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说话，暗中观察两人。自从干起夜行者，第一回 演得那么累。.20
猴三儿被金木砸倒在地上，愣了几秒，爬起来去捡地上的枪。佘四德已经又装满了一管火药，一枪轰在了他脖子上。
“猴三儿扑通栽倒，一声气儿没吭就死了。”赵平寇先生说，这是爷爷最后悔的事，“他到死都在骂自己是个没用的瘸子，那一分钟怎么就傻了，连喊都没喊一声，就眼看着佘四德点火绳。”
“我爷爷他，真是被吓呆了。”
烈火
呆了一分钟后，拐子发了疯，他拖着瘸腿跳了出去，一把扑倒了佘四德。
“我爷爷说，佘四德的棉衣都是滚烫的。他就跟个烧空了心的枯树一样，脆。”
而我太爷爷金木，在那一刻还是个心怀犹疑的年轻人。铅弹穿透棉衣，轰碎了他口袋里的两卷《老残游记》，击中了他左侧后腰。他躺在地上，捂着伤口，看着拐子和佘四德在木屋前扭打，只觉得一阵阵眩晕。
拐子扑倒佘四德的瞬间，觉得自己铁定完蛋了，一定会感染鼠疫，这是跟活死人打架。他从佘四德手里夺过鸟嘴铳，握在手里，爬起来要跑，却一下给绊趴下了。佘四德用猎枪上扯掉的宽皮带子绕在他左腿弯子上，系了个死结，另一头捆在自己腰里。佘四德身子挺得像根棍子，又把皮带绕进胳膊，死死绑住自己。拐子本来就瘸，这一缠站都站不起来了。
佘四德剧烈地咳嗽，伴着呕吐，喷出黑血。拐子的右脚蹬在他脸上，拽那皮带。皮带拽不断，拐子就吼：佘老四×你妈，给我撒手！
佘四德瞪着眼，没反应，身子越挺越直，眼睛也越来越直。
拐子想站起来，但腿直不起来，他在自己身上摸东西，什么也没摸到，一把扯下腰里那个铁皮油壶，砸在佘四德脸上。油壶砸开了口，褐色的柴油洒了佘四德一身。他突然停了手，喉咙里笑了一声，小心地捡起铁皮壶，把柴油浇在佘四德身上，一边浇一边说：“烧了你个虎×哨子，信不信——你爹已经让我给烧没了！”
佘四德身子一缩，脚蹬进雪地里，使劲往后撤，一手在腰里摸索着，要解那皮带，解不开。俩人相互使劲，像拔河一样。佘四德手背上的血点子破开，慢慢沁出血珠。
拐子把柴油在佘四德身上浇了个遍，剩下的全甩在木屋底下的干草堆里，伸手往棉袄口袋里摸，口袋掏翻过来，没火。
拐子大骂一声。佘四德看看他，又挺直了身子，咧开嘴巴，不出声地笑。
这时，拐子看着金木，金木也看着他。拐子向金木伸出手：“金先生，洋火[摩擦点火的火柴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最早是万能火柴，在任意粗糙表面摩擦都能点火。中国最早传入的火柴也是这种。后来普及的安全火柴，只有火柴头摩擦火柴盒上的磷皮时才会着火。]。”
金木已经撕了衣服缠在腰间，坐在地上。他对拐子摇摇头，“他还活着。”
“跟死了差多少？”拐子大吼，带着哭腔。
“这是杀人。”
“他不也杀人了？”拐子拖着佘四德，使劲往金木这边挪，“他早晚是死，死了也得烧！”
金木依然犹豫，他直直地盯着佘四德，不说话。
“妈的，你也是个虎×哨子啊！”拐子大骂金木，骂完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好，你不怕，咱俩就坐着等死。跟他们一起，一点点烂。”
林子里安静了两分钟。佘四德一动不动地咳嗽，远处松树上的积雪塌下来。
“我爷爷说，那两分钟，跟过了半辈子一样。”
金木解开棉大衣扣子，伸进去，掏出火柴，丢给了拐子。
火苗从佘四德身上蹿起来，蹿上干草堆，又卷上屋顶，转眼吞了整座木屋。佘四德一声都没喊出来，只发出一串含混的嘶叫，就没了声。
拐子顾不上脚着了火，死命蹬燃烧的佘四德，拽着那根皮带，等它烧断。佘四德身上的衣服很快烧完，散发出皮肉烧焦的臭味。拐子一边号叫，一边弓着身子吐。
大火烧出了呼啸的风声，风声里裹着松木剧烈燃烧的噼啪声，噼啪声很快被木材断裂的咔嚓声打断。木屋里有梁柱轰然倒塌。
赵平寇先生讲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金木所说的烈火，指的不是伍连德奉旨焚尸，而是这场用他的火柴点燃的林中烈火。
缠在佘四德腰间的皮带终于烧断，拐子一头扑进雪窝里打滚，压灭腿上的火。这时，金木不知什么时候拄着猴三儿的枪站了起来，正往木屋里走。
“你要干啥？回来！”
金木没吭声。
拐子看见，木屋门里站着个小女孩，正看着外面发傻。一根烧成红炭的松木横在她跟前。这女孩是佘四德的闺女——佘小叶。
拐子喊：“你管她干啥？横竖是病死！”一边跑过去拉金木。
金木已经走进了屋里，拿枪托推开木头，走到了佘小叶跟前。他丢下枪，抱起佘小叶，扒着门框一头栽出来，滚进雪地里。
佘小叶爬起来，盯着地上烧成焦炭的佘四德看。
金木拖着身子挪过去，伸手捂住她眼睛，“别怕，那是木头。”
佘小叶扒开金木的手，看了看他，说：“叔叔，我不怕。”
夜行
金木、拐子和佘小叶回到铁道上，已经没有力气轧着手摇车往回走了。
晚上八点多，傅家甸的骑兵队找到了他们。早上他们走了没多久，这支骑兵队就出发了，但却追错了方向，一直赶到双城堡也不见逃亡者，折回来的路上看见了林子里的大火。
回到傅家甸，三人在疑似感染病房单独隔离了七天，都没有发病。伍连德和林家瑞反复做了化验，证明佘小叶是一名天然免疫者。
鼠疫期间，傅家甸共有三个这样的案例，另外两人是在消毒室工作的中医和他的助手[根据资料记载，这两名天然免疫者名叫顾喜诰和贾凤石，分别是43岁和28岁。]。两人在医院里工作了三个月，几乎没按要求戴过口罩，但并没有任何感染。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官方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死亡病例。到了3月底，东北各地都没再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有11个国家的医生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这是大清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最后一次。
5月份，两个美国人来到东北，他们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描写十分浪漫——
“士兵、水手、修补匠、裁缝，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到处都是大笑和谈天说地的人。在紫色的东方天空下，挂满了闪亮的星星，像撒满了宝石的荧粉。哈尔滨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很难相信，仅仅几周前，这里还在爆发全世界最恐怖的瘟疫，街上全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空气弥漫着房屋和尸体烧过的味道，唯一的交通运输是运送死人的马车。”[出自Richardson Little Wright,George Bassett Digby,Through Siberia; An Empire in the Making.]
万国鼠疫大会结束时，金木已经回北京三个月，腰上的枪伤已经痊愈，除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身体行动没什么影响。
大太爷金肃晚年的回忆笔记里提到，他和金木在5月份通过一次信。除了东北鼠疫的事，两人在信中谈到刚刚发生的黄花岗事件。这是金木在民国前留下的最后文字记录。信是用日文写的，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如下：
“……不是你们（革命党）有错，也不是朝廷就对。这是我的迟疑。我不信皇帝有天命，但也不信造反的道理。试问，如果革命成功了，就一定更好吗？或许你们也和他们一样。我只希望你明白，每一次选择，都决定千万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太爷爷，一个“迟疑”的倒霉记者。直到变革发生前夜，他仍在迟疑。直到六年后，他打算结束职业记者生涯时，又想起这场遭遇——
“……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无职无业，无左无右，无所依托，唯入夜潜行。此乃以远生恩师所授笔墨技法，承开蒙师父铁云之夜行人志业。”
拼出这段故事，算是挖到太爷爷做夜行者的精神源头。我也总算搞清楚了一件怀疑已久的事：夜行者金木的真正师承是刘铁云，而不是黄远生[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913年，他在日本结识金木，成为好友。回国后，又与金木同在《申报》工作，在记者工作方面是金木的导师。191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内吃早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射两枪，当场死亡。此案至今是未解之谜，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一种说法是他被革命党误认为袁世凯的亲戚而误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因撰写评论批判革命党，直接被革命党刺杀，命令直接来自高层。]。
1915年，黄远生于美国遇刺身亡。第二年，金木在上海度过一段消沉的生活，他辞掉《申报》工作，回到北京，宣告自己真正踏上夜行之路。
但正如他所说，黄远生对他的影响是在“技法”层面，而“志业”的继承，是来自他童年的开蒙老师刘铁云。
从1911年东北之行，到辞掉记者做了独立调查者，再到之后的十多年夜行生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老残游记》，不仅仅是两卷书，也是他自认的信物。
刘铁云，就是刘鹗。他曾在《老残游记》中提到自己小说的写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这正是夜行者的写法。
我曾在金木发表在1925年《白日新闻》上的一篇评论中，见到类似的说法：“不以春秋笔法，不做编造扭曲，唯以野史稗类之角度，辅以剪裁结构之法，做真实记述。”
没想到的是，在金木1929年的笔记中又提及这句话，说并非自己原创，而是借用于刘鹗的日记。
刘鹗一生写了无数日记。如今明确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小部分，编辑为《抱残守缺斋日记》——抱残守缺斋是他的书斋名。
我在吉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和网上电子化的刘鹗日记中，并未查到这段话。这是因为，公开传世的刘鹗日记中，本就没有这段话。
传世的日记来自小说家刘鹗、甲骨文专家刘鹗，或水利专家刘鹗。作为夜行者的刘鹗日记却无人知晓。
当时的夜行者有条行规：所有的夜行记录，并不发表，也不随便示人。只能在临终前托付给可信之人，若要公布于世，需经继承者之手。也就是说，夜行者的记录，只能由继承了夜行这一行当的人才能公布。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公布。比如太爷爷，他拿到刘鹗的夜行记录，只在自己的夜行笔记里隐约提及，却没在有生之年公布。若是我没去追寻这段家族秘史，大概就永远湮没了。
1929年那篇笔记，便是金木纪念恩师去世20年而写，他提到了《抱残守缺斋日记》的阴本——也就是刘鹗的夜行记录。笔记里有段话，自述了两代夜行者的心得——
“铁云先生飘零风尘亦久之，夜行十余年，观世情，洞鬼蜮，扶助孤弱，力抗暴强。俯仰天地，无愧也。”
这就像对“夜行者”行当的定义，独立彷徨，却又以身犯险。
至于夜行者刘铁云在晚清的动荡世事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就得等我整理完金木的《北洋夜行记》后，再来翻看《抱残守缺斋日记》阴本。
2017年8月29日
金醉
本文系根据太爷爷金木笔记和其他史料文献考证完成，感谢以下参考文献：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Library，《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施肇基、金问泗，《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外交工作的回忆》，中华书局，2016年
李菁，《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
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2007年
William C. Summers，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Carl F. Natha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1967
Richardson Little Wright, George Bassett Digby , Through Siberia; An Empire in the Making, 2015
后记 砖缝里的骨头
如果你曾坐在咖啡馆听别人谈话，就会留意到，人们总会不经意地评价过去的人和事。要是你没泡过咖啡馆，随便回想几次你听到的谈话，也会发现确实如此。
讲过去的人和事，并加以点评，几乎是每场谈话无法回避的。
这里的“过去”，一般不太遥远：前天，上周，有一年……最多再远一点，“那时候，我妈还没生我”。
当谈话跨越到讲话者出生以前太远的时代，就变成了“历史故事”。
我们知道的历史故事，往往来自书本、课堂和影视剧。这些超越人生经历的故事，和亲身经验混合杂糅，形成了当下的我们。
你随便一开口，就包含了过去所有的人生经验和对历史的理解。
《北洋夜行记》故事里，有两个人物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曾在清宫做太监的赖小辫，一个是在隆福寺卖人肉抻面的刘三。
赖小辫年轻时为了谋生，自己切了下面，进宫当了太监。后来给赶出宫，连自己的“宝贝”都没带出来。别的太监为找回“宝贝”费尽心力，他却说：“我现在过得舒坦，还想它干嘛？”于是，他嫖娼找乐，后来还结了婚。当年自己“甩柜儿”的故事，他当作笑谈讲给人听。
刘三年轻时，差点在饥荒里饿死，为了活命，他吃了人肉。这件往事成了他无法越过的利刃，时刻绞杀他，只有化身为道德审判者，他才能觉得舒坦。于是他像背负使命的行刑者，一个接一个地杀人，再将人肉卖掉，“看见那么多人都喜欢吃人肉，心里总算踏实了”。
一个人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不是因为他过去经历了什么，而是他如何看待过去。单一个体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其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历史三调》中，提出三种看待历史的视角，也就是所谓Three Keys：事件（Event）、经历（Experience）和神话（Myth）。
历史学家讲述过去的一段历史时，往往是上帝视角。为了讲述，他去定义“起因”“发展”和“结果”，并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时间区间内审视，挖掘“意义”。这种历史讲述，把历史当成了可以定义、描述和解释的事件，是一种最常见的历史“塑造”方式。 这样的塑造，往往将鲜活多义的历史变成时间线上的呆板标记。
事件讲述者重塑过去的过程，神话讲述者则给予过去解释。他们为了某种目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自我情感，截取历史片段或某些特性，来下结论，宣称这种结论是对过去的“正确”解释。
1918年，陈独秀曾写文章批判义和团，认为这是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此时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向往“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当然要彻底反义和团。
1924年，陈独秀又写了几篇文章说明他对义和团的看法。这次，他将义和团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并列为重要的国民运动：“……义和团之藐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
不同时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是陈的思想有了实质性变化，而是他所处的阵营和宣扬的观点需要这种转变。
“为我所用”，就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将历史资料工具化。这种情况下，历史往往成为讲述者的论据库，成为当下观点的背书。
最喜欢此种讲述方法的，往往是振臂高呼者。要想一呼百应，就需要煽动和统一思想，不知不觉便会出于现实目的曲解和选择历史信息。这不是以史为鉴，而是以史为剑。
为什么多数历史记载喜欢找典型，做里程碑？一是便于确定事实的“唯一性”，二是便于确立解释的“正确性”。这样的历史书中，手持利刃冲锋在前的领袖，往往居于画幅的中心，名垂青史。然而，关注典型和里程碑，是最无趣的。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错综复杂和没有经过学者“合理”解释的历史事实——当时当地人的“经历”（Experience）。
被皇帝赶出宫的太监、因饥荒逃到北京挑粪的河南人、被军人欺凌的巡警、在五四运动当天经过赵家楼的车夫……这些“半虚构”的人和事，存在于历史塑造和解释者的视线之外。大时代下的无名者，如同煌煌史书里的毛边，历史车轮上的泥垢，或者不过是时代主线边缘的墨点。
网上传过一张电视剧截图，男主角对着镜头说：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这种可笑的编剧思维，就是简单刻板历史学习的结果。
历史的亲历者，并没有怀着各种预设的“目的”和“意义”，更没有未卜先知的全局观。他们所面临的是具体、实际的境遇，并因此做出艰难或随意的人生选择。
与我同龄或更小的年轻人，已经接收了太多简单片面的历史信息，或许可以尝试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和预设的结论，尝试理解和想象当时当地的情景，以及亲历者的体验。
台湾学者杨照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人不理解电影里的劫匪说“挡我财路，如杀我父母”，觉得太极端。但换个思路想，子非劫匪，安知劫匪之生存状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有些人就生存在极端环境中，一次抢劫失败，结果可能真的是父母饿死。
我们经常无法代入更渺小更边缘的人和事，就是因为他们被历史和故事讲述者忽略。
唐诗写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总能记得住名将，却彻底忘记骨头。
很多人都听过建桥修路或盖高楼时“打生桩”的传说——为了使建筑万年不倒，要将一些活人生祭，打入地基。这些生祭品，就是微不足道者，是历史长城砖头缝里的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