满族人，贩古董的。几个月前，不知怎么找到老赵，说她手里有不少稀罕的玩意儿，要能帮着脱手，可以挣点抽成。
“给的钱确实不少，我就动心了。”
我问给多少钱。
马有才伸出一根指头：“一块。”
他说，除了钱，那几天还出了件事，让他们仨下了决心——内二区有个巡长，有天在街上救了个触电的人[清末民初的警察，日常工作主要是为辖区内的百姓提供服务，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街上有人大小便，警察也要管。北洋政府明确提出：警察负有保护人民的专责。当时的民众，已经形成了“有困难找警察”的观念。由于电线电灯的普及，街上电线密布，不时有意外触电的事故发生，京师警察厅专门在各区选拔出80名警察，送内务部学习触电救护法。]，救完了人，自己却半夜跑出来摸电线死了。一打听，说这巡长家里太穷，养不起一家四口，早想寻死了。三人商量了一晚上，打算试试——卖古董不偷不抢，总比穷到自杀强。
老赵当警察年头最久，在鬼市混得熟，一个月就成交了四五桩买卖。这几块钱，让三人生活大为改善。老赵赎回了警服，小赵还给媳妇儿买了双新鞋。
“小赵出事儿前，我还琢磨着不拉车了，一心一意干警察，万一当上巡长呢。”
马有才跟我要了根烟抽，问我听没听说前阵子电影院打死警察的事儿。
我一惊：“是小赵？”
马有才点头：“也是奇怪，小赵平时不在那块儿巡逻，就那天跟人换了个岗，到那里就出事儿了。”
出事儿后，马有才和老赵去打听过，“售票员说，报上都瞎说，小赵一直给当兵的赔笑脸，连碰都没碰他们一下——他连拉车的都不敢骂，哪敢惹当兵的？谁知道，当兵的突然开枪，打穿了眼睛，一声没吭就死了。”
小宝拍桌子，给马有才续了杯水：“这是谋杀啊！”
马有才叹口气，低下头。我问他老赵又是怎么回事。
“就前天的事儿，我也差点死了。”
21号下午，马有才和老赵帮忙安排完小赵的后事，5点多从齐化门（朝阳门）外回城。走到城墙根，一伙人迎面过来，个个都狠着脸，腰里鼓囊囊的。老赵小声对马有才说，别多事，装没看见，两人和这伙人擦身而过。走过几十步远，那伙人忽然转身跟了过来。老赵让马有才赶紧去叫人，自己掏出枪：“我好歹是侦缉队的，他们也不敢怎么样。”马有才心里怵得慌，就往城门跑，边跑边悄悄回头瞄。那伙人架着老赵从跑马道（旧时城墙专供上车马的斜坡走道）上了城墙，倒也没怎样，有说有笑的。过了七八分钟，马有才担心老赵，又折回去看，走到城门底下，城墙上刷地掉下个人，重重摔在一辆停着的胶皮车上，把车砸散了架。
“我吓一身汗。”马有才抽烟的手抖起来，烟灰撒一地，“再一看，是老赵。手脚都变形了，满脸是血，瞪着眼死了。”
他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呆了半晌，才想起去叫人，等追上城墙，那伙人早没了。警察巡长说，敢这么白天行凶的，肯定是土匪。马有才对照几个警署的通缉画像，认出那伙人里的一个，以前是个钉马掌的，后来跟了土匪头子张群。这个张群，出了名的狠，专在城里明火执仗打劫，喜欢白天作案。警察厅一直悬赏缉捕他，赏金都到了1000大洋。
马有才说完，哭丧着脸坐了一会儿：“说不定哪天，我也不明不白地死了。”他认为，老赵和小赵，不是简单的意外。当警察几年，都没碰上过事儿，突然碰上兵又撞上匪，“肯定和做那几桩生意有关，老赵说一个瓶子在黑市就卖了500个大洋。”
小宝说有可能。他从前在天桥时，认识些做古董生意的，什么来头的人都有。一笔生意能养活几口人，有人为个破盘子能杀人。
我问马有才，出手古董时，都跟什么人打过交道？他说不清楚，都是老赵拿了东西，在琉璃厂鬼市出手。
“你后来见过王果儿吗？”
“见过一次，老赵领着去拿货，她家就在琉璃厂那儿。”
第二天，我们跟马有才去找王果儿。她住在琉璃厂南边不远的西草厂胡同，一个小三合院。王果儿家没人，大门敞开着，院里空荡荡的，角落堆了几个青铜小鼎、香炉，沾满了干树叶。堂屋像个仓库，桌子、椅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瓷器、玉器、珐琅，地上碎着几个大瓷瓶。
跟街坊打听，说好多天不见家里有人，“恐怕出事了，昨天半夜来了几个人，说是侦探查案，锁都撬了。”街坊说着指指西屋。
西屋里贴墙放着个老木柜，柜子上整齐地摆着几个瓷瓶，都是明代和康乾年间的旧物件。小宝伸手摸了摸柜子，一层灰，“走了得有阵子了，你们这生意可能真惹上事儿了。”
马有才慌了：“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卖的钱都给那女人了，老赵我们就留了不到20块。”
我拍拍他肩膀，说别紧张，先找着这女的。小宝从木柜上拿了件巴掌大的掐丝珐琅瓷小碗，递给我，说可以找懂行的打听打听。我接过碗，没看出真假。
在宣武门外雇了辆马车，我带着他俩去了北新桥，找增裕当铺的王掌柜，这人是我的线人。王掌柜捧着珐琅小碗琢磨了半天，最后把瓷碗搁在天平上称了一下，笑了，说这是个新货（假货，仿造品）。他捻着胡子：“但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
小宝说，既然一模一样，怎么就看出假了？
王掌柜指着上头的图：“这珐琅瓷的画，都是宫廷画师的手艺，跟外头珐琅铺子上的不一样。”又搁手里掂量了几下，“这碗仿的是康熙年间的，轻了，外头做得精，里头虚。”
王掌柜说，他见过这批珐琅瓷碗的原物，就在养心殿里。小宝说你还进过皇宫呢？他呵呵一笑，说别看我开当铺，可也是在宫里修过宝贝的人。闹拳乱那年（1900年），宫里造办处[造办处是清宫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专为皇家制作衣服、饰品等日常用品。由皇帝特派的内务府大臣管理，各类专业作坊先后有六十余个，包括玻璃厂、匣裱作、珐琅作、油木作、自鸣钟处、如意馆等。]的人快跑光了，后来修复宫里的贵重文物，都是从民间征集懂行的人。王掌柜懂行，去过两回。
他又仔细摸了摸：“我是宣统元年（1909年）去的，这批瓷器不简单，宣统皇帝登基后头一回搞祭祀，用的就是这套东西。”
马有才要过瓷碗，满脸疑惑，不相信是假的，“要是这女的卖假货，黑市上怎么都愿意买？”
王掌柜脸一拉，冲我说：“这碗绝对有问题，你得信我。不过这兄弟说的也没错，搞古董生意的，真假参半是常有的事儿。”
我说，不如再去王果儿家拿几件来验验。马有才一拍脑门：“找戴戴姑娘吧，她跟老赵买过一个瓶子。”
小赵出事前几天，老赵带马有才去找过戴戴一回，还想查查失窃的案子。戴戴见他帮人卖东西，也凑热闹买了个粉彩双耳瓶，乾隆年间的。
戴戴不在家，胡妈从柜子里找出那瓶子，说还没擦洗，不知道摆哪儿。瓶子是松石绿釉底儿，金彩勾的轮廓，填了粉彩，戴戴家里其他东西都挺素净，确实有点不搭调。
王掌柜拿过瓶子，擦了擦灰，沿着瓶子周身摸了一圈，说是真货，“一股子喜庆劲儿，应该是乾隆年制的。”王掌柜倒过瓶子，看底子上的落款。哗啦一声，从瓶口掉出一团干草。
小宝弯腰看，从干草里捡出一根两寸长的小金簪子。马有才说，这东西没见过，可能是王果儿不小心掉下的。簪子一头精雕着一朵梅花，中间有细纹，细纹中间，錾着几个小字：德盛号。
这个店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是家前清就有的老店，打金银珠宝首饰出了名。去德盛号一打听，金簪子果然是店里的手艺，但却有年头了，不太记得是给谁做的了。给了伙计一块大洋，才答应找出老账本看看。十多年前的账本上，有金簪图案样式的记录，记的名字是“东四第五巷王德清”——这人是前清新军的副都统（大约相当于将级军衔）。伙计又往后翻了翻账本，说这东西是王副都统给女儿定做的。他找来一本老相册，翻出一张照片给马有才看：“你说的是不是她？这是当时跟王副都统讨来的，他女儿大婚时候的照片，头上的东西，都是店里做的。”
这是张新娘化了妆的照片，看起来还不到20岁。德盛号本想要来照片挂在店里做宣传，不想王家很快倒了，就没再拿出来。
马有才盯着看半天，说就是她，王果儿。
我点了根烟，琢磨一会儿，跟伙计说：“但这时间对不上吧，你见过这王果儿？”
伙计一笑：“那都多少年前了，当时我才十几岁，大清还跟日本打仗呢（指甲午战争）。她后来不知怎么死了，算起来有快20年了。”说着把照片翻过来，相纸上标记着时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小宝拿过照片看：“别瞎扯，这不是见鬼了吗？”
马有才脸色苍白，愣了半天，说这下真完蛋了。他认定了王果儿是索命的冤魂，“肯定是我们做多了亏心事，报应来了。”
做巡警两年，马有才一直在护国寺附近巡岗，整日要么站着，要么走着，没什么重活儿。但这样当警察，实在弄不到钱，手头紧了就请几天假去拉车。后来，老赵带他抓赌抓嫖，这才学会了点挣钱的手段，“抓赌的时候，能自己留点就留点，大家都这么干。”马有才说，就靠着这点儿收入，自己才能对付着过下去。抓嫖更省事，不用上门，每隔一阵儿，辖区里的暗门子都会主动送几个钱，“说是我们抓她们，实际上是她们花钱雇了我们。”有个山西来的老鸨跟他混得熟，逢年过节还会提点东西串门。没当巡警前，马有才觉得当警察体面，真当了巡警，干这些事又让他觉得不踏实，“我就不该干这些事儿，当巡警不该这么干。”
马有才说完，我陪他抽了会儿烟，问他，你觉得巡警该怎么当？
“我也说不清，但应该不是我这样。”他闷头抽了几口，说：“我还打过人呢，有时候看见拉胶皮的跟马路右边儿乱窜[清末民初，国内交通规则主要参考的是英国规则，车辆要求靠左行驶。直到1946年，才统一改为靠右的美式交通规则。]，我忍不住就想打他。”
我叫了辆胶皮，让马有才先回家。走之前，把剩下的半盒烟塞给了他，说：“你确实干了很多亏心事，但也没害着谁。鬼魂的事儿，别再想了。”
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说要是过了这关，自己就不想当警察了，“这哪是当差，不是我们打人，就是人家打我们。再说，啥事都赖我们，恨不得街上有泡屎，都活该警察铲。怪不得八大胡同的窑姐儿都敢骂我们看街狗。”
马有才回去后，却没闲着。晚上9点多，他又来了西四，说打听到有个打杂的老头，从前在王家干过，还住在东四。杂役老头确实记得王果儿——闹拳乱那年，她因为穿了身洋布衣裳，给拳民拿尖刀戳死了，死前还给扒了精光。问他王果儿埋在哪儿，他也说不上来。当时北京城一片乱，他跑出城躲了一阵子，王家后来怎么样，他也不知道。
我问他：“你其实没见着她死？”
老头摇头，说其实王家人谁也没见着她死，是听街上人说的，“那天她清早出了门，就再没回来。”
“要真想打听，你们就问问北小街的阴阳先生。”
阴阳先生翻了20年的记录，没有王果儿的死亡记录，却查到了王果儿女婿的死亡记录：民国元年（1912年）闹兵变[北京兵变，又名“京保津兵变”，发生于1912年2月29日。北洋军曹锟的第三镇下属军队哗变，一般说法认为这是在袁世凯的策划和具体部署下进行的，但并无充分证据。]，东单牌楼失火，被塌下来的木头砸死了。
顺着这条线索，我们打听到了王果儿的女儿：孔云梅。
孔云梅今年二十多，死了丈夫后搬到了海甸（海淀旧称），靠做针线一个人过。我们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找到她的住处，没找见人。村里人说是“在城里犯事儿蹲了号子”。
城里的王果儿被侦缉队追捕，海甸的孔云梅蹲了号子——马有才琢磨出了问题，问我：“这娘儿俩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说有这个可能，但得找到人才能确定，“你心里有鬼，看什么都是鬼，别再想老赵小赵的死了，可能都是意外。”这么说，是想让他踏实。
马有才回警署后，我给汪亮打了个电话，让他打听有没有叫孔云梅的女犯。晚上，我在天桥、香厂和八大胡同逛了几圈，打听那个叫张群的土匪头子。这人确实出名，人人都能讲上几段他的事儿，说他敢在大街上跟警察交火，敢抢了银行坐胶皮车回家。但往细了一问，又没人说得上来张群长什么样，在哪儿活动过。忙活了一夜，就知道他是个大胖子，留络腮胡，爱穿大氅，从前在天津混码头，后来弄了把枪，带人抢了几回租界，就成了土匪头子。
过了两天，汪亮打来电话，说找着孔云梅了，但不在监狱，是给派出所拘留了，已经关了五天。上星期，孔云梅走在街上，碰见电话局的工人给人装线，她不知道从哪掏了把剪子，扯起地上的电话线就铰，“当场让巡警逮着了，拘留15天。这女的就是一个二愣子，人家装电线的也没惹她——你打听她干啥？”
我没跟汪亮解释，说到了派出所当面聊。还没出门，来了个巡警，慌里慌张一头汗：“金大爷吗？马有才让找您！”
中午，马有才回警署汇报，有人给他留了个条，说见着张群一伙了，在永定门外中兴旅馆赌博。马有才脑子一热，叫上几个巡警就去永定门抓人。走到一半，脑子转过弯儿，觉得不对劲儿，就找人来报信儿。
“……我们也没钱打电话，他又怕土匪跑了，就叫我来找您，他自个儿领人去永定门了。”
我让小宝去找汪亮，我跟着那巡警去永定门。他不愿意，说：“明摆着是坑，马有才都看得出来，我得去。”
中兴旅馆在永定门火车站南边，是个日式的老旅馆，里外都是木头的。马有才和几个警察聚在大堂里，正揪着旅馆老板和伙计盘问。看见我和小宝，马有才招呼我们过去。我扫了他们一眼：“七个人，扛了三杆枪[北洋时期的基层警察一般不配枪，即使配枪也是军队的长步枪。]，就敢来抓土匪？”
马有才脸一红，说就这三杆枪还是凑的。我一把拉过他，说赶紧走，要出事。他抹着脑门上的汗：“我知道有问题，但得给老赵报仇啊……”
话没说完，楼上哗啦一片响，下来一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手里拎着长枪，腰里别着尖刀，吊着手雷。领头的是个胖子，披着件灰毛皮大氅，络腮大胡子，头发蓬得像鸡窝，鼻梁上却架了副圆边眼镜。他手里握着把盒子炮，一边下楼一边退出弹匣装子弹。
马有才伸手抓了下我胳膊，说那天和老赵碰见的，就是这伙人。我握了握口袋里的勃朗宁，又松开，抬手朝那土匪头子拱了拱手：“张群先生？”
张群一愣，看了我一眼，又看看马有才，点点头没说话。他朝身后摆摆手，两个土匪走到我们身后，关了旅馆大门。张群装完子弹，拿弹匣指指马有才，对我说：“认识？要不认识还来得及走。我是替人办事，只找警察。”
几个巡警有点懵，松开旅馆老板和伙计，犹犹豫豫地抓住腰里的佩刀。马有才皱起眉头，看着我，脑门上又冒出一层汗。我拉马有才过来，说这是我表弟，哪里得罪了张先生，我可以替他赔不是，“要是钱的事儿，那更好商量。”
张群哈哈笑了一声，肚子一鼓一鼓地，说：“我跟人谈好的生意，没法改，只能连累你了。”说完，咔嚓一声推上弹匣，其他土匪也都拉起枪栓。
小宝骂了一声，挡在我前面。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哒哒的声音，噼里啪啦跟放鞭炮一样，紧接着变成一片嗡嗡声。还没来得及琢磨，木墙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木屑飞起一片，鞭炮声越来越响。一颗子弹擦着我脸颊飞过，小宝一下把我和马有才扑倒在地上。
张群一伙哗地散开，往楼梯底下钻，有人猫着腰往外跑，子弹扫在身上，炸开一团血雾。
张群从楼梯后头开枪，一边扯着嗓子嚎：“妈的！是机枪，我们给人下套儿了！”
外面火力越来越猛。我拉马有才滚到柜台后头，翻身穿过大堂，找旅馆的后门。小宝爬到一个土匪尸体上，从尸体腰里摸出一个手雷，就地一滚，到了窗户边。他扒开稀烂的窗纸往外看了一眼：“我×，是当兵的。”说完，拉开手雷，甩了出去。外面“轰”的一声，机枪哑了。
我说你怎么还会玩儿这个？小宝趴在门口瞄了一会儿，确认外面没动静了，说：“天天看你那些报纸，欧洲战场（指一战）上的东西我都认识了。”
我站起来，把马有才从柜台后头拽出来。见那几个巡警全死了，马有才惨白着脸，抖得像筛糠似的。旅馆后门出去是铁道，我和小宝、马有才沿着铁轨往西走了一阵，看见前面有个人磕磕绊绊地往前走，是张群。
马有才“哎呀”叫了一声，拔出佩刀冲上去，和张群扭在一起。张群翻过身，骑在马有才身上，掐住他的脖子。小宝赶上去，一脚踢翻了张群。他躺在地上呼呼直喘，肚皮像个球。喘着喘着，他张嘴哈哈笑起来，坐起身，摁住腿上的伤口，哎哟了几声。他拿手抹了抹嘴巴，沾了一脸血，张嘴大骂：“真你妈妈的不够揍儿（不够朋友）。”
我拉起马有才，问张群怎么回事。张群指指马有才：“我收了钱，要弄死他。”又指指自己，“现在我差点儿没被人弄死。”
我递了根烟给他：“哥们儿爽快。”
要杀马有才的，是个叫曹八的保定人。半个月前，曹八找到张群，什么也没说，先搁下500个大洋，“说让我先花着，他妈妈的，我可不是这种人。”张群摸摸肚子，“我问他什么事儿，办了事儿再拿钱。他说，给我杀三个人。”
曹八让张群杀三个警察，老赵、小赵和马有才。他给了张群几件军装和枪火，让他借着街上的冲突，装作当兵的[民国初年，军阀依仗军队崛起，获得政治话语权，军人成了一个有特权的社会群体。军人利用其身份进行秩序破坏成了主要的社会犯罪类型，并且衍生出了冒充军人犯罪的形式，被媒体称为“穿灰衣的犯罪者”。《益世报》文章曾分析，为何冒充军人犯罪盛行，因为“军人权威优于工人、商人、农人；军人受普通法律之制裁轻于工人、商人、农人”。]，制造意外事件。张群嫌这样太磨叽，在电影院杀了小赵后，就扔了军装，直接在朝阳门堵了老赵。
“曹八是当兵的？”
张群摇头，说他就是个仆人，“弄得很神秘，我早把他查清了，直隶督军[曹锟在1923年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前，主要的政治生涯是在保定做直隶督军。]家里的仆人。”
马有才说：“弄错了吧？我们哪儿认识什么直隶人，更没得罪过督军。”
张群被烟呛到，咳嗽起来，腿上伤口直冒血。小宝从他身上扯了块布，给他包了伤口。张群哼哼几声，笑着说：“这事儿我也查了，你们是不是偷了皇宫里的什么宝贝了？”
马有才“啊”了一声：“皇宫宝贝？那些玩意儿不是我们偷的。”
我让他别着急，先听张群说完。
张群一摊手：“没了，我就打听到这么些个。”他吐了烟头，“姓曹的想杀我灭口，算是摊上大事儿了。”过会儿，他跟马有才说：“敢这么当街杀你们，是知道你们怂。”他指指自己，“以前在天津卫，我也干过巡警。”说完又仰脸哈哈笑起来。
一辆货车从旁边铁轨路过，轰隆声淹没张群的笑声。他收起肚皮，翻身爬起来，跳上了货车。
小宝想追，我拦住了他。
傍晚，我们三个在西直门外高亮桥派出所（今高粱桥斜街附近）见到了孔云梅。孔云梅和王果儿就是一个人。除了孔云梅没有鼻尖上的痦子，娘儿俩长得一模一样。看见马有才，孔云梅先开了口：“是为老赵、小赵的事儿来的吧？”
民国元年，孔云梅丈夫死后，生活没了着落。她仗着自己小时候的家境，见过好东西，就跟人做起了倒卖古董的生意，在琉璃厂小有名气。半年前，有个直隶来的人找她，说是有位大官喜欢古董，想托她找一找。我问她那直隶人是不是叫曹八？她点点头：“我一听大官找，钱肯定不少，一口答应了，没想到他要的是宫里的玩意儿。”但又贪那些钱，她就想了个点子，让宫里的太监帮忙。这几年，不少太监出了宫，宫里就没了秘密。她找了个姓卢的太监，跟宫里造办处挺熟，“但也不能让太监往宫外偷东西，这几年，皇帝把东西当成自家的，都赏给了亲戚[溥仪退位后，在紫禁城内保留小朝廷，从1909年至1924年11月出宫，他曾用各种方法将大量宫廷字画、书籍、珍宝带出宫。溥仪的堂弟溥佳曾说：“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以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太监偷东西，查出来非砍头不行。”
孔云梅让卢太监把造办处的瓷器、玉器等，偷偷用相机拍下来，记下尺寸规格。她找了个从前在造办处干过的师傅，按照片规格仿造个一模一样的，交给卢太监。卢太监抱着假古董进宫，换出真的带出来，连看门的护军都看不出毛病。古董带出来，曹八带回直隶挑。剩下的，孔云梅就转手卖。
马有才使劲拍腿，苦着脸：“要知道这样，肯定不干这事儿！可你为啥不自己卖，非找我们？”
孔云梅说古董生意圈子小，自己卖太显眼。干这些事的时候，她心虚，就化装成了母亲的样子，在城里租了个院，“我妈死得稀里糊涂，也没啥记录，用她的名字，万一出事儿有个掩护。”
她盯了马有才一会儿：“其实我早就见过你。”孔云梅说，她有一回去油盐铺，见一个巡警拿了个大碗买香油，先掏了一毛钱，跟人说买一毛钱香油。卖油的给倒了一勺油，他又说记错了，是要买醋。把香油倒了，重新打了一毛钱的醋。他那碗粗釉糙瓷，底子不平，香油存了一层——买了醋，还赚了一层油，“这是赖皮穷鬼才干的，没想到当警察的也干。后来我就盯上你们仨，觉得这事儿你们准肯干。”
马有才脸通红，摆手让孔云梅别说了。小宝没憋住，笑了一通。笑完，小宝说：“说说你自己，怎么忽然铰人家电话线？”
孔云梅没吭声。
我说：“是觉得躲这里安全吧？”
孔云梅“嗯”了一声，说卢太监也死了，在烟馆抽烟，好好的就死过去了。见过宝贝的人一个个死，她就知道事情败露，大官是要灭口，就想了个办法，让巡警把自己拘留[根据当时的违警罚法，妨碍电报、电话之交通，要判15日以下拘留。—— 参考徐珂《老北京实用指南》]了。
第二天，我给了马有才一笔钱，让他先离开北京躲一躲。他一个人过惯了，也没牵挂，拿钱就走了。走了一会儿，又回来：“戴戴姑娘家那案子，我可能破了。”
我说，什么时候了，还惦记这事儿。
他一笑：“总得干件警察该干的事儿。”
孔云梅铰人家电话线那事儿，让马有才想到了电话局的接线员。他这几天抽空去电话局查了记录，戴戴家那几天正好有人进屋修电话线。马有才说，要是他没猜错，那接线员就是贼。
阳历年过后半个月，保定出了件大事——直隶督军被人袭击。《白日新闻》登了篇报道：
一月十四日九时许，曹督军阅兵既毕，戎装骑马回营，一汽车突至，冲进卫队之中，登时人仰马翻，一枪手穿着大氅，于车里向外射击，卫队回击，将其击毙于车内。
不料另一枪手装扮成洋车夫，猝然开枪，击中曹督军随从曹八。侍卫相救时，仍有意识，曰：我中枪矣，速拿凶手。送入天津总医院，伤情过重不治而亡。现凶手仍未拿到。
——《枪手军营前逞凶，督军随从命殒当场》
小宝说，穿大氅的肯定是张群，不知道车夫是不是马有才。
我没说话，点了根烟抽。拿起报纸又翻翻，看见报头上的日期：1月15日。忽然想起，今天就是地球与火星相碰的世界末日。
世界似乎还好好的，从前怎样，现在还怎样。
整理这个故事时，我翻了些资料，发现民国北京，市民对警察的评价很纠结。有人骂警察是“臭脚巡”“贱骨头”，手里的警棍是哭丧棒。《北平风俗类征》里说警察：御苑禁城修马路，马路旁边栽柳树，柳树底下站巡警，夹着黑棍抹黑油，穿洋靴，戴洋帽，身穿一件狗皮袄，月月口份开不少，除去吃喝一个剩不了。
但要出点事儿，又总慌着找警察。妓女想从良，跑去找警察；家里没饭吃，找警察；路上有人拉屎撒尿，警察得管；胡同里有疯狗，警察得抓。1940年的《警声》杂志说，民初时，“娶妻、生子、搬家，甚至在大街上一言不合而揪起来，那也是叫警察的时候多”。当时报纸记载，老百姓经常揍警察，赌徒、粪夫、泼妇、醉汉、疯子、工人、煤铺伙计、拉车的，不计其数。
警察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医患关系。
金木遇上的三个警察，性格老实，但也会欺负人。政府管军人，军人欺负警察，警察欺负车夫妓女，车夫妓女就只能找时机在客人身上撒撒气，受不过气的人就去当土匪了。他们都是社会链条中的一环，上有权力压制，手中又捏着些权力，好像有种身不由己的宿命。
但事情不该这样。心理学上有种畸形性格的描述：惧怕权威，又渴望成为权威，造就了一种欺软怕硬的心态。这种心态，有时候会变成社会性格。
人人身不由己，那就真惨了。
第19案 什刹海赶车走马 洋车夫卧虎藏龙
前段时间，无数人在抱怨打车难，涨价厉害。很多外地司机也抱怨，等网约车新规实行了，合法生意都没了。
一听人聊这个，我就想起以前打黑车的时候，天太晚总是先记下车牌号发给朋友。尤其是女孩，坐在后座，心里会自动蹦出一万个恶意的揣测。
去年在郑州坐过一次出租，车里还装着防护栏，司机像猴子一样被关在笼里——据说这是保护司机，也是保护乘客。这不合理，有人需要拉活挣钱，有人需要打车出行，大家却只能相互抱怨，彼此提防。但现实如此，有司机给女乘客下迷药，有乘客杀掉专车司机，黑车上出的事更不用提有多可怕了。
1921年春节，我太爷爷金木在北京坐了一辆人力车——当时的出租车，走着走着发现被人跟踪。我在专车上看完了这个故事，有点想笑，又笑不出来。
事件名称：跟踪案中案
事发时间：1921年2月5日
事发地点：护国寺、什刹海、东直门
记录时间：1921年2月10日（大年初三）
最近出了件稀罕事儿，我在街上被人跟踪了。
那天早上，十三来找我，说要回家一趟，给我找了个人替他拉包月。十三是我雇的包月车夫，每月30块钱，除了拉我出门，不时也跑腿儿帮忙打听些案子的消息。
我问找了个什么人替，十三“嗨”了一声，脸上一红：“说实话，这人不是特别靠谱儿。”
这人叫郎少鹏，今年20岁，原是宫里的远亲，镶黄旗，算得上是个贝勒（满族贵族称号，全称多罗贝勒）。前清一灭，铁秆庄稼[清代规定，旗人不得打工干活谋生，只许当兵、当差，且代代世袭，不论天灾人祸都能按时得收益，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绿营部队，又不像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秆庄稼”，也指清代贵族吃皇粮。]倒了，沦落到拉车过活，改了汉姓郎。民国前，郎少鹏帮过十三家大忙，救过穷，十三一直惦记着人情，这回算是还上了。
“我这位恩人，哪干得了重活儿？但现在旗人钱粮也不给发了[民国初年，旗人俸禄停发，很多旗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报纸上也有许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据《民国日报》称，没落旗人分四类：吃家底的贵官派、清亡前提前做打算的谋生派、干苦力的劳动派和混吃等死的待死派。民国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调查，1914年——1915年间北京的人力车夫有两万多名，其中20%是旗人。]，只能落在这胶皮团（指拉车这行当）。要紧的是，这位爷是破罐破摔，改不了吃喝嫖赌。”
十三说得直摇头：“他老婆孩子都跑回娘家了，他也不去找，天天浑不论（发音lìn）的。”
我说：“你让他替，不只想给他挣个月钱吧？”
十三嘿嘿笑：“读书人说话管用，您得帮我劝劝。我给他讲过您的故事，他可佩服了！”
我说没问题，和他约了郎少鹏来的日子。
腊月二十七（2月4日）那天早上，郎少鹏来了，瘦长个儿，穿了身夹袄，外面套了件破了洞的绸缎褂子。他见到我就拱手作揖，说话恭恭敬敬，一口一个金爷。说几句话，就摸摸脑门，头上也没帽子，瘦长脸冻得发红，但干干净净，眼睛亮亮的。身后拉的那辆胶皮车，那叫一个烂。除了铜喇叭不响，轮子、车把、座椅哪儿都响，拉起来走一步哐啷啷响三下。
我让他拉我去趟鼓楼大街顺和记裁缝铺。上星期，戴戴发表小说挣了钱[民国初年，报纸杂志稿费比较高，官办的北京报纸和期刊上，差不多可到千字4－5元。上海的民办报刊低一些，千字1－3元，鲁迅这种名家能有5－6元。大致计算一下，普通平民家庭一个月10元钱能维持基本生活。戴戴若写一篇上万字的故事，就能挣到40元左右。]，给我和小宝都买了礼物，送了小宝一双冰鞋，我的则是一件黑呢子风衣。戴戴买那风衣很合身，穿着舒服，却被我不小心刮了个口子，前几天送去裁缝铺收拾，该取回来了。
外面刮北风，刮得脸上生疼，我让郎少鹏走胡同，没那么顶风。胡同口躲着几个趴活儿的老车夫，见了他，远远打招呼，叫“郎二爷”。我问他，是不是一个车厂的。
“那倒不是。一把岁数了，还在大街上玩命儿，比我更不容易。一起趴活儿遇着他们了，爷们儿我能让就让，最看不起那些争座打架的。”
郎少鹏说得有点兴起，脚上加了劲儿，车快起来，有点不稳。十三说过，拉车不稳是因为脚底下跑法不对，或者是手腕上没劲儿，不稳当。没走十分钟，“砰”的一声响，胶皮轮胎放了炮。郎少鹏停下来检查，长叹口气，吐了口唾沫，又朝着车条踢了一脚。
我笑了一声，说没事，下车给了他一块钱，让他去修车。他使劲摆手，说什么也不要，瞪起眼睛说：“可不能要，头一天拉包车，就给您放了炮，可误了事儿，哪还能要您的钱？”说完，哐啷啷拉起空车跑了。
我没再喊他，找路口拦了辆车，去裁缝铺取了风衣。
第二天上午，小宝拎了冰鞋去找汪亮，俩人早就商量要去什刹海滑冰。我一个人在家，琢磨着去护国寺溜达一圈，年前的庙会，就剩这一天了。
快中午时，郎少鹏来了，拉了辆豪华的胶皮车。这车是装了两盏电石灯的最新样式，车身一层光亮的黑漆，上好的铜弓，光鲜的雨布，皮子坐垫，两个轮子上的车条都是白亮的。我打量了半天，说这车得100块钱，问他哪儿买的，他“嗨”了一声，说凑巧接了辆二手车。
我穿上昨天取回的风衣，戴了帽子、围巾，锁了院门出来。坐上车，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说护国寺，他大声答应了一声，拉起车奔出羊肉胡同，上了西四大街往北跑。座椅轻轻颠，车把、车弓也跟着微微地颤，新车确实轻快稳当。
跑了一会儿，郎少鹏头上出了汗，解开了棉袄扣子。我说，没什么急事，慢慢走就行。他答应了一声，放慢步子，哼起小曲儿，唱得有板有眼。
后天就是除夕，除了卖年画、蜡烛什么的，不少行当都歇了业，路上人不多，不时过去一辆胶皮车，也都是买年货的。一个人高马大的车夫，拉着车超过了我们，郎少鹏停下哼曲儿，嘴里嘟囔了一句“这孙子”，说：“看见没？这人个儿大，爱跟我们抢座，一点规矩也不讲，只站在钱上，不站理上，刮风下雨还多收人钱。好好一个人，给自己起了个畜生名字，叫伊犁马，跑得快。”
天又刮起风，车篷兜着北风，我见郎少鹏跑得费劲，快到新街口时，就让他拐进胡同，避避风。刚拐了俩弯儿，迎面冲过来个穿破袄的半大孩子，拉着辆空车，眼看着撞过来，那孩子嘴里吆喝着：“哎哟哟刹不住咯，你走左边儿，我走右边儿！”
“咣当”一声，两车死死地撞在了一处。我往外跳了一下，没摔在地上，郎少鹏和那孩子都翻在地上。仔细看看，那拉空车的也不算个孩子，有十七八了。
郎少鹏推开压在腿上的车，一骨碌爬起来，破口大骂：“怎么碴呀！走路不长眼，啥你走左我走右？你傻啊！”
那年轻人也不吭，就站着。我瞅瞅胡同前后，空无一人。果然，没过半分钟，年轻人身后的胡同岔子里出来四个人，把我俩连人带车围了起来。郎少鹏弯腰抄起半截砖头，站在我前面。
我拱了拱手，说：“几位兄弟，认错人了？”
一个小个子的光头说：“车留下，赶紧滚！”
郎少鹏大骂一声，就要拿砖头抡，我拦住他，同时抓住年轻人的手，反手一扭一推，把他撂倒在地上。
光头一摆手，剩下的三个每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剃刀，亮出雪白的刀刃，朝我扑过来。我顺势握住光头的手腕一拉，弯下腰，把他从背上翻过去，往另两人身上丢去。胡同里地上冻得硬邦邦的，光头一下摔懵了，爬起来一声不吭，转身就走，另外几个也跟着跑了。
郎少鹏也愣了，丢下砖头说：“金爷这什么招？一下就摔老实了。”
我跟他说，这种打法叫柔道。其实，我也就在日本读书时学过一点，学校专门请了柔道高手嘉纳治五郎[嘉纳治五郎，日本柔道之父，1882年综合当时流行的各派柔术的精华，创立了以投技、固技、当身技为主的现代柔道，同时创建了训练柔道运动员的讲道馆。他曾在东京弘文学院开课教授柔道，鲁迅曾向他学习过，金木留学日本时，也曾上过一些嘉纳治五郎的柔道课。]讲过几次课。
郎少鹏把胶皮车擦干净，扶我上了车，说：“那个小光头，我好像认识。”
我问，他是什么人。
“黑车厂的。”
黑车的事情我听过，但做黑车买卖还开厂的，第一回 听说。从庚子年闹拳乱，到这几年闹军阀，生出了一种趁乱打劫的临时劫匪，平时种地做买卖，一闹乱子就抢劫，胆大的抢当铺、钱庄、洋行，胆小的就抢胶皮车，还有更胆小的就拐骗，撺掇车夫把赁车厂的胶皮车卖给他。抢来拐来的胶皮车刷上新漆，重新卖掉，能挣不少钱。
郎少鹏说，开在东直门北的刘五车厂就是黑车厂，专雇人拐车偷车，刘五收了黑车再赁给车夫，比卖车挣得更多。“小光头是刘五的亲侄子，我见过，听说在警署也有熟人。”
郎少鹏边说边小跑，转眼到了护国寺庙会。我下了车，前前后后看了看那辆新车，说：“年前街上人少，你这车太招贼，过了年还是得换一辆。”
郎少鹏点头说是，敞着怀站路边吹风。我掏出半块钱，让他去转转，喝点热的。他谢了我，接过钱，拉了空车，没往庙会里去，往马路对面走，说：“人多，怕车丢了，再说这儿也不让停。”
我四下一看，确实有巡警在护国寺门口溜达[民国初期，警察和车夫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曾写道：“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得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们拉不成……（车夫）最难的就是躲避警察的眼睛。”当时北京的《晨报》常常报道警察驱赶车夫的事件，如1924年8月29日《警察挥刀砍车夫》，1921年4月16日《巡警群殴苦车夫》，1923年12月12日《巡警打洋车夫头破血流》。]。郎少鹏拉着车到对面，在一个卖“折箩菜”的担子前停下，吃起瞪眼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