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民主有一个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可以写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却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这个会准备开二十多天，从11月10日开始算起，也就在11月底结束。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三十六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挥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工作，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很少几次全体会议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中看到的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对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经过它了解其他组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其他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
我对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我没有去对照我的发言和简报登出的摘要，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其他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例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把阅读简报作为我会议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默默无闻、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
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很长，但简报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时我做的笔记，其中有一句：
“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原来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了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6日江一真的发言和杨西光与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附编(9)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对自己的发言的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后，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也把这个意见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我觉得不要以为简报是一件小事，实际上它对于充分发扬民主的关系很大。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1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问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也不会根据简报，而是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掌握各种证据。这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个反映来对待。在开会期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事实。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成为会上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可能有人认为简报工作这样的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不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人们是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并针对其他组的情况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有让其他组的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因此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可都亲自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搞得不好是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从这些情况来看，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符合事实的。
六、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四人帮”有一根大棒，叫做“唯生产力论”。谁要是不跟他们去搞他们的阶级斗争，而积极去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说谁搞“唯生产力论”。而“唯生产力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个表现。于是这个人就挨批。
“唯生产力论”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来的。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做“生产力论”，是苏联的理论著作中开始用起来的。指的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里写的苏汉诺夫的一种观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因而拒绝进行十月革命。列宁批评苏汉诺夫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说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道理，“迂腐到了极点”。如果有人也用“中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来反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我们也会像列宁批评苏汉诺夫那样的。
列宁反对苏汉诺夫，主张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下，俄国应该进行革命，“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使俄国“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中国革命也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得了有利的条件，而在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利用这样的条件进行建设时却受到了“四人帮”的批判，说他们是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岂不荒谬!不过，“四人帮”本来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只是要制造一顶帽子用来整人，别的就不管了。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虽然批评了苏汉诺夫，但是他始终没有否认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个论断，他认为这是个“无可争议的论点”。他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而是苏汉诺夫等人“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批评他们根本不懂世界历史“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把这条原理当做口头禅来反对必须进行的革命时，一直坚持这条原理。
苏联学者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评的苏汉诺夫的那种观点，称为“生产力论”，这种命名的方法本来就不那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另起了一个“唯生产力论”就更不恰当了。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
我同两位同志一起研究写一部关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的书时，研究出一个称呼苏汉诺夫那种观点的办法，即把它叫做“庸俗唯生产力论”，我们的意见是，“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是把它庸俗化就不正确了。正像唯物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庸俗唯物论”就不正确一样。我主张以后不要再用“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来称呼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
在解放初期，我在《学习》杂志上用过“生产力论”这个名词，那是我从苏联的书里抄下来的。那篇文章没有署我的真名，用的是君麟这个笔名。趁这个机会把这件事也说明一下，并且声明今后我不再使用苏联学者用过的“生产力论”这个名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本质大家是了解了。但是，“唯生产力论”究竟是一个好的称呼还是一个不好的称呼却至今不明确，而且在文章中，甚至在重要的文件中，还是把它当作一个贬词来使用。去年冬天开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我没有参加，但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个错误的观点时，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不同意这种写法。由于我提了这个意见，几个领导同志就把我找去，要我申述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把上面说的那些意见讲了一番，而且还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最为恰当。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种贬词来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起见，“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附记：三位副总理和我的谈话
关于我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现成的只有这一篇，而且是1984年对发生在1977年初的事情的追记。其实对于这件事，我花的时间用的心思并不少。同时有一些有关的事情，值得写下来的，也没有写。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那篇文章写一个附记。
先说一说在1977年初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三位副总理找我谈话的情景。我写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时还不重视写随笔散文，不那么重视描写具体的事物。现在我在争取做一名21世纪文坛新秀，就对那次“召见”具体的描绘一下。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时似乎还不使用那样的语言，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把这个头衔加在一定级别一定职务的人的头上的——召见我的地点是在怀仁堂后厅。我在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一文中曾说“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一个错误的观点时”如何如何，现在我想更具体地说是起草者正式把文件寄给我，请我提意见的，虽然没有正式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文中又写“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一个电话”，更具体地说，我通过电话之后还写了两页信，表示自己的异议。
附编(10)
当我得到通知去怀仁堂时，我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和什么人找我。我到时，三位副总理都在那里，似乎他们已经说过了什么事，然后等着我去。当时怀仁堂后厅很大的一个会议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只有五个人，显得空当当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是主谈人，坐在会议桌的主位。纪登奎说，关于农业学大寨那个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势一比划，说有这么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这个，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我讲了一番道理，这道理在我那篇《我承认是“唯生产力论”者》中倒是叙述了。我讲罢，陈永贵讲了几句。他说现在两口子吵架都指责对方是“唯生产力论”，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可是现在这顶帽子的确用得着呢。
他这番话，当然是支持我的。当时我对陈永贵和“唯生产力论”的关系并不知道很多。后来有一次我同石油部部长宋振明闲谈，宋振明告诉我，他一次去大寨参观，大庆的人去大寨受到特别的欢迎，许多普通人不让看的地方也让宋振明去了。在那一次陈永贵给宋振明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陈永贵去广州，许世友宴请陈永贵，举杯向陈永贵敬酒，许说你们山西过去有一个薛仁贵，现在有一个陈永贵。陈永贵听了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比得上薛仁贵，要能比得上薛仁贵，我也就不会在中央受气了。许世友听了之后，立刻向毛泽东报告说陈永贵在广州说自己在中央受气。毛泽东把这件事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就去找陈永贵，问他在中央受谁的气，陈永贵答，受张春桥的气。周恩来问陈，张春桥怎么气你，陈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唯生产力论”，可是张春桥说我搞“唯生产力论”。宋振明讲故事在后，陈永贵在怀仁堂发言在先，陈永贵的发言与宋振明讲的故事完全吻合。
李先念从头到尾没有讲话。纪登奎没有对我的意见说什么不同的意见，只是说要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中明白写下来的。这个报告虽然是用林彪的名义做的，但这个报告毛主席审查过表示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不服，我就做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的声明，如那篇文章所写的那样。
我在这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开始同两位同志在写一本批判“四人帮”反对“唯生产力论”的书，这本书是我提出来写的，框架和许多写法我也出过主意，有许多观点也是我同那两位讨论，然后落笔的。这本书的书名大家商量后就叫做《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我虽然没有在这本书上署名，但是邓小平、胡耀邦都知道是在我主持下写的，我把这本书的书稿，送给了邓小平、胡耀邦。胡耀邦看了这本书之后，对邓小平说这本书上半部分写得很好，但是后面写得差。我们自己就准备再看一遍。
1977年8月邓小平一次同我们谈话，讲到李鑫等人起草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写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邓小平还念了一段报告稿给我们听，说他跟李鑫等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说了，这个写法不行，告诉李鑫他们，他不同意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且说，从现在起应该倒过来说，也就是应该承认“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邓小平讲应该提发展生产力，他说，现在我们很多矛盾归根到底都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起最权威作用的。讲到这里他又说，你主持写的那本《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看了，看后胡耀邦说，后几段写得差些，我没有看出来。主张修改一下，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出版。
现在我做了这么一段附记，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写这篇文章的情况。
七、提高经济效果及其他*
——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我完全拥护先念同志9月9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总结了29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吸取了许多同志出国访问感受最深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为了实现我们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的经济管理改革做了系统阐述，是我们党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献。我认为，因为经济管理制度改革，问题非常复杂，各条战线的同志包括我们搞经济理论工作的人，要按照先念同志指出的方向，进一步研究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并且在大胆做一些试验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总结，使得这个工作能够贯彻下去。
在先念同志的这个讲话中，多次强调提高经济效果的问题。现在我专就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经济效果这个词在我们的文件、文章中用得越来越多，我想有必要对这个概念确定一个准确的统一的说法，以免将来由于各人理解和使用不同而造成混乱。我认为经济效果不仅应该是定性的确定概念，而且应该是定量的，能够加以计算的。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句话：
“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这话本身我们也可以接受，按照这个说法经济效果这个概念就难定量，不能用一个确定的数量来表示。我认为，经济效果的概念是劳动消耗与取得的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取得的效果本身不一定是经济的，但与劳动消耗一联系起来，就带有经济性了。比方说我们举行一次报告会，可能是一次学术活动，也可能是一次政治活动，会议本身的效果，如报告的好坏，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的，但是会议要消耗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会议效果同劳动消耗一联系起来，就有经济效果好坏的问题了。
我们应该说，当我们从事某一种以取得某种效果为目的的社会实践，如果取得的效果相同，劳动消耗小，经济效果就大；劳动消耗大，经济效果就小。这样来确定的经济效果的概念不但可以定性，而且可以定量。这样的关于经济效果大小的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如果一种效果本身可以用确定的数量来表示的话，那么经济效果的大小还可以用另外的话来表达，即：同样的劳动消耗，取得的效果大，经济效果就大；取得的效果小，经济效果就小。这两种说法，看来完全相同，但是事情最本质的还是：在效果相同时用劳动消耗量的大小来计算经济效果是最本质的东西。因为有的效果是不能用量来表示，而劳动消耗都是可用量来表示的，即人类劳动无非是由劳动时间构成，可以定量。当然，具体来说还有些困难，抽象劳动啦，具体劳动啦，计算起来还有些问题。但同效果的定量相比较，还是容易一些。
为什么我们说：用“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这个说法来确定经济效果不能定量呢?我们可以举赛跑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赛跑时我们要确定同样的起点和终点，即确定同样的距离时才可以比出谁快，可以算出快的程度。如果时间不定，距离不定，就不大好比较。“以最短时间跑最大的距离”这一概念只是快，但到底快多少却是不可能衡量。所以提高经济效果的要求就是以比较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同样的效果。
在研究经济效果时，有一种特殊的例子，即物质资料生产的例子，在这里，经济效果的概念就可以具体化为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和劳动消耗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时，经济效果既可以定义为同样的使用价值所消耗劳动的多少，也可以定义为同样的劳动消耗所取得的使用价值的多少。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情况，但并不是一般的情况。因为我们不仅在生产，而且在一切经济生活中总有劳动消耗的问题，所以经济效果问题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存在。举上面说过的开会为例，短会长开，小会大开，如果只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来看问题也是不好的。
节约劳动消耗归根到底就是讲求时间经济。外国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念，我们当然不喜欢这么说。但我们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一个人活得再长，长命百岁也不过是100年。年由月构成，月由日构成，日由时构成，再细分就是一分一秒。所以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了生命。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当然这同拿刀杀人还有区别，后者是拿刀把人一下子杀死了。鲁迅的意思是叫人不要随便去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人的生命还可以从劳动的观点分为有效的生命和无效的生命。如果到什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从劳动的观点来说这个人的生命就是无效的生命。再拿一个人的每天24个小时来看，一部分为生理需要的时间，如睡觉、吃饭等。还有一部分属于劳动时间(包括一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时间)，有一部分属于享受时间、发展时间。对时间要进行经济分析。怎样分析、怎样分类，值得进一步研究。
附编(11)
我们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满足需要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有物质基础，另一条件也要有时间。比如去看电影，就要有物质基础(电影院和影片等)，同时也要有空闲的时间去看。如果像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序言中所讲的，把消费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那也可以说有生存所需要的时间(为取得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劳动时间，生理必要的时间等)、享受所需要的时间（如看电影等)、发展自己所需要的时间(如读书、学习等)。
研究经济问题就离不开研究劳动，而研究劳动就要研究时间，但至今好像还没有看到一本书对时间做很科学的、细致的分析。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那么在时间方面就要使人民不断地有一个更好的合理的支配。假如一天到晚完全在为了生存而劳动，则这种时间支配方法是很低级的。如原始社会花了很多时间为生存而劳动，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要有点时间去娱乐一下，如跳舞等。被剥夺了任何休息、娱乐时间的人，就是奴隶生活。在一个人的时间支配中，闲暇时间、享受时间、发展时间是很重要的。
当然，对时间做这样的区别不应该是绝对的。在劳动时间中，也可能有浪费的时间、无所事事的时间。还有，劳动本身也可以带有使自己得到享受、得到发展的性质，即劳动本身也可以是一种乐生的手段，这种劳动时间中也就带有享受时间、发展时间的性质。这样也就把人的享受时间、发展时间延长了。享受、发展与劳动之间的界限就不是截然分开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各尽所能，就是把劳动变成了乐生的手段，劳动变成了享受性的劳动、发展性的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在其他社会中，也有一部分的劳动是享受性的劳动、发展性的劳动，但是没有享受意味的，没有发展意味的单调的繁重的劳动还很多。这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是，劳动普遍地成为享受性、创造性的劳动了。
对劳动消耗进行分析，有很大的作用。减少社会劳动的消耗，就是创造使社会上更多人得以享受、得以发展的条件。一天的时间就是二十四小时，这是固定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时间更多一些呢?有什么办法可以生产出时间来呢?这就是劳动。劳动消耗时间，同时劳动又能够生产时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提高了，生产现在这么多的产品用不着花这么多的劳动时间，人们就可以把节约下来的时间用来增加生产，使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生产资料不是最终产品，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除了用于阶级斗争的产品之外，就只能是个人消费资料和用以满足社会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所需的资料。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济效果提高了，实际上闲暇时间就增加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物质资料更丰富了，人们有更丰足的物质资料供闲暇时间享用，另一层意思是人们不必用那样多的时间来从事生产活动，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享受和发展自己。社会愈发达，生产愈发达，时间就愈富裕。反过来，时间愈富裕，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研究、提高、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也就愈发达。
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来讲，提高经济效果这个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劳动消耗，大家通过各种办法，在每一环节上将劳动消耗节省一点。省下来的时间在社会产品不足时可以用来增加别的产品，但也不能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无论什么社会总要给人以空闲时间。这个空闲时间很有积极意义。一个没有空闲时间的社会是绝对进步不了的。做科学工作的人，如果一天到晚忙，没有闲的时间，或者即使有闲的时间，但又冻又饿，那时要做科学思考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对经济效果问题进行研究，从时间上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进行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提出的。
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是许许多多经济效果的综合结果，如同社会生产发展速度是许许多多生产发展速度的综合结果一样。整个社会发展快，是每个环节快的结果，但又不是简单的算术相加，是一个系统的、互相衔接平衡的关系。速度是如此，整个经济效果也是如此。如果整个社会计划不恰当，管理工作差，使得各个因素相互之间力量抵消了，或拖后腿，造成积压等等，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
当然，经济效果问题也还受到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的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与普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等都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因素对经济效果起促进作用。反之，像前几年“四人帮”反革命的破坏和“四人帮”当道时所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等等，又都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使经济效果低下。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在大处破坏浪费，我们在小处精打细算的意义就不大。但是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大大讲求经济效果，对我们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从经济效果上做科学的论证，如果能够按照这种研究的结果做，那就可以收到效果，减少劳动消耗，加快速度，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由于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的原因不能实行，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正确改革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的认识和决心，所以讲求经济效果也是一种政治教育。
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要处处精打细算，人人关心经济。我认为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要教育小孩珍惜时间，讲求效率，节约财富，反对浪费和破坏等等。中学就要学一点经济科学常识，懂得讲求经济效果的意义，大学各科都要讲经济学，干部更要学经济学。我们现在许多人的经济观点太弱，不会理财，不注意经济效果，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损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使讲求经济效果的观点大大加强起来。
八、答记者问*
记者：在即将跨入新世纪大门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新时期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据我们了解，您参加了邓小平同志这篇重要讲话的具体起草工作。请您结合自己20年来的感受与体会，谈谈这篇重要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于光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改革阶段。三中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是以让代表们用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个人的讲话开始的，没有主题报告。但由于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内容全面、深刻，十分精辟，实际上起了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开幕的，开了20天之后，到12月初邓小平为了准备闭幕会的讲话，亲自写了三页提纲，要我组织力量为他起草讲稿。我布置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执笔起草。由于邓小平对他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准备怎么讲考虑得已经很成熟，写成文字并不困难。草稿写出后，邓小平亲自定稿。定稿时除执笔者外，胡耀邦和我两个人在场。讲话起草过程说明“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胡耀邦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对邓小平这个讲话人们讲得很多，去年举行的党的十五大称之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或者如你们所讲的是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纪念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重温他的这个讲话，深刻地感到这个讲话提出的基本思想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点也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特别适合于今天。因为现在的确仍存在某些与党的十五大精神不协调，不尊重事实，不讲道理，设禁区、划框框束缚着人们思想的现象。特别是现在世界历史已经跨在进入新世纪的门槛上，时代在前进，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解放思想。我们今天要重视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历史意义，更需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
附编(12)
邓小平这个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在“解放思想”的后面还有“开动脑筋”四个字。在确定题目时因为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扣得紧些，使两者成为一联，同时也因为题目力求简短，没有将“开动脑筋”写进去。但“开动脑筋”这四个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解放思想就要开动脑筋，遇事问个为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才能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记者：邓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并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请您结合20年来的实际，谈一谈这个大政策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有人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这个大政策造成的，您对此如何看?
于光远：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和我们讲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时，多次讲过要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职工、社员先富起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开过许多次常委听取各分组汇报的会议。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他就长篇讲了这个思想，把它和给下面更多的权力并提为两大政策。他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5％的县、5％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10％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一个一个地讲估计可以先富起来的地区，并且指出这些地区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我记得在他提出的那些地区中第一个便是深圳，他认为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是便于开展对外贸易。这是我在听传达时记在笔记本上的。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12月初我亲耳听到的，那次是他同胡耀邦和我的谈话。
我非常赞成他的这个主张。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个人在致富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大不相同，不允许已经具备条件的人先富起来，那就是要他们向还没有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地区、企业、个人看齐，也就是他穷我也穷。打破这个大家都穷的愚蠢荒谬的方针，情况就大不相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久，正是在深圳这个邓小平讲的第一个地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可以说在平地上建立起来了。事物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向穷看齐”是完全要不得的。
在这里你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这个大政策造成的。”也许大家都穷，可能差距会小一点，但我们愿意接受这种差距较小的现实吗?如果差距拉大，说的是你好起来，我也好起来，不过你好得早些、多些，我好得晚写、少些，这就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的可以带动左邻右舍都能比较快地富起来。如果是这样，在某一个时期中差距大一些有什么不好呢?说不好，那就是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作祟。20年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的确是这个大政策在起作用。我觉得这20年是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条件好的富得快些，富得多些，条件差的富得慢些，富得少些。如果说共同富裕还不是现实而只是目标的话，那种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等富裕或缩小差距的看法我是不赞成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地鼓励富裕，鼓励先富帮后富。同等富裕就不是这样。关于缩小差距，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放慢发展速度来等不富的地区。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邓小平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方针。至于政府财政上的政策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不意味着国家要给它更多的建设经费，相反还可以通过多交利税的方法支持后富的地区。对于问题中说的“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我是知道的，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人那样认为，就更应该好好学习邓小平的教导。
记者：邓小平同志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做在工作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讲，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于光远：我认为现在是特别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时候。前
面我已经讲过，现在正处在进入21世纪的门槛上，离敲响21世纪元旦晨钟的时刻只剩下不到400多天了。我认为现在理论工作者研究的新情况不是一般若干年后的情况。我们要有新世纪感，要研究如何最充分地适应人类进入新世纪后的时代。
“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这个提法，是我从书名为《我们称他为将军》的一部小说中抄下来的。这是一部传记小说，小说的主人翁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小说中叙述了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奥斯渥德1848年在莱茵河畔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没有收在马恩文集中)。在这次谈话中恩格斯说，只有那种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最充分适应本世纪关于世界科学概念的哲学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哲学。他说：这样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时代文化活生生的灵魂。时代变了，这样的哲学体系从内容到形式都将随着变化。这样的哲学可以深入当代人的内心，使他们的心中充满着爱和憎，影响当代的现实世界。他们的哲学将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将成为哲学的世界。这部小说因家中书多而藏书的空间太小，一时找不出来，以上只是凭自己的记忆来写的。好在我并非把它作为经典来引证，只是想说明我曾受这些话的启迪。在这里，恩格斯不只要求适应时代，而且要求最充分适应时代。世界上总是有几种不一样的人，有的留恋旧时代，力图阻挠新事物的成长发展；有的人随大流适应新时代；有的人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时代，对现实世界起促进作用。时代呼唤最后这种人。
关于当前时代的特点，1995年我在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了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经过调整，资本主义恢复了活力，经济文化上去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沉醉于既得的胜利，思想僵化，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开始下降。一上一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导致了90年代初发生的那次地壳变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于是世界历史进入全面调整的历史时期。我认为很可能整个21世纪仍处在这个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经过这个历史上的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格局也不再是原来那样的格局。世界变化是非常巨大和深刻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即将敲响新世纪晨钟的时候，时代特征成为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在充分适应新的时代的过程中，才能研究、解决好我们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那么您认为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时代问题呢?
于光远：我认为还是应当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两方面入手来研究时代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不仅适合于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范围的问题，也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全球的问题。
从生产力或者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有不少议论。近些年来发轫于美国，提出了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经过一番斟酌，我基本上接受这个提法，开始进行研究和思考。看来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世界有可能进入这个时代。从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的时代，同生产力角度来看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这样，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就更加复杂了。我们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研究深入地开展起来。
附编(13)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两个角度来看时代，并不是什么崭新的问题。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时代，古代就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说法，就有从采集业狩猎为主的时代进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时代，就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就有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的时代等。而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则有原始公社的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两个角度来看的时代，从古以来也存在相应的关系。现在我们只不过要根据21世纪的情况来研究当今时代问题而已。
我认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时代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开展讨论，这就是说，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着重在提高。现在我们的研究太薄弱了。关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的时代问题，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只是简单地介绍外国人讲的话。虽然书出了不少，但有些带有“急就章”的味道。内容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整个说来还存在着杂乱和肤浅两方面的问题。至于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来看时代的问题以及从两个不同角度看时代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可以说连必要的注意都还缺乏。在研究得还很不够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做到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为了能最充分的适应时代，就要把时代的特征、新时代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透彻。这是份“提高”的工作，只有“提高”才能普及，因此在我国理论工作者的肩上负有很重要的责任。
要把时代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是很不容易的。问题很复杂，研究这个问题的经验不多，资料也不充分，因此需要用很大的力量、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而且一定会有不同意见的争鸣，不能认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事情还有比较容易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大方向”问题上求得共识，而把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保留下来作为长期研究讨论的题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
在这里我想引用马克思给友人的一封信上所写的关于“通俗”问题的一段话。这一段讲的是有关他的《资本论》的问题。马克思在信中对友人说，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前面几章是很不通俗的，后面那些章比较容易读一些。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便是为时代问题的观点奠定科学的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中国提出切合现实情况的主张，用相应的色彩和笔墨通俗地阐述这个题目，来动员广大的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们有效地赶上时代步伐，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