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说话，暗中观察两人。自从干起夜行者，第一回 演得那么累。.15
她使劲摇头，说只把蛊放给了小动物和树木，不敢害人。母女俩一路往北到湖南，待了四五年，学会了汉话和做臭干子的手艺。女儿长大懂了事，也怕母亲会死，就每天找些小动物给母亲放蛊，有时还按传说中的方法，把蛊毒放给树，也能保命[关于放蛊，有种理论认为可以施加在人身上，也可以施加在动物或植物身上。西南民族有这样的说法：带蛊的人放蛊中一人，可以保自己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 引自凌纯声、芮逸夫所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南方打仗，两人又往北走，一路到了北京，白天装作汉人卖臭干子，晚上偷偷做回摩梭人，放蛊救命，毒死的小动物都悄悄埋掉了。几个月前洪老太生了场病，一直下不了床，眼看着越来越厉害，只能让洪蓝一个人出门做生意。
说完，洪老太又问女儿在哪里，我说，洪蓝下蛊害死了人，被警察抓了。洪老太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什么，马上又改口说汉话：“是我下的蛊。”
洪老太说，上周的一天夜里，病得厉害，心里害怕，半夜就给女儿做的臭干子下了蛊虫，“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就想多活些日子，一糊涂就害了人。”第二天女儿出门后，她又觉得后悔，“她回来我就跟她说了，现在出事了，她肯定是怕警察找我。”
我问她具体哪天下的蛊，她想了半天，说不清日子。小宝问她为什么躲在墙里。洪老太叹了口气，说那是生死门[摩梭人的生死门一般在祖母居住房间的墙壁里。老人死去后就裹上白布停在这里，族里女人生小孩也在这里，其余时间或其他人都不能进去。这是一种对生死的理解和尊重。]，摩梭人死去的老人都要在生死门里停放，“女儿两天没回来，我怕自己要死，就躺了进去。”
说完，她发了会儿呆，说：“人是知道自己死期的，墙上的经书我都没换，过不了这个月了。”
生死门边上贴的怪画就是她说的经书《达巴经》，是摩梭人的历书，用来算日子。
第二天中午，汪亮托人打听到了关洪蓝的监狱，我装作记者见到了她。洪蓝确实只有15岁，看起来像十八九的姑娘，梳着长辫子，问她话就睁大眼睛，有点慌，但汉语比洪老太说得流利很多。按照洪蓝的交代，洪老太养的蛊确实被下进了臭干子里，但是自己背着母亲偷偷干的，“我怕母亲活不了，就帮她给人放了蛊。我知道自己害人了。”
我问她具体怎么下蛊，她说，洪老太养的蛊虫，隔段时间就会做成干粉蛊毒备用，她在几个臭干子里放了毒粉。
“具体是哪天？”
洪蓝想了一会儿，说：“5月4号，我记得那天很多学生，生意好。”
5月4号早上，巡警已经发现了文家四口的尸体——死人当然吃不到臭干子，一件案子变成了两件。
我没再多问，给了看守一个大洋，让他好好待小姑娘。
回到西四，小宝和汪亮已经从洪蓝家找到了毒虫做的干粉末。按照洪老太说的地点，还在院子树底下挖出了几十具动物的尸体，多是鸽子、麻雀，还有四五只野狗。
小宝捉了一只坛子里的蛊虫，是大斑蝥。
“这东西医书有记载，可以入药，但也有剧毒，能吃死人。”
汪亮不确定，把粉末和活虫带到了道济医院化验室，研究了俩小时。他说，按照西医方法分析，斑蝥有毒，是因为身体关节分泌一种毒素，一只毒素旺的活虫子吃了可能会死，但如果只是吃了点虫子做的干粉，应该死不了。
傍晚，我们又去了火神庙，在洪蓝平时摆摊的地方打听了一圈，没听说有人吃臭干子出了问题，没有吃死人的事儿。只有一个卖旧书的说，自己4号中午贪嘴，吃了半斤臭干子，晚上闹肚子，上吐下泻，大夫开了几剂寒凉祛火的草药，喝一天就好了。
第二天一早，我约了汪亮去警署，要赶在悟善社神判大会之前，把洪蓝弄出来。他却迟到了一个钟头，慌里慌张跑来，说：“完蛋了！金木，又他妈死人了。”
文家剩下那小孩，连同那个帮殓葬尸体的亲戚，昨天都死了。汪亮一脸惨白，“最吓人的是，上回在文家验尸的那个法医也死了。三个人的症状跟文家四口一样。”
小宝问尸体在哪儿，马上要去看看。我拉住小宝，说先别忙，然后对汪亮说，赶紧拦住巡警，千万别乱碰尸体。我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儿：十年前的东北大瘟疫。
民国前一年（1911年），我刚回国做记者，去哈尔滨调查，遇上“肺鼠疫”爆发，半年里死了6万多人。去年年底，哈尔滨再次爆发鼠疫，虽然疫情控制得好，但也死了不少人。
汪亮和小宝都吓呆了，说不会那么可怕吧？要是鼠疫咱们可能也会死。
“我也不知道，但心里不踏实。”
汪亮通知了警察厅卫生处，从道济医院找了两名内科医生，带上几件防护服、“伍氏口罩”[1910年哈尔滨鼠疫爆发中，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发明了棉纱制作的防传染口罩，这种口罩让病源人群和健康人得到了有效隔离，遏制了肺鼠疫的进一步扩散。这种加厚的口罩，被后人称为“伍氏口罩”。]和防护眼镜，要去给那个法医做尸检。我说：“别检验了，先带到医院隔离再检，千万不要碰尸体。”我和小宝去了中央防疫处，说明情况。防疫处的人不信，我说：“这事儿很严重，要是明天上了新闻，你们就有责任。”
听我这么说，那人才给处长打了个电话。处长倒是警惕，问过情况，马上安排了七个防疫医生，跟我们去了顺义。到了顺义，防疫医生用厚纱布包紧小孩和文家亲戚的尸体，缠紧了绳子，又给各个角落消毒，给巡警发了防护服，让他们封锁了房子。我和小宝找了一个大木箱，装了尸体，找马车送到了同仁医院。
下午，检疫结果出来，确认死因是腺鼠疫。
我问医生具体怎么回事，医生没解释，把我和小宝送进了隔离间，脱光衣服从里到外彻底消了一遍毒。小宝说，我看那检疫结果，估计是“疙瘩瘟”[腺鼠疫，为鼠疫最常见的类型，平时流行中80%以上为此型，在脓肿破溃后或被跳蚤吸血时才起传染源作用，在被感染的鼠类或跳蚤叮咬后，伤口附近的淋巴腺会有发炎的现象，进而可能扩散到全身的淋巴腺。一般情况下，腺鼠疫不通过飞沫传染，从症状来看，属于小宝所说的“疙瘩瘟”的一种类型。]。
折腾到傍晚，汪亮那边也把尸体送到了医院处理，已经下葬的文家四口，都挖出来火葬了。防疫处配置了血清、疫苗，给所有疑似接触者打了疫苗。
回西四前，防疫处的医生给我、小宝和汪亮一人打了一针。医生走后，我们三人呆坐了半个钟头。汪亮心里不平静，又打了很多电话，打听鼠疫的事儿。他从交通厅的朋友那里打听到，各大车站已经开始查东北来的人了。
小宝说：“鼠疫的事儿咱们已经帮不上了，明天悟善社神判，洪蓝怎么办？”
我没答话，打了个电话给路道谦，问他神判要怎么弄。磨了半天，我答应他会陪他去放生，路道谦才说了神判的方法：“上次乩童蹚火记得吧？明天神判也差不多，像乩童一样蹚了火没事，就无罪。”
挂了电话，我又打给了许赞堃，问他有什么办法。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民国五年，他在漳州教书时，有个疯子爬上了学校的八卦楼，大骂学生老师都是他儿子。校工要上去捉他，他纵身从楼上跳下来，楼高五六米，他一点没事，爬起来唱着歌就走了。
“那疯子心里只想着跳下去，一点没想过跳下去会死会伤。巫术，有时候不过是加强这种信念。这事儿要是躲不过，就大胆试试。”
我犹豫了一下，他又说：“当然，我会教你个办法。”
听许赞堃讲完，我给了汪亮十个大洋，让他去监狱想办法跟看守喝点儿，今晚我得去监狱见洪蓝。
汪亮走后，我和小宝去了同仁医院，按照许赞堃的建议，能帮洪蓝的只有她母亲。
小宝不明白，“那蛊毒没毒死人，文家四口也和下蛊没关系，为什么非要蹚火？”
我说，我相信洪蓝没杀人，但更重要的是得让人人都相信她是无辜的。“警署和悟善社是一家人，既然来不及阻止神判，就试试让神判证明洪蓝无罪。”
洪老太一听说臭干子里的蛊毒没害死人，马上闭上眼拜了一拜。我告诉她，洪蓝要回来，需要通过悟善社的神判。
蹚火的神判仪式，摩梭人的达巴教里也有，大小过错和纠纷，都会让神明来判定，族里人也相信这个。洪老太说，她小时候曾经练过蹚火，族里的年轻人平时经常练习蹚火，还有人爬刀梯，惹上了什么事，才不会受伤。但是洪蓝从小离开云南，从来没见过神判，可能会被吓坏。
许赞堃教我的方法，是让洪老太跟女儿聊聊，或许能有点儿作用。另外，准备一包湿润的盐巴[在相信神判的原始宗教中，踏火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一般来说，人人都会在平时练习相关的技能，否则一旦面临挑战，不仅容易受伤，还要背黑锅。有学者认为，神判算是吞火、踩钉板等杂技表演的雏形。在踏火的神判或巫师表演中，最常用的技巧是在脚底和腿上抹上一层厚厚的盐巴，盐巴遇火会噼啪燃烧，但能吸热，起到降温的作用。]，让洪蓝在神判前涂在腿脚上，这是那些乩童蹚火表演常用的办法，能快速降温。
我们和医院打了招呼，带洪老太去了监狱。汪亮已经和看守招呼完，我们到地方就进了牢房。我带着提前准备好的一大包盐巴，领洪老太去见洪蓝，她问我能不能一个人见女儿。我犹豫了一会儿，把盐巴递给她。
我和小宝、汪亮在监狱外等着，小宝说：“总觉得有点悬，她们聊这么一会儿，洪蓝就敢蹚火了？我都不敢。”
我抽了会儿烟，说：“我听许赞堃说原始宗教，觉得他们很不同，巫术对你不起作用，但对他们不一定。”
第二天一早，神判大会就在火神庙开了坛，围观的人比上回看乩童的还多。台上香火缭绕，锣鼓震天，也盖不住人群嚷嚷，好像谁都认识这个卖臭干子的女孩。主持神判的是路道谦和内一区那个悟空署长。俩人说了一通劝善爱国的话，宣布神判规则：不敢蹚火，或者受伤起泡，就是有罪。说完，就让道童点起了火堆，烧了一刻钟，火苗蹿起半米多高。
一会儿，洪蓝光着脚走上来，站在火堆后头，身影在火光里摇晃变形。底下人都没了声，我、小宝、汪亮和戴戴都挤在人群里，也瞪眼看着。
路道谦朝洪蓝摆摆手，指指火堆。洪蓝看了他一眼，又看看火堆，站着没动。过几分钟，她往前挪了几步，台下一片惊呼，她停下脚，台下也跟着安静。
戴戴推我，说真没事儿吗？我没吭声，点起烟抽。
洪蓝依旧没动，好像还后退了几步。路道谦站起来，重复了一遍神判规则，又坐回去。
洪蓝张了张嘴巴，自己嘀咕了几声，往前跑起来，一脚踩进火堆，瞬间火星四溅，噼啪作响，火苗往上蹿了几下。
戴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掐出个血印子。
人群尖叫还没落，洪蓝已经走出了火堆，站在台前，闭着眼睛弯腰喘气，额头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两只小脚丫子上蹭出几道炭黑，裤子上还挂着几颗明灭闪烁的火星。
路道谦和署长腾地站起来，一时没说出话。
汪亮哈哈大笑，说这下得“当庭释放”。
路道谦跟那署长嘀咕几句，大步走过去，瞅着洪蓝：“天道在神灵，善恶有分明。”他往左右各走几步，接着说：“洪蓝姑娘经过了神的考验，是无罪的。为什么？因为她的灵魂是善的。”
台下一阵欢呼。
路道谦挥挥手，继续说：“下个月初一，悟善社将再次开坛做法，请灵学大师讲道，说说如何像洪蓝姑娘一样保持一颗善心。”
台下又是欢呼。
汪亮说，我×，怎么回事？我笑了一声，说：“要是洪蓝今天没过这关，还是一样欢呼。”
我挤到台前，去叫洪蓝，告诉她母亲在医院等着。
路道谦看见了我，朝我一笑，说，我等你陪我放生。
把洪蓝带到医院见了母亲，我没再问她们下蛊的事，小宝和汪亮也没再提这事。我问洪老太，那天在监狱里和洪蓝说了些什么？洪老太说，其实没说几句话，抱着她念了会儿经。
洪蓝小时候不开心或生病难受，她都会抱着她念经，念了就会好，“我们信这个。我跟她说，神判和生病一样，是神灵的考验，能蹚过了火，唉咪（摩梭语母亲的发音）就能活下去。”
两天后，洪老太半夜安静地去世了，医生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说是自然死亡。
后来，给戴戴仔细讲了这几天的事儿，她问我，到底信不信蛊。
我说：“蛊是有的，但却很不一样。叫我说，洪老太和悟善社都会下蛊，你说哪个更毒？”
在太爷爷的时代，很多人会谈论巫术和蛊这些事情。现在，则更多地出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演绎得过分邪乎，反而让人没了兴趣。
从社会科学上解释，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里提出了“交感巫术”的概念。所谓交感，一是指模仿，二是说接触。比如说最常见的诅咒和下蛊传说，是拿人的头发、指甲，甚至可以对脚印做诅咒；再比如，扎小人，是最常见的模仿巫术。
仔细一琢磨，这种原始宗教的思维现在仍随处可见——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简单粗暴的思维：如果……，就会……。本来毫不相关的事情，说出来常常就成了诅咒，比如墙上写着：谁在这里拉屎死全家。这种诅咒，本质就是神判，以事后应验的心理暗示来恐吓人。
再比如，黑帮常用这招来评判小弟。《古惑仔》里陈浩南被下药诬陷勾引二嫂，要想自证清白，就得跪在关二爷面前，往肚皮上摁一把燃烧着的香。
洪蓝和洪老太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蛊，为活命去放蛊，就是这种单纯的原始逻辑，本质上是无知。悟善社则是蛊惑人心，扶乩和神判都在利用无知和恐慌来满足私利。很多名为信仰的东西，要么为聚众敛财，要么为扩大权势。
巫术和仪式本质上是种心理暗示，常有心理净化和疗愈作用，本身并无问题。就像一把刀，能救人也能杀人，不是刀有问题，是握刀的人有问题。
第21案 舞女情挑大世界 神偷显技黄浦滩
2001年9月，我在一所县城中学当过几天实习老师，碰上了9·11恐怖袭击的事儿。全校的电视都在播新闻，学生们瞪着眼看冒烟的双子大厦，惊讶得说不出话。
课间操时，大喇叭突然响了，是校长讲话，他说：“同学们，老师们，美国的大楼被人炸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下场！”
接着，又讲起了一段朝鲜战争的往事，一颗激动的心几乎就要从喇叭里蹦出来。他讲完话，学生们爆发出一片欢呼。
当时，我给听蒙了。我问学生，你们看见电视里那样，不害怕吗？有人点头，说怕；有人摇头，说离我们这儿远着呢。
1922年，我太爷爷金木和他的助手去了趟上海，插手了一件奇怪的盗窃案。这件案子里，有好几拨贼，干的事儿一件比一件大，挺吓人。
看完这个案子，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提起已经快被人忘掉的9·11事件。
事件名称：上海神偷
事发时间：1922年3月中旬
事发地点：上海宁波路记录时间：1922年4月初
北京小偷多，尤其民国九年（1920年）打完仗，城里一乱，干这行的更多了。不管要饭的、拉车的、掏粪的，还是当巡警的，凡是饿极了起坏心，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偷。各个城门里外，前门、香厂、天桥这些热闹地儿，常年贴着警署告示，提醒人防贼。
这些年做夜行者，我遇见过不少小偷，走在街上也能认出他们。小宝比我还警觉，谁多瞧他两眼都能察觉。上个月，我们俩去了趟上海，小宝却在黄浦江码头折了一回。
我前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报名学了个函授英文科[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开设了函授学社，首先开设英文课。金木于1907年曾留学日本几年，精通日文，但英文较差，因此学过函授课程。]，去上海是为了领个证书，当面感谢几位老师。
那天傍晚，领完证书，我和小宝乘轮渡过江，准备去法租界逛逛，给戴戴买点新鲜玩意儿。船行一半，小宝开始晕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半蹲着干呕。我笑他没用，他说，这是因为他练武，平衡感太敏锐，反而比平常人更容易晕。
船靠岸，我俩跟着人群下船，一个戴礼帽穿大褂的瘦子从小宝旁边走过，撞了一下，小宝捂着嘴，摆手让那人让开。这时，一群拉洋车的堵在码头上拉客，那瘦子伸手招呼，叫了一声：“王八车！”
小宝听见，哈哈一笑：“上海人叫车怎么骂王八？”
我说人家说的是黄包车（上海话发音“黄包”听起来像王八），胶皮车在上海叫黄包车。小宝学了一句，又哈哈笑，一阵嗝上来，吐了自己一身，西装褂子上全是。我赶紧掏出手绢给他，帮他脱下褂子。“哐啷”一声响，一个黄澄澄的东西从他褂子口袋里掉在地上，是块一指宽的金条。
小宝丢下西装，转身往码头上追，找那撞了他的瘦子，早没影了。我捡起金条掂量几下，有二两沉，上头印着“茂生银楼”的字样，民国十年（1921年）铸造，角落还印了个“朱”字。
小宝拿过金条：“那瘦子是个小绺儿（老北京称呼小偷为小绺lǎi儿），要不是我晕船肯定逮着了。”
我说，哪有小绺儿给人塞金条的？小宝说也是，拿过金条咬了几下，掂量掂量：“好像是真的。”
俩人正纳闷，一个穿白西装戴鸭舌帽的年轻人走过来，后面跟了几个黑大褂。那年轻人眼睛黑白分明，骨架清瘦，像把匕首。走近细看，竟是个半大的姑娘。她指指小宝手里的金条，皱了下眉：“我能看看？”她手上戴着副皮手套，握着把掌心雷[即M1906袖珍型自动手枪。]。
小宝犹豫，小姑娘身后一个黑大褂上来就夺金条：“识相点。”
小宝一拳打在他小肚子上，那人蜷起身子蹲下，后头几个围上来，每人袖子里伸出把枪。这种阵势，在北京不常见。《申报》的老朋友曾跟我说，上海强盗比小偷多，干的都是简单粗暴的营生。但十几岁的小姑娘带枪上街，应该不多见。我示意小宝别冲动，拿过金条递给了她。小姑娘接过金条看了看标记，揣进口袋。她“嘿”地一笑，走近一步，盯着我：“别乱动啊。” 伸手摸我两边的西装口袋，掏走了我的枪。
出了码头，小姑娘叫了几辆双座黄包车，我和小宝分别被一个黑大褂押着坐在车上。到了洋泾浜一带，车子拐弯上了一条宽大的马路，叫爱多亚路[洋泾浜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清末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并入了两岸原有的小马路松江路和孔子路，成为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定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名称源自英皇爱德华七世。]（今延安东路）。马路全是西洋水泥铺成，通了有轨电车，两边全是高楼。民国五年（1916年），我离开上海时，这条路刚开始修，还没取名儿。
我问黑大褂，这是要去哪儿？
黑大褂瞟了我几眼：“北京人？真是乡巴佬，拎伐清，什么人的货都敢动。”说完，指了指不远处一座高耸的尖塔楼。这是上海大世界。
我们俩被带进大世界顶楼餐厅的一间包房。包房里坐着个穿绸子大褂的男人，正埋头吃饭，一小口一小口喝汤。小姑娘和黑大褂押着我站在一旁，也不说话。那人吃完，掏出手帕擦嘴，抬头看过来。他摸摸梳起的背头，盯着我看了一会，笑出声来：“册那娘（上海话，类似他妈的），怎么是你！”
我也笑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钟树海，还是被当贼抓来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我有个朋友的儿子被云霄五岳门拐走，老钟和我一起查了这个案子。当时，他还在天津青帮混。办完那事儿，老钟去了广东，说是要搞革命。一别四五年，他竟加入了上海青帮。
他说，干他们这行的，可以不要命，但家还是要的。他是苏州人，家里有母亲和姐姐，在上海做事心里踏实。
介绍了我和小宝，那小姑娘盯着我俩：“读书人还能那么厉害？”说完，掏出我那把枪，搁在饭桌上。
老钟瞪她一眼，伸出手掌：“你自己的呢？”她别过脸哼了一声，掏出掌心雷，塞给老钟。
这小姑娘叫林小山，是老钟的养女。几年前，她父母在江边遇上抢劫，死在水盗刀下。老钟救下她，带在身边。老钟说，自己从小佩服读书人，想让这孩子读书，给她报了租界的洋学校。她却成天逃学，玩枪玩炮，比谁懂的都多，“金条的事情，紧盯着不让她插手，还是跟着瞎闹。”
上个月15号，宁波路福源钱庄[福源钱庄，本名协源钱庄。经宁波慈城人秦润卿经营后，成为上海钱业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丢了一批金条。这批货是朱五一笔生意的贷款金条，共30斤。那天正在店里交接，闯进两个端机枪的蒙面人，打死保镖，抢了金条就跑了。
我说，朱五是谁，这种事交给巡捕房不就行了？老钟摸出个烟斗点上，说自己本来不想插手，但碍着朱葆三[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创办多种实业，亦投资保险业，是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日浪潮，晚年朱葆三因亲日立场，被人指责卖国，不得不辞去上海总商会会长之职务。]的面子，“朱五是朱葆三的公子。”
我惊了一下。这是个三天两头都要见报的名人。从前在《申报》，我还为他救济定海灾民的事，写过报道。
今天早上，小山得到消息，说有人在码头兑换那批金条，带人赶了过去。
小宝说，肯定是有人引她去的，随便栽赃个人，把事儿搅乱。
老钟点头，说：“栽赃你的那金条，就是茂生银楼的，每个都特意印了朱家的标记。敢拿真货来钓鱼，不会是小贼。”
小宝挠头，说要不是我晕船，他跑不了。
老钟大笑：“要不晕船，也没人敢拿你下手——这事我会办，再多金条也比不了朋友，先好好玩儿几天。”
晚上，老钟带我和小宝在大世界舞场喝酒。老钟开了几瓶香槟，邀请其他客人一起喝。舞场里灯光昏暗，地板光滑，一个洋人吹奏着萨克斯，角落里站着一身白衣的年轻人，臂弯搭着毛巾，等着随时伺候。北京没有这排场，小宝看得晕头转向。
一个穿旗袍短裙的卷发女人走过来，坐进老钟旁边的沙发，翘起腿，用红色的高跟鞋指了指我和小宝：“海爷朋友？”
老钟放下雪茄，介绍说，这是大世界的“跳舞皇后”，叫岫云。她拉起老钟，要跳舞，老钟摆手：“你陪老金玩儿。”说完，也不等我说话，就叫人买了舞票。
岫云拉我进舞池，跳起交际舞。幸好我从前跳过，多少记得，还不算丢人。她脸上抹着浓妆，颧骨挺着，嘴角一笑，就垂下眼睛。我跟着舞步走，低头不说话。这女人脚踝很瘦，小腿有劲，裙角下露出浑圆的大腿。我问她是不是跳舞很多年了，她没接话，反问我：“金爷北京来的？我也去过北京。”
我说是，问她哪里人。
“我是苏州人，跟海爷是老乡。”
舞池里换上了爵士乐，我俩停下脚步。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笑声，一个梳油头穿西装的男人仰头笑着走过，他一左一右搂着俩白俄妓女，都半裸着胸脯。岫云扭头瞅了一眼：“这个瘪三儿不知怎么一夜发达了，听说拿金子当钱花。”
我“哦”了一声，请她到窗边抽烟，问她怎么回事儿。她指着那男人的背影：“这人以前纠缠过我，当时没见他那么有钱。前天有姐妹说他大把花钱，还说自己有金子。”
我抽完烟，给了岫云小费，让她先自己玩儿。
老钟查了这人，果然有问题。他是个小偷，叫袁阿生，常年在法租界混，有一套手艺，专吃珠宝店和银号钱庄，是个“瓢把子”[瓢把子，江湖黑话，指人的脑袋，也指帮派小头目或某区域小偷的头目。大一点的区域，还会有大瓢把子。按照规矩，在瓢把子管辖的范围内，小偷偷了东西，不能马上就卖就花，要先在瓢把子这儿保管三天。三天之内，要是失主有势力，找得急，还能物归原主；要是过三天没动静，那就能放心地花了。]。
老钟叫人查了他在大世界的账单。半个月前，他才开始大手大脚花钱的，不但天天点好酒，还给过不少舞女小费。除了大世界，附近的赌场也有人见他，输得多，也不心疼。最要紧的是，福源钱庄被抢的那天早上，有人见他去过，他走没多久，就出事了。
我说：“这舞女的话也不一定准。事情出在你地盘上，这种人不敢吧？”
老钟给我和小宝倒酒：“先抓。要真是个瓢把子，多少会知道点儿什么。”
他怀疑，这件事很可能是外来的匪盗做的，袁阿生应该是个踩点牵线的。早上在船上栽赃小宝的那人，已经查过，就是个外地来的，收了钱办事，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用老钟的话说，上海地面上虽然乱，但不管大盗还是蟊贼，都是明面上的，谁管哪片儿大家心知肚明。越往北方的人，反而越不懂规矩，都喜欢偷着摸着干。
第二天一早，老钟安排的人还没动手，小山带人架着袁阿生来了。大清早，小山找了两个法租界的便衣华探[上海租界的华人便衣侦探，相比洋人侦探高鼻深目，华人便衣更容易隐蔽身份。]，连哄带骗，两人便堵在袁阿生住的饭店门口。这贼确实有一手，一出门就察觉不对，溜着墙根走，两个便衣紧跟着，从法租界追到了英租界。袁阿生从老北门跑进河南路，进了英租界，转身跟法国巡捕打招呼，巡捕干瞪眼，不敢越界。
“就知道这小赤佬会玩儿花样。”小山伸手揪着袁阿生的招风耳，“幸亏我早就找好了英租界的红头阿三。”
老钟让小山放开袁阿生，问他知不知道福源钱庄的案子。袁阿生撩了撩耷拉下来的头发，看了看老钟和我，点了点头：“听说丢了金条？”
小山摘下皮手套，扇了他一巴掌：“金条在哪儿？”
袁阿生大喊冤枉，说不是我干的，边说边摇头，两只耳朵呼扇着。
老钟拉开小山，看着袁阿生：“你要知道这批货的来历，恐怕就不敢瞒着什么了。”
袁阿生一挥手，大叫一声：“海爷别说了，不用您说来历，我也不敢瞒着什么。”
老钟抽了口烟，等他说话。他看了看我们几个，脸上一红，耳朵动了两下，说：“我是中了彩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令禁止彩票，但军阀割据，民国政府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彩票，于是又流行开来。比较特殊的有救济水灾的“黄河彩票”、发展空军救国的“航空彩票”等，其中航空彩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的爱国激情，鲁迅也曾撰文称赞。]。”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彩票副券。这是张轮船彩票，今年元旦发行，我在北京也见过。
袁阿生确实想过去福源钱庄偷一把，但从没想过要偷金条。那天早上，他一睁眼就想赌，发现手里没钱，就想出门偷点儿，“福源钱庄离得近，路又熟，我就去踩点儿。”他挠挠腮帮子，两只招风耳抖动一下，“一进去，伙计正推销轮船彩票呢。”
一张彩票半毛钱，大奖几万块。袁阿生一心动，买了两张。第二天兑奖，竟中了一万块。他偷着领了钱，这半个月来就没再偷过，光顾着花钱，乐得都不想做贼了。
“幸亏没偷钱庄，那不等于偷了自己的钱？多亏啊。”他说，要是不信，可以去钱庄查票据，“他们扣了捐（税），我拿到六千多块。”
派人去福源钱庄，果然找到了票据证明，上头还有他兑奖摁的手印。老钟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招呼人倒了杯茶。袁阿生低着头，抬眼瞟了一圈，慢慢坐下，跷起二郎腿，露出起了毛的旧皮鞋，又马上把腿放下。
“相信你没偷，说说你知道的吧——好歹是个瓢把子。”老钟指指茶杯，让他喝。
他弯腰一捧茶杯：“海爷看得起我。听说这两天南市有个大生意，在码头交货，是用小黄鱼[小黄鱼，当时民间对金条的称呼。一两、二两的金条称小黄鱼，更大的金条叫大黄鱼。]交易。”
我笑了笑：“怎么知道你不是胡扯？”
袁阿生脸一红，耳朵抖了抖：“信得过我，偷出来给你瞧。”
钟树海放下茶杯，抬头看看我。我们对视一眼，没说话。
袁阿生继续说：“海爷嫌我没本事？放我走，打听到时间就下手。”
钟树海盯了他一会儿：“好，要能办成，少不了好处，还要交你这个朋友。”
南市董家渡码头，白天热闹得很，夜里不见个人影，只有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有点瘆人。
袁阿生打听到那帮人4点交货，就在码头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凌晨3点多，小山开了辆别克车[当时上海滩的权贵、富豪，主要开别克、福特、凯迪拉克等车型。1924年，逊帝溥仪从北京亨茂洋行购买了一批轿车，其中就有一辆别克四门六缸豪华轿车，此车售价3400大洋。]，带着我、小宝和袁阿生来到码头附近。我让小山等在车里接应，带着小宝和袁阿生去了码头——老钟特意交代，不能让孩子跟着瞎搞事。
仓库的院子里，亮着一盏微弱的弧光灯，我们爬上一个仓房屋顶，观察院里的情况。两伙人站在灯影里，地上放着四个箱子，一个小皮箱，三个大木箱。半里地外有个瞭望塔，一束探照灯打在院子里，有节奏地扫来扫去。
小宝指指院里，问袁阿生：“怎么过去？”袁阿生盯着探照灯看了一会儿，挠挠腮帮子：“走过去。”说完，沿着房顶溜了下去，落在院子里，径直就往那群人走去。
小宝拽拽我：“这小子傻？这不找死吗？”
我没接话，看着袁阿生往前走。他走走停停，一会儿站着一动不动，一会儿蹲下来，盯着地面发呆，走到树下面，就贴在树干上。探照灯左右移动，院里一阵亮，一阵暗。袁阿生始终让自己跟在灯光后头，越走越接近阴影里的几个人。
两伙人聊完，交换了钱和货，分头去了仓库两边，完全没察觉有人走近。袁阿生好像消失了。
小宝瞪大眼：“妈的，他们瞎了？这是演戏耍咱们？”
只见袁阿生从阴影里轻轻弹起来，几步跟上提小皮箱那人。那人一动，他就跟着动，那人停下，他也停下，始终贴在身后。我想起戏台上表演黑夜偷东西的武丑时迁，跟在人背后贴着，被偷的人睁眼瞎一样周旋。这小子真是个神偷儿——不是被偷的人瞎了，而是他跟着人坐卧站走的节奏，细微察觉，准确地反应变化，甚至呼吸都跟人一致。
后来，他告诉我，他瞧不起蛮干的强盗，毫无技术含量，更看不起在滚水里捞肥皂和嘴巴吞刀片的同行。最厉害的贼不是动作有多快，而是跟上别人的节奏，会隐身。就这一样本事，他苦练了十年。
袁阿生跟着那人绕了几圈，等机会下手。忽然一阵汽车马达声，院门冲进一辆车，跳下四五个黑衣人，抡起机枪就扫射，一排子弹打在仓库墙上。
我和小宝赶紧从房顶下来，躲在黑处。院里传来交火的声音，一阵骂声，听上去是群日本人。
过了五六分钟，院里没了动静。我俩沿着院门溜过去看，那辆车停在院子中间，还没熄火，黑衣人全死在地上，像是遭了埋伏。之前院里交货的几个人和袁阿生都不见了。
又等了一会儿，仓库后头走出三个人，每人提着个大皮箱。领头的穿着风衣，头戴呢子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三人经过汽车时，里头突然跳出个日本浪人[清末民初的上海，并无合法的日租界，日本人一直要求签约，并往公共租界移居侨民。除了老实勤恳的普通日本人，就是有军方背景的日本浪人，名义上是“维护”侨民的利益，暗中寻找侵华的借口。]，一刀刺向三人。领头的那人拎起皮箱挡住东洋刀，抬腿把日本浪人踢翻，露出一条修长的腿，小腿紧绷，大腿浑圆——是个女人，风衣底下穿着条裙子。她抬手一枪，打死倒在地上的日本浪人，带着另外两人跑到岸边，跳上一艘小艇。刚刚站稳，不知从哪又冲出俩黑衣人，朝江面上一通乱射。三人蹲下躲避，一个人手中的箱子掉进了江里。小艇左右摇晃几下，往江心冲去。领头那女人，礼帽被风掀飞，飘起一头长长的卷发。
这时，一辆别克车沿着江岸冲来，小山从车窗探出身，抱着一把“手提花机关枪”扫射，两个黑衣人应声栽倒。剩下几个朝着别克车一阵猛扫，车窗被打得稀烂。我翻身冲出去，开枪放倒了几人，喊小山停车。
这孩子从车座上站起，扬起枪，喊了声“金爷有两下子”。跳下车，看见院里一地死人，她开口就骂：“册那，我以为你们死了——你们干的？”
我说完刚才的情况，小山把机枪递给小宝，一个猛子扎进江里。半根烟的功夫，她在百米开外的江面上冒出头来，高高举着那人掉下的皮箱。
她爬上岸，把箱子递给小宝：“看看什么东西。”
小宝看了她一眼，脸憋得通红，脱下西装褂子递给她。小山哈哈一笑，扯了扯贴在身上的衣服，接过褂子披上。箱子里是四把手枪，还有五颗法式手榴弹。那三人带走的两箱，八成也是军火。
小山蹲下，拿起一把枪，退下弹匣：“真家伙，都是德国货。”
江面上哗啦一声水响，又钻出个人，是袁阿生。他手里也举着个箱子。这是他要偷的小皮箱，里头满当当全是金条，正是福源钱庄丢的那批。
袁阿生说，他本想偷那人，没想到外头开了枪，“吓得我赶紧跑，那小子却给人一枪打死了。”他拿了箱子就跳进江里，贴着条木船藏在水下，直到岸上没了动静才敢露头，“我看这帮人像北方来的——太野了，偷金条不算啥，估计还想干票大的。”
小山把武器和金条装进别克车，我和小宝检查了死去的黑衣人，一共九个，人人腰里都别着武士短刀。这群日本人不像卖枪的，也不像买枪的，更像是来打镲的。
我跟小山要了车钥匙，让她坐在副驾上，准备趁天没亮回城。一转眼，却不见了袁阿生。这小子悄无声息地溜了。
把小山送回老钟家，我和小宝去了大世界。舞场领班说，岫云小姐请了假，半个月后才来。要是没猜错，董家渡遇上的女人，就是这位大世界的跳舞皇后。
我问领班，岫云小姐全名叫什么？什么时候来的？
“姓郑，全名就叫郑岫云，来了有两年。”领班想了想，又说，“北京来的，但上海话说得很好。”
郑岫云住在法租界亭云里18号，房间里非常简洁，除了床铺，只有书桌和衣柜，一点不像个舞女的住所，连梳妆台都没有。墙上贴着张月份牌，从年初到前几天的日期都画上了叉。3月28日的数字上，画了一个圆圈，似乎是很重要的日期。
小宝在床头发现了一摞报纸，全是一个名叫《外滩新新报》[《外滩新新报》为上海报人钱芥尘创办，1920年创刊，1926年停刊。主要登载外滩的新闻轶事、轮渡航班时刻表、传奇故事等。]的小报。“这女人干嘛买这么多一样的报纸？”小宝边说边把报纸递给我。
这是份专门介绍外滩的旅游小报，上面画着外滩详图和景点介绍。一般只在外滩卖给游客，其他地方很少见。
我搁下报纸，拉开书桌的抽屉：“她又不是来旅游，买这报纸肯定是想把外滩研究透了。”
抽屉里放着个硬壳笔记本和一摞《民国日报》，我拿起报纸和本子，里头掉出几发手枪子弹。我打开笔记本翻看，里头密密麻麻写的全是朝鲜文，除了日期，什么也看不懂。
郑岫云是个朝鲜人？我把东西带给老钟，让他找懂朝鲜文的人看看笔记本。
更准确地说，郑岫云是个韩国人，而且是个危险的韩国人——义烈团的成员。那本笔记，是她记录的工作汇报。
老钟说这事恐怕很严重，建议我不要插手，“自从上海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3月，玄楯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设立临时事务所，组筹临时政府，4月正式成立，并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元年。]，韩国人越来越多，日本黑帮和浪人到处抓闹独立的韩国人。”
郑岫云抢金条买军火，恐怕是要闹事。前天在董家渡遇上的日本人，应该是要提前下手。
翻了翻郑岫云的笔记，里面也提到了3月28日，是一星期后。我跟老钟说，还是找人细查一下，要真在上海闹事，恐怕会伤及无辜。老钟犹豫了一会儿，点头说是。
晚上，他安排人去虹口打听，3月28日外滩可能有什么事。结果比想象的严重——3月28日下午3点10分，一艘由菲律宾开往上海的“亚历山大号”客船，将在外滩停靠。一名日本大将要在外滩登陆，日本人很可能举办欢迎仪式。
义烈团要是搞暗杀，外滩不知道得死多少人。
3月28日下午3点，外滩新关码头上挤满了迎接亚历山大号的人，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挤成一团。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亚历山大号客轮缓缓靠岸，日本领事馆的人早在岸上列队等候，几个穿和服的女人，手捧着鲜花，打起条幅，上面用日文写着：欢迎田中义一[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大正、昭和期间的政治家及军人，第2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将。
我和小宝、小山带了十几个青帮弟兄，分散在码头各处，寻找郑岫云。我站在招商局大楼台阶上，观察涌动的人群。根本不见郑岫云的影子，只有等她行动，或者最好不要出现。
小宝从人群中挤过来，出了一头汗。他指着日本领事馆人群外的一个平头男人：“那人有问题。”这人穿着黑色大衣，敞着怀，两手插在衣袋里。“我盯了一会儿，他不往前走，也不往回走，但也不跟人说话，不像那些嚷嚷的日本人。”
我说你上去打个招呼，看他说不说中国话。
“不用，你看他那眼睛小的，八成是高丽人（韩国人，当时民间习惯用旧称）。”说完，小宝挤进人群，往那平头挤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