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说话，暗中观察两人。自从干起夜行者，第一回 演得那么累。.19
看守问，咋办，要不要找大夫来？——金先生，你没事吧？
金木勒紧自己的口罩，说没事，戴着口罩呢。他看了看佘小叶，半张脸蒙在口罩里，两眼吧嗒吧嗒掉眼泪，一声也不吭。过会儿，她擦擦眼泪，睁大眼睛，抬头看着金木，说：“给我爸爸吃。”说完，把攥在手里的点心递给金木。金木接过来，把捏皱巴的油纸包整了整，交给看守，递进车厢给了佘四德。佘四德接过点心，瞪着金木，大喊：“放开她！”看守怕他又要出来，推上了车厢拉门。
车门关上前，佘四德使劲扒着门骂。金木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抱起佘小叶，一字一句告诉她：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火车不能随便上，再过三天，爸爸、妈妈和哥哥，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隔离区的医生要求，佘小叶必须马上隔离。她没戴口罩进了隔离车厢，虽然车厢里的人目前都没有明显感染症状，但不确定是否有潜伏未发的感染者。当晚，佘小叶住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按隔离规则，不是同一批接触者，不能隔离在一起。
晚上，伍连德来到格兰德旅馆。金木以为终于能有机会采访了，伍连德却带来了林家瑞和一名防疫医生。他要确认，金木是否需要隔离。
量体温，心肺呼吸检查，没有感染迹象。伍连德问金木，进入车厢的半分钟里，具体都发生了什么：“任何细微的事情都不要放过。”
金木迟疑了一分钟，说：“我看见那孩子上了车，跟着跳了上去，抱起她，又跳下来。”林家瑞记下后，金木又补充了一句：“没碰到其他人。”
没有资料能解释，金木为何隐瞒了口罩被佘四德抓掉的细节。从后来金木的遭遇来看，我怀疑，恰恰是太害怕感染上鼠疫，才令他不想被隔离。人在恐惧的时候，往往回避不好的遐想。除此之外，当时的金木也有可能对伍连德不太满意。他对当天事情的简述写道：“危急关头，必有情急之举，伍博士却指责我理性不足。医生果真铁石心肠。”
那天晚上，伍连德反复问了金木三遍，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依然不放心，让林家瑞带他去了第三区防疫处的消毒浴室，按照防疫人员的标准，从里到外，包括衣物用品，做了消毒处理。
金木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伍连德最焦灼。来东北这些天，他一刻不停地奔波，不是在疫区巡视，就是在实验室研究。这天从格兰德旅馆离开后，他却去了于道台那里，两人喝起了酒。过了午夜，就是辛亥年春节，朝廷的回信却迟迟不来。
两人喝到11点多，话都说完了。外头一阵马蹄声，自远而近。伍连德顿时酒醒，此时的傅家甸，跑马的只有信差，恐怕是朝廷回电了。
焚尸
摄政王府发出的电报只有八个字：圣旨，准伍连德所奏。
随附的是外务部的一段训令：
“查死欲速朽，古有明训，佛法慈悲，不崇火化，特习俗所沿，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染疫日厉，与其积尸酿灾，殃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死者之心，况流毒社会，无所底止，请各属遵照实行，并苦口演说。”[引自《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年2月14日。]
公元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清晨。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棺材和尸体堆里忙活。他们把每100具尸体或棺材堆在一起，摞了22堆。
督办的官员从日本商人那里，买来上百桶煤油。警察在坟场四周摆放了机械水泵和消防水管。除了参与工作的杂役，现场没有老百姓观看。这场大火的观众，是疫区的高级医官及几个特邀的军官和地方官。
金木和拐子在一起，远远站在坟场一头。拐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他刚和其他两个埋葬队员搬完尸体。为了不碰着尸体，他的手上也戴着厚厚的手套。
拐子附在金木耳边问：“金先生，我从没照过相，你能不能给我们照张相？”金木看了看他，点头答应，让三人并排站好，拍了张照片。
这件事，我是从拐子的孙子赵平寇那里听来的。2016年12月底，我在长春见到了88岁的赵平寇先生——他是名退休的学者，带着几名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做社会学研究。
赵先生详细讲述了拍照的事。这个故事，是他的传家宝，从记事起，爷爷就给他讲那场鼠疫的故事。他说，爷爷每回都要一字一句地讲：“我爬上了尸堆，往下浇油，那火烧得——惨。”
金木之后在傅家甸的惊险经历，我也从赵平寇先生那里补充了重要的信息。而那场烧了三天的大火，最详细准确的记录，还是伍连德的回忆录：
“开始是将煤油泼在尸堆上，当发现此法颇为缓慢时，某些胆大的工人即自告奋勇要求登上堆顶将成桶的煤油向下浇洒，当即得到首肯。在泼煤油结束前一小时，每一堆上都分别放置了石蜡。”
“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须臾间，棺材着火，噼啪作响，烈焰腾空。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历史场景。不久，高耸的火堆逐渐坍塌，落在被高温融化变得松软的地面。在场诸君无不兴奋异常，值此付出的努力进入高潮之际，聊感慰藉。”
从下午两点到傍晚，22个巨大的火堆一直在燃烧，黑烟弥漫整个傅家甸，松木燃烧的微香包裹着阵阵焦臭，钻进每个人的鼻子里。大小的街市里，有人欢呼，有人大哭。入夜后，防疫局发出传单，让老百姓放爆竹烟花驱邪祈福。全城烈焰腾空，硝烟弥漫，火药味儿呛入鼻腔，冲散了先前的阴森气。
伍连德则想着，“此乃公众之科学实验，燃放鞭炮无异于一次广泛的硫黄消毒，对于令人闻之胆寒的傅家甸，那些空气中充满细菌的‘闹鬼’住宅，至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史料记载，就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吉林、黑龙江巡抚，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随后的半个月里，俄国防疫局也将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还从坟地里挖出一千多具已经埋葬的尸体烧掉。
金木和拐子从坟场走回城里，俩人都没开口提焚尸的事儿，聊了会儿北京，又聊起了天气。拐子说，天寒地冻的，咋头上净冒汗呢？金木说，是啊，我觉得脸上烧得慌——你看我脸红吗？
聊着聊着，就又绕回焚尸的事儿了。拐子说，我娘和我媳妇，都烧里头了，对不住她们。金木说，至少活了你们爷儿俩。拐子点头，说那是，要不我也在里头烧着呢。
金木没接话。他忽然问拐子：“你认识佘四德吗？上回你拉去的那个佘老先生他儿子。”拐子使劲嗯了一声，问怎么了。金木摇摇头，说没事。
半天，拐子叹口气：“烧是烧了，还不知道管用不。佘家人有事没有，还得等几天看看。林大夫说有时候这病三四天才看得出。”过会儿，又说：“这家子人都犟——一条道跑到黑，听说佘老四（佘四德）还闹着回老家呢。”
鞭炮嘈杂中，街角的一间屋子突然发出一阵哭丧声。有人从里头卸下门板，走出来穿着孝服的一男一女，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戴个孝帽子。男人在街口点着一沓黄纸，三人扑倒就哭，劈柴似的哭腔惊动对角的邻居，出门来劝。
那天夜里，金木睡觉没摘口罩。他在日记里说，到哈尔滨以来，那哭声让他头一次感觉害怕。日记的最后，他抄录了一段《老残游记》的序言：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
这半座城染鼠疫死的人，都有始无终。
复活
2016年，剑桥出版了一套亚洲史研究丛书，其中一本《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中，有个单独小章节介绍“鼠疫斗士伍博士（Mr.Wu.）”，除了介绍伍连德医疗生涯中几次防治鼠疫、霍乱，里面还特意提到一句：
“尽管亵渎了中国传统习俗，伍博士仍然向帝国请求火葬，并获得了准许。”[原文为：Wu sought and granted imperial approval to cremate plague victims, even though cremation violated Chinese custom.]
《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中，演绎了傅家甸焚尸之后的一场戏。施肇基收到哈尔滨快马送来的疫情报告，电文上写着最新一天的死亡人数：168人。这个数字比前一天少了五人，也是鼠疫发生以来，死亡人数第一次减少。施肇基一跃而起，眉飞色舞。他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史册的定论往往简单清晰，小说家之言总会添油加醋。彼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从死亡人数增长表上看，数字减少的第四天起，突然又有了几次回升。那是疑似隔离病房和接触隔离区出现了新的感染者。一名参与防治的俄国医生留有记录，当时有十节隔离车厢反复出现过患者，最多的时候，一节车厢一次性出现过11个疑似患者。[根据1911年4月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记录，当时的接触隔离方案大致是这样：“每节车厢容纳10到25人。当在车厢中发现一名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时候，马上将其送到鼠疫医院或隔离病房，再把这节车厢的其余人送到另外的车厢。”]
2月5日早上5点多，伍连德和林家瑞带上防疫队四处查看，检查病房和隔离区的人；隔离车厢的医生全副武装，给每个接触者量体温；防疫警察依然严格把守四面关卡，控制人员的出入。
拐子驾着马车在街市里转了一圈，寻找大街小巷遗漏的尸体。车上放着消过毒的粗布毯子和铁钩子。
另有一些医生，带着防疫警察和工人，来到已经清空的疫病爆发区，在所有房屋、物品上喷射柴油，烧得干干净净。整个傅家甸回到了对火的原始崇拜——哪里有瘟神，就烧掉哪里。
巡视完接触隔离车厢，卫生警察队队长张骁偷了个懒儿。他没和谁打招呼，自己溜到了后街，恰好遇见了拐子。他跳上马车，递上根烟，跟拐子说：“拐个弯带我去天主堂吧。”
拐子把烟卷夹在耳朵后头：“去那儿干啥？我得去找死人！”
张骁赔笑，摘了口罩点烟抽，说：“逃过一劫，得去祈祷一下。”拐子瞥了张骁一眼，伸手掐了他的烟，“你自己想死，别害我。”
张骁戴上口罩，拍了拍拐子。拐子扯了两把缰绳，驾车往天主堂去。张骁信主，很虔诚，封城以来，没去过教堂，现在放松了点，想去看看。
当年参与傅家甸防治的工作人员，一共死了三千多人，最多的是士兵和辅助劳工，其次是警察和卫生警察，有八百多人。
除了医师和医学堂的学生，张骁是唯一留下回忆录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零碎记录了那天去天主教堂的片段：
“那天早上天还黑着，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地冻硬了。同拐子绕过天主堂一圈，还是没人。我看着十字架，想进去，问拐子能不能等我，要是没人，再坐车走。”
张骁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院的侧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
“……觉得里头有事，叫了拐子一起在后院看。拐子使劲拍门，撞坏了门栓。他说，里面味不对。我们进了院子，看见了赵牧师和两个人，他正在叫那两人往屋里搬东西。那东西用麻布裹着。
“……拐子大喊什么东西，跳过去，又停下。他戴上搬尸体的厚手套，要揭开那麻布。赵牧师不让，又不敢碰拐子。拐子看我一眼，我就过去拉开赵牧师，那两个人放下了东西。我害怕，问赵牧师那是不是死人。他没说话。”
拐子跑回马车，拎了长钩子，勾住麻布的一角，慢慢揭开——里头裹着的，是个一人多长的巨型十字架。两根削了皮的松木棍子，中间钉在一起，麻绳捆着。张骁和拐子松了一口气，问赵牧师弄这么大的十字架干什么。赵牧师摇摇头，又点点头，画了个十字：“主会拯救我们的。”
张骁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地上整齐地码放着十几排，全是蒙着脸的死人。尸体一个挨一个，至少有上百具，脖子上都挂着十字架。一股暖热的空气从屋里扑出来，带着腐味儿。
张骁在原地愣了半天，问赵牧师怎么回事。赵牧师又画了一个十字，小声回答：“孩子，神迹总会发生。”
拐子大喊一声，一把拉张骁出来，跑出院子，跳上马车，一鞭子抽在马腿上，往防疫局赶去。
金木闻讯赶到天主堂时，警察已经在向伍连德汇报情况了——屋里一共存放了150具尸体，看起来都是染鼠疫死的，全是中国的教徒。算上法国和中国主教，天主堂里还有263人，有五十多人在发烧。
天主堂的正门打开，里面正在做弥撒。金木走近两步，掏出相机要拍照。林家瑞拉住他，看了看伍连德。伍连德正在要求所有人戴好口罩。在他身后，站着于道台和法国领事。
史料中对此事记载很少，只是简单提到“唯恐引发教案”，防疫局和政府都没立即采取措施，而是希望法国领事出面沟通。
赵牧师带着法国主教出来，伍连德朝法国领事点了点头，直接上前跟主教说明了防疫局的要求——他讲的法语，由林家瑞翻译给其他人。
伍连德要求带走教堂里的所有人，转进病房和隔离区，尸体都要烧掉。主教不愿意，让赵牧师关门送客。领事叫住他，说防治鼠疫，是法国政府完全支持的，疫区的法国侨民都要遵守清政府的规定。
主教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晃了晃，说他是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委派，“我只听教廷的。”领事没话了，向伍连德耸耸肩，说这事他管不了，只能找北京帮忙。伍连德没说话，看着主教和赵牧师走远。眼看两人要进屋，伍连德叫住赵牧师：“尸体会传染，你们想这里的人都死绝吗？”
赵牧师给主教翻译了伍连德的话。主教转过身，画了个十字，小声说了句什么。赵牧师咳嗽一声，说：“主教说，凡肉身在，神迹显灵，就能复活。”
伍连德发怒了——根据目前能搜集到的文献记载，在东北期间，他从未动过怒，哪怕在愚蠢无知的中国官僚面前，也很有耐心。
伍连德用法语说：“教会的事情我管不了，但防疫的事情我说了算。这是中国领地上的疫病，中国的防疫局说了算。”
不等主教回答，他挥手叫来林家瑞，用中文大声说：“强行检疫。”于道台脸一拉：“这要出事啊……”[1911年鼠疫防治中，教会和防疫人员的冲突频发。《教民阻挠防疫汇志》中记载，铁岭曾发生教民与消毒人员抢夺尸体的事件。《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报道记载，开原某村教民高某家中有染疫死亡者，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之后，派员前往消毒，“该教不允，并即率众行殴，该所消毒队见众寡不敌，即回城禀明县尊”。]
伍连德转身走出院子，让张骁马上安排卫生警察接管天主堂。他看了看于道台，说：“出事我一个人担。”
这个选择，容不得半点等待。事后证明，伍连德是对的。警察接管天主堂后的几天内，天主堂的300名教徒只有七个人活了下来。法国主教和赵牧师都死在了弥撒堂里。
伍连德在自传中总结道：“这一事件表明，与鼠疫抗争的医务人员，不但要与由于无知与未受教育而形成的宿命论斗争，还要和宗教盲从较量。”
在天主堂外面的空地上，伍连德召集在场所有的防疫人员，命令对全哈尔滨的教堂、寺庙和一切有人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检查，有感染者就隔离，有尸体就烧掉。
“我太太信教，我尊重宗教。但什么宗教、规则，都必须听医生的。现在，最不该的就是逃避，隐瞒。”他指了指身后的天主堂，“这是捂着疮疤，让它发病。”
所有人都静静站着。拐子的马哼了两下鼻子，摇了摇脑袋。拐子给它也裹着个大口罩。
伍连德摘下眼镜，继续说：“从去年到现在，鼠疫已经死了五六万人[1910年9月到1911年4月，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共有52462人，其中吉林省占了27476人。加上未统计到的死亡人数，一般认为这场鼠疫总死亡人数至少达到60000人。]。要是有任何一点遗漏，就可能再死五六万。”他看了金木一眼，“金先生，你不是想报道吗？你就写，让大家不准瞒着藏着——谁瞒着，谁就是千古罪人。”
“我冒了一阵汗，心里一紧，脱口而出：伍博士，把我隔离吧。”——金木事后的记录这样写道。
伍连德的话，让他想起前几天的事：跳上车厢抱佘小叶的时候，佘四德扯掉了他的口罩。他算是危险接触者。
二十多个人全呆住了，紧跟着是一片躁动慌乱。两个和金木接触过的防疫工人大骂一通，立马就跑回了消毒处。
伍连德走到金木面前，摸了摸他的额头，递上自己的手绢。金木接过手绢擦汗，没说话。伍连德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念头、一次选择，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马上隔离我，来得及吗？”
“选择回不了头——说实话，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伍连德拍拍金木的肩膀，把金木交给了林家瑞，小声说了句“仔细检查”。他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一句句解释，说金木理论上不会感染。按照他这些天观察病人和研究鼠疫杆菌的结论，肺鼠疫的传染途径主要是呼吸的飞沫。虽然金木暴露在接触者当中，但时间很短，而且当时车厢中没有病发者。
“再说，鼠疫潜伏期最多三天。要是感染，早就病发了。”
听完伍连德有理有据的分析，大家松了口气。张骁忽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还是危险，金记者爬的那节车厢是不是有佘老四家人在里头？那节车厢早上有人发病了！”
伍连德一皱眉头，问怎么回事。
张骁还没答话，远处传来一串吆喝。两个跑掉的防疫工人又跑回来了，一路大喊。跑到跟前，俩人大喘着气，粗闷的声音从口罩底下传出来。一个弯腰直摆手，不吭声；另一个人说：“完了伍大人，隔离车厢那儿，暴动了。”
暴动
拐子赶着马车，带金木和几个警察提前赶到了停放隔离车厢的车站。车站上一片安静，仔细一听，铁轨上传来沉闷的叫嚷声。看守怕再出事，关闭了所有车厢门，在外面挂了锁。
暴动的是四个山东人。领头的是佘四德，另外的三人是他儿子和两个山东老乡。
昨天半夜，七号车厢的看守听见扑通一声响，往车厢里一看，佘四德的老婆倒下了。叫来卫生警察，一量体温，摄氏39度，确定为疑似感染。看守清空了七号车厢，让佘四德和其他人去了个新的空车厢。卫生警察连夜安排了一辆马车，要送佘四德的老婆去疑似病房。
或许，就在等待马车到来的十分钟里，佘四德几个人在新车厢里商量了逃跑计划。几天的隔离生活让这几个山东老乡已经成了“自己人”，他们达成了统一目标：不能等死。
我向拐子的孙子赵平寇仔细问了这事儿，他说，爷爷曾告诉他，佘四德和他的山东老乡，都是闯关东来的，不是垦荒种地，就是放山挖人参。佘四德是从小打猎长大的，“爷爷说，（看守）没看住，也不怪看守——大家都忘了佘四德除了进山打猎，熟悉林子，还干过铁道工人。在铁路上，他比当兵的熟多了。”
大约凌晨两点多，佘四德趁几个看守顾不过来，带着儿子和老乡从新车厢里溜了出来。几个人不知道在哪猫到后半夜，偷偷卸了辆手摇车，沿着铁道往南开出了车站。
铁道往南，经过双城堡[双城堡位于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当时的满人居住区。1904年修建了火车站，现在这里是京哈线上的三等车站。1911年1月，这里出现了鼠疫患者。]和长春，直通关外。当时铁路交通彻底停运，除了车站，沿途没有把守。佘四德大概早就计划好了，他不但准确选择了通往双城堡的铁道，还带走了佘小叶。
佘小叶关在六号车厢。准备好手摇车后，佘四德钻进车厢底下，沿着铁道爬到六号车厢，抱走了佘小叶。车厢里的人一喊，看守都围过来，他已经拖着佘小叶，又从车厢底下钻了出去。等看守绕过十几节车厢追过去时，只见雪地里两条手摇车轧过的痕迹，人早看不见了。
后来有个六号车厢的人回忆，佘四德抱佘小叶时，有个一起隔离的女人想拦住，被佘四德扇了一巴掌，他说：我闺女就是死，也要回老家死。
金木和拐子下了马车，沿着隔离车厢查看。远处传来一串枪声，俩人顺着声音跑过去，是一名看守朝着佘四德逃跑的方向放枪。连放了三枪，看守丢下长枪，一屁股坐在铁道上，摘下大盖帽，抱起脑袋哭起来。
金木过去拉他起来，一看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身上穿的警察棉大衣像被子一样裹在身上，下摆长了一大截。
拐子盯着他上下看了看，说你是猴三儿吗？看守点点头，抹了抹脸，划拉下一把冰碴子。拐子又问，你怎么干警察了？猴三儿一撇嘴，又要哭。拐子拍了他一巴掌，说，行了！再哭脸就冻坏了。
猴三儿说，是顶了他爹的警察职位。他爹是傅家甸第一批得鼠疫的，死了三个月了。说完，弯腰捡起长枪就往南走：“我得抓佘老四去——要是我给枪毙了，娘就没人管了。”
拐子问，怎么回事，谁要枪毙你？
猴三儿继续往南走：“跑了七个人，六个是七号车厢里的，我这是死罪。”他伸出指头，顶着自己脑门，“队长说了，有人逃跑就打死他。要给他跑掉了，就枪毙看守。”
当时是否真有这样的军令，我没查到确切文献。唯一相关的是《盛京时报》的记载，报道了当年发生在奉天的一场逃跑事件：四百多名接触了鼠疫病人的劳工，隔离在奉天车站附近的客栈里。1月23号夜里，一百多个劳工联合暴动，打死看守跑了出去。一周后，奉天死亡人数翻了一倍。奉天当局下达了命令：隔离所巡警的枪“一律装弹……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
在拐子讲给儿孙的故事里，猴三儿确实吓得不轻。瘟疫和军令让这孩子认定了：不打死逃跑的山东人，他自己就得吃枪子儿。
追击
赵平寇先生说：“你太爷、我爷爷和小巡警猴三儿顺着铁路往南追去——也找了一辆手摇车，我爷爷之前用那玩意儿运过焚尸的柴油。”
追了二里地，铁路钻进了松树林，除了树啥也看不见。积雪耷拉在松树上，冷不丁就塌下一块，砰砰的闷响声从林子深处传来。
猴三儿冷静下来，用皮绳把枪捆在背后，帮金木和拐子轧车。金木问他，你天天看着佘四德，知道他为啥想跑吗？
拐子插嘴：“妈的，就是个彪子（傻，做事莽撞不计后果）！咱这天天豁了命救他呢，他倒不识好人心。我看他是成天吃野味，胆子都吃虎了！”
猴三儿摇摇头，说：“虎？我看他是怂。”
佘四德敢跑，是因为怂。猴三儿说，他在车厢隔离的这几天，有点疯疯癫癫的。大清早一睁眼就闹，不是要见女儿，就是要回家，要不就和老乡发牢骚，说要成孤魂野鬼了。一入夜，没人说话了，外头也没动静了，佘四德就一声不响地缩在角落里哭，张着嘴干号，浑身打哆嗦，发疟子一样。
“他也不号出声，硬憋着。他早上找我唠嗑，脸上皴了两道红印子，都是哭的。”
有一回，他问猴三儿：你真相信你爹是吸了有瘟病的空气才死的？猴三儿反问：那你觉得这些人是怎么得病的？
佘四德回头看看车厢里的人，小声说：“我信我爹说的：大清啊，气数要尽。”
佘老先生从病房逃回家的那天，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他稀里糊涂地吃着面条，跟儿子说：大清国来了太多洋人洋玩意儿，挖山修铁道，杀人取心，龙脉早已毁断。这场瘟疫，就是天怒，什么医生都治不好，东北人得死绝。
说到这儿，猴三儿顿了一下：“我赶紧叫他别说了。这要让人给听见，那还不抓了坐监？他说，我现在不就在坐监吗？这是当官的害怕了，先让咱们穷人死——你瞅瞅这里，哪个不是穷人？”
猴三儿说，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信了佘四德的话。因为他确实琢磨过，爹可能真不是鼠疫死的。
金木问：“不是鼠疫，是什么？”
“抽大烟抽的。”
猴三儿爹抽大烟，成天泡在烟馆里。鼠疫刚蔓延的一阵子，傅家甸流传着一个说法，瘟疫是抽劣质烟膏子抽出来的。理由是：烟馆集中发病最多，死的都是穷人，抽的都是剩下的下等烟膏子，还混着别人抽过的渣子。
金木点点头，说这么讲也有道理，但不是大烟抽死了人，是这些烟馆确实容易传染。他和林家瑞聊过这事。林家瑞和伍连德这段时间的实验和分析认为，跟全世界之前的所有鼠疫都不一样，这回的鼠疫最早应该是土拨鼠传给人的。那时的东北，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洋人，都爱穿皮毛。这爱好传到了欧洲，土拨鼠的价格突然猛涨，成千上万的东北猎户都干起了这生意，钻进满洲里的林子里，捉土拨鼠，扒皮，卖掉。有时候，还会把肉煮吃了。
猴三儿问，那我爹是在烟馆里染的病？金木点点头，说应该没错。
佘四德他们的车轮子印儿还在往前延续，三人一刻不停地轧车。过了一会儿，天上落起雪片子，车轮子印儿一点点被埋住。
拐子说这下完了，瞅不见了。金木说没事，都是林子，他们不会下车。猴三儿松开手摇子，叹了口气，看了看金木：“金先生，我害怕。”
金木停下手，摘了眼镜擦干净，拍拍猴三儿，说别怕，真要追不上，我找伍博士给你说情。拐子说就是，又不赖你——我祖上也是山东的，怎么就不跑？好死不如赖活着。
“真要枪毙，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死了我娘也会死。”猴三儿一把扯下口罩，耷拉下脸，“我就怕，死不了，还得天天过这日子。可比死难受。”
拐子抢过口罩捂在猴三儿脸上，猴三儿别过脸，不让戴。金木拍拍拐子，说没事。他也摘下口罩，点了根烟抽，“出城很远了，这里不会有事。”
猴三儿脸憋得通红，大口喘气儿，说：“你们不知道——其实也不能全怪佘老四，要都不跟他走，他自个儿也不敢。”
金木和拐子没接话，听他继续说。拐子也摘了口罩，弯腰在地上抓了把雪塞进嘴里嚼。
猴三儿说，跟佘四德一块跑的那俩山东老乡，应该是没接触过病人的。拐子问，那怎么就给关进车厢里了？猴三儿指指身上的警服：“警察说你是接触者，你就是接触者。”
佘四德被送去隔离的第二天早上，猴三儿被临时调去巡逻，跟个老警察一起，到佘四德家那条巷子检查。路过佘四德家时，他们看见俩汉子正站门口，一个勾着脖子往里瞧，一个垫脚往院里看。
猴三儿吆喝一声，问干嘛呢。俩人一回头，看见警察，咧嘴一笑。其中一个说：“富老屁啊，找死——人呢？”
富老屁就是那个老警察，和那俩汉子是老相识。
后来，猴三儿才知道，富老屁从前做生意，有过钱。他仗着宫里有亲戚，往北京倒卖些参茸药材。这俩汉子是山东来的，也挖参，跟富老屁不对付。九个月前，俩人打听到富老屁的药里有假，当街就吆喝，还给报了官。要不是为这事儿，富老屁不会当了臭脚巡。
这些都是富老屁把俩山东汉子关进隔离车厢之后，才告诉猴三儿的。
“富老屁一看见俩人，愣了一愣，突然就举起枪，说别动！你们得隔离！”猴三儿看着金木，给他比画，“我一下就蒙了，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举着枪过去了。那俩山东人也吓傻了，直往墙根躲。”
富老屁是要报仇。山东人嚷嚷着，说没见过得病的人，连佘四德家门都没进，就是听说了，路过往里看了一眼。
富老屁抡起枪就往俩人背上怼，说看了也会传染，医生说了，眼角会感染。猴三儿说，富哥，他俩好像是没进院。富老屁瞪了他一眼，大声嚷嚷起来：都闪开，有鼠疫病人！
他一吆喝，把过路的给招来了。八九个人围个大圈，远远看着。富老屁继续嚷嚷：染病了还不想隔离？你不知道这院里昨晚死人了？围观的一听，呼啦又撤了老远。有人催富老屁，还不赶紧送进去。
猴三儿不敢吭声了，也抬起枪指了指，和富老屁一起把俩山东人押走了。
拐子大骂一声，瞪眼问猴三儿：“你们这样整，伍大人知道吗？”
“那哪知道，我们队长都不知道——再说，只要送去隔离了，说自己没染病，谁敢信？”猴三儿认为，这就是他俩敢和佘老四跑的原因。
赵平寇先生讲这段故事时，提起他曾做过的一些研究。他说，欧洲最早发生大鼠疫时，并没有系统的隔离防治手段。那时候的军警，只对公共空间管制，老百姓都要待在家里，不准出门。
“越到现代时期，权力的管制才越侵入到日常领域。有时候是好事，但有时候也是坏事。”他说，爷爷（拐子）讲了一辈子这段往事，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些事里没有谁对谁错。
“权力层层下发时，就会走形，越来越荒诞粗暴——况且，很多权力本身就很粗暴。”
这些道理，是当年我太爷爷和他爷爷都不可能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猴三儿讲的故事，令人不解又恐惧。
我在图书馆翻了一些当时的报纸，猴三儿讲的事情不是偶然。很多检疫人员和巡警都是临时征来的，只是例行公事，甚至不能判断简单的症状。有的卫生警察为私事跟人吵架，就把人扭了送去隔离。
在金木他们追逃的时候，奉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干苦力的老头在火车站附近旅店里休息，睡得很死。防疫人员以为他得了鼠疫，拖起来就往身上洒碳酸水。老头当场吓晕过去。防疫人员马上裹了入殓，抬着棺材去埋。挖坑的时候，老头醒过来，踹破棺材板跑了。
那年2月14日的《申报》报道了这事，说：“幸棺木系薄板造成，猛力将棺木蹬坏，钻出飞跑，掩埋夫数人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反曰该苦力游尸而逃。”
我问赵平寇先生，这算否定当时的防治方法吗？他摇摇头，说当然不是，“一件事必须要从不同切面来理解，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结论就够了。”
“那咱们回到当年，他们到底追上了佘四德没？”
死人
天沉下来，雪越下越大，铁道完全没入积雪中。
三人轧着车，越走越慢，铁轨边上，不时冒出冻成棍子的人手人脚。那是附近村里人偷偷埋掉的死人，给林子里的狼刨了出来。这些村子里的人早已经死绝了。
连续走了几个小时，身上消了几遍汗，渐渐觉出冷来，肚子也饿了。拐子让停下车，他要到林子里找点吃的。林子里有不少白皮松，地上的松果里，能磕得出松子。猴三儿要跟着去，俩人下了手摇车，蹚着雪往林子里走去。
金木坐在车板上，抽烟等着。俩人一前一后往林子走，人影越走越小，变成俩小黑点。一根烟没抽完，小黑点又大起来，俩人又回来了。猴三儿拉着拐子往坡上跑，边跑边喊：“死人——山东人！”
金木下到林子里走了半里地，看到了猴三儿说的死人。那死人侧躺着，弓着腰，蜷着腿，一只胳膊压在身子底下。积雪盖在他身上，堆成小山，但脸上却只盖了薄薄一层雪，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在他身后，有一条长长的爬行痕迹，一路上都留有咳出的黑血，已经冻成了块。
这人是跟佘四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山东人，猴三儿认识。
拐子从身上扯了块布，盖在死人脸上。他突然打了个哆嗦，嘀咕一句：“天天见死人，今天怎么就觉得害怕了？”说完，他四处看了看，吐了口痰，“娘的，佘老四跟日本人一样狠[1910——1911东北鼠疫期间，中日曾在防疫方面有过冲突。1911年2月的《申报》刊登过一篇报道，称南满铁路附属地有位患者，遭到日本人掩埋，掩埋时“病人未及气断，遽即收埋，我国向无此例，于人道上殊难如此狠心”。此事一经报道，激起不少民愤。拐子说佘四德和日本人一样狠毒，大概指的这件事。——金醉注]，这人肯定是没死就给丢下了。”
“那么快就发病死了，肯定是昨晚上就传染了。”猴三儿说着就往林子里追。金木叫住猴三儿，看看表：“先别往林子里追。”
三人算了算时间，要是佘四德他们一刻不停地沿铁道走，差不多第二天下午就能到双城堡。他们在传染期，无论如何得拦下。
拐子指指地上的死人：“要是他们下车了呢？”金木说：“先上去找找他们那车。”
在拐子后来的讲述里，他们能追上佘四德，是走了狗屎运——托了马贼的福。
一个月前，哈尔滨俄国市政强行在道里检疫，把三千多个中国人赶出城，有一部分人渡过松花江到了呼兰县。1月底，这群人加入了当地马贼头子天龙的部下，掀起暴动，一夜之间攻占了衙门。之后，这群马贼沿铁路流窜，不但见人就抢，还撬走了不少铁轨。[参见《呼兰府大暴动之警传》，《时报》1911年2月18日。]
佘四德他们的车，就翻倒在一段给马贼撬空的铁轨边上。金木三人轧着车只往前走了一里地，就到了他们翻车的地方。手摇车头朝下栽在铁轨一边的雪地里，半截压杆孤零零竖着，上头挂着条红围巾。金木记得，那是佘小叶的。
三人下了车，打算往林子里去，拐子从手摇车上铁座子底下摸出个铁皮壶，说：“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得能生火。”铁皮壶里是柴油。
林子往里，雪地上蹚开的几条路还没给新雪埋住。他们顺着往下走，渐渐进了林子深处，直到再也看不见地上的脚印。
三人分了头，金木和拐子一路，猴三儿一路——他说他有枪，不怕。
约莫走了半个钟头，只听见猴三儿的方向一声枪响。拐子和金木马上跑过去，俩人一前一后走得慢，金木干脆把拐子背起来，一路跑了过去。
猴三儿坐在雪窝里，高高举着枪，朝向一间破烂的木屋。木屋四周铺着一层干草，屋门和窗户都关着。这屋子应该是猎人落脚的地方。
“佘老四在里头！”猴三儿朝金木和拐子喊，手里的枪还举着。他抬起下巴指了指木屋旁边，声音发抖：“又死一个。”
屋旁的松树底下挺着具尸体，脖子肿胀，脸皮紫黑，是另一个山东人。木屋里应该有三个人，佘老四和他儿子女儿——三个鼠疫感染者。
猴三儿发现木屋时，正看见佘四德往树底下拖尸体。他没忍住喊出了声，佘四德瞪了他一眼就跑回屋里。
“你就开枪了？”
“我给吓的。佘老四那个样子，跟死人一样，眼里头冒血——没打着，他进屋了。”
猴三儿话音没落，木屋里传出一声哀号，跟着是一连串骂娘声。过了两分钟，门开了，佘四德半边身子出现在门口，扯着嗓子大骂：“都他妈狗×的——”骂完，声音软下去，喊了句“我的儿”，身子从屋里栽出来。
他身上披着块沾满血迹的粗麻布，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看着金木三人。那样子，比死人还瘆得慌。他眼睛通红，眼角渗出血丝，鼻子嘴巴周围大大小小都是暗红的血点子。脖子里肿着个红疙瘩，表皮已经烂开。他喘着粗气，一咳嗽整个身子都摇晃，脑门磕在门框上，黑血喷在门框上，顺着松木表面的纹路淌下来。
金木、拐子和猴三儿不自觉地退后两步，都掏出口罩戴上。鼠疫病发期，传染性最强。佘四德看着他们，咧了咧嘴，不出声地笑。紫红的脸色下，他的牙齿很白，白牙缝隙里渗出血丝，是黑的。
猴三儿还端着枪，枪口冲着佘四德，没敢开枪，也没敢放下。
多年后，拐子给儿孙讲到这一段时，会称佘四德为“活死人”。他说，活死人脑子已经烧坏了，坐在门槛上说胡话。在拐子每一次的叙述中，这些胡话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活死人指着猴三儿，骂他没出息：“想打死我？还是想抓我回去坐监——有枪怎么不去抓日本侦探？[根据1911年《时报》报道，鼠疫爆发期间，日本曾借机向中国境内增驻军队。同时，派遣侦探至辽阳、锦州、新民、凤凰城等处进行调查，举凡中国军民多寡、扼塞远近、土地肥瘠、物产名色，随时登记，“若遇中国巡警追诘，则借口游历或借口调查鼠疫，以支搪塞云”。这件事，当时在东北民间有各种传说，也有传闻说鼠疫是日本人带来的。]”
有时候，活死人使劲哭，流出红色的眼泪，反反复复嘟囔：“我的儿，都是隔离害的。”他指着树下的尸体，问金木：“看见没？死人。他连鼠疫长啥样都没见过，怎么就死了？”
还有的时候，活死人瞪着金木三人：“你们都得死。”他指指自己，“咱们都一样。”
说完这句话，佘四德喉咙里爆出一声低沉却虚弱无力的怒吼，站起身往前一个踉跄，从麻布底下伸出手来。
猴三儿惊叫一声，举起枪[当时的清朝军警，已经使用燧发枪。这是一种可以自己打火的枪，有长有短，通过弹簧触动撞击，引起火石摩擦发火，点燃火药。这种枪比原先的火绳枪进步之处在于不怕风雨，另外精准度也提高很多。]，压下龙头，就要开火。
金木往猴三儿身上使劲一靠，抓住枪管推开，子弹打在松树上。金木转身站在猴三儿面前，握住枪管，说：“冷静，他烧糊涂了。”
猴三儿紧皱着眉，拉着枪往下撤，要甩开金木。他突然大喊一声：“你让开——”紧跟着，拐子也喊了一声。
没听见拐子喊啥，枪就响了。金木身子一歪，扑在猴三儿身上，重重地倒下去。
佘四德举着一把打猎用的鸟嘴铳[鸟嘴铳就是鸟铳，火绳枪的俗称。明朝范景文《师律》中称：“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这种枪是明代由欧洲传入中国的，比燧发枪要原始一些，需要装火药，从枪管装子弹，再点火绳开枪，射击流程复杂，一般1分钟能完成1——2次射击。]，冲着金木和猴三儿，枪管还冒着烟，散发出一股硝火味儿。这是木屋里的猎人的猎枪，他早就装好了火药藏在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