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五章（10）.2

蒙古的水军

蒙古（元）水军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发挥作用最强的水军之一，在中国水军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安京先生在2001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蒙古国早期的水军与水战》，将蒙古的水军形成发展分为初创、鼎盛和衰落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大致起自成吉思汗晚期，至蒙哥汗时为止，这期间南方的金、南宋为主要敌人，尤其是在对南宋的作战中，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鼎盛期大致在忽必烈时期，此间，蒙古水军承担了江、河、湖、近海的防卫任务，参与了大规模的海外作战及大规模的海上粮食运输。忽必烈统治结束后，元水军逐步进入衰落期。

蒙古学研究之四

更新时间:2005-7-23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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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箱乐”的形成、流传和音乐特性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后，在很多方面与蒙古的固有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中央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包·达尔汗先生在2002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的文章，对流传于蒙古地区的经箱乐作了初步的探讨。经箱乐是在民间为丧事而举办的由喇嘛演奏的音乐。经箱乐形成于清朝末年，它的形成与蒙古宗教和汉族宗教音乐的相互影响有很大的关系。经箱乐主要流传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贞旗、科尔沁一带。经箱乐是由喇嘛乐师班在民间丧事上演奏的器乐曲，使用的乐器有笙、管、笛、唢呐、鼓、镲、钹等，有一套固定的演奏曲牌。经箱乐中的乐器有时因人员、场地或别的因素有或多或少的现象，经箱乐的曲牌目前掌握的材料有7个或8个的说法，从乐曲来看，主要是传统的蒙古族音乐和汉族音乐，期间还没有发现相互混杂的现象。经箱乐的音乐特征是音乐结构以单一曲牌的多次反复为主，曲牌源于民间，变化不大，基本保留了原型，形态简易，蒙汉风格并存。

罟罟冠的形制

中央民族大学的副研究员苏日娜女士在2002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罟罟冠形制考》的文章，考证了蒙元时期蒙古贵族妇女的帽冠。罟罟冠的形制随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罟罟冠是以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材料制成的，早期在北方以树木、桦树皮为骨架，继而以铁丝制架，进入中原以后则以竹为骨架。罟罟冠的装饰也随贫富不同而有差异，富者饰以宝石、珍珠、彩珠、翠花、琥珀、织锦、孔雀羽毛等；贫者则只能以青毡、黑布、粗麻、野鸡毛等来装饰。最早的罟罟冠较高，平均在3尺左右，元朝末年降到2尺左右。罟罟冠的高矮变化直接反映出蒙元社会生活的荣与衰。

蒙古族小说的民族自省意识

文艺理论对文学作品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黄薇副教授在2002年第1期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从〈尘埃落定〉的民族自省意识谈当代蒙古族小说》，探讨了当前蒙古族以至其他民族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理论问题。《尘埃落定》由于深刻批判了民族传统的缺陷而具有自觉、理智的民族自省意识，当代蒙古族小说则缺乏这种意识和理论。在前17年的蒙古族小说中，阶级取代了民族，人物性格只有阶级的差异却没有民族的相同性，民族性只是作为价值判断出现在小说中。1984年后的小说开始对民族文化性格中的弱点做出反省，虽然更多还是表现在事物表面，但民族的理性与反省力开始觉醒。

元代庙学

庙学即是各级儒学，庙学之制起源于唐代，是庙与学二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申万里博士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庙学考辨》的文章，对元代的庙学作了深入的探讨。元代对庙学的发展是比较重视的，多次下达儒户免役和禁止骚扰庙学的诏令。元代庙学的发展表现在庙学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区域和范围。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是比较完善的，典型的庙学是国子学和地方路、州和县的官学，由于是政府办学，学田有保障，经费比较充裕，庙学的设施也比较完备。元代庙学有庙（也称礼殿、大成殿、夫子庙、文庙等）、学宫以及其他辅助设施构成。除官办的庙学外，元代还有其他形式的庙学，如社学、义塾、军队及转运司庙学等。元代随着庙学的推广，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得到完善，元中后期，庙学出现了重祭祀，轻教学的现象。

鄂尔多斯部的形成

鄂尔多斯蒙古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依克召盟。历史上他们是因为守护成吉思汗的八白宫而从全蒙古部落中集中到此的，后人将他们称为鄂尔多斯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沙·班泽尔先生在2002年第1期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上发表题为《论鄂尔多斯人的形成》，阐述鄂尔多斯人的形成和成吉思汗陵之间的关系。成吉思汗在西征西夏的时候，路过现在的鄂尔多斯地区，看到风景优美，曾赞叹不已。当成吉思汗逝世后，把他的遗体（有的记载是把成吉思汗的随身衣物）葬在这里，形成君主的陵墓，并派人守护，守护成吉思汗陵墓的人就成为日后的鄂尔多斯人。1282年，举行成吉思汗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元朝皇帝忽必烈亲自前往鄂尔多斯地区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参加祭奠活动，并规定今后每年四季定期举行成吉思汗祭奠活动。成吉思汗陵修建之后，就应有人守护，他们就是最初的鄂尔多斯人，后来随着成吉思汗祭奠的定期化和规模的扩大，守护和组织祭奠的人从蒙古各部相继而来，成为鄂尔多斯人的前身。

科尔沁文化

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呼日勒沙先生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上发表题为《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尔沁文化研究概况》的文章，介绍科尔沁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科尔沁文化是蒙古传统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是内蒙古民族师范大学科尔沁文化研究的初级阶段，90年代是发展时期，科尔沁文化包括语言、文学、风俗、萨满教、历史等方面。

蒙古语言、历史与文化

语言和文字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一直是拥有语言和文字民族的重要的事情。青海民族学院教授贾晞儒教授在2002年第1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蒙古语言与蒙古族历史、文化》，阐述蒙古语言不但是蒙古族人民的交际工具，而且是蒙古族文化、历史的载体。他的语法结构、语义构成、语义演变等都表现着特定的文化蕴涵，是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蒙古族的拇指崇拜

拇指崇拜是蒙古族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央民族大学的胡格吉夫副教授在2001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论蒙古族的拇指崇拜》，讨论蒙古族拇指崇拜现象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蒙古族拇指崇拜与蒙古族的神话、民俗、尊右习俗都有关系。古代的蒙古人神话了在狩猎过程中箭手的拇指作用，因而产生了拇指崇拜。蒙古人认为拇指是男子汉的象征，英雄人物的化身。

元代有关回回的立法

元代回回是色目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在立法方面他们得到很多优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东平博士在2001年第6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关涉回回立法初探》，探讨元代回回在立法方面得到的优待。在行政法规方面：元朝民族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族不平等，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学术界没有发现元朝政府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然而四等人的划分在实际执行的诸多政策、法令、法规中却反映出来；元朝政府在职官制度中做出规定，一些官职必须由回回或色目人担任；在科举中也给回回人优待；在阴叙方面回回人也有比汉人高的特权；丁忧等一般的法规等方面回回都得到优待。在刑事法规方面，一是给予并保护回回人的一些特权；二是除了对回回人的一些特别规定外，回回人需遵守通行的法律法规。此外，在经济法规和民事法规中都有给予回回人或色目人的较高权利。这些都以制度或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宗教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一个民族的宗教，对研究其民族的历史、经济等都有好处。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的孙悟湖先生在2001年第6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点评元朝宗教的特点。元代宗教派系繁多，呈现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宗教融合大潮下的斗争性、信仰主体的复杂性、宗教气氛的浓郁性和宗教团体的等级性等特点。

阿拉善蒙古与清廷的联姻

阿拉善的蒙古人原属于漠西额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其牧地东邻宁夏，西接甘州，北近瀚海。领主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今分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有清一代，阿拉善是清朝皇帝实行政治联姻的重点部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杜家骥教授在2001年第5期《民族研究》上发表《阿拉善蒙古与清廷联姻述评》，揭示清廷与阿拉善联姻的特点及政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满、蒙古、汉血缘融合等。阿拉善蒙古是清代西部蒙古诸部中惟一与皇家有联姻关系的部落，而且世代通婚，杜教授根据清皇族《玉牒》辑得该部与皇家联姻27次。清廷与阿拉善的联姻主要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位。清朝前期，因为与噶尔丹的战斗，清朝不能忽视有重要军事地理位置的阿拉善地区，同时，阿拉善蒙古的领主和罗理是青海蒙古顾实汗之孙，顾实汗的子孙不仅驻牧青海，而且进驻西藏，控制藏区。这也是清廷联姻的原因之一。后来，上层之间的联姻关系在皇家联姻的基础上形成，因此可以说，有清一代，皇家与阿拉善蒙古之间的联姻关系在特殊原因，如战争等因素下中断外，一直被持续着。因清朝皇家后代中有很多汉族皇妃所生的格格出嫁到阿拉善，因此，在血缘上可以说是满、蒙古、汉的融合。

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

2000年德国中亚研究所的伊丽莎白·乔多博士的研究成果《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出版。此书是整套研究工作的第一部分的成果，以后将有成果陆续发表。该书由序言、导论、原文语言特征、正文、术语索引、参考书目和原文影印件等7部分组成。该书公之于众的文献残片有240件，分属42种文献，主要内容有：

1． 皈依佛陀方面的7篇经文；

2． 崇敬圣观世音菩萨之类经文，如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的一种缩写等8篇经文；

3． 威德金刚颂1篇；

4． 祭祀黄财神经文6篇；

5． 格斯尔汗祭词2篇；

6． 高僧大德颂4篇；

7． 阿勒坦汗赞歌1页；

8． 熏祭用品的来源及其礼仪祭词2篇；

9． 招魂词及祭火招词4篇；

10. 借助神力庇佑平安之咒语5篇；

11. 禳灾劫难之咒语2篇；

12. 历法书7篇；

13. 占梦篇4篇；

14. 星占术5篇；

15. 中阴四部偈文。等。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乔吉和中央民族大学的乌力吉在2001年第3期的《蒙古学信息》上发表题为《〈关于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兼评〈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一书》介绍和评价了《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此批桦树皮蒙文文献是1970年由H·普日莱和E·B·莎符库诺夫率领的蒙-苏历史文化考察队在坐落于蒙古国布剌干省南部的达新齐苏木所在地以西12公里处的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古城遗址中发现了1400多块写有蒙古文和藏文的桦树皮，学者们认定此文献是17世纪前半叶的产物。此批文献中的一部分法律文书已由蒙古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H·普日莱教授公开发表。乔吉和乌力吉在桦树皮文献的成书时间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成书应该在西藏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初期阶段；另外，还注意到文献中出现的中世纪古蒙古语，如13-14世纪蒙古人使用的月份的说法；同时指出了有些解读的明显失误之处。

韩国的蒙古语研究

韩国学者成百仁先生在内蒙古大学第三届国际蒙古学讨论会上发表题为《韩国的蒙古语研究》，在2001年第3期的《蒙古学信息》上，穆仁先生将其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韩国的蒙古语言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古代蒙古语言研究和现代蒙古语言研究，前者是以书目学、历史、比较文学和比较语言学为主，后者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主流蒙古学研究资料上；前者的研究课题主要来自历时音系学、借词现象等，旨在弄清韩国语和蒙古语之间的亲合关系，而后者之研究范围扩展到包括词素句法和语义学内容，对《蒙学三书》和其他古代蒙古文献的研究旨在弄清韩国语与阿尔泰语系之间的亲合关系，进而澄清韩国历史之源起问题，而现代蒙古语研究所描述和解释的现象，严格地来讲都属于蒙古语族自身的问题。

蒙古学研究之五

更新时间:2005-7-23 1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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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份蒙文期刊

内蒙古图书馆的忒莫勒先生在2001年第3期《蒙古学信息》上发表题为《〈蒙话报〉研究》的文章，介绍和评价了近代第一份蒙古文期刊。《蒙话报》是1908年吉林省调查局主办的，其宗旨是：“以开发蒙民知识为目的，籍以疏沦蒙情而宣扬上德，兼为调查各蒙旗政俗之补助。”体例“采辑各种论说暨内政外交之有关蒙古事项，以及浅近学说，足以启迪蒙民智识者，用通行之蒙古语编演，之间亦插入图画”。内容分谕旨、中外要点、论说、奏牍、时事要闻、演说、浅近学说、市价、杂俎、附录等10类。每月出版一期，逢十五日发行，每期出版600份，分送吉林所属蒙旗各地之蒙古人民，不取报资。吉林省调查局总办兼任该刊总理，除汉文编纂由本局局员兼任外，有蒙文书译员、蒙文助译、汉文书记和画师。《蒙话报》的存世情况，国内内蒙古图书馆存有完整的第25期，另外报道还存有第5期（未见原件），内蒙古图书馆还存有第7和27期的残书。国外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研究所图书馆存有第5-6、7-9、16-17期。该刊虽然以报为名，从其内容看，实为一政治性很强的综合性期刊，颇有些政府公报的色彩。

蒙文的信息处理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的华沙宝教授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关于蒙古文信息处理工作》的文章，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蒙古文的信息处理工作的基础上，阐述蒙文信息处理工作中的方式方法、技术手段、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正确理解在信息处理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投入，面对遇到的难题，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应用，通过对现有蒙文的改革，使蒙文信息处理工作更加适应时代的步伐。文章有：1、蒙文信息处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2、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存在的困难；3、对蒙文信息处理工作的意见。

蒙古包装饰的意义

蒙古国立大学的南丁毕力格先生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蒙古包装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一文，阐述蒙古包装饰的象征意义。蒙古包主要是由支架和围毡构成的，图案也在支架和围毡上。作者通过民间文学的婚宴祝词、贺词等，总结出蒙古包装饰的特点：1）抽象地描绘山、水、云等自然景致；2）描刻猛兽、擒类；3）表示祝福。

蒙古族的纪年

内蒙古赤峰师范专科学校的宝音初古拉先生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浅谈蒙古族的支干纪年习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蒙古族运用过十二生肖法、五色法、五行法、六十循环法、汉族的天干地支、汉族的朝代、蒙古朝代等纪年方法。

古代农耕和游牧经济文化类型

农耕和游牧是两个大的经济类型，它在中国经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西北民族学院的贺卫光副教授在2002年第1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阐述了农耕和游牧两大文化。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的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战国时代不同文明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影响

学术界对活动在蒙古高原的北方各族古代历史和内蒙古地区近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古代中原国家在今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却研究的不多。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张久和研究员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战国时代燕、赵、秦诸国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略和管辖》的文章，阐述古代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在内蒙古碰撞交汇。内蒙古地区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交互影响、彼此吸收、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场所。燕是周在北方的一个诸侯国，强盛时期占有今河北、辽宁大部和内蒙古赤峰、通辽南部的部分地区，前300年后，燕王用从东胡回来的秦开率兵击东胡，东胡败，北退千余里，燕国自秦开向北击走东胡，修长城，置郡，移民屯兵戍边。战国时代的赵国，强盛时期大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南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赵国是在赵武灵王时期把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的。赵国进入今内蒙古境地后，修筑了长城、建立了城镇。赵武灵王死后，赵国在内蒙古的管辖能力逐渐减小，前222年，赵国全境归秦国。秦国是战国七雄中的强国，占有陕西、甘肃、宁夏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方。秦国在今内蒙古地区也有长城、郡、县等管理机构。此后，历史上的内蒙古地区一直是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反复拉锯争夺的地带，也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互影响、彼此吸收、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

游牧经济的产生和存在的根基问题

薄音湖教授在2001年31号《日本蒙古学会纪要》上发表题为《明朝眼中的蒙古和蒙古眼中的明朝》的文章，阐述在明朝和蒙古南北对峙时期，双方各自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具有二重性的政策。明朝为了防御蒙古南下，修长城以拒之，双方战争频繁；为了减轻军事压力，明朝又与蒙古进行贸易。蒙古为了在经济上取得明朝的日用品与农产品，对明朝怀有一定的尊敬；另一方面，蒙古在明朝面前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蒙古是形成世界的“五色四夷”之尊。明朝和蒙古对双方的看法基本上是截然相反的，由此反映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关系。另外，游牧经济的起源及其长期存在的根基是北方民族在放弃了农耕以后还可以从南方民族手中得到游牧经济的补充和支持的结果。

大蒙古国时期的课税所

课税所制度是蒙元史上一项重要制度。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吴志坚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职能及其“地方化”问题》，研究大蒙古国的课税所制度。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基本职能是征收课税，它不具备监察职能，不参与征收科差，在税粮征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课税所与诸王、世侯关系颇为复杂，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情况都有所不同。课税所的地方化不是普遍现象。课税属大汗，课税所隶燕京行省在整个大蒙古国时期没有根本变化。

大蒙古时期的诸王与儒士

大蒙古时期（1206-1271年），一些蒙古诸王出于统治的需要，任用儒士为他们服务。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赵琦博士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大蒙古时期的诸王与儒士》，阐述蒙古诸王与儒士接触对了解中原文化产生一定的作用。大蒙古国在与金朝的来往中，接触了一些中原的儒士。1211年，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后，这种接触进一步扩大，进而成为了解和利用。蒙古诸王身边的儒士主要充任怯薛宿卫、投下官员、名士和子弟教师。

清代的藩部与行省

清代中国政区包括藩部和行省两大部分，二者虽同是统一国家主权下的统治形式，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永江先生在2001年第2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论清代的藩部与行省》，探讨藩部与行省的差异得出结论：行政体制及权利运行方式不同。藩部采取的是多元的管理模式，各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而行省则完全是整齐划一的。双方对国家的权利、义务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需要，大部分藩部地区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行省则处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政治上无任何特殊权利可言；义务上，行省必须以赋税的形式完全承担向国家提供全部财政收入，以满足行政事业开支和军费需要，而藩部地区没有此义务，相反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补贴满足开支。在军事上，藩部有为国家提供预备役军队和在紧急情况下自费装备、参战的义务，而行省由于实行募兵制而无此义务。国家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及由此造成的地位差异。基于社会条件的差异，清朝政府制定了藩部和行省之间的双向隔绝和封闭的政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只能在各自的系统中运行。藩部、行省与中央政府关系形态不同。在行省地区，基本是分工性地方分权式的中央集权；在藩部地区，则分工性地方分权和分割性地方分权并存，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有限分割性地方分权。造成藩部与行省之间的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而历史发展呈现的趋势则是藩部地区的内地化及全国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清代的藩部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十八个行省指的就是本部，这两大类的区域在全国的版图上基本上各占一半。

忽必烈时期高丽王朝对元朝和日本的警觉态度

忽必烈时期，高丽王朝是元朝的藩属国，在忽必烈对日本的经略中，高丽国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薛磊先生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的文章，阐述高丽王朝在此间的态度的转变。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有与日本交通的经略，但一直没有成功。期间，高丽国对元朝对日本经略的态度却发生了大的改变。元朝与日本“欲与通和”的时候，是想把元日之间的高丽作为跳板的，但是，当时的高丽元宗并不热心，随着元日战争的爆发和元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高丽忠烈王开始，对元朝日本经略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高丽元宗反对忽必烈经略日本的原因是：高丽虽属元朝的藩属国，但想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不愿意与元朝有过多的往来；还有如果元日关系紧张，高丽无疑会成为元朝对日本的前沿，元朝在高丽屯兵、屯田，高丽还要为蒙古军队提供粮食等物资；另外，高丽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倭寇”之患，如果元日交战，“倭寇”再患也是高丽的担心。高丽忠烈王支持忽必烈经略日本的原因是：忠烈王久居蒙元朝廷，并成为元朝的驸马，深受蒙古朝廷的影响；忠烈王六年，“倭寇”犯高丽；忠烈王虽为驸马，但是，其世子王璋有蒙古人的血统，深受元帝的宠爱，如果一意孤行，地位难保；如果屈从于元朝，支持经略日本，会从元朝得到很多有利于高丽的利益，再有，有一部分高丽人讨好元朝，想从元日战争中得到好处。因此在元朝的控制和高压下，在经略日本的态度上，高丽王朝从推委、屈从到积极支持。

高丽忠宣王谪居吐蕃原因

元英宗时期，高丽忠宣王王璋曾谪居吐蕃，原因如何？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桂栖鹏副教授在2001年第2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元英宗谪高丽忠宣王于吐蕃原因探析》，探讨王璋谪于吐蕃的原因。王璋生于高丽忠烈王元年（1275年），母亲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蒙古名益智礼不花，忠烈王三年被立为世子，忠烈王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1298年）正月，在元廷的安排下即位，同年八月废，延祐七年（1320年）12月被谪于吐蕃。王璋谪于吐蕃的原因是：具体罪名是王璋痴迷于佛教，而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原因则在于元英宗与其祖母太皇太后答己之间的宫廷斗争，王璋是答己的亲信，成为元英宗的清除对象，王璋与宦者伯颜秃古思的矛盾则是引发元英宗处罚王璋的导火线。

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

畏兀儿地区是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一个特殊政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尚衍斌博士在2001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试论元朝中央政府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考述其在畏兀儿地区的行政建设以及亦都护地方政权的性质与职掌。就其政治体制而言，首先沿用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体制；其次元朝在畏兀儿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对其实施有效统辖；再次，以亦都护为首的地方政权在管理畏兀儿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元朝政府对其统辖的畏兀儿社会的间接军事行政统治，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蒙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当地制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结合而实现的。

“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

明朝穆宗时期实现的“俺答封贡”是影响中国北疆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大连大学文史学院副院长胡凡教授在2001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探讨“俺答封贡”的成因。在嘉靖以至隆庆初年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根源在于明世宗一意拒绝蒙古族通贡互市的正当要求，这种“绝贡”政策是有悖于农牧经济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交流大势的。明穆宗即位后，明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俺答汗封贡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条件。首先，明穆宗较少民族偏见，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华夷为一家”；当时穆宗和阁臣之间相互信任；明朝的边吏识大体、顾大局；穆宗对北部的安危非常重视；把汉那吉降事件的处理得当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直接条件。

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经过

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在此协约签订后，有巴布扎布匪帮在中蒙边境地区制造了许多事端，中国政府最后剿灭了巴布扎布匪帮。西北工业大学的樊明方教授在2001年第3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巴布扎布匪帮问题之解决》，论述了在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的经过和在此问题上中国政府、俄国政府、外蒙古官府就此问题所进行的交涉。巴布扎布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图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人，“向为胡匪”。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他投靠日军的后备队，后任彰武县警察队长。外蒙古“独立”后，他“往投库仑”，当上了外蒙古军队的营长，被授予公爵。1912年到1913年，他参加了外蒙古叛军窜犯内蒙古的战争。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巴布扎布开始了他有目的的进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企图成立有独立性质的区域。中国政府言辞拒绝。巴布扎布在俄日等势力的帮助下，继续与中国政府为敌。从1915年11月开始，中国政府多次剿匪，但由于外蒙古官府的包庇，沙皇俄国通过政治阻挠，都没有彻底消灭，直到1916年年底，巴布扎布匪帮才被全部消灭。对巴布扎布匪帮的剿灭，维护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给外蒙古统治集团一定的威慑，有助于打消外蒙古统治集团将内蒙古置于其控制之下的狂妄幻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泰宁卫与朵颜卫的关系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李艳洁女士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明朝中后期泰宁卫与朵颜卫关系之探讨》，探讨泰宁卫被朵颜卫控制的时间、蚕食的地域和融合的过程。兀良哈三卫是明洪武时期设立的以蒙古部落为主体的三个羁縻卫，分别是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三卫封设，泰宁卫是首事者，其首领辽王阿札失里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后裔，地位显赫。据日本学者考证，封设之初，泰宁卫地域在今洮尔河畔的洮南附近，可能是蒙古帝国时期斡赤斤封邑的中心，朵颜卫地域在洮尔河上游的搠河河畔。宣德初年，三卫南下，泰宁卫据有湟水和老河（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朵颜卫进入燕山地区。明正统十一年（1441年），西蒙古首领也先攻略三卫，泰宁卫受到严重摧残。而朵颜卫则日见强盛。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朵颜卫逐渐控制了泰宁卫。在时间上不晚于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泰宁卫受到朵颜卫的控制，所辖地域也逐渐被朵颜卫蚕食，泰宁卫只有以联姻方式附属朵颜卫，后融合于朵颜卫中。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重要时期。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闫天灵在2001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论述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的政策定位过程。抗战前十年的初期，国民政府把内蒙古问题实质上定位为一般的地方问题，淡化、取消其作为民族问题特殊性的一面，强调其与全国一致性的一面。体现在基本政策取向和目标上，就是对内蒙古实行强力控制，建省置县，把内蒙古纳入国民党中央集权体制之内。1930年以后，在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的直接刺激下，并顾及到日本帝国主义向内蒙古加紧渗透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在坚持反对内蒙“废省自治”和“跨省自治”的前提下，开始重视内蒙古问题的特殊性，逐步修改原定计划，允许蒙旗在省下“低度自治”。国民政府对内蒙古问题的定位开始由原来的原则定位向现实定位转化，逐渐以特殊地方问题和边疆问题来予以对待。随着边防地位的上升，国民党实际上以边疆问题取代了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并且使这一理念不断强化和长期延伸。从30年代到国民政府覆亡，“边疆”、“边务”、“边政”一直是国民党处理蒙藏和新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切入点。国民党中央之所以在处理内蒙古问题上长期位居被动并被受挫折，主要是由于轻视和无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

进入清朝以后，由于监控蒙古和防御沙俄的需要，呼伦贝尔成了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奇文瑛副教授在2001年其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与得失》，探讨移民和得与失。清朝第一次向呼伦贝尔移民是雍正十年开始的。移民对象主要是游牧民族，移民性质属于驻防边务。因家眷同往，所以实际的移民数量比较大。清朝把他们编入八旗，使其丁成为披甲，享有俸禄。由于是因军事需要而进行的国家行为，第一次移民进行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二次移民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开始的。移民的目的是“兴办屯垦以实边境”，移民的对象主要是农业人口。在大批农业人口进入呼伦贝尔之前，旧有的军政合一的八旗驻防体制需要改制，在改制后实行了移民，移民分移兵和移民两部分。首先移来部分汉兵，又鼓励农业人口移民。但是，第二次移民除了实现改制外，真正的移民人数很少。主要原因是清朝国力衰微和旧体制的束缚，移来的农业民族不适应自然环境也是一个原因。第二次移民不太成功。

17世纪蒙古编年史受到佛教的影响

佛教对蒙古的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就连蒙古编年史都没有逃过。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的西都日古博士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论藏传佛教对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影响》，阐述佛教对蒙古编年史的影响。16世纪末，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其宗教神权思想成为蒙古社会的统治思想，对蒙古史书的编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迅速传遍蒙古地区，蒙古史家们为了达到宣扬佛教的目的，不惜歪曲历史，把蒙古历代大汗加以神化，有的还说成的佛教的所谓“转轮王”。他们用佛教历史观来改写历史，并用它来解释蒙古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现象。在编撰内容上把蒙元时期的史实改写成宗教传说故事，甚至编造了所谓印、藏、蒙同源论这一新的史学模式，把蒙古人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吐蕃乃至古印度。在编撰形式上17世纪蒙古编年史大多采用佛教世界观-印度王统-西藏王统-蒙古历史四段式的固定写法，另外在史书卷首、卷尾大多都有充满佛教色彩的祝福词或训诫诗句。藏传佛教直接导致诸蒙古编年史佛教色彩过于浓厚，使蒙古编年史不折不扣地变成了宗教化了的历史。

元代的路总管府

元代的路制，具有承袭金代之旧，又对前代旧制有所改革的基本特征。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金铣先生在2001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上发表题为《元代路总管府的建立及其制度》一文，研究和探讨元代路制的问题。金末战乱和世侯割据打乱了金代路级管理体制，元初忽必烈整顿地方机构，实行“军民分治”，集地方民政、财政、司法之权于总管府，从而建立起新的元代路总管府制度；忽必烈在建立新的路制过程中，重新分析中原地区路级政区，后又因地制宜地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南方和边疆地区，形成元朝统辖区各地的总管府的建立；元代诸路在职权及政区划分上都与前代不同，由于重建诸路以及行省制的建立，元代路已失去地方一级政区的地位，路级地方管理体制显得零乱复杂。

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解读

由于草原大范围的环境恶化及生态危机，尤其是对于蒙古民族及其古老的游牧文化生存、发展构成威胁的草原退化、沙化、荒漠化等，要求我们在人类已有的文化财富中去发现、恢复或改造其中生态化的成分，用来补充、更新我们当今的文化，并以此来战胜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威胁。葛根高娃副编审和薄音湖教授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解读》，阐述自己的观点。蒙古族物质层面上的生态文化是指蒙古民族及其游牧诸先民们在蒙古高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所制造的、与这一环境相适应的、一整套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技能及有关的知识体系；体现于物质层面的蒙古族生态文化具有适应性、实用性、合理性及稳定性等特征，这一生态文化对今天而言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蒙古族传统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宝贵贞先生在2002年第1期《黑龙江民族丛刊》上发表题为《蒙古族传统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的文章，论述蒙古人的环保习俗和生态意识。蒙古族传统的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是从其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是蒙古游牧文明的重要内容，对调适北方草原牧区人与自然关系，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发挥过积极作用，对今天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蒙古族生态观的演变和发展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乌云巴图副研究员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论蒙古族生态观的演变与发展》，探讨蒙古族生态观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蒙古族形成以前的生态观经历了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和英雄时代，蒙古先民的原始生意识是在萨满教的氛围中产生的，蒙古人的生态观念最初发源于有关“阿密（生命）”概念的确认和“天父地母”意识的形成。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

成吉思汗时代是蒙元史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时代，研究成吉思汗时代社会的性质与特征对研究蒙元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兰州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的马曼丽和安俭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讨论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12世纪初，蒙古世袭各部统一的奴隶制合罕政权已逐步建立，此时，遇到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及宋、辽、金的大分裂时期，蒙古高原也陷入了分裂混战局面，使得蒙古奴隶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便已经从基础上开始动摇了；另外，成吉思汗由于统一的需要，而使大量的奴隶充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使本来的奴隶制解体。大统一后的蒙古国进入了未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关系与新产生的封建制关系并存、由奴隶制早期社会向封建关系为主、封建关系处于上升格局的过渡时期，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国家的性质就是这样的过渡社会状态。蒙古国社会形态发展的特点是：表现为社会形态发展不完全或跃进式的发展；由于是跃进式发展而要求按社会发展规律进行补充发展的必然性。

《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中年代的修正

《都元帅府文庙碑记》是云南蒙古族研究中的重要依据。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世丽先生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云南蒙古史研究中的两项史实考》，纠正了碑记中年代的误差。《都元帅府文庙碑记》的内容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将“至元”误作“至正”，以至于基于此的研究出现年代上的混乱。王副教授在考证古籍和现存碑刻的基础上，纠正了《都元帅府文庙碑记》中的年代应该为“‘至元’二十有一年”修碑的年代为“‘至元’二十二年”。

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的早期关系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汤代佳先生在2001年第3期《青海民族研究》上发表题为《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之早期关系述略》，探讨厄鲁特蒙古与清朝的关系问题。1637年-1696年是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之间关系的初始阶段。双方从及少正式接触发展到经常互通书信、交换礼物的羁縻藩属关系。此阶段又以1655年固始汗去世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固始汗的努力，青海蒙古与清朝的关系发展比较顺利，后一阶段由于固始汗的去世，青海蒙古失去约束力，屡犯内地，因而与清朝的关系一度恶化。1697年-1722年为封爵朝觐时期。从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台吉进京朝觐康熙皇帝，接受清朝封爵以后，双方关系更加密切，清朝借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势，加强了自己对青海诸部的影响和控制，为最终完全控制青海作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