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五章（10）.4

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

搠思吉斡节儿是元代高僧，被元廷尊为国师，是对蒙古文化传承做出卓越贡献的文化泰斗，是佛学理论家，精通蒙、梵、藏、畏兀儿等多种语言文字。他为蒙古文化建设所做出的第一大贡献就是编著《蒙古文启蒙—吉如很套勒图》，可以说这是最早问世的、奠定后世蒙古语研究基础的语法著作，是20世纪以前蒙古语语法研究最重要的范本，搠思吉斡节儿整理并规范蒙古文书写系统，使之更适合于佛经翻译及其印刷。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蒙古文的出版印刷史可追溯到搠思吉斡节儿；古今中外学者常把搠思吉斡节儿同其他人相混淆。关于搠思吉斡节儿及其作品的研究工作自14世纪到现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比较而言，作品研究胜过生平事迹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博士生导师贺希格陶克陶教授在2002年第4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的文章，介绍搠思吉斡节儿在蒙古语语法、诗歌格律等方面的贡献，并澄清与他人相混淆的事情。1311年，搠氏奉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汗圣旨，用蒙古文撰写《入菩提行经释》，并于1312年在大都白塔寺(今北京白塔寺)木刻印刷1000本，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蒙古文出版物残片。对其生平事迹，学界有不同意见，甚至有误解，其主要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根据蒙汉文文献记载，我们目前仅仅掌握他在1305—1321年间的一些活动情况。中外学者经常将搠思吉斡节儿与下列人员混淆。一是同西藏夏鲁寺创建人布顿大师之老师的老师滚钦·却姑峨色(法身光明)相混。二是同元代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相混。三是同林丹汗《甘珠尔》经翻译班子33个固师中的被授予乔吉斡德斯尔·达日汉喇嘛称号的萨木坛僧格相混。以上三个人的生活年代与搠思吉斡节儿的生活年代相距较远，所以他们不是搠思吉斡节儿本人。更详细的考证，请参阅贺希格陶克陶的《再论元代搠思吉斡节儿生平事迹》。

蒙古学研究之九

更新时间:2005-7-23 10:52:00

字数:3232

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

搠思吉斡节儿是元代高僧，被元廷尊为国师，是对蒙古文化传承做出卓越贡献的文化泰斗，是佛学理论家，精通蒙、梵、藏、畏兀儿等多种语言文字。他为蒙古文化建设所做出的第一大贡献就是编著《蒙古文启蒙—吉如很套勒图》，可以说这是最早问世的、奠定后世蒙古语研究基础的语法著作，是20世纪以前蒙古语语法研究最重要的范本，搠思吉斡节儿整理并规范蒙古文书写系统，使之更适合于佛经翻译及其印刷。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蒙古文的出版印刷史可追溯到搠思吉斡节儿；古今中外学者常把搠思吉斡节儿同其他人相混淆。关于搠思吉斡节儿及其作品的研究工作自14世纪到现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比较而言，作品研究胜过生平事迹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博士生导师贺希格陶克陶教授在2002年第4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的文章，介绍搠思吉斡节儿在蒙古语语法、诗歌格律等方面的贡献，并澄清与他人相混淆的事情。1311年，搠氏奉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汗圣旨，用蒙古文撰写《入菩提行经释》，并于1312年在大都白塔寺(今北京白塔寺)木刻印刷1000本，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蒙古文出版物残片。对其生平事迹，学界有不同意见，甚至有误解，其主要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根据蒙汉文文献记载，我们目前仅仅掌握他在1305—1321年间的一些活动情况。中外学者经常将搠思吉斡节儿与下列人员混淆。一是同西藏夏鲁寺创建人布顿大师之老师的老师滚钦·却姑峨色(法身光明)相混。二是同元代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相混。三是同林丹汗《甘珠尔》经翻译班子33个固师中的被授予乔吉斡德斯尔·达日汉喇嘛称号的萨木坛僧格相混。以上三个人的生活年代与搠思吉斡节儿的生活年代相距较远，所以他们不是搠思吉斡节儿本人。更详细的考证，请参阅贺希格陶克陶的《再论元代搠思吉斡节儿生平事迹》。

元代诗坛巨匠萨都剌族属考略

萨都剌的族属问题久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悬案，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大致有蒙古人、色目人、回纥人、汉人诸说，近来的争讼主要集中在蒙古族和回族这两种观点上。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处的白·特木尔巴根教授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诗坛巨匠萨都剌族属考略》的文章，运用蒙元时期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哈剌鲁等色目部落次第融于蒙古的史实，同时又观照到清代诸儒对萨都剌族属的认定和萨都剌诗歌创作本身。萨都剌洞悉内情，敢于将皇家内部的残酷争斗发为诗歌，痛下针砭，与其族属蒙古不无关系。

元代高丽贡女与蒙古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通婚状况考述

在古代中韩交往史上，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的交往密切而独特。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蒙元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的交往，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非平等状态，当双方宗属关系正式确立后，高丽王国向蒙元帝国朝贡，献纳的不平等关系进一步被强化，贡女制度正是这种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的国家利益关系政治化、法律化、固定化的具体体现之一。在贡女制度作用下，近百年内，大量高丽女子持续流入元朝，成为中外交流史上持续时间长、涉及人员广、影响范围大的重要历史事件。北京市政法委党校法学博士喜蕾在2002年第3期《西北民族研究》上发表题为《元代高丽贡女与蒙古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通婚状况考述》的文章，论述了见于记载的入元高丽贡女同蒙古民族以外的汉、回回、畏兀儿、钦察，吐蕃等民族的通婚状况。回回人在元朝致坛上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所依仗的主要辅助力量之一。正因为如此，元代回回人也是除蒙古族以外对联姻高丽女性表现出浓郁兴趣的一个民族群体。元代回回人同高丽女性通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随蒙古势力一道进人高丽国的回回人，他们在高丽成家立业，与高丽贵族互相融合、互为姻亲，高丽史籍中记载的一批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张舜龙、闵甫等均属此类。另一种是在元的回回人，他们不仅热衷参与高丽贡女活动，还利用职权，借助种种手段同高丽贡女结成婚姻关系，以便密切同元朝统治集团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高丽贡女、高丽宦官这一特殊政治势力集团的联系，获取更大的利益。有元一代，同高丽贡女联姻的著名回回人主要有燕真、阿哈马，康里回回、乌马儿等。此外，畏兀儿、钦察，吐蕃、汉人在元朝也与高丽贡女用通婚现象。综上考述，我们认为：首先，元代在华高丽贡女同中土各民族的联姻关系首先为元朝的政治制度所制约，主要集中在第一（蒙古）和第二（色目）等级的民族集团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色彩；其次，高丽贡女的联姻范围相对广泛，涉及的民族比较多，说明高丽贡女已经成为多民族融合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三，伴随民族的融合，中华文化，中华本土诸民族文化以及高丽文化也进行着相互间的交融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元朝社会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特征，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清朝的政策与蒙古族的衰落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副教授苏德毕力格在2002年第3期《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上发表题为《清朝的政策与蒙古族的衰落》的文章，认为，满族建立并统治的清朝，对蒙古人的政策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不能忽视不利的因素，不利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对蒙古族民族集团的分散治理，因俗而治和分而治之使蒙古人失去统一的居住区域；盟旗制使蒙古人的军事体系涣散，游牧地的分配和游牧地的变小及游牧经济的衰退，都使蒙古人的军事受到影响；定居区域的增加和游牧地的减少使蒙古人的经济受到影响。

元代色目高丽通婚举例

高丽作为元朝藩属国，二者之间贡赐频繁，出于政治目的，元与高丽之间普遍存在着联姻关系，除却王室之间的联姻，高丽王有时出于取悦元帝之目的，往往会献高丽美女于其宠相。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马娟女士在2002年第5期《宁夏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元代色目高丽通婚举例》的文章，用燕真娶金氏、不阿里娶蔡氏、回回娶高丽氏、契循娶洪氏等实例，说明蒙古人与汉人、汉人与色目人、诸色目人之间、蒙古人与高丽人、色目人与高丽人之间均可找到其互相通婚联姻的史料记载。举例为元代色目、高丽通婚之事，时间跨度为元初至明初。从中可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所举之例均为色目男子娶高丽女子，不见高丽男子娶色目女子，盖因色目妇女人数太少之故。

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

——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行省是元朝统治时期广泛设立于全国的地方大行政区，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省”的本意为宫禁，引伸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的简称(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明朝废宰相，中央已无称“省”的官府。地方的行省一称虽亦废止，但代之而设的布政使司在习惯上仍被俗称为行省乃至“省”。于是“省”的含义遂由宫禁、中枢转变为地方行政机构，影响直至今日，而元朝行省正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就制度层面而言，元朝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此前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体制明显有异。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能够对空前广袤的疆域统治近及百年，行省制度在其中所起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近期出版的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元朝行省制度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将元朝行省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副教授在2002年第1期《中国史研究》上发表题为《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的文章，评述了李治安的著作。

蒙古学研究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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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4348

元朝的军事戍防体系与版图维系

元朝疆土辽阔素为史家称道，但元朝政局动荡也为史家诟病。之所以动荡，实由版图过大、治理不善所致。由于版图内分布众多部族，而各族及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给有效行政带来实际困难。元朝开国后曾附会汉法，采用中原制度，以图纠弊更新，但仍无法克服此伏被起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加上过度掊克的财政政策激起不断反抗，国势难以稳定。基于武力开国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于是又将武力镇压作为治国重要手段，为此建立了军事戍防体系。由于蒙古贵族的防范及史料的亡佚，元朝军事制度至今尚不能为世人全知。但由于学者们的努力，许多具体问题逐步得到诠释，在此基础上，综合各家研究，借以概述元朝军事戍防制度，进而探索军事戍防对元朝治国得失的影响则成为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毕奥南副编审在2002年第2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元朝的军事戍防体系与版图维系》的文章，认为元朝版图辽阔，其军事戍防体系由中央宿卫制和地方镇戍制组成。元朝戍防对象，对外有西北诸王、沿海日本海盗、安南、占城、缅国等反抗势力；对内主要是镇遏江南南宋残余势力及边疆地区各部族。所以稳定统治要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来实现。元朝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虽曾尝试以实行汉法来解决问题(即所谓文治)，但统治者过于迷信武力，一味镇压，最终导致元朝统治崩溃。

“萨满”词考

中外学者对“萨满”一词的来源及词义，历来说法不一。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它与梵语，s‘ra-mana或巴利语samana(沙门)有关，是自古以来进入通古斯语和蒙古语的一个外来词；另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北亚地方土生土长的地方语；大部分中国学者则认为，它是满-通古斯语，义为“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赵志忠教授在2002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萨满”词考》的文章，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及历史文献出发，时“萨满”一词的词源与词义进行重新考释，认为“萨满”一词不是外来语，而是中国古代女真语；其义不是“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而是“智者”。早在12世纪南宋人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就有记载，“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珊蛮(萨满)”一词的最早记录。历史上的女真人是满族的先人，满语源于女真语，在满语中，“萨满”写做saman。从满语构词法上看，saman一词的词根是sam，与saman一词最为接近的词有两个：一是sambi(知道)，一是sabumbi(看见)，在女真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两个词。在女真语中“看见”与“知道”是同一个词，其动词原型是sabie。在满语中“看见sabumbi”和“知道sambi”是两个词，但从构词上看sabumbi一词是从sambi一词变来的，是sambi的使动形式。由于长期使用而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词“看见sabumbi”。从词义上看，“知道”与“看见”这两个词的含义也有相通之处。在满语和女真语中还有一个词“视、看，观”(满语tuwambi和女真语turgara)与“看见”(满语sabumbi和女真语sabie)相对，因为只有“看见”才会“知道”，视而不“见”就不会“知道”。所以说，满语sambi与女真语sabie是同一个词。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saman一词来源于女真语，并且经过了从词根sam-sambi-saman-samasambi的繁衍过程。这个繁衍过程说明，“萨满”一词是地道的中国特产，是中国古代民族女真人的创造，后来传到世界各地的语言中。“萨满”一词的含义。《三朝北盟会编》记法：“兀室(乌舍)奸猾(通变)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 从完整的引文来看，兀室指的是完颜希尹。他是金代著名的将领和学者，曾创制了女真文，史称“女真大字”。《大金国志》说他“深密多智”，“尝以智得免”于祸。粘罕，即完颜宗翰。他是金代大将，英勇善战，曾与完颜希尹一起俘过宋徽宗、钦宗二帝。因此，才将他与完颜希尹相提并沦，并认为“粘罕以下皆莫能及”。这段引文说明：“萨满”一词的原始称谓指的是女萨满(巫妪)，通称男女萨满是后来的事。这就好像“巫”一词本义为“女巫”一样。完颜希尹就是萨满。因为他“通变而有才”。“深密多智”并“变通如神”真正的“智者”。 所以说，萨满的词义绝不是“激动、不安和疯狂”之人。“萨满”一词的含义就是“智者”。

论蒙古语族语言双根词

双根词就是各自有语意的两个词根有机地结合起来表达语义的词。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的图门吉日嘎拉副教授在2002年第3期《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上发表题为《论蒙古语族语言双根词》的文章，对蒙古语族语言的双词根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看，蒙古语族语言的双根词的组成形式有根词+根词、根词+派生词、派生词+根词、派生词+派生词四种形式，同时，双根词有可以加后缀的特性。

蒙古文献中“šidü”一词的词义分析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白初一老师在2002年第3期《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上发表题为《蒙古文献中“šidü”一词的词义分析》的文章，从文献记载和学者们的不同诠释；词义分析等两方面着手，分析了“šidü”一词。认为在蒙古语中“šidü”一词不仅表示牙齿的“šidü”，同时也表达“伙伴”、“近邻”等词义，同时派生出以“šidü”为根词的表示“有机结合”或“紧凑”等动词。在文章的结尾，证明出蒙古文献中表示阿勒坦汗的“汗号”的不同写法的蒙古词词义是相同的。

元杂剧蒙古语词小议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文系汉语教研室包双喜先生在2002年第2期《民族语文》上发表题为《元杂剧蒙古语词小议》的文章，对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如：“虎儿赤吹弹，保儿赤割肉。” (《流星马》二[醉春风])“哈剌赤招展起云月皂雕旗，秃鲁赤摆列着朱缨画戟。”（《阴山破虏》一白）等中的蒙古语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元代，大批蒙古人涌入中原，蒙汉杂居，产生了元杂剧这样的艺术形式。元杂剧是以调佩、逗笑、滑稽为主要表演方式的舞台艺术，汉语中夹杂着使用一些蒙古语，增强了它诙谐的色彩。

语言的理解性

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的勒·掏克特木巴雅尔老师在2002年第2期《蒙古语言文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语言的理解性》的文章，在探讨和分析语言的礼节性的基础上，总结出蒙古语言的礼节性词汇有尊重人、理解人、维护人、守信用等特点。

《蒙古秘史》中的印藏文化痕迹

《蒙古秘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世纪，初登世界政治历史舞台的蒙古人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加强了与当时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广泛联系。中央民族大学蒙语系的乌力吉和民族出版社的图亚在2002年第4期《民族语文》上发表题为《〈蒙古秘史〉中的印藏文化痕迹》的文章，从蒙古人与印藏文化的接触、关于吐蕃文化的痕迹、关于印度文化的痕迹等方面入手，以巴雅尔《蒙占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和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为依据，透过语言材料探查其中的印藏文化痕迹。

元代畏兀儿人使用八思巴字述论

鲍培曾说：“流传至今的八思巴字遗物，除蒙古语以外，还被用于汉语、藏语、梵语和突厥语遗物中。因而，符拉基米尔佐夫称这种文字是一种国际文字，不是没有道理的。”蒙古人自古至今使用的蒙古文是从回鹘人那里学来的，但回鹘人也曾一度使用过蒙古八思巴字，这是古代民族相互学习的结果。元代畏兀儿人使用八思巴字拼写回鹘语的情况还鲜为人知，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牛汝极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照那斯图研究员在2002年第3期《西北民族研究》发表题为《元代畏兀儿人使用八思巴字述论》的文章，利用八思巴字印章资料和八思巴字文献资料，对考古发现的回鹘人使用八思巴字回鹘语的印章和文献情况作了简要介绍。由此可知，元代及察合台汗国时期，因受治于蒙古统治者，畏兀儿人也学习并使用八思巴字，保存下来的八思巴字回鹘语文献残片就是最好的明证。这些文物也是我们了解蒙古民族与畏兀儿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珍贵材料。

宗加、巴隆蒙古语亲属称谓词比较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贾晞儒研究员利用讲学的机会对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的宗加、巴隆两个相毗邻的蒙古族聚居乡的亲属名称上的称谓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以《宗加、巴隆蒙古语亲属称谓词比较》为题发表在2002年第2期《民族语文》上。世居在这两个乡的主要是蒙古族和硕特部的后裔，人口约6000多。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宗加和巴隆在亲属称谓上，是不完全相同的，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比较而言，宗加要比巴隆明细一些，系属也较清晰，从称名上，非本地人同样可以分辨清楚，不至于混乱。而巴隆则未完全形成一个明细的系统，同一个语音符号可以代表没“辈分”人的称谓，从中似乎让我们悟出这一部分和硕特后裔的亲属制度、社会形态、婚姻制度、家庭宗法观念以及民族心理、文化渊源的某些因素的历史遗存。从亲属称谓词的语义结构关系来看，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偏正的，它们的组合是修饰与被修饰、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后者是主体，中间不嵌加任何附加成分，从而形成的内部形式意义，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亲属观念、意识方面的一些特点。另一种情况是限制或补充的关系。前者表示“类”，后者是这个“类”中的一分子。代表这个“类”的符号必定是表“辈分”或亲属类别的词，如用atse“孙子，侄子”表示“侄子辈”和“孙子辈”(巴隆用dze：“外甥”表示“外孙辈”)、宗加用yi"辈／辈数”表示“堂兄弟辈”、用byly“姑表亲”表示“姑表兄弟辈”等，巴隆则不够规范和整齐。

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在2002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文章，研究契丹语和原蒙古语的关系。蒙古语是东胡后裔诸语言中的一支，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室韦人的语言被称作原蒙古语。原蒙古语经过一系列突厥化过程而形成古蒙古语。研究蒙古语的形成过程，必须结合东胡后裔的历史来观察东胡后裔诸语言的发展，及其同蒙古语族各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对原蒙古语的研究，对蒙古族族源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蒙古学研究之十一

更新时间:2005-7-23 1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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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2-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

蒙古民族的经济是以游牧经济为主，以狩猎、农业、手工业为辅的经济。蒙古人现实生活中需要农产品，但他们在观念上轻视农业藐视农民。著名学者扎奇斯钦写道：“蒙古人认为骑在马上傲视大地和牲畜的游牧生活，远比仆俯在地上与泥土为伍的农耕生活，适意而且高贵得多。”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蒙古民族陶醉于游牧生活，满足于现状的内心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蒙古传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这种陈旧观念逐渐得以改变。内蒙古师范大学电教系的乌日陶克套胡副教授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试论12-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的文章，认为12—13世纪在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对畜牧业抵抗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和畜牧业的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无疑为蒙古帝国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扩大了蒙古民族的生活领域，改进劳动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当时的农业不是滥开滥垦，是集中在宜农的江河流域。这样做不但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反而对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这对我们今天的“退耕还草”、治理“沙尘暴”工程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元代漠南地区教育考

元代漠南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该地区北接瀚海，南临汉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载，蒙古统治者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除修建上都城外，还设置了净州、兴和、德宁、砂井、集宁、应昌、全宁、亦集乃、大宁、泰宁、宁昌等路或总管府。元代漠南地区教育的发展与该地区行政区划的建置有着密切的联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系王风雷副教授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漠南地区教育考》的文章，根据历史资料，对元代漠南地区汪古部的多语教学、净州路和集宁路的儒学、云宁云内丰州的教育和进入中原的汪古部教育以及对亦集乃路的各类教育和应昌路、全宁路的教育进行了探讨，认为，当时漠南地区的教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了解内蒙古地区教育的历史以及当今对西部文化教育的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也谈元代上都之佛教教育

内蒙古喀拉沁旗统战部副部长宋文辉先生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也谈元代上都之佛教教育》的文章，根据记述有寺院教育内容的喀喇沁旗龙泉寺内的一方元代的智然律师道行碑，证实了在《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刊登的王风雷先生撰写的《元上都教育考》一文的观点。元代喀喇沁旗西北部属上都路，东部属大宁路。《元上都教育考》论述了在元代的上都教育很发达，儒学、佛学、医学、阴阳学、蒙古字学等都很有特色。元上都路所属州县的宗教教育也十分活跃。认为，如果我们进一步审视各种宗教，就可以发现，若离开了教育，各类宗教便无法传承，同样道理，元上都的各类宗教都以自己特殊的教育方式维系着自身的发展。

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从20世纪初开始，清朝教育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出现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蒙古族近代学校教育的艰苦实践和探索也走上新的道路。蒙古族学堂教育是新教育思想的产物，虽然同旧的官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它打破封闭的传统教育，提倡开放的近代教育，由此教育种类和等级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出现普通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内地求学等形式。在学堂教育中，各种语言教育模式是同时并存的，这些模式经过分化和重组后，出现向汉语和蒙古语两个单语教育模式或蒙古语汉语双语教育模式集中的倾向。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宝玉柱副研究员在2002年第5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的文章，分地方学堂的建立及其语言教育、多语种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使用、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的公布和蒙古学堂系统设置的规范、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特点等小标题，论述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教授齐木德道尔吉先生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文章，阐述蒙古族从古代到现代传统饮食结构。古代蒙古族生活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迁徙，不事耕稼，以牲畜肉和奶为其主要食物，并以猎物加以补充。蒙古人将牛、羊，甚至马以及猎物肉或者烤食，或者煮用，甚或风干食用。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蒙古人在更广阔的地域活动，同多种文化和人民交往，使得其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蒙鞑备录》：“鞑人……近来掠中国人为之奴婢，必米食而后炮，故乃掠米麦，而于扎寨亦煮粥而食。彼国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彼亦煮为解粥。”普兰迦尔宾也写道：“他们还用水煮小米饭，但由于煮得稀薄，只能喝而不能吃。”过了10余年，鲁布鲁克见到蒙古人能够用大米、小米、小麦和蜂蜜酿成一种极好的饮料，清澈如葡萄酒。这时葡萄酒也开始进入蒙古地区，但还未见饮茶的记载。蒙古人还食用炒米、奶油或酸奶煮面糊以及粗糙的面包。到了元代，蒙古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饮食文化具有了丰富的内容。在现代蒙古人的饮食中主要包括：肉食、奶食、谷物。据有关专家研究，酸马奶具有独特的医疗保健功能。据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蒙医研究所扎木苏先生的研究，形成人体蛋白的20种氨基酸中的8种只能从食物中获得，而马奶恰恰含有以上所有8种氨基酸。通常在100g马奶中含有蛋白2.2g，脂肪1.6g，乳糖6.8g，水88.7g；维他命A 130个国际单位，VBl0.095mg，VB2 0.061mg，VC 11.5mg，VE 0.24mg；钙6l 6mg，磷25mg，铁0.27mg，铜0.01mg，锌0.7mg，锰0.01mg，镁5.8mg，以及其他矿物质。当制成酸马奶时，其成分发生一定的变化，糖分变小，乳酸、酒精和其他香料变多。在发酵过程中乳糖分解，从6％—7％的含量降到1.4％—4.4％，其他营养成分则不发生变化，只是VC和VB组的含量要比鲜马奶多一些。

关于“民族形式”的认识及其在“17年”蒙古文小说中的实践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的娜弥雅博士在2002年第3期《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上发表题为《关于“民族形式”的认识及其在“17年”蒙古文小说中的实践》的文章，针对近几十年来对“民族形式”的讨论没有确切定义的现状，结合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分析“17年”中蒙古文小说的具体实践，得出蒙古文小说“17年”的“民族形式”实际是阶级斗争形式的一部分。

神化马风俗探源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的策·僧格博士在2002年第3期《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上发表题为《神化马风俗探源》的文章，探讨神化马的风俗。在不同的蒙古地区，神化马的时候用不同的词汇，但其内容和意义是相同的。神化马风俗可以追溯到早期蒙古人用牺牲祭祀祖先、祭祀天的时期，经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佛祖崇拜等过程，后形成神化马的风俗。被神化的马有一定的条件，如马的品种要纯正、发育良好、色泽光亮等，颜色虽没有特定，但一般以白色为主，马被神化成神马有一定的形式和过程。因地区不同，神化马的形式和过程也有不同之处。

在不同文明撞击中发展的蒙古文学

内蒙古大学的教授巴·格日勒图先生在2002年第2期《文史哲》上发表题为《在不同文明撞击中发展的蒙古文学》，阐述蒙古文学在不同文明的撞击中的发展。综观蒙古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内在规律，可以从以下几点归纳其特点。其一，文化上的兼容性和自立性，导致了文学的繁荣发展和稳定生存。蒙古文化早在民族形成以前，同突厥文化相互融合，并吸纳匈奴、鲜卑、柔然等游牧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所谓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在形成初期就有了兼容并蓄之特点。这对蒙古民族文学的形成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同时蒙古文化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蒙古民族地处蒙古高原，人稀地广，各种外界影响均不平衡，再加经济、历史、语言、心理素质之特殊，她的文化有其长期的稳定性。蒙古文学的独立自主发展，取决于这种内在原因。其二，蒙古民族形成的艰难道路和经济发展的淤滞延缓，决定了文学反映内容的相对集中和文体表述趋于定型。其三，语言的诗性和思维的直观模糊，决定了韵文作品的霸主地位和创作模式的固定倾向。自然的严酷，文化的原始，经济的单一，决定了人们思维的直观性与模糊性。这对韵文作品之产生赋予了思维创造空间。其四，由于经济文化之特点，蒙古民族民间文学历史悠久，书面文学后来居上，二者互为渗透，转化衍生乃成了它另一大特征。漠南东部的尹湛纳希、漠南西部的罗桑丹毕坚赞、漠北的罗桑丹津热杰三人使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蒙古文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使书面文学有了质的飞跃。

蒙古族洪水神话比较研究以—《天上人间》和《猎人海力布》为中心

在古代蒙古族民间流传的一些洪水神话，主要是用幻想和虚构的方式讲述人类被一次空前的大洪水毁灭之后，天神创造人类先祖，重新繁衍人类或幸免于难的一个人或几个人成为人类再生祖先的故事。但是在蒙古族洪水神话中能够保持上述原始形态者甚少，而其原型融人于英雄史诗，民间故事、山水风物传说者相对多一些。这种神话，现已搜集到的有《天上人间》和《猎人海力布》。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那木吉拉教授在2002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蒙古族洪水神话比较研究以—〈天上人间〉和〈猎人海力布〉为中心》的文章，比较研究了蒙古族洪水神话。蒙古族洪水神话主要用幻想和虚构的方式，叙述古时人类被一次大洪水毁灭之后，如何再生繁衍的故事。而这些神话在流传过程中融入民同故事或传说之中，并发生了变化。文章以比较故事学的母题比较等方法，探究《天上人间》和《猎人海力布》等两则融于蒙古族民间故事或传说中的神话原型、原意，力图揭示其原初形态，探讨其接受苏美尔、印度等民族或国家洪水神话影响之后发展变异的轨迹。

蒙古语中熊崇拜的遗迹

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在本民族语言中留下一些痕迹，从文化语言学角度探究有关语词的词源问题，对该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和语言学都具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衍生祖先崇拜的图腾文化的研究，可以为相关民族的族源研究提供可靠证据。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的金刚先生在2002年第1期《满语研究》上发表了题为《蒙古语中熊崇拜的遗迹》的文章，通过对蒙古语中社会组织的名称、姓氏名称、地名等词汇的考察分析，揭示其煎崇拜的痕迹，并证明包括蒙古族在内的阿尔泰民族实为熊氏黄帝之裔。蒙古族及包括蒙古族在内的整个阿尔泰民族中曾存在熊崇拜的问题，学界有过一些揭示。其中记录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崇拜熊之俗的材料最为丰富，国内外个别学者也有关于突厥民族相同习俗的论文。蒙古国学者叁丕勒敦德布、麦德尔、达日苏荣、阿尤喜等人则不同程度地记述过蒙古族布里亚特、达尔哈特、卫拉特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狩猎生活的部落之崇熊现象。但是绝大多数蒙古部落又怎样呢?这一点尚未有人论及。事实上，对于远离“熊”这一动物和狩猎生活的多数蒙古人来说，这种习俗也早已无从所知。但是，这种已经消失的习俗，在他们的语言中却保留着诸多的痕迹，而正是这些痕迹能够足以证明古代蒙古社会曾有过普遍崇熊习俗的史实。从图腾研究来看，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名称、姓氏名称、人的名称、官称及其相关的一些地名，均源于其图腾名称。北方民族君主称号“可汗”(xakan)——词，就是经黄帝的姓氏和称号“轩辕”而源于梵文狮子称谓sanka一词的。这个问题，作者已经在有关论文中多次论及。并且，基于上述图腾称谓的规律，也曾以专文和非专文的形式揭示过“可汗”一词在历史上同时曾以北方有关民族的族称、氏称、官称及其活动频繁的山水之名出现的—些事实。鉴于这些认识和其他一些相关研究，认为距今六千年前的黄帝应为北方民族的直接祖先。（此文是2000年第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的译文。）

从《蒙古秘史》看古代蒙古人天崇拜

内蒙古财经大学的珠岚老师在2002年第3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从〈蒙古秘史〉看古代蒙古人天崇拜》的文章，结合《蒙古秘史》和其他史籍的有关记载，分析12-13世纪蒙古萨满教中的天崇拜意识的产生、发展，同时总结出天崇拜意识在古蒙古人思想意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对成吉思汗建立和壮大大蒙古帝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活佛转世制度

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的那德木德老师在2002年第2期《蒙古学研究（蒙文）》上发表题为《关于活佛转世制度》的文章，介绍了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并介绍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的影响。在西藏正教合一的结果是活佛转世的基础，而在蒙古地区与此不一样。

杜尔伯特旗的富余正洁寺

富余正洁寺，是黑龙江蒙古族杜尔伯特旗的旗寺。蒙古名为“乌勒木吉·特古斯·巴雅斯古朗图·查干黑德”，俗称大庙。清朝对蒙古人的统治过程中，宗教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研究伴随杜尔伯特旗走过二百六十余年的富余正洁寺，对研究杜尔伯特蒙古人及黑龙江省的蒙古族有很重要的作用。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的何日莫奇先生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1984年9月5日召开的杜尔怕特蒙古族自治县首届喇嘛代表大会众喇嘛的回忆、富余正洁寺群庙图和富余正洁寺遗存的经卷写出《杜尔伯特旗的富余正洁寺》，并发表在2002年第1期《民族古籍》上。富余正洁寺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文章分富余正洁寺的建立；富余正洁寺的庙宇；富余正洁寺的组织机构；富余正洁寺的宗教生活；富余正洁寺的经卷等5个部分。

近十余年蒙古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央民族大学的贺希格掏克掏教授在2002年第2期《民族古籍》上发表题为《近十余年蒙古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的文章，介绍了近年来蒙古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很多国家的有关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收藏着大量蒙古文文献资料，其中一部分文献已有目录索引： [匈牙利]Louis Ligeti《蒙古文甘珠尔目录》，布达佩斯1942。这是依据1720年北京木刻朱红版编目，通过这个目录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蒙古文《甘珠尔》有108卷，1161篇文章。[蒙古]宾&#183;仁钦《蒙古文丹珠尔目录》，1-3卷，新德里1964，1974，1974。这是依据1749年北京木刻朱红版编目，全文应225卷，3870余篇文章和63首颂词。但本目录只编到第75卷，2637(3798-1161=2637)篇文章为止。[德]Walther Heissig：德国收藏《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两卷，威斯巴登1961。其中收录853种文献目录。[德] Walther Heissig：《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蒙古文书籍，抄本和木刻本目录》，哥本哈根1971．其中收录568种文献目录。[俄]A&#183;Г&#183;C aэыkИΗ：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蒙古文抄本和木刻本目录》，两卷，1988。其中收录2388种文献目录。[俄]Vladimir L&#183;USPENSKY(编辑)，[日]井上治(编辑协力)，中见立夫(监修)《圣彼得堡大学收藏蒙古文抄刊本解题目录索引》，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99。其中收录965种文献目录。《中国蒙古文古旧图书总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2000。其中收录1949年之前的文献目录共13115条。等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蒙古文文献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照那斯图《八恩巴字和蒙古语文献》1研究文集，Ⅱ文献汇集，(蒙古文、汉文)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90．169、228页。这是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李保文《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一1650)》(蒙古文)，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6+2+417页。这部蒙古文文书档案资料集，为十七世纪蒙古史研究提供了珍贵档案史料。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4+28+5+813页。罗布桑丹金《黄金史》(蒙古文)，蒙古国立出版社，乌兰巴托1990。这是蒙古学界盼望等待五十多年才看到的手抄孤本的影印本，具有极高史料价值。Sh．毕拉《蒙古历史、文化、历史编纂学研究》(新蒙古文、俄文和英文)，1974年月31日，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蒙古历史文化古迹》(新蒙古文)乌兰巴托1999。[蒙古]策仁索德那木、[德]M&#183;Tauke《柏林吐鲁番文集中的蒙古文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93。Elisabetta Chiodo《蒙古科学院收藏的哈剌布罕&#183;巴拉哈孙蒙古文桦皮文献》(英文)，2000，威斯巴登。1970年蒙苏历史文化考察队从蒙古国哈剌布罕&#183;巴拉哈孙遗址的一个半坍塌的佛塔墓座中发现了属于17世纪的1400多块蒙古文和藏文桦树皮文献。吉田顺一等《<阿勒坦汗传>译注》(日文)，东京风间书房1998。井上治《库图克台彻辰鸿台吉研究》(日文)，东京风间书房2002。栗林均、确精扎布《<元朝秘史>蒙古语全单语&#183;语尾索引》，2001，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杨海英《鄂尔多斯蒙古俄尼斯氏搜集的写本》，2002，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地域研究计划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