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五章（10）.3

黑龙江的依克明安蒙古部

依克明安蒙古部的蒙古人是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分，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来到黑龙江地区生活。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的何日莫奇副教授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黑龙江的依克明安蒙古部》的文章，介绍部分厄鲁特蒙古人来到黑龙江地区以后的生活情况。文章分为1）依克明安，依克明安氏，依克明安旗，依克明安部。介绍依克明从姓氏到旗名的过程；2）依克明安旗的统治。介绍依克明安旗作为旗一级政府，经历清朝、中华民国、伪满洲国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走过191年的漫长之路，最终化整为零，成为历史；3）依克明安旗的人口。从乾隆二十二年的90余户300余口到1990年的2636人；4）额鲁特蒙古的地域。从清朝皇帝钦定的居住地到清朝末年民无定所的境地，到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5）介绍厄鲁特蒙古人到黑龙江地区生活以后的宗教信仰问题。

蒙古学研究之六

更新时间:2005-7-23 1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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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联合国总部—13世纪的元大都

元大都奠立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元大都从１２６７年开始修建，直到１２８５年才告完工，历时１８年之久。城墙周长２８公里多，人口约５０万。元大都规模宏伟，规划整齐。有巍峨的宫殿，雄伟的寺庙，美丽的园圃，宽敞的街道。

元大都经过周密的设计，布局完整，充分利用了原有条件和地理特点，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筑的一件杰作。明、清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

大都全城规划整齐，街道宽广，大都是东西、南北走向。中心阁是全城的中心。城内主要水道有两条，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居民主要用井水。城内有完整的排水设置。

至今留存的元大都建筑有白塔寺、白云观、国子监、孔庙、建国门司天台等。

元大都的建成，是城市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按照预先整体规划平地兴建的都城，也是１３～１４世纪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城市之一。其严整的规划布局，建筑的技术、艺术水平都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

大都城门上书法家赵孟[兆页]所书的对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元大都的组织建筑和设计者刘秉忠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周礼》是儒家的政治思想蓝图，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元大都城之平面设计，皆以汉统治者建都思想为主导，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新建之城街巷规划极有规律。大街宽２４步，小街宽１２步。除了大小街之外，还有３８４火巷、２９弄通，颇为壮观。

元大都的水系工程由水利专家郭守敬规划，疏通了东西向的通惠河，另规划了一条新渠，把北部山区水源引入城市，使大都有充足的用水，并与运河相连通。主要水系有两条：一条由高梁河引水经海子、通惠河通往通州；一条由金水河引水入太液池，保证宫苑用水。在城市干道两侧用石条砌筑宽约１米的明渠，将废水通过城墙下预先构筑的涵洞排出城外。

忽必烈定都大都

１２７１年１１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颁布《建国诏》。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建年号为“中统”，仍然没有立国号。随着忽必烈统治日益巩固，他决定在“附会汉法”方面再迈进一步，把自己的王朝建成传承汉族封建王朝正统的朝代。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明确表示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只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

至元九年（１２７２）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燕京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境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政治中心。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海道、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大都。来自亚洲和东欧、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节，络绎不绝。从长江流域经过大运河和海运的船只，可驶入城内积水潭停泊。手工业和商业都很繁盛。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到中国，居住了十几年。他在记述东方见闻的《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描述了大都等中国城市的繁华景象。他记述元大都说：“外国巨贾典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当时，泉州取代广州成为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经常停泊着数百艘海船，大量货物在那里汇集和起运。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海船进出港口的灯塔。

元代，广州在７个建置市舶提举司的沿海城市中仅居泉州之后，是一个著名的大港口。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他在其游记里写道：“秦克兰（广州）者，世界大城市之一也，市场尤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由于外贸活跃，广州此时已经出现了专营进出口业务的“舶牙”，并且开始使用纸钞。

白云观

白云观是元大都遗留建筑之一，也是北京最大的道教建筑，创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历代扩建，被称为“道教第一业林”。元朝成吉思汗大帝的主要谋士、全真道长邱处机死后，将遗蜕埋葬于此。现在邱祖殿内塑有邱祖遗像奉祀。

白云观山门外有气势雄伟的木雕彩画牌楼一座，每年正月都会在这里举行庙会。

《蒙古秘史》成书地点考

鲁塔杰日嘎拉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1期以《〈蒙古秘史〉成书地点考》为题探讨了《蒙古秘史》的成书地点。《蒙古秘史》第282节写到：也可忽邻勒塔 忽里周 忽鼠合纳 只勒 忽兰撒剌答 客鲁列讷阔迭额阿剌伦 朵罗安孛勒答合 失勒斤址克 豁牙儿 札兀剌 斡儿朵思 保兀周不灰突儿 必赤周 倒兀思罢。这是对《蒙古秘史》写作时间和地点的交代。鲁塔杰日嘎拉在《〈蒙古秘史〉成书地点考》中认为：在《蒙古秘史》写作地点的交代中，客鲁列讷阔迭额阿剌伦、失勒斤址克、朵罗安孛勒答合三个地方名称是秘史中的又一个秘密。作者通过详尽的考察认为客鲁列讷阔迭额阿剌伦是指肯特山西南一直到克鲁伦河流域的广阔低洼干燥的平原，失勒斤址克是指比其他山清晰、视觉上重叠的山，朵罗安孛勒答合是指黑色的、多皱的孤山，失勒斤址克、朵罗安孛勒答合都处在客鲁列讷阔迭额阿剌伦平地上。

《蒙古秘史》中的数字

美国学者拉里·莫西斯在《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1期撰文（陈一鸣译）：《数字的传奇：〈蒙古秘史〉中数字的象征意义》，深入研究了数字在《蒙古秘史》的运用。数字1在《蒙古秘史》中出现146次，它最常用于表示十进制单位（49次，33.3%）。在所有的数字中，1是最不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也最难归类的数字，总结用法如下：用于人、人的单位49次（33.5%）；用品、杂物48次（30%）；动物15次（10%）；思维状态11次（7.5%）；时空概念12次（8.5%）；其它11次（7.5%）。

数字2在《蒙古秘史》中显示出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形式，它是使用最多的数字，以单独的数字形式或与其它数字相结合的形式共出现259次。总结如下：成对的人215次（83%），指成对的人或两个人的组合，这种用法只用语指男人；随意物品14次（5.5%），如衣领之两端、牛之两角，车之两辕；数字单位13次（5%）；地方6次（2.5%）；马匹5次（2%）；部落3次（1%）；其它3次（1%）。有数字2出现时，有明显的节奏，这节奏很可能反映了口传者记忆术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历史准确性的要求。

数字3在《蒙古秘史》中共出现125次，三人组合58次（46%）；时间、空间、距离37次（30%）；十进制数字13次（10%）；部落11次（9%）；活动、行为4次（3%）；动物2次（2%）。数字3作为一种3倍数系统中的因素的一种虽不明显但却更为传统。

数字4在《蒙古秘史》出现49次。指四杰12次；四狗6次；朵尔边部、部族5次；其他人7次。

数字5在《蒙古秘史》共出现5次。五人组合14次；物品（羊、箭等）11次；十进制单位8次；部落2次。著名的折五箭教五子团结的故事中5出现了10次。

数字6在《蒙古秘史》共出现15次，总是作为一种霉运与恶行的前兆或叛逆的背景。用法如下：时空概念7次；人名3次；部落名称2次；第六个孩子2次；十进制单位1次。

数字7在《蒙古秘史》共出现26次，用法如下：七人组合16次；杖笞4次；时间概念3次；其它（无法确定）3次。7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时文体需要。

数字8在《蒙古秘史》共出现59次。有一个部落的名称叫乃蛮，涉及它时8数字出现了50次，其余出现9次。

数字9在《蒙古秘史》共出现20次。用法是：时间、空间、距离概念5次；行为或活动5次；物品5次；九人组合2次；十进制单位2次、动物1次。9字在成吉思汗出生前的59节和死后的15节中都没有出现。在第60节时由9字引导出场的成吉思汗9岁，在267节由4个9字引导成吉思汗离开人间。

数字10在《蒙古秘史》共出现32次。用法是：十进制单位14次；11至19的数字9次；空间与时间概念5次；誓言和预兆2次；其它（无法分类）2次。主要用于1206年成吉思汗登上罕的宝座后，对蒙古军队及部落制度进行重组的场合下。

10的序列形式的数字在《蒙古秘史》共出现36次。十数9次；二十数3次；三十数8次；四十数1次；五十数1次；七十数7次；八十数4次；九十数3次；37、73、95数出现6次。

99以上的数字在《蒙古秘史》中也相对少，整数100出现了36次，其中33次仅仅指100人的单位，其它3次指贡品动物的单位。数字200出现2次；数字300出现2次；数字400出现1次；数字500出现1次；数字800出现2次；数字900出现1次。

1000以上的数字在《蒙古秘史》中出现100次，其中80 次是以简单的整数。1300数字2次；1400数1次；1500数字1次；2000数字2次；2600数字1次；3000数字1次；4000数字6次；5000数字2次；9000数字4次。

10000数字出现52次，大多数情况下用在万户和部落及人民身上。

蒙古学研究之七

更新时间:2005-7-23 10:52:00

字数:8084

成吉思汗土地思想

学者扎拉嘎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2期上以《成吉思汗土地思想浅析》为题分析了蒙古人的土地观念。蒙古人历来重视土地（故土），土地观念是成吉思汗社会思想的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帝国中，土地是政权的依靠，是经济的基础，那时的封建主是土地的所有者，成为大汗必须占有土地才有威信，土地是权利的象征，所有土地象征着繁荣和富裕，所以，游牧民对土地的欲望是他们万欲的出发点，成吉思汗向外扩张也是为了占有土地。

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及九游白纛

《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及九游白纛初探》是明安特·额尔德木图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1期发表的研究成吉思汗的“纛”的布置图的文章。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摆放位置是中间一纛，四角上各有一纛；九游白纛的摆放位置是中间一纛，四方和四角各有一纛。这种摆放位置毫无疑问是在反映以汗为中心的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利。四游黑纛和九游白纛的摆放位置最初和北方游猎民族的性崇拜观念中的×、＋、 反万字符等图形为基础，加上天地宇宙观、星位图、阴阳八卦和五行说理论，又与蒙古族的敖包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和九游白纛的位置图。

寻找成吉思汗陵墓

日本学者加藤晋平撰文，张文平翻译的《库尔班库尔调查中卫星图像的运用》，刊载于《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1期，重点介绍了在寻找成吉思汗陵墓过程中的所见和取得的成绩。1990年到1992年一直持续了三年后，于1993年又作了一次补充性调查的由日本考古研究所和蒙古学学会联合进行的科学考察课题，目的是寻找成吉思汗陵墓所在地。运用了一些科学手段，如卫星照片分析、地球物理学的地下勘探、田野考古研究等。到最后，只有遗憾地说，此次课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就是说，还没有找到成吉思汗陵墓。从1990年，调查队的人们一直认为成吉思汗陵墓应为一座大型建筑，象辽、金或明朝的帝王们的陵寝那样，拥有一座地下宫殿。在1991到1992年的调查结果出来后，调查队重新感到成吉思汗的陵墓不会象中国那些功成名就的帝王们的陵墓那样规模宏大，各种各样的对蒙古皇帝埋葬仪式的记录，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古代蒙古帝王密葬习俗

那木吉勒旺楚格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1期以《古代蒙古帝王密葬习俗之我见》为题探讨了蒙古帝王密葬的文化根源。蒙古族的丧葬不仅是习俗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蒙古帝王的尸骨没有向其它王朝一样建立起宏大的陵寝，而是进行了密葬，成为千古之迷，这与蒙古族的文化习俗有关。蒙古族最早的萨满教有朴素的对生命的解释，认为生命过程是生、活、死、再生，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而且相信万物有灵，人的灵魂藏在人的血和骨之中，因此特别重视对人的血和骨的保存，保存王汗的血肉之躯的完整，是对他们的无比崇敬，也是免除对其灵魂干扰的一种办法。还有，蒙古人也特别重视对祖先的崇拜，从万物有灵到对性的崇拜到对自己祖先的崇拜，也要求蒙古人对故去的先人，特别是故去的帝王的遗体有一种处理的办法。再有蒙古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因而导致他们重名誉轻物质的性格。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是在好不过的事情，因此，蒙古人在对帝王遗体的处理上采取了密葬的办法。蒙古人一方面对帝王的遗体进行密葬，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祭祀帝王的灵魂，因真正的灵魂之所—遗体不便被人知晓，所以采用其他一些方法，如祭祀敖包、宫室、战旗、萨满的翁衮等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崇敬之情。这一暗一明的做法，正是蒙古人对帝王丧葬过程中密葬的体现。

蒙古“内四藩国”的历史地位

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1期上胡日查以《论蒙古〈内四藩国〉的历史地位》为题分析了成吉思汗四个弟弟的“内四藩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成吉思汗的四个弟弟哈撒尔、别勒古台、哈其温、斡赤斤四个家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巩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统治地位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吉思汗的四个弟弟各自以“王”的身份统治各自的属民长达几百年之久，在蒙元时期成为“内四藩国”。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帝国后，给自己的儿子和弟弟们分别分封了土地和属民，四个弟弟被称为诸“左翼王”。在忽必烈建立元朝时，诸左翼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分别被封为齐王、广宁王、济南王、辽王，继续享有原有的封地和属民。元朝时，四个弟弟的封地西到鄂嫩河、克鲁伦河中游，东到女真的领地，北到外贝加尔湖，南到金地的边缘。因四个弟弟的封地的地理位置和属民的风俗不同，他们的实力与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不能相比，加之1287年又有几个人参加了海都的反元叛乱被镇压，他们的势力大大减弱，后来渐渐归入元朝的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元朝灭亡时，只有斡赤斤归附明朝，其余三个弟弟随北元抗明，到了清朝才归附清朝。

阿勒坦的汗号

日本学者永井匠（晓克译）以《关于阿勒坦的汗号》为题在《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1期上论述了阿拉坦汗的称号问题。在蒙古文的编年史中，阿勒坦被称作汗，虽然在全部编年史中所记并不一致，但都可以见到阿勒坦被授予汗号的记载。然而，阿勒坦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之次子，从作为正统汗的达延汗长子一系来看，他是旁系，是不应该成为汗的人物。在达延汗统一东蒙古后不久，汗权尚且相当强大的当时，正统汗以外的人成为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么，阿勒坦是怎样、又缘何成为汗的呢？根据历史资料和研究：阿勒坦汗与1543年、1544年前后被以博迪汗为首的六万户授予了土谢图彻辰汗的称号。这是阿勒坦最初被授予的汗号，这个汗号的授予意味着对当时在东蒙古内部扩张势力的阿勒坦的实力的承认和对阿勒坦成为名副其实的右翼蒙古首领的承认，但这个汗号并未超越正统汗的权威。阿勒坦没有象《蒙古源流》所说的那样于1548年被授予“矢韬汗”的称号，而正如《阿勒坦汗传》记述于1538年被授予了“索多”称号，“索多”的称号也没有超越正统汗号和济农称号的权利。

蒙古族纪年方法浅析

莫·色·乌力吉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2期上以《蒙古族纪年方法浅析》为题研究了古代蒙古人的纪年方法。蒙古族自古就有纪年方法。蒙古古老的英雄史诗和口头文学在涉及时间概念时总用很早很早以前，这个很早以前可以追溯到宇宙未形成时期，如当大海时一片湿地时，当高山还是个土包时等等。在畏兀尔蒙古文资料中，有鼠儿年、猪儿年、马儿年等记载。在汉文和八思巴文中也有地支的作法。总之，通过蒙古文学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最初蒙古人是不知纪年方法的，后来认识到纪年的必要性后，用大致的年代纪年，后来用十二生肖纪年，12世纪后随着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也用年号、天干、藏历、五行等纪年法单独纪年或相互结合纪年。

生殖器名称与自然崇拜

斯钦朝克图先生在《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生殖器名称与自然崇拜—以蒙古语为例兼论北方诸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文章，论述了在自然崇拜中人体生殖器官名称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作为人体重要器官的生殖器，其蒙古语名称，在语言人类学上，不仅能够反映生殖器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宗教等文化，而且还能反映自然崇拜等多种文化。土地崇拜：信仰萨满教的蒙古族认同天公地母这一观念，而且在蒙古语里女阴与大地的名称是相同。因为原始蒙古人已经联想到土地丰产与人自身的关系。那么，大地和女阴哪一个名称蒙古人首先被使用的呢？在古代，婚姻被看作像土地的耕作同样的事情，整个母系制所通行的专门术语实际上是从农业那里借来的，在生产和生殖中，并不是妇女为土地树立了榜样，而是土地为妇女树立了榜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有大地的名称，后引申为女性生殖器的名称是可能的。原始人认为大地是万物生长之母，女阴是人类生长之母，因此，又以大地的名称命名母系制时期最高神职主司女萨满。树木崇拜：蒙古人崇拜树木，蒙古人崇拜的树木是女性的，在很多岩画中，女阴与树木相结合，树瘤、树节、树叶也因象征女阴而被崇拜。

古代蒙古人萨满教中依都干、孛额的二元思维

图·乌力吉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2000年第1期上发表《古代蒙古人萨满教中依都干、孛额的二元思维结构》一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蒙古萨满教的二元思维结构。萨满教的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命题。蒙古族的萨满教中的萨满被叫成孛额和依都干，孛额和依都干是暗藏的性崇拜意识的“标记”，是蒙古萨满教男女两性构成的二元思维的核心。蒙古的萨满教产生在遥远的母系氏族时期，是在以母性为崇拜对象时产生的，蒙古语的依都干就是当时对萨满的称呼，蒙古语中的依都干有母、雌、女、开始之意。以母性为崇拜对象时期是蒙古萨满教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除了依都干以外，还有额和（EHE母亲）、额部格（EBUGE祖先）等图腾语出现。孛额是蒙古人进入父系时代对男萨满的称呼，孛额是蒙古语男性生殖器官—睾丸的简称，从崇拜女性到崇拜男性是蒙古萨满教的第二阶段。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繁殖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女性崇拜到男性崇拜，后来又到女性崇拜和男性崇拜相结合的崇拜时期，就是蒙古萨满教的第三阶段，也是蒙古萨满教的黄金阶段。蒙古萨满教的女性崇拜和男性崇拜的二元思维在蒙古萨满教的各种形式中都能得到印证。在自然崇拜中，大地的崇拜可以看成是对女性的崇拜，上天的崇拜可以看成是对男性的崇拜。对天地的崇拜是对男女崇拜的抽象思维。在蒙古族的祖先崇拜中，祖先一词就是男性和女性相结合的产物。在蒙古萨满教的“金宫”和“金柱”崇拜中，金宫代表女性的子宫，金柱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在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中，太阳为男，月亮为女。蒙古萨满教承认自然的生和死，解释从死中求生，生中产生萨满。承认灵与肉共存使萨满教更具神秘性。总之，依都干（女性）和孛额（男性）是蒙古萨满教的二元因素。

蒙古人与印地安人的原始宗教之比较

贺·宝音巴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2000年第1期上以《蒙古人与印地安人的原始宗教之比较》为题，对蒙古人和印地安人原始宗教进行了比较。现在生活在美洲的印地安人原来是生活在亚洲的印地安人的后裔，25000年前，生活在北亚地区的印地安人渡过白令海到达美洲，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印地安人是蒙古人种无疑。他们和蒙古人有很多相一致的地方。蒙古人和印地安人都信仰萨满教。都有图腾崇拜观念，印地安语的图腾和蒙古语的剔剔末在语音和语意两方面都近似。蒙古语的剔剔末是指皇帝的帽子，进而指战旗，是被人崇拜的对象。印地安人也和蒙古人一样崇尚狼、狗。印地安人的萨满教的萨满的称呼和萨满教的行教过程也和蒙古人的相同。

阿鲁科尔沁口语亲属称谓

瓦·斯钦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2000年第1期上发表《谈阿鲁科尔沁口语亲属称呼》，研究当代蒙古语在规范过程中应重视对现有的方言的利用。在现有的蒙古语中，很多亲属称谓用语没有被规范化，大有向汉语借用的趋势。属于巴林方言的阿鲁科尔沁话中有很多亲属称谓，值得我们借鉴。对辈分比自己大的人的称呼：叶界（爸爸）、额么—末么（妈妈）、阿涡噶界（大伯或叔叔）、阿涡噶（姑姑）、互日根·阿斡（姑夫或姨夫）、阿斡（爷爷）、额叶（祖母）、姑姑阿斡（姑奶奶）、额勒沁阿斡（太爷爷）、额勒沁额叶（太奶奶）、互勒恩其阿斡（爷爷的爷爷）、互勒恩其额叶（爷爷的奶奶）。对和自己同辈人的称呼：格格或够够（哥哥）、顺噶（嫂子）、阿噶（姐姐）、互日根阿哈（姐夫）、高老（对幼儿的爱称）。对母亲家族人的称呼：那噶界（舅舅）、那噶界及（舅母）、那噶末木（已婚的姨母）、那噶阿噶（未婚的姨母）、互日根阿斡（姨夫），那噶阿斡（外祖父）、那噶额界（外祖母）、那噶其乖（表哥）、那噶其伯日根（表嫂）、比其汉那噶其（表弟）、那噶其噶（表姐）、那噶其互日根阿哈（表姐夫）。

清代内蒙古东部地区兴起的戏剧热

纵丽娟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上以《试论清代内蒙古东部地区兴起的戏剧热》为题研究了清代蒙古东部地区的戏剧热。在清朝乾隆年间，漠南蒙古（内蒙古）二十四部四十九旗蒙古王公贵族，欣逢太平盛世，于是纷纷效法朝廷宴享宫戏的规制，先后有科尔沁、巴林、敖汉、土默特、喀喇沁（左、中、右）、翁牛特等十八旗分别建立了王府戏班，即所谓蒙旗十八班，一时掀起了戏剧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土默特旗庆和梆子腔班，执事山药红；巴林旗双盛梆子腔班，执事小诸葛贯三福；喀喇沁旗三义晋腔梆子班，执事活关圣江永昌。清代中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戏剧发展情况，尤其是民间戏班进入宫廷的演出，集中概括了当时蒙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貌。从蒙旗十八班的始建、发展到衰落过程中，可以看到戏剧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同时反映出内蒙古的戏剧活动也是和全国戏剧发展紧密联系的。蒙旗十八班的演出，不仅得到皇帝的赏识，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喜爱，这为探讨少数民族戏剧的发展与走向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耪青与雇工

王玉海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上以《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耪青与雇工》为题论述了内蒙古东部农村劳动力的情况。清代，随着移民开垦和农村的形成，内蒙古东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耪青和雇工。耪青是农村主要劳动者的一种，耪青产生于顺治、康熙年间，耪青根据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内青、外青和半青半活。雇工在内蒙古地区产生的也比较早，乾隆十七年喀喇沁左旗就有雇工的记载，雇工按拥期的长短可分年工、月工和日工。按劳动的技能可分打头的（也称把头、班头等）、赶车的、跟做的、大师傅、打更的、菜倌、猪倌等。耪青基本上可以算作农民阶级中的贫雇农阶层，雇工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封建的农业工人。二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普遍存在，说明经营地主在内蒙古东部的地主阶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同时期的内地有很大的不同。

土尔扈特部独特的婚俗

道·孟和在《卫拉特研究（蒙文版）》2000年第1期发表文章，题为《试论蒙古土尔扈特部独特的婚俗》介绍了土尔扈特独特的婚姻习俗。结婚是男女双方的事情，大凡婚礼上新郎和新娘都会参加，但是，土尔扈特部的新郎有不参加婚礼的习俗。在迎亲的队伍中找不到新郎的影子，因为新郎根本不用亲自去迎接新娘，新娘被接到新郎家后的婚宴上也不会见到新郎的影子，只有到了晚上，新郎才和新娘一同进入洞房。那么，新郎是否真的一直都没有见到新娘吗？不是，在迎亲的前一天，新郎亲自到新娘家喝茶，并与新娘见面，之后的婚礼仪式上，新郎才成为一个多余的人。研究表明，土尔扈特部的这种婚礼习俗和古代的抢婚制有关联。

土尔扈特部丧葬习俗

阿拉腾其木格在《卫拉特研究（蒙文版）》2000年第1期以《喀拉沙尔土尔扈特部丧葬习俗》为题研究了土尔扈特丧葬习俗的由来。一个民族的葬俗很能反映这个民族的习俗的内在因素。蒙古土尔扈特部的葬俗很有研究价值。土尔扈特部有土葬、野葬、火葬。土葬的地点一般选在前低后高的向阳处，没有固定的坟地。人死后，往往在尸体的某一部位作上记号，特尔扈特人认为，人是可以再生的，再生之时，可以以尸体上作记号的部位证明是谁再生了。给死人更衣是喇嘛或村中年长人的事情，如果死者是男性，尸体应右侧卧，枕右手，右手中指伸入右耳中，双膝微屈，左手夹在双膝之间。如果死者是女性，正好与此相反。男剔发，女散发，用白布裹尸体，白纸上写上六字真言枕在头下。尸体从蒙古包或蒙古包式的房子的西南角处出屋，如果是平房从窗户出尸体，尸体上的首饰、金牙等与金属有关的东西都被拿掉，怕的是亡灵过渡到阴间受阻。埋葬的地点事先是喇嘛用扁角羊的角划出来的，下葬后，送葬的人回来后洗脸洗手，用火净身。之后吃席，土尔扈特人有举行7天和49天葬席的习俗。对幼儿的葬俗是：把幼儿的尸体装入广口的瓮中，封上瓮口，埋在地下。装入瓮中封口是认为只有这样灵魂才没有损耗地从新再生。另一种处理幼儿尸体的方法是：把幼儿生前玩的玩具、食物、衣物连同尸体一起裹入新布中，送到路口或大路的边上放置。野葬和土葬大致相同，只是不把尸体装入棺材中，放在喇嘛划好的位置上，野葬7天后尸体没有被野兽啃食，认为不吉利，请喇嘛念经超度。如果49天仍没有被野兽啃食，就认为此人生前作孽，把尸体移到它处，从此不管不顾。火葬：土尔扈特人崇尚火葬，只有活佛和有身份的人才火葬。火葬时，擦干尸体用白布包裹，放在码放成正方形的干柴上，倒上黄油点燃就可。

东归部落的今天

朝鲁巴根

公元1698年，蒙古民族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奴役，历尽万里艰辛，毅然东归故土，揭开了爱国史上悲壮的一页。整整300年后，土尔扈特人的后代又在其生息繁衍的这片土地上，谱写出民族进步的新篇章。内蒙古西部大戈壁，雄浑辽阔。巍巍祁连山的雪水，从北坡奔泻下来，汇成了黑河，黑河中下游流入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变成额济纳河，古称“弱水”。别看额济纳旗有近1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3个台湾省之大，但大部分是超干旱的茫茫戈壁滩，仅有1.5万多当地各民族群众和几十万头牲畜，是全国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这里的生灵赖以生存的最理想地段便是额济纳河流域。沿河两岸的胡杨林叶茂成荫，红柳丛紫里透红，新开垦的万亩棉田绿叶衬托着点点棉朵，在阳光 下分外耀眼。

1998年8月28日至30日，旗所在地达来库布镇张灯结彩，热闹非常。这里隆重地举办了“纪念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300周年暨第十届那达慕大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庆典，主题是“爱国、团结、开放、发展”，方式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为大会发来贺信；国家民委、驻军各部队、全国妇联、内蒙古自治区几大班子，以及宁夏、甘肃、新疆等友邻省区分别派代表或来信表示祝贺。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牧民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大会会场周围整齐地搭起一顶顶雪白的蒙古包。蒙古包的主人们用自家飘香的奶茶、奶酪和刚刚宰杀的鲜嫩羊肉无偿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为大会助兴。庆典活动把具有民族特色的赛马、赛驼、摔跤、大型文体表演同充满现代气息的名人演唱晚会、经贸洽谈仪式结合起来，使这里的牧民群众大饱眼福，仅3天时间就与外地合作单位签订了近2000万元的互助合作及 贸易供货合同。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县级单位，能有这般凝聚力和感召力？原来，这里积淀着一个古老民族难以忘怀的悲壮史诗。土尔扈特原是蒙古民族的 一个部落。早在300年前（1698年），土尔扈特人因不堪忍受沙俄的残酷压迫和欺凌，在首领阿拉布珠尔的带领下，不远万里，历尽艰辛，终于从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回到祖国怀抱，定居在额济纳河畔，从而成为73年后（1771年）数十万土尔扈特人举族万里东归的先驱。他们的壮举给创造了灿烂的居延文化和黑城文化的额济纳又添写了一页爱国主义的历史篇章。根在东方，富在家乡。回归30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勤劳、智慧的土尔扈特人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家园，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50岁的牧民根登是土尔扈特部的后裔，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妻子永青扎布是自治区劳动模范，又是中共十五大代表；女儿乌恩太今年刚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本科毕业，儿子正在高中一年级读书。他本人现任赛汉陶来苏木（乡）扎恩查干嘎查（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私营企业——赛汉陶来矿业公司经理。他家现有1200只羊，去年，全家纯收入累计达32万元，其中畜牧业收入占10万元，卖矿石收入占20万元，其余收入来自种植棉花和饲草等。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在改革的大潮中，思想观念正在变革和升华。我们相信，随着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西移，对基础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以及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的额济纳居延绿洲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的启动，明天的额济纳一定会更美好。

蒙古学研究之八

更新时间:2005-7-23 10:52:00

字数:3231

贺兰山之名新探

对已发表的关于贺兰山之名的文章概括之，较重要的学术观点有三：1．部落说，2．族号说，3．“白马祭”说。贺兰山之名，最早见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四“灵州·保静县”条载：“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唐保静县治所在今永宁县南的望洪附近，其西93里为贺兰山与今天的地望相符。山名的由来，因山体东麓的树木青白相间，望如驳马，因之，北方的少数民族呼驳马为贺兰。近二十年来，一些史学研究者对“驳马”说提出了质疑，对贺兰山之名的由来进行不同角度的探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存世先生和宁夏银川市文物管理处李芳先生在2002年第4期《宁夏社会科学》上撰文《贺兰山之名新探》，探讨贺兰山之地名。青铜时代今贺兰山一带有“驳马”生存。生息于此的氏族或部落以“驳马”作为自己的图腾以及氏族或部落的名号，又将自己生息地的山脉名之为“驳马”山，音译汉记为“贺兰山”。贺兰山岩画证实贺兰山有驳马生存；“驳马”是“贺赖”部的图腾。对贺兰山驳马岩画的确定和驳马为某一氏族或部落图腾的确定，证明今贺兰山一带是匈奴族兴起的地区之一，而这一部落之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活动在历史文献中的不同称谓，又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社会动荡和频繁迁徒的历史史实。

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

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同时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鞑靼馆是四夷馆中负责翻译蒙古文书，兼培养通蒙汉语翻译人员的机构。鞑靼馆蒙古语教学有详载的制度、教师、生徒、教学内容，并且代译女真馆文书。满族根据蒙古文创制满文的原因，与明朝部分女真人使用蒙古文这一事实有关。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乌云高娃女士和博士生导师刘迎胜教授在2002年第4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的文章，对明代四夷馆鞑靼馆设置年代、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活动、译语的编撰等问题做了探讨。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立，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鞑靼馆的教师是一些与火源洁有关系的人；初设时，生徒来自国子监，后从世业子弟中选。教学内容初习杂字，嘉靖二十一年后（1542年），以诰敕、来文、杂字一同学习。鞑靼馆还负责翻译明朝与北元、女真部交涉事务中的朝贡及贸易外交文书。

蒙文文献所载成吉思汗诸弟所属鄂托克兀鲁思名称由来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胡日查先生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蒙文文献所载成吉思汗诸弟所属鄂托克兀鲁思名称由来》的文章，明确了17-18世纪蒙古文史籍记载的成吉思汗的四个弟弟哈萨尔、别里古台、哈其温和斡赤斤所分封的兀鲁思名称的来历。

《万历武功录》有关卜赤汗记事浅析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书中有关蒙古部分以《俺答列传上》为主线，详细记载了明万历年间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战争和贸易关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达力扎布博士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万历武功录〉有关卜赤汗记事浅析》的文章，指出《万历武功录》中《俺答列传》追溯明万历以前蒙古历史时，大量抄录前人著述，又把前后不同时期的史籍记混合编辑，出现很多讹误，使用时应与该书所引用原书进行认真的对比和甄别。达力扎布博士对《俺答列传》中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十六年(1521—1547)间，即大约相当于蒙古卜赤汗时期，有关“小王子”的记载按时间顺序作了料学鉴别。

论17世纪蒙古编年史所谓转轮王的概念

梵文cakyavayti(察克喇瓦尔第)，意译“转轮”或“转轮王”，是指佛经中出现的古印度神话中的圣王。佛经上说古印度的圣王即位时，自天感得轮宝(一种轮型武器)，圣王转轮宝降伏四方，故名。转轮王有四位，各持相应的金属制轮宝，即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转轮王的概念是随着黄教的传入而逐渐为17世纪蒙古史家所接受的古印度的政治历史概念。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作者们依据俺答汗拥有的转轮王的尊号，借鉴元代成吉思汗、忽必烈曾被说成转轮王的先例把他们加以神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抬高俺答汗的政治地位。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希都日古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论17世纪蒙古编年史所谓转轮王的概念》的文章，介绍转轮王概念的由来，分析了历史学家笔下的三个蒙古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俺答汗。把印、藏、蒙诸王都神化为菩萨化身或转轮王的文献，当首推阿儿秃厮部著名的切尽黄台吉所修订的《白史》。蒙古编年史家对转轮王观念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因为它企图竭力克服封建割据状态，并力图恢复全蒙古的汗权……持有‘转轮王’称号的蒙古汗王完全有希望、有可能成为蒙古的大汗。因而蒙古编年史家竭力以佛教观念为基础，为汗权神授找出依据来，并擅自将‘转轮王’的名称加在蒙古汗的头上。” 蒙古史家们把成吉思汗写成转轮王，利用成吉思汗在蒙古汗统中的崇高地位，为神化俺答汗提供所谓“历史依据”，所以把佛教色彩很浓厚的众多传说都记到成吉思汗的头上。他们不遗余力地把成吉思汗写成转轮王后，又把这一尊号记到忽必烈的头上。17世纪蒙古编年史大多都称忽必烈为转轮王，这一点与称成吉思汗为转轮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忽必烈最终完成征服汉地、藏地并建立元朝，他的功德在史家眼里仅次于成吉思汗。因此他们理所当然把忽必烈写成转轮王，以期突出其特殊的地位和威望。自八思巴首次称成吉思汗为“铁轮王”开始，到16世纪《白史》称成吉思汗为瓦其尔巴尼(金刚)菩萨之化身，乃至17世纪蒙文史书称成吉思汗、忽必烈为转轮王，史学家们已经把他们完全佛教化。诸蒙古编年史并没有随意给所有蒙古皇帝加上转轮王这一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