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书香门第【闹相思】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内容提要
军事史是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历史。在最早的奴隶制国家里，军事战争构成了从奴隶制城邦到一统大国，最后达于帝国发展史的强有力的主旋律。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征兵、教战、征战等军事制度；古代印度较早出现人道主义军事法规；地处近东多事之地的西亚、埃及在上古时期更如当今世界一样时局动荡，英雄辈出；从希腊文明到孕育到古罗马的伟绩，西方军事艺术达到了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善的一套步兵战术。本书就是以此为主要内容，注重中西文化比较，分章描述了古代军事文明的伟大成就。
本书西亚、埃及部分分别由丁迅、朱海忠执笔编写了其中战事部分内容，古代中国部分是由康德文执笔完成的。
一、概 述
1.古代世界军事文明的巨大发展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们在世界领域内的广泛来往和交流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周围的狭小区域内。即使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奴隶制大帝国，他们也主要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氛围之内，与创立另外文明的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很少，甚至不存在的。但就在这种有点相互隔绝的环境中，古代的人们创造的军事文明却沿着相似的发展规律前进，东西方社会都对古代军事文明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兵制建设上，最早产生的兵制是公民兵。公民兵的主要特点，一是只在战争需要时服兵役，这既是公民的权力，又是公民的义务。一旦战争结束，则解甲归田，重操旧业；二是自备武装，除长期对外作战外，一般没有薪俸。
公民兵的征集，在氏族社会按血族征集，国家产生后按地区来征集。从中国西周的乡遂制度到雅典的诺克拉里兵役制，都是按地区出兵的。西周的六乡六遂各有1.25万家，每家应征一人服兵役。雅典最初4个部落各有12个诺克拉里，每个诺克拉里提供一艘舰船(配备以武器和船员）和两名骑兵。当后来德莫代替诺克拉里时，部落和德莫则变成了兵役制。克里斯提尼时代，雅典的10个部落(起初共有100个德莫）各提供一支步兵队和一支骑兵队以及五艘配备有船员和装备的舰船。
雅典和罗马的公民兵，按照财产的多寡还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雅典分为四等，罗马分为五等，骑兵、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分别由不同等级的公民担任。罗马的等级公民兵制很快在几次改革中消失了，而雅典的等级兵役制却保持了很久。
公民兵(或称民兵）的特征，在西方的希腊、罗马等城邦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而在东方君主制大国里则表现得不甚明显。但总的说来，各个民族都经历了一个从公民兵到常备军的发展过程。
常备军是适应频繁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世界上最早建立常备军的是古代两河流域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371- 前2316年）。他拥有一支靠国家供养由5400名士兵组成的常备军。在埃及的中王国时代(公元前2133- 前1786年），在国王周围已有长期伴随他的近卫队。埃及常备军就是从这种近卫队逐渐发展起来。作为常备军，必须脱离自己的经济，其中大部分是职业兵，退役后有可能领到一块份地。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公元前746-前727年），开始实行募兵制，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由国家供给，建立起一支正规的常备军。印度在列国时代(公元前6 世纪到公元前4 世纪），各国国王们也都建立起包括象兵、车兵、骑兵和步兵的常备军。希腊、罗马的常备军出现较晚。尤其是罗马，在经过马略军事改革(公元前107-前101 年）实行募兵制后，到公元前1 世纪末的奥古斯都时代才建立起正式的常备军。
雇佣兵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额的薪饷而应召的志愿兵。志愿服役的常备军也有薪饷，而获得薪饷的雇佣兵有的也长期服役，但常备军基本上是本国公民，是为本国利益而战；而雇佣兵大多是为外国雇佣，在他们之中，有的是单个地被外国招募，有的是自己组建一个军团而受雇于外国。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或为了谋生，至于同谁作战，概不关心，与自己的同胞交战在古代世界也是经常发生的。早在中王国时代，埃及就把从努比亚招募来的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到新王国时代又有发展，包括从努比亚、利比亚、小亚和地中海地区招募来的雇佣兵。在古代希腊，雇佣兵最为盛行。特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由于奴隶制的发展，社会分化的剧烈，许多小生产者纷纷破产，沦为无业游民。这些无业游民在无谋生出路的情况下，往往选择为他人当雇佣兵这一" 卖血" 的职业。
在兵种建制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兵种，主要是步兵和骑兵。在农耕民族那里，最早出现步兵，在游牧民族那里，最先形成骑兵。战车兵出现较晚，主要发生在东方君主制国家。希腊、罗马不知道使用战车，骑兵也很少，陆军主要是步兵，而且他们把步兵分为轻装和重装两种。
战车最先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公元前26世纪的乌尔军旗上展现了苏美尔人的四轮战车，只是用两头驴拉的，因而无论从机动力还是从冲杀力来说，都远逊于二轮马拉战车。后一种战车大概是最早由赫梯人或希克索斯人发明的。希克索斯人至迟在公元前18世纪侵入埃及时已使用了二轮单辕的马拉战车。虽然我们不知赫梯人开始使用战车的具体时间，但至少是与希克索斯人同时或更早。埃及从入侵的希克索斯人那里接受了他们带来的战车和马，并迅速发展起来，使战车兵成为古代埃及最有力的作战兵种。由于战车兵的战斗力很强，而且在战车上作战相对比较安全，因此在古代亚非诸国，它是最受重视的一个兵种。古代中国衡量国力时，常常以战车数量为依据，例如" 千乘之国" 或" 万乘之国".周代作战就是以战车为主力的。一军为500 乘，作战时25人为一组，配备战车一辆，共1.25万人。亚述人也很重视战车，只有国王和高官显贵才能乘战车作战。在亚述，只有当马鞍被发明后，骑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到萨尔贡二世时代(公元前721-前705 年），战车兵的地位才下降了，战车的数量大减，骑兵的地位明显超过了战车兵。
象兵作为一个兵种只存在于少数产象的地区，例如印度和非洲，还有希腊等少数国家。在印度，象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兵种。一只大象背上的方箱(如同塔楼）里一般盛有3 名弓箭手，其中2 名从侧面射击，一名从后面射击。有时战士们是持矛作战。还有一名驭者坐在方箱前面(外面），驾驭大象的前进方向。希腊国家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就曾用20头大象组成的象牙部队打败过罗马军队。
工兵和辎重兵起初在古代的许多国家中仅仅起着作战兵种的附属作用，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来用于战争。在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公元前746-前727 年），工兵和辎重兵才作为一个兵种独立运用于战争。
以上所列属于陆军的步、骑、象、战车、工兵和辎重兵等6 个兵种，在古代世界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兵种。此外，还有海军。海军对某些沿海国家来说，甚至比陆军更为重要。如地中海岸的迦太基和腓尼基的国防以海军为主。希腊的雅典也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作战时往往以海军作为主要兵力。
世界上最早的一支舰队大概是属于埃及的。在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的斯尼弗鲁时期(开始于公元前2613年），埃及曾派出一支由40艘舰船编成的舰队去寻找雪松树。在第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498- 前2345年），埃及已出现了南北" 两大舰队".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城建立米诺斯王朝的米诺斯，在希腊，据传说，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远征也发生在希腊，这就是迈锡尼文明末期(约公元前12世纪初）发生的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据传说，这次希腊远征的舰船共有1200艘。在西部地中海岸的海上强国迦太基，其舰队的数量多达350 艘，曾经控制着西部地中海。但是后起的罗马为对付迦太基的海上势力，新建了一支海军，米列海岬一战，大败迦太基海军，决定了迦太基海军覆没的命运。从此，罗马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直至它的灭亡。
在兵器衣甲装备上，人类最初使用的进攻性兵器，应该是从原始人狩猎的武器发展而来的。
弓箭的发明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一场伟大工具革命，它很快就变成了最初战争的有力武器。直到近代枪炮等火药武器发明之前，任何武器也代替不了它的远距离打击作用。古代的弓特别大，亚述的弓有4 英尺长；埃及的弓为5.5 英尺；印度人的弓不仅很长，可与持弓者身高相当，而且坚韧难以拉开，射箭时须将弓的一端支撑在地上，用左脚向前蹬压，右手用力往后拉，才能将箭支飞速射出。
矛是古代战争中最普遍使用的兵器，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战车兵一般都使用它，尤其是步兵最普遍。强大的希腊——马其顿方阵，把长矛的威力发挥到古代世界的顶点。步兵手持长矛组成的方阵，像带无数矛头的一面长墙直压向敌人，很难抵挡。而罗马军团特别善于使用短矛。当冲锋时，步兵先把短矛一齐投向敌人，如下一阵骤雨，即使不能各个击中敌人，也能把敌人的阵形打乱，然后拔出身上佩带的短剑进行肉搏战。
标枪是一种投射性武器，其射程的远近和命中率的大小取决于个人臂力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高低。此外，还有很多兵器，如战斧、大刀、短刀、锤矛、圆锤、狼牙棒、弹弓、飞去而来器等等，但其使用都不太普遍。
古代中国早期的兵器，种类就已相当繁多，已有弓箭、戈、殳、矛、刀、剑、斧、钺、戟、戚、斤、戣和瞿等。尤其是戈，为钩兵或啄兵，在欧亚各民族中很少见，为中国独具特色的重要兵器。汉民族经常用" 干戈" 一词表示战争，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 戈" 的重视和" 戈" 的重要性。
盾牌在古代是一种非常起作用的防御武器，形制不一，多种多样。就制造的材料来说，有金属制的(铜、青铜、铁、金银等）、皮革制的、柳条编的、藤制的、木制的、象皮制的，等等，就其形状而言，有凸面的、圆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半圆筒形的，等等，各式各样；就大小而述，小者只能护胸和面部，大者高过人的身长。亚述人庞大的柳条盾曾在战场上和攻城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衣甲属防护装备。早在公元前26世纪，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的那里就出现了铜制的头盔。例如在乌尔的述巴德王后陵里，就发现有殉葬的卫士所戴的铜制头盔。大约同时代的乌尔军旗上所描绘的出征图上，绘有行军的战士也头戴尖顶头盔。印度在吠陀时代，希腊在荷马时代也都出现了铜制的头盔和衣甲。埃及只有到新王国时代才出现了主要是缝制的头盔，金属头盔很少见。衣甲也是用亚麻等软材料制成的。中国在商周时期已出现铜盔、素甲。
素甲可能是皮制衣甲，目前发现了许多周代的素甲，如胸甲、披膊等，铜甲很少。在古代世界衣甲装备最精良的当属亚述军队，他们最早装备起铁制的头盔和衣甲。亚述人铁制或青铜制头盔，分尖顶式和鸟冠式两种。据说鸟冠式的头盔后来为希腊人所采用。
在进行作战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上，古代西方人在早期特别酷爱运用方阵和三列队战法的军团作战。从希腊人的希腊方阵发展到马其顿人的马其顿方阵，一直到公元前4 世纪罗马最终放弃接受外来的希腊——马其顿方阵，方阵称霸几个世纪。但是最早的方阵出现在非洲的埃及，而不是西方。在公元前1302年发生的卡捷什战役中，埃及人正是利用其方阵打败了与之争霸的赫梯人。不过，埃及方阵注重步兵和战车兵协同作战。在卡捷什战役中，埃及方阵的部署为，第一线为战车兵，作为攻敌的先锋；第二线由10个横排的重装步兵队组成，形成一个密集的阵列向前推进。在步兵队的两翼有战车兵保护，而且这些战车兵还去压迫敌人的两翼；第三线仍是战车兵，作为后卫或用来追击敌人。轻弓箭手穿插在第一、二线中间射箭扰乱敌人阵线。而在西方人那里，方阵只由步兵组成。希腊方阵纵深为8 列到12、25列，甚至50列。各横列之间留有距离，在行进、进攻或打击退敌时所留距离各异。方阵是一个整体，由举起长矛组成的方阵像一面带有无数矛头的长墙压向敌人，很难抵挡。希腊方阵后来发展到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驰名一时，成为当时所向披靡的劲旅。
希腊——马其顿方阵不适于复杂地形作战。在公元前4 世纪时，罗马在高卢战争中险遭高卢人毁灭性的打击，于是罗马人决定放弃接受外来的希腊——马其顿方阵，进行根本性的军团改革，而代之以三列队战法的军团。
罗马军团的三列队战法的战斗形式通常如下：部署在军团之前和两翼的轻装步兵首先投入战斗，向敌人发射箭支和投掷标枪。当敌人逼近时便退至矛兵阵列的间隔处，让第一列的矛兵投入战斗。如果第一列矛兵挡不住敌人进攻，第二列主力兵便冲上来，同矛兵一起形成一条战线，共同作战。只有在前两列战士危急时，第三列后备兵才投入战斗。三列队战法的罗马军团在公元前2 世纪的马略军事改革中又得到进一步完善。
由于罗马军团的三列队战法机动灵活，适于各种地形作战，曾在东方战争中大败马其顿方阵，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说明方阵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军团成为一代天骄，一直到罗马帝国后期在" 蛮族" 骑兵的攻击下失去威力。
印度在古代早期主要采取布阵作战。公元前4 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时遇到的强硬的印度对手波罗斯王，就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布阵迎战亚历山大。当时波罗斯王所布阵法以大象为中心，排成多列。在各列大象的后面部署着大量步兵，步兵纵队在象群中间向前推进。战线的两翼有骑兵和战车兵掩护。但是波罗斯王的阵法被亚历山大打败。从此以后，布阵战法在印度一般不再采用，而逐渐被机动灵活的战术所取代。
亚述人穷兵黩武，经常无休止地对外用兵。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亚述，在作战中特别注重进攻，常常采取突袭或强猛的闪电战术，让敌人无法招架。
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作战特别注重策略。汉民族尤其知道民心向背乃战争胜败之本的道理。每次王朝更替之战，都要先争取民心，积蓄力量，认为得到人民拥护时，才一鼓作气，灭掉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汉民族作战，往往本着"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战争策略，尽量把战争的破坏程度限制到最小程度，常常先采取政治和外交攻势，采取劝降和招服战术，让敌人自动奉献城池，归顺自己。如果政治攻略不成功，那只有付诸战争，往往先派密探探晓敌情，然后根据敌情制定机动灵活的战术，做到"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总体战争。总体战争在古代既是全部国家机器转入战争轨道，又是一场全民战争。当较小的城邦国家面临强敌压境时，常常采取总体战争，即全民投入战斗。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就是全民抗战。希腊的很多城邦不但本邦内全民抗战，而且众多的城邦最终集中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把千万个人团结成一个人，克服了自治自给的城邦所拥有的城邦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易使他们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像一盘散沙的缺点，终于战胜了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使自己创建的文明免遭外来之敌的摧残。
总体战争是全民投入战斗，这需要总体战争与军事后勤进行协调配合，全面照顾全体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总体战争与军事后勤严重失调。伯里克利以及后来的雅典执政官克里昂、亚西比得均采取弃陆从洋的战略，让雅典农民放弃家园，到城里去，到海岛去，同斯巴达在海上作战。这是一个涉及全民的总体战略。既然这样，就应该从全民的备战出发，考虑总体的后勤保障。可事实并非如此，战争爆发后，雅典的农村，被拱手让给斯巴达，任其蹂躏。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麕集街头，既缺乏粮食，又无安身之处，再加上瘟疫猖獗，给雅典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空前的灾难。结果农民怨声载道，反对战争。谁知后来亚西比得又提出远征西西里，把强大的敌人斯巴达留在了后方，阿提卡的农村很快被占，奴隶逃亡，严重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最终只有向斯巴达投降。
罗马与迦太基进行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也是全民动员抗战。迦太基的妇女甚至剪下自己的头发用来捆扎兵器。但是古代的总体战争主要发生在较小的城邦国家，在较大的君主制国家中，人们认为战争是常备军的事，很少发生总体战争。
2.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战争文化观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东西方古典世界由于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发展起不同的文明。
古代中国东濒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于是中国发展起自己独特的文明。
中国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发展成为典型的农耕社会。中国很早就从采集野生植物果实进入到锄耕农业阶段。上古传说的三皇中的神农氏就是因" 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中国的黄河流域培植出了粟、长江流域培植出了水稻，都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
农耕社会存在的基本自然要素是土地、水和气候。汉民族社会以后的一切内容特征均建立在这一前提上。从中国古代的神话来看，盘古开天，神农教民农作，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些故事始终围绕一个共同的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母题，故而这些神话透露出远古社会极其重要的一个现象，英雄大多是造福于农耕社会民生的人物。
可是，土地是天然的，气候四时循环，规律所致，非人力所能驾驭，水性虽然无常，但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人力的控制，化害为利，造福农业。水乃农耕之命脉。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是农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诚如魏特夫所言，治理水源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对中国文明的发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而在古代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众多英雄中，汉民族倾向于崇拜治理洪水的英雄。而这种特殊的英雄崇拜里蕴含着一种" 民本" 意识的原始雏型。《史记.夏本纪》就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大禹治水的过程，透射出人们对治水英雄赫赫功劳的敬仰。
希腊位于地中海滨，境内多山，群山把各地域分成许多小块，内陆交通阻塞。海洋性气候恶劣多变，境内谷地、平原又少，决定了希腊人无法以农耕为生。众多的优良港湾和岛屿，利于海上贸易，因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业，从事对外贸易。在希腊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许多关于航海的记载，《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生动地描绘了希腊人航海的情景。在航海过程中，在与海上狂风恶浪的搏斗中，希腊人培养出个人的拼搏和冒险精神。
经商贸易则要求平等进行，但是强权制约下的贸易并不是交换，而是掠夺。
掠夺性的贸易往往激化为战争。因此希腊人崇拜《荷马史诗》中的战神阿伽门农、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和充满冒险精神的航海英雄奥德修斯以及用暴力维持秩序的宙斯。而在航海贸易的过程中，也滋长了希腊人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反映在人们对待战争的看法上，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争观念。源于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贸易业，西方人产生了" 功利主义" 战争观。而根植于农耕社会的汉民族则明显倾向于以" 民本" 思想为核心的" 伦理主义"战争观，其特点是把战争视为政治伦理和道德意识的特殊实践领域(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则属另一回事）。
在中国古代早期，商汤灭夏桀的" 鸣条之战" 是历史上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它将原始的" 民本" 意识与战争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古代" 伦理主义" 战争观的最早雏型。商汤要灭夏，对天下举出两条理由：一是夏桀暴虐无道，荼毒生灵，丧失民心，罪恶深重，违反天意；二是伐夏是顺应民心，执行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并非作乱。结果" 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给后人以极大震动。古代中国早期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商汤能迅速灭夏的原因提出许多看法，而夏桀" 暴其民甚" 以致" 身弑国亡" 是他们一致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就是汉民族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因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民众而遭到破坏，商汤顺应"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的民心，举兵灭夏，推翻暴政，恢复了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因此，正是鸣条之战把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政治伦理体系的核心——民本思想推上了历史舞台。至此，在远古神话时代依稀难辨的原始朦胧的民本思想经过战争的洗礼，露出清晰之身姿，外显为一种具体思想。与此同时，" 民本" 思想与汉民族的战争实践交汇融合，形成东方文明独特的" 伦理主义" 战争观。
" 牧野之战" 是商纣重蹈夏桀复辙的直接后果，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再次验证和强化了" 鸣条之战" 后人们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为" 民本" 思想在历史中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于是周朝的统治者在战胜并取代了商朝以后，总结前朝失败以及自己胜利的经验，发现商以及以前的夏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失去了民心的支持，而商、夏的失去民心，关键又在于他们自己的失德。
正因为如此，周公提出" 明德慎罚，用康保民" ，并且制定出周礼，将汉民族以民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后来儒家的" 王道" 思想。周代以后，以" 民本" 思想为核心的" 伦理主义" 战争观对历代王朝的政略和战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希腊民族根植于航海贸易业，具有强烈地追求财富的思想，为经商贸易四处冒险。在经商贸易中发财致富起来的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对内强烈要求自由和民主，建立民主政权，参与政治生活，对外则要求进行争霸、征服与扩张，掠夺钱财和奴隶，以敌方的繁荣培植自己的强盛和绝对的贸易优势，因此希腊人拥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对待战争也以功利为目的，形成了" 功利主义" 战争观。希腊文明后来扩展发展到今天的欧洲文明，古希腊民族的" 功利主义" 战争观于是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反映在用兵的最高境界方面就会产生明显的差异。西方以百战百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东方的汉民族文化中却以"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为最高境界，即所谓" 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虽然在古代西方的军事史上，在具体战争中有许多迫使敌人投降的战例，但相比之下，他们从来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不战而胜自觉地提高到战略思想的层次并形成一种军事理论加以高度重视，从而凝聚为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这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在战争领域最耐人寻味的差异。
汉民族根植于农耕社会。农耕生活艰苦劳辛，但却生活稳定且有保障。
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须春种秋收，锄禾日中，汗洒沃土，收获即使不能说使人殷实富余，但是只要风调雨顺，适时耕作，不误农时，就可有稳定的收获，保证人们能够衣食有余，这也培养了人们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而要进行适时农耕，就必须有安定和平的环境，不能有" 动" 、" 乱" 来破坏稳定的农耕生活，否则就无法做到适时农耕，就会使农耕经济生活秩序失控。但农耕社会也不可能风平浪静，不可能没有内" 动" 、内" 乱" 干扰，也不可能没有外敌窥视，战争肯定会爆发。
战争对汉民族农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维护和破坏双重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失控(在古代中国往往表现为王朝的衰落）要求战争作为一种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来恢复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
同时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屡屡进犯亦需用战争来抵御；另一方面，无论内生与外来的战争都将造成人员伤亡，财物灭失，劳力缺乏，田地荒废，黎民涂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造成巨大的灾难。由于这种情况在整个古代历史过程中一再重演，几经循环，故而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民族对战争既需要又厌恶的矛盾心态。这种两极冲突的心态最明显不过地体现于古代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同时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如《诗经》中的《伯兮》以"伯兮伯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为开端，对丈夫从戎远征充满自豪，字里行间荡漾着浓厚的尚武精神，然而到了尾声，变成了" 愿言思伯，甘心思疾" 、" 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的凄楚哀叹和深沉感伤。《诗经.采薇》中的武士一方面意识到" 靡室靡家，ǎǎ之故" ，于是毅然"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但同时却又悲伤地感慨道："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中集中反映出战争给汉民族农耕社会带来维护和破坏的双重作用，以及根植于现实的既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心态和尚武精神与厌战情绪的两极冲突。因此，汉民族要求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又希望把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限制在最低限度，如果做到那样也只有" 不战而屈人之兵" 最能实现这一目标，它自然也就成为汉民族理想的战争最高境界。
古希腊民族热衷于海外贸易和海运业，他们从中获取生活需要的钱财和商品，并从中暴发出一批工商业奴隶主。这批工商业奴隶主意识到强权制度下贸易的掠夺性，于是他们也往往诉诸战争去掠取别人的财富，而欲想达到劫掠成功，那只有战争的胜利。而且如果自己不想被别人劫掠，那也只有战胜对方，才不致于自己国土沦亡，人人去做对方的奴隶。虽然西方人也想以最小的代价去取得战争的最大胜利，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汉民族那样把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性限制在最低限度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只是追求百战百胜。
当一种文明诞生之后，势必在不同程度上渗透于该文明圈内的战争领域。东方汉民族以民为本，注重伦理道德，求" 仁" 、求" 善" 大于一切；而西方希腊民族喜冒险，好功利，热衷于建功立业，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强调对社会的义务奉献，不像东方汉民族那样强调人际关系和人伦原则，因此在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中必然会产生出耐人寻味的不同的战争文化观。
二、原始军事萌芽与战争的起源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与生物界接触发生冲突时，人体自身就是人类第一种冲击和防御武器，牙咬、拳打、脚踢、手指抓挠以及拳挡、足跑等。
人类在何时第一次诉诸战争，由于什么原因发生，目前人们对此还是众言纷纭，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战争应该发生在人们创造出武器之后，这似乎是人人认可的事实。最早的武器无疑不是专为战争使用而发明的，原始人靠狩猎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为生，而狩猎和采集就需要工具，这些工具很多发展成为后来战争中使用的武器。
人类是从古猿发展而来的。古猿这类" 攀树的猿群" 迫于外在的压力，如气候变化、森林减少、草地增多等，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开始解放出前肢，专用后肢走路。从此前肢专注于采食，逐渐学会使用石头、树枝等天然工具，正式进化为人类的双手。双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成为可能，制造的武器也随之出现了。
石块和树枝无疑是人类除了人体自身最早可利用的武器。人类起初可能像今天的某些动物那样用石块砸开贝壳和骨头以取得里面的食物，继而他们在挥舞手中的石块恐吓野兽时，又发现石块可以投掷，来击打远处的动物，改善其自身的防御状态。因为他们可以与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动物无法施展自身的冲击武器，如角、牙、爪等。这样投掷器就产生了。而且人类很可能又发现树枝也可以投掷，一旦他们又发现捆绑锋利的石头作矛头的话，制作石矛的两个基本要素也就全具备了。
不加修饰的天然石块和树枝毕竟使用范围不广泛，攻击性不强，于是人们开始制造工具。发现被自然毁坏的燧石有时带有锋利的刃口，意识到这些带刃口的燧石可以用来进行切割或砍劈，遂逐渐开始打制燧石，发现了砍斫石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这时的砍砸石器，主要是手斧型石器，后来它们还被安上了斧柄或把手。人类并且开始使用火，借助于火，人类才真正完全地成为人类，战胜了动物，散布于世界各地。
打制石器还是比较粗糙，不够锋利，于是人类开始磨制石器，并出现钻孔技术。把石刃磨光，让刃石更锋利，器形也可磨得更准确合用，兵士们可以通过钻孔直接把木柄插在磨光的石斧上，而不再利用捆绑的办法。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弱小的，无法与大动物比力气、与某些动物比速度，他们不得不去探索寻找某种弥补自己不足之处的力量和武器。他们很快发现并开始利用机械力去抛掷投射武器。他们发明的第一件借助机械力的武器应该是矛投掷器，这在澳洲的土著居民中迄今仍可见到。它是一个由带槽沟的木板制作的，把矛放在槽沟内，矛柄顶在槽沟的末端的一块牢固的木板上。
人握住投掷器的前端，用力将其抛出，使矛拥有了巨大的投出力。随即人类又拥有了投石器，其操作原理与矛投掷器相同，以很快的速度把石块或卵石等投射物射出。
接着人类又发明了弓。最初的弓仅仅是将一段具有弹力的木棍弄成弯曲状，用一根生牛皮弦绑在木棍两端将其绷紧。这是一种十分简陋的武器，最初用它射出的箭应该是一种小型的矛。
磨制石器使人类有可能发明剑。原始的剑是在一平直的木片的刃部嵌有一长片或一排小而锋利的燧石，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武器只有等到青铜的使用才能获得新生。
直到约公元前3500年，人类发明了炼铜术，这使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铜还是比较软，较大的铜制武器是不够理想的，因此人类最初生产的铜制武器是匕首。这种匕首刀身打得很宽，成三角形。随着炼铜技术的进步，匕首的宽刀身才改成窄刀身，刀身两侧的中心线打成隆起状。而斧头和箭镞的制造，要先铸成毛坯，然后再经锻打完成。
在新石器时代，发生了最有影响于人类历史也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农业革命。人类在采集和狩猎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培植作种，某些吃草或肉的动物可以驯养，于是人工培植的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开始出现了。
到公元前7000年，西亚成为农业革命发生的中心地区。这一中心区从其独立开辟和影响深远而言，至少还有中国和美洲。在西亚，以耶利哥和耶莫的村落为代表，在中国以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现粟）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为代表，在美洲的特华甘河谷在公元前7000- 前5000年，也已有农业的萌芽。
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一般认为是狗，因为推测它往往在狩猎者的宿营地周围来回走动，拾拣骨头和碎肉。人们发现狗可以用于狩猎或用来守卫营地，于是驯养狗的成功鼓励人们去驯养其它动物，尤其是可作食用的动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前，他们至少驯化了牛、狗、山羊、绵羊和猪五种动物。当然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并不都是一样，有些地方还可能驯化出了驴、马等动物。
随着农业革命带来了四项主要成就，那就是制陶、纺织、航海和轮车。
制陶术的发明又为金属的冶炼准备了条件。轮车更是揭开了人类以机械征服自然的序幕。
农业的发展和动物的驯化，是人类定居生活和村落、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要素。农业和畜牧业不仅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展，而且在社会制度方面触发了导致原始社会结束，古代文明诞生的一系列变化：氏族制的繁荣，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生，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等等。可以说，文明的起源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
农业生产为人类定居聚落发展为较具规模的村庄以至城镇提供了前提，为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部落要以村庄或城镇为中心过定居生活；而畜牧也为游牧民族从事游牧、过游动生活提供了前提，为畜牧，他们要四处游动，寻找肥沃茂盛的草地或草场。于是定居与游牧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们都要寻找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食物，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从此经常发生对抗、冲突，并起着相互促进作用。
人类有一个从独居到群居的发展过程，在石器时代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氏族公社，过着集体群居生活。不同的氏族之间最初为了争夺食物或定居点，为了追求生存甚至于进行血族复仇，往往会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的正常职能，还不能称之为战争。
在农业革命发生以后，农耕民族走向文明的第一步骤是村落的出现。最初的村落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目的，在人们居住的房屋群的周围要挖以壕沟，有的甚至要用挖沟的土筑成围墙。要进入村落，只有通过围墙的大门和跨过壕沟的桥。村落又逐渐发展为有城墙的城市。
游牧民族走向文明的最初一步是马的饲养和车轮的发明。游牧民族必须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经常进行大规模地迁徙，以寻找并暂时居住在水草丰茂、适于放牧的地区。他们必须借助马和车轮的力量，使这种远距离的迁徙成为可能。经常的迁徙又使游牧民族富于机动性，战斗力非常强大。
牧畜的繁殖越盛，则导致寻找新草地的机会越频繁，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次旱灾就可能成为一次入侵的先兆。同样，城市人口越繁殖，则所需粮食就越多，于是必需用为耕种的土地也越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在为肚皮而进行战争。在生存斗争中，" 生存空间" 始终成为人类的一个大问题。
于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段苏格拉底同格劳孔的对话道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进行战争：苏格拉底：于是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有健康的国家已经不够大……并且要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兽类以供人民的食用。
格劳孔：一点都不错。
苏格拉底：于是我们想要获得我们邻国的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和我们自己一样，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而企图对财富作限制的积累，那么他们也就会同样地想要我们的土地吗.
格劳孔：苏格拉底，那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劳孔：绝对是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姑不论战争的利害如何，我们现在却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国家中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是一样的。
格劳孔：毫无疑问的。
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抗中，农耕民族用城墙挡住了游牧民族的车骑，农耕民族主要发展了步兵，而游牧民族主要发展了骑兵。
战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战争时代的立即到来。上个世纪克劳塞维茨曾讲了一句令后来的伟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人类能够从事正常的政治生活，只有在出现食物有剩余，社会分工和交换比较发达，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剥削开始露出端倪之后。这个时期也就是接近国家出现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军事民主制包括三个机构，即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此时的从事政治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把政治作为专职，军事首长和元老们还要从事农业或畜牧劳动。但是当时已拥有完善的政治组织，人们从事政治生活也成为人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前进行的战争，只是为了对邻族人的偶尔侵犯进行报复，或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和抢夺不足的食物。可是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后进行的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财富，并且日益频繁，出现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言：" 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1这种政治战争标志着氏族制度开始走向坟墓，而代替它的国家即将发生。在国家产生后，军事战争很快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旋律。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是体现于武力上的综合国力，历史上无数国家兴衰存亡的经验迫使每个现存的国家自觉或不自觉采取一致的行为方式，他们都在为以后说不准什么时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作准备。正是这种心态支配着历史上迄今为止所有国家，同时也是国家追求强大的心理动力，也是国际社会中强权法则的基础。
最早的文明国家是从城市发展来的奴隶制城邦。在城邦争斗中，经济最发达、最具有军事武力的城邦迅即发展为帝国，达到奴隶制文明的顶峰。众多的城邦只有在通过军事战争的武力吞并后，才能形成最强大的一个。而最强大的城邦发展到帝国，又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早期奴隶制帝国的灭亡和文明的衰落又正是在军事战争中划上了句号。因此可以说，早期的奴隶制文明史就是一部军事战争史。
