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关于纪念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它之前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文章的过程中，我常常拿出1977年8月12日到8月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进行对照。这么做，是颇有意义的。我想今天会有许多人完全忘记了那个大会，不记得那个报告中都讲过什么。
这个报告有一个2000字的颂扬毛泽东的序言。在这个序言中讲了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接着又经过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复和激烈的较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讲了毛泽东在当代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指出“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在序言后接着讲的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前，毛泽东在南巡中与某些领导干部谈话中讲十次路线斗争。这十次路线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十一大报告加上这一次党和“四人帮”的斗争，作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在这一节中报告人从党的十大说起，认为他们搞了一个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然后叙述1974、1975、1976三年中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批评和严厉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反复的斗争”。这一部分写得长达5000多字。在这一部分中有一处值得注意，那就是写了这么一段：
“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又猖狂活动起来。他们对周总理进行放肆的攻击，并且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和诬陷。”
这一段文字都是与邓小平有关的。尽管整段文字写的是毛泽东如何坚决不让“四人帮”当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确定了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等等，但总算替邓小平说了一句好话，用这种“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方法，在讲话中点出“邓小平”的名字，来为邓小平复出在会上做了一点说明。
在这5000字的叙述毛泽东与“四人帮”的路线斗争的内容之后，报告还介绍了1977年7月16日至22日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
接着报告又阐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说它“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并对“四人帮”“篡改”这个理论进行批判，指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强调说：
“如果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么，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在这一段里还引用毛主席讲的“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本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最高指示。这一部分也很长，大约有7000字。
接着十一大报告又用了近千字的一大段重申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后开始讲“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问题。
第二篇 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4)
十一大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可是它是怎样来论述这个结束的呢?首先他引证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和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多次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华国锋接着讲：“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这种说法今天看来颇为滑稽，但是在当时华国锋是很严肃地讲这样一些话的。这么说还嫌不够，下面还要写一段发挥报告中所宣布结束的只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论的文字。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因此他在宣布了这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还写了这么一段：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这句话是黑体字印的，那就是毛泽东的语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一共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有一万多字，是最重要的。第二部分“形势和任务”篇幅比第一部分还要长几千字，但内容就比较零碎。它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达到天下大治的几项要求”，包括：揭批“四人帮”；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抓生产；抓文化教育；强化国家机器；发扬民主；统筹安排、全面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做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达到天下大治。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感到重读十一大报告还是很有好处的。使我重温了一下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用的是怎样的语言，要求全党接受的是怎样的思想；使我们懂得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是从怎样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中转变过来的，知道如果不把这一套抛弃，即使“四人帮”没有了，我们国家又会怎样发展——恐怕还是要亡党亡国。
附带介绍一下，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序言部分也写道“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请注意最后“多次”这两个字。
我还可以讲一下我知道的有关这个十一大报告起草的情况：十一大报告是李鑫等人起草的，但这是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时邓小平已经复出，对起草中的问题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些。他说自己也提过不少意见，但那时李鑫他们并不肯听他的。当然不能完全不听，比如李鑫的稿子里原来有一段继续批“唯生产力论”的话，邓小平还给我们念了一段。邓小平说他跟李鑫他们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说了，这样写法不行，他不同意他们这么写，不赞成他们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谬论，并且从这儿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要提应该发展生产力。结果十一大报告中就没有写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话。
第三篇 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1)
提出重点转移是巨大的进步。胡耀邦批评粉饰太平的人，说中国人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万里讲淮北农民的困苦“实在叫人难过”；姚依林引用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主张同西方打交道。二胡(胡耀邦与胡乔木)在农业问题上的争论。
第一节分组讨论分组名单在开幕前已经发给了会议出席者，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六个大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华北组：林乎加(北京)刘子厚(河北)罗青长(中央调查部)秦基伟(北京军区)东北组：王恩茂(吉林)任仲夷(辽宁)唐克(冶金部)杨勇(总参谋部)华东组：彭冲(上海)万里(安徽)白如冰(山东)聂凤智(南京军区)中南组：段君毅(河南)毛致用(湖南)黄华(外交部)杨得志(武汉军区)西南组：赵紫阳(四川)安平生(云南)张平化(中宣部)梁必业(总政治部)西北组：汪锋(新疆)霍士廉(宁夏)胡耀邦(中央组织部)肖华(兰州军区)每组四个召集人中，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是书记)有两人，本地区的大军区或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一人，中央或国家机关一人。五位中央常委不编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编入组内作为分组的一般成员。召集人本人又是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华东组的彭冲和西南组的赵紫阳。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负责人都编入本地区组内，其他出席者分别编到各地区大组。各组人数平均在33—35人之间。
我特别注意了自己的同行——搞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那些人。从分组名单中看到李鑫在华北组，胡乔木、张香山在华东组，曾涛、华楠、胡绳在东北组，吴冷西在中南组，熊复、胡绩伟、张平化、张耀祠在西南组，杨西光、王惠德和我在西北组。其中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原来同我一起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们一直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工作，李、吴、胡是以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熊复以《红旗》杂志总编辑的身份出席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华楠、张香山、王惠德各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广播局、编译局的名义参加会议。张平化是中宣部部长，涉及他的事不算少。张耀祠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但管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
我被分配在西北组。我们西北组的成员除四个召集人外，有方毅、纪登奎、徐向前三个政治局委员，有王震、周建人、宋任穷三个人属于“三副两高”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来的，有陕西的李瑞山、王任重、于明涛，甘肃的宋平、李登瀛，宁夏的邵井蛙，新疆的宋致和，青海的谭启龙、赵海峰，新疆军区的刘震、郭林祥，兰州军区的韩先楚，中直机关的杨西光(《光明日报》)、王惠德(编译局)，军委直属机关的李水清、陈鹤桥(这两位是二炮的)、莫文骅(装甲兵)，国家机关的刘伟(二机部)、张珍(五机部)、张劲夫(财政部)、江一真(卫生部)、姚依林(国务院财贸小组)、李人俊(国家计委)，还有一个便是我。
我是作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议的。西北组成员中不少同志是熟人和朋友，也有好几位是初识，在这个会上相处得很好。有的如江一真，后来就成了我的朋友，在海南开发促进会的工作中我们成了同事，前几年逝世了。
所有的发言都在小组会内进行，除很少的几次大会外，一般的出席者再没有其他会议活动，分组会一般上下午都开，星期天一般不休息。
这个会的简报工作做得很好。一是快，各组的人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前一天其他组的发言。二是详细，有用的话很少被删去。三是比较准确，我看到简报上反映我说的话，没有发现记得不对的地方，会上我也没有听到对这次会议的简报工作有什么不满的意见。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谁都知道说套话没有意义，因此简报很有看头，仔细地读简报成为一个必需的工作。这个会议的简报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得各组之间及时地进行交流和讨论。许多讨论是在组际进行的。
第二节关于着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在最初一两天分组讨论中，发言人几乎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从1979年一月起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表了态。
对于这个重点转移问题，当时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也包括我在内——的看法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阶段来看，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是必要的，因此采取拥护这个提法的立场。但必须提醒人们注意，关于揭批查“四人帮”还存在大量遗留问题：“天安门事件”性质还没有平反；“文革”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和理论(它们又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也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做了许多坏事的人很可能隐藏起来，逃避批判揭发，以后也许会再度神气起来。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还要经过一番斗争，绝不容许忽视。
在这方面，华国锋在他的讲话中也说了一句：“要对运动中这些来不及处理完毕的问题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决。”他也提到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但是他说得太抽象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讲话中都回避了，分量也太轻了，的确有揭批“四人帮”不能彻底完成的危险。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有些担心，表示不能满意。
第三篇 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2)
胡耀邦11月13日在我们西北组中关于重点转移做了发言。他认为华提出的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性质属于工作方针工作部署问题。他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然后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也举了如“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在讨论着重点转移时，很多发言者都持类似的立场，赞成从明年起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一定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在这里我想插进讲一个有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问题。
本文一开头引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概括全会成果时说了一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讨论决议草稿时，这是一句我感觉并不完全符合会议情况的话。
现在我想就自己接触到的有关这个会议的资料和自己的回忆来讲一点看法。
上面我已经写过，华国锋的讲话中关于着重点转移的内容没有表达出这个意思。他只是说要“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内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没有说“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对阶级斗争，他说的是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还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最前面。当然他也确实没有再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没有说并不等于“果断地停止使用”。在分组讨论中也没有人把华国锋的讲话理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的发言，上面我介绍的西北组胡耀邦在分组讨论中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
也许在三中全会上有人主张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然后在讨论通过公报时写进公报里去。但我记得也没有人作这样的发言。三中全会公报对阶级斗争问题讲的那一长段话，也没有这个意思。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写进的那一段话是：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现在三中全会公报已经成了20多年前的一个文献，当初我没有参加公报的起草工作，也没有在三中全会分组会上参加对公报意见的讨论(在分组会上我不想对此作任何发言)，在看到公报这一段这么写法就不以为然。公报中那一段话是从毛泽东在1957年2月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引用下来的，主要的意思是指出“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矛盾，不能理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就是在这个讲话之后几年(1963年)提出来的。
至于这个会议出席者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我认为是不少的。可是我不记得有谁对这一点发言。会上人们只是一般地反对“两个凡是”，在联系实际上只涉及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至于那些与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远一些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口号，大家并不去触动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属于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口号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在不想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上的错误的前提下，当然最好是不去涉及这类问题。
我不赞成把一切错误观点都说成是康生和“四人帮”的事。有人认为可以采用这种办法来保护毛泽东。勉强这么做，结果只会造成思想的混乱。
比如在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二十天的1979年1月3日，胡乔木讲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话，我认为就有采用这种不恰当的办法的问题。比如讲话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的问题，指出“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又比如讲话中还说“四人帮”和康生把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说的“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段话篡改了，在“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句子的“存在”两字前边加上了“始终”两字，因而把毛泽东的话“搞得面目全非”。我认为加上这两个字固然很糟，但不加这两个字也未必正确。由于胡乔木这篇文章就写在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不到两周，因此也可以作为三中全会并未作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决定的一个旁证。
附记：评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
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胡乔木后来这样来写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是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两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却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提法后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歪曲和篡改了。康生主持修改的‘九大’党章总纲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对“还存在”和“始终存在”大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他引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话，说如果说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其实列宁这句话的意思，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理解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以不断消灭阶级的行动，改变原先一直存在的阶级，最后达到把阶级消灭的结果。胡乔木这样来驳斥别人也是站不住脚的。胡乔木用这样咬文嚼字的办法来为八届十中全会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接着，他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这个口号提出的含义，在实践上谁都很清楚。由此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讲清楚，才“引起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很清楚，在实践中应该摒弃这个提法，不但现在要摒弃，就是在提出的时候也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胡乔木到1979年还想维护这个口号，企图用“说清楚”它的意义的办法来维护这个口号，并没有“果断地”反对再提这个口号。
第三篇 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3)
他想纠正的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理解是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他认为是这种理解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本身，“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接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讨论，他又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他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理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讲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胡乔木说：“1966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且不说在这里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提醒人们注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之后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那段论述，就可以知道毛泽东不是还强调“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吗?真想不通胡乔木是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