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见《老子》第一章。 （2）见《老子》第四十一章。

（1）见《老子》第一章。 （2）见《老子》第四十一章。

（3）见《列子》天瑞篇。

（4）见《列子》黄帝篇。

（5）打耳班（Derbend），今俄罗斯杰尔宾特西。

（6）以上两段见《庄子》内篇·逍遥游。

（7）这两句话均出自《庄子》内篇·养生主。

（8）见《庄子》外篇·秋水。

（9）见《庄子》内篇·应帝王。

（10）原文见《长春真人西游记》，本书有删改。

（11）见《庄子》内篇·齐物论。

一

更新时间:2005-7-23 10:27:00

字数:2300

所谓蒙元，非指大汉所理解的"蒙古人的元朝"，而是一个规范的历史名称，即大蒙古国与元朝这两个一脉相承的国家的合称。

在纪元12-13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争执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蒙古元朝。赞美者有之，诟病者更多，上至文豪巨擘，下至贩夫走卒，莫不言之、论之、思之、辩之。然，人心之难，莫过"公道"二字，总会因为某些情感、倾向、立场等等因素而左右其观点，故而百论杂出，莫衷一是。今作此文，虽不敢言"正视听"，且就方今流行之言论佐以志史之证，一探真伪。

论之一 屠西夏论之辨伪

后世诟病蒙古者，多极言其残暴不仁，杀人无算，尤其屠灭西夏，毁弃一朝文化。然则，此言何据而得之？尝问于持论者，未得其答。今驳之如下：

这里所言之西夏人，并非特指建立该国之主体民族党项人，而是函概了生活于西夏国境之内的各个民族。他们通过两百年的同休戚，共命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蒙古对西夏之征服，始于纪元1205年，之后于1207年与1209年通过两次战争迫使西夏降伏，成为藩属。真正引发灭亡西夏之战的因由起于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前夕，成吉思汗命西夏履行藩属之责，共同出兵，遭权臣沙阿敢不大言拒绝，遂深恨其言而无信，故于西征回师后的1226年发动征讨之战。至1227年成吉思汗病故后数日，西夏主李睍开城投降，该国之政权实体遂告消失。

然而，《元史.太祖本纪》之中并无屠灭西夏之语，惟有成吉思汗临终遗言"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其意思是说，自1226年起，成吉思汗已经下令不得随意杀掠，当时忘记下诏书说明，如今补完，令所有人都知道。可见，他的遗诏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停止杀戮。既已停止，何言复屠毁西夏呢？

再举一证，见《蒙古秘史》第268节，其文中确有成吉思汗遗言将西夏人"轸灭无遗"之语，但是后面还有另外一句"（成吉思汗）升天后，与也遂妃以极多唐兀惕（Tankqūt，另有"唐古惕"，Tangout，"合申，Qachin"之称，皆为西夏之蒙古别称）百姓矣"。也遂，成吉思汗五大妃之一，征西夏时随行侍奉。她分到了极多的西夏。极多是多少呢？书中虽然没说具体数字，但是既然能够记入史书，其数目当非小可。

唯一提及屠灭西夏的文字，见于《多桑书》，"待唐兀主及期出城来谒时，执杀之，并屠其城民。后诸将果如命而行"（第一卷，第九章，冯承钧译）。然而，冯承钧在其后所作注释里也提及《元史》里没有西夏主之生死记载，《通鉴纲目》则只说逮捕了西夏末代国王李睍。可见为孤证。即使真的发生了屠城，也只是屠灭了西夏的首都兴庆府而已，西夏的城市不止这一座，其文化即使有损失，也不至因此毁灭。其种族更不可能是这一次屠杀就灭绝了。

再者，多桑本是欧洲人，其书相对于《元史》、《秘史》、《拉施特书》等文献相比，成书晚（19世纪初），内容多取前人之作为资料，因此也难免有许多以讹传讹，道听途说之嫌。尤其是采取了略古详今的写法，关于成吉思汗的篇幅甚短，难免混淆。

那么，西夏人在成为大蒙古国和元朝的百姓之后，其下落究竟如何呢？在《拉施特书.部落.唐兀惕》之中有"出自唐兀惕部落的异密很多"一句，后面还有具体人物事迹简述：例如在蒙古的兀察罕、不劣都曾经担任过千户那颜（这个职务在大蒙古国时代是高官）的职务，"是成吉思汗从唐兀惕带来的"。拉施特还说到，在波斯也有西夏人出任伊尔汗国的官职，就是阿术素古尔赤父子。

可见，也有许多西夏人散落在四大汗国之中，只是没有详细的统计。我们只能在《元史氏族表》以及《新元史》、《蒙兀儿史》等书之中的氏族表内去寻求中国境内西夏人的踪迹。根据修史的原则，惟有大族才会被专门列出氏族表，由此可见，西夏人不但没有被屠杀，还在元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系。当代史学家汤开建先生根据以上诸史书之中的氏族表，经过考证增减，著有《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第一期），内中收录元代知名西夏人物多达700余人，这其中还不包括著名的女性，如元文宗的生母"文献召圣皇后唐兀氏"，南台侍御使笃鲁迷失之妻"李氏"。这些元代西夏著名人物，其身份有皇妃、官员（多有官至行中书省事，相当于如今的省长一级）、著名学者僧侣等等。可见，西夏人在元代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根据《元史》记载，与色目人受到同等待遇。至于那些未曾在历史上留名的平民又何止数倍？而且，既然与元朝宫廷内甚至可以纳西夏人为妃子，那么民间通婚的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那么，西夏人究竟是怎样消亡的呢？其答案应该是民族融合。正如纪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的鲜卑等族的消失，做为少数民族，他们最终通过迁移分散、通婚、被皇帝赏赐蒙古籍以及明朝建立后对境内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所吸纳入汉族之中。至今，在安徽合肥、河南濮阳还留有西夏遗民（见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第一期）和西夏后代（任崇岳、穆朝庆《略探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第二期）就是很典型的力证。

综合以上之论，足见屠灭西夏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之言，不足采信。西夏民族及其文化的消亡，完全是民族融合与文化自然淘汰的结果，属于自然消亡，而非机械消亡，从而在另一个侧面反应了历史民族变迁的规律。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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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二 蒙元文化之辩诬

这又将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也是诟病蒙古者所惯用的手段。无论有意与无意，将蒙古文化排除于中华文明圈之外，都是相当错误的。他们的故乡额尔古纳地区位于大兴安岭山麓的深处，同时也是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因此，我们无法否认，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做为鲜卑的遗种，还是做为室韦族的一支，蒙古族都毫无疑问地早在唐朝就具备了中国公民的资格。当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大融合阶段，鲜卑的血脉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那么又何必因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与偏见而拒绝亲戚的加入呢？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只是因为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的环境不同，发展自然不会平衡。例如蒙古族，他们世代居住的蒙古高原从地理角度而言，只不过是西伯利亚荒原的南部突出部分而已，是举世公认的地球上最不适合人居的区域之一。可是，命运却偏偏将他们安置在那样的地方，苛烈的自然环境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发展，造成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贫穷与落后。如果强行将汉族文明与之对比，那么是否要公平的剔除自然环境的因素呢？如果肤浅的去嘲笑蒙古族，那么这是否如同一个托生在富贵家的纨绔子弟对着贫家出身的同村人夸耀自己的豪富呢？如果将双方倒置过来，那么谁又敢保证汉族能在那片冰火交织荒野上做得比蒙古族更好呢？我想，做为文明积淀十分深厚的汉族应该有既不必妄自菲薄，亦毋需盲目自傲的浅薄心态吧？

就蒙古族而言，他们本身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并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已经足以谓之奇迹并为之惊叹了。下面，将根据历史年代的差异分两部分介绍蒙古文化的特征与成绩。另外设一专节来谈那部千古奇书《蒙古秘史》。

一、大蒙古国时代

1.语言与文字

（1）语言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蒙古语因时间段而分为三个阶段：古代蒙古语（十三世纪之前）、中世纪蒙古语（十三至十七世纪末）和近代蒙古语（十七世纪末至今）。本文将就前两个阶段进行浅析。

蒙古语言之形成，盖因其地近突厥（Turk）、回鹘（畏兀儿突厥人，Turc Ouigour）、契丹（Khitaï或Khitan）、女真（Djurtchät）等控制过蒙古草原的各个政权而颇受其语言之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蒙古语之中多有突厥语汇和突厥文字可以表述蒙古语言等现象足以证明。对这一现象最为有力的证明就是以《鄂尔浑碑文》、《柴达木碑文》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今出土的突厥文碑铭（参阅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1—222页）。同时，蒙古语之中也依稀可以找到汉语的痕迹。例如成吉思汗任命大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这本身就是借助于汉语的典型例证。

总而言之，蒙古语的发展和变迁，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身融合发展的活证明，从中我们可以依稀追溯到古代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脉络。

当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落，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大漠南北各个民族被通称为蒙古族。因此，这些民族的语言也随之被融会于蒙古语之中。由此，我们对蒙古语的定义当为附着型阿尔泰语系，是相当准确的定义（参阅《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第六章，第445页）。

（2）文字

在蒙古族的各个历史进程之中，先后使用了包括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索永布文、瓦金德拉文、托忒文、基利尔蒙古文等等文字，也曾使用过汉文、阿拉伯文、满文、藏文和“阿里嘎里”音标。其中，以回鹘式蒙古文使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泛、影响最大而被蒙古族沿用至今。又被称为蒙古文、老蒙文和胡都木文。

关于这种文字的出现年代，一般有“千年说”、“千年以上说”和“1204年说”三种。根据《元史》、《蒙古秘史》和十三世纪欧洲四大纪行（《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和《鄂多力克东行纪》）的记载而言，“1204年说”有力。根据《元史.塔塔统阿传》载，成吉思汗于纪元1204年西征乃蛮（Naïman）部之时，他做为该部的“掌玺大臣”在战败后遭擒获，同时，《元史》和《秘史》也说，他是“畏兀儿人”。畏兀儿，即回鹘之蒙古别称。《元史》上介绍他是一位“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的学问家。当时，成吉思汗对于印玺这种神秘宝物有着相当的好奇心，因此询问其功用。塔塔统阿解释道：“我主在颁布命令之时，或征收钱粮，或任免官吏，必盖此玺于诏书之上，以此做为真实的凭证，受到众人的公认。惟有此印玺，方显所颁诏书并非假造”（参阅《秘史》、《源流》、《拉施特书》）。《元史》原文亦有类似之文字如下：（帝）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此后，成吉思汗通过塔塔统阿的解答，对文字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理解，于是命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元史.塔塔统阿传》）。这个“国言”当指蒙语，于是这种以回鹘文字来书写古代蒙语的文字就成为了当时的大蒙古国的官方文字。

“千年说”则将这种文字的发明前推于十一世纪下半叶合不勒汗执政之时，合不勒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做为继承海都汗所建立的蒙古部落联盟的可汗，在他的时代，蒙古一度强盛一时，甚至南下袭扰过金国的边境。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内已经存在了一个蒙古族政权。按照通常的规律，当一个新政权建立后，其主体民族必然将重新创立文字或改进其旧文字，因而可能借用了回鹘文字来记录蒙语。

也有人提出，这种文字是蒙古族的邻居，突厥种的，信奉聂斯托利安（Nestorius）基督教派的克烈亦惕人（Keraït或Kéräyit）所创立的，他们很久以前已经开始使用回鹘文字来记录蒙古语。前面提到过，突厥语中有许多蒙古语元素，因此双方的转化是相当圆熟的。当成吉思汗于纪元1203年秋征服该民族之后，就很容易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手法将其运用于国政治理之中。

最后谈谈“千年以上说”，这一说法认为，乃蛮本身就是蒙古部落，而非突厥种裔，因此乃蛮所使用的当然是古代蒙古语，而以回鹘文字做为记录之用。

在这三种说法之中，第一种有文献佐证，而后两种则尚停留于推测与探研的层次，距离具体可靠的论据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考证之中。

关于回鹘文字的特点，一般来说是一种拼音文字。书写之时，元音字母与辅音字母的结合相当紧凑，笔画连贯，一气呵成。其最小书写单位为词，书写方式为从上到下的竖向列序，行序则是从左至右。基本与现代蒙文类似。

从蒙古语言文字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虽然限于地理环境而于第一个千年内发展缓慢，但是当成吉思汗时代走向强大后，并不拒绝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并融会贯通，以为己用，保持并提升了自己的文明程度。故而，言其野蛮是一种教师爷式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对正确认识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毫无裨益，宜批驳之、杜绝之。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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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畏兀儿文体与巴思巴文体之文献

在成吉思汗命令创立畏兀儿文体的65年之后（即纪元1269年），他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命令来自西藏高僧巴思巴创造了一种新文字，也就是传名后世的巴思巴蒙古文，或称蒙古新字。不久，又下旨严令称“国字”、“译写一切文字”。自此，畏兀儿文字不再是元朝的官方文字。但是，这种文字却并未失去其自身的活力，继续在元朝民间和四大汗国内流传使用着。从道布编纂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现存的该文字文献。现列举若干于下：

①《阿八哈汗赐教皇使节书券》，为伊尔汗国阿巴哈汗（纪元1265－1282年间在位）于1267年或1279年（根据文献本身所注之“兔儿年”推算）赐予罗马教皇使节的证书。现存于梵蒂冈教廷档案馆内。全文共16行。发现于1921年。

②《阿鲁浑汗致法国国王书》，伊尔汗国阿鲁浑汗（纪元1284－1291年间在位）于1289年写给法国国王腓力普四世的书信，主题为商议割让耶路撒冷为条件，敦促以法国为主导的十字军联合伊尔汗国合攻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外交函。现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

③《阿鲁浑汗致教皇书》，此为阿鲁浑汗于纪元1290年拒绝罗马教廷先后于1288年和1289年两次来信之中提出劝其皈依天主教的回书。此信现藏梵蒂冈教会档案馆，与《阿八哈汗赐教皇使节书券》同年发现，但已残缺不全。

④《合赞汗致教皇书》，伊尔汗国合赞汗（纪元1295－1304年在位）于纪元1302年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tiusⅧ）书信，继续建议联合出兵攻打埃及马木路克王朝。与前两份文件同于1921年被发现于梵蒂冈教廷档案馆。

⑤《完者都算端致美男子腓力普书》，伊尔汗国完者都算端（纪元1304－1316年在位）于1305年写给法王的国书，现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

⑥蒙汉合壁《孝经》，这个木刻残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蒙文译本由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作。

⑦《入菩提行经疏》，为梵文《入菩提行经》的蒙文译本，纪元1299年由元朝文豪搠思吉熬节儿译注，1312年刊行。其残本现藏德国国家图书馆。

⑧《兴元阁碑》，纪元1346年建于哈剌和林城，现已毁坏。1892年—1918年，由俄罗斯与波兰学者发表其残文。

⑨《云南王藏经碑》，1340年在位之元朝云南王阿鲁立于昆明城西玉案山笻竹寺内。碑文共20行，上载云南王旨令以及建碑过程等诸杂事。

⑩《祖勒合儿乃词话》，十四世纪抄本，为古希腊历史名作《亚历山大传》的蒙文译本。现已残。

另外，纪元13世纪中叶之藏传佛教萨思迦派高僧功嘉监藏（纪元1182－1251年）所作的畏兀儿蒙文语法专著《心箍》。书中对这种蒙文的语法进行了整理，共得41个音节。又一说，该书为搠思吉斡节儿作。此人具体生卒年不祥，当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人，蒙古化的畏兀儿人，曾任元仁宗的国师，英宗时亦受极高尊崇。其人学问渊博，尤精语言，通蒙、汉、梵、藏文，翻译过不少佛经，流传于蒙古人之中。他的《心箍》为蒙文总结出123个音节，定七元音，十七辅音。首次发现了蒙古文之中的元音与谐律，并订正了构词法和语音对应规律以及元、辅音发音部位与方法，总结为“空、气、水、火、土”五行规律，与现代发音法的“喉、唇、舌、齿”音的分类方法相近似，是相当先进的语法读音规范。其书原本已不存，但是在18世纪人丹津达格巴的语法名著《心箍注疏.虚空宝》之中留存了下来。

代替畏兀儿蒙古文而出现的巴思巴文，是因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潮流应运而生的一种新文字。创造者巴思巴，名为罗追坚赞，生于纪元1235年，卒于1280年，与其叔父功嘉监藏同为佛教萨思迦派高僧。巴思巴之意为“圣者”，早慧，七岁即能诵经十万言，且通晓大意，吐蕃号之为“圣童”。及长，学富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此得到“班弥怛”的称号。纪元1244年随叔父功嘉监藏至中原，立时轰动元之朝野，1253年受忽必烈延聘至潜邸，倍受尊崇。1269年奉已继任大汗的忽必烈之命创新文字，系利用梵藏文字母所创立，故而又称“方体字”。

关于巴思巴蒙古文的字母数量，有35、36、37、42、46、51、56等十余种说法，41字说出自《元史.释老》，元末人盛熙纷著《法书考》和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56字说则来自照那斯图和杨耐思等人的研究，认为41字为基本字母数，另有记录其他语言的增补符号，合计56字。有8元音，34辅音。词首与词中、末则变化繁复，虽较之畏兀儿蒙古文更为准确，却也有繁琐之嫌。故而虽为官方钦定文字，却不及畏兀儿蒙古文的流传更广，尤其是岭北行省和金帐、伊尔两汗国的蒙古主流社会之中，更不曾真正使用过。仅仅限于元朝廷官方文件书信之上，因而其文献流传至今者不过40余件而已（照那思图编《巴思巴字及蒙古文献Ⅱ.文献汇要》，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1991）。该书按照文献类型，分为圣旨18件、懿旨2件、令旨3件、法旨1件、石壁经文1件、牌符4件、图书2件、禁约榜十余件。

这种文字随着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退出中原而失去了其根植的土壤，最终走向没落，但并未完全消失。在北元朝廷的官方玺绶中依旧被采用，直至1580年左右的一些官方碑文之中，亦有采用者。但是，终究未能得到大部分蒙古族人的认同，最终化为历史的残象。

前言

更新时间:2005-7-23 10:27:00

字数:1005

阿提拉与匈奴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帖木儿与金帐汗国，这些近乎传奇中的名字，对于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陌生。当然，你也许还看过有关匈牙利人、保加尔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书籍。如果你对古代史感兴趣，你或许还具有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甚至萨尔马特人的知识。你或许还听说过阿瓦尔人和哈扎尔人。但是，你未必了解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可以碰到的、属保加尔人的各部，即乌基尔人、库特利格尔人和乌特格尔人，你未必了解佩切涅格人和库蛮人，以及与塞尔柱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有关系的乌泽人。

上述这些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在历史上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草原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只有当他们与那些有文字历史的文明接触时，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才稍微明朗了一些。然而，即使是在有关他们的资料相当丰富时，语言的复杂性又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当数量极少的专著和专门性研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时，囊括多学科的一般性著作，或者是对这些民族的漫长历史作较大范围论述的综合性文章就尤其珍贵了。而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专著中，格鲁塞的不朽著作《草原帝国》可算首屈一指。

格鲁塞的这一精典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39年，后来曾多次重印，没有重大改动。1952年版（当时正值作者逝世前夕）增加了1939年到1951年间针对草原艺术问题所发表的讨论稿的附录。然而，书的主体保持了原样，这本巨著中最有趣味和最重要的一般性论述乃保留至今。

本书是英文版的首版，是沃尔福德根据1952年法文版译成。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恩·斯托亚诺维奇对译文作了校对，并协助统一了专业术语和音译名词。已故小詹姆斯·F．麦克雷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印刷工作。有关草原艺术问题讨论的附录，由于过时而未收入，本书引入了适用于今天学术研究的大量注释。编辑了综合性的索引和备有19幅地图。其宗旨始终是使该书的英文版除了适用于专业研究外，也适用于普通读者，此外，该译本不仅驾驭了原著的知识，而且还保持了原著开阔的视野和雄浑的气势。

拉特格斯大学沃里斯历史学教授

彼得·查拉尼斯

序言

更新时间:2005-7-23 10:28:00

字数:3590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的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们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都是极难解释的，以致使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他们是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

然而，同这些人一样，人们也不是大地之子，更多的倒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不过，随着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动机就变得清楚了。他们敦实而灵活的身躯（由于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幸存下来，因此是不可战胜的）是草原的产物。高原上凛冽的寒风和严寒酷热，勾画出他们的面貌：瞅起的眼睛，突出的颧骨，卷曲的头发，也练就了他们强壮的体格。逐牧草而作季节性迁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特有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胆怯地仿效和嗜血性的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

这三、四位伟大的亚洲游牧民划破了历史之网突然逼近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仅仅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罢了。对于成为世界征服者惊人形象的这三个人来说，有多少个阿提拉，多少个成吉思汗失败了呢？失败，也就是说，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领土包括四分之一亚洲，疆域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的有限的帝国——然而，人们必须承认，这是已经具有某种重要性的一项成就。我愿向你们介绍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三位巨人统领的这支伟大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行进了10个世纪，他们的活动从中国边界抵达欧洲边境。

我们对野蛮人这一问题应该作出严格的定义。古典世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被其邻居者如此命名的人民。对罗马人来说，在长时间内，克尔特人是野蛮人，正像日尔曼人对高卢人，以及斯拉夫世界对日尔曼地区一样。同样，以后被称为中国南部的地区，对中国人的起源地黄河流域来说，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地。但是，由于上述所有地区的地理条件使生活在这些地区内的居民采取了农耕生活的方式，他们摆脱了落后，逐渐与农耕生活融为一体，以致到中世纪后期，几乎整个欧洲、西亚、伊朗、印度和中国都达到了相同的物质文明阶段。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地带没有经历这一变化过程，即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沿欧亚大陆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个辽阔地带。这是草原地带，西伯利亚森林从它的北缘穿过。草原上的地理条件只容许有很少几块耕地存在，因此，居民只得采取畜牧的游牧生活方式，正像几千年前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其它人类的生活一样。其中的一些部落（即森林地带的那些部落）确实还停滞在马格德林狩猎者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仍处于野蛮状态——这儿不是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低能，而是说，由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这儿长期保留了其他地区早已抛弃了的那种生活方式。

当亚洲的其余地区已步入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些畜牧民族残存下来，这一事实在历史剧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毗邻各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时代的移位。公元前第2干纪的人们与公元12世纪的人们共存。游牧民族从一支到另一支，只要是从外蒙古南下的民族就到北京；或者是从吉尔吉斯草原来的就登上伊斯法罕。突变降临了，并且充满着危险。对于中国、伊朗和欧洲的定居民族来说，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确实是未开化的，他们被展示出来的武器所吓住，被玻璃球和封官赐爵所吸引，恭敬地与耕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游牧民的态度是容易想象的。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在干旱的岁月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险穿过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边，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成熟的庄稼、堆满粮食的村庄和豪华的城镇。这一奇迹，或者说，它的秘密——维持人类的繁荣所需要的辛勤劳动——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的冲动。

幸存在农业公社旁边的牧猎公社，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可以看到和接触到那些仍处于畜牧阶段的各民族（他们忍受着在干旱时期草原所固有的骇人听闻的饥荒）的地区内，不断繁荣的农业公社在发展，它们之间不仅呈现出突出的经济悬殊差别，而且还呈现出更加残酷的社会差别。再说一遍，人类地理学上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态度，使我们回想起同处于一个现代城市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感情。耕耘着中国北部优质黄土地的农业公社，种植着伊朗的田园，或基辅的肥沃黑土地的那些农业公社，被一条贫瘠的牧地围住，牧地上常常是恶劣的气候条件，那儿十年一次的干旱，水源干枯，牧草枯萎，牲畜死亡，随之而来的是游牧民本身的死亡。

在这种条件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定期性推进成了一条自然规律。加之这些游牧民，无论是突厥人或者蒙古人，都属于理解力很强、头脑冷静和注重实际的人，由于所处环境的严酷现实的训练，他们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当定居公社，通常是处于衰败中的公社，在其猛攻下屈服时，他们进入了这个城市，在最初几小时的屠杀结束之后，他们不费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亲自登上了像中国的大汗、波斯的国王、印度的皇帝和罗姆的苏丹这些历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并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相应的称号。在北京，他成了半个中国人，在伊斯法罕和刺夷，他成了半个波斯人。

草原与城市之间持久的调和是最终的结果吗？绝不是。人类地理学上不可抗拒的规律继续发生作用。即令中国化或伊朗化的可汗没有被一些本地区的反抗（无论是缓慢的，或是突发的）所推翻，那么，来自草原深处的新的游牧部落、即饥饿的部落，将会出现在他的边境上，把他们这位暴发的堂兄弟只看成是又一位塔吉克人或拓跋族人，即波斯人或中国人，他们重复着这种冒险，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种冒险怎么大多都能成功呢？同一旋律怎么会在从匈奴进入洛阳到满人进入北京的整整13个世纪中反复发生呢？答案是：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事实上，中国人和伊朗人都没有忽视过这支骑兵。中国人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采用了他们的骑马服装。波斯人从帕提亚时代起就领略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是，在这一领域里，中国人、伊朗人、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从未能与蒙古人相匹敌。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于，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并不是说他们常常遇上敌人，相反，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精疲力尽。这支骑兵蒙蔽人的灵活性和无处不在的假象，一经被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者别（哲别）和速不台所掌握，就赋予了它一种共同的智慧。普兰·迦尔宾和卢布鲁克曾亲眼目睹过战斗中的这支骑兵，他们被它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所震惊。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产生于马其顿和罗马政体，它们是有组织的国家部署的产物，像所有国家一样，它们兴起、发展、消亡。而草原上的马上弓箭手们统治着欧亚达13个世纪之久，因为他们是大地的自然产物，是饥饿和欲望的产物，是熬过了饥荒岁月幸存下来的游牧民。当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世界时，他是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当他还是一个被遗弃在克鲁伦草原上的孤儿时，就与弟弟老虎术赤一起每天带回了足够的野味，而没有被饿死。

对古代和中世纪来说，马上弓箭手们投射和飞驰的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在当时是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的子弹的作用一样。

什么因素使这一优势结束了呢？16世纪以来游牧民族怎么不再任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理由是后者用大炮来对付他们。于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获得了压倒游牧民的人为的优势。长期以来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伊凡雷帝用炮声驱散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倒了卡尔梅克人。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几小时之内，游牧民的传统优势已成为似乎是不真实的过去。在1807年的战场上，浪漫的沙皇亚历山大召集来打拿破仑的卡尔梅克弓箭手们，就像是马格德林时代的猎人一样过时了。然而，自从这些弓箭手们不再是世界征服者以来，仅仅才过了三个世纪。

导言

更新时间:2005-7-23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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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及其历史

在自然外观上，亚洲高原表明在地球史上曾经演出过最壮观的地理戏剧。这一巨大的大陆块的隆起和与周围地区的隔离，是由于在两个不同时期内形成的两大褶皱山系集中碰撞而成，两大褶皱山系分别是天山和阿尔泰山的海西褶皱（天山以西域陆块为界，阿尔泰山以安加拉大陆的古西伯利亚高原为界）和喜玛拉雅山褶皱山系。喜玛拉雅山褶皱在中新世时期取代了欧亚大陆的“古地中海”。天山和阿尔泰山朝西北方突出的弓形和与之相对的、喜玛拉雅山朝南突出的凹形合起来把突厥斯坦和蒙古利亚包围起来并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离，似乎让它们悬在四周的平原之上。这些地区由于海拔较高，又远离海洋，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在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气温变化幅度是从零上38℃到零下42℃。西藏高原海拔很高处几乎都能生长普通植物，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半弧形山区也是这样，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们属高山气候，植物分布各有特征，有山脚的森林，有山峰的稀疏植物。除西藏高原和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弧形山区外，几乎整个亚洲大陆被一条纵向的草原带覆盖着，草原上，冬季万物休眠，夏季万物枯萎。这片大草原在灌溉地区仍是肥沃的，但在中部，肥沃的土地逐渐枯萎变成了沙漠，这片大草原从中国东北部起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库伦延伸到马里和巴尔赫地区，欧亚北部草原在此让位于更富有地中海特征的伊朗和阿富汗的亚热带干草原。

在北部，这条纵向的欧亚草原地带分别与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的北部大森林地带，以及蒙古北缘和中国东北部会合。在草原地带中部的三个地区，草原不知不觉地让位于沙漠：河中地区的克齐尔库姆沙漠和阿姆河以南的卡拉库姆沙漠；包围着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是从西南贯穿东北的大戈壁滩，它从罗布泊（戈壁滩在此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起，到中国东北边境上的兴安岭止。这些沙漠像癌细胞一样吞啮着草原地带，在有文字记载历史以前时期它们就不断蚕食着草原。戈壁沙漠北面是北蒙古、贝加尔湖畔的森林、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畔草原，南面是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草原和热河，这一中间位置是妨碍突厥-蒙古族帝国（无论是古代的匈奴人的帝国，还是中世纪的突厥人的帝国）幸存下来的持续因素之一。

在沙漠边上的草原之路，给在今天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的历史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一地区摆脱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尽管总是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或控制），使商路上的这些绿洲具有都市的、商业的特征，通过这些链条式排列的绿洲，这一地区形成了西方几大定居文明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与远东的中国文明之间的交通线。在干涸的塔里木河南北的两条凹形河岸上形成了两条道路：北道经过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喀什、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南道经过敦煌、和田、莎车、帕米尔山谷和巴克特里亚。这条纤细的双线，交替着穿过沙漠，越过山峦；它弱似忙于越野的蚂蚁爬出的婉蜒而漫长的路线，然而，它已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世界，足以维持中国的“蚁穴”与印欧的“蚁穴”之间的低限度的联系。这就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沿着它，进行着贸易交往和宗教传播；沿着它，传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地区的传播佛教的人。经过这条路，托勒密曾提到过的希腊－罗马商人们争着控制那些易于获得到来自“塞里卡”大捆丝绸的地方，中国东汉王朝的将军们试图与伊朗世界和罗马帝国东部建立交往。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

然而，在这条狭窄的文明小径以北，草原为游牧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由无数条道组成的无边无际的路，即蛮族之路。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畔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地区内，浩浩荡荡的蛮族大军畅通无阻，因为尽管阿尔泰山和天山北部山嘴在朝着巴尔喀什湖方向似乎已经合拢，然而实际上两山之间在楚固恰克方向，在塔尔巴哈台的额敏河处，空隙仍十分宽阔，裕勒都斯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朝着西北方向的空隙也很宽，来自蒙古利亚的牧马人在这里看到了远方一望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塔尔巴哈台、阿拉套和穆扎尔特通道上不断有从东方草原向西方草原迁徙的游牧民通过。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这种运动可能更多地是采取相反的方向，人们的印象是伊朗种（印欧种人）的游牧民，即希腊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伊朗碑文证实为萨加人，必定朝东北方向深入了很长的路程，到帕兹雷克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而另一些印欧种人在塔里木诸绿洲上定居，分布在从喀什到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甚至远至甘肃。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元初年起这种流动就是从东向西进行的。在以后的中国突厥斯坦的各绿洲上不再盛行印欧方言即“东伊朗语”、库车语或吐火罗语。相反，是匈奴人，他们以匈人一名，在南俄罗斯和匈牙利建立了前突厥帝国（匈牙利草原是俄罗斯草原的延伸部分，正像俄罗斯草原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一样）。在匈人之后来的是阿瓦尔人，阿瓦尔人是在6世纪的突厥人的压力之下从中亚逃出来的蒙古族部落。它将先后统治着俄罗斯和匈牙利。7世纪的哈扎尔突厥人，11世纪的佩切涅格突厥人，12世纪的库蛮突厥人，他们都是沿同一条路而来。最后，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统一了草原，可以说，他们成了从北京到基辅的大草原的化身。

草原秘史是突厥-蒙古各部落为争夺肥沃牧场，彼此吞并的历史；是主要受牧群的需要所驱使，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进行无休止迁徙的历史。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迁徙路途非常遥远，往返迁徙一次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这些游牧民的种种条件，即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适应了这种迁徙。在黄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这些不停的流荡的历史，由定居国家的人们保留下来，但是很少，仅仅是当时对他们有影响的那些事件。他们记录了在长城脚下，或者是在多瑙河要塞下，即在大同或者是锡利斯特拉爆发的波涛汹涌的猛烈攻击。但是，关于突厥-蒙古各族之间的内部骚动，他们谈了些什么呢？在可以称为帝国地区的鄂尔浑河源处的哈喇巴喇哈森和哈拉和林，我们发现了其目标是要统治其它游牧部落的所有的游牧部落：在公元纪年以前有突厥族的匈奴人；在公元3世纪有蒙古族的鲜卑人；在5世纪有也属于蒙古族的柔然人；在6世纪有突厥族的突厥人；在8世纪有回鹘突厥人；在9世纪有黠戛斯人；在10世纪有蒙古族的契丹人；在12世纪有可以假定是突厥族的克烈人，或乃蛮人；最后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尽管我们可以识别这些对其它部落施加过霸权、交替出现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但是，我们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这三大母族的最初分布情况。今天，通古斯人无疑地不仅占有北蒙古，还占有东西伯利亚的大部，以及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东岸地区；而蒙古人则聚集在历史上的蒙古利亚；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突厥斯坦。然而应该记住，在东、西突厥斯坦，突厥人是后来者，他们在阿尔泰山的影响是直到公元1世纪才为人们所查觉，他们在喀什噶尔和河中的影响分别在9世纪以后和11世纪以后才被人们查觉到。撒马尔罕和喀什两城的市民基本上仍是突厥化的伊朗人。然而历史表明，在蒙古利亚本土上，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明显地使许多突厥部落蒙古化，这些部落是阿尔泰山的乃蛮人，戈壁滩的克烈人，察哈尔的汪古特人。在成吉思汗把所有这些部落统一在青蒙古人的旗帜下以前，今天蒙古利亚的一部分仍是属于突厥族的，甚至今天确实还有一支突厥人，即雅库特人，占据着通古斯人以北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在勒拿河、因迪吉尔卡河和科雷马河流域。这支突厥人离白令海峡如此之近，在蒙古人以北，甚至在北冰洋上的通古斯人以北，因此，在企图确定“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相对位置时必须谨慎。以上所表明的是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主体最初可能是定居在相当远的东北部，因为不仅是今天的喀什地区，而且在萨彦岭北坡（米努辛斯克）和大阿尔泰（帕兹雷克）当时都是由来自印欧种人的共同摇篮南俄罗斯的印欧人居住。这一假设与像伯希和、纪尧姆·德·埃维西等这些语言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语言学家们拒绝考虑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与集中在乌拉尔山区的芬兰-乌戈尔族所使用的那些语言之间存在着最初的联系，直到进一步的证据即将发现。再则，且不管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之间的最初的联系，今天它们之间存在的相当大的差异使我们考虑，在有史时期内曾联合在一个共同统治下的这三个种族（因此，他们之间常常发生文明术语所说的互相仿效）可能彼此之间一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分布在亚洲东北的辽阔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