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说话，暗中观察两人。自从干起夜行者，第一回 演得那么累。.14
庙会上多是卖小吃糕点的，平时卖旧书的几个铺子没开门，我溜达了一圈，买了一大包清真小吃，豌豆黄、萨其马、驴打滚、艾窝窝什么的，戴戴和小宝爱吃这些。又在衣帽摊上买了双棉手套，拎着点心盒子往外走，突然听见路边一群人嚷嚷。
过去一看，是有人在演讲。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演讲台上讲话，厚棉袍里穿着西装，一手捏着顶白礼帽，朝着马路的方向比画。天太冷，听讲的人稀稀拉拉，走近听几句，是在讲人力车夫的问题。那年轻人说，东交民巷拉洋人的车夫，跑死了人，是大罪恶，人力车生意是将人当牛做马，应该取消。
台下不断有人叫好，也有穿着号衣的车夫三三两两蹲在底下，揣着袄袖子，边听边议论，时不时大笑几回。我正想找个车夫聊聊，忽然看见演讲台旁边几个人猫着腰溜过，是小光头几个人。我装作没看见，又站了一会儿，走出庙会去找郎少鹏，他正蹲在马路对过儿抽烟。
走到马路边，我停下点烟，往后扫了一眼，果然有人跟着，但却是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我没再回头，径直过了马路。郎少鹏见我过来，就起身拉车，我说不急，掏出根烟递给他。他一笑，抬手给我看他手里的“别墅”牌烟卷，说：“甭糟蹋您的好烟，我抽‘别野’就行。”（别墅牌烟卷是当时的便宜烟，车夫总戏称别野。）
我把烟塞他手里，坐上车，告诉他有人跟着，蹲下瞧瞧。他一愣，马上接过烟蹲下抽，边抽边四下里看。郎少鹏说，没看见小光头，就见俩骑自行车的，在马路对面抽烟。俩人都穿着青色大袄，戴着呢绒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嘀嘀咕咕的。
“金爷，这俩像是侦缉队的便衣探子，不是跟咱的吧？”郎少鹏有点结巴。
我说没错，大冷天骑着车逛庙会，啥也不买，八成是便衣。
郎少鹏抽完烟，我拿出手套，让他戴上。他接过手套，使劲点头说谢谢。我让他拉车走，先不回家，往什刹海去。郎少鹏拉着车往西走，约莫十分钟到了恭王府[恭王府原是和珅府邸，清末成为恭亲王奕?的王府，民国初期还属于皇室的财产，1921年被恭亲王的孙子溥伟以40万块大洋卖给了教会，据说是为了筹备复辟资金，后辅仁大学买回做校舍。恭王府四周，都是些又短又窄的小胡同。]附近，他放慢脚步，叹了口气：“这王府还漂亮着呢，可惜了，听说要被卖给洋人了，这群不肖的子孙。”
我让他慢慢溜达看看王府，走西煤厂胡同。
“去什刹海沿大路就行，那小胡同窄啊！”
我敲了下车篷，说后头一路自行车响，往窄了走，看看到底要干啥。郎少鹏犹豫，说不想惹探子。我说没事，进胡同里等着就行，咱又没犯法。
拐进了西煤厂胡同，勉强能通过，我让郎少鹏停了车搁下，拉他躲进拐角里。等了三五分钟，胶皮车后头一阵响动，有人小声说话。我和郎少鹏转出拐角，那俩便衣探子正站在胶皮车旁边说话，一高一矮，戴着一样的鸭舌帽。
我“喂”了一声，俩人吓一跳，高个说：“这车有问题，跟我们走一趟吧。”伸手从裤腰里掏出一把手枪。
郎少鹏身上一哆嗦，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哈下腰：“两位探长，您拉走查，车是厂里的，我也不清楚。”
矮个指指我，说：“那哪儿行？这人得跟我们走。”
我说：“两位探长，有证件给看看吗？我是记者，多心。”
高个没吭声，朝矮个瞅了瞅，俩人对视了一会儿。正僵持着，什刹海方向传来一阵嚷嚷声，接着警铃响起来。高个收起枪转身就走，说：“今儿先算了，我们有急事。”俩人跨上自行车原路出了胡同。
郎少鹏马上拉我上车，往北出胡同去了什刹海，一路闷头拉车，一声不吭。我沿路看过去，没见有什么乱子，岸边的巡警都在慢悠悠地晃荡。沿着岸边走了一会儿，附近没什么人了，我让停下车，叫郎少鹏一起抽根烟。
我问他：“车有问题吧，哪儿来的？”
郎少鹏蹲下叹气，吧嗒了几口烟，说：“都怪我鬼迷了心窍，车是拐（偷）来的。”
那天，破车在路上放了炮，郎少鹏面子上挂不住，心里堵得慌，也懒得修车，就把车丢家里，到前门楼子附近瞎逛。逛到傍晚，经过西交民巷，突然听见几声枪响，“要搁平时，我肯定去瞧热闹，那天没心思，就继续往前走。”他抽完了烟，又伸手跟我要了一根。
郎少鹏走到一个胡同口，见胡同里孤零零停了一辆胶皮车，从里到外崭新，“我看街上乱成一团，胡同也没人，就顺手拉走了。”
拉回家的路上，他生怕后头有人喊他，但后来拉顺手了，心里就踏实了。
他扔了烟头站起身，拍拍胸脯：“这事儿我认错了，跟金爷您无关，我先送您回家，完了我就把车搁回去，要坐号子（监狱）也认了。”
我说：“先别急蹲号子，咱们也不回家。这车上还有其他问题，否则也惹不上假探子。”
“刚才那探子是假的？”
“没看见他们自行车吗？都是车行赁来的，警署的车牌儿跟这个不一样。”
郎少鹏张大了嘴巴：“可吓死我了，怪不得您问他证件，可也不怕他真开枪？”
我笑了一声，说总得试试，再说，他们好像是冲我来的，应该不会轻易开枪。郎少鹏挠头，说纳闷。我说我也纳闷，假探子要抓人的当儿，就有人按警铃，按了又没见什么事，恐怕还有第三伙人。
我上了车，让郎少鹏沿着岸边慢慢走，往冰厚人多的地方去，找找小宝和汪亮。找了半天没找见，迎面跑来四五个穿制服的巡警，吹着哨子，喊着：“就是这俩！”
郎少鹏脚底下一软，车抖了一下，我说别慌，先停下。停了车，巡警到了跟前，打量我们一番，掏出铐子就要抓人。郎少鹏大嚷一声：“怎么着，上瘾了？有证件吗？”为首的巡警一愣，骂了一句，“哗啦”一声把郎少鹏铐上了。后头上来一个巡警，拉起我的手也要铐，我抓住他手腕，说：“几位肯定抓错人了，我跟警署里都熟。”
那巡警瞪我一眼：“谁能证明？银行都敢抢，你还了得？”其他几个巡警也跟着嚷嚷，冰场里的人都看过来。
小宝和汪亮远远地滑了过来。汪亮换了鞋，上来递了证件，说自己是内三警署的法医，跟巡警扯了半天总算说明白了。巡警给郎少鹏开了锁，掏出一张通缉令，上头写着要抓的人——30岁上下男子，戴礼帽，穿呢子黑风衣，坐一辆崭新胶皮车，是个专抢银行钱庄的惯匪。
巡警说，这人最近和车夫搭档，总去银行钱庄，趁歇业关门的当儿，假装换钱，暗地里掏枪抢钱，“前天晚上在西交民巷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原名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9月，当时就设在西交民巷的“巡视中城御史”衙署原址。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就在大清银行旧址办公。]，又是老把戏，差点给侦缉队抓着，还是连人带车都跑了。”
郎少鹏“啊”地张大了嘴，要说话，我一巴掌拍了回去，转身跟巡警说：“这事要紧，各位还是赶紧抓人去。”巡警收起通缉令，跟汪亮寒暄两句走了。
小宝、汪亮问怎么回事，我没细说，让他们继续玩，坐上车走了。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让他往刘五黑车厂的方向走。过了银锭桥，沿着烟袋斜街上了鼓楼大街，往东直门去，郎少鹏一路埋头拉车，没再多问。
太阳已经落山，天气更冷了，街上有人放爆竹，小孩朝着天空放“起花”（一种类似二踢脚的爆竹，下面有个长棍，能往天上飞），嗖嗖地蹿上天空，足有几丈高，流星一样。我把围巾衣服裹紧，眯上眼睛歇着，琢磨那俩假探子的事。提着点心盒子的手勒得生疼，我弯腰打开车座底下的袋子，想把点心往里塞，一伸手，却摸到里头有个黑包袱。我拿出黑包袱打开，里头是个纸盒，打开纸盒，是一摞钱，保商银行的纸币，全是十块五块的，纸币底下还有一堆大头。我拆了点心盒，用点心换了黑包袱里的钱，把钱盒子塞进点心盒里装好，还提在手里。
上了东直门大街，后头有了动静，还是那俩假探子。听着自行车声音越来越近，我让郎少鹏跑快点，他迈开步子飞奔起来，脑袋上呼呼冒着白气。一到东直门，快不起来了，城门洞里堵了车，一辆粪车磕在墙上翻了车，粪水淌了一地。粪车后面堵着辆破胶皮，迎面过来一辆骡车，不肯让步，门洞里堵得严严实实。这时又正赶上环城列车[民国初年，北京大街上行驶着马车、裸车、粪车、人力车、自行车等多种车辆。1915年，北京城墙外修建了15公里的环城铁路，沿途设置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和前门6站，20年代中后期，又多了电车和汽车。]靠站停车，东直门站下来一堆人，全挤在城门洞里走不动。
郎少鹏停下车，我趁乱往后瞄了两眼，两个假探子推着自行车正慢慢靠过来。还没想好怎么应付，对面骡车后头闪出俩人，径直朝我们过来。走在前头的一个，穿着黑呢子风衣，戴着黑礼帽，身形和我一样。后头的那个，穿着件灰色缎子袄，走路却叉着腿，像个拉车的。
我小声跟郎少鹏说，一会儿不管有啥事，你拉了车就去刘五那儿，把车卖掉。他没太明白，但使劲点了点头。我掏出几个铜子，递给郎少鹏，拎了点心盒子下车往前走，迎面朝黑风衣点了点头，他看我一眼，继续朝郎少鹏走去。
翻倒的粪车收拾完了，门洞里行人车辆活动起来。我走进门洞里的黑处，转身往回看，黑风衣和缎子袄已经走到郎少鹏跟前，郎少鹏“嘿呦”一声，拉起车就往门洞里跑，缎子袄立马挡在他跟前，俩人眼看要打起来。那俩假探子突然从郎少鹏身后冲出来，扑向黑风衣，高个手里握着枪，矮个手里拎了个木棍。黑风衣一看那架势，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两边对峙了几秒，高个假探子举着枪喊了几声“别动”，黑衣人没理会，“啪啪”就是两枪，高个应声倒在地上哼唧，手里还握着枪，也不还击。矮个转身就跑，黑衣人又是一枪。
就在这当儿，郎少鹏撞开缎子袄，拉着车窜出了十几米。待车经过，我就势跳上去，郎少鹏猛冲两下，出了东直门，往北跑去。身后响起巡警的哨声和一片枪声。城外的路上，一个人没有，黑咕隆咚，只看得见路边影影绰绰的树。郎少鹏跑得直喘粗气，问我后面追来没有。我放下车篷往后看，远远见有辆自行车追来，是黑风衣。我问郎少鹏，能不能再加把劲，赶到车厂就没事了。他也答不上话，使劲点点头，喉咙里憋出两声闷响，跑得更快了，车把上下摇晃，车座颠簸起来。
脑袋后头“啪”的一声，黑风衣开枪了。我拉上车篷，埋下身子，郎少鹏疯了一样往前奔，车灯都摇灭了。后头继续开枪，黑风衣越来越近，自行车轮子在土路上震得咯噔咯噔响。我扶紧车座，继续猫着腰，后悔出门没带上枪。郎少鹏敞开了棉袄，露出肩膀上的白肉，背上头上都冒着热气，喉咙里呜呜直响，手脚全没了章法，车左右上下摇来晃去，一味往前冲着。
我对郎少鹏大声喊：“你停一步，我下来跑！”他不说话，使劲摇头，继续跑。跑了有十分钟，我听见自行车跟得越来越远，叫他慢下来。他还是像没听见，继续往前冲，直到眼前出现了几个透着光的胡同，脚底才慢下来，转身把车拉进了胡同，一头撞进一个敞着门的院子。
车一停住，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跳下车，扶着不让他躺下。院里停了四五辆破车，堂屋里出来个人，是白天拐车的小光头。一看见我，小光头抄起墙根儿靠着的一把砍刀就冲过来，我伸手抓住他手腕，卸下砍刀，一脚踹翻了他。我掏出一块钱丢给他，说：“先别问，赶紧弄碗温水。”
小光头捂着胸口，缓了半天，捡起钱，没说话，爬起来回屋端了碗水出来。
郎少鹏脸色发白，头发眉毛上都挂着冰珠儿，一碗水慢慢送下去，身上有了劲儿，咳了一阵子，说出话来：“这回算是活动开了，拉一年车腿脚没这么舒展过。”
我见他没啥事，叫小光头过来，说：“有人抢这车，你要能揽下这事儿，车算你的。”
小光头看看郎少鹏，说：“车不他的吗？你说了算？”
郎少鹏站起身，说：“横竖都是遭抢，不如给熟人，我知道这是刘五爷的厂，车搁这儿了，赁给我拉就行。”
小光头琢磨了一会儿，问：“有几个人？”
我说俩。
小光头说了句成，马上从屋里招呼出四五个拿家伙的，尖刀、铁棍，还有削尖的车条。我又跟他要了碗水，泼在胡同口，提了点心盒子，拽上郎少鹏躲进了胡同里。躲了大约十分钟，胡同口哐啷一声响，自行车摔在地上，院里传出一声吆喝：“偷车贼，打！”
一片混乱的脚步和打斗声，“啪啪”响了几声枪，小光头大声惨叫，院里稀里哗啦折腾了半天。响声一停，我和郎少鹏慢慢摸进院子，地上躺了一片。小光头蜷在地上捂着肚子，血淌了一地，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拿铁棍的伙计被枪打穿了肩膀，其余几个坐在地上哼唧，不知伤了哪儿。
黑风衣趴在那辆胶皮车的车座上，脖子里插着根车条，手里还握着枪，人已经死透了。
郎少鹏吓傻了眼，问我咋回事。我指了指黑风衣：“这个是车的主人。”
他“啊”了半天，说：“就是那抢银行的劫匪？”
我还没答话，胡同口又是“啪叽”一声。出门一看，几个巡警摔在地上，后头跟了俩真探子，弯着腰喘气，他们是追着黑风衣一路跑来的。
郎少鹏拉着我出东直门时，黑风衣和缎子袄打死了俩假探子，但马上被巡警围了起来，俩人抢了假探子的自行车就跑，缎子袄被巡警开枪打翻，当场抓了。黑风衣骑车跑出东直门，追着我们到了车厂。
这俩人以前都是拉晚儿的车夫（夜班车夫），拉不到钱，交不起赁车费[民国初年，人力车行业混乱不堪，北京城内20个警区，每个警区都有车厂，大大小小有上千家，97%的车夫都是赁车厂的车拉活，要交很高的赁车费，又叫份儿钱。一旦生意不好，车夫就被套牢在车厂，要么一直干，落不下钱，要么就偷车改行。在1915年的调查数据中，200家车厂里有93家都丢过车。]，年关一到，更活不下去，就起了歹心。一个月前，俩人偷了辆新车，又抢了乘客一笔钱买枪，装扮成有钱人，干起了抢银行的勾当。
我问巡警，那俩假探子怎么回事。
“嗨，别提了，那俩人也是拉车的，去年打完仗城里一乱，盯上有钱人就绑票。”
巡警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他们就拿这玩意儿唬人，东安市场买的假枪，除了扳机是死的，跟真的一样。”
我点了根烟，又去看了看死掉的黑风衣，他身上穿的那风衣，确实和我的一样，连袖口的扣子都是一个样式，怪不得那俩绑票的认准了我。
做完笔录，我和郎少鹏慢慢走回了城里，聊了一路。我问起他老婆孩子，他低头嘿嘿笑，说没脸去接，现在车也拉不成了，更养不了家，不如算了。
我把那点心盒子递给他，说：“小年都过完了，拿着这点心，去趟丈母娘家，好好商量，来年肯定能有事做。”
他低头不说话，使劲吧嗒烟，半天才接过点心，看着我说：“金爷，十三说的是，您是好人。来年要能找个正经事，我肯定不打漂儿（无事瞎混）了。”
除夕前几天，我在家做了一堆大锅菜[所谓大锅菜，本是北方农村一种用大锅炖的菜，方便很多人吃。过年期间一般不兴动刀，就有了做大锅菜吃的习俗。梁实秋曾这样描写北京年下的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除夕晚上，叫来戴戴、汪亮，做了一桌年夜饭。
戴戴捎来几盒守岁吃的杂拌儿[杂拌儿是由花生、胶枣、栗子、桃脯、蜜枣等果品掺在一起拌和而成。明人刘若愚的《酌中志》中说：北京正月新年有内盛柿饼、荔枝、桂圆、栗子、熟枣的百事大吉盒儿。杂拌儿这个词，传说是慈禧随口起的名。]，帮忙包了饺子，汪亮从警署弄来几瓶张裕葡萄酒，大家算是过了个团圆年。
边吃边聊，我把郎少鹏的事情讲给大家。戴戴放下筷子，说：“这俩抢银行的，我肯定见过。”
腊月初，戴戴去新世界商场买那件黑风衣时，不确定尺寸，就随便找了个和我身材差不多的人试穿，“那个男的穿了个旧袄，试了风衣还挺合身，照了半天镜子，他自己也买了一件！”
大家笑了一会儿，汪亮一拍桌子：“老金，你给郎少鹏那钱可是从钱庄银行里出来的赃物！”
我说：“这我知道，要是警署想追回，就来找我。要是不追了，这钱就是损有余，补不足。”
小宝问我，郎少鹏发现那盒子里的钱，会不会又去吃喝嫖赌？
抽了一会儿烟，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过了年，总会变好的。
那年春节之后，金木买了辆自行车，但继续让十三拉包月，办案需要时拉他或小宝出门。
这件案子发生时，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在提倡取消人力车，但并无效果。金木认为，一边坐在车上，一边说要取消，完全是瞎搞。他在后来的笔记里也写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出钱坐车，有人拉车谋生，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
第20案 观音寺满门惨死 好乩友参破玄机
我以前认识个练气功的，他最擅长治肚子疼。哪个小孩肚子疼了，他就让那小孩躺下，他运功把掌心搓热，焐在小孩肚子上，十分钟后，那小孩就会觉得没那么疼了。他再从兜里掏出个胶囊，放在手心里“发功”，让小孩吃下，小孩就真的好了。
后来，他跟我说，胶囊其实是空的，安慰一下小孩，关键是“发功”。
想起这事儿，我专门搜了气功表演的视频，看到一个厉害的大师做“带功报告”，不只能“发功”，还能给台下听报告的人“集体发功”。
有人说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夜行记》里，都是些魔幻现实感的故事，当我看到大师“集体发功”的照片时，也有类似的体验：荒诞到不敢相信是真的，又真实到觉得太荒诞了。
1921年5月4日，北京东单附近发生了一件意外死亡事件，当时警署并没怎么注意，后来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思议，很快就变成了这种魔幻现实的感觉。
我整理完这个故事，感觉就像吃了气功大师的胶囊，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空的。
事件名称：东单迷案
事发时间：1921年5月4日
事发地点：东单牌楼观音寺
5月4号早上，我在火神庙遇见一些学生演讲，纪念两年前的运动。当天的《晨报》也开了专栏（专栏作者瞿菊农，是“五四”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说“‘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
当时，所有人都在听学生的演讲，没人注意到，不远处胡同里传出几声惊叫。三天后，《晨报》发新闻报道了这件事：
“……东单牌楼观音寺100号住户文某，体质颇健，日前一时大意，食物未加检点，忽然染受急性传染病，未及请医，已经身死。家人正要替他治理丧事，又一齐病倒，当日晚间，竟死去三口，现在他家只剩幼童一人，也病在床上，生死还不敢保。昨日由他亲眷，将死去的四口一齐棺殓……”
汪亮正在我家，他说事发当天就跟内一区警署打听了。5月4号早上，邻居听见文家小孩一直哭，敲门没人答应，就翻墙进了院，一进屋就闻见一股恶臭，里屋躺着四具尸体，满地都是吐的东西，没死的小男孩趴在他娘身上，哭得接不上气儿。那邻居一阵惨叫，喊来巡警。巡警带法医来，随便一查，说是得了急病，就封了院子，没再细查。
我说这得好好查，万一有其他事儿呢。汪亮“嗨”了一声，“他们家顺义亲戚收了尸，也没再问，哪有警察愿意自个儿去掺和？”
第二天，却真有人掺和这事儿了。
北京悟善社[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后，中国政治转型出现了必然的应激反应，文化和西方制度的摩擦严重，加上政府权威下降，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传统的宗教和迷信也在全国兴起，中国进入了“多元混乱”时期。悟善社将儒道佛旧观念融合，又引进西方灵学概念，大兴鬼神救国之说。悟善社曾在《时报》登广告，要“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在火神庙张贴了告示，说有人暴死是因为邪气作祟，要开坛做法，扶乩请神，请济颠活佛和吕洞宾下凡祛邪。
悟善社是个研究“灵魂学”的社团，有点神叨叨的。1916年，我在上海查过一个鬼曲连环命案，认识了悟善社南京分社的罗社长。当年他们才刚成立不久，没想到现在连北京都有了分社。上个月，我在家里看见一本不知道谁送的《灵学要志》，里头讲了些灵魂运作的“科学”和扶乩知识，就是他们办的。
汪亮说得去看看，“火神庙真够热闹，学生刚讲完新文化，吕洞宾就在原地下凡了。”
我说不只火神庙热闹，听说议员家里都供上吕洞宾了，南方更厉害，有个叫同善社[同善社是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中一个臭名昭著的教派，为彭汝尊于1912年创立，鼓吹“入教避劫”说，认为只有加入同善社，才能“升入天堂”。1917年，同善社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内务部立案，公开成立总社。总社以姚络苍为负责人，以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曹锟为“护法”。]的，要搞真命天子登基。
5月8号，我、小宝、汪亮和戴戴去火神庙看悟善社扶乩做法，本来就想看两眼热闹，没想到见到了新鲜事儿。悟善社不知从哪儿弄来几个十几岁的南方乩童[乩童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鬼神与人沟通的媒介，类似西方宗教的“灵媒”。乩童上身仪式中，会通过熏香、摇晃、近距离听锣鼓等方式让自己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或以自虐的方式刺穿、砍伤自己却不觉痛苦，以显示自己的神性。]，个个穿着红黄法衣，手持七星宝剑站在台上。领头的一个举着把鲨鱼剑，剑身上铁刺一寸多长。台边还坐着个老年乩童，嘴巴里穿着长长的钢针。会场上锣鼓敲得震天响，香火熏得厉害，戴戴直喊头晕。
仪式开始，台上四个人抬着轿子满场跑，前后左右摇晃。几个乩童光着膀子一声不响地站在神龛跟前，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大口呼吸香火，敲锣鼓的在几人耳朵边上一顿猛敲。北京庙会上没见过这场面，台下挤成一团，众人拍手喝彩。
大约一刻钟，领头的乩童猛地打了个激灵，浑身抖成筛糠似的，抡起鲨鱼剑抽在后背上，登时一条血印子。他挥舞着鲨鱼剑绕场走了半圈，抬胳膊又是一剑，背上的血刷刷地往下淌。其他几个，也一个个抖起来，摇摇晃晃绕着台子走，用七星剑砍后背，拿刺头敲脑门，路过香案随手抓起一把香，就往胸口上摁。
台下一片惊呼，汪亮说这是疯了吗？小宝盯着乩童看了会儿，说：“这几个小孩走的是道家的禹步[禹步是道士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作。传为夏禹所创，故称禹步。因其步法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步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应该练过。”
我见戴戴没说话，问怎么了，她捂住嘴干呕了一口，说太恶心了，别看了。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多，我们往外挤了半天，才算挪了出去。
这时，那个手持鲨鱼剑的乩童开始表演蹚火。台上放了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轿子跨过火盆，围着场子转圈，那个乩童原地比画了一阵，脱了鞋，又走起道士的禹步，歪歪斜斜走上了炭火。火盆里噼里啪啦闪了一阵火光，炭烧得更旺了。他在里头左一脚右一脚地踩，踩完跳出火盆，没事一样在场子里兜圈，脚上除了炭黑，也没什么伤。
吵闹声里，我听见有人喊我，循着声音一看，是路道谦——我偶然认识的一个参议院议员。这人是悟善社北京分社的社员，因为资助的钱多，在社里能说上话。我跟着路道谦来到场子后台说话，见那几个乩童正坐着喝水，满头满脸都是血，一个穿着法衣的人正拿黄符往他们背后的伤口上贴。
我问路道谦，没见过这种仪式，怎么那么血腥？他哈哈一笑，指着乩童说：“南方风俗，这样才请得动真神，社员和百姓都喜欢看。”说完，他扒在我肩膀上小声说：“晚上还有场传统的扶乩做法，在内一区署长家设坛，到场的都是人物。”
我问他扶乩要推算什么。
“观音寺死人那事儿听说了吧？大师能算出来里头有没有什么事儿。”路道谦说，社里法师觉得这些人死得古怪。
我一愣，笑了一声，“警察信你们这个？”
路道谦脸一板，说别笑，“署长可是真心虔诚，特意安排在他家里设坛，说要能算出线索，就派人细查。”
我皱起眉，不笑了。这两年，议员、警察厅官员、大学教员信悟善社的确实不少，但直接拿来裁断人命，实在太扯淡。
我问能不能去看，路道谦一口答应，“早就想介绍你入社了，晚上去见识一下，去的都是好乩友[乩友一词并非我或金木杜撰，而是乩坛伙伴的一种称呼，清代笔记《益智录》等书均有记载。]。”
跟路道谦约了时间，我回前面找他们几个，见很多人围在乩坛前买东西。我问小宝他们买什么，小宝指指旁边一个人，说：“太恶心了，竟然卖那灵符。”
内一区署长家住在东四牌楼附近的驴市胡同（今礼士胡同），我和小宝8点到了地方，路道谦引我们俩进屋。
这里的乩坛果然很讲究，供奉着吕洞宾、何仙姑、济颠、关二爷等一排大仙，还有个我不认识的，路道谦介绍说是明代抗清名将史可法，专供问国事军事的。小宝拽我，指了指一排大仙后面，问我是什么。我走近一瞧，竟然还有几个洋人塑像：耶稣、拿破仑、托尔斯泰。
我纳闷地问路道谦，他说我没见识，时代不同了，西洋神灵也要请的，“但大家还是最喜欢请关公，每逢初一都会请来问事儿。”
乩坛周围站着七八个人，长衫西装都有，还有个五十上下的八字胡，穿了件百衲道袍，坐着闭目养神。我拱拱手自我介绍，路道谦挨个给我介绍——财政部的司长、交通部的政司司长、编著国史的前清翰林……个个来头惊人，最大的官是前任国务院内务总长[悟善社影响力有多大，从几个参与成员名单可以看出。曹汝霖：日本留学，官至外交总长；王士珍：武将，曾任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曾任国务院总理；吴佩孚：秀才，历任省长、督军；陆宗舆：日本留学，龙烟铁矿督办；夏同龢：状元，众议院议员；江朝宗：武将，曾任国务院代总理。其中江朝宗长期都是悟善社真正的负责人。1925年，悟善社通过了北京政府内务部备案，成为合法团体，改名为救世新教会。—— 参考《灵学要志》、1926年《救世新教总会会员录》]。
那个穿道袍的八字胡就是内一区署长，姓刘。我特意又跟他打招呼，说刘署长你好。他摆摆手，让我叫他悟空。我愣了一下，路道谦赶紧解释，这是道号——有悟真、悟空、悟益、慧本、智玄等等。
神龛前是张大木桌，摆着红木的沙盘和一个树枝绑成的十字乩。两个道童穿着法衣，扶着十字乩，悬在沙盘上。主位上站着一个身穿着正黄色大袖袍子的道师，梳着发髻，花白胡子垂到胸口。
人一到齐，道师开始念咒，呜呜呀呀念了一刻钟，那俩道童一边摇晃十字乩，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又拉又扯，若即若离。咒语一停，道师“扑通”一声坐下，浑身微微发抖，俩道童也开始抖，十字乩在沙盘上写起来。
悟空署长走上去，鞠了一躬，问：“请下来的是谁？”
十字乩一摇晃，在沙盘上划拉几道。道师猛一睁眼，又闭眼，挤出几个字：“姓文的。”
“怎么死的？可有冤屈？”
十字乩又划拉几下，道师说：“有冤，在月；有仇，在坤。”
我往沙盘里看了一会儿，见那扭扭曲曲的形状，似乎确实有点像个月亮。
悟空署长再问，十字乩停了，道师和道童过会儿也都恢复正常，通灵结束了。
路道谦问署长，这乩词啥意思？
悟空署长扯扯八字胡，说：“意思我懂了，线索很清楚。西南方向（八卦中坤指西南），女的。”
小宝噗嗤一声笑了，我踩了他一脚，说别吭声。
一群乩友倒了茶喝，聊起了灵魂学和怎么利用扶乩加强社会教育。我和小宝接不上话，不断跟着点头说是。寒暄了半个钟头，又要开一坛扶乩，这回是路道谦主持，说是要请关二爷，按照关二爷给的指示，决定在座的乩友下半年要给社里捐多少钱。
我和小宝赶紧起来，说不耽误内部活动，路道谦也没留，说回头再给我送灵学资料。我这才想起，家里那本《灵学要志》八成是他给的。
回去的路上，小宝说，那玩意儿到底怎么动的，问了真能写字？
我说：“我也说不上来，但有个朋友可能知道。”
第二天中午，我带小宝去北大找许赞堃[许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一般认为他是小说家、散文家，其实，他还是个基督教徒，在宗教和民俗研究上很有建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写过《道教史》和《扶箕迷信的研究》等。]，他是周启孟（即周作人）介绍的朋友，喜欢研究些宗教的东西。
我请许赞堃在前门外南恒顺吃了顿涮肉，并给他讲了昨天的乩童上身和扶乩断案。许赞堃大笑，说悟善社就是一锅汤，儒道佛乱炖，“扶乩写字，其实就是心理作用。再怎么七扭八拐，也是心里想啥才会有啥。”
他说，十字乩会移动，是道童集中精力在上头，两人拉扯，力量冲突，就会不知不觉像手被乩控制。实际上能画出个什么，还是潜在里的意念。“再说，不管画出个什么符，道师的解释最关键，越有文化的人越能扯，绕来绕去跟谜一样，就是个事后的心理作用。”
我点点头，说确实有道理，“月”“坤”的解释就跟测字一样，说法很多，总能圆起来。
小宝说：“那悟空署长也是念过书的人吧？这么神神叨叨，总不能往西南方向去找个女的抓起来，说人家有罪吧？”
傍晚，汪亮骂骂咧咧地来了家里。我问他怎么了？
“×，内一区的警察疯了，抓了个小女孩，说是扶乩算出来的女巫。”
我回屋给路道谦打了个电话，问怎么回事儿。他连说没有，是误传，“没说是女巫，也没定罪，刘署长按照乩仙给的线索，找到个嫌疑人，还会再细查。”
路道谦说，巡警在观音寺文家附近排查，查到个西南来的女孩，才十四五岁，在火神庙摆摊卖臭干子的。警署本来就怀疑过文家人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这下越发觉得扶乩算得准。我问化验了臭干子有毒吗？路道谦说那倒没有。
挂了电话，我也忍不住骂了几句。这种迷信，就是许赞堃说的心理暗示，随便什么就往上附会。
汪亮待了一会儿，坐不住，就去内一区警署找人打听。过会儿，汪亮从警署打来电话，说这事儿奇了，那小女孩已经交代了，说自己确实害了人。
这女孩叫洪蓝，最近一直在火神庙庙会上卖湖南臭干子，做得好吃，挺出名的。警察查到她，署长亲自审问，说乩仙算出了她有问题，她当场就认了。
“具体怎么说的？”
“还没说，就说自己是西南来的，会巫术。”
小宝说会不会是吓坏了，年纪那么小，又是鬼又是神的，“我看你趁早别干了，你们这警署还不如从前的衙门。”
我跟汪亮说，先想办法找找尸检的记录，看都记了些什么，“查出到底怎么死的，其他都好办了。”
第二天一早，汪亮醉醺醺找来，说那法医不在，跟巡警喝了半宿，才弄出来尸检报告。报告只有简单几行字：“四具死状相似，皮肤暗色，表面溃烂，失禁，粪门有血。”
小宝说，这么看倒像是中毒，但写得简单，具体还不确定。
汪亮拿过报告说：“要当时就化验看看，是病是毒应该能查出来。这会儿文家那亲戚可能已经把尸体埋了。”
我说没其他办法，不如先去洪蓝家看看。汪亮一拍脑门，说：“我昨晚还打听了个事儿，过几天内一区警署和悟善社要搞个什么神判[神判，又叫灵试，是种原始宗教思维下的裁决方式。一种是让嫌疑人经受考验，比如趟火、爬刀梯或摸沸水，没事或敢于承受就不会受伤害；另一种是给嫌疑人施加巫术，若有罪就会受伤害。另外，还有一种常被民间使用的诅咒式神判，比如有人怀疑周庸偷了东西，他就去城隍庙“斩鸡头”发誓，说要偷了东西就出门遭雷劈。]大会，要让神灵判断洪蓝是不是有罪。”
小宝说：“太扯淡了，咱更得赶紧查。”
汪亮打听到，洪蓝家在贡院东边的城墙根，离火神庙不远。傍晚6点多，我和小宝、汪亮三个坐车去了贡院，拉车的却不愿意往东去了，说太偏。自从前清废了科举，贡院就荒下来，民国时改为官用，平时人也不多。经过以前考试的房间，汪亮说：“都废了十几年了，不考科举，扶乩的却越来越多了。”
我说也不对，以前扶乩问科举考题，现在的学生问新学考题，听说不少学生都用笔扶乩。
洪蓝家是个两间房的小破院，没有院门，院里有两棵枯掉的槐树，叶子掉得干干净净。堂屋里没什么摆设，木桌木椅，还有一筐没做完的针线和半碗剩水。汪亮说，洪蓝是在火神庙摊子上被巡警带走的，家里估计就没人来过。我摸了摸桌椅和墙壁，倒是干净得很，地上也没什么东西。里屋是个卧室，一张小木床，收拾得也干干净净，床上叠了几件女孩衣服，都是简单的粗布衣裤。枕头上搁着面小镜子，镜面破着一道缝。
再去西屋看，进门靠墙是灶台，放着做饭的东西，汪亮掀开锅盖，锅底刷得锃亮。奇怪的是，屋子西北角还有张小床，床上没什么东西，床对面的墙上，竟然装着个木门。木门旁边，贴着张一尺多宽的泛黄的旧纸，上面画着些潦草的动物小人，像小孩刚学画时画不像。
汪亮走到床前说：“不是说家里就她一个人吗？”他上上下下看，叫我和小宝，“看！这是什么？”
他在床底下的墙上看见个洞，洞里放着个巴掌大的小坛子，汪亮把坛子拿出来，小宝忽然摁住他，说别动，赶紧搁下。我们俩被他吓一跳，汪亮把坛子搁在地上。小宝让我们离远点儿，他从外头捡了根树枝，轻轻扒开坛子口，把树枝插进坛子。过了两分钟，两只鲜艳的甲壳虫沿着树枝爬上来。小宝一抖树枝，虫子掉下去，他马上盖上坛子口。
“这屋里养蛊了。”
汪亮“啊”地叫一声，使劲甩手跺脚。我问小宝怎么回事。
“一进这院就觉得奇怪，你们看这屋里是不是太干净了？”小宝指指墙上那奇怪的画，说：“这东西看着像什么宗教符号，联想到她是西南来的，我就想是不是传说中的蛊。”
小宝让汪亮拿出尸检报告，又看了一遍，说：“这些症状，和《洗冤录》里说的中蛊毒[中蛊毒，遍身上下、头面、胸心并深青黑色，肚胀，或口内吐血，或粪门内泻血。——引自《洗冤录》]很像，我记得有医书里讲过，养蛊的人家都非常干净。这小坛子的虫子，很可能就是洪蓝养的蛊。”
汪亮恨不得把衣服都脱了，跳着脚问，就是那种中了就死的巫术？
我说不一定，蛊其实就是虫，是不是巫术还不好说。
我们三人都看了看那扇墙上的木门，小宝走到门板后面，伸手慢慢拉开。门里头黑洞洞的，小宝也不敢往里看。我拧开手电照进去，一具穿着白衣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门里。汪亮尖叫一声跑了出去，我心里一惊，关了手电，拉小宝后退了几步。
过了一会儿，门里没什么动静，我开灯再照，躺着的是个干瘦的老太婆，身上裹了厚厚一层白布。
汪亮回了屋，躲我后面问，死的活的？
我摇摇头，拿手电照着，慢慢走近看，那老太婆一动不动，嘴巴眼睛紧闭，确实像已经死了。我走到门边，拿手电往里照，见这是个狭小的密室，只放了一张床。壮起胆子往老太婆身上照，从头到脚都整整齐齐地裹着白布。
突然手臂上一凉，我低头一看，老太婆的手正搭在我的手腕上。我大喊一声甩了一下胳膊，老太婆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张嘴要说话。这是个活人。我弯下腰听她讲什么，她却只张嘴不出声。小宝过来摸了摸脉搏，说气息很弱，病得不轻，恐怕快不行了。
我说：“那先送医院吧。”
汪亮瞪眼，说这太可怕了，是人是鬼？我笑他，你不是不信邪吗？
我们叫了辆马车，把老太婆送去了同仁医院，抢救了半天，总算救过来了。等到半夜，她醒了过来，张口就找女儿。
这老太婆姓洪，是洪蓝的母亲，两人确实从西南来，是云南四川交界的摩梭人[摩梭人，一个古老的民族或种族。上个世纪50年代被划入纳西族，但摩梭人多自认为是有别于纳西族的人种。摩梭人是世界上现存为数不多的母系氏族，主要生活在云南省西北，四川、云南交界处。]。
十几年前，洪老太30岁，生下了洪蓝，没多久家里的祖母突然死了，很快就有传闻说洪老太身上不干净，有蛊，肯定还会害死人。蛊的传闻在摩梭人部族里极其可怕，一旦传言谁家有蛊，族里的人都不愿意接近。哪个姑娘被说有蛊，长得再漂亮也没人愿意和她走婚（摩梭人的独特婚姻形式）。洪老太带蛊的说法越传越凶，她自己也怕了，就找巫师看，也说有蛊，需要放蛊，否则活不长。
“族里人都怕我害人，我也害怕，就抱了女儿走。”
“那你放蛊害过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