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总算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决议》写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这几个字，但对这我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在《决议》里这个提法是有“尽管”两个字，而且是把“初级阶段”作为批判任何否认“毫无疑问”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陪衬物写进去的。把1956年到1978年这22年那个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中国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并不是“毫无疑问”。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节中写了这样一句：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这部分写进这样一个句子还是由于我提议，并得到胡耀邦同意的结果，那一次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到这时前进了一步，不再是陪衬物，但还是没有摆在很重要的地位。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才开始把它作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观点，写进了党的决议。
现在我试图运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来论述那次历史转折。
在1981年我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时，我感到在1956年过早地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中国社会的确很难命名。考虑再三认为无以名之，只好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但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呢?生产力水平这么低，生产水平也并不真正先进，只好把它看作一个在母胎中未发育成熟、先天不足的社会主义的早产儿。一个早产儿如果特别精心护理也有可能生长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儿童。可是此后对它的护理又极为不当。党的八大开得总还不错，可是八大路线只实行一年左右就被抛弃了，在1957年夏季起开展反右派的政治斗争。对这个早产儿不是去精心护理，也就是说，不去从事建设，而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那些年这个早产儿吃了一副又一副的虎狼药，激烈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8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完全不顾主客观力量，不顾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使中国人民遭受极大的损失。1959年庐山会议又掀起那场对彭德怀的斗争，下山之后，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随后又是大规模的所谓农村和各个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终于发动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积极生产成为“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并且专门制造了一顶帽子——“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被认为会产生新资产阶级；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忠诚地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国家主席、党中央总书记和好些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有元帅大将军衔和担任过中央常委职务的人，也备受迫害，有的甚至死亡；有的虽然没有被批判但不能正常工作，处在“准打倒”的处境下，或者被冷落在一边；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帮”掌握党中央大权，胡作非为。
在1957年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由于社会上原来的许多渣滓起来造反，同党内极少数投机分子一起在各地横行霸道。实行这样的路线方针，使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四伏，而党中央的领导还在不断加深这个危机。当时社会上乃至党内的一般和高级干部还不清楚掌握党和国家权力的人已是一个年老、体衰、有严重疾病不能正常工作、实际上已被“四人帮”一伙操纵控制、自称是“一个供展览的偶像”的最高领袖。这时候中国的命运危险，实实在在地走在亡国亡党的道路上。
如果说，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粉碎前的20年时间内的中国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就是一个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把这个阶段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这是一个具有非常特殊规定性的阶段。到那时，仅仅说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早产儿，已经不够了，早产儿只说明它出世前的情况，没有说明它的“成长”情况。在那20年中它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畸形儿。而且是十分孱弱、面临夭折的畸形儿。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果断地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被粉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使我国有了新的转机。从“四人帮”被粉碎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对“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揭发批判，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受压抑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中国的错误指导思想，还远远没有彻底纠正。党中央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都还在强调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言论。针对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正“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错误决定的呼声，当时党中央还要求干部和群众“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看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对“文化大革命”持批判态度。可是那时正因为这样真正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越来越多了，因此当时的党中央要大家站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说那样做才是正确的态度。可是那时人们已经不听文件写的那一套了，何况文件上已经宣布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
尽管如此，党的文件——比如党的十一大报告继续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也不能忽视。因为这些话，可以被坚持“文化大革命”的人所利用，鼓励他们抵抗拨乱反正。在一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上,有人反对我讲批驳“四人帮”的名言，就引证了十一大报告。而且这些做法可能给想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以“理论”上的武装。因此从1976年10月6日到1978年12月的这两年，我认为可以看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起始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阶段(改革阶段)二者之间的过渡阶段。从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进入“改革阶段”。
1978年的这两个会议，说近一些是从这个过渡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说得远一点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折。
从1978年到现在又过了20多年。离开三中全会闭幕的时间越长，三中全会作为伟大历史转折点的意义也就越明显。
上面我写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改革问题讨论得并不是很多，中央工作会议的热点，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是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是要去纠正党内若干重要高级干部的重大冤假错案，是要求改进党中央领导机构等等，这些是当时必须迅速解决的问题。同时，三中全会所确定下来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其影响是长期起作用的。
第十三篇 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4)
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步一步推向前进，中国的经济文化取得越来越大的发展。记得1978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见来自日本的一个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我对他们说，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你们现在走在北京街上还看不出来，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我说我们都是崇尚理性的科学家，感性认识还感受不到的事物，理性可以先认识到。对中国的这个进步我仿佛已经用眼睛看到了，我有充分的信心。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接受我的看法，问他们的认识是否同我差不多。那几位教授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果真如此，三中全会后中国建设发展得很快，在北京街上很快地有了变化。至于有些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方变化更大。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尤其是深圳，它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次常委会听各分组召集人汇报的会上，论述可以先好起来的第一个说到的地区。而深圳这个地方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就从平地上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在三中全会后的20多年中发生过的事情不少，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不想谈论这些问题，我只想最简略地写一点关于这20多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直到党的十五大这段时间内历届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我都列席了(十二大我是出席者，十四大和十五大后的各次中央全会不再出席，十五大我列席了)，我就想通过对每届代表大会写几句，来描绘这个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阶段中改革与发展的面貌。
1982年的十二大是总结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六年历史性胜利的大会。这个会的使命是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因素，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会议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改革方面，肯定了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十二大前党中央已经肯定农村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十二大以后中央发了好几个文件肯定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这个改革。十二大报告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而学术界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议未被采纳。文件只允许部分产品的生产流通由市场调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1987年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加深改革，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对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把它作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十三大表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根据中国的国情，强调了商品经济的充发发展，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十三大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
“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指出：
“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十三大在阐述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确立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的道路上，与1978年和三中全会相比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接着就是199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十四大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从原则上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中一个最重大而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正如十四大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按照传统的观念，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南巡讲话针对这种传统观念，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十四大认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个实质性的突破。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方面又有突破，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意义，就是经过20多年这样的历程不断显示和发扬光大的。
对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还可以从三个“30年”来说。事情很凑巧：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多不少正好30年。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30年，这是第一个30年。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多不少也是30年。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30年。我预想也希望还有第三个“30年”：即从1979年到2008年，基本上完成这一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2008年制定改革后的第一部宪法。
从1979年改革开始到1992年十四大经过了十四年(30年的近一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确立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市场经济取得了共识，这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是一个重大的、也许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胜利。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解决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一是解决分配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十五大、十四大乃至更早的十三大、十二大都有所涉及，但没有从根本理论上获得解决，还需要深入探讨。
我认为从现在到2008年，还有10年的时间，这两大问题是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求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是可以做得到的。当然，在10年中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时间也是很紧迫的。而且由于对这两个问题深一个层次的理论研究得不够，理论界还有不同的看法，看不出这种问题彻底解决的时刻表。但我只是说基本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说完成整个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也就是说，我没有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也要在这期间完成。即便是对经济体制改革，我也只是说基本完成，而不是说完全完成。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改革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也就不能说已经完全完成。这就是说，我对这第三个“30年”的说法是留下很大余地的，也许还需要第四个30年才能走完这场改革的路子，再制定第二部改革后的宪法。
三中全会后开始进入的那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个阶段，也许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过渡阶段。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又会有一个新的转折。那个转折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转折，完全是另外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里的事情，它同我们现在正在讲的事完全是两回事。当然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第十三篇 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5)
附记：最后一点说明
上面我已经把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43天的过程(中间包括两天休息)大体上按照时间次序叙述了一遍。其中对三中全会写得很简单，只用了短短三节，这是有下面三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三中全会举行的时间很短，只有12月18日到22日5天。这5天中的第一天即12月18日，会议安排整个白天代表们——主要是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员们——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18日晚上召集了一次大会，不算开幕式。因为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三中全会的正式的重要议程。会上华国锋只是简单地将会议的开法告诉到会的同志，算不得主题报告。12月18日这一天会议也就没有简报。
19日开始分组讨论，开始发简报。各分组会上的发言，不论我在西北组听到的还是在各组简报上看到的，没有什么超出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的内容。在三中全会的分组会上我没有再做什么发言。我在会议上的身份，不便在会上发言，我也没有发言的愿望。关于三中全会值得写一写的是讨论和通过《公报》，(这个公报主要内容大都是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过的)以及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问题。我虽然也想对三中全会多写一些，但是认为可以写、需要写的东西不多。
我写这本书主要靠我的记忆。当时也记些笔记，但我的笔记本写得很乱，成了只有我才能看得懂、甚至连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看懂的东西。我这个人对自己关心的事情一般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很好，但也有一些本来应该记得清楚的事情模糊了。为了写这个追记，我也找了一些同志帮助我回忆了一下。我真希望有关单位出一本中央工作会议资料，20多年前的事情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了。如果把当时的资料公开出来，就有可能把那段历史说得更准确。
近来我发现，20多年的时间虽然并不长，可是今天很多人对20多年前的事已经不那么清楚了。比如许多人只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再具体一点的情况就完全不知道了，连三中全会前开了36天中央工作会议的事都不知道。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讲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可是不了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不阅读有关文献又怎么能永远坚持下去呢。
我在写这个追记时也希望看到更多材料，也感到有困难，我只有一个便利的条件，那就是我是一个当事人，我掌握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而且看到了一些并非第一手材料，自信还有一种判断力，可以对有关事实做本质性的叙述与判断。
在这追记中我随时写出自己当时的观察，我没有也不打算做肤浅的纯客观的叙述。我想既然我是一个积极参加过那次转折的人，当时我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本身也属于历史真实的范畴，把它们写进去也是求真求实所必需的。
但是我对这篇追记还是不那么满意的。第一，我所能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毕竟少了一些。第二，一个人的记忆也总会有某些差错，会有不完全的地方。第三，有一些事情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为了做比较完整的叙述又应该设法掌握。还有一点，我开始做这件工作的时间太晚了，写作没有充分的时间，免不了比较匆忙。因此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对之做一些补充与修订。
首先我希望看到这个追记的同志发现有何处与事实不尽符合，或者我的看法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客气地告诉我。同时我也打算继续搜集资料和找一些同志一起回忆。我了解到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健在的还不算少，他们会记得不少事情。现在我来不及向他们请教，以后还打算接着做，我认为自己也还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比现在好一些。同时我毕竟太老了，有一个力不从心的问题。我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老同志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他们会记得许多我本人不知道或者已经忘记的东西。
虽然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人许多人年龄也比我大，但是我希望他们量力而行去写一些，或者接受年青人的访问，口头上提供资料。
总之，回忆要靠老人，而历史的研究不能全靠甚至主要不能靠老人。现在已有一批年轻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可以运用科学方法，不辞辛苦地去搜集资料，努力工作，我完全相信他们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应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给他们一些帮助。
附编(1)
一、中央工作会议前夕的一些情况
我说的前夕是指1978年9月上旬国务院务虚会结束到10月下旬这段时间。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何日发出的，我记不起来了，在“故纸堆”里也没有找到，同时我至今还没有任何资料。但是按照办事的通例，开一个这么大规模全国性的会议，请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最迟10月下旬中央就要作出决定拟好通知发下。对这我说不好，但是到档案馆一查，是很容易查明的，也许党史研究者已经查明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是叶剑英提出召集一个理论务虚会。关于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不久听到的。有一天见到胡耀邦，他告诉我中央工作会议前有一次中央常委开会，叶剑英了解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和开展讨论并且报上做了报道后，不但理论界反应强烈，各路“诸侯”也反应强烈，而且社会上乃至国外都有反映，同时党内又有不同意见，这时叶帅提出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当时没有感到，正在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就带有理论务虚会的性质。不知道以后还开不开专门的务虚会。
过了若干天会议将近结束时，有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后传达时讲，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发言已经不少，但是理论务虚会还是要专门开。华国锋在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时也讲了有关理论务虚会的问题。关于这件事他一共讲了两段话。
一段话是在说明他接触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后讲:
“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还有一段是他专门讲召开理论务虚会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叶剑英的这个建议是在中央听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讲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的总结发言是在9月9日做的，这个汇报会恐怕最早也要在9月中旬召开的。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召开不久，以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个人的名义，由胡绩伟主讲的那个联合发言中又多了一个情节，那就是9月份《红旗》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文章草稿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征求意见后，哲学所党总支提出六点不同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将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审查，这时叶剑英提出了上述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对叶剑英建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了解的只有这些，当时我也没有去做更多的思考。
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发现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和韦国清谈话的记录。它不是详细的记录，只是谈话要点。
这个材料的第一部分是，韦国清向邓小平汇报总政治局准备发一个指示，要求全军干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求邓小平做指示。邓小平说：
“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这样，凡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都要想想你这个工厂，生产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现代化问题嘛!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不解放思想问题提不出来，问题也解决不了，生产上不去，生产率也提不高。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按：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印发到全国去。”
邓小平这么讲当然不只是同意总政发指示，而且是表明他的一个主张。
怎么样“摆开来讲”?这就要与坚持“两个凡是”和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面对面地交锋。在中央会议前夕，邓小平的这个主张实际上也就是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摆事实，讲道理。
在10月14日前不久的九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还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九月在东北那几次讲话在当时是产生很大影响，起了重大作用的，是很有名的，这次讲话直接影响了中央工作会议。
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能否印发东北讲话。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说：可以在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这件事，等一下务虚会。
从邓小平说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心目中的理论务虚会是一个很快要开的会议。事实上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起了他心目中那个理论务虚会的作用。邓小平讲完这句话后接着说，给部队干部讲这件事时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三不主义”。要让大家敞开思想讲话，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样很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常识，这也有人不赞成，有什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问题，可是有人就不赞成。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误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真正实行“三不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没有关系。思想僵化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各根据地，不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分析、解决问题，结果都搞好了。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
看了邓小平与韦国清的谈话记录，加上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体会，使我认识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确达到了邓小平说的“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的要求，也达到了叶剑英要求的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和“充分民主评论”的要求。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把事实讲得比较清楚了，也把道理讲得更透彻了。最后邓小平在讲话中对这场讨论做了科学的结论。从真理标准讨论来说，中央工作会议的确是一场决战，并取得了胜利，也就是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因此我认为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说这个会议为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要求在“理论务虚会上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好”这种说法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估计不足，也对理论务虚会的要求不那么恰当。这样的看法当时没有，而今天在我的头脑中有了这样新的认识。
附编(2)
这些情况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中写了一些。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只引1976年9月以后的材料)：
一、9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东兴同志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有问题，以及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为理由，不许发行。
二、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9月18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7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三、10月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总之，临近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两种观点的争论是非常尖锐的。
二、关于“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有三个版本：
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决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去做好”。这是第一个版本。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写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第二个版本。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大同小异，而第二个版本被认为是标准的版本。
“反对两个凡是”就是不同意“两个凡是”这个命题，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把毛泽东讲过的话、做出的决定作为真理的标准。
“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就其原则意义来说，含义很清楚，并无歧义。
但是从提出“两个凡是”起，“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的含义又有具体的内容。由于并没有明文确定它们的适用范围，因此它们的原则意义都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在实践中，它们的运用又只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对于处于重病状态中的毛泽东的指示而言的。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年老衰弱，病情严重，不能正常地思维和工作。而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又做出许多重要的决策，比如决定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比如在发生“天安门事件”以后，又由他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等等。华国锋是处在重病状态中的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需要强调这样的“两个凡是”，来维护他的地位，而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则要求平反由毛泽东定性的“天安门事件”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思想，也就是要反对那时候提出的“两个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这时候他所说的“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就是如此。
我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作三个时期：一、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尚未成熟的毛泽东；二、成熟的、正常状态下的毛泽东；三、重病时期的毛泽东。两头的时期都比较短，中间的时期比较长，中间这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时期，同时第三个时期究竟从何时开始，我正在研究。
处在重病状态下的毛泽东是什么样子的?“天安门事件”后，传出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做的笔记。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一个“联络员”，毛泽东想了解外面的情况，或者想对别人说些什么话，就通过毛远新来进行。毛远新在1976年4月7日所做的笔记当时并不保密，因为“四人帮”愿意把这样的材料传播开来，好让人相信为“天安门事件”定性这样的决定是毛泽东作出的。因此我也不特别困难地便得到了，并且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从笔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完全根据毛远新一个人的汇报来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表态，而且大多只是用“好”、“是”、“对”、“快”、“嗯”一个字，或者“是的”、“不是”、“登报”两个字，以及“赶出去”之类三个字来表态，成句的话不多，在70分钟的时间说话不到100字。另据我看到的张玉凤写的材料，在清明节前后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毛泽东身边的人对外面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关于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的情况，在毛泽东身边照顾他的张玉凤写道：
1975年8月后，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每天吃饭和服药都由我一口一口地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间，每餐只能吃一两勺了。而且常常因吞咽不好，呛着咳嗽不止，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一次，主席患支气管周围炎，咳嗽很厉害，护士给主席试口表，结果主席咳嗽把温度表吃掉半截，吞下了水银，三天后主席把半截温度表便出来了。
在1978年反对的就是把这样的毛泽东的话奉为神明和对之实行“两个凡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反对“两个凡是”是坚决的、没有顾虑的，但是对毛泽东其他的言行就没有能坚决反对。比如在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就因为毛泽东多次明确地坚决反对，因而在三中全会决定下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中，还写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样的两个“不许”。
在当时大家生怕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也不敢反对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的提法，只说到这样的程度：究竟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主席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也有某些错误是高举。在三中全会开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比较宽的范围内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和不正确了。
三、杨西光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
杨西光是我的老朋友，政治观点接近。“文革”前我在中央宣传部，他先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总编辑，尔后到市委主管文化教育和党的宣传工作。每次去上海都会和他交换沟通彼此的看法。也几乎每次他都为我组织些座谈，让我同上海的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接触，有时还组织些报告会让我发表演讲。“文革”后他调来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两个人同在一个城市，在会议上见面，可以畅谈的机会反而少了。彼此来往密切的是在1978年11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附编(3)
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作出的，三中全会的举行是紧接这个会议举行的。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分不开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包括纪念这次工作会议在内。它不是一般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200多位，规格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通知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党员也都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第一二把手、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都到会。200多到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2/3，占十一大当选者40%多。出席的人中有当时还没有成为中央委员的70多人，如其中有由于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央委员习仲勋、宋任穷那样的老同志，当然也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和我这样年轻一点的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不限制发言次数、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在会议期间议论了许多问题，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开会前的不少指导思想做了纠正，最后决定需要把没有出席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找来开中央全会，做出正式决议。少数参加工作会议的非中委的人也列席了三中全会。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后，小组又讨论了两天才散会。从12月18日到22日开会5天，三中全会胜利结束。
在分小组时，杨西光和我都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肖华、汪锋和霍士廉。参加这个组的，除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杨、王、江三人，是因为在小组会上他们同我合作得特别紧密。这三位现在都成了故人，我也特别怀念他们。
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介绍杨西光同王惠德与我关于真理标准的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三个人联合发言的时间是11月13日。这次发言的内容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例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这次发言由我主讲，在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态度，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的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立法工作，而且也要加强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仍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